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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玉，公元前298年到约公元前222年，又名子渊，誉为中国古代十大美男，崇尚老庄，战国时期鄢人，宋国公族后裔 ，楚国文人。曾事楚顷襄王， 好辞赋，所作辞赋甚多，流传作品有《九辩》《风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等，所谓“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宋玉东墙”的典故皆他而来。
2、宋玉与屈原的关系:宋玉是屈原以后著名的楚辞作家，宋玉是一个屈原的后辈，他向屈原学习，从事楚辞创作。
（来源：文章屋网 ）
火化并不符合基督徒的习惯,为了便于安葬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故园,司徒雷登愿意化为一捧灰。写下遗嘱的时候,他的两个“祖国”垂下铁幕,不共戴天。他知道,这最后的愿望很难实现了。
四十六年终入土
遗嘱中的菲力傅指傅泾波,满清贵族后人,燕京大学政治系毕业生。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傅泾波夫妇陪伴司徒雷登左右,直至跟他去美国,照料晚年生活起居,为他养老送终。用司徒雷登的话说:“他就像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
1962年后,傅泾波将司徒雷登的骨灰存放在自己家中,一直等待合适的时机送到中国。终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3年傅泾波受邀重返燕京大学,提起司徒老校长的遗嘱,被拒绝。中美相逢一笑泯恩仇,多少宿敌成新友,中国的老朋友司徒雷登的罪名却不能轻易洗刷。他是笔下在人民口号声中“夹起皮包”溜走的“大使老爷”,“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很难葬在他亲手打造的“文化侵略园地”燕京大学的校园里。
1984年,傅泾波再次访问北京,趁机又提出将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的请求,未获答复。两年后,经批示,北京大学致信傅泾波,同意将司徒雷登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他曾经的校长寓所临湖轩。该方案因遭到个别燕京校友反对未能实施,反对的原因是“司徒雷登是点名批评过的人”。
1988年,傅泾波带着遗憾去世,其儿孙继续为完成司徒雷登的遗愿奔走。1999年初,北大表示可以“低调”安葬司徒雷登骨灰,不料当年5月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美国轰炸,中美关系骤然紧张,回葬计划再次搁浅。又经过近十年斡旋周折,2008年,司徒雷登的骨灰终于在中国入土为安――不是在燕园,而是在他出生的地方:杭州西湖畔。
耶稣堂弄里的美好童年
司徒一家与杭州结缘始于1869年。当时杭州是中国江南一带基督教布道中心。他的父亲约翰・林顿・斯图尔特是一名美国传教士,从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后只身来杭。为了真正融入下层人民生活,学好中国语言,约翰・林顿在一间鸦片烟馆的楼上租了个房间居住。因工作劳累、营养不良,三年后,身体衰弱的约翰・林顿回美国短暂休养,其间他结识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姑娘玛丽・霍腾,两人结婚后共赴中国。
约翰・林顿过上了规律富足的家庭生活,在西湖边贫民区的一个小弄堂里,他们建起一座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二层小楼。1876年,长子约翰・雷登・斯图尔特在这里出生。孩子长大后,根据斯图尔特的谐音,给自己取了颇具中国传统色彩的姓氏“司徒”。于是,他被叫做“司徒雷登”。
在司徒雷登成长的小弄堂里,他的父亲参与建立了教堂和学校,母亲建了女子学校。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来此安家落户,这里渐渐被当地人称为“耶稣堂弄”。
司徒雷登的三个弟弟也出生在耶稣堂弄。母亲是他们的家庭教师,安排他们和中国小孩交朋友一起玩耍。那是司徒雷登一生怀念的美好童年:“春节的宴会和社戏、元宵节的美食、西湖游船上的花灯水榭,种种记忆,始终在我的头脑中娓娓回放,不可磨灭。”
司徒雷登十一岁时,父母为了让孩子得到更好的生活和教育条件,把他和弟弟们送回美国上学。初到美国,他们用筷子吃饭,用中文唱赞美歌,有时穿中国服装,对美国的语言和文化显得“无知”,他们成了从东方回来的小怪物,走到哪都被围观。
在私立学校呆了好几年后,司徒雷登终于感到变成了一个“正常的美国男孩”。1899年秋,司徒雷登进入协和神学院深造。毕业后,出于对宗教事业的热忱和对中国的怀恋,他决定和父母一起传教。
讲杭州土话,通孔孟之道
1904年,义和团烧教堂、杀洋人的风波刚刚平息不久,三十岁的司徒雷登带上新婚妻子艾琳返回“故乡”杭州。司徒雷登对传教有着自己的理解。“想要让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绝不能煽动他们放弃他们自己的祖先崇拜,否则定会适得其反,后果不堪设想。” 随着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深入,他找到了打通基督教精神与中国传统伦理的钥匙:孔子的“仁”,与基督的“爱”。他很喜欢《论语》中的一句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更钦佩孟子的思想,认为孟子代表先进社会学说,“闪耀着民主的精神”。他认为基督教要在中国产生影响,必须本土化:一方面传教士要研习中华文化,了解中国国情;一方面要支持培养中国自己的宗教领袖,实现中国教会的独立。
在杭州传教的三年中,司徒雷登搞了一条“船房”,开着它漂遍广大乡村,操着一口地道的杭州土话。此后在中国的漫长岁月里,凭着过人的语言天赋,司徒雷登学会了普通话、上海话、南京话,但一开口总带着杭州味儿。他以此为傲,因为杭州话“听起来很具音乐韵律感,且比其他方言表达更丰富”。
司徒爱吃知味观的馄饨,还常去河坊街王润兴饭庄,点菜相当讲究:“件儿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烧得入味;响铃儿要熬稍。”“件儿”指五花肉,“木郎豆腐”指鱼头豆腐,“熬稍”是快的意思。不是杭州本土老饕客,根本提不出这些门道,不是本地有经验的伙计,也听不懂他这些要求。
1913年,司徒雷登父亲去世,葬于九里山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墓地。司徒雷登受金陵神学院邀请到南京执教,母亲也跟着离开了杭州。耶稣堂弄的二层小楼,由南长老会的传教士家庭继续居住。1949年后,这里成为浙江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和杭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职工宿舍。
第一把荣誉公民金钥匙
1946年,已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受到杭州市邀请回乡度假。接风宴会之后,他第一站去了九里山墓地,这里长眠着他的父亲、母亲、两个英年早逝的弟弟,还有十几名来华传教士。司徒父亲的墓碑上用英文写着:“享年七十三岁,在华传道凡四十年;公正的道路,像一条灿烂的光线,投射到世界美丽的一天。”(1964年,杭州发起了一场“清理西湖风景区坟墓碑塔运动”,九里山被夷为平地。)
市长周象贤为司徒雷登举办了一个庆祝他在杭州出生的仪式,并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赠给他一把象征身份的金钥匙。这把钥匙由纯金打造,长7.9厘米,厚1.5厘米。正面刻着三潭印月;背面写着“杭州市荣誉公民司徒雷登先生,市长周象贤赠。民国三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司徒雷登是杭州第一位荣誉公民,也是获此身份的唯一外国人。此后两年,白崇禧、李宗仁、黄绍f、张群也获此称号,他们或曾在杭州抗击日军,或曾主政杭州为市政建设做出特别贡献。
2005年,复建的司徒雷登故居对外免费开放。2006年11月,傅泾波的幼子、美国第一位华裔陆军将军傅履仁,来到故居捐赠了司徒雷登的遗物,其中包括荣誉公民金钥匙。一扇紧闭近半个世纪的大门终于开启,露出一线曙光。
他的遗嘱希望与夫人合葬燕园,但燕大墓地在“”初期被推平,夫人墓碑已无处可寻。司徒夫人1925年逝世于北京,是燕大墓地的第一位居民。晚年回忆录中,司徒雷登这样描述夫人逝世后的心情:“我们的婚姻生活美满幸福,生命中曾拥有过她,我这一辈子也知足了。我绝不愿意再娶,而且独身其实也没什么不好。”
2、笑语嫣然也可以理解为形容女子边讲话边露出甜美的微笑。
3、就是说话、谈论间所展现出来的笑得妩媚的样子。
4、嫣然：形容女子笑得很美。
5、出处：战国楚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
帝简登藩翰，人和发咏思。
神仙去华省，鸳鸯忆丹墀。
清净能无事，优游即赋诗。
江山纷想象，云物动葳蕤。
逸气刘公干，玄言向子期。
多惭汲引速，翻愧激昂迟。
相马如何恨，登龙返自疑。
风尘吏道迫，行迈旅心衰。
拙疾徒为尔，穷愁欲问谁？
秋风一片叶，朝镜数茎丝。
州县甘无取，丘园悔莫追。
琼瑶生箧笥，光景借茅茨。
（一）时代环境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和深刻的变革，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世界殖民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确立。美国在内战以后集中精力发展资本主义，不惜一切占领更多的殖民地以获取最大利益，社会相对来说前所未有地统一和团结。此时的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日趋腐朽没落，伴随列强侵略而来的还有大批传教士，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均日益激化，革命一触即发。
（二）家庭背景
司徒雷登的远祖阿奇博尔德·斯图亚特大约是第一批乘“五月花”号到美洲去的苏格兰贵族后裔，世代信仰基督教。他的父亲司徒约翰于1869年来到中国进行海外传教事业，后于1874年休假回到美国并结婚，同年返回中国定居在浙江杭州，一直到1933年逝世。他的母亲非常热心教育，在美国办过一所学校，来到中国后参与筹办中国第二所女子学校——杭州基督教协和女子学校，并曾任校长，于1925年逝世，与司徒约翰合葬于杭州。司徒雷登所在的家庭背景带有浓厚宗教色彩，并赋予整个家族中的每个成员一种为上帝服务的强大的使命感，因此深深地影响着司徒雷登的性格及其重大的人生抉择。
（三）生平概况
司徒雷登于1876年6月24日出生在中国浙江杭州耶稣弄堂，少年时期的司徒雷登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跟随母亲学习英文、拉丁文、数学、历史等知识。
司徒雷登1887年去美国接受教育，1899年进入神学院，加入了“学生海外志愿传教运动”组织，1902年从纽约协和神学院毕业并被立为牧师。1904年，与妻子路爱玲结婚后，回到中国，跟随父亲在杭州及周边地区传教，1906年儿子杰克出生。1908年司徒雷登到南京金陵神学院执教。1919年，他成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并主持燕大校务工作达27年。1926年妻子路爱玲因病逝世，葬于燕园。1946年，担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2日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后，被国务院下了“禁言令”，又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患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于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病故。
二、传教士
（一）原因
司徒雷登一开始并不喜欢传教士这个职业，在他看来，这项工作不但辛苦，而且没有价值。他脑子里不时会冒出这样的怀疑：我能够作为一个“典型的”福音传教士，愉快而又成功地度过一生吗？［1］但他的基督信念却一直都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家庭的熏陶。后来受当时始于19世纪80年代的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的影响，经过一番挣扎、思考和抉择，他决定继承父母之业到最艰苦的地方从事最高尚的传教事业。1902年，他从协和神学院毕业，被授予长老会牧师职。
（二）过程
1904年，司徒雷登接受美国南长老会的派遣，携新婚妻子回中国传教。正是这一年他同路爱玲结婚并回到阔别17年的中国杭州。由于离开时间过长，他小时候学会的杭州话早已忘却，只好先从学习语言开始。“最初三年，他到杭州北部乡村巡回布道。同时拜师研修汉语，吟咏中华文化典籍。他关注平民的生活状况，喜爱当地方不少谚语和日常习语，为他了解中国文化增添了一种特殊的直觉和领会能力”。［2］一开始，他是跟随父母到杭州乡下布道传教，后于1907年独立行走布道。
（三）影响
在担任传教士的近四年时间里，司徒雷登深入中国农村发展基督信徒，体会到了在中国传教的艰难，对中国现状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他看到了“在传教活动的背后，教会滥用了各个政府所代表的非宗教势力。它导致了使人抱着不正确的缘故而入教，并且导致了由于中国官员害怕列强而经常做出一些不公正的处置，因为列强常常找借口要求领土和经商的优惠”的现状。［3］由此出发，他有了基督教中国化的思想，寄希望于儒教和基督教的结合来传播福音。
三、教育家
（一）教师为主时期
早在1904年再次来华之前，司徒雷登在美国就担任过教师。“我尊崇的丹尼先生接受了华盛顿和李大学的教习职位，我被邀请接替他在潘塔珀斯学院教授拉丁和希腊文的职位。我在那里教这些科目教了三年，生活得十分满意”。［4］
1908年，司徒雷登应金陵神学院之聘，担任希腊系教授，举家前往南京，并在此一直工作了11年。他怀着强烈兴趣钻研宗教经文、历史和哲学，并出版了《新约希腊语初级读本》和《希一英一汉字典》。［5］在教学为主期间，他认真工作，得到了学生、同事和领导的赞赏。
（二）校长或校务长为主时期
1.缘起
20世纪初的中国人民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外国教会所创办以传教为目的的教会大学的发展举步维艰，于是便有了将几个弱小的教会大学合并起来创办一所高质量的教会大学的想法。1916年，经过一番商定，五个美英基督教差会在北京开办的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决定合并。然而由于这些学校代表不同教会的利益，在人事、机构命名等问题的争执不下，更使校务长期陷入僵局。因此，便有人建议来找到一个与这些教会无关的、对教育有着特殊热爱的并且了解熟悉中国的人物来担任校长职务，这三个条件在司徒雷登身上完美具备，1919年，43岁的司徒雷登接受聘请，出任该校校长，并正式将这所学校定名为“燕京大学”。
2.经营
在建设新校区方面，1921年，司徒雷登靠步行、骑毛驴、骑自行车，转遍北京四郊，勘察新校址。后来他亲赴西安，从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以6万大洋买下位于西郊的淑春园旧址，这位督军将三分之一的款项捐作奖学金。1921年聘请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美国建筑设计师亨利·墨菲进行总体规划，建筑群全部采用中国古典宫殿的式样，建造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校园。
在筹集学校经费方面，燕京大学作为一所教会大学，是没有政府拨款的，因此筹集学校经费就成了一件大事。设在美国的托事部是燕京大学经费的重要来源，但是这些钱远远不够建设一个新校区和正常的教育事务运行。为此，司徒雷登煞费苦心到处筹款，号召社会捐助。在美国，他委托一个募捐公司帮助燕大筹款，另外他努力争取到了霍尔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和赞助；在中国他先后游说于北洋军阀和南京国民政府，甚至还有社会名流，呼吁他们对燕大进行捐款。
在整顿师资方面，“1919年，一共只有二十九名教师，其中有四名中国籍人士，其余的都是外国传教士”。［6］鉴于这个局面，司徒雷登到美国聘请一些教授来燕大进行讲学，在中国更是以“高薪”、“学术自由”和“稳定性”吸引了各公私立大学的学者到燕大来执教或兼课。1934年，燕大有了实力相当强的教师队伍，共有一百一十名正副教授，其中外籍教授四十四名，中国教授六十七名。“名师荟萃最显著的结果是将燕京大学推向了与国内一流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三足鼎立的巅峰”。［7］
在学科建设方面，“司徒雷登担任燕大校长后对这种传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20年代初，燕大在教会大学中最早取消了宗教仪式和宗教必修课，将神学院改为宗教学院，成了一个研究机构。随着宗教课程的取消，燕京大学加强了中国文化方面的课程”。［8］不仅如此，燕京大学还开设职业教育，设置应用型专业，比如新闻学系和社会学系，这样也“将学校工作由原来以宗教为主、教学为辅转到以教学为主的轨道上来”。［9］燕大的学科建设加强了燕大和社会的联系，鼓舞了一批有志于救国救民的莘莘学子，为燕大的兴盛奠定了坚实基础。
3.离开
抗日战争时期，司徒雷登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积极领导燕大正常办学，甚至还帮助一批批爱国学生逃离到大后方。“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宣布对日作战当天，日本宪兵便将学校包围，在日占区坚持了四年之久的燕京大学被迫关闭。司徒雷登被日本宪兵逮捕，直到1945年8月17日日本投降两天后方得以重获自由。随后，着手燕大在北平复校。1946年7月他做出了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选择，离开燕大。
四、外交官
（一）努力调停期
1946年7月11日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他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我但凡能够帮助这个国家取得和平，对我自己，对学校，我这样使用时间都是最好的。”［10］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政策与司徒雷登的宗教理想是一致的，美国政府从二战后全球反苏战略出发希望中国成为美国在远东遏制苏联的盟友，司徒雷登希望能用基督教的思想去改变中国实现其政治理想。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面对着和平还是内战的重大抉择，社会上和平民主的呼声非常高，司徒雷登担任大使后，不厌其烦地向国共双方介绍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他一方面希望能够进行改革推行民主，另一方面希望共产党能够委曲求全放下自卫的武器。虽然这一时期他非常努力，但是不久就以失败告终。
（二）坚决扶蒋期
调停失败后的司徒雷登成为一个坚决的扶蒋者，并积极向美国政府提供中国情报和参与美国对华政策制定。1948年美国政府修正对华政策，不再促成有共产党参与的联合政府，坚决扶蒋。他积极地为国民政府争取巨额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正如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所说的：“美国出钱出枪，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同时，他也看到了国民政府的腐败，督劝国民政府进行改革，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
（三）企图联共期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政府被迫迁往广州，要求各国使馆一同南迁时，司徒雷登却坚持留在南京，以务实的态度积极与中共代表联络，并希望美国政府及时承认共产党中国这一现实。他已做好了到北京与和会谈的准备，但他的建议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不得不遗憾地离开中国。途经冲绳岛时，他发表声明，主张美国应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因此被美国国务院下了“禁言令”。
五、总结与思考
（一）总结
司徒雷登既是传教士，又是教育家，同时担任过短暂的驻华大使。综其一生来看，他拥有三个人生理想：宗教理想、教育理想和政治理想。而其中最为根本的是宗教理想，他首先是一个有着强烈宗教热情的传教士，希望能够用基督教来改造中国，实现他基督化的教育理想和政治理想，于是他也才具有了教育家和驻华大使的身份。可以说，教育家和驻华大使这两个身份是他传教士身份的延伸和扩展。
（二）思考
司徒雷登的三重身份背后是他所孜孜以求的理想和信念，而理想和信念的坚持也是一个人之所以成为这个人的重要原因。今天，我们应当用辩证唯物主义去审看司徒雷登的三重身份。作为传教士的司徒雷登我们不应当指摘，是每个人的自由，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教育家的司徒雷登在中国教书并创办了著名的燕京大学，从一个大的方面来说，由于像燕大这样的教会大学的出现，中国的古老教育开始有了转机，并逐步与世界教育接轨，教会大学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高等教育的开拓和模式上为中国教育作出了意义重大的贡献。［11］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片面地支持政府，没有看清中国人民的选择，被美国政府所利用，最终自食其果。
司徒雷登是一个有复杂文化背景的人，他出生并长期生活在中国，在美国接受了系统的教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传教士，对其一生“影响最大的三个外部因素是宗教、教育和中国这个国家”。［12］也正因为如此，司徒雷登的三重身份对当时中国的宗教、教育和政治等多个领域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10］李跃森.司徒雷登传［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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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中期，笔者当兵的部队驻扎在扬州，故有机会经常去书场听王少堂的“扬州评话”《水浒》。每场座无虚席，听众如痴如醉。王氏为了故事情节更加精彩生动，吸引听众，特地加入了许多合理想象的细节，可谓“添油加醋”，且天衣无缝，令人击掌称道。
有一次，王少堂说武松打虎，说到武松骑在老虎背上，举起拳头就势欲打，其间穿插许多噱头段子，硬是讲了一个星期，武松的拳头还没有打下来，听众越想听，他就越卖关子，使得听众欲罢不能、欲走不忍，把胃口吊足了。
又有一次，王氏在说“武松狮子桥酒楼追杀西门庆”时，西门庆为逃命无奈而急忙从楼上跳下，本来可以逃脱。可为何没有逃脱呢？因为正巧脚踩在一块西瓜皮上，被滑倒在地未能逃走，结果被追赶而来的武松一刀杀死。那么这块西瓜皮哪里来的呢？且又正好让西门庆的脚踩中而滑倒呢？原来，武大郎被潘金莲毒杀后，冤死的阴魂不散，时刻缠绕着西门庆，此时设陷阱变成西瓜皮将西门庆滑倒，使其摔伤而无法逃命，从而让武松追杀成功，为自己报仇雪恨。这一情节在《水浒》中根本没有，而是他别出心裁的“艺术加工”。
说书“添油加醋”，不仅是王少堂的拿手好戏，而且他传授的徒弟也是出类拔萃，可谓“名师出高徒”。有一次，王氏正在去说《水浒》途中，不料突然患病，无法登台，就叫徒弟代替接着说下去。一周后，师父病愈康复，准备上台换下徒弟。他问徒弟说到什么地方了。徒弟说：“你生病时说到狮子桥下大酒楼，武松追杀西门庆脚步刚跨上楼梯。我现在说到武松快到楼上了。”师父听后十分惊讶，怎么说了一周武松还在楼梯上？！原来，徒弟围绕武松追杀西门庆的故事，其间巧妙地“节外生枝”，添加了许多“书外”情节，更加引人入胜，可谓“有其师必有其徒”。因此，王少堂对爱徒“添油加醋”的天赋深为赞叹：“真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二、殊方日落玄猿哭，旧国霜前白雁来。——杜甫《九日五首其一》
三、岂如横汾唱，其事徒骄逸。——崔元翰《奉和圣制重阳旦日百寮曲江...》
四、九日悲秋不到心。——晏几道《鹧鸪天九日悲秋不到心》
五、登临无限意，何处望京华。——文森《九日》
六、朔方三度重阳节，河曲干旌岁岁忙。——齐之鸾《九日登清水营城》
七、且欲近寻彭泽宰，陶然共醉菊花杯。——崔曙《九日登望仙台呈刘明府容》
八、武公不但歌淇澳，贤女犹能唁卫侯。——姜塘《摘星楼九日登临》
九、赓歌圣人作，海内同休明。——李泌《奉和圣制重阳赐会聊示所怀》
十、不负东篱约，携尊过草堂。——妙信《九日酬诸子》
十一、强整帽檐欹侧，曾经向、天涯搔首。——潘希白《大有九日》
十二、薄劣厕英豪，欢娱忘衰疾。——崔元翰《奉和圣制重阳旦日百寮曲江...》
十三、菊花清瘦杜秋娘。——吴文英《浪淘沙九日从吴见山觅酒》
十四、白池青草古盐州，倚啸高城豁望眸。——王琼《九日登花马池城》
十五、近重阳、偏多风雨，绝怜此日暄明。——姚云文《紫萸香慢近重阳》
十六、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
十七、愿樽前长叙弟兄情，如金玉。——宋江《满江红喜遇重阳》
十八、正长安乱叶，万家砧杵。——周密《扫花游九日怀归》
十九、朔风万里入衣多，嘹呖寒空一雁过。——石茂华《九月九日登长城关》
二十、岑生多新诗，性亦嗜醇酎。——杜甫《九日寄岑参》
二十一、鸿北去，日西匿。——刘克庄《贺新郎九日》
二十二、炮羔备丰膳，集凤调鸣律。——崔元翰《奉和圣制重阳旦日百寮曲江...》
二十三、他乡共酌金花酒，万里同悲鸿雁天。——卢照邻《九月九日玄武山旅眺》
二十四、近重阳、满城风雨。——周密《扫花游九日怀归》
二十五、帽堕笑凭纤手取。——吴文英《蝶恋花九日和吴见山韵》
二十六、九日黄花才过了，一尊聊慰秋容老。——赵可《凤栖梧霜树重重青嶂小》
二十七、自摘霜葱宜荐俎。——吴文英《蝶恋花九日和吴见山韵》
二十八、吟怀未许老重阳，霜雪无端入鬓长。——序灯《九日吴山宴集值雨次韵》
二十九、艰难薄俗犹多事，漂泊南冠愧此身。——王逊《西夏重阳》
三十、还似今朝歌酒席，白头翁入少年场。——白居易《重阳席上赋白菊》
三十一、白头太守真愚甚，满插茱萸望辟邪。——宋祁《九日置酒》
三十二、六曲屏山和梦遥。——纳兰性德《采桑子九日》
一、编户齐民与严密的户籍制度
编户齐民或简称编户、齐民，可以说是汉代农民的固定称谓，这形象地反映了农民与政府的法律关系，《汉书·高帝纪》云：“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北面为臣，心常鞅鞅’。……”师古注曰：“编户者，言列次名籍也。”《汉书·梅福传》称：“孔氏子孙，不免编户。”师古注曰：“列为庶人也。”汉时庶人，亦即齐民、平民，《史记·平准书》：“齐民无盖藏”注引如淳说：“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若今言平民矣。”这就告诉我们，齐民的特点就是编户，所谓编户就是登录于户籍之中，如师古言：“列次名籍也。”
户籍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色，源于三代，但其正式成立，则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商鞅变法中的有关规定是首要标志。与新的授田制、兵役制相联系，商鞅赋予了户籍特殊的意义，他主张上有通名，下有田宅，“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②］这是一种面向全民的户籍制度，这种制度对于政府的意义，商鞅十分明了，他说：“强国知十三数：竟（境）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稿之数。”［③］十三数的获取，只有严格的户籍制度才能确保。治国之首在于知民数，知民数，方可有效地征之以役，税之以赋，才可富国强兵。出身刀笔文吏的萧何，深知户籍的重要性，所以刘邦入关后，诸将纷纷争取金帛财物，萧何独收秦的律令图书，使刘邦掌握了“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④］。刘邦击败项羽，统一天下后，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重新建立严格的户籍制度，《汉书·高帝纪》五年夏诏：“民前或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辩告，勿笞辱。”“以文法辩告”就是要为脱籍亡人重新办理户籍登记，而不采取处罚措施。此后到东汉时代，政府一直实施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
汉代户籍，称谓颇多，前引《高帝纪》即称“名数”，师古注谓“名数，谓户籍也”。此外，又称户版、名籍。《周礼·宫伯》郑众注云：“版，名籍也，以版为之。今时（汉代）乡户籍谓之户版。”称户版者，自然是因书写材料的缘故。《论语·乡党》记孔子“式负版者也”，《集解》引孔安国曰：“负版，持邦国之图籍者也。”疏云：“负谓担揭也。版，谓邦国图籍也。古未有纸，凡所书画皆于版，故云版也。”《后汉书·仲长统传》注云：“版，名籍也，以版为之也。”因此，脱离户籍者，便被称为“亡命”。所谓“亡命”，《后汉书·吴汉传》注云：“命，名也，谓脱名籍而逃亡。”而没有户籍的人，自然又被称为“无名数”。有时，名籍又径称为籍，《释名·释书契》即言：“籍者，籍也，籍疏人名户口故也。”《急就篇》中也有“籍受证验问年”之句。
汉代所有的农民均须著籍，这一点殆无疑义，户籍之格式目前尚未有典型的版籍出土，只能触类旁推。
以往的文献资料中，未能留下有关户籍格式的文书资料，只有一些相关的身份说明。《史记·太史公自序》《索隐》引《博物志》载：“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名。”这实际上是一则告身文书，但也可以反映当时人关于身份著录的习惯，大致是以县、里、爵、姓名、年庚为懦序。如上书《扁鹊仓公列传》即有“临淄元里公乘阳庆”、“安陵阪里公乘项处”等记载。许慎子许冲在奏上《说文解字》的表中也自称“召陵岁里公乘草莽臣冲”。
在西北出土汉简中，有相当一批有关戍卒、田卒及其家属名籍的文书，此类涉及到名籍的文书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单身卒的名籍，格式如例：《居延汉简甲乙编》：
居延甲渠第廿八燧长居延始至里大夫孟宪年卅六囗囗五八·二甲
四二五图一九九
戍卒张掖郡居延当遂里公士张褒年卅一九四·一八图三一四
戍卒河东北里贾害年廿六三五·二五图五0九
田卒河南郡宛陵囗囗里公乘囗囗二一八·一三图四一八
从这些名籍我们可以看出对吏卒的登录，与上引司马迁等人的身份说明十分吻合，县、里、爵、名、年庚，依次登录，前面还缀有现任身份，这也应当是当代户籍登录的基本要素。所以，汉代的户籍又叫作“名县爵里”。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边塞吏卒名籍对于被登录人的身高、肤色，都登录在案。如《居延汉简甲编》第38简：“河南郡荥阳桃邮里公乘庄盼，年廿八，长七尺二寸，黑色。四月癸卯。”附第37简：“长安有利里宋买年廿四长七尺二寸黑色。”这应当是为了严格控制，有利于脱逃后缉捕。西北地区在搜缉流亡时，以此为依据。《居延汉简甲乙编》第1590简这样记道：“马长吏即有吏卒民屯土亡者，县署郡县、名姓、年、长、物色、所衣服、赍操、初亡年月日人数白。”这与户籍登录的原则是一致的。
第二种名籍为卒家属廪名籍，是配给戍卒家属食粮的名簿。如《居延汉简甲乙编》：
妻大女君以，年廿八，用谷二石一斗六升大
执胡燧卒富风，子使女始，年十，用
谷一石六斗六升大
子未使女，年三，用谷
一石一斗六升大。
一六一·一（甲九五五）
妻大女严年十七用谷二石一斗六升大
俱起燧卒王并，子未使女，毋知年二，用
谷一石一斗六升大
凡用谷三石三斗三升少
二0三·一三，图一六
因为这是廪给簿，所以要登录与戍卒的亲缘关系、年龄、使役情况，以确定配给标准。
第三种名籍类簿书是记载吏卒家属成员和财产的身份书，常被人引述的有二个典型的例子，一为礼忠，一为徐宗，除登录本人身份外，还登记家属、财产等项内容，是一种比较完备的名籍文书。《居延汉简甲乙编》三七·三五简文：
小奴二人直三万
用马五匹直二万
宅一区万
侯长觻得广昌里公大婢一人二万
乘礼忠年卅牛车二两直四千
田五顷五万
轺车一乘直万
服牛二六千，凡赀直十五万又同上书二四·一B（甲一八一B）简文：
妻妻
宅一区直三千妻妻一人
三坞燧长居延西道子男一人田五十亩直五千
里公乘徐宗年五十男同产二人用牛二直五千
子女二人
女同产二人男同产二人
女同产二人
有的学者直接把礼忠、徐宗简目为汉代户籍的代表格式，这是不妥的。在尚未发现汉代户籍的可靠原件前，我们只能根据上述文献的与简牍的资料，勾勒出汉代户籍格式的大概。
户籍登录的内容与时代变迁相关联。秦至始皇十六年，方颁布“初令男子书年”的法令，以扩大征役范围，而女子尚不必书年。西汉时期，户籍称名数、县里爵名，这应是成年男子登录的主要内容。不过，在西汉初，口赋、算赋设立之前，除男子要登录年龄外，其他人恐怕是只书县名数即可。随着口赋、算赋的征收，所有成员亦均需登录年庚。后来，由于赀算的征收，对家庭资产的登录也成为户籍登录的一项内容。至武帝时代，汉代户籍制度臻于成熟，所包括内容应有以下几点：
1、户主：县、里、爵、姓名、年龄。
2、家内所有成员：与户主关系、姓名、年龄。
3、家庭财产及估价：奴婢、田宅、牲畜、生产工具。另外，妻子的籍贯似也在登记内容中，《居延汉简甲乙编》二九·一（乙二三）有这样一简：“妻大女昭武万岁里孙第卿年廿一”，一些重点掌握的人物，恐怕还要翔实地记录其身长、肤色等。二、人口控制的三大法律绳索
如上所述，汉代对农民的控制，主要是通过严格的户籍管理实行的，在户籍管理方面，又设置了三大绳索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政府手中。
1、案比。
案比是汉代的户口登记与核查，这是户籍管理的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东观汉记》称：“方今八月案比之时，谓案验户口次比之也。”［⑤］《后汉书·江革传》李贤注“案比”道：“案验以比之，犹今貌阅也。”
长期以来，人们多认为汉代统一是八月案比，而且，有关案比时间的记载也的确基本上都在八月，如除上引《东观汉记》外，又有《周礼·地官司徒·小司徒》“及三年大比”郑玄注：“大比，谓使天下更简阅民数及其财物也。”郑众云：“五家为比，故以比为名，今时八月案比是也。”贾公彦疏：“汉时八月案比而造籍。”《吕氏春秋·仲秋纪》高诱注亦云：“今之八月比户，赐高车鸠杖粉粢时也。”《续汉书·礼仪志》的记载与之类似：“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bù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金石萃编》卷一八收有中平三年褒扬荡阳令张迁碑，碑文曰：“八月算民，不烦于乡。”《后汉书·皇后纪序》亦言：“汉法常因八月算人。”“案比造籍”之后，各县要将案比后的户口等项数字上报郡国，郡国在九月派上计吏上报汉政府，上计之计，指计簿，如《续汉书·礼仪志》云：“计者，计簿也。”其中，户口状况是核心内容，《后汉书·光武纪》：“遣使奉计”李贤注：“计，谓庶人名籍。”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认真浏览一下上述史料记载，可以发现：所谓“八月案比”，都是东汉一代的史料，所以，如果说东汉时代是八月案比，九月上计，则毫无问题，但若放之于西汉，则不免让人质疑。西汉时期有关这方面的史料，常被人引用的是《汉书·高帝纪》五年的记载：“八月，初为算赋。”但这里看不出案比的意思，所以如淳反以《汉仪志》“民年十五以上到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作注。查检西汉时代史料，引入注意的是西汉的上计不是仲秋八月，而是都在春间举行。下引几条史料予以证明：班固《东都赋》：“春至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汉书·武帝纪》：“（元封五年，春三月）还至泰山……因朝诸侯王列侯，受郡国计。”（师古注：“计，若今之诸州计帐也。”）“（太初元年春）还受计于甘泉。”“（天汉三年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计。”“（太始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因受计。”《淮南子·时则》“三月官乡”，高诱注曰：“三月料民户口，故官乡也。”官有官府、官舍之意。《礼记·玉藻》“在官不俟屦”注：“官谓朝廷治事处也。”这样，“官乡”就可解释为将官府移往乡中办公。原因是三月料民户口。我们可以认为，西汉是在春间行案比之事。
汉代案比的时间西汉为春间，东汉为仲秋，案比方法概有二种：一种是集县内民众至县衙所在地，统一案验、登记，验视地点在户曹。如韦昭在《释名》中所言：“户曹，民所群聚也。”《后汉书·江革传》载：“建武末年，（江革）与母归乡里。每至岁时，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
另一种方式是县衙有关官吏直接到各乡进行案比。如前述“三月官乡”当为此义；又前引张迁碑言其“八月算民，不烦于乡”，深受民众称颂，应当也是因不将民集于县廷，而是下乡案验，所以下面接着写道：“随就虚落，存恤高年。”这一种方式应当是比较普遍的形式，下乡案验，一方面可以有效地核实人户，另一方面可以同时进行家赀估定，何乐而不为？
2．脱籍与迁徙的禁限。
脱籍者，也就是所谓无名数者。游离于政府控制之外，这是汉王朝所严令禁止的。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丞相万石君“请以兴徙四十万口”，武帝不允，掾属甚至劝石庆引咎自决［⑥］。可见，流民，尤其是脱籍者对汉王朝的影响。
西汉建立后，萧何所定《九章律》就是在秦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增加了“兴、厩、户”三篇，虽其户律不存，但汉承秦制，由秦律的有关规定，可以窥见一斑。云梦秦简中有题为《傅律》者：“匿敖童及占*[原字疒里加夅]（癃）不审，曲、老赎耐。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酢（诈）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赀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原字遷字去辶]（迁）之。”有《游士律》，规定出外游历必须持符；还有《法律答问》“何谓匿户”条云：“匿户弗徭使弗令出户赋之谓殹（也）。”《史记·商君列传》亦云：“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从后世的《唐律疏议·户婚律》中也可反馈出汉户律的大概：“汉相萧何承秦《六篇律》，后加厩、兴、户三篇，为九章之律。迄至后周，皆名户律。北齐以婚事附之，名为户婚律。隋唐循而不改。”唐律明文规定：农民不得随意脱籍，有脱籍者，家长代过，《唐律疏议·户婚律》：“率土黔庶，皆有籍书，若一户之内，尽脱不附籍者，所由家长，合徒三年。”汉代的规定只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了制止农民脱籍，汉代专门设有“流民法”和“舍匿法”。“流民法”设于武帝时，《汉书·石奋传》：“惟吏多私，征求无已。去者便，居者扰，故为流民法，以禁重赋。”《汉书补注》引刘敝言：“此言以流民多少，课吏殿最。”汉政府设立流民法，想以此禁止地方官吏对农民的压榨、勒索，以解决人口流失问题。因此，汉代地方官的主要政绩之一便是户口增多，流民减少。
“舍匿法”又称“首匿相坐法”，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不许容留脱籍流亡人口，“及舍匿者，论皆有法”［⑦］。梁统曾称：“武帝值中国隆盛，财力有余，征伐远方，军役数兴，豪杰犯禁，奸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从之律，以破朋党，以征隐匿。”［⑧］这里的“豪杰犯禁”，主要就是指他们容留脱籍人口，所以武帝要以首匿之科，严惩隐匿。“知从”，据李贤注“谓见知故纵”，实际上也包括对脱籍人口的不举报。《汉书·王子侯表第三上》有这样一条记载：“元鼎五年，侯圣嗣，坐知人脱亡名数，以为保，杀人，免。”师古注曰：“脱亡名数，谓不占户籍也，以此人为庸保，而又别杀人也。”可见，使用无户籍者为庸保，本身就构成了知从之罪。
当然，汉王朝也并不是不许人口流动，只要经过批准，手续齐备，还是可以迁徙与外出周游的。但按规定，手续十分严格。如《居延汉简甲乙编》中有这样的简文：
永始五年闫月己巳朔丙子，北乡啬夫忠敢言之，义成里崔自当言为家私
市居延。谨案：自当毋官狱征事，当得取传，谒移肩水关、居延县索关，敢
言之。十五·十九
建平五年八月戊，囗囗囗囗广明啬夫宏、假佐玄敢言之：善居里男子丘
张自言与家买客田居延都亭部，取检。谨案：张等更赋皆给，当得取检，谒
移居延，如律今，敢言之。（简背面）放行五0五·三七
从以上两份简文可以看出，里中居民如要迁徙他处或外出办事，必须先到乡政府处提出申请，说明理由，并要交清更赋、无官狱徭役在身，然后再由乡啬夫拟定文书，批转加案转移所去县府或关卡。迁移者更需由移所批准更籍“放行”后，方可迁行。当然，政府特别批准的移民不在此限。
一些临时离开原籍、外出游历或从事其他活动者，也要经过批准，并办理户籍证明手续，《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曾记仓公淳于意答文王文：“文王病时，臣意家贫，欲为人治病，诚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数，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国中问善为方数者事之久矣。”其中的“移民数”，王毓铨先生认为就是谒告乡吏取得出游的符传一类的证件［⑨］，即户籍证明，这种解释比较合理恰当。
3、什伍连坐与经济连带责任。
什伍相连，由来其久，其成熟则是在商鞅时代，《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索隐》云：“牧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恐变令不行，故设重禁。”商鞅的什伍连坐在秦代已贯彻于法律，如云梦秦简中即有多处有关什伍连坐的法律条文及实施原则、规定。如《傅律》中规定：如果申报年龄不属实，除对申报本人予以“赀二甲”的惩罚外，还要“伍入，户一盾，皆迁之。”
汉朝建立后，继承了这套什伍连坐制度，而且更加严密地把它与户籍管理扣在了一起，因此，徐斡在感叹乱君之政时，则把“户口漏于国版”，与“夫家脱于联伍”并提，并且认为若出现这种情况，则会“避役者有之，弃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汉王朝不仅继承了商鞅所制定的一家有罪、什伍并罚的刑罚原则，而且还追加了一系列经济连带责任的处罚，后者对农民的影响尤其巨大。
汉代的什伍组织，《盐铁论·周秦》云：“自关内以下，比地相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同。”《续汉书·百官志》说得更清楚：“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立十家，伍立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相监官。”这里，恶事的概念十分宽泛，举凡不合乎封建政府法令、规范、道德等等，都为恶事。对恶事，有刑事处罚性质的连坐，这一点与商鞅相类。如《淮南子·泰族训》言：“使民居处相司，有罪相觉，于以举奸，非不掇也。”《盐铁论·申韩》亦云：“文诛假法，以陷不辜，累无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惊骇，十家奔亡。”
此外，汉代的经济连带责任更是骇人听闻，其主要内容就是什伍之内，若有随意脱亡者，不管告发与不告发，其所应负担的经济义务却要由其他人户负担。这样就出现了“去者便，居者忧”的情况，形成上述“一人有罪，州里惊骇，十家奔亡”的局面，这样，势必造成愈演愈烈的流民潮，增加“无名数”（脱籍）的数量。当脱亡人户较少时，这种经济连带责任或许能起到一点控制作用，但当流亡日多之时，这一作法只能是扬汤止沸。“流民愈多，计文不改”［⑩］所造成的后果，《盐铁论·未通》中文学们说得十分清楚：“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惮，不敢笃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录民数创于恶吏，故相仿效，去尤甚而就少愈者多。”
两汉防不胜防的流亡人口，固然与自然灾害、横征暴敛有关，但这种什伍相连的经济连带责任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肇事者。
三、结语
综上所述，农村人口对于两汉王朝的关系已昭然若揭。就中国古代社会的情况而言，政府对于农村人口的关系可以分为三大阶段：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初唐、中唐至明清。第一阶段可以说是注重人口本身控制的时期；第二阶段可以说是人口与土地控制并重，以人口为主；第三阶段可以说也是土地与人口并重，但以土地为主。其分界线是均田制下的租庸调与两税法。与之相应，农民与政府的关系似乎是一种日渐宽松的进程。两汉农民还强烈地依附于政府，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下；中唐以后，农民有了较多的“自由”，特别是清朝的“摊丁入亩”之后，更是如此。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与这一历史发展轨迹相对应的，还有一个相悖的座标体系，这就是农民的社会地位。在农民被政府严密控制之时，正是其拥有较高社会地位之时。当然，这里的较高，只是相对于后世而言，后世农民虽然逐渐被解除了一些政府直接控制的枷锁，但较之两汉农民而言，他们也失去了一些昔日的光彩与地位，这恐怕就是历史之所以为历史吧，我们无法象孔夫子那样一言一蔽之，只能在这纵横交错的叉港中认真求索，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注释：
①以上均参见拙文《汉代赋役制度计量研究》，载《文史哲》1994年增刊。
②《商君书·境内》。
③《商君书·去强》。
④《史记·萧相国世家》。
⑤《后汉书·安帝纪》引。
⑥⑩《汉书·石奋传》。
⑦《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⑧《后汉书·梁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