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至诗词范文
时间：2023-12-10 15:23:42
夏至诗词篇1
这些错误看法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认为"诗界革命"是在戊戌（一八九八年）前由夏曾佑、谭嗣同等人提倡的。最早这样主张的是胡适，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云：
康、梁的一班朋友之中，也很有许多人抱着改革文学的志愿。他们在散文方面的成绩只是把古文变浅近了，把应用的范围也更推广了。在韵文的方面，他们也曾有"诗界革命"的志愿。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说："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曾佑），而复生（谭嗣同）亦茶嗜之……。"这种革命的失败，自不消说……。
在这段话中，胡适以为当时夏曾佑、谭嗣同在提倡"诗界革命"，并认为这"革命"是"失败"的。此后，陈炳堃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一九二九年）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一九三年）二书中，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九三三年）中，都明确说夏、谭是"诗界革命"的创始者。在解放后的一些著作中，如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九五六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小绍编著《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一九六年），吕美生《试论晚清"诗界革命"的意义》（一九六一年）③，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九六二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一九五五级近代诗选小组选注《近代诗选》（一九六三年），郭绍虞、王文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一九八年），孟祥才《梁启超传》（一九八年），直至最近出版的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一九八一年），及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重版本等，对于"诗界革命"由夏曾佑、谭嗣同在戊戌前二年，即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年间提倡之说，或重申，或因袭，都未提出疑问。
看法的另一方面认为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如胡适说："他（指黄遵宪）对于诗界革命的动机，似乎起的很早。"他举黄遵宪"我手写吾口"之语，认为："这种话很可以算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④。有人举黄遵宪《酬曾重伯编修》中"新派诗"之语，认为这标志着"诗界革命"发展的新阶段⑤。
现在讨论前一方面的看法。凡是主张"诗界革命"由夏、谭提倡的，都同胡适一样，以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以下称《诗话》）中那一段话为根据，并把它和其后的第三则诗话联系起来。为说明问题起见，按照当时《新民丛报》发表这几则诗话的原状，引述如下：
复生自喜其新学之诗，然吾谓复生三十以后之学，固远胜于三十以前之学，其三十以后之诗，未必能胜三十以前之诗也。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得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此八篇中尚少见，然"襄海惟倾毕士马"，巳其类矣。其《金陵听说法》云："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喀私德即Caste之译音，盖指印度分人为等级之制也。巴力门即Parliament之译音，英国议院之名也。又贈余诗四章中，有"三言不识乃鸡鸣，莫共龙蛙争寸土"等语，苟非当时同学者，断无从索解，盖所用者乃《新约全书》中故实乜。其时夏穗卿尤好为此。穗卿赠余诗云："滔滔孟夏逝如斯，亹亹文王鉴在兹。帝杀黑龙才士隐，书飞赤鸟太平迟"。又云："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徒"（按，徙当作徒）。此皆无从臆解之语。当时吾辈方沈醉于宗教，视数教主非与我辈同类者，崇拜迷信之极，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所谓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谭、夏皆用"龙蛙"语，盖时共读约翰《默示录》，录中语荒诞曼衍，吾辈附会之，谓其言龙者指孔子，言蛙者指孔子教徒云，故以此徽号互相期许。至今思之，诚可发笑，然亦彼时一段因缘也。
穗卿有绝句十余章，专以隐语颂教主者。……其余似此类之诗尚多，今不复能记忆矣。当时在祖国无一哲理、政法之书可读，吾党二三子号称得风气之先，而其思想之程度若此。今过而存之，岂惟吾党之影事，亦可见数年前学界之情状也。 此类之诗，当时沾沾自喜，然必非诗之佳者，无俟言也。
吾彼时不能为诗，时从诸君子后学步一二，然今既久厌之。穗卿近作殊罕见，所见一二，亦无复此等窠臼矣。浏阳如在，亮亦同情。
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伞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不尔，则徒示人以俭而已。侪辈中利用新名词者，麦孺博为最巧，其近作有句云："圣军未决蔷薇战，党祸惊闻瓜蔓抄。"又云："微闻黄祸锄非种，欲为苍生赋《大招》。"皆工绝语也。……⑥
梁启超从壬寅（一九二年）起陆续撰写《诗话》，并陆续发表在《新民丛报》上，每次一则或数则。上面引述的四则诗话刊载于癸卯（一九三年）三月出版的《新民丛报》上，这一号《新民丛报》共刊出八则诗话，在此四则诗话前后另有四則，其内容与本文论旨无关，故不录。然据第八则诗话有"今年癸卯航海游亚美利加，在太平洋舟中"之语，知此四则诗话写于一九三年。
首先要注意的一点是，梁启超按照中国传统诗话的体例撰写他的《诗话》，每一则自成一单元，其所叙事实的发生时间与前后则诗话不一定有连贯性。这里，在上述的前三则诗话中，梁启超谈的是丙申、丁酉间夏、谭等人作诗的情况。他把他们的诗称为"新诗"，夏曾佑所"提倡"、谭嗣同所"綦嗜"的都是这种"新体"。他们"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对于"此类之诗，当时沾沾自喜"，但并非说他们在提倡"诗界革命"。梁启超只指出："盖当时昕谓新诗者，颇喜捂扯新名词以自表异。"新诗的主要特征在于堆积"经典语"，或者"喀私德"、"巴力门"之类的"新名词"。
在第四則诗话中，梁启超谈的是"诗界革命"。其中"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一语，是指梁启超等人流亡日本之后提倡"诗界革命"一事，与前面所说的夏、谭在丙申、丁酉间提倡"新诗"是两回事。这里所谓"近"，是指梁启超写这段话的时间--一九三年--之前的近阶段，并不包括丙申、丁酉时期。可证明这一点的是，这一则诗话中所引麦孟华（孺博）的诗作于庚子（一九年）⑦，梁启超称之为"近作"。而在第三则中云："穗卿近作殊罕见，所见一二，亦无复此等窠臼矣。"所谓"此等窠臼"，是指夏曾佑在丙申、丁酉间作的新诗，梁启超把它们与"近作"相对而言，说明它们是比"近作"更早（即梁在第二则诗话中云"当时"、"数年前"，而不云"近时"、"近年"）的作品。由此可见，"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中的"近"，显然也不包括丙申、丁酉时期。也就是说，"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即夏、谭等人当时喜欢作这类"新体"是一回事，而"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即梁启超等人后来喜欢说"诗界革命"又是一回事。胡适把它们看成一件事，实际上是对《诗话》原意的误解。
在这一则诗话中，梁启超认为，"诗界革命"应当"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而不应当"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这和他上面讲的夏、谭等人"挦扯新名词"的"新诗"相联系，实际上说明他们的"新诗"与他所要求的"诗界革命"不一致，这是他以"诗界革命"的标准对这类"新诗"所作的一种批评，而并不是如某些研究者所理解的，是"总结了先前的'诗界革命'失败的教训"⑧。为了进一步说明夏、谭等人当时并未提倡、也不可能提倡"诗界革命"，还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考察。
第一，在梁启超有关夏、谭等人作诗的记载中，从未提到他们曾提倡过"诗界革命。"
关于这方面的材料，除上述《诗话》外，还有《汗漫录》、《亡友夏穗卿先生》等，最详细的是《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
节录如下：
他（指夏曾佑）租得一个小房子在贾家胡同，我住的是粉房琉璃街新会馆--后来又加入一位谭复生，他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馆--"街宇望尺咫"，我们几何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
穗卿和我都是从小治乾嘉派考证学有相当素养的人，到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对于从前所学生极大的反动。不惟厌他，而且恨他。穗卿诗里头"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质多举只手，阳乌为之死"。……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我们主观上认为已经打倒了，"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颇谓宙合间，只此足欢喜"。这是我们合奏的革命成功凯歌，读起来可以想起当时我们狂到怎么样，也可以想见我们精神解放后所得的愉快怎么样。
穗卿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常喜欢用诗写出来，他前后作有几十首绝句，说的都是怪话，……当时除我和谭复生外没有人能解他。……他又有四首寄托遥深的律诗，我只记得两句："阖视吾良秋柏实，化为瑶草洞庭深。"谭复生和他的是："……金裘喷血和天斗，黄竹闻歌匝地哀。徐甲倘容心忏悔，愿身成骨骨成灰。""死生流转不相值，天地翻时忽一逢。且喜无情成解脱，欲追前事已冥濛……。"这些话都是表现他们的理想，用的字句都是象征，当时我也有和作，但太坏，记不得了⑨。
这篇文章以相当的篇幅叙述了夏、谭的诗，诗中堆积"撒但"、"质多"之类的"经典语"，它们"都是怪话"，"用的字句都是象征"。这些正是《诗话》中称之为"新诗"的特征，但这里一句也没有提到"诗界革命"。梁启超在这篇深情怀念夏曾佑的文章中，把夏誉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又说夏的诗是他们"合奏的革命成功凯歌"，如果夏当初确实"提倡"过"诗界革命"，梁启超更应当把这件事作为夏的重要事迹加以叙述，不应当只字不提。此外，考察文中所叙夏、谭、梁当时作诗的情况，有二点尚可注意。一、所谓谭、梁的"和作"，并非他们和夏曾佑在一时一地的唱和之作，而是他们分别作于丙申、丁酉间的"和作"⑩。梁启超此文作于夏曾佑逝世之年，即一九二四年，文中回忆三十年前旧事，将一二年间发生之事写作"当时"是极自然的。二、他们作这类诗的动机在于表达"宇宙观人生观"和"理想"，而不是要以这类诗改变诗体或当时的诗风。从夏、谭的诗集中可看到，他们在作这类新诗的同时，还写了一般不难解的旧诗11。由此可见，他们偶尔作这类诗，是出于对新思想的喜好；他们作诗不求人解，仅在于达到同志之间思想上的契合。因此，从这些情况来看，说他们当时在进行"涛界革命"运动或有"诗界革命"的志愿，都与事实不符。
第二、从戊戌前国内思想界及改良派的思想状况来看，不可能提出"诗界革命"这一口号。
首先，戊戌之前国内思想界流行的主要观念是"变法"、"改革"及"民权"等，而不是"革命"。孙中山于乙未（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广州起事失败到日本后，开始采用"革命"这一口号12。但他传播革命思想对国内影响甚微。壬寅（一九二年）九月《新民丛报》载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其中叙述国內思想界的情况说："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我国学界之思潮，大抵不骇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13。由此可见，在国內思想界有"言革命者起"还是"一二年"内的事。至于"一二年前"，还没有"言革命者起"。所以还没有达到"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的程度，而是"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这里的"一二年前"，指一九、一九一年，说明国内思想界倡言"革命"至少在一九年之后。梁启超又在壬寅十一月发表的《释革》一文中云："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号，则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咸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其所谓'变革，云者，即英语'Revolution，之义也。而倡此论者多习于日本，以日本人之译此语为'革命'也，因相沿而顺呼之曰'革命、革命'……。"14从这里可以看出，主张"变革"是"比年"的事，侶变革论者"多习于日本"，受到日本译名的影响，因而顺呼变革为"革命"。据冯自由云："吾国学生之在日本留学，始于戊戌、己亥（一八九八、一八九九）二年，其初不过寥寥数人。……后数年，各省督抚续派遣留学生，而以私费往游者亦络绛不绝。及辛丑年（一九一）人数已增至千五百人。"15可见中国学生"多习于日本"，发生在戊戌之后，因此顺呼"革命"的"比年"当指戊戌之后。这段话中所谓"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号，则曰'改革'而已"，即指戊戌前他们改良派以"改革"为口号进行的变法运动。梁启超这二段话都可证明戊戌之前国内流行的思潮是"变法"、"改革"，而不是"革命"。
其次，戊戌前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有所来往，也接触到"革 命"，并作出不同程度的反应。康有为在戊戌年作的《进呈突厥削弱记序》、《进呈法国革命记序》等文中16，竭力渲染"革命之祸"，劝清廷"维新变法"，反对"革命"。《时务报》于丁酉（一八九七年）九月载麦孟华《论中国会匪宜设法安置》一文，将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与会党组织的哥老会、三合会等并称"会匪"，他说："哥老、理教、三合、兴中诸会匪，或煽于东南，或泄于西北，或动于内地。……孙文之案，沙侯诘难；徒辱国体，实张彼焰耳。"17这表明了改良派右翼对革命党及"革命"的仇视态度。这时期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言论颇为激烈，然而未超出改良主义的"民权"的范围。如丁酉九月发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他说："凡由多君之政，而入民政者，其间必经一君之政，乃始克达。所异者西人则多君之运长，一君之运短，中国则多君之运短，一君之运长。……若夫吾中土奉一君之制，而使二千年来杀机寡于西国名，则小康之功德无算也，此孔子立三世之微意也。"18所谓"奉一君之制"而行"民政"，纯属改良主义的主张。这说明他对"革命"是否定的。梁启超后来在长沙时务学堂任教时，仍宣传这种改良主义的民权论。至于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云："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19这"革命"一词是后来习用之语，并非梁在当时言论中有"革命"一词20。即使后来转向革命的章炳麟，当时也不主张革命。丁酉二月，《时务报》载其《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云： "……不逞之党，假称革命以图乘衅者，蔓延于泰西矣。……自兹以往，中国四百兆人，将不可端拱而治矣。……然则如之何而可？曰：以教卫民，以民卫国，使自为守而已。变郊号，柴社稷， 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材，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21这说明章氏的思想仍属改良主义的范畴。
至于所谓提倡"诗界革命"的夏曾佑、谭嗣同、黄遵宪，戊戌前都属改良派。夏在天津与严复等人创办《国闻报》，鼓吹维新变法，但立场比《时务报》温和。丁酉十二月刊载《中俄交谊论》一文云："今日之中国，不但当联俄，且当法俄。夫取法于人者，必其政教风俗，与吾相近，而后因时利导，其事为可几及。今地球君权无限之国，独我与俄罗斯、土耳其三国耳。夫君权之轻重，与民智之深浅成正比例。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议院，嗟呼！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王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这表现出该报在变法运动中已转向保守。夏与梁启超关系甚密切，他也同意"民政"思想22，但他不属康党，改良主义立场更为软弱23。作为改良派左翼的谭嗣同，在《仁学》中引用"汤、武革命"之语，并说："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这表现了反满倾向，但《仁学》的要旨仍在于"变法"，所谓："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唯变法可以救之"。或所谓："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其变法自强之效，亦由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挟其杀人报仇之气概，出而鼓更化之机也。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言治者不可不察也。"他主张效法日本，变法自强；并主张通过游侠"自振拔"于"君权之世"。他说："西汉民情易上达，而守令莫敢肆；匈奴数犯边，而终驱之于漠北。内和外威，号称一治。"幻想依靠游侠使清王朝"内和外威，号称一治"。这是谭嗣同改良主义思想的局限。黄遵宪当时也主张"奉主权以开民智"24，他是始终不赞成"革命"的。
上述二点说明：在戊戌前国內思想界不流行"革命"这一观念，以及改良派内部反对或不赞成"革命"的情况下，夏、谭等人不可能在丙申、丁酉间提出"诗界革命"。
第三、"诗界革命"是梁启超受日本译名的影响而提出的。从上面引述梁启超及冯自由的话，可知倡"革命"论者"多习于日本"，并且发生在戊戌之后。而"诗界革命"及"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口号也是梁启超逃亡日本之后，受到日本译名的影响而提出的。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革命"指改朝换姓的政治变革。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宣传"革命"，即包含着推翻清朝，光复汉政权之义。而日本人译英语"Revolution"为"革命"，如英人称其历史上一六八八年确立君主立宪的政变为"Glorious Revolution"（即"光荣革命"）一样25，日人习称其"明治维新"为"革命"。梁启超《释革》云："日人今语及庆应、明治之交，无不指为革命时代，语及尊王讨幕、废藩置县诸举动，无不指为革命事业……。"26可见这里"革命"一词在政治上指"变革"，已失去以暴力更迭旧政权的意义。康有为到日本不久，在《读日本松阴先生幽室文稿，题其上》一诗中，盛赞明治维新为"千年大革命"27，说明他对"革命"一词的观念已发生变化。后来梁启超在一度革命之后转向改良主义时，就是在这种"变革"的意义上使用"革命"一词。由于"革命"指广义的"变革"，日人译名中常出现"宗教革命"、"道德革命"等。梁启超在《释革》申明白指出："夫淘汰也，变革也，岂惟政治上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以日人之译名言之，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28同样由于受日本译名的影响，梁启超于己亥（一八九九年）五月赞康有为发明孔教为"宗教革命"29，于同年十一月倡议"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30，于壬寅（一九二年）九月倡议"小说界革命"31。（梁启超初至日本时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32，尚未提出"小说界革命"。）由此可证，"诗界革命"这一口号只有梁启超到日本之后才可能提出。第四，关于"诗界革命"，梁启超自己有所论述。
《汗漫录》（又称《夏威夷游记》）是梁启超在己亥（一八九九年）冬赴美途中所作的日记，其中谈到"诗界革命"。过去一些研究者在论述"诗界革命"时，曾引用过这篇材料，由于囿于成见，忽视了文中某些重要内容。经初步分析，这可以看作是有关"诗界革命"的最早文献。节录如下：
……予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馀年来鹦鹉名士（予尝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犹欧洲之地力已尽，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美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
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叉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不然，如移木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瑰伟则瑰伟矣，其如不类何！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追新国者，莫如黄公度。 其集中有《今别离》四首，及《吴太夫人寿诗》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也。夏穗卿、谭复生，皆善选新语句。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复生本甚能诗者，然三十以后，鄙其前所作为旧学。晚年屡有所为，皆用此新体，甚自喜之，然己渐成七字句之语录，不甚肖诗矣。……其不以此体为主，而偶一点缀者，常见佳胜。文芸阁有句云："遥夜苦难明，它洲日方午。"盖夜坐之作也，余甚赏之。邱仓海《題无惧居士独立图》云："黄人尚昧合群理，诗界差争自主权。"对句可谓三长兼备。邱星洲有"以太同胞关痛痒，自由万物竞生存"之句，其境界大略与夏、谭相等，而遥优于余。……吾论诗宗旨大略如此。然以上所举诸家，皆片鳞只甲，未能确然成一家言，且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虽然，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此固不足怪也。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輸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于？要之，支邪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仑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上所举者，皆其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徵也，夫诗又其小焉者也33。
在这些谈论诗歌"宗旨"的段落中，梁启超提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其理由是：一、千馀年来诗之境界被"鹦鹉名士"占尽，缺乏新意。二、黄遵宪的诗"锐意欲造新国"，但缺点是表达新内容的"新语句尚少"。三、夏、谭的诗"善选新语句"，"可谓新绝"，但是"不备诗家之资格"。四、黄、夏、谭等"诸家"都是"片鳞只甲"，未能确然成一家言。他们诗中的"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这无异宣告：不仅按照千余年来鹦鹉名士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的"诗运""殆将绝"，就是按照夏、谭的新诗、甚至黄遵宪诗歌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的"诗运"同样"殆将绝"。由此可见，梁启超并没有把夏、谭的新诗、甚至黄遵宪的诗歌当作"诗界革命"看待，所以他在该文中进一步指出："上所举者，皆其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微也，夫诗又其小焉老也。"明确说明他上面所举的夏、谭、黄等"诸家"的作品都是诗界"革命军"的"月晕础润"，而非革命军本身。（成语"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是表示风雨将临的征兆，而非风雨本身。）
所谓"精神思想"，即"欧洲真精神真思想"。由于梁启超在日本接受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在言论上大力传播西方"自由"、"平权"、"独立"等资产阶级学说，这种传播促进了当时革命思潮的发展。因此他提出"诗界革命"，要求诗歌在"革命之机渐熟"的时候，以"欧洲真精神真思想"为"诗料"，开辟诗的新境界，实际上要求诗歌起到反映，推动革命思潮的作用。
梁启超又指出，夏、谭等"诸家"的新诗之所以不符合"诗界革命"的标准，是因为中国的"学界"尚未革命。所谓："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此固不足怪也。"换言之，只有学界输入欧洲精神思想之后，"诗界革命"才能产生。因此，"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固然表示了进行这一运动的必要性，而从他"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以及预言诗界哥仑布、玛赛郎"出世必不远矣"这些话来看，实际上意味着他所提倡的"诗界革命"还处于有待开展的"倡议"阶段。
附带指出，梁启超发出"诗界革命"的号召后，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如力山遁庵《宿园先生属题选诗图》云："骚坛近出哥仑坡（原注："谓任甫师"），创为新诗觅新地。"34又如聘庵《赠別复庵》云："诗从革新命，书号自由篇。"35所谓"自由篇"，指梁启超当时在《清议报》上发表的《饮冰室自由书》。这些诗在鼓吹"诗界革命"时，都把梁启超作为这一运动的倡导者而加以颂扬。另外，如邱逢甲《论诗次铁庐韵》之二有"迩来诗界唱革命"之句36。又如林辂存在写给潘飞声的诗中有"廿纪龙螭战斗纷，……诗界新编革命军"等句⑩。邱诗作于辛丑、壬寅（一九一、一九二年）间。林诗作于"廿纪"，至少在一九年之后。他们诗中的"迩来"、"新编"等语，与梁启超在一八九九年十一月提出的"诗界革命"在时间上也相符。而梁启超本人在澳洲作《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一诗，其中有"我昔倡议诗界当革命，狂论颇颔作者颐"38等句。前句当指他二年前提倡"诗界革命"一事，后句指口号提出后得到响应的情况。
既了解上述情况，我们回头再看《诗话》中谈到夏、谭的语句，实在是梁启超站在"诗界革命"倡导者的立场上，对夏、谭"新诗"的批评，胡适等人据此认为夏、谭提倡"诗界革命"是错误的。所谓"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也不是象一般误解的那样，似乎梁启超已把夏、谭的新诗称为"革命"，而是针对梁自己在此前《汗漫录》中提出"诗界革命"使用"新名词"的主张。这一则诗话否定了这一主张，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转变。关于这一点，当另作文说明之。
这些错误看法的另一方面认为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也是缺乏根据的。由于不清楚"诗界革命"的发生过程，有些人就把这一特殊的概念当成一个泛指的概念，将黄遵宪早年提倡"新派诗"和"诗界革命"混为一谈。实际上梁启超最初倡议这一运动时，以欧洲的思想学说为核心，而黄遵宪的"新派诗"与梁启超主张的内律有很大区别，这在上文分析《汗漫录》时巳经谈到。总之，黄遵宪不仅没创造"诗界革命"一词，而且他从未使用这一词。尽管他后来加入这一运动，并起了很大作用，但他对"诗界革命"这口号本身仍持保守态度。因此黄遵宪也个是"诗界革命"的提倡者。
综上所述，似可得到如下的结论：时下流行的关于"诗界革命"是由夏曾佑、谭嗣同或黄遵宪在戊戌前提出的这一看法是错误的。根据目前所得材料，"诗界革命"是由梁启超在己亥（一八九九年）十一月提出的。 注 释
①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编注《康有为诗文选》、郭绍虞、王文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等。
②见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九五六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小组编著《中国近代多学史稿》、吕美生《试论晚清"诗界革命"的意义》。
③载《文学遗产》增刊第八辑。 ④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等。 ⑤麦若鹏《黄遵宪传》。
⑥载《新民丛报》第二十九号。
⑦载于《新民丛报》第十号（壬寅五月）中《诗界潮音集》，题为《感事》，题下注云："庚子旧作。"又载于麦孟华《蜕庵集》，题为《庚子感事》。
⑧见简夷之校点《饮冰室诗话·校点后记》。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
⑩文中所引夏、谭之诗，与其它材料相参稽，和事实有出入，乃梁启超作此文：时误记之故。所谓夏"有四首寄托遥深的律诗"，今检《夏别士先生诗稿》（北京图书馆藏抄本）有《赠梁卓如》三首，编于《丙申一日试笔》之后，知三诗为丙由春所作。其一云："滔滔孟夏逝如斯，亹亹"文王鉴在兹。帝杀黑龙才士隐，书蜚赤鸟太平迟。民皇终如归麟笔，天鬼婵嫣看染丝。西婉烟埃弥八表，欲将生死向天师。"（《抄本》后四句又作："民皇大备三重运，人鬼同谋百姓知。且倒金樽谋遁世，天渊进退未因时。"《清议报》四句作"民皇备矣三重信，人鬼同谋百姓知。天且不违何况物，望先万物出于机。"）其二云："淫淫雾雨晓云寒，sx走单sx走单春秋揽镜看。百姓容容无所倚，九卿碌碌奉其官。天门虎豹当关戏，昔梦熊罢广乐阑。相煦波臣升斗水，可能容易劝加餐。"其三云："江水湛湛枫树林，风弦袅袅女环琴。懵昭冥暗成千古，茅靡波流见素心。盍视吾良秋柏实，化为？草洞庭深。多情一撮神州土，贤劫来时何处寻。"梁文所引夏诗在上诗第三首。而粱所云"四首律诗"中另一首，在《夏别士先生诗稿》中题为《沪上赠梁卓如》，诗云："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徒．天发杀机蛇起陆，羔方婚礼鬼盈车，南朝丈酒韬乾战，西婉山川失宝书．君自为繁我为简，白云归去帝之居。"（《清议报》作；"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徒。天发杀机当起陆．轨非乾战且悬车。，东岱大微不可舒。公自为繁我为简，白云归去帝之居。"）梁启超于丙申三月出京师，赴上海与黄遵宪、汪康年同办《时务报》，此诗当作于丙申三月后梁在沪之时。此诗与上面《赠梁卓如》三首中第一首同载于《清议报》第一百册．题为《赠任公二首》，署名"碎佛"，题下注云："丙申夏。"此二首又见于《新民丛报》第二十九号《诗话》。梁启超流亡日本初期，与夏曾佑并无往来，观《清议报》载《赠任公二首》，诗中字句与《夏别士先生诗稿》颇多歧异，故此二诗似粱凭记忆录出，题下注"丙申夏"。亦系粱凭记忆之语。今知一首作于丙申春，另一首作于丙申夏。
梁文所引谭嗣同"和作"，见于谭嗣同《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卷一，题为《似曾诗》，共律诗四首，梁文所引诗句属其中第二、三首。据《新民丛报》第四号《诗话》云："余所见（谭嗣同诗）惟题麦孺博扇有《感旧》四首之三。"即《似曾诗》中三首，梁文所引为此三首中第一、二首。《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为谭嗣同三十以后"新学"之作，《（似曾诗》作于丙申之后．据此可推知谭于丁酉年自金陵来沪时将其中三首题于麦孟华扇上。然观其诗题内容，似非和夏之作。据《诗话》语意，梁在麦孟华扇上首次见到此数诗，且云："其言沈郁哀艳，盖浏阳集中所罕见者，不知其何所指也。"若此数诗果为"和作"，梁当知道，在《诗话》中似不当作此语。另据谭嗣同《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卷一，有《赠梁卓如四首》，与夏诗内容及诗题俱相似。其一云："大成大辟大雄氏，据乱升平及太平。五始当王讫麟获，三言不识乃鸡鸣。人天帝网光中见，来去云孙脚下行。漫共龙蛙争寸土．从知教主亚洲生。"《新民丛报》第二十九号《诗话》云；"谭、夏皆用'龙蛙'语，盖时共读约翰《默示录》，录中语荒诞曼衍，吾辈附会之，谓其言龙者指孔子，言蛙者指孔子教徒云，故以此徽号互相期许。"夏诗《沪上赠梁卓如》中有"兽魄蛙魂龙所徒"之句，夏、谭诗中皆有"龙蛙"语，显属同类之诗，又梁启超《汗漫录》及《诗话》中皆将此二诗并提。由此可知，所谓谭之"和诗"，实为此《赠梁卓如四首》。梁由于误记，将《似曾诗》当作"和诗"。 谭嗣同《赠梁卓如四首》似非在丙申春与夏曾佑唱和之作，而为其后来模仿夏诗之"和作"。理由是：一、夏诗有"龙蛙"语一首作于丙申夏，而谭诗第一首亦有"龙蛙"语，梁文云谭"和"夏诗，是必作于夏诗之后，故谭诗当亦作于丙申夏之后。二、《谭嗣同全集》载丁酉二月初七日《致汪康年、梁启超书》，中有"大致卓公似贾谊"之语，乃指《时务报》中梁之文章而言。此谭诗第四首有"少年今见贾长沙"之句，故此诗当作于丙申七月《时务报》刊出梁文之后。三、《诗话》云："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据其语意，在"提倡"与"綦嗜"之间，前后似有一段间歇。总之，谭之四诗不似丙申春在京和夏之作，较可能的是，谭于丙申秋八月在上海与梁启超相见，因见夏曾佑于丙申夏赠梁之诗，遂有此依题模仿之"和作"。（杨廷福《谭嗣同年谱》于一八九六年丙申条云："八月到上海一行，十九日和梁启超、宋恕孙宝煊、吴嘉瑞、夏曾佑、胡惟志（仲巽）共摄一像。"其中将汪康年（穰卿）误作夏曾佑（穗卿）。《年谱》所据孙宝煊《日益斋日记》，或有误抄。今据《清代日记汇抄>所辑孙宝煊《忘山庐日记》，知为穰卿。 ）
梁文又云他当时亦有"和作"，然已忘却．然据梁启超《汗漫录》云："前年见穗卿、复生之作．辄欲效之，更不成字句。记有一首云：'尘尘万法吾谁适，生也无涯知有涯。大地混元兆螺蛤，千年道战起龙蛇。秦新杀翳应阳厄，彼保兴亡识轨差。我梦天门受天语，玄黄血海见三蛙。"按作于已亥，文中云"前年见穗卿、复生之作"，则当在丁酉。观梁启超集中它处亦百"前年"一词，然与实际年份不合者．故不能据此以为谭、夏之诗皆作于丁酉。然而此类之诗实作于丙申、丁酉年间。非作于一时一地，故梁以"前年"约略言之。梁又云："辄欲效之"，意谓其见夏、谭之诗后，即欲模仿之，在"欲"与"作"之间，当有一段间歇。故梁诗似亦非丙申春在京中与夏、谭一起时相互唱和之作，而是后来见夏、谭诗后之"和作"。此诗与谭诗第四首同韵，抑为丙申八月见谭诗盾所作？11《夏别士先生诗稿》抄本有《出都别青来》（徐世昌《晚晴簃诗汇》作《丙申三月将改官出部和青来前辈》）一诗，其二云："连天芳蓖送征轮，未免低回去国身。八百余年王会地．垂阳无语为谁春？"即为夏曾佑当时所作一般不难解的旧诗。其它尚有《白下寄内》、《抵郡》等，皆为此类诗。
谭嗣同《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卷一有《丁酉金陵杂诗》，其一云："吴淞半江水，湘中一尺天．年来都翦得，持八秣陵烟。"另有《江行感旧诗》、《改官江苏诗》等，皆为无新语句之诗。
12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及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一册）。
13《新民丛报》第十七号。
14 26 28《新民丛报》第二十六号。
15参见刘望龄《一八九六--一九六年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补正》，载于《辛亥革命论文集》（一九八年十一月广东版）。
16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三册。17《时务报》第四十册。
18《时务报》第四十一册。
19《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
20关于梁启超等丁酉年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之内容，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又云："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曰曰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先是嗣同、才常等，设'南学会'聚讲，又没《湘报》（日刊）、《湘学报》（旬刊），所言虽不如堂中激烈，实阴相策应。
又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于是湖南新旧派大哄。"梁启超又在《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中云："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又陈寅恪先生《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云："新会主讲时务学堂不久，多患发热病，其所评学生文卷，辞意未甚偏激，不过有开议会等说而巳。惟随来助教韩君之评语，颇涉民族革命之意。"（《寒柳堂集》）又唐才质《湖南时务学堂略志》云："诸生人堂，一面讲学，一面论政，意志非常兴奋。旧派与学生初无恶感，亦无异言。及遇假期，诸生多数归省，出札记示亲友．传播反对清政，以及主张学术革命之积极言论，于是旧派哗然，大肆讥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编《文史资料》第二辑）以上所引文字，皆作于革命成功之后，故习以"革命"一词概括梁启超等人当时讲学内容之性质，并非他们在讲学或札记批语中直接出现"革命"一词。正如我们现在习称孙中山成立兴中会为"革命"举动，并称其宣言为"革命钢领"，实际当时尚未采用"革命"一词。今观当时学堂札记批语残文中无"革命"语，且苏舆《翼教丛编》、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及戊戌、己亥间有关"上谕"，皆言及梁等之"罪状"，其最甚者为"民权"、"平等"，若梁等宣传"革命"，必无不列为罪状之理。
21《时务报》第十九册。
22《夏別士先生诗稿》抄本有己亥年作《七里泷》一诗，中有"天心弃支那，民政不见容。归来钓大泽，遁世全其躬"等语，盖叹戊戌变法之失败也。
23夏曾佑与梁启超等论学甚契，然不属康党。夏元瑮撰《夏曾佑传略》云："癸已、甲午之际，言新学者渐起。自南海康有为师徒出，而公羊学风行。新会梁启超、麦孺博诸子，常就先生言公羊。先生时服官礼部，有拟之为刘申受、龚自珍者，而先生不以公羊学家自居。"（《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所谓夏"不以公羊学家自居"者，抑欲与康党保持距离之故欤？故梁启超云："穗卿没有政治上的党，人人所共知。"（《亡友夏穗卿先生》）戊戌政变后，夏未受谴。庚子后，选授安徽祁门县知县。后来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夏随赴日本，努力为清廷实行立宪政治。
24参见《新民丛报》第十三号所载《东海公来简》。
25见Calton J·H·Hayes，ParKer Thomas Moon，John W·W- ayland撰《World History》（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1946）。
27《清议报》第九册。
29见《清议报》第十九、二十册所载《论支那宗教改革》。
30 33见《清议报》第三十六至三十八册所载《汗漫录》。
31见《新小说》第一号所载《沦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32《清议报》第一册。
34 见《清议报》第五十一册。据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知作者为秦鼎彝。
35 《清议报》第九十册。
36 见邱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卷八，属辛丑、壬寅稿。37 见潘飞声《在山泉诗话》卷二。
38 《清议报》第八十四册。
夏至诗词篇2
【夏至的农业谚语】
不过夏至不热，
夏至三庚数头伏，
夏至有雷三伏热。
爱玩夏至，爱眠冬至夜。
嬉，要嬉夏至日;困，要困冬至夜。
经历夏天的人们冬至饺子夏至面。
夏至馄饨免疰夏。
吃了夏至面，一天长一线。
过了夏至节，夫妻各自歇
芒种火烧天，夏至雨涟涟。
芒种火烧天，夏至水满田。
芒种火烧天，夏至雨淋头。
芒种不下雨，夏至十八河。
芒种雨涟涟，夏至火烧天。
芒种雨涟涟，夏至旱燥田。
芒种夏至是水节，如若无雨是旱天。
芒种夏至常雨，台风迟来;芒种夏至少雨，台风早来。
芒种夏至天，走路要人牵。
芒种怕雷公，夏至怕北风。
芒种西南风，夏至雨连天。
夏至杨梅满山红，小暑杨梅要出虫。
芒种栽薯重十斤，夏至栽薯光根根。
夏至诗词
盛夏烈日炎炎，人们也文思泉涌。有关“夏至”的节气联造语自然，精巧别致，如“夏至有雷三伏热;重阳无雨一冬晴。”“清明高粱小满谷;芒种芝麻夏至豆”。还有谜语，谜面是“夏至”?打一成语，谜底——地久天长。其实，“夏至”真与成语“杯弓蛇影”有缘。
汉朝应劭在《风俗通》中记载：“杜宣夏至日赴饮，见酒杯中似有蛇，然不敢不饮。酒后胸腹痛切，多方医治不愈。后得知壁上赤弩照于杯中，影如蛇，病即愈。”后因以“杯弓蛇影”比喻疑神疑鬼，自相惊扰。“夏至”也是诗人们的咏吟对象，唐朝权德舆《夏至日作》，“?枢无停运，四序相错行。寄言赫曦景，今日一阴生。”
唐代韦应物《夏至避暑北池》云：“昼晷已云极，宵漏自此长。未及施政教，所忧变炎凉。公门日多暇，是月农稍忙。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亭午息群物，独游爱方塘。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绿筠尚含粉，圆荷始散芳。于焉洒烦抱，可以对华觞。”
宋朝张耒《夏至》诗：“长养功已极，大运忽云迁。人间漫未知，微阴生九原。杀生忽更柄，寒暑将成年。崔巍干云树，安得保芳鲜。几微物所忽，渐进理必然。韪哉观化子，默坐付忘言。”夏至以后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午后至傍晚常易形成骤来疾去的雷阵雨，由于降雨范围小，人们称为“夏雨隔田坎”。唐代诗人刘禹锡巧妙地借喻这种天气，写出“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的著名诗句。
歌谣·谚语
【歌谣】
夏至诗词篇3
三春
对于喜欢小说《红楼梦》的朋友们来说，这几句判词是不陌生的：“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元春判词）、“堪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昔年妆，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惜春判词）。另外，秦可卿死前托梦给王熙凤，也曾说道，“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红楼梦》中其实有“四春”，指的是：贾元春、贾迎春、贾探春、贾惜春。但曹雪芹在判词中所写，实际上既指人，也指人生。如果要论起“三春”诗，想必朋友们最熟悉的还是孟郊的那句“临行密密缝，报得三春晖”。以“三春”入诗，形成了别有情趣的“三春”诗。
“三春”最普遍的定义，是指春天中的三个月。不过叫法稍有不同。一种指农历正月称孟春，二月称仲春，三月称季春。唐・刘禹锡在《杂曲歌辞・踏歌行》中写道，“自从雪里唱新曲，直至三春花尽时”。“离恨属三春，佳期在十月”，白居易在《别毡帐火炉》中也留下过这样的诗句。
另一种说法，指3月初春，4月仲春，5月暮春。实际上只是名字不同，时令上是相同的。“行乐三春节，林花百和香。”唐・张仲素的《春游曲三首》不但写出了诗人游春时看到的百花烂漫，而且把自己的一片欢快之情也表达得淋漓尽致。而与此相反的是，同为唐代诗人的刘希夷在《代悲白头翁（一作白头吟）》中写下了“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卧病在床，不能出去尽情享受春光，不免心怀惆怅，无限落寞。
“三春”中的“暮春”已然时值春末夏初，所以诗人也多有在诗句中流露。唐代“贞观盛世”开创者唐太宗李世民在《赋得夏首启节》中写下过“北阙三春晚，南荣九夏初。”同是皇帝的唐文宗李昂也在《暮春喜雨诗》中写有“渐侵九夏节，复在三春时”的诗行。“暄龠三春谢，炎钟九夏初。”唐・李峤在这一诗句中写出了一派三春过后，诸芳凋零的景象。
“三春”除了指“春天中的三个月”，有时还指三个春天，即三年，这点与“三秋”相似。晋・陆机《答贾谧》诗云：“游跨三春，情固三秋。”唐・崔璞《蒙恩除替将还京洛》诗也曾写道：“两载求人瘼，三春受代归。”
春天是浪漫美好的，也是生机勃勃，富有朝气的，所以诗人在诗中表达的多半还是自己的欢悦之情，不论是唐・徐坚的“对三春之花月，览千里之风烟”，还是南唐・孙鲂的“烂熳三春媚，参差百卉妍”，扑面而来的都是春的明丽和希望。
三伏
“三伏天”出现在小暑与大暑之间，从夏至后第三个“庚”日算起，历经初伏（10天）、中伏（10～20天）、末伏（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算起，10天），是一年中天气最热的时间。三伏是按农历计算的，大约处在阳历的7月中下旬至8月上旬间。2013年“三伏”是7月13日起伏，到8月12日结束，总共有40天。三伏虽热，但古人却能做到“热中求凉”，留下了许多吟咏三伏天的诗作。
唐代诗人权德舆《病中苦热》诗云：“三伏鼓洪炉，支离一病夫。倦眠身似火，渴汗如珠。悸乏心难定，沉烦气欲无。何时洒微雨，因与好风俱。”大热的天，却偏偏身染疾病，倦怠无力，汗如雨下，真真苦煞了诗人。诗人渴盼着来场好雨，既去去地热，也去去自己的心火。
宋代大文豪陆游《南门晚眺》诗云：“奚奴前负一胡床，门巷楸梧已渐黄。不历尘埃三伏热，孰知风露九秋凉？”陆游的诗不由人想起一句歌词，“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三伏过去，即是金秋到来。所以，诗人从中辩证的读出了物极而反，否极泰来。三伏天虽然热，但只有热过，才能感知什么叫凉爽。诗句包含着只有经历过波折，才能懂得珍惜的人生哲理。
陆游另有诗作《暑夜》，云：“毒暑弥三伏，微凉起二更。月窗风竹乱，烟渚露荷倾。寂寞借书读，清羸扶杖行。无功耗官廪，太息负平生。”陆游夜里难以安眠，扶杖起行，看着竹影残荷，不禁感叹时光飞逝，功业无成，从中我们似乎又看到了那个时刻不忘“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陆游。
三伏天这么热，如何安然地度过呢？唐代诗人杜荀鹤的《夏日题悟空上人院》或许能给予我们一定的启发。“三伏闭门披一衲，兼无松竹荫房廊。安禅不必须山水，灭得心中火自凉。”原来，杜荀鹤的避暑法宝是“心静自然凉”。清朝雍正皇帝曾追录康熙皇帝的训话而编辑成《庭训格言》，内中有一则训文叫《心静自然凉》，曰：“盛暑不开窗、不纳凉者，皆因自幼习惯，亦由心静，故身不热。”夏天人们难免心浮气躁，如果能保持一种自然、平和的心态，确实能有助于我们避免“情绪中暑”，顺利地度过火热夏季。
三秋
岁值金秋，我们很自然的会想起柳永的名句，“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其实，除了柳永，以“三秋”二字直接入诗者，大有人在。
对于“三秋”的解释，答案不止一种。一种说法是指九个月。一秋三月，三秋为九个月。《诗经・王风・采葛》诗云：“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唐代诗人杨炯《有所思》中的“三秋方一日，少别比千年”就是化用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诗意。
古时人们也将秋季的七、八、九月份分别称为孟秋、仲秋、季秋，合称“三秋”，代指秋天。有时亦指秋季的第三个月，即农历九月。“菜剪三秋绿，飧炊百日黄。”唐初诗人王绩在《食后》中如是写道。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中也留有“时维九月，序属三秋”之句。唐代诗人白行简《李都尉重阳日得苏属国书》：“三秋异乡节，一纸故人书”一句道出了自己浓浓的思乡之情。隋・孔绍安的《别徐永元秀才》：“金汤既失险，玉石乃同焚。坠叶还相覆，落羽更为群。岂谓三秋节，重伤千里分”也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处。而唐・杜审言的《登襄阳城》：“旅客三秋至，层城四望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冠盖非新里，章华即旧台。习池风景异，归路满尘埃”，其首联记述的就是诗人在秋高气爽的九月登临襄阳城楼的瞬间感受。
除了上述两种解释，“三秋”有时也指代一年或者三年。
李峤诗曰：“令节三秋晚，重阳九日欢。仙杯还泛菊，宝馔且调兰。”王维诗云：“四海方无事，三秋大有年。百生无此日，万寿愿齐天。芍药和金鼎，茱萸插玳筵。无穷节，长奉柏梁篇。”这两首“三秋诗”都写了在重阳时节的赏菊盛况。张说《九日进茱萸山诗五首》的“九日重阳数，三秋万实成”、崔善为《九月九日》中的“九日重阳节，三秋季月残”也都直接抒发了在重阳佳节感叹时光流逝之情。
唐朝卢照邻《咏史》“直发上冲冠，壮气横三秋”的诗句，气势磅礴，充满了一腔豪情。“凉冷三秋夜，安闲一老翁”则写出了白居易暮年政治上心灰意懒、生活上孤寂闲散的情境。
三九
“三九”，中国传统农历年中的某一时段，也称“三九天”。中国俗语有：“数九寒天，冷在三九”的说法。“三九”一般出现在冬至到惊蛰。与三九对应的是三伏。尽管“三九”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但这却丝毫没有影响古人们的诗情。
“苜盘朝日照蓬蒿，消得长吟赋老饕。喜见监州有螃蟹，未须学士议车螯。案鲑三九漫青韭，斗酒十千无白醪。应为近来诗思少，故将饮兴发。”（宋・岳珂《谢赵季茂海错二律》）“白醪酒”，古称“醪醴”;用糯米加酒曲酿制成酒再加芳香的黄桂而成。诗人在三九寒冬日，不禁想起了白醪的美味。值得一提的是，这首诗的作者岳珂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之孙。
“清溪潮上送行船，回望高城隔晓烟。景色似看名画展，醉魂犹忆寿杯传。春盘食菜思三九，人日书幡诵百千。南国逢君唯道旧，后时何处笑今年。”（宋・蔡襄《人日立春舟行寄福州燕二司封》）农历正月初七，又称“人日”。传说女娲创造万物生灵时，先造六畜后造人，因此初一到初六都是六畜之日（正月初一日为鸡日，初二日为狗日，初三日为猪日，初四日为羊日，初五日为牛日，初六日为马日），于第七天才造出了人，所以这一天是人类的生日。汉，魏以后，人日逐渐从单一的占卜活动，发展成为包括庆祝、祭祀等活动内容的节日。因此，诗人有“人日书幡诵百千”一说。
“瘦夷一枝横照水，疏花点点耐清寒。雪晴月白孤山下，几度清香拄杖看。”（明・王冕《素梅・三九》）明代有“画九”的习俗。所谓的画，实则是冬至后计算春暖日期的图。明代《帝京景物略》载：“冬至日，画素梅一枝，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出，则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图。”王冕这首诗既是顺了风俗，但更多的还是表达出了画家不愿同流合污的骨鲠之气。
“时来食方丈，时去鲑三九。”（宋・敖陶孙《寄题龚立道农隐堂》）鲑，音xie，古时吴人对鱼菜的总称。三九，相乘为二十七，也为“三韭”的谐音。
“庾郎三九常安乐。使有万钱无处著。”（宋・黄庭坚《木兰花令》）词人借用“庾信愁”的典故点出了济世怀抱和扼腕叹息之愁，看似欢快的词句中却包蕴着点点愁。
夏至诗词篇4
默认刻骨铭心的时间
是河流的走向
是盛夏残酷的意念
二一五年九月，我到青海省海西州领取《大昆仑》杂志颁发的“大昆仑文化奖・诗歌杰出成就奖”，见到互通邮件已久的诗人翼人，读到了他的长诗《沉船》，上面所引四行，就是这部大作的开头。短短一节，如一部乐曲的主题动机，呈示出若干重要的信息，乃至诗学特征。它引领着这首长诗和阅读长诗的我们，踏上了一首历史哀歌的茫茫长途。
这里，首先打眼的，是那个无人称句式：“相逢在岸边。”“谁”相逢？在哪个“岸边”？主语的缺席，造成一个悬念，也因此包括了许多可能的答案。
相逢者不清晰，但相逢的场景并不模糊：在“多雨的季节”。我怎么油然想到艾略特《荒原》的起首：“荒地上长着丁香”？无人称句式在继续：某人隐身相逢的季节，本身是时间的一部分，却又不得不强调“默认”这时间，且为此默认“铭心刻骨”！某人眼中，岸和雨，都是河。而消失，是这时间之河的唯一流向。哦，原来，某人默认的，是一个“盛夏残酷的意念”！我们不知道，那是哪个盛夏？每个盛夏？那个盛夏！借助汉语动词的无人称、非时态，翼人指给我们一个不停流去、更一动不动的“盛夏”。
无独有偶，我写于二五至二一年的自传体长诗《叙事诗》中，在构成第二部的五首哀歌里，有《故乡哀歌》在。其第二节，也恰恰名为《雪：另一个夏天的挽诗》。那首诗，写一个从南半球新西兰眺望的“夏天”，够冷也够黑：“供桌似的雪山/万匹素白 无鸟的天空满目烟黑”“千年之雪 一把抓起多少时空/裹着白绸不愿醒来 每天裹着灰烬/活算什么 梦更难忍”……
两首长诗，书写之处远隔万里，书写的诗人素昧平生，作品却构成了互文性。好像冥冥中真有个“相逢”：翼人的黄河、我的新西兰，都未离开人生的岸边，都有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我们内心深处，像同一个震中，辐射出同一场地震波，让诗人之心遥相呼应。
翼人是青海撒拉族诗人，他这首长诗《沉船》，写得悲怆而不声嘶力竭，哀痛却更力道沉雄。究其因，或许由于撒拉族一如整个中国，绝不缺乏悲剧经验，相反，它们或许实在太过盛了，尤其二十世纪以来，复杂的历史、文化冲突，让无数“事件”不仅在岁月水波间载沉载浮，更层层叠叠积压进内心，把每个民族、每个人书写成一种“处境”。历史，令现实变得无比深厚。借助它，我们增强了视力，更铸造了定力。
《沉船》开头定下的调子，在整首长诗中贯穿始终。阅读这首共五十六节的长诗，常常让我眼前浮出一幅图景：一个孤独的骑马人，身披斗篷，沿着起伏的河岸，傍着一道浩浩逝水，颠簸着，沉思着，吟唱着。这首长歌，自那个“盛夏残酷的意念”引出，河流的走向就是岁月的走向，那“忧郁的眼睛正在穿越/远古的传说 久远的往事”；生死轮回的人群，如“一颗头颅替换另一颗头颅/去追赶一只受伤的黑鹰”；无垠绵亘的黄土地，“它纵然生生死死/却依然长啸嘶鸣//依然呼唤 山的主人 河的主人”；当盛夏变得残酷，我们的意志反而清晰：“我们便拥有更多的冬天……奇迹般载负着日月星辰/并将注视着另一个冬天的到来”；当周遭世界凄凉如许，我的思绪反而深沉：“我便叉开双脚站立于岸边/遥望着盛秋的麦穗低下头颅/疏朗地滚过大片荒芜的土地/却不知竟有几多忧伤/几多梦幻与我同在”；这场处境与内心的搏斗，越直面绝境，越激发出能量，我们“顿足于河岸/丈量滴血的头颅/使它高出水面站立一种姿态”；一个声音：“水的汹涌怎及得上血的汹涌……如千吨熊熊铁浆从喉管迸出”，一种审视：“我被突然吵醒……悬挂在半空/站立成一幅活人的眼睛”，受难的经历并非虚无，它毋宁说在重建一个精神血缘：“如果说行动是一部情书/……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们更加相依为命”；受难，其实是自己体内举行的一场祭祀：“那个涉过河滩的影子/在肉浆中为谁哭泣”，并由此获得一次顿悟：“……而我们/短暂的一生 只不过是这存在的/一种例外……”直到超越终于来到：“精神的内海 趋于平静和安宁”，死者或许是真的生者，“让那些在黑暗中站立的人们看个够”，他们并未远离，那道“对岸的黑色绝壁……常以泪水拍打胸膛与河流默默相许”，他们“化生命为流浪的歌谣”，助我坚信，要“毁坏眼前罪恶的长城/重新用鲜血和泪水/选择自我/选择黑夜的祷告”，也令我反省，是否在“迫使自己默认一个时间的概念/为存在而存在”？河水蜿蜒，歌声幽咽，“宛如我们的船队吟着古歌/不如漆黑的夜晚/永远是黎明的前夕”，悲怆而不颓丧，“谁能料到这悲壮的一幕/闪耀着灿烂的幸福之源”，最终，它所返回之处，是一片兼具人性和神性、历史与当下的“内陆”：“幽幽的灵魂深处―/叩伏于母亲的营地/在旭光中向内陆挺进”。《沉船》向内漫漫跋涉，领我们抵达了一种豁然开阔。
《沉船》是一首史诗。但同时，它又超越线性“诗述史”的凡俗史诗概念，而把自己纳入屈原开创的“史入诗”空间史诗传统（想想《离骚》中现实―历史―神话―现实的追寻吧），通过一个抒情声音的穿针引线，《沉船》营造出多层次的有机思想结构，以诗歌空间，不停吸纳、转化时间主题，最终，让这首诗比某个“盛夏”、比撒拉族人的记忆，甚至比任何塞满沉船的历史河流更深。一次“相逢”，恰恰因为无人称，才适用于所有人；“相逢”的非时态，不是没有时间，而是一举相逢于所有时间。翼人无须重复套话“子在川上曰”，因为他在自己深处，摸到了那条巨“川”。他深夜扪心，就在沿“川”漂流，甚至就成为了一个无尽加深的川底。用《沉船》，诗人从幽幽深渊向上“俯瞰”，目力所及，能认出到处的沉船，过往的、此刻的、将来的。而且，沉船们还在继续向这首诗中沉没，加入翼人为《沉船》找到的处变不惊、沉思默想的语调，且让这当代汉语诗歌中罕见的思想音色一贯到底。
《沉船》这首诗，堪称河汉之歌、草原之歌、旷野之歌。听它，能听出民歌的质朴、牧歌的苍凉、情歌的优美。我要说：它兼具现代心理的纠结，与茫茫地平线的超越。我数次谈到过：是“诗生成风格”，而非相反。所以，尽管《沉船》从开头就不否认“刻骨铭心的时间”“盛夏残酷的意念”，但它的落点，却并非历时性的简单，而回归了对倔强生命的赞美。翼人最终向其挺进的那片“内陆”，当然是一片精神境界的内陆。诗，一如古老传唱的民歌，始终在吸纳艰辛，提纯内美，以此支撑着文明的传承。稚嫩如插队三年后、写作《诺日朗》时的我，也已认出：“活下去―/天地开创了。鸟儿啼叫着。一切，仅仅是启示”；而环球漂泊后写《谒草堂》时的我，更能识别：“一个夏天读出一千个夏天的寒意”；“一行没有尽头的诗用尽了漂泊一词”。这指向了一个更大的话题：诗之境界，在处理激烈的历史经验时，体现得尤为清晰。或者说，恰恰因为历史严峻，诗歌形式的自律（乃至对其形式主义式的强调），才体现出诗人作为文化之根的自觉。请注意，诗是文化之根，而非某种宣传口号（它们从来没有“根”）。这个意义上，形式最专业者如屈原、但丁、杜甫，同时也最质朴、本色、人性。我该说：甚至最道德！倘若我们再问深一点儿：历史有悲喜之别吗？历史的存在，这条大河，携着一切人类记忆，浑浑浊浊、莽莽苍苍流淌到今天。它本来就既构成我们的苦难，更赠予我们财富。因此，涵括历史之诗，特别是“史诗”、长诗，正是承载思想深度的极端形式，选择它，已经本质上在肯定生命力。时间大河里堆满沉船的残骸，可《沉船》之诗恰恰是不沉的。磨难，验证了这首赞美诗不停“挺进”，无论那磨难来自大自然或人类。
那么，返回本文开头，激发翼人创作《沉船》的那个“盛夏”，让我们领略噩梦的灵感的那个“盛夏”，它在哪个具体日期，有关系么？只要我们大睁灵魂的眼睛，哪个盛夏不是那个盛夏？哪个地点不在处境脚下？哪一天不曾标明河流的走向，因而令我们刻骨铭心？“这无非是普普通通的一年”，我这个貌似无情、甚至残忍的句子，写于新西兰，当我从漏雨的小屋里，眺望着窗外白云无尽驰过之时―但，这难道不是对那种涕泗横流的深层追问？我们曾一次次“刻骨铭心”，但对它们记住了多少？是否正因为遗忘如此彻底，我们反而能虚伪地表演悲伤？“时间”的最佳暗示，正指出了时间（和人）的虚无！
翼人的《沉船》，是我读到的当代中国最好的哀歌之一。我特意选用这个专业词汇：哀歌（Elegy）。因为这个源出西方的诗歌形式，其实深切吻合了我们的中国经验，或者说，没有什么中国经验，有的只是诗歌的经验：只要它能配得上这徐缓、深沉、一唱三叹的形式，能承载得起这形式已然蕴含其内的经验深度、精神深度。诗，就在重铸人的质地。它能哀，只因为它能歌，且在歌中，还原了美。我们共同吟唱存在之大悲，也最有力地赞颂了共同的灵魂之大喜。
至此，翼人留在长诗起首处那个悬念式的无人称“相逢”，找到了很好的回答，那里相逢的其实是每个人、所有人。他们―我们相逢在历史的岸边、哀歌的岸边，相逢于这个独一无二的时代，是一种命定、一种幸运。我们都是《沉船》上的水手，见证过惊涛骇浪，见证过沉船刹那间，人性暴露的优美或丑陋，但什么也压不倒诗歌。大河汩汩流淌，我们始终在凝视它、聆听它，辨认着历史哀歌的音色，直到，用我们的歌声加入历史雄浑的合唱。
夏至诗词篇5
女：尊敬的老师们
男：亲爱的同学们
合：大家好！
女：首先，祝敬爱的老师们身体健康！
男：祝亲爱的同学们节日快乐！
女：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异彩纷呈的唐诗宋词。
男：浸润着我们的心田，荡涤着我们的灵魂。
女：今天，我们诵读千古美文，与经典相伴。
男：今天，我们吟唱诗词歌赋，与圣贤同行。
女：在书香里
男：在辞赋中
合：我们茁壮成长。
合：金茵小学五年级组晨诵展示现在开始！
一班：
有人说，是一位军事家，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有人说，是一位哲学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五年级一班，走近，传唱他驰骋万里江山、吞吐千古豪情的壮丽诗篇。
二班：
中国诗坛，群星璀璨。宋休的苏轼便是一颗耀眼的巨星。诗词文赋，书法绘画，样样精通。今天，让我们再一次领略他洒脱旷达的风骨。请欣赏五年级二班为大家带来的《走近苏轼》
三班：
梅花，傲雪绽放，高洁幽香。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歌咏它，赞美它，咏它风韵独特；吟它神形俱清；赞它标格秀雅；颂它节操凝重。请欣赏五年级三班的晨育展示《梅花颂》
四班：
轻叩古典诗文的大门，我们眼前展现的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古诗中的春夏秋冬，更是中华文明的千年积淀，是陪伴我们一生的财富。请欣赏五年级四班的晨诵展示《走过春夏秋冬》
五班：
望月抒怀，鸿雁传书；别情依依，归梦悠悠。思乡的游子低吟轻唱着一首首凄婉的歌。请欣赏五年级五班的晨诵展示《思乡组诗》。
六班：
从古至今，多少诗人对月低吟，抒发相思之情。望梅歌咏，赞颂傲雪风骨。请欣赏五年级六班的晨诵展示《梅月情怀》
结束语：
女：中华经典的铿锵音韵还在我们耳边回响
男：中华经典的千古风韵还在我们心头荡漾
女：诵读中华经典，让优秀的民族精神在我们血脉中流淌
男：诵读中华经典，让民族文化智慧支撑我们人格的脊梁
女：让我们学诗，用诗，赏诗，写诗，让经典诗词丰富我们的生活，美化我们的心灵
男：让我们生活有诗意，心中有诗情
女：让我们一起
合：把经典诵读融入每一天，展翅高歌飞向未来
夏至诗词篇6
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此时北方尤其如此。因而，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历来是史学家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缪钺先生主张，治史应通古今之变，彰往而察来，探索阐释数千年兴衰治乱之迹，以资借鉴。在这方面，他善于将文化史与民族关系史的考察结合起来。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缪钺先生在《略论五胡十六国与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中进一步指出:“其实，不仅北朝如此，全部中国历史中都是如此”[1]，并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证。
春秋时期，周承继夏、商文化，经济与文化都相当发达。这时的各少数族，如“戌”、“狄”、“蛮”、“夷”等，不但散居边疆，而且在中原与华夏族杂居共处，时有矛盾发生。如何处理民族关系，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方面讲“华夷之辨”、“夷夏之防”，主张尊夏攘夷，使华夏文明不受落后文化干扰侵犯;另一方面又愿意使夷狄少数族接受华夏文化。春秋前期，齐恒公用管仲，成霸业。当时狄人灭邢、灭卫，恒公会诸侯兵以救之，迁邢，存卫;楚人屡次北上伐郑，恒公会诸侯伐楚，盟于召陵，遏其北进。据《论语·宪问》载，孔子盛赞管仲辅齐恒公称霸之功说:“管仲相恒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另一方面，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这是称赞“夷狄”的政治秩序有时还胜于华夏。当孔子在中原不能行其道时，他甚至想居九夷。“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孔子认为，“九夷”经过教化是可以提高的。孔子因鲁史而修《春秋》，在民族关系上体现出这两种主张。康有为在《论语注》中说:“其始夷夏之分，不过文明野蛮之别。故《春秋》之义，晋伐鲜虞则夷之，楚人入陈则中国之，不以地别，但以德别。”康氏注解很能体会孔子意图，夷夏之分，主要看文化，不能仅看血统。
自从西晋怀帝永嘉丧乱后，中原人士大部分避难渡江，而内迁各族如匈奴、鲜卑、羯、氐、羌等，纷纷在中原建立割据政权。五胡之中，匈奴、氐、羌诸族久居内地，与汉人接触频繁，慕容鲜卑居辽东近寨，亦渐慕诸夏之风，各族上层分子大多是读书能文者。北方经魏、齐、周三朝，始终为鲜卑人所统治。缪钺先生在《北朝之鲜卑语》[2]一文中，详细考察鲜卑语在北朝流行运用之情形，及其对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之关系，论证了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从整个趋势看是鲜卑族逐渐接受汉化，互相渗透、融合的过程。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进行了禁鲜卑语、用华夏正音，禁胡服、改用汉服，改鲜卑复姓为汉人单姓、鲜卑名改为汉名，改定郊祀宗庙礼、废鲜卑旧俗、改用汉礼，改定官制律令、仿效魏晋，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鲜卑人迁洛者即为洛阳人，死后不得返葬平城[3]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文化整合促进民族融合的进程。孝文帝迁洛以后，汉化益深，声明文物，媲美魏晋，与留居塞上之鲜卑，文野相去甚远。孝明帝时六镇起兵，这是塞上鲜卑反对洛阳汉化政府的明确表示。高欢、宇文泰皆凭借六镇武力取得政权，东西分据，其后变为北齐、北周。自魏分东西以后，无论东方西方，皆鲜卑得势，于是汉人与鲜卑之冲突，不可避免。宇文泰据关陇一隅之地，其财富、人力、文化、版图皆不能与高欢抗衡，而宇文泰假托周礼，创建制度，以调和汉人与鲜卑，因而力量集中，国势日益强盛，至周武帝时，遂灭北齐。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对此义阐发精详。反观高欢，虽其所凭借者胜于宇文泰，然他并无调和汉人与鲜卑之方策，因而在东魏北齐40余年(534-577年)之中，其政治上常发生鲜卑与汉人之冲突，导致力量分散。北齐最终为北周所灭，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缪钺先生在《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4]一文中对此详加阐释，这实际上是从另一个侧面论证民族关系融洽对于社会发展之重要性。陈、缪二先生对北朝民族关系史的考察相得益彰，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
研治中国中古思想史，魏晋玄学是极其重要的一页。“清谈”作为魏晋名士们谈玄论道的一种手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历史上有一种“清谈误国”之说，以为魏晋清谈者“祖尚玄虚，不亲世务”，故东晋范宁“以中原倾覆归咎于王弼、何晏，谓‘二人之罪，深于桀纣’。”(《晋书·范宁传》)而恒温亦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按:指王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世说新语·轻诋篇》)缪钺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所撰写的长篇论文《清谈与魏晋政治》中，将哲学与政治关系的考察结合起来，围绕“清谈与魏晋政治之关系”，详考史事，分别论之，认为“未可据王衍一二人为例而遂断为清谈误国也。”[5]缪钺先生认为，清谈家之理论并不轻视政治，且自有其政治上之新理想。魏晋清谈之演变，可分为四期:魏正始、魏晋间、西晋、东晋。他对魏晋两百年之政治，受清谈影响，实际情形如何;清谈名士，因才性不同，环境各异，其对政治之态度如何;清谈家所理想之政治是否实现等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考察。
魏正始清谈名士，有何晏、王弼、夏侯玄、傅嘏、荀粲、李丰、王广等人。清谈初兴之际，清谈名士们虽崇尚《老》、《易》，辨析名理，但同时亦热心政治，思建事功。清谈研精名理，贵乎有识，而建树事功，即识之所表见，识为本，功名为末。清谈家才智纵横，勇于建树，有识而能建功业，乃本末一贯，自然之理。
魏晋之际有竹林名士，即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戌。《晋书·阮籍传》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竹林七贤，虽以谈玄酣饮相友好，而其对政治之态度则不同。嵇康以龙性难驯反抗司马氏而被杀，阮籍韬精酣饮而委蛇自晦，向秀逊辞屈迹以求免祸，山涛、王戌依附司马氏而坐致通显，刘伶、阮咸与政治关系较疏，从其言行推其心情，与阮籍相近。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指出，魏晋间清谈与其时士大夫之出处进退至有关系;缪钺先生则“补说一义，即竹林名士对于政治之态度，乃由正始风气变为西晋风气之枢纽也。”[6]竹林名士与正始名士有一不同之点，正始名士只言玄理，而竹林名士于谈玄之外，兼崇山林隐逸之趣，故正始名士多居庙堂，而竹林名士则喜亲山水。总之，竹林名士特重《庄子》，多怀山林隐逸之思，故其对政治之态度，不似正始名士之积极。然隐逸之士，不负政治上之责任，则虽清谈而不至误国。
清谈理论发展至西晋，以郭象为代表，其所理想之政治家，并非拱默无为，乃“有用之为，率性而动”。西晋名士如王衍贪恋禄位累居显职，好为空言而不肯负实际责任，是所谓清谈误国者。然而，王衍谈玄不过为一种装饰，并无深诣独得。他善趋风气，以清谈盗虚名，为仕官捷径，既无济世之志，又无从政之才。西晋政治腐败，由于朝廷之宽纵，清谈末流适与此相应合。因此，“西晋清谈名士之祖尚浮虚，遗落世事，亦多因当时政治环境所造成，非必尽清谈理论使然也。”[7]清谈至东晋，在玄理上似已停止发展，好学深思之士多喜研讨佛义。谈玄能发新解者，亦出于名僧支道林。陈寅恪先生在《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一文中认为，东晋时清谈风气仍然弥漫，对当时政治社会仍多影响，故欲了解东晋政治之特殊形态，及当时政治家之特殊风度，亦不可不于清谈中求之。缪钺先生则以王导、谢安为代表，具体地论述清谈与东晋政治之关系。
东晋承西晋亡国之馀，重建新邦，颇有人主张以严厉之法治矫宽弛之积弊者。然东晋时清谈风气犹盛，其势仍可左右政治。王导在东晋初政局上甚关重要。史称王导为政，务在清静宽和。东晋初立国之基，本极微弱，当时有三种人不易应对:一为土著之吴人，二为南渡之名士，三为拥兵之方镇。王导则本其“网漏吞舟”之政策，泯除界域，团结人情，交欢南人，优容名士，姑息藩镇，以宽和处之。此种政治作风，时人颇多不满。王导亦自知之，然他自有其清谈理论之根据，晚年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世说新语·政事篇》)王导喜道嵇康《声无哀乐论》，其中所述理想之政治即为“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荡涤尘垢，群生安逸”。
东晋贤相，王导之后，即推谢安。谢安亦以清谈名士居宰辅之任，其安内攘外之政治成绩，胜于王导。据《南齐书·王俭传》载，王俭常谓人曰:“江左风流宰相，唯有谢安。”所谓“风流宰相”，即魏晋以来清谈家所理想之政治家之新范型，“其有超世旷远之怀，而又能建济世经纶之业”。[8]谢安既善玄言，并能济世，有胆识，有方略，以夷旷之怀，处危难之事。魏晋以来对于政治之新理想，在于融合儒道，以道家旷远之怀，建儒家经世之业，此清谈派理想至谢安而实现。
缪钺先生综括以上得出结论:“清谈思想，虽崇老、庄，而亦兼融儒学，故并不轻视政治，且有其政治上之新见解及其理想的政治家之新型，即在能以超世之怀建济世之业。”[9]“虽居庙堂之上，而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以后中国士大夫遂奉此为最高之境界。唐宋以降，贤士大夫皆以此为理想之事，此则受魏晋清谈政治思想之影响。
三
缪钺先生治学有文史兼通之特色，善于将思想史与文学史的考察结合起来。在他看来，治史应当注重理解古典文学发展情况与优秀传统，细心体味古代作家的高情卓识，尤其是古典诗词的精湛艺术和其中生生不息的感发作用，令人回味无穷。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创作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其中以诗、赋最为杰出。缪钺先生的《曹植与五言诗体》和《六朝五言诗之流变》两篇论文，纵论魏晋六朝五言诗之发展线索，将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有机结合起来，从错综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中梳理并揭示文学发展规律，对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作深入细致的分析。
在《曹植与五言诗体》中，缪钺先生认为中国文学以抒情为主。抒情诗体变化甚多，有四言，有《楚辞》，有赋，有乐府歌辞，有五言、七言，有词，有曲。最古之诗体为四言与《楚辞》，西周初至春秋用四言体，《楚辞》兴于战国。四言至汉代，其势已尽，魏晋以降，作者不多，佳作也少。《楚辞》变为汉赋，由抒情而趋重体物，貌同心异。魏晋以来，抒情复昌，至庾信《哀江南赋》而止，唐以后赋体亦微。五、七言均出于汉代，而七言至唐始大盛，惟五言诗，从建安开始成为文学主要体裁。
五言诗是东汉时产生的一种新诗体。五言体对于抒情言志，较四言诗及辞赋均便利。中国字为单音，诗体句调，宜于整齐。周诗多四言，句调简短，变化不多，易于凝重而难于动宕，故至汉代，箴铭颂赞等典重之作，多用四言，而鲜有用于抒情者。四言既不适于抒情，于是从民谣短歌中自然产生出一种五言体。五言较四言虽仅多一字，然因其为奇数，句法轻灵而富于变化，胜于四言。东汉文人，虽不乏作五言诗者，然成绩并不佳，此体当时尚未被重视。东汉五言诗之传世者，除班固、张衡诸人之作外，皆无作者主名，后人称《古诗》，《文选》采录十九首。《古诗十九首》为文人抒情之作，其长处为清新、平易、活泼，但无高深之意境，且风格相似，不显作者个性。
从两汉至魏晋，政治、文学、学术思想皆有蜕变之势，曹植则为此转变时期的一个关键人物。东汉儒家思想盛行，魏晋以降，则谈老庄，讲佛学。汉人盛倡孝义，所谓“以孝治天下”，而曹植《仁孝论》则谓“孝者施近，仁者及远”，以为仁重于孝，此与汉人思想已不尽同，然其诗中内容多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情感。“总之，曹植思想，仍本儒家，不信方士之术，亦无玄释之思，其诗多咏人伦，喜言游仙，大抵不出《诗》、《骚》之域。故曹植虽有奠定五言诗体之功，而增扩新内容，则有待于阮籍、陶潜、谢灵运诸人矣。”[10]魏晋南北朝三百年中，五言诗发展成为文学主流。锺嵘《诗品序》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在《六朝五言诗之流变》中，缪钺先生认为，魏晋以来玄学大兴，渡江以后佛理尤盛。如何融合这两种新思想于盛行之新五言诗体中，为时人之理想。西晋时，向秀、郭象精于玄义，而不工吟咏;潘岳、陆机辞采绮艳，而名理无闻。东晋孙绰、许询虽研精玄释，而苦乏诗才，所作“理过其辞，淡乎寡味”[11]，惟郭璞文藻秀出，其《游仙》诗能合道家之言。东晋僧人支遁、慧远，皆能以佛理入诗，不乏风韵，可惜篇什不多，未能大畅宗风。
至谢灵运出，此理想始实现。灵运敬事慧远，曾作《辨宗论》，由竺道生顿悟之旨，又注《金刚般若》;他自注《山居赋》，谓《老》、《庄》“二书最有理”，因而既深于佛学又崇尚玄义。谢灵运天才本高，又用力诗篇，他之所以名重一时，为南朝之标准诗人，在于他能兼三者，以玄理佛义发为精美之诗。在缪钺先生看来，刘勰所谓谢诗“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亦非知言。在谢氏诗中，庄、老非但未告退，而是以庄、老入诗至方获此成功。“谢氏不空言玄理，而融化于模山范水之中”[12]。这是谢氏五言诗精深华妙之处。
江南旧有吴歌。东晋以来，其声渐盛，士大夫多好之，遂有效其体者，如王献之作《桃叶歌》，孙绰作《碧玉歌》。尤其鲍照独喜吴歌，有《吴歌》三首、《采菱歌》七首、《幽兰》五首等，皆有轻灵婉妙之韵味。至齐永明末，沈约、谢眺、王融以四声制韵，入五言诗中，世称“永明体”。梁、陈之际，五言诗之发展，有两种趋势:一则承鲍照之风，仿效吴歌，一则承谢眺之风，重声律，工对偶，篇幅简短，开唐代律诗绝句之先河。
缪钺先生得出结论说:“综观此三百年之诗，谢灵运融合玄释，模写山水，鲍照仿吴歌，谢眺用声律，均能吸收新成分，故免于陈腐，开创风气”[13]，从而揭示了创新是文学发展之路这一规律性的东西。ˆ
[1][3]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8、16页。
[2][4][10]见缪钺著《读史存稿》，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3—77、78—94、126页。
[5][6][7][8][9]见缪钺著《冰茧庵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版，第32、39、46、56、57页。
夏至诗词篇7
关键词：三美论 十四行诗 诗歌翻译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2.022
1 引言
莎翁的十四行诗被誉为西方诗歌中不朽的瑰宝绝非徒有虚名，它代表了英语十四行诗的最高峰。这一经典作品的汉语全译本和选译本数不胜数。其中，最广为传诵的当数第十八首。著名翻译家们都翻译过这首诗，如梁宗岱，戴镏铃，梁实秋，曹明伦，屠岸和孙梁等。许渊冲教授在古诗英译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提出的诗歌翻译理论对也适用于英诗中译。通过对比分析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十八首的不同译文来讨论许教授的“三美”，翻译理论的实际应用，更能体现许教授翻译理论的重大指导意义。
2 许渊冲的“三美论”概述
许渊冲在大量的翻译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翻译理论，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 “‘优’是文学翻译的本体论，‘创’是方法论，‘似’是目的论，‘竞赛’是认识论”[1] 。具体有“三美”（音美、意美、形美） 、“三似”（意似、音似、形似）、“三化”（浅化、等化、深化）、“三之”（知之、乐之、好之）、优势论、竞赛论几个方面。
“三美论”是许教授将鲁迅的观点“诵习一字，当识形音义三；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颂其意，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提升到翻译标准的高度，即译文的意美、音美、形美。这一标准以“三似”为基础又高于“三似”。“意美”是指要体现原诗的意境美。“音美”是指译诗的节奏和韵律与原诗对应或相仿。“形美”则要求保持原诗的形式，译诗的长短，对仗等于原诗对应。
3 “三美论”在汉译英诗中的体现与运用
笔者选取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的第十八首的著名的汉译版，即曹明伦和粱宗岱和译文，通过对一些词句和诗行的对比分析，阐明“三美论”在诗歌翻译中的巨大价值。
我是否可以把你比喻成夏天？ 我怎么能够把你来比作夏天？
虽然你比夏天更可爱更温和； 你不独比它可爱也比它温婉；
狂风会使五月娇蕾红消香断， 狂风把五月宠爱的嫩蕊作践，
夏天拥有的时日也转瞬即过； 夏天租赁的期限又未免太短；
有时天空之巨眼目光太炽热， 天上的眼睛有时照得太酷烈，
它金灿灿的面色也常被遮暗； 它那炳耀的金颜又常遭掩蔽；
而千芳万艳都终将凋零飘落， 被机缘或无常的天道所摧折，
被时运天道之更替剥尽红颜； 没有芳艳不终于雕残或销毁。
但你永恒的夏天将没有止尽， 但是你的长夏永远不会雕落，
你所拥有的美貌也不会消失， 也不会损失你这皎洁的红芳，
死神终难夸口你游荡于死荫， 或死神夸口你在他影里漂泊，
当你在不朽的诗中永葆盛时； 当你在不朽的诗里与时同长。
只要有人类生存，或人有眼睛， 只要一天有人类，或人有眼睛，
我的诗就会流传并赋予你生命。这诗将长存，并且赐给你生命。
（曹译） （梁译）
3.1 意美
该诗中“summer”的翻译一直以来都是译界争论的一个焦点，这里该译作“夏天”还是“春天”？曹和梁都译为“夏天”，虽然忠实了原作，但中国读者读起来却很难体会原诗的意境美，灼热的夏天怎么能与青春岁月和美丽的容颜相媲美？如译作“春天”，迷人的春色既有诗意又有韵味，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意境虽美，却远远背离了英国的文化习俗。权衡两者的长短，笔者赞同曹梁二人的译法，相信真正喜欢莎翁的十四行诗的读者一定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并能体会到诗中的“夏天”所营造的意境之美。
原诗中还有几句用到了比喻的修饰手法，如第四行中的“lease” 和第五行的“the eye of heaven”。Lease指期限，租赁使用期，指大自然租借了夏天，可使用期是有限的，喻指青春和美丽持续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梁将lease直译为“租赁的期限”，曹则译成“拥有的时日”，显然曹的语言更具诗意，而梁的翻译过于直白，没有美感可言。The eye of heaven 天空的眼睛喻指太阳，梁译的“天上的眼睛”表达的意象无法体现诗的意境；曹译的“天空之巨眼”却能激发读者的想象，体味夏日太阳的娇美。“eye”一词可指目光，“shine”有发光之意，将“eye”用“巨眼”和“目光”重复表达，刚好能译出eye和shine的意义，又富有诗意，一举两得。
第三行诗中的“shake”一词曹译为“红消香断”颇具中国古诗的韵味，读者能深刻地体会岁月对青春无情的摧残和美丽容颜的转瞬即逝，梁用了“作践”一词，也体现了汉语的表达风格和诗歌韵味，这一处两者的翻译都可谓表达到位。再如第六行中的“every fair from fair”，曹用的是“千芳万艳”，“千”和“万”体现了every一词之意，两个fair分别用“芳”和“艳”，形式意义都与原文相似；梁用了“炳耀的金颜”一词，“炳耀”是古汉语词，此处意为“光辉灿烂”，“金颜”即“金色的容颜”，“炳耀”和“金”与“芳”和“艳”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些词句既有唐诗宋词韵味，又有诗歌语言的美感，还能体会到语言创造的独特意境，特别是曹的译文很好地体现了原诗的意境之美。
意境是诗歌翻译的灵魂，意象的再现或再创造与情调的重构是实现意美的两个基本途径。译者的灵感有助于准确地解码原诗的诗眼，而优秀的译诗有了诗眼和字眼，译文就变得生动而传神。所以诗歌翻译中意美的再现关键在于通过恰当的意象来创造译诗的诗眼。
3.2 音美
许先生对于诗歌的音美解释为“诗要有节调、押韵、顺口、好听”[2] 。有研究者把诗歌翻译中的音美归结为语音的象似性[3] 。英语诗歌的音韵之美表现在韵律、音步和诗节三方面。原诗的韵律采用的是五步抑扬格，形成ababcdcdefefgg的押韵格式。
首先在韵律上，曹的译文中每行诗的尾韵为：an/e/an/uo， e/an/uo/an， in/i/in/i， ing/ing；梁译的韵脚为：an/an/an/an， ie/i/e/ui， uo/ang/o/ang， ing/ing。可见两种译文除了极个别地方之外，在韵脚上都基本保持了原诗的韵律美。原诗的第六、七行的两个and，第八、九行的by和but， 第十、十一行的两个nor 和十三、十四行的两个so形成了头韵，译文里无论是音韵还是意义上都没有与原诗保持一致。另外，原作中莎翁为了保持尾韵的一致，将某些诗行中的词序作了调整，如第四行中的date，第六行中的dimmed，第十行中的thou ow’st等，都是被倒装放到了句末。曹和梁的译文为了表达通顺和押韵的需要，改变了押韵的词，灵活地将形式上的音韵美和意义上的忠实有机结合。
其次在音步上，原诗中的抑扬格体是通过一弱一强的音节来表现的。而汉语的音韵节奏则通过词的平仄来表现音韵的和谐。两个译文都不是中国古诗的格律体，所以译者只有通过以顿代步的方式来再现原文的节奏。例如“我是否/可以/把你/比喻成/夏天？”和“我怎么/能够/把你/来比作/夏天？”，每句都用“顿”来复现原文的五音步节奏，让译语读者在最大程度上体会莎翁诗歌的华美与律动。
3.3 形美
“形美”是指译诗的行数、分节和字数或词数与原作基本保持一致。首先，曹和梁的译文都是十四行，诗的分节也与相同。曹的译文中除了第八行有11个字，第一至十三行均是12个字，最后一行为13个字；而梁的译文每行字数高度一致，均为12个字，在一点上，梁比曹可谓略胜一筹。此外，形美还体现在上文所提到的韵脚、节奏、音步等形式上与原文的契合，但在诗歌翻译中，最为重要也最难达到的境界就是“形神兼备”，这虽是翻译中的一种理想化原则，却也是译者们为之奋斗和努力的方向。
4 结论
曹梁二人的译文各有千秋，曹倡导的“最接近，最自然”二元简单翻译标准和他主持的“汉译英语十四行诗的韵式问题研究”在他的译文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梁先生的译作中某些词句具有白话散文式风格并采用了直译的手法以求忠实于原文。用许渊冲的“三美论”来评判两种译文的优劣，笔者认为曹教授的译文更符合“三美”原则。这也说明了许教授的译论为诗歌翻译批评带来了新视角，对文学翻译更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许渊冲.文学与翻译[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
[3]卢华国，张雅.译诗缘何而“音美”？――诗歌翻译中的语音象似性[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4）.
[4]曹明伦.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集[M].漓江出版社，1995.
[5]梁宗岱.莎士比亚十四行诗[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夏至诗词篇8
春夏秋冬的古诗精选（一）：
一、关于描述春天的诗句：
《咏柳》
【唐】贺知章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春夜喜雨》
【唐】杜甫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钱塘湖春行》
【唐】白居易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树阴里白沙堤。
《大林寺桃花》
【唐】白居易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惠崇〈春江晚景〉》
【宋】苏轼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春晓》
【唐】孟浩然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游园不值》
【宋】叶绍翁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春日》
【宋】朱熹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忆江南·江南好》
【唐】白居易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
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
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
早晚复相逢？
二、关于描述夏天的诗句：
《首夏》
【唐】白居易
孟夏百物滋，动植一时好。
麋鹿乐深林，虫蛇喜丰草。
翔禽爱密叶，游鳞悦新藻。
天和遗漏处，而我独枯槁。
一身在天末，骨肉皆远道。
旧国无来人，寇戎尘浩浩。
沉忧竟何益，只自劳怀抱。
不如放身心，冥然任天造。
浔阳多美酒，可使杯不燥。
湓鱼贱如泥，烹灸无昏早。
朝饭山下寺，暮醉湖中岛。
何必归故乡，兹焉可终老。
《夏夜叹》
【唐】杜甫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肠。
安得万里风，飘飖吹我裳。
昊天出华月，茂林延疏光。
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
虚明见纤毫，羽虫亦飞扬。
物情无巨细，自适固其常。
念彼荷戈士，穷年守边疆。
何由一洗濯，执热互相望。
竟夕击刁斗，喧声连万方。
青紫虽被体，不如早还乡。
北城悲笳发，鹳鹤号且翔。
况复烦促倦，激烈思时康。
《夏时田园杂兴》（其一）
【宋】范成大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
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
《小池》
【宋】杨万里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荫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宋】杨万里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宋】苏轼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无名杂诗》
【明】施耐庵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三、关于描述秋天的诗句：
《秋登宣城谢眺北楼》
【唐】李白
江城如画里，山晓望晴空。
雨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
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
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
《秋夜曲》
【唐】王维
桂魄初生秋露微，轻罗已薄未更衣。
银筝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归。
《子夜秋歌》
【唐】李白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秋夕》
【唐】杜牧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登高》
【唐】杜甫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宿建德江》
【唐】孟浩然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山行》
【唐】杜牧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唐】王维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赠刘景文》
【宋】苏轼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
《山居秋暝》
【唐】王维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暮江吟》
【唐】白居易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
四、关于描述冬天的诗句：
《江雪》
【唐】柳宗元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别董大》
【唐】高适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咏梅》
【宋】王安石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唐】岑参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雪梅》
【宋】卢梅坡
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搁笔费评章。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冬日田园杂兴》
【宋】范成大
放船闲看雪山晴，风定奇寒晚更凝。
坐听一篙珠玉碎，不知湖面已成冰。
春夏秋冬的古诗精选（二）：
一、关于春的诗句
1、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
2、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贺知章《咏柳》
3、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沙》
4、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杜甫《登楼》
5、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游园不值》
6、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7、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8、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凉州词》
9、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10、春风双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泊船瓜舟》
11、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孟浩然《春晓》
12、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韩愈《早春》
二、关于夏的诗句
1、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2、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李清照《如梦令》
3、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苏轼《浣溪沙》
4、绿树浓阴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高骈《山亭夏日》
5、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辛弃疾《西江月》
6、垂缕饮清露，流响出疏桐。——虞世南《蝉》
7、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范成大《夏时田园杂兴》(其一)
8、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辛弃疾《西江月》
9、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杨万里《小池》
10、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苏轼《六月七日望湖楼醉书》
11、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王昌龄《采莲曲》
12、石梁茅屋有弯碕，流水溅溅度两陂。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王安石《初夏即事》
三、关于秋的诗句
1、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刘禹锡《秋词》
2、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范仲淹《渔家傲》
3、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李煜《相见欢》
4、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过故人庄》
5、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登高》
6、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张继《枫桥夜泊》
7、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杜牧《秋夕》
8、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9、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山行》
四、关于冬的诗句
1、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毛泽东《沁园春·雪》
2、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落雪纷纷。——高适《别董大》
3、天人宁许巧，剪水作花飞。——陆畅《惊雪》
4、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李白《北风行》
5、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6、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江雪》
7、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王安石《梅花》
8、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惟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杜甫《野望》
9、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王维《观猎》
10、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祖咏《终南望余雪》
11、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12、不知园里树，若个是真梅。——东方虬《春雪》
春夏秋冬的古诗精选（三）：
(一)描述春的诗句
1、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孟浩然《春晓》)
2、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游子吟》)
3、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王维《相思》)
4、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杜甫《春夜喜雨》)
5、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6、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李绅《悯农》)
7、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春望》)
8、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己亥杂诗))
9、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贺知章《咏柳》)
10、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游园不值》)
(二)描述夏的诗句
(二)描述夏的诗句
1、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白居易《观刈麦》)
2、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李商隐(晚晴))
3、首夏犹清和，芳草亦未歇。(谢灵运(游赤石进帆海))
4、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杜甫《夏夜叹》)
5、农夫方夏耘，安坐吾敢食。(戴复古《大热》)
6、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李昂《夏日联句》)
7、残云收夏暑，新雨带秋岚。(岑参《水亭送华阴王少府还县》)
8、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范成大《喜晴》)
9、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杜甫《江村》)
10、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阳阴正可人。(秦观《三月晦日偶题》)
(三)描述秋的诗句
1、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辛弃疾《丑奴儿》)
2、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李绅《悯农》)
3、常恐秋节至，j黄华叶衰。(《汉乐府·长歌行》)
4、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李峤《风》)
5、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绝句》)
6、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杜牧《秋夕》)
7、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曹操《观沧海》)
8、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李煜《虞美人》)
9、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刘禹锡《秋词》)
10、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刘禹锡《望洞庭》)
(四)描述冬的诗句
1、鸣笙起秋风，置酒飞冬雪。(王微《四气诗》)
2、隆冬到来时，百花即已绝。(陈毅《梅》)
3、冬尽今宵促，年开明日长。(董思恭《守岁》)
4、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销。(张谓《早梅》)
5、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白居易《冬至夜思家》)
6、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杜甫《兵车行》)
7、南邻更可念，布破冬未赎。(陆游《十月八日风雨大作》)
8、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杜甫《小至》)
9、秋月扬明恽，冬岭秀寒松。(陶渊明《四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