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李密范文

主持人李密篇1

关键词:秘密性 公开盗窃 事后知晓 社会危害性 一般预防

回应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有关重新理解盗窃行为的秘密性，甚或是否认盗窃行为秘密性的呼声已不鲜见，即公开盗窃的理论已顺势浮出水面。然而，盗窃行为的秘密性是否是一行为构成盗窃的必要条件，“公开”的盗窃行为是否有其边界？这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答的问题。

一、案例

（一）2005年9月21日，李某在成都市区某电玩经营部，欲购买一台PSP掌上游戏机。

老板将一台新的游戏机（经鉴定，价值人民币2600元）交给李某试机，在试机过程中，李某提出要上厕所，老板为其指明了厕所的方向，李某遂携带正在试玩的该台游戏机向厕所方向走去，因老板与李某是熟人，故未加制止，之后也未对其行为加以留意。李某进入厕所，在观察没有人注意后，顿生非法占有的故意，携带其试玩的该台游戏机迅速逃离电脑城，后将该机变卖，赃款挥霍耗用。老板见李某上厕所很久未归，遂起疑心，发现厕所没有人，便多次给李某打电话均是关机，后到公安机关报案。2006年3月9日，李某再次出现在该电脑城时，被老板发现后将其挡获并扭送至公安机关①。

（二）许霆案②。

2006年4月21日21时许，许霆到广州市一商业银行ATM取款机取款，输入取款1000元的指令后，柜员机即出钞1000元，而账户只扣除了1元。于是，许霆先后在该柜员机170次主动指令取款174000元。2007年5月，潜逃中的许霆在陕西宝鸡被公安机关抓获，17.5万元赃款已挥霍一空。

二、分析

前述两个案例中，在罪与非罪、触犯罪名的问题上，颇具争议。尤其是许霆案，该案曾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争论，争议甚是激烈，对于许霆利用自动取款机的故障而恶意取款的行为，主张许霆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构成盗窃罪、侵占罪、诈骗罪……等观点层出不穷，且都论证的有理有据。最终，认为许霆构成盗窃罪的观点占据了上风，被实践所接纳，广州中院一审以盗窃罪判处许霆无期徒刑，然而，该判决一出来就因“量刑明显畸重”而受到公众的质疑和批判，后经重审，广州中院依据刑法规定的特殊减轻程序，以盗窃罪改判许霆有期徒刑五年并获得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该案终尘埃落定。尽管前述两个案例事实上均已以盗窃罪定罪处刑，然而，该两案中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在理论上仍值得商榷。因为，如果把该两案中的行为定性为盗窃罪，则已然突破了传统刑法理论有关盗窃罪客观行为特征的论述，盗窃行为的秘密性特征显然已被重新认识，甚或是已被放弃，即如此做法深深地打上了“公开的盗窃亦是盗窃”的烙印：

依传统刑法理论，盗窃是为“秘密窃取”、“窃取”，当然地，行为的秘密性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构成盗窃罪的必备要素。这从主流著作中关于盗窃罪的定义上就可见一斑，如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实际上，在我国的社会一般观念中，“盗”、“窃”、“偷”是同义的，都有“趁人不知道拿人东西”的意思，也就是说，坚持盗窃行为的秘密性特征是有其文化底蕴和民意基础的，是合理的、可取的。然而，社会之实践异彩纷呈，些许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并未按既定的轨道完全进入典型盗窃罪的框架，呈现出一种似是而非的状态。如前述两个案例中有一个共同点，即行为并不是在财物所有人或占有人的“眼皮子底下”完成的，但客观上财物所有人或占有人是注定会知道、能锁定该行为及行为人的。案例1中，游戏机是老板亲自交给熟人李某的，李某事后不归还，老板是确定能知道的；案例2中，银行卡及柜员机的记录也决定了银行必定能锁定行为人是许霆。那么，此种看似秘密实则公开的行为是否符合盗窃罪的秘密性特征、能否判定为盗窃罪呢？持肯定观点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述自己的理由，如有学者在坚持盗窃行为秘密性的基础上，认为“盗窃罪的秘密具有主观性，是指行为人主观上自以为财产所有人或占有人不知晓，即使在客观上财产所有人或占有人知晓也符合盗窃罪的秘密特征。同时，盗窃罪的秘密具有相对性，是指行为时财产所有人或占有人不知晓，即使财产所有人或占有人事后知晓也应当认为符合盗窃罪的秘密特征”；也有学者否认盗窃行为的秘密性特征，认为“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被害人的意志，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给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的行为。行为是否具有秘密性，并不直接决定是否存在排除占有和建立占有的事实，故不应作为盗窃行为的要素。换言之，客观上的公开窃取行为，仍然可能实现排除他人对财物的占有和建立新的占有的效果。

笔者认为，如前述，坚持盗窃行为的秘密性特征是合理的、可取的，而否定盗窃行为的秘密性特征则是不可取的，它颠覆了人们传统观念中关于“盗”、“窃”、“偷”的一般认识，必将失去其文化支撑和民意认同，导致的局面是严格规范的司法结果却难于被民众接受，恰如许霆案中，一审判决虽严格依法，却备受质疑，最后只能寻求特殊减轻程序来促成“案结事了”。而坚持盗窃行为的秘密性特征，符合我国的文化传统和民众的普遍观念，易于被民众接受，也有助于有关盗窃罪的理论在传统刑法理论的既有轨迹中向纵深发展完善。

在肯定秘密性为盗窃行为的必备特征的基础上，如何认识和把握该秘密性特征，这是问题的关键：

（一）是否秘密具有主观性。

但笔者主张的主观性与“行为人主观上自以为财产所有人或占有人不知晓”之主观性的内涵是有区别的，后者强调的是行为人个体的主观认识，而笔者强调的是社会一般观念之普遍认识，即在社会之一般认识中，行为是不被知晓的。这里或许会有这种质疑，即忽略行为人自身认识的主观性是否有违公平正义的原则，陷入客观归罪的误区。其实不然，依此做法反而能更好地揭示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进而实现定罪量刑的公平正义：

1、对一行为之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判断原本就来源并根植于社会一般观念之普遍认识，换句话说，良法所指向的犯罪行为之社会危害性是建立在、也必须建立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认识之基础上，而公平正义原则的确立也是以社会一般观念之普遍认识为导向的。可见，在遵循社会一般观念之普遍认识的层面上，公平正义原则和社会危害性标准的基点是一致的。因此，以社会一般观念之普遍认识来理解和把握盗窃行为的秘密性特征不仅合符公平正义原则的要求，而且是回归盗窃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内在要求。也就是说，以社会一般观念之普遍认识来判断盗窃行为的秘密性，才能准确地体现和反应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才能真正做到公平正义，而不致于出现判决结果因“量刑明显畸重”不被公众接受的司法窘境。 

主持人李密篇2

【案情一】

某日，李某在一网吧玩电脑游戏，碰到正在玩游戏的王某。李某谎称自己手机坏了，有事急需与家人联系，于是提出向王某借打手机（手机价值为5680元人民币），李某一边佯装打电话一边往网吧门口走。正在打游戏的王某觉得情形不对，便大声叫李某，李某随即快速逃跑，王某末能追上。之后李某以2800元倒卖了王某手机，所得钱财用于吃喝玩乐。

【案情二】

李某和王某经常在公园晨练，两人碰面时常相互问好，但是没有发展到好朋友关系。某天晨练时，李某发现王某手机外观十分漂亮（手机价值为5260元人民币），欲占为己有，遂以借打手机的名义将王某的手机悄悄拿走。王某晨练结束后发现李某没有归还手机并且不知去向，此时李某已将王某的手机在二手市场以1400元人民币卖掉了，所得赃款占为己有。

【分歧意见】

实际办案过程无论是出现【案情一】还是【案情二】的“借打手机案”，办案人员对其如何定性，普遍有四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理由是：在此类案件中获取手机的主要手段是通过虚构事实的方式从被害人王某手中骗取的，被害人王某信以为真而自愿交付手机。案发时案发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是5000元，手机的价值已过5000元，所以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特征。

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构成侵占罪。理由是：李某借打王某的手机，应视为王某将手机的“占有权”完全交给李某，即包含了李某暂时使用和保管手机的意思；之后李某不予归还占为己有，符合侵占罪的构成要件。

第三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构成抢夺罪。理由是：虽说李某虚构事实，但是王某并没有基于错误认识处分手机的所有权，李某只是取得王某手机的使用权；并且李某手机使用时始终处于王某的视线范围内，李某是趁王某来不及追赶，而公然夺取手机，应以抢夺罪定罪处罚。

第四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理由是：假借打手机的欺骗行为只是为盗窃做铺垫，李某取得手机使用权后秘密逃跑最终使王某丧失对手机的控制；同时手机的价值已超过案发地盗窃罪1600元的立案标准，故李某的行为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评析意见】

具体到案情一和案情二的“借打手机案”，笔者认为案情一符合第三种意见，李某的行为构成抢夺罪；案情二符合第四种意见，李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一）“借打手机案”不宜定性诈骗罪和侵占罪。

首先所谓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的客观方面主要表现为：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后，受骗人是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财物，是将财物的所有权（占有和处分）转移给行为人。如果被害人基于受骗而信以为真自愿处分财物，则行为人才有可能构成诈骗罪；反之，就不可能构成诈骗罪而可能构成盗窃罪或者其他罪。具体到案情一和案情二中李某虽然都采取了虚构事实的方法，但是被害人王某没有将手机占有权和支配权交与李某，李某只有暂时的使用权，待其打完电话后要立即归还王某。所以不符合诈骗罪客观方面的主要特征：行为人虚构事实后，被害人信以为真而自愿处分自己的财物。其次，根据我国《刑法》第270条第一款之规定，侵占罪是指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本罪的客观方面是：1.必须有合法持有的前提；2.拒不退还或者拒不交出非法占有的财物；3.非法占有的财物数额较大；即故意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是产生于合法持有之后。案情一和案情二中的李某从一开始都具有非法占有手机的目的在先，不符合侵占罪的特征：即先合法持有后产生非法占有的意图。因此“借打手机案”不宜定性诈骗罪和侵占罪。

（二）案情一“借打手机案”中行为人李某客观方面采取了公然夺取手机的行为符合抢夺罪构成要件。

在案情一中李某客观方面上虽然虚构了事实，但只从王某处取得暂时使用权；李某骗取手机的使用权是为了公然夺取手机做准备。在李某使用手机的过程中，手机一直在王某的视线范围内，最终取得手机是通过公然夺取而实现的。所谓“公然夺取”是指在财物所有人、保管人、持有人在场的情况下乘其末加防备或末有效防备之机，公开地针对财物实施强力的夺取，被害人会

即时发觉财物丧失。在案情一中李某边打手机边往门口走时已引起王某的注意；当王某叫李某时，李某随即快速逃跑，一方面是说明了李某是乘王某末有效防备之机，公开强力夺取手机；另一方面又说明了李某欲非法占有手机的目的已被王某发觉，手机一直在王某的视线范围内。同时该手机的价值已超过案发地抢夺罪600元的立案标准，因此李某公然夺取手机的行为符合抢夺罪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

（三）案情二中“借打手机案”行为人李某客观方面采取了自认为秘密盗窃的方式获取手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案情二中李某客观方面是以非法占有手机为目的，然后采取借打手机的欺骗行为，待成功拥有手机后，最后秘密携带手机逃离晨练现场。这种秘密携带手机逃离现场非传统意义的顺手牵羊，也不是在手机主人王某的自愿丧失手机所有权的情况下取得的；而是李某在假借使用手机后，采取秘密逃离现场的方式才导致王某对手机失去了实际控制和占有。在李某非法占有手机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秘密逃离现场不是假借打手机。本案中手机价值为5260元人民币已远远超过案发地盗窃罪1600元的立案标准。综合分析案情二中李某的行为完全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主持人李密篇3

民盟的秘密盟员

1944年9月，民盟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是年秋冬，刘文辉、潘文华、龙云三人陆续参加了民盟。刘文辉、潘文华二人在成都张澜住处亲自填写了入盟登记表并呈交民盟主席张澜，算是办了入盟手续，成为秘密盟员。事后，张澜将登记表烧毁，以示保密。龙云则在重庆由张澜亲自吸收入盟。他们都是与中共已有联系的地方爱国将领，入盟后更方便了这种联系，也促进了他们对抗日民主运动的支持。民盟为避免的操纵，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黄炎培等领导人拒绝了政府津贴，故民盟在创业时期的必要盟务费，大多为他们三人捐助。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是大后方，陪都重庆是政治和文化中心。民盟要在的心脏地区成立并坚持开展抗日民主运动，没有地方实力派的实际支持是很困难的。当时在西南有实力左右政局的地方爱国将领有龙云、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邓锡侯虽然不是盟员，但和民盟也有联系，对民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也有所支持。1945年10月，民盟在重庆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张澜分别写信给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希望他们捐助经费。他们共捐200多万元法币（可购黄金30两），由民盟一大代表范朴斋自成都带到重庆，保证了会议的开销。

民盟促进了龙、刘、邓、潘四人的联合，鼓励他们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支持民主运动，抵制的独裁专制。

秘密与中共加强联系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国民参政员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王明）和吴玉章，于1938年夏到武汉出席国民参政会途经成都时，曾到方正街刘文辉的公馆拜访问过刘。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对进行诱降，中共领导人表示希望地方力量加强团结，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曾庶凡是中共老党员，加入民盟后于1945年当选民盟中央委员。1961年刘文辉准备写《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一书征询他的意见时，他在写给刘的回忆材料中谈及这段时间情况时写道：“1938年，吴玉章、林伯渠等四代表取道成都赴汉口开会，过蓉时研究了西南情况，作了一些部署。当时对你希望甚大，决定要帮助你团结西南实力派反蒋抗日。为达到这一目的，第一步要做到把你和龙志舟（龙云）的嫌怨首先消除；第二步要做到以你和龙志舟为核心团结西南实力派反蒋抗日；第三步再设法使你们和中共渐次接近……当时有些中共同志向你的建议都被你一一接受了。”

就在这年夏天，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和龙云等地方实力派为了对抗的压迫和并吞，订立了川、滇、康三省秘密协定，决定遇事互相商议，采取一致行动。1939年夏，董必武、林伯渠在重庆曾家岩潘文华家里和刘文辉、潘文华再次晤谈。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刘、邓、潘、龙的反蒋密约增加了抗日民主的内容。

1942年，由民盟中央委员张志和安排，刘文辉首次见到。张志和与刘文辉是保定军官学校同学，又曾在刘文辉任军长的第24军当过师长，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1938年去延安时，要他回四川做地方将领的统战工作。2月的一个深夜，经张志和事先联系，在重庆机房街民族资本家吴晋航的公馆里会见刘文辉。在向刘文辉透彻分析了时局后，表示希望西南地区的地方民主力量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和抵制的一切反动措施，认为西南地方力量目前有条件这样做，可以大胆行动起来，中共愿意在政治上给予支持，并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配合行动。对于刘文辉提出的怎样联系的问题，说，中共可以派人到刘任主席的西康设立秘密电台，通过电台和延安联系。6月，中共即派王少春夫妇到雅安苍坪山脚下刘文辉的一个旅司令部内设秘密电台。从此，刘文辉和中共的关系便由一般沟通进入密切联系和实际配合的阶段。

刘文辉后来和他参加了中共地下学生进步组织――“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的儿子刘元彦谈心时说，西安事变时，共产党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放了，其内心钦佩共产党。而这次和的彻夜畅谈，更使他明确了政治方向，增加了前进的力量，也深感共产党政治强、办法多。

锐意经营西康

刘文辉是颇有头脑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在最后一次四川军阀混战――“二刘之战”中失败退守西康省后，收敛了主宰四川问鼎中原的雄心，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地经营西康。

西康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刘文辉很注意和少数民族及各种社会力量保持广泛的联系。他未将西康省的省会设在交通便利、气候温和、生活舒适的汉族地区雅安，而是设在地理位置居于中心、崇信佛教的藏族聚居区康定，并且自己也信起佛来，在家里设佛堂，念佛经，结纳高僧，拨款修缮寺庙，资助办教活动，密切与上层人士的联系。在汉族和彝族杂居地区，他把实力最强的彝族上层人士紧紧掌握在手中，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使这个民族杂居地区的各民族长期和睦共处，未出现较大的矛盾冲突。

西康是贫瘠的山区，不像川中富庶，经济困难。在中央政府不拨经费给养的情况下，要自给12个团的部队给养和地方政府的开支，实非易事。刘文辉入康不久，便注意到辖区的黄金开采问题，大力开发，效益十分显著。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川大学教授、地理学家任乃强就对川康地区的黄金资源情况进行过实地考查研究。他在95岁高龄时曾以《“黄金大王”刘文辉》为题在《四川政协报》上发表文章，说刘文辉“善于理财”，并具体讲述了刘文辉当年始终重视黄金开采的主要情况，说“15年中，刘文辉从川边地区用旧土法采出的黄金约有100万两（似应为10万两――笔者注）左右”。

刘文辉的另一重要财源是种鸦片。为了解决军政费用，增辟财源，他在西康境内广植鸦片，运销内地，曾引起国内舆论的非议，也抓住此事大做文章，这是众所周知的。《青年园地》助理编辑商韬在回忆中说：“有一次李（相符）先生请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吃饭，他幽默地说：‘刘文辉贩鸦片烟赚来的钱，我们把它用来办点好事。’”

刘文辉有了黄金等作财源后，西康省的军政费用自给有余，使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更为主动。

支持抗日民主运动

刘文辉在西康种植鸦片，自己也染上了吸鸦片的习惯。但他与其他瘾君子不同，总是一面抽一面阅读报刊，尤其喜欢读其中的政论文章，得暇也读政经史哲和军事方面的著作，并且广交进步文化名人。

1941年3月，中共派代表华岗经成都到西康和刘文辉联系，做川西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四川大学森林系教授李相符是中共老党员，直接和中共南方局董必武联系。华岗自川康赴昆明后，就由李相符和刘文辉联系。李相符又联系杨伯恺、马哲民等进步教授一起和刘文辉以及其驻蓉办事处主任邵石痴交往。刘文辉对他们不但尊重、信任，而且希望依靠他们团结文化界人士开展反蒋民主运动。于是由他主持成立了秘密政治团体“唯民社”。李相符1961年在向刘文辉提供有关“唯民社”的情况时说：“我们几个经常往来的朋友（其中有邵石痴、马哲民、黄、杨伯恺、李相符等）在一次聚会中（地址在邵宅，时间约为1941年春）根据自公的授意，我们一致认为，为开展后方民主运动，有成立一个政治性的团体的必要。后经几次商议，便决定成立‘唯民社’，推刘文辉为社长，邵石痴主持财务，马哲民主持宣传，李相符主持组织。后来，‘唯民社’发展社员约为三十余人，多数为成都各大学教授。记得重庆方面参加的有朱蕴山和邓初民。唯民社成立宗旨是：‘全民团结，坚持抗战反对独裁，实行民主。’”

“唯民社”成立后，主要是通过开展进步文化工作来推动抗日民主运动，在成都创办《大学月刊》、《青年园地》，在重庆创办《唯民》半月刊，由马哲民、沈志远、李相符、邓初民等分别主持，为争取学术自由，宣扬抗日民主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李相符在回忆《青年园地》时说：“本刊对当时成都澎湃一时的青年民主运动，在思想和组织上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唯民社”及其刊物团结了许多全国文化名流，这些爱国知识分子都是一腔热血，两袖清风，满腹经纶，是民族正气的重要代表。刘文辉不但为他们的活动提供条件，在政治上掩护他们，而且在生活上亦给予资助。李相符在给刘文辉回忆资料的附信中满怀深情地写道：“当时在自公的领导下团结了我们这一班人，无论在工作上，或个人某些生活困难上，都全靠你的大力支持的。”民盟中央委员潘大逵教授在回忆中亦曾讲到，1947年秋，他奉民盟总部之命回四川筹建民盟西南总支部时，刘文辉曾经通过张志和资助他法币1000万元（可购黄金13两）做活动经费和个人生活费用。

刘文辉对张澜一贯敬重。1941年3月，民盟成立。是年秋张澜任民盟主席后，刘文辉和张澜就有了联系，并开始资助民盟的活动经费。1944年9月，民盟开始吸收个人入盟后，“唯民社”成员除朱蕴山、张志和二人已经入盟并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其他成员也都加入了民盟。马哲民、李相符、沈志远、杨伯恺等1945年10月在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也当选为中央委员。“唯民社”同仁感到民盟的政治目的与其要求相符合，“唯民社”没有再独立存在的必要了。

“唯民社”成员全部转入民盟后，壮大了民盟在四川的力量。1944年11月，民盟四川省支部成立后，原“唯民社”创办的《大学月刊》、《青年园地》和《唯民》半月刊等，也由民盟来续办。1946年春，民盟四川省支部创办机关报《民众时报》时，刘文辉亲自出面找张群说情并办好立案手续。7月中旬，发动全面内战前夕取缔镇压全国进步报刊时，对于《民众时报》，曾叫张群转告刘文辉，要他“把报纸收拾倒”。

民盟中央委员和省支部委员李相符、杨伯恺等几位学者，既是刘文辉的密友，也是他政治上的经常指导者。刘文辉每遇到重要问题，便要约他们几位密商。与此同时，刘文辉用秘密电台和中共中央保持联系，了解形势的发展趋势和中共的政策主张，使他认清了形势，明确了方向。

爱国民主人士的“避风港”

刘文辉对民盟的工作和民主运动的贡献，除了直接的支持参与外，其掩护作用也是很重要的方面。成都地区的民主运动因有了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地方实力派的暗中支持，要镇压打击也会有所顾忌。但这里毕竟是公开控制的地区，特务机构密布，捕杀进步人士随时都有可能。然而，在刘文辉完全控制的西康省就不同了。调查统计局虽也在西康省设调查统计处，但处于刘文辉的包围和控制之中，不敢横行霸道。因此，各方面的进步人士在四川遭受迫害或有被捕危险时，远之出走香港，近之便去西康雅安。雅安一时便有了“大陆上的香港”的美誉。

1942年，杨伯恺、邓初民、马哲民、黄松龄、李相符、黄等著名进步教授就被刘文辉请去雅安讲学。彭迪等教授因被特务追捕到雅安不久，刘文辉的代军长刘元闻讯，将其奉为上宾，并安排到自己的公馆下榻。作家刘盛亚、洪钟、《西方日报》主笔杨正南等也先后到雅安。据刘元的机要秘书罗西玲说，政府内政部曾下令西康省政府通缉盟员赵锡骅和一位地下党员，被刘元压下不理。

1949年初夏，在重庆对刘文辉说，“张志和是共产党员，听说在西康活动，你回去赶快把他抓起来杀了，免贻后患。”刘文辉满口应允。其实这时张志和正被安排在刘的军参谋长杨家桢家里，还派了一名警卫员保护张志和。

打破决战川西的图谋

1949年1月准备下野之前，派张群回重庆任西南行政长官。为取得刘文辉的支持，将其请到南京。刘文辉1月5日到南京后，立即命随行的参谋长杨家桢秘密到上海代表他看望被软禁中的张澜，商量川康下一步的行动。张澜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局势在两三个月内将有大的变化，要注意的阴谋；二是川康今后行动要看自己的力量来定，如力量许可，就应采取主动，迅速脱离蒋帮，加入革命阵营；如力量不行，则等待入川时再配合行动；三是不管怎样都应事先作好准备，并嘱他早回四川。刘文辉完全同意张澜的意见。

派代表团去北平和谈期间，张澜派人通知刘文辉：“如和谈成功，你就首先通电拥护。”

1949年4月，百万横渡长江后，张志和写信给刘文辉，告知中共南方局希望他派代表去香港商谈。刘便请民盟中央委员曾庶凡代表他去香港，并派参谋长杨家桢到成都与张志和及邓锡侯商量，组成联合参谋部，由张志和代表民盟，杨家桢代表刘文辉，陈离代表邓锡侯，统一筹划川康起义。

8月，刘文辉通过秘密电台向通告准备起义，请示今后如何行动。回电大意说：大军行将西指，希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民盟方面，张澜6月秘密去北平后，于10月命四川盟员杜重石给刘文辉带去亲笔写在一小方白手绢上的十六字指示：“时机未至，不可轻动；时机已至，不可放过。”再度要刘文辉掌握好起义的时机。稍后，邵石痴来京看望张澜。张澜嘱他回去告诫刘文辉，起义时不要乱拉队伍，以免解放后带来麻烦，刘都遵嘱照办。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逃到成都。当日下午，在北较场约见张群、邓锡侯、刘文辉等军政要员。刘文辉回家后说：“蒋素来善于强自镇静，这次不行了，原来的神气没有了。口头上还说川西大会战的形势如何好，但有气无力，他自己也不相信了。”

12月3日至5日，派张群、胡宗南等约邓锡侯到刘家开会，要刘、邓和胡宗南“合署办公”，将家属先送到台湾。刘、邓大发牢骚，对合署办公允而不办，对送家属去台湾也找借口推脱。刘文辉说：“我是大军阀、大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共产党搞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哪里会要我？”

7日上午，通知刘文辉、邓锡侯下午去北较场谈话。刘、邓二人和其他将领联系，发现未通知其他人，估计凶多吉少，决定立即出走。刘文辉的汽车空车通过宪兵检查哨出城，自己从小巷过城墙溜出城再坐车，到崇义桥镇邓部特务营，与分头溜出来的邓锡侯和早已在那里的潘大逵聚首，次日一同赴彭县兴隆寺。病中的潘文华也拒不接受要求飞赴台湾的命令，微服出走，经灌县赶来会合。中共地下党、民革也有人来会合，还派人来联络。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所属部队联名通电起义。起义通电派专人送往雅安秘密电台上报北京中共中央。刘、邓、潘的起义使“决战川西”的迷梦破灭。

、对三将军的义举先后复电表示“嘉慰”。邓小平曾说：“西南战役之能获得如此胜利，是由于领导的正确，全国胜利形势的影响，以及人民无坚不摧的力量。同时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诸将军于12月9日宣布起义，亦起了良好的配合作用。”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没有忘记刘文辉的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刘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国家林业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56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

1950年，刘文辉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时，民革和民盟两个派中央的领导人都表示要公开他的成员身份，使刘文辉一时难以决断。问题反映到那里，说，解放后都是公开活动，参加一个派就行了。而以历史渊源论，民革更合适。刘文辉此后虽然只公开和民革的组织关系，但和民盟一些老同志、老朋友仍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在“”期间，得知刘文辉受到红卫兵围攻，立即派专人把他秘密转移到部队医院，化名保护起来。

主持人李密篇4

2009年11月15日晚22时许,李子学用借记卡在位于蒲河商城的银行自动取款机办理取款业务,根据自动取款机的提示,李操作取款2000元,听到自动取款机有出钱的声音,但不见钱出来。李即拨打了银行的客服电话,在不能拨通的情况下,李子学发现在取款机上面贴有一张提示条,李随即拨打了提示条中的电话,电话告知按几个键后钱就会出来。于是他根据电话提示,按了几个键,钱没出来,取款机上却出来一个转账单,借记卡中20000元被转账转走。

李子学随后马上拨打“110”报案,“110”民警接到报案后到达现场,看到自动取款机上贴有提款遇故障处理的提示说明一张,发现取款机的出口处被皮条堵住。

第二天,李子学到银行咨询,银行工作人员将取款机打开,发现有2000元现金,遂把2000元还给了李子学。经查询李的借记卡中20000元被转账至广州市一账户上并被支取。后李要求银行赔偿未果,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银行返还存款20000元、手续费50元,合计20050元及利息。

2010年1月15日,辽西市怀中区法院依法对案件进行审理,银行提交了借记卡章程,其中第四条规定:“持卡人应妥善保管借记卡及密码,并及时更换借记卡密码,防止泄漏,凡密码相符的借记卡交易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或本人授权的合法交易,发卡行依据密码为持卡人办理交易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为该项交易的有效凭证。因密码泄漏造成的经济损失,持卡人自行负责。

李子学认为,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对储户存款负有确保安全的义务,但银行自动取款机系统存有安全隐患,被他人利用,造成储户存款被他人非法取走,银行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经个人交涉无果后,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银行返还存款20000元及利息。银行声称,李子学所说的借记卡上的款项被盗是不属实的,李某卡中的款是正常转账取走的,银行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法院认定,银行向李某发行了借记卡,双方存在储蓄合同关系,均负有一定的注意和防范义务。李子学作为持卡人在自动取款机上取款时应负有一般的注意和谨慎义务,该附随义务要求其不轻信自动取款机任何外在的告示或提示。但李某在使用自动取款机出现异常情况时,缺乏一般储户应有的警惕和警觉,轻信了犯罪嫌疑人张贴的“提示”,并完全按对方的指令进行操作,将自己帐户上的资金转账到自己并不了解的银行卡上,对能够预见的风险未能足够重视。因此,李某的轻信、疏忽和直接错误操作是导致其帐户资金被骗走的直接原因,对此造成的损失应承担主要责任。

李子学虽填写了借记卡申请表,但该表为格式条款,是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银行作为经营存、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在其营业场所负有保障储户存取款安全的义务。自动取款机属于银行的营业网点,系银行人工服务的延伸。对储户到其自动取款机上取款,银行亦应当负有保障客户取款安全的义务。首先是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全时段的服务,其次亦为银行增加了收益。从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考虑,银行对其所有的自动取款机负有较常人更为高度、严格的谨慎义务,应向客户进行风险提示,如“请勿轻信自动取款机周围张贴的任何公告”以及“如有异常情况,请致电统一客户电话”等风险提示内容。银行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尽了提醒义务,银行借记卡章程虽规定“凡密码相符的金穗借记卡交易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或本人授权的合法交易”,但并不能免除银行未尽风险提示而应尽的义务。故银行对李某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主持人李密篇5

    案情

    在外打工的张某借朋友王某的摩托车至银行取款，取款后错将李某的摩托车（价值8000元）开走，回暂住地发现摩托车开错后，索性占为己有，将摩托车开回老家并将摩托车改头换面，并对王某谎称“你的摩托车汽油不足了，丢在银行门前，麻烦你自己去取。”后张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分歧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张某错开李某的摩托车，并未采取“秘密窃取”的手段，起初也并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发现开错摩托车后，从民法上来说，张某具有“代为保管”的义务，而张某在“代为保管”的过程中，产生了非法占有的意图，应定侵占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张某发现开错摩托车后，采取将摩托车改头换面、隐匿老家的方法，将摩托车据为己有，且涉案金额达8000元，应定盗窃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张某错开摩托车的行为属于民法上的不当得利，如果李某向张某主张权利，张某拒不退还的话，才构成侵占罪。因此张某行为既不构成盗窃罪也不构成侵占罪，只是民法上的不当得利，张某应当将取得的摩托车（不当得利）返还给受损失的李某。

    评析：我们同意第二种观点，应当定盗窃罪。其理由如下：

    首先分析张某行为主观因素的变化过程：张某在本案中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张某错开了李某的摩托车。这主要是因为张某对摩托车的外观不熟悉而导致的，此时，张某在主观上仅仅是过失。第二阶段张某发现开错了摩托车。此时，张某应当认识到拥有这辆摩托车没有“合法”性，他所承担的义务不是代为保管，而是将错开走的摩托车返还给物主或提交公安机关并说明情况。第三个阶段是张某产生了非法占有摩托车的故意，对摩托车进行改头换面，隐匿于老家。

    张某开走摩托车，是否属于“秘密窃取”？就客观方面讲，窃取行为是指在物品、钱币等物质的管理者有时管理者与所有者竞合是同一主体不知晓的情况下，使他们脱离对财物的控制，转移到自己的控制之下，并非法占有。张某开走李某摩托车的客观特征是在“秘密”（行为人与车主均不知情）的状态下，使车主失去了对其财物的控制。至于张某开走李某的摩托车的时候，属于“错开”，只是行为人主观上的认识问题，并不影响其客观行为本身的秘密性质。本案与一般的盗窃案件的区别在于，一般的盗窃案是先有非法占有意图，然后秘密窃取；而本案是秘密取得财物后，临时起意占有。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刑法所规定的侵占罪客观方面的突出特点是“变合法持有为非法占有”，其前提是对“合法”持有的财物进行“非法”占有。不当得利的财物不具有合法性，因此不能成为侵占行为的对象。对非法持有的财物，非法占有的行为的定性，主要看取得财物手段来确定。如果是“骗取”的，应当定为诈骗罪；如果是“秘密窃取”的，应当定盗窃罪。

主持人李密篇6

百色起义后，邓小平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右江根据地工作难以展开，“后来我和陈豪人自己下去”，才“有相当成绩”。

爱国侨领陈嘉庚于1940年拜访李济深时，李愤慨地说：“余所派闽人陈才，往闽北视察，行至崇安界，被……暗杀……”军统头子戴笠事后亲自赴闽“灭火”。

开国初，问潘汉年和梅龚彬：那个叫“小周”（ 陈希周）的福建人哪里去了，怎么没看见？

陈昭礼、陈豪人、陈希周（小周）、陈才――四个名字，四种不同身份，谁能想到他们实乃同一人呢？让人嗟叹的是，其人其事，在党史、军史上被淹没太久。

【百色起义的重要领导人】

陈昭礼，1907年生于福建福州南台大庙山。1923年负笈上海，考入复旦大学，1925年加入中共，带领同学参加五卅运动，成为复旦大学的学生领袖。

1926年12月，北伐东路军入闽，陈昭礼受中共中央委派，回到福州，并于翌年1月任中共福州地委书记。1927年3月，陈昭礼代表福建党组织赴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其谦和、诚恳的为人，出众的才能，受到总书记陈独秀的赏识，会后留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央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秘书。

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后，福建党组织遭到破坏。7月，陈昭礼和陈明临危受中央密派，分头回闽北、闽南，负责重建党团组织。不久，全省共产党员从300多人发展到1000余人。

1929年3月间，、率红四军入闽，闽西、闽北武装暴动风云四起，全省出现空前有利形势。5月中旬，因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即后来大名鼎鼎的“罗明路线”中的罗明――笔者注）患病，经中央批准，陈昭礼任书记。

1929年上半年，蒋桂冯阎爆发大混战，桂系先胜后败。7月，任命原桂系倒戈将领俞作柏、李明瑞主持广西军政，分任广西省政府主席、第四编遣区主任。俞、李回师南宁后，采取了一些同情中共的进步措施，受到蒋的猜忌和不满。俞、李与蒋的矛盾日趋尖锐，既要反桂又思反蒋，却担心入桂时间不长，立足不稳，孤掌难鸣，迫切希望与共产党合作，于是派人捎话给中共南方局，要求中共中央派得力干部到广西予以协助。

陈昭礼于是年7月被中共中央调离福建转赴南宁，化名陈豪人（取“好人”谐音，党内则称陈导民），通过粤系反蒋将领介绍给俞作柏和李明瑞。中央之所以派他先行赴桂，除了他在闽北起义中表现出来的领导能力，在方面的人脉关系也是其中因素。陈一到广西，就积极争取李明瑞等人，赠送《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等书籍，推心置腹交谈，李表示了殊途同归之夙愿。

陈豪人的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长，实际身份是中共广西军委负责人。他一面在桂系反蒋上层人物中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一面深入军队，秘密组织、发动兵运，争取武装力量，为举行武装起义做准备。中央通过各种渠道随后派来的40多名党员干部，绝大部分是通过他的职务方便和单线领导，向俞作柏、李明瑞推荐安排到南宁教导总队担任政治教官或连排军官。不久，他又推荐张云逸任广西警备大队长，李谦任副大队长，由教导总队抽数十名党员任连排长，由此使这支武装掌握在中共手里。他还积极策动俞、李，通令释放“四一二”以来桂系军阀逮捕、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8月底或9月初，中央代表邓小平（化名邓斌）到广西，经中共广西特委负责人雷经天介绍，与陈豪人接上关系，并演出双簧：明的是邓小平在陈豪人的领导下任省政府秘书，暗中则由陈豪人掩护和协助邓小平领导广西党的全面工作。25岁的邓小平已表现出举重若轻、见解非凡的特质。小他3岁的陈豪人则细致谨慎，事必躬亲。中央指示的上传下达，以及党内党外的各种组织工作，大都通过他的单线联系来实现和推动。

俞作柏、李明瑞不听陈豪人劝告，与、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在南宁誓师反蒋。陈豪人和邓小平积极做好应付俞、李反蒋失败后的一切准备，紧急调遣一批党员干部到左右江各县，加强对当地农军的领导，利用时机，发展革命势力。10月初反蒋失败后，俞作柏经法属越南出走香港，李明瑞因护照原因滞留南宁。陈豪人与邓小平、张云逸、俞作豫（俞作柏之弟，中共党员）、徐冠英等，带领广西警备第四、五大队和教导总队发动南宁兵变。

10月中旬，拥蒋的桂系军阀悬重金通缉陈豪人，陈却和邓小平率领满载火药与粮草的军械船溯右江而上，于10月22日抵达百色，决定先以中共掌握的武装力量在右江举行起义，拟定前敌委员会名单作为起义的最高领导机构。11月2日，中央同意在左、右江地区武装起义和创建红军，并限定起义日期不晚于1929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

据张云逸回忆，接中央这份来电时，邓小平已离开百色。邓小平本人1968年6月20日写的《我的自述》中也说：“我在同张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后，于11月初由百色去龙州……”22岁的陈豪人挑起了主持前委全面工作的重担，他和37岁的张云逸经与士兵代表一起研究，认为中央给的起义日期不切实际，建议改到40天后的广州暴动两周年纪念日。

邓小平走后第二天，警备第五大队蒙志仁部突然在龙州叛变，随后中央来电，欲让邓小平留桂坐镇，但已来不及追回。

起义迫在眉睫，成分复杂的起义部队又处在敌人的监视和包围中，面临决战，思维缜密、办事干练的陈豪人勇挑重担，周密安排：一方面动员、整顿、清洗以旧式军队为主组成的起义部队；一方面发动群众扑灭豪绅武装，武装农民，组织工会、农会，建立地方党部，筹措战备物资及经费。12月10日，前委在百色分别召开了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大会，进行革命动员工作，撤换军中的反动军官，采取措施，有效控制了百色县长等危险分子，迅速收缴了百色公安局、禁烟局和那坡、平马、果化等城镇大商团的枪支。陈豪人领导政治部拟定《中国工农红七军目前实施纲领》、《前委通告》。“实施政纲”第四条日后被证明极具前瞻性：“扩大红军割据区域，迅速与朱毛会合，实现割据两广！”“军阀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陈豪人在住地清风楼指导创办了《右江日报》，许多决策、命令、标语、文告从清风楼传向右江两岸，清风楼成为百色起义的神经中枢。

12月11日，百色城头升起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红旗。翌日，陈昭礼和张云逸在平马宣告分别就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和军长职务（当时未设政治委员），同时就任的有参谋长龚楚、副军长李谦和各纵队纵队长。红七军下辖三个纵队和一个特务营，约3000人。

后来叛变的龚楚1955年曾出港版《我与红军》一书，书中叙述百色起义：“各项准备工作，负责人如下：1、政治工作，由陈豪人负责。2、军事工作，由张云逸、龚楚负责”，“红七军的官兵之间，感情融洽，没有发生叛变，或向敌人投降的事迹，甚至没有逃兵。”

12月中旬，百色城外的地主豪绅、土匪等反动武装2000多人，突从西南面向百色城进攻，占据了城内部分街道。此时，张云逸军长领导的主力部队在隆安、果化未归，驻百色的红军只有500多人，还有部分是文职人员，情况十分危急。陈豪人与许卓、叶季壮等迅速组织反击，由于指挥正确，经4小时激战，将数倍来犯之敌全部击溃，百色保卫战获得胜利。广东省委来信对红七军作明确指示：“平礼兄（平为邓小平，礼为陈昭礼――笔者注）转前委：………对于前委名单，省委完全批准，如小平同志已离百色返申，前委书记昭礼担任……”

【被误解的上海之行】

后来南宁之战受挫，陈豪人在凤山盘阳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上调整战略部署，决定红七军第三纵队留守右江，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伺机和红八军会合；第一、第二纵队向黔桂边界游击，扩大政治影响，解决补给。会后，陈率红七军主力挺进黔南，进攻榕江县城，重创王家烈的“双枪军”。榕江之战是红七军创建以来的首次重大胜利，恢复了红军士气，且政治影响甚大。

陈豪人向中央建议，“请派党的责任同志及大批政治工作同志赴龙州工作……并请派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来色工作”。1930年3月，中共中央在给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中，首次提出“军应设军政治委员”，命邓小平重返广西任此职。

6月，邓小平从红八军驻地经东兰到河池，与陈豪人会合，出任军委书记和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在左右江根据地的发展中负全责。陈豪人任军委常委兼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在具体工作中贯彻军委决议。

党内意见虽有分歧，但陈豪人与邓小平在工作上配合得当。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在1931年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右江根据地豪绅化的领导“把持了党及政权，办事机关派人去改造，他们可以阻止你与群众接触，派去的人实在太弱”，“后来我和陈豪人自己下去”，才“有相当成绩”。

11月7日，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在河池召开，选举前委，邓小平为前委书记，陈豪人当选为前委常委和士兵行动委员会书记。会上在争论中，以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通过了中央代表邓岗（拔奇）的报告，同意执行中央指示（时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中央），集中力量攻打桂林、柳州，到广东小北江建立根据地。

部队整编后，陈豪人仍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十师政委，邓小平任军政治委员兼第十九师政委。11月10日，整编后的红七军7000多人，离开右江根据地，北上攻打城市。指战员作战虽英勇顽强，但敌众我寡，融县长安镇一战屡屡受挫，造成重大损失。

后人为尊者讳，把红七军的失利归咎于陈豪人盲目执行立三路线。殊不知，对这一点，邓小平1931年4月29日给中央的报告就曾中肯地说：“我相信即使立三路线没有传达到七军来，七军一路仍是会犯不以群众为中心而以军事为中心的错误，这仍然是走到了立三的路线……”1968年6月20日，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又说：“作为前委书记，对此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

陈豪人通过实际斗争认识到，执行立三左倾冒险方针是错误的，于是支持邓小平、张云逸从实际出发的意见，放弃攻打桂林、柳州，转向敌人力量弱的湘桂边境发展，以便日后与朱毛红军会合。前委思想认识统一后，红七军渡过浔江，到达福禄镇，通过多民族聚居区瑶山，奔袭武岗，迅速攻占湘桂边境重镇全州。

1931年2月，陈豪人和中央特派员邓岗受前委委托，由桂林地下党组织安排，经广州到上海向中央汇报。陈豪人此行，曾被误以为脱离组织当逃兵，其实，邓小平1931年4月29日给中央的《七军工作报告》中，就白纸黑字地写着：“豪人、拔奇两同志即于全州离开来中央。”1960年，张云逸在回忆广西革命斗争情况时说：“邓、陈回上海，是通过全州党的地方组织，找到了红七军派去桂林做秘密工作的黄一平同志，由黄设法使他们秘密地通过白区出去的。”

可能正是由于被误会的“脱离组织当逃兵”事件，陈昭礼虽然是当年领导百色起义和创建红七军的一二号人物，但一直默默无闻，被历史“遗忘”。

【“抗日隐蔽战线三杰”之一】

1931年4月，陈豪人受中央派遣，装扮成商人，与李硕勋（之父）分别以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和政治委员的身份，前往湘桂边寻找红七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辗转跋涉，未能通过敌人的关卡，广西各地都在严令通缉他，根本无法靠近红七军驻地，只得折转上海。可上海的中央机关因顾顺章和向忠发的叛变而遭到破坏，接不上关系，遂往杭州与妻子潘超人会合，不久又迁居上海，参加左翼文化活动，并多方寻找党组织。党组织也在打探他的下落，1933年上半年，担任福建省委书记的罗明，终于在上海找到了老战友。

1933年10月，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派人找陈豪人谈话，经多次了解和考察，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此后，按照党的指示，陈豪人以进步人士面目出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34年，福建事变失败，陈希周随陈铭枢、李济深撤到香港，联系彭泽民、梅龚彬、宣侠父等地下党员和各界民主人士，广泛开展爱国统战工作，并参加宋庆龄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活动。他时而香港，时而上海，时而日本东京，从事秘密工作，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香港九龙，陈希周与北伐名将叶挺比邻而居。彼时叶挺不胜苦闷，经常带着夫人和两个小孩到陈家谈心，共叙国内外时局，过从甚密。由于陈希周等人的工作，使叶挺坚定了组军抗日的决心。后来李济深、陈铭枢领导成立中国民族抗日大同盟，叶挺任军委委员，陈希周任群运部长。

1937年，叶挺受命在汉口组建新四军，出任军长，力邀陈希周任秘书。陈希周在百色起义和红七军时的老搭档张云逸任副军长。不久，新四军军部迁江西南昌，陈希周留守汉口，任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陈希周在、董必武和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由于陈希周长相颇似，圈里都以“小周（恩来）”相称。

上海撤退前，七十军军长李觉（湘军何键之婿）通过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向共产党要干部帮助工作。1938年3月，陈希周在潘汉年和郭沫若安排下，与李觉面谈，获得李的信任和授权，任军部上校参议兼战时步兵干训班主任。李觉夫人何玫担任名誉班主任。李觉出生于云南，字云波，此干训班又称云干班。

干训班开办之初，中共湖南省委就派来了郭超、马式材等党员干部，在陈希周的掩护和配合下开展工作。到1940年5月第三期干训班结束时，七十军中的共产党员已发展到50多人，还培养了一批铁心抗日的中下级军官学员。

李觉回忆说，当时部队在元气未恢复的情况下辗转作战，全赖陈希周带的新生骨干从中支撑。但好景不长，很快发动了第一次高潮，了“限制异党活动的指示”，对陈希周等追查甚急，曾一天两次给李觉发来“亲译密电”，查询“陈希周”的来历。李觉复电：“陈系爱国人士，拥护抗战，介绍人系黄埔学生”，陈“始终如一拥护抗日，并无任何轨外之行，我可以负责”，这才使陈希周得以继续在七十军中工作。后人把他和怪杰宣侠父、隐杰梅龚彬并称“中共抗日隐蔽战线三杰”。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消极抗战、积极的趋势日益明显。1940年5月间，和何应钦第三次给李觉发来“亲译密电”，指明陈希周、马式材均系“共党危险分子”，应从速除掉。李觉把密电内容告知陈希周，陈明白在七十军无法立身了，乃坦然表示，为了减少蒋的注意，准备辞去七十军的职务，但并不是一走了事，而是去重庆，那里有很多朋友，尽量争取回第三战区来，帮助军长做坚持抗战的工作。

【不幸倒在军统枪口之下】

1940年5月，陈希周到重庆后，征得中共南方局同意，化名陈才，由李济深引荐，在李任副主任的全国战地委员会就职，领少将军衔。

7月底，陈才巡视完江浙前线后，抵江西上饶，住七十军军部。由于多次严令各部严防共产党渗入，李觉和七十军领导感叹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已是有名无实，陈才鼓励他们不要悲观失望，只要坚持长期抗战，就能取得最后胜利。

但陈才在七十军的一进一出，没能躲过军统的密探。时任赣州专员的蒋经国，也曾专门派人求见陈才，探听虚实，试图收买。

8月初，陈才从上饶一到崇安，即被军统特务秘密监视。8月13日，特务们已密谋好暗杀计划。那天，在客车上靠近陈才两旁坐着两个特务。车行至离崇安城三公里蜈蚣岭处，事先埋伏在那里的三个特务持枪劫车。陈才的警卫员刚准备拔枪反击，即被车上特务枪杀。接着，猝不及防的陈才也倒在军统的枪下，年仅33岁。特务将陈才拖下汽车丢在路旁草地上，确定身亡后，劫走他携带的小提箱，为混淆视听，还捏造了中共游击队锄奸消息。

案发当天，陈良瑛急电七十军和当地政府。李觉得悉，即派军部秘书主任到崇安协同料理丧事，将棺木停放在县城南门余庆桥内，等待结案。此时，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南侨慰劳团恰好来崇安视察，见余庆桥中置一柩尚新，乃问陪同的崇安县长刘超然。刘超然只好介绍死者陈才，事关政治，尚未结案，故停柩在此。陈嘉庚回重庆后把目击经过向担任战时军政视察团副团长的李济深作了通报。李济深认为系福建省主席陈仪所为，并愤慨地说：“陈仪有大座靠山，骄纵任意，余所派闽人陈才，往闽北视察，行至崇安界，被陈仪用人暗杀……陈才之妻子现尚寄寓此处，以待昭雪。”陈嘉庚和胡愈之分别在海内外书刊发表文章，揭穿顽固派假抗日真、谋杀共产党要员的罪行。

对这次惨案的发生，时任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的李觉中将甚为震怒，以至军统头子戴笠不得不亲自到福州处理后事。李觉后来脱离集团，参加湖南起义，晚年著文回忆说：“我对希周同志品德学问非常佩服……（他）宣传和执行共产党的持久战和坚持必胜的信心，对我感受很深，受到他革命气概感染，使我后半生能走上革命的道路，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1950年，政务院总理接见派人士时，特地同潘汉年和梅龚彬提起陈希周：那个叫小周的福建人哪里去了，怎么没看见？1952年4月11日，致信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鼎丞，指示要把陈希周的遗骨从崇安迁葬福州，在福州修建陈希周烈士墓，供后人瞻仰。

烈士之墓刚修好，1955年就发生了震惊华夏的潘汉年冤案。生前与潘汉年关系密切的陈希周竟遭“连坐”，被说成第三党，甚至有人把红七军参谋长龚楚变节之事张冠李戴到烈士头上。于是，烈士墓碑被砸，孩子受到影响。在党史、军史中百色起义无其名，组建新四军也没他的份。

1983年，潘汉年冤案正式获得。1985年8月12日，中共福建省委、省政府和福州市委、市政府在文林山烈士陵园隆重举行“陈希周骨灰安放仪式”。1992年，陈昭礼殉难处也建立了纪念碑。

真相无法掩盖。陈昭礼，这位中共早期党史上的重要人物，终将穿越历史的尘埃，绽放原有的光芒。

（作者系文史学者）

主持人李密篇7

关键词盗窃诈骗侵占

一、基本案情

2007年5月的一天,犯罪嫌疑人熊某和网上认识的异性网友李某初次相约来到电影院看电影。在看电影的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熊某因手机无电需要用电话,便向李某借用手机,称走出电影院外给家人打个电话。李某应许后,熊某走出电影院拿李某的手机给家里人打电话。熊某打完电话后,想到不如把李某的电话拿走算了,便没有再返回电影院,并将手机拿到二手市场以5000元的价格卖掉。李某在电影院久等熊某未归,方知上当,马上报警。警方两天后找到熊某,熊某此时已将变卖手机所得5000元消费用完,但即刻找朋友借了5000元将李某手机从二手市场赎回并归还李某。李某后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

二、分歧意见

对于犯罪嫌疑人熊某的行为应该如何定性,有四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熊某的行为应定性为盗窃罪。理由是熊某将手机据为己有的方式,是趁手机的所有人李某不备的行为,李某对熊某拿走手机逃走并不知情,熊某的行为采取了秘密窃取的方式,符合盗窃罪“秘密窃取”的客观行为构成要件,主观上有明显非法占有的故意,因此应定性为盗窃罪。Www.133229.cOM

第二种意见认为,该案犯罪嫌疑人熊某的行为定诈骗罪。熊某以借手机打电话为由,使电话脱离了李的实际控制,然后在没有告知李某的情况下,将手机带走逃跑,客观上已虚构了事实,并且李某相信了熊某所虚构的事实(在电影院久等李某未归),该行为应定性为诈骗。

第三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熊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熊某向李借电话打,李同意,并将电话交给熊,这实际是在二人之间形成了一个借用合同关系,熊出卖手机的行为违反借用合同,属于民法中无权处分的行为,该行为应受民事法律的调整,不应追究熊某的刑事法律责任。

第四种意见认为,该案应定侵占罪。李某同意将手机借熊某带出电影院打,在客观上可以视为暂时委托熊某代为其保管手机,而后熊某将该手机拿走后变卖,则是将手机非法占为己有,出卖手机后侵占行为已经完成,侵害对象是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客观上将该财物已经据为己有。至于经警方找到犯罪嫌疑人熊某后,熊某赎回手机并归还的行为,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三、评析

本案犯罪嫌疑人熊某的行为涉嫌侵犯财产的犯罪,刑法理论将侵犯财产的犯罪分为毁坏财物罪(如破坏生产经营罪)与取得财物罪(如盗窃罪),盗窃、诈骗、侵占都属于取得财物的犯罪,三个罪名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一般主体,主观方面是故意,侵犯的客体是财物所有权。因此,三罪名在法律适用上,理论界、司法实践中都存在较大的争议。就本案来说,笔者同意第四种意见,主要理由如下:

1.犯罪嫌疑人熊某开始借用手机时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不应定性为诈骗罪。

一般来说,一个完整的诈骗行为,应该经历这样几个阶段:嫌疑人作出虚假陈述—被害人错误地相信嫌疑人—被害人交出财物—犯罪嫌疑人得利。可以看出,在诈骗行为中,嫌疑人在行为的第一个阶段便有了非法占有的故意,并且正是基于该故意而作出虚假的陈述,继而推动案情的发展。第三阶段即被害人交出财物是整个过程的关键,它表现为被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是基于对嫌疑人的信任而作出的,表现为“自愿”交出,其交出财产时是符合其意志的,因此,判断诈骗罪的标准为受害人是否“基于认识错误而自愿交出”,而非在整个作案过程中有无欺骗行为。在盗窃、侵占案件中,嫌疑人在整个案件过程中也可能存在欺骗行为。如假扮为搬运工人到建筑工地去偷设备,或谎称保管的财物已丢失,等等,但并不能由此就认定为构成诈骗罪。从本案来看,被害人李某将手机借给熊某的行为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现,交付手机时是自愿的,但犯罪嫌疑人熊某的行为不能构成诈骗,因为它缺乏诈骗罪的第一个阶段,即无作出虚假陈述的阶段。其非法占有的意思也不是在取得手机之前就产生了,而是在取得手机之后一个人在电影院外打完电话后产生的。因此,犯罪嫌疑人熊某的行为不应构成诈骗罪。

2.犯罪嫌疑人熊某在经李某同意后,将手机带出电影院外打电话,已形成事实上的暂时代管关系,因此,不存在盗窃罪上的“秘密窃取”,不应定性为盗窃罪。

盗窃罪客观方面表现为“秘密窃取”,此案中,犯罪嫌疑人熊某将手机带出电影院外打完电话后,未返回电影院,将手机带离逃走是否属于盗窃罪中“秘密窃取”的方式呢?笔者认为,认定的关键应是确定在犯罪嫌疑人熊某带走手机逃走之前,是否对李某的手机取得代管权。因为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要求是对他人持有之物进行侵犯,通过窃取转为自己持有,犯罪性表现为对财物的控制关系、持有关系的侵害上。至于如何认定是否已取得对财物的代管,笔者认为,应根据财物所有人、持有人对财物的实际控制程度来把握。本案中李某同意犯罪嫌疑人熊某将手机带出电影院使用,实际上已形成了客观事实上熊某对手机的代管关系,熊某在打完电话后不可能再去盗窃自己在事实上已经占有的财物,因此,本案熊某的行为不符合盗窃罪的特征。

3.犯罪嫌疑人熊某将代管的财物占为己有并变卖,拒不返还,符合侵占罪的犯罪特征,应定性为侵占罪。

主持人李密篇8

陪同李长春出访的有:中联部部长王家瑞,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文化部部长蔡武,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副部长孙志军,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崇泉等。

李长春访问爱沙尼亚

9月21日,李长春抵达塔林,开始对爱沙尼亚共和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李长春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讲话。

当天,李长春在塔林与爱沙尼亚议长埃娜・埃尔格马举行了大、小范围会见。

李长春说,中国高度重视同爱沙尼亚的关系,赞赏爱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并在中方重大关切问题上给予大力支持。中方愿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基础上,与爱方进一步发展政治关系,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友好关系全方位发展。

李长春说,中国共产党与爱各主要政党建立了友好联系,希望今后继续本着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密切交流和往来,增进了解和互信,不断夯实中爱关系的政治基础。

埃尔格马说,爱方期待进一步加强与中方在经济、贸易和人文领域的交流,也希望中方把塔林港作为连接东西方海上运输的枢纽,拓展双方港口合作。

当天,李长春在塔林会见了爱沙尼亚总理、改革党主席安德鲁斯・安西普。

李长春说,在当前形势下,中方愿与爱方进一步加强政治交往,扩大经贸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中方鼓励中国企业赴爱投资,参与爱交通、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

李长春说,中国共产党愿与包括改革党在内的爱各友好政党加强交往,增进相互了解与友谊。

安西普对上海世博会取得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对今年5月中国共产党主办的中欧政党高层论坛给予积极评价。他说,爱方视中国的快速发展为重大机遇,希望扩大和深化双边务实合作。他表示爱方支持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并愿为此发挥积极作用,重申将在涉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

9月22日,李长春出席了塔林大学孔子学院揭牌仪式。

李长春和劳德共同为塔林大学孔子学院揭牌。李长春向劳德转交了赠送孔子学院的“中国文化体验中心”设备和《大中华文库》。

当天中午,李长春会见了爱沙尼亚副议长凯特・潘杜斯,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李长春还参观考察了爱沙尼亚最大的港口塔林港,听取港口负责人关于塔林港发展规划和与中国合作情况的介绍。

当天上午,李长春参观考察了爱沙尼亚民俗博物馆,并亲切会见中国驻爱沙尼亚使馆工作人员和留学生代表。

9月23日,李长春会见了塔林市长、中间党主席埃德加・萨维萨尔,就深化两国地方省市之间的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加强与中间党等爱各友好政党的友好合作关系等发表了看法。

当天,李长春还参观考察了塔林理工大学,详细了解该校学科建设和科研情况。

李长春访问黑山

9月23日,李长春抵达波德戈里察,开始对黑山共和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李长春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讲话。

9月24日,李长春会见了黑山议长、社会主席兰科・克里沃卡皮奇。

李长春强调,中方高度重视同黑山的关系,将黑山视为中国在巴尔干地区的真诚朋友和重要合作伙伴。希望双方继续努力,增进互信、深化共识、扩大合作,共谋发展大计,把中黑合作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

谈到议会和党际关系,李长春指出,中方对黑山议会成立黑中友好小组的举措表示欢迎,愿加强两国立法机构间的交流,相互借鉴经验,共同应对未来挑战。中国共产党也愿本着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同包括社会在内的黑山议会各主要政党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

克里沃卡皮奇说,黑山对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稳定发展充满信心。黑山是小国,但愿全力支持中国实现美好发展前景,并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前进。

当天,李长春还亲切会见了中国驻黑山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和华侨华人代表。

当天,李长春会见了黑山总理、社会主义者主席米洛・久卡诺维奇。

李长春说,中方视黑山为中国在巴尔干地区的真诚朋友和可靠伙伴,愿与黑山一道努力,继承传统友谊并不断发扬光大,在新形势下努力把双边关系提升到新水平。为此,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夯实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二是深化经贸合作,推动经贸关系平衡发展,夯实两国关系的经济基础。三是密切人文交流,鼓励两国民间团体、地方政府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

李长春说,中国共产党与黑山社会主义者同为执政党,都肩负着领导国家、治理社会、发展经济、造福人民的重要使命。希望两党密切交往,加强执政理念和党建经验交流,深化青年政治家之间的往来,为中黑关系全面发展做出贡献。

久卡诺维奇说,黑山对两国良好的政治经济关系非常满意。这一关系是在相互尊重、信任、理解,彼此支持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基础上取得的,具有广阔发展前景。黑山衷心感谢中国给予黑山的宝贵支持,愿向中国敞开大门,加强在文化、教育、旅游、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港口航运等各领域的互利合作,并不断探索合作的新领域、新方式,为黑中传统友谊注入新动力。

会见结束后,李长春和久卡诺维奇共同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黑山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黑山政府关于人力资源培训的立项换文》等合作协定的签字仪式。

李长春访问爱尔兰

9月26日,李长春抵达都柏林,开始对爱尔兰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李长春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讲话。

当天,李长春出席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成立4周年庆典活动。

9月27日,李长春在都柏林总统府会见了爱尔兰总统玛丽・麦卡利斯。

李长春说,中方赞赏爱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所作的积极努力。中方愿与爱方一道,加强各层次对话交流,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使中爱关系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友好相处的典范。

麦卡利斯说,近年来两国密切的政治交往和经贸合作更进一步推动了爱中关系的顺利发展。希望双方继续保持这一积极势头、不断扩大合作范畴,把爱中关系提高到新水平。

当天,李长春在都柏林会见了爱尔兰政府总理、共和党领袖布赖恩・考恩。

李长春说,当前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合作空间更为广阔。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对爱关系,愿与爱方共同努力,保持和深化高层对话和交往,进一步扩大经贸、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挖掘两国在经贸、投资、低碳节能技术、可再生能源和软件等领域的合作潜力,继续加强文化、教育、新闻、旅游等领域的人文交流和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国际多边领域的协调配合,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李长春对两国执政党之间富有成效的交流合作给予充分肯定,希望双方继续就治国理政经验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展对话,增进了解和互信。

考恩说,10年前爱政府制定的“亚洲战略”非常成功,爱中双边贸易增长了60倍,教育、投资、旅游等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丰硕成果。在爱尔兰新推出的贸易、投资和旅游战略中,中国仍将处于重要地位。爱尔兰希望成为中国的重要投资对象国,成为欧中合作的重要基地。爱方愿与中方一道开拓爱中关系的美好未来。

会见结束后,李长春与考恩共同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与爱尔兰旅游、文化与体育部文化交流与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爱尔兰工贸与革新部关于经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当天,李长春会见了爱尔兰卫生与儿童部部长玛丽・哈尼。他还参观考察了爱尔兰国家博物馆,了解文化场所管理和运营情况,并在下榻的宾馆会见了中国驻爱使馆工作人员、华侨华人、中资机构和留学生代表。

当天,李长春出席爱尔兰企业局举行的工商界人士早餐会并发表讲话。爱尔兰工贸与革新部长巴特・奥基夫,旅游、文化与体育部长玛丽・哈纳芬,爱企业局首席执行官弗兰克・瑞安及爱工商界人士约150人出席。

随后,李长春专程赴诺康姆技术公司参观考察,详细了解爱尔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情况。

李长春访问伊朗

9月28日,李长春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开始对伊朗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李长春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讲话。

当天,李长春在德黑兰会见了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

李长春指出,中方愿与伊方一道努力,抓住机遇,把各领域友好关系巩固好、发展好。一是保持高层接触,深化政治互信,密切两国政府、政党、议会间往来。二是推进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推动已签署的经贸项目顺利实施,努力保持经贸合作的发展势头。三是丰富人文交流,弘扬两国在长期交往中结下的深厚友谊。四是在国际事务中保持沟通,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看法。李长春重申中方有关谈判解决伊核问题的主张,希望伊方与有关各方抓住时机,显示积极姿态,通过对话与谈判妥善解决伊核问题。中方愿为此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内贾德说,伊中发展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利益,有利于地区和平发展。伊朗将继续奉行对华友好的政策,与中方一道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伊中共同发展。他强调伊朗致力于谈判解决伊核问题,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此所做的积极努力。

当天,李长春在总统府与伊朗副总统米勒塔基阿尔蒂尼举行会谈,就进一步发展中伊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深入交换意见。

李长春说,中方愿继续与伊朗保持高层接触和各级别交往,深化政治互信;加强经贸关系,切实落实好两国已签署的协议和合同,拓展在基建、通信、汽车、轨道交通等领域的合作,鼓励和引导两国企业加大交流合作,不断挖掘和培养新的合作增长点;丰富人文交流,在深化现有人文合作基础上,积极探讨互办文化周、加强文化产品交流、旅游与体育合作等问题,进一步巩固两国友好关系的民意基础。李长春表示相信,通过双方合作与协调,中伊关系一定能不断向前发展,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米勒塔基阿尔蒂尼说,伊方愿与中方保持密切沟通,拓展经贸合作的新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深化在文化、新闻、广电等领域的往来和交流,推动伊中关系不断取得积极成果。

会谈结束后,李长春与米勒塔基阿尔蒂尼共同出席了双边文化、教育、新闻等合作协议的签字仪式,并为中央电视台驻德黑兰记者站揭牌。

当天,李长春在德黑兰会见了伊朗议长拉里贾尼。

李长春积极评价中国全国人大与伊朗议会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希望双方继续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推动两国关系全面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拉里贾尼说,伊中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传统。近年来,两国领导人多次会晤,为伊中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两国经贸合作取得令人欣慰的成果,贸易额迅速攀升。伊朗人民从中受惠良多,对华友好感情更加深厚,发展伊中友好合作的愿望更加强烈。伊朗欢迎中国继续保持快速全面发展,希望进一步深化双边互利合作,开拓伊中友好新局面。

当天,李长春参观了伊朗德黑兰大学孔子学院。

李长春向德黑兰大学孔子学院赠送了中国文化体验设备和《大中华文库》。

当天,李长春还专程考察了中伊合作建设的德黑兰地铁4号线项目,亲切慰问参加该项目的中伊双方建设者和管理者。

29日,李长春在伊朗历史名城设拉子会见了伊朗法尔斯省省长克尔曼尼,就加强中伊文化交流和地方省市友好合作发表了意见。此前,李长春亲切会见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和留学生代表,并出席了在伊中资机构代表座谈会。

9月30日,李长春圆满结束对爱沙尼亚、黑山、爱尔兰和伊朗四国的正式友好访问,回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