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2 06:44:12
关键词：班级管理；高中生特点；宽而栗；严而温
班主任是班级管理工作的直接参与者，是学生健康成长的人生导师，是帮助学校开展各项工作的协调者，所以，在实际的工作中至关重要，这也决定了班主任工作的千头万绪，尤其是要做好高中的班主任工作，更是难上加难。做好高中班主任，我觉得应该把握好宽、严的度，宽严相济。
班级管理中的“宽”，就是教育需要怀，需要包容和爱。作为班主任，整天需要与不同的孩子相处，而且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学生的问题越来越复杂。面对这样的学生，教师需要极大的胸怀，永不放弃每一个学生。需要做到：第一，尊重学生的成人感。学生在高中生阶段普遍产生一种“成人感”，独立意识迅速发展，他们迫切希望别人把他们当作成人看待，也有意仿效成人的言谈举止；第二，要欣赏学生的差异。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人性最深刻的原则，就是恳求别人对自己的赏识。”一个班的学生各有不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差异才让班级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奇妙无比。他们各有各的优点与缺点，各有各的特长，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第三，在对待“差生”的问题上，应该给他们更多的宽容和爱心、更多的理解和尊重。我号召全班同学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感到自己和别的学生一样的快乐、幸福。第四，允许学生犯错误，批评教育讲策略。人无完人，学生犯错误是天经地义的事，一个人不就是在改正错误中成长的吗？当然，我们允许学生犯错误不是鼓励学生犯错误，犯错误后我们要合理地指出错在哪儿、为什么错、怎样改正。批评教育时要注意：公众场合尽可能不批评学生；当学生犯错误后班主任要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对于经常犯错误的学生，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要挖掘闪光点，在处分时也要讲明班主任没有嫌弃他们，鼓励他们改正错误。
宽容绝不是纵容，以宽为手段，就是培养学生的自觉性和自制力，从而使他们彻底根除某些毛病；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认识能力，使他们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缺点；纠正他们气质性格中的弱点，使学生对自己、对班集体、对社会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班级管理中的“严”，就是在管理细节中不能犯糊涂，严格的管理是一个班级形成良好班风、学风的必要手段，也是一个班级出成绩的关键。具体注意：一是严而有度。严有严的方法、严的策略，做到严而有度，严而有方，因材施教，否则就会欲速不达，好心办坏事。太严会使学生感到苛刻，缺乏人情味，甚至产生逆反心理。太松会使学生自由散漫，放任自流会影响工作，影响他们的成长。在把握“严”的“度”上，要做到严不苛刻，爱不纵溺，宽不放任，罚不伤心。二是严而有章。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凭空说教是不好的，要有章可循，国有国法，班也得有班规，建立严格的班级管理制度，使班级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的条例，既能让学生心中有目标，加强自我约束，又能让班主任照章办事，一视同仁，做到一碗水端平，使同学们保持一种相对平衡的心态，这对班主任开展工作非常有利。三是严而有恒。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工作是一项特殊的工作，它周期长，见效慢，不可能立竿见影，这就需要班主任树立长久的教育思想，对学生的严格要求，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才能真正使教育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班主任在对学生进行教育过程中，宽与严是一对既相互对立、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矛盾。“宽而栗，严而温”（出自汉・刘安《淮南子・汜论训》），“一张一弛”就反映了这一规律。
关键词：大明山；人文历史；汜天之山；博邪山；镆U山
中图分类号：KP28.3.67 文献标识码：汜 文章编号：1002―6959(2007105―0103―07
一、问题的提出
广西大明山的地理位置处于桂中盆地的中部、南宁的东北部、红水河和右江之间，北回归线穿过大明山腹部。其山体走向从西北走向东南，绵延三百多里，宽五十多里，地势为西北及顶峰线一带高而东南低。
从地理上考察，桂中地区是一个陆内张裂的沉积盆地，具有主要发育碳酸盐岩地层、地形起伏不大、植被发育程度中等、断裂构造部分为隐伏性质的特点，而控制桂中晚古生代盆地发育的断裂主要为盆地北部的河池――宜州――柳州北边的东泉一鹿寨断裂带(呈近东西向展布)；东部的永福――柳州――来宾断裂带(呈北北东向延伸)、桐木――妙皇――东乡断裂带(呈北北东一北东向展布)；西部的大新――大明山――忻城――融水一三江断裂带(地表由系列断层面倾向南东东或北西西的逆冲断层和轴面倾向北西或南东的不对称线状褶皱构造组成)、南丹――河池――都安――马山――武鸣――上林――宾阳断裂带(呈北西向东南展布)；中部的大明山――来宾――象州隐伏断裂带(呈北东东向展布)等。这些不同方向的断裂组成了桂中地区基底构造的基本格架(张明华，2007)。在这些不同方向的断裂带中，以南丹――河池――都安――马山――武鸣――上林――宾阳断裂带为桂中地区地势最高的地方(大明山主峰龙头山海拔1760米)，此即大明山所在的山脉。
由于大明山处于古代百越民族西瓯骆越的中心腹地，也是现代壮族地区的中心地带，历史上壮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大明山一直以来没有一部独立的山志，人们对它的历史沧桑知之不详。有鉴于此，本文拟就大明山人文历史的发展进行朔源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二、大明山称谓的历史变迁
翻开中国的古书，人们可以零星地发现汉文文献记载的大明山，古称汜天之山、博邪山、镆铘山、五峰山、大明山、大鸣山、大名山、大冥山等。
在《山海经・大荒南经》卷一五记载有“汜天之山”，据笔者考证，《山海经・大荒南经》中的“汜天之山”指的就是现在的大明山：
“有阿山者。南海之中，有汜天之山，赤水穷焉。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
这条文献记载的“汜天”与同书《山海经・西山经》卷二“赤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汜天之水。”的“汜天”为同一地方，为山名。
上古传说中所谓的“苍梧之野”在今广西东北、湖南南部与广东西北部，那里有一座大山即九嶷山，相传舜葬于此。《淮南子・修务训》卷一九说，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史记・五帝本纪》也说舜“代尧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赤水在《山海经》中是一个重要的地理分界河流。按先生考证，赤水的关系位置为发源于昆仑高原，东南流而归入南海的纵流大川，其东有三苗国及舜葬之野，其西有厌火国，其滨海处，产有三珠树。从这些条件看来……古代赤水下游即为盘江(，1986)，另外，《皇朝通志》记载说：“南盘江亦名红水……北盘江出其北……联合总名红水河。”可见，红水河之名，显然是古代赤水之遗影。现在盘江的下游就是红水河。
从地理分布来看，九嶷山确实在红水河的东部。而所谓“赤水穷焉”。就是“赤水流极于此山也”，由于《山海经》所述的是大荒之南，地域已确定在南方。翻开中国地形图不难发现，在中国的南方由西部流入南海的大河，又在苍梧之野的西面，只能是今珠江。珠江发源于云南省沾益县的南盘江，在贵州省望谟县蔗香村与北盘江汇合起至柳江流入珠江这一段，古称红水河。如清爱必达《黔南识略・贞丰》说：“(南)盘江即红水河，其水四时皆赤，故日红江。”同书《兴义府》又说：“(南盘江)经郡(兴义府――今安龙县)城南谓之红水江，亦日巴皓河。经册亨亦日八渡河，划黔粤界，会北盘江入粤达于海”(杜文铎。1992)。流经云贵高原的红水河呈东北一西南走向，流经广西的西林、隆林、田林和贵州的兴义、安龙、册亨、望谟以及天峨、南丹、东兰、巴马、都安、大化、马山、忻城、合山、来宾至象州县西南石龙镇三江口，与北来的柳江汇合后称黔江。在苍梧之野的西面，红水河流经的是广西的都安、大化、马山、忻城、合山、来宾至象州等县，在这一带附近符合上述条件的大山只有一座，那就是在桂中的大明山，由此可证，《山海经・大荒南经》中记载的“汜天之山”就是指广西的大明山。
天这个名词，在中国上古是极为神圣的专门名称，所谓汜天，就是漫天的意思，大概是指大明山山体高大，耸入云天，并与天相连了。另一方面，赤水在古代被古人视为帝之神泉，如《淮南子・地形训》：
“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渤海，人禹所导积石山。赤水出其东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泽之东。赤水之东，弱水出自穷石，至于合黎，余波人于流沙，绝流沙南至于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凡此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而大明山就位于帝之神泉的赤水(红水河)旁边，远古时期居住在大明山周围的居民主要是壮族先民百越民族中的西瓯和骆越。因此，是居住在大明山周围的壮族先民西瓯骆越最先把大明山作为圣山加以崇拜。
文献记载五代十国(907～960)时期曾经有僧道隐伏在大明山中修练，由于有道行而得到当朝皇帝赐紫衣。如《旧五代史・梁书》卷四：“邕州奏，镆铘山僧法通、道磷有道行，各赐紫衣。”因为五代十国(907～960)时期广西的大明山属邕州辖地，这里文献记载的镆U山所指应该就是大明山。
北宋时期的博邪山所指也是现在的大明山。北宋《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二“岭南道”条下“澄州”云：“上林博邪山罗富山……以上皆郡邑之山水也。”博邪山是什么意思?文献没有说明，只说是山名。而民国时期编纂的《上林县志》中，对博邪山做了介绍：“博邪山亦日镆铘山即大明山之东南出者，故今县城亭亮圩一带犹日镆铘乡”(黄诚沅，民国23)。
南宋之时的大明山被称作镆铘山。如南宋宝庆三年王象之编著的《舆地纪胜》就称镆铘山(镆耶山)：“镆耶山，在上林县南，昔人有得古剑于此，故名”，又载：“山在武缘县北，山形盘礴，地势险要，镆耶关地焉。”南宋理宗皇帝年间神穆撰《方舆胜览》卷三九邕州条载：“馍U在武缘县南三十二里山形盘薄地势险隘，镆耶关地焉。”同书卷四一又载：“镆铘山在上林县南三十三里，昔人有得古剑于此。”
王象之和神穆指出的镆铘关是一个古道遗址，就位于镆U山旁边，如《广西通志》载：“莫邪关，(上林)县南二十里莫邪山上，宋置”([清]谢启昆、胡虔，1988)。因为在宋代邕州知州陶弼就 有诗一首《镆铘关》记载有镆铘关：“三任边州六往还，此时又度镆铘关，仿僧莫道无闲事，手指青天口说山。”在《宾州二首》里，陶弼也提到了镆铘关：“广右开炎服，思刚置县衙。羁縻唐世及，正朔圣朝加。乡分今贺水，邑录古琅琊。泉脉通明镜，封邻接镆铘。”从武鸣马头圩往东北方向的深山前行，经四明村进入山区，小道两侧群山高耸，山涧流水叮咚鸣响，饱览禄祺古隘口以后，越过武鸣、上林两县交界竖立的界碑入上林县大黎(黎口隘)，再前行数百米到达长条料石砌成的古道，从山顶往下踏行的石阶400多级，路宽约4米。从宋至清，一直为重要的官道。其中黎口隘在宋、明、清初皆称镆铘关。镆铘古道至今仍为武鸣马头通往上林亭亮镇及县城大丰镇的行人通道。
很明显，大明山古时又称镆铘山。远古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由于战争的需要，使得越人青铜剑成为兵器中的翘楚，镆铘就是古时越国著名的一种青铜宝剑，镆铘山名的由来无疑是与青铜宝剑有关，因为大明山就是“昔人有得古剑于此”而得名的。古代越人以勇武好剑而称著。如《汉书・高帝纪》称：“越人之俗，好相攻击”。《汉书・地理志》又说：“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而远古时期居住在大明山周围的居民主要是百越民族中的西瓯和骆越，所以近现代在大明山附近发现青铜剑的古代遗址相当多，主要有：武鸣县马头元龙坡遗址，位于武鸣县马头镇政府驻地附近，年代为战国，1985年发掘，共发现110件铜器，其中73件为青铜兵器。有矛、钺、斧、匕首、镦、镞、盘刀等。宾阳韦坡村战国墓藏遗址，出土有铜剑1把，1981年1月发掘。武鸣县安等秧遗址。位于武鸣县马头镇政府驻地附近，年代为战国，1985年发掘墓葬85座，出土青铜剑15把。武鸣县独山岩洞葬遗址。位于武鸣县两江镇政府驻地附近，年代为战国，1986年发现，出土青铜剑4把。武鸣县三联园艺场遗址。位于武鸣县两江镇三联村园艺场附近，年代为战国。1974年发现，出土青铜剑两把。武鸣县三联村板潘屯岽很坡遗址。位于武鸣县两江镇三联村板潘屯岽很坡，年代为战国，2004年发现，出土青铜剑一把(谢寿球，2006：10～12)。
明朝武鸣人李璧的七绝诗《镆铘山》：“仙人佩得镆铘还，误落飞泉第一湾。三尺精灵化龙去，空留万丈镆铘山”和明代临安府推官江鱼的《镆铘山》诗：“宝剑当年已化龙，青山留得削芙蓉；润涵海气时云雨，突起峰峦遍太空。南峙亦为天子锷，东来宜匹丈人峰；要知此地生豪杰，尽是英灵气所钟。”这两首诗都提到了镆铘山，都记述了“镆铘化龙”的传说，更进一步说明了“镆铘山”名称的来源，也给大明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明陆应砀《广舆记》明确指出镆铘山就是大明山：“镆铘山，武缘县八十里即大明山也，延袤甚远。旧为邕澄二州之望。”
明朝天顺五年(1461)编纂成书的《大明一统志》在“思恩府”(今武鸣县府城镇)条下则把大明山记述为大名山或大鸣山：“大名山在府东三十里，一名大鸣山，与上林武缘两县接界，高数百丈，延袤三百里，上有风穴，高秀为府境诸山之最。”
《明史・地理志》卷四五记载为大明山：“上林州西，少北。西有大明山，澄江出焉，亦名南江，东合北江，又东人迁江县之大江。”同书另外也记载大明山为大名山：“又有大揽江，出城东北大名山，下流俱入于郁江。”
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在写于崇祯十年(1637)十二月十日的游记《徐霞客游记・粤西游日记四》中即记述为“大明山”：“遂穿山腋而北，于是北行陂陀间，西望双峰峻极，氤氲云表者，大明山也。其山(在北斗山西北)，为上林、武缘分界。按志，上林、武缘俱有镆铘、思邻二山，为二县界。日镆U关而不及大明，岂大明即镆铘耶”。徐霞客发现志书记载中当时并无“大明山”，而只有“镆U山”，于是发出“岂大明即镆铘耶?”的疑问。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大清一统志》记述：“大明山在上林县西四十余里，与思恩府武缘县接界，蜿蜒叠翠，中有五峰直插霄汉，上有深潭深不可测。出异光远烛数里，因名南江出此。”
清代闽述的《粤述》则把大明山称作五峰山：“五峰山在上林县西，延袤叠翠，五峰突起，上插霄汉，四时云雾隐现山岭，有潭有物伏焉中夜光烛数里。”
清初康熙三十一年(1692)，顾祖禹编著的《读史方舆纪要》称大明山：“大名山，思恩府东南五十里即大明山也，地势高广，接上林武缘二县界，远近群川多出于此”。同书另载有“镆铘山县南十里。相传昔人尝得宝剑于此。”
曹学俭《舆地名胜志》曰：“大明山在县西十里，接思恩府及武缘县境，蜿蜒叠翠，中有五峰直插霄汉，时有云雾隐现不常，上有潭相传吐光时远烛数里。”
清朝康熙年间陈梦雷等原辑，清世宗命蒋延锡等重辑，于雍正十一年(1733)成书的《古今图书集成》“思恩府”条载：“大明山在府东三十里，止戈五图，与上林县抵界，高数百丈，延袤三百里，为思武诸山之最，上有风穴及飞来寺等诸胜”。同书上林条载：“大明山在县西十里，中有五峰插霄汉，上有深潭，深者传有光烛数里。”
清乾隆六年(1741)知县耿昭需编《武缘县志》载：“大明山高数百丈，延袤三百余里，下有神庙，古木连云，层峦障目，武邑诸山之冠。”
清道光年间(1821―1850)谢启昆、胡虔编的《广西通志》载：“大冥山，又名大明山”。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世伦编《武缘县志》说，明山叠翠，旧八景之一。清代黄君钜的《大明山》一诗把武鸣八景的之一的明山叠翠一景做了描述，给人无限遐思：
“万丈穹窿跨绝域，武缘西南上林北。绵亘百里扼昆仑，控制九土耸则劣。君不见叠翠嵯峨云一带，三日成霖雨无外。镆耶飞出两白龙，奔注风山细流会。盈盈十里归渡头，双江绮合共悠悠。远送行舟出思武，东下南海历沧洲。又不见浙人青箬绿蓑富薯芋，短柄长搀勤发虑。种成香草生息蕃，聚族结庐不归去。山花如云红似火，山鸟车眉声琐琐。扪参历井越涧过，时逐猿猱拾坠果。东峰晴明西峰雨。樵子深入白去坞。伐木丁丁不见人，忽闻树巅一报午。郁郁纷纷苍翠浮，常有仙人绝顶游。崖前松偃石枰暗，遐心空谷弥深幽。南崧归老爱登陟，峤西诗成誊余墨。我亦小隐隐山林，形容不尽遥相忆。”
民国四年(1915)县知事温德溥主编的《武鸣县志》节录清光绪年间(1875―1908)武缘县凤林村人韦丰华著，民国初年编出书稿的《增修武缘县志草》“地理考・山”“地理考・胜迹”记载为大鸣山：“大鸣山延袤三百余里，为武缘县东北屏障，自杨圩至马头诸团，皆附于山脚，山之最崇处名为镆耶，遥望三峰极天，登其巅，群峰相向。山坳坦处，有石坪一、石墩八、石灶七，尘不到，苔不封，四周茶树古茂异常，所谓仙圩也。附镆耶者，有镜石峰颇特异。自镆耶而南，有照阳峰、迷女峰、禄公峰。均秀拔轶伦，其派行稍远，则有飞鹅岭最峻险，又名九鹅。自镆耶而北者，有绿林峰、并头峰，亦端秀特出；有谢岭，为县脉初出处，亦崇峻，而稍逊镆耶；有望兵山，圆耸出群；有七风岭。形如七凤齐飞；有六马坡，形如六马并骋。胜状各别，此皆武鸣所仰见者。尚有极北处，名三峤 峰，山不甚峻，惟附近诸峰差胜耳。是纪大鸣之胜，尤当以镆耶为主，每岁秋烟云郁积，内有声似风非风。似雨非雨，似雷非雷，似波涛非波涛，或三日或旬日乃止，名日大鸣有以也。如春之风，冬之雷。夏之瀑布，秋之雪，皆美不胜书”。
民国年间至今，称整组山脉为“大明山”，将主峰称“龙头山”或“镆U山”。民国10年出版的《武缘县图经》云：“武鸣之山以大明山为冠，大明山一名镆耶，在县东七十五里。金《通志》作大明山，谢《通志》作大冥山，此作大明山者，皆嫌其涉于胜国号而改之耳。韦《志草》谓每当春夏之交，山有鸣声若雷，故名大鸣，近于附会”。
从大明山称谓的历史变迁来看，世人对大明山的命名无外乎两种方式：一是以大明山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来命名，如汜天之山、博邪山、镆U山等。二是以大明山独特的自然风光来命名，如大明山、五峰山等。由于大明山历来以“雨后晴翠，层峦迭嶂，满目生机”而得名，又加上有大瀑布，远远就能听到大明山的瀑布发出的轰鸣声，故日“鸣山叠翠”，“鸣”就是很响的意思，因此，人们多以大明山、大鸣山一名来称呼，后因“大明山”名有讳“大明”国号，又改称“大名山”、“大冥山”。
三、大明山是壮人死后灵魂归天可以与神共度永生的地方
大明山的壮语名字叫“Byacwx”，在壮族民间文学中。学者们把大明山译作“岜赤山”(农冠品、曹廷伟，1984；蓝鸿恩，1984)，在壮族民间山歌唱本中，一般记作“岜取山”(罗世敏，谢寿球，2006)，在壮族师公经书中记作“岜柱山”(莫幼政，2004：14―16)和“岜社山”(张声震，2004：209)，其实意思都一样，“Bya”为山的意思，“cwx”为祖的意思，直译就是壮族祖宗神山、灵山的意思。即为山的祖宗和“万山之宗”。在《山海经・大荒南经》关于大明山古为“汜天之山”和《淮南子・地形训》把赤水(红水河)视为帝之神泉的记载，透露了大明山在壮族先民西瓯骆越心目中可能是一座神山天梯的信息：漫人云天的大明山位处被古人视为帝之神泉的赤水(红水河)旁边，这为我们认定大明山是壮族先民西瓯骆越所崇拜的圣山提供了重要依据。
如前所述，大明山是桂中南最高峰，其地理位置处于南亚热带南缘，其山体走向西北一东南，用风水学的术语来说，西北一东南走向即为乾巽走向(乾山巽向)，而在风水理论中乾山为天柱，为地维。再加上北回归线正好穿过大明山中部。在海拔1200米的大明山主脉群峰之顶上，有8块大小相仿的天然大草坪，很整齐地在北回归线上一齐排开，并同北回归线呈垂直状态，四周古木环绕，中间长草不长树，人称天坪。每年夏至时候人站在北回归线经过的“天坪”上，就会出现“日中无影”这种奇特的自然现象；这天坪是什么形成的呢?当地壮族流传的神话故事认为，大明山上原本有大支柱撑着天空，后来，人间英雄布伯与天上的雷王争斗，雷王发威天下大早，布伯顺着“岜赤山”上的顶天柱爬上天去大闹王宫，雷王大怒，挥剑砍断了“岜赤山”上的顶天柱，这顶天柱一倒，便造成了地陷东南，水向东流的局面(农冠品、曹廷伟，1984；蓝鸿恩，1984)。雷王砍顶天柱的地方，就是现在大明山上的天坪。如今其方圆几里不长树，都是一片大草坪。
居住在大明山周围的壮族群众历来把大明山当作宇宙山或祖宗神山看待。在大明山周围的人们对老人表孝道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dai cij ram hwnj Bya cwx bae”，即“人老死后抬上大明山埋藏”，当地的壮族群众在人死后都要请师公和道公前来念经举行葬礼，把死者灵魂送归祖宗神山大明山，此即所谓“魂归岜社(大明山)”。民间相传“天坪”是壮族古老的鬼神妖怪和神仙经常聚集成圩的地方。“天坪仙圩”就是壮族人死后灵魂归天可以与神共度永生的地方――登之乃神。
“白云缓缓结因缘，半夜镆邪舞醉仙。五百年来得书记，罗洪溪畔浴沂年。”在宋哲宗元佑年间的广西上林诗人韦晏的诗歌中(梁庭望、农学冠1991：258～259)，作者想象自己在大明山上半夜梦遇神仙飘然起舞的情形，突然让人有一种迷恋大明山的冲动：大明山那里可是神仙居所啊。
在环大明山地区的武鸣、马山、上林、宾阳四县流传的“特掘”扫墓的故事里，“乜掘”是寡妇，而寡妇的厄运直接就是“无后”。她们老死之后，无人祭祀，就成了“饿鬼”，多么凄凉!故事就让“特掘”这类精灵充当了尽孝的儿子，为老死的妇人出殡，把“乜掘”抬上大明山埋藏，并每年都来扫墓。在当地人来看是尽了孝道(农学冠，2000：68―71)。什么是孝遭?《论语・为政》肇孟懿子问孝，孔子回答说“无违”，事后又解释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特掘”身上，凝聚了东方民族特别看重传宗接代的文化传统观念。由于有了“特掘”这样的榜样作用，“魂归岜社(大明山)”的观念可谓深入人心。
当地人这样崇敬大明山，到外地为官者亦想念落叶归根到大明山。
明代宾阳名人(宾州镇同义村)蒙大赉，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中进士。中进士后，皇上授官升为礼部仪制司主政，后任刑部南京尚书郎中，北京兵部武库司郎中，嘉靖三十六年(1557)，任南京刑部山西司郎中。蒙大赉在朝廷职其间，屡建功勋，为朝廷所器重，明世宗恩封他为“国舅”。但他的才能未得到很好发挥，后殉难于任上。明世宗为他办理丧事，派人抬灵柩回宾州城南潘村岭上厚葬。
清代武鸣名人刘定迪，清乾隆十三年(1748)进士，入朝廷当翰林编修，时和坤弄权，百官下跪，独刘定迪长揖不跪，侧目而视，终得罪和坤，时36岁愤而“休致”回乡任教为业，宁当山长，誓不与权相为伍。最后在故土大明山寿终正寝。
清代上林名人(巷贤乡留仙村)张鹏展出身书香门第。他于清高宗乾隆五十三年(1788)拔贡，同时中举，便授翰林院检讨，武英殿修篆。典试滇南，政官福建道监察御史，后升至太仆，太常寺卿，通政使司通政使。嘉庆二十五年(1820)辞官归乡，隐居大明山故里。
广西武缘东乡(今武鸣城东镇)夏黄村名人黄君钜，字仲尊，号丹崖，于道光18年21岁时以古学第一名入县庠，25岁时科举考试获一等第二名，32岁时应乡试考中广西第31名举人，33岁时参加会试后被诠选为候辅知县，35岁时朝廷授予六品官衔，被派往云南省，先后担任该省浪穹县、富民县、易门县知县、路南州知州、广西直隶州同知、知州，江府知府，武定直隶州知洲。清光绪元年由于从云南转运京铜有功，加升三品衔，赏给二品封典。光绪九年归里，十一年主讲武缘岭山书院并修《武缘县图经》8卷，光绪十三年四月十八日卯时终于乡里，享年70岁。
民国时期名人武鸣县人陆荣廷，武鸣县宁武乡垒雄村人，官至广西都督、两广巡阅使，上将军衔，依然惬意于长期居住武鸣大明山。恋土是陆荣廷最大特点之一，他不长期居住南宁、桂林、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而居住在家乡武鸣；居住武鸣却不住在县城而居住宁武庄。他的许多重大决策，都在宁武庄里制定。为了经营这个决策根据地，他花了不少心血，修了邕武公路、五海桥、三合土路(从五海桥到宁武)……许多名人政要不是在南宁陆公馆与他密谈，而是不辞劳苦越过时有覆车之夷的高峰拗直奔宁武。大名鼎鼎的梁启超也不例外。他冒风波迁省会于南宁，但仍居于大明山下的武鸣宁武。年老病死于上海，临终仍不忘交代将遗体运回武鸣安葬。
落叶归根，魂归故里。人死要归葬故里。大概是人们的宗教思想在起作用吧?在远古时期，宗教是人们思想的灯塔。历史的发展证明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曾被宗教、超自然和神秘现象所渗透和淹没：它们始终浸淫其中，从中抽取出它们特定心理的最强烈动机(费尔南德・布罗代尔。王明毅，2004:126～130)。
关键词 高中语文文言文教学疑词辨析
“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候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其中的“与”字，课本未注，程力夫等所编的配套《教学参考书》的译文仍作“与”似乎毫无疑难。其实，这个“与”并不如此简单。谓予不信，请看几家注释：
1.“与”，和，连词。
2.与：和，跟，介词。
3.这里的“与”不是介词“和……一起”，而是动词“率领”。
4.“与”字，应当释为“随，跟从”，句中作使动用法。
5.此处的“与”，就是用的这一本义了。即“与，党与也”，亦即第二分句所列沛公的随行人员“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
6.我们认为这个“与”字是个连词，相当于“而”。
7.与犹“使”，助动词……谓使樊哙等持剑盾步走也。”
“与”字的麻烦还反映在对这一句子的翻译和句意阐释中。正如于在春先生所说，“这个‘与’，有人译作‘叫’有人还用‘与’”，而于先生又译作“连词”。还有为数更多的著述则干脆回避它。那么，这个“与”究竟如何训释才好呢？
我们认为，把这个“与”释作连词或介词于语法都难以讲通。众所周知，作“和”、“跟”义讲的“与”，不管是被用作表联合关系的连词，还是被用作引进动作行为的偕同者或比较对象的介词，在它前面充当主语的词语都被在它后面的动词谓语所陈述。如：
蜩与学鸠笑之。（《庄子·逍遥游》）
秦王与群臣相视而嘻。（《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同上）
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同上）
前两例作连词。“与”字前后的“蜩”、“秦王”和“学鸠”、“群臣”都充当主语，被“笑”和“视”、“嘻”所陈述。后两例作介词，“与”字前的“秦王”和“相如”也分别被“与”字后的动词谓语“饮”和“争”所陈述。“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句中的主语“沛公”却不是“步走”陈述的对象。因此，把其中的“与”释作连词或介词显然都是不妥的。
释作“率领”也与此句的语法结构不合。“率领”句中充当“率领”施事者和受事者的双方都是全句动词谓语的陈述对象。
从“沛公则置车骑……”这一长句在文中的作用和语法结构两个角度来考察，我们以为徐仁甫先生把“与”释作“使”是允当的。如前所述，这个长句的主语是“沛公”，贯串到底，因而第三分句“与樊哙……步走”云云是一个兼语短语，也就是说，全句句首的主语“沛公”也正是“与”的主语，而“与”的宾语“樊哙……等四人”又是“步走”的主语。所以，徐仁甫先生把这个“与”释作“使”（也即叫、让之意），也它的语言环境是完全吻合的。徐仁甫先生所谓的助动词，指的是通常所说的使令性动词。读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和《汉语大字典》（第一卷）等，均有“与”用作“使”义的训释，并辑有不少例证。这里且摘引三例如下：
（一）《墨子·尚贤中》：“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滨，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挚，有莘氏之妻之私臣，亲为庖人，汤得之，举以为己相，与接天下攻，治天下之民。……傅说被褐举索，庸筑于傅岩，武丁得之，举以为三公，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其中三个“与”下篇均作“使”，可知“与”如同“使”。
（二）《淮南子·汜论》：“制法之民，不可与远举；拘礼之人，不可使应变。”“与”、“使”互文，显然同义。
（三）苏轼《芙蓉城》诗：“愿君收视观三庭，勿与嘉谷生蝗螟。”“与”作“使”义也极为昭明。
关键词：周昭王南征；地理学；考古学；西周历史
前言：楚国原本属于南方江汉区域的一个小国，周王朝的周成王封楚君熊绎于荆蛮。楚国的后代励精图治，使得楚国日益富强。在这样的状况下，对周王朝的统治造成一定的影响。基于周昭王是怎样发动伐楚的战争的，路线是怎样的，在此次的论述中，通过地理学和考古学，对以上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
一、周昭王南征的历史背景
西周初年间，由于楚国一直谨慎地维持和周王朝的关系，周、和楚关系相对和谐。至周昭王时期，楚人在经过漫长的“筚路蓝缕”之后，国家发展越来越强盛，影响着周王朝的统治[1]。楚人对江汉平原虎视眈眈，由于和鄂东产铜区相接壤，面对丰富的矿产资源下，楚人对自身发展的状况不甘心。然而，商朝开辟的南方铜路的保护力度较大，使铜料运到王室的工业基地当中。楚国在不断壮大发展下和周王室争夺铜的战争一触即发，而此时恰逢国力鼎盛时期的周昭王，面对楚国的不臣之心做出了重要的军事决策――由周昭王亲子率领伐楚。
二、周昭王南征的路线和军队所到的范围
（一）周昭王南征主要军事路线
周昭王发动的征伐“荆楚”，在随州叶家的考古中发现，荆楚指我国长江中游的诸多方国与部落，其土著被当时的周人称为“荆”或“荆楚”。此外还有一部分部落是商朝一些的遗民。据史籍记载，周昭王在位期间，对荆楚进行了两次征伐。周昭王十六年与十九年两次南征，同时还命令诸侯率领本国的军队从王南征[2]。在当时，王室与诸侯国军队在出征之前，在南山通过狩猎的方式展开演习作战，自此之后，大军自上侯――跨汝水――汜水――经方城――鄂师等达汉水。从我国历史博物馆中收藏的西周中期所有的士山盘铭文中的文献得知，大军先锋部队先巡察道路，不断的建立周王行宫，并出使南方的各个诸侯国，下达昭王伐楚的旨意，并且在汉水中洲的区域内积贮相关的军事物资，这样的军事安排主要是为了渡过汉水，展开征荆楚军事行动做准备。其中，安州六器中鼎铭文当中这样写道：“中省自方，邓、、邦，在鄂次。”按照这样的内容分析得知，在审查南国之后，便驻扎在的鄂。2013年在叶家山M11中出土的一件铜方座簋，属于南公所做的祭器，而南公指的是南宫。这样的资料显示出：第一次南征经由唐（现今湖北随州西北地区）、厉（现今湖北随州北地区）、曾（现今湖北随州地区）、夔（现湖北秭归东地区），室军队与从征北方的众多诸侯军，征战得到胜利，并将南楚的铜器带回到周王朝的皇宫当中，为此特地铸器铭功。
（二）周昭王南征军队所到的范围
鉴于先现今可以肯定的是周昭王南征是从成周抵达到的随州，然后南下带到孝感，这样便能得到周昭王南征的具体路线，战争所影响的区域也能定下来。昭王在南征的过程中，行军到达到地理位置孝感。在继续南下中，本文结合寻找到的地理文献和的复原西周早期的地理景观得知，南下的具置是随州的东南方向，樗往东的地区，其中包含了举水和滠水等流域，这一片地区当中涵盖的铜矿区较多，但是不在周朝的统治范围之内[3]。因此，便在周朝的讨伐范围中。很据《水经注》卷的第28章节中的《沔水中》对昭王丧命的地点予以详细的记载。沔水又称为汉水，按照汉江的地理位置而言，昭王在南征的过程中，地域应在汉江的下游一带，具体而言影视汉江下游河道往北的位置。
三、周昭王南征的结果
在第一次战役当中，周昭王便组织了声势更浩大，同时军威更为雄壮二次南征。周朝的大军在昭王的作战指挥下，趾高气扬向楚地进攻。在我们学过的历史和了解的战役中得知：骄兵必败。《史记・周本纪》记述：周昭王“王道微缺”，到南方“巡狩”，“卒于江上”。这一次组织的伐楚战役周朝军队没有在历史的史册上续写上次辉煌的战功，周朝部队遭到惨败，主力的军队损失严重，按照史书上所记载，作为最高统帅的周昭王居然在撤退的混乱中落入汉水，溺水而死。周人为自己的骄横和轻敌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即使是按照如《帝王世纪》与《吕氏春秋》所说，当时的史实是：“周昭王首次南征，楚国不战而服，而南蛮二十六国都均来朝拜昭王[4]。倒是昭王为了抢夺长江中游荆地铜锭与铜器，第三年便继续南征，在这次战役中惨败，西六军全军覆没，同时昭王返回途中渡江之时，由于“胶船”破散（亦或是浮桥断裂）而落水身亡，故而殃及楚国。”因此，在《左传・僖公四年》记载为：“楚成王答管仲责问过程中，避重就轻言道：周昭王朝时，荆地属汉，因此楚人不接受这样的罪责。”
“昭王在南征鹨鄣敝卸不复返”对周王朝而言犹如晴天霹雳，从此之后，周朝人将汉水看成是畏途，再也没有胆量到汉水以南的区域挑起战事，只能向东征伐淮夷了。在连续不断的几代伐夷战役结束，周王朝消耗了大量的财力和兵力。通过历史记载和地理、考古方面的文献得知，这次战争最终结果是：周王朝军队在南征结束失败后，属于周王朝建国后最严重的重创，国势从此一蹶不振，昭王南征也是周王朝从治理兴盛到衰败的历史转折点，同时也是楚国强大和抗衡的重要标志。吸取昭王教训后的穆王与他的大臣们，不仅将周朝中心军事防御布防的重点从北线转移到南线，同时还注重整军和习武，并与周边民族和部落加强友好往来，这样的军事部署和减轻了边疆的军事的压力。
结论：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周昭王十六年（即公元前980年间）、十九年，昭王先后在三年间两次经过郧地南巡到荆楚一带，在第二次南征败北后返回镐京的途中，在渡汉水的过程中溺水身亡，以此研究的结果与《史记・周本纪》和《楚史》均保持一致。同时，在对周王朝后期军事战略部署来看，将军事防御布防重点从北线转移到南线的策略后，肯定周昭王南征已过汉水地区。在此次研究中，通过对大量文献的查找和翻阅，对昭王南征的路线和结果进行探究，望此次得到的结果能为我国完善历史资料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李春艳.周昭王南征所经“斤”地地望考[J].社会科学论坛，2016，（11）：209-217.
[2]喻立新.长沙春秋扬越来源探究[J].长沙大学学报，2016，（04）：1-5.
[3]赵庆淼.“昭王南征而不复”之蠡测――基于文本形成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J].学术月刊，2015，（05）：150-158.
关键词：体验教学；师生关系；课堂；新型师生关系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2）17-0009-03
一、何为体验教学
1.何为体验
“体验”一词的语义出自《淮南子·汜论训》：“故圣人以身体之。”《荀子·修身》云：“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现代汉语对“体验”的解释是：“通过实践来认识周围的事物；亲身经历。”在英语中，与体验相对应的单词是experience，可译作经验、由经验获得知识或技术，还可译作经历、阅历等。在德语中，体验为erleben，有经历、经受、遭受、亲见等含义。因此，“体验”是指从自己的内心情感出发，主动积极地去感受生活，体验生命及价值。
2.何为体验教学
体验教学是一种以人的生命发展为依归的教学，它尊重生命、关怀生命、拓展生命、提升生命，蕴含着高度的生命价值与意义。它所关注的不仅是人可以经由教学而获得多少知识、认识多少事物，更在于人的生命意义可以经由教学而获得彰显和扩展。具体来说，体验教学有如下特征：
（1）关照生命的整体性。人是完整的、复杂生命个体的存在。人不仅有认知，还有情感、态度和信念等。体验教学不只是让学生对知识进行认知、积累和加工，而是通过体验和反省使知识进入个人的内心世界，与学生的生活境遇和人生经验融化在一起。体验教学是让学生的认知、情感、意志、态度等都参与到学习中来，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感受和理解知识的内在意义，获得精神的丰富和完整生命的成长。
（2）善待生命的自主性。人的生命离不开周围的环境，但是外界因素可以影响人却无法取代人，否则生命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如果教学中漠视人生而具有求知欲、创造欲，把知识强加、灌输给学生。那么学习就会成为一件辛苦的差事，越学越没味，越学越厌倦。因为，学生在学习中体会不到自我生命的力量、自我存在的价值。体验教学让学生在学习中主动探索外部世界，自觉地认识自我、追求自我、提升自我，它所追求的不只是学生通过自主而非被动的学习更好地获得知识和能力，而是要让学生在探索世界、探索自我的过程中增强自主性，在自我不断超越的过程中体验到生命的力量和意义。
（3）理解生命的生成性。人总是处在未完成之中，人的生命处在永不停息的变化之中，人与动物在生命意义的本质不同，首先是人的未完成化和非特定化。人的未完成化意味着人永远不会被完成；人的非特定化意味着人的发展具有无限可能性，生命本身不是一个结论，而是一个历程，生命一直在产生意义，这些意义使生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不确定的过程，是人的发展具有创造性和超越性，使人永远处在生成之中。在体验教学中，教师不会用预设的目标僵硬地规束、限定学生，不会把外在于学生生命成长的目标强加给学生，不会只关注结果而忽视学生当下学习生活中的状态。教师要做的是，为学生创设一个有助于为学生创设一个有助于其生命充分生长的情境，把学生的生命力量引出来，使学习过程成为学生生命的历程。
（4）尊重生命的独特性。每个人都是自己独特的存在。每个人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精神世界。正如卢梭所说“儿童是有他特有的看法、想法和感情的，如果想用我们的看法、想法、情感去代替他们的看法、想法和情感，那简直是最愚蠢的事情。”尊重生命独特性的教师尊重每一个学生的独特性，他懂得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自我，不会用同样的标准衡量每一个学生。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深入了解每个学生的各个方面，知道每个学生的学习方式，善待每一个学生，让他们都能在教学中获得成功的机会，体验到成长的快乐。
体验教学正是有上述特点，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为学生彰显各自的生命力量、发展各自的独特精神提供了一个自由舒展、生命意义得以真正实现的过程，教师也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到了生命的活力与价值，获得了工作以至生命的意义。而师生关系的构建更是这个过程中尤其重要的因素。
二、体验教学课堂中的师生关系
1.传统课堂中的师生关系
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师是主体，而学生只能是被动的接收者。师生关系实质上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只能被动地服从教师的权威，是一种不平等的师生关系。传统课堂教学中的师生关系只是一种教与学的关系、业务工作关系和主客体关系，“我——它”的关系。师生间缺乏广泛的、全面的、深入的情感交流和精神、道德、人格等方面的交流。整个教学过程中，主要被关心的是教师的教，只重视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非智力因素，等等。课堂上，教师习惯于高高在上，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活动，学生也习惯于俯首帖耳地服从。传统的课堂教学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个性特点，片面地强调学生对社会的顺应，而恰恰忘记了教育的最高目标在于培养具有创造精神的、改造社会的主体，弊端是显然易见的。这些传统的教学观念和师生关系模式，对师生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同时也被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所认同。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只能是听话服从、毫无个性、缺乏创造性的人，当然也只能是片面发展的人。
2.体验课堂中的师生关系
体验教学以人的生命发展为宗旨，不仅关注学生的知识和能力，更关注人在教学过程中生命意义的展示和扩展。因此体验教学中的师生不是“我——它”关系、“独白”，而是生命间“我——你”、“对话”关系。
所要讨论的几个数字是：
(1)汉代一个农业劳动力的垦田亩数；
(2)汉代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3)汉代农业人口平均口粮数；
(4)这些数字所反映的汉代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所能提供的剩余产品数量及其分配状况。
封建时代的农业主要是个体小生产农业，而最能反映个体小生产农业特点的是小自耕农经济。所以我们就以小自耕农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作为主要讨论对象。
最完整地从数量上讲到当时小自耕农的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是《汉书食货志》所载的据说是战国时李悝的一段话有些同志认为这段话反映的是汉代的情况(陈直先生即主此说，见《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277—278页)，这是有道理的。但其中提到十一而税，却不是汉代情况。不过，战国农业生产与汉代颇多相似之处，与其他材料参看，《汉书食货志》的这段话应当说也反映了西汉的情况。准此，我们在下边的讨论中也参用了一些战国和秦的史料。：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岁收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
下面，我们就结合其他史料来分析一下这段话所提供的一些数字，看看它们是否大体符合汉代一般小自耕农的生产和生活的实际情况。
一、一夫挟五口
战国中期，一户农民大约平均是八口左右《孟子梁惠王上》又《尽心上》。，这是小农经济初起时的现象。随着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的发展，再加上政府法令的作用(如商鞅变法令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农民的家庭人口有逐步减少的趋势。到了汉代，一般是一家五口。《汉书食货志》载晁错在文帝时言：“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等所载西汉末到东汉时的十一二个户口数字，平均每户在五口上下。则汉代一家五口，可以认为是通常现象。
一家五口，一般是两个劳动力。所谓“一夫”，当时常指一个小经济单位，即一家。“一夫”就是户主、家长的代称。《周礼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晁错也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都可说明汉代五口之家一般是两个劳动力。
二、治田百亩
《汉书食货志》这段话说的是小亩，即100步为一亩，原是战国时山东诸国的亩制银雀山汉墓《孙子兵法》残简《吴问》载晋末六卿统治区亩制不一，范、中行氏以160步为亩，韩、魏以200步为亩，赵以240步为亩。这种亩制改革的演变情况不明。此处暂不涉及。。秦则行240步为一亩的大亩。汉初二者并行，故山东诸国地行小亩(楚地可能在外，说见后)，故秦地行大亩，到汉武帝后期全国才统一行大亩《盐铁论未通》。战国、秦汉六尺为步。汉尺约合今23.2厘米。则汉代一大亩为(6×0.232)2×240＝465.0393平方米。今一市亩则为666.67平方米。折算起来，汉代
1大亩＝2.4小亩＝0.6915市亩
1小亩＝0.4166大亩＝0.2881市亩
1市亩＝3.47小亩＝1.44大亩。
这样，照《汉书食货志》这段话的说法，汉代一个劳动力平均大约种地50小亩，或20.83大亩，合今14.4市亩；每户有田100小亩，或41.66大亩，合今28.8市亩；每口占田20小亩，或8.332大亩，合今5.76市亩。
我们再看汉代其他有关农民垦田数的记载。这些记载可以分成三组。
第一组，与《汉书食货志》这段话所说的一家治田百亩相同或相近。
(1)《汉书食货志》载文帝时晁错言：“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百之收不过百石。”
(2)《管子治国篇》(据研究是汉人著作)：“常山之东，河汝之间，……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则一家垦田也是百亩。
(3)《管子巨乘马》(据研究是汉人著作)：“一农之量，壤百亩也。”这里的一农，应与一家相当。但《巨乘马》下文有：“起一人之繇，百亩不举；起十人之繇，千亩不举；起百人之繇，万亩不举；起千人之繇，十万亩不举。”等语。与晁错说的一家服役者不下二人不同，似乎说的是一个农业劳动力耕田百亩。但看来只是对一家服役人数计算方法的不同，并不绝对说明一家百亩之田只有一个农业劳动力耕种。
(4)《管子山权数》(据研究是汉人著作)：“地量百亩，一夫之力也。”
(5)《管子揆度》(据研究是汉人著作)：“百乘之国，东西南北度五十里。……百乘为耕田万顷，为户万户，为开口十万人。”(以下千乘之国、万乘之国，户数与垦田数的比例与此同)万户耕田万顷，则一户耕一顷即百亩方百里，方五十里之地究竟有多大，估计境内可耕之田有多少，户口有多少，据《管子揆度》、《八观》、《汉书刑法志》、《食货志》的记载来估算各有出入，各家解释也不相同，此处略而不论。仅取《揆度》比较明确的万户万顷之说。
(6)《管子轻重甲》(据研究是汉人著作)：“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百亩之收，不过二十。”
以上各条都是通概言之，也有井田制下一夫百亩的传统说法的影响。但这种说法在汉代仍然广为流行，特别是还用作估产的依据，说明汉代农民的实际垦田数字与此相去不远。
(7)《汉书食货志》载武帝时赵过用耦犁，“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五顷”。这里的五顷是大亩，大亩五顷合小亩1200亩，正好是一井一屋即12夫之数，也是按一夫百亩来计算的。
(8)《汉书赵充国传》记载武帝时屯田卒每人平均耕地20亩。居延汉简及敦煌汉简中记载有一名戍卒或弛刑徒垦田15亩弱《流沙坠简》释二，三十一。、24亩《流沙坠简》释二，三十一。，或私人有田30亩《敦煌汉简校文》，第80页。、35亩《居延汉简释文》卷一，第81页。、41亩《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二编，第56页。简文云：“玉门屯田吏高禀，放田七顷，给予弛刑十七人。”既云“放田”，可能系交弛刑徒私人经营。、50亩《居延汉简释文》卷三，第52页。(均是大亩)，这种有田的私人，可能带有家属。这些数字，大都距一人50小亩或21大亩弱、一家100小亩或41大亩多的数字不远。
以上八条材料，大致说明了汉代一户农民耕种的土地为100小亩或41大亩左右1966年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记有一些人户的田地、奴婢、房舍等赀产数。其中记有田地数的共11户(八亩一户，三十亩一户，三十余亩一户，八十亩二户，一顷到二顷六十亩的六户)，共有土地1160亩左右。平均一户在100大亩即240小亩以上。这些人户中有一些肯定是地主，因此并不能说明当地每户农民的平均占有土地数。但撇开土地所有关系，单就一个农业劳动力垦种的土地数量看，碑中记载有些人户家有奴婢，有些是五人(其中一户有田二顷六十亩，其他三户田数不明)，最多的是七人(该户有田三十余亩，有奴三婢四)。此外，地主是否将土地出租，碑文记载不明。假定百亩以下的田耕种者平均为三人，百亩以上耕种者平均为六人，则此1160亩田的农业劳动者为51人，一个农业劳动者种田23大亩左右，合55小亩左右。当然，这个碑文残蚀过甚，上述估算并不可靠。但至少不像有的同志所认为的那样，它是不能作为汉代农民耕种土地远少于一家100小亩的依据的。
第二组，比一家百亩的数字小。
(9)《淮南子主术训》：“一人耒而耕，不过十亩。十亩之收，不过四十石。”这里的亩，应是大亩，如系小亩，一小亩年产四石，未免过高(见后)。参照下述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郑里廪簿竹简的记载，我们怀疑淮南、江陵等故楚地在汉武帝之前与秦故地一样行大亩制。这样，一人10大亩，即24小亩，相当前述一人50小亩的一半。耒而耕在汉代是比较落后的耕作方法，江淮一带农业生产技术比北方低，主要种稻，劳力耗费较多，因此一个农业劳动力种地较少，这也许只是当地情况而不代表汉代一般情况。
(10)1973年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时代当文帝晚年到景帝初年的郑里廪簿竹简，完整地记载了郑里中的25户的人口数、能田人数、各户土地亩数及所贷种食数。这25户共有人口105人上下，其中能田者69人，共有田地617亩。平均每户24.7亩，每个能田者9亩弱，每口合6亩弱。这比一家百亩的数字要少很多。但是，有几点需要注意。
第一，江陵附近，当时属于地少人多的地区，郑里又处江陵城郊，地少人多的情况恐怕更形突出。每家农户占有土地数量恐比一般情况下为低。
第二，郑里廪簿是政府贷种食的登记本。贷种食的当时多属贫民。这25户当为贫民，其中仅二人为二十等爵中最低的“公士”，其他人未注，多半是无爵级，这也说明了他们社会地位的低下。则他们占有土地比一般农户要少，是很自然的。
第三，这里的亩制，看来恐怕是与秦地一样的大亩。因为所贷种食都是每亩一斗。云梦秦简中的仓律记载：“种：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亩一斗。”即规定禾、麦用种一斗，与郑里廪簿所载的每亩一斗相合。江陵一带当时虽然种稻，但也种禾、麦(这从凤凰山汉墓出土的有小米、麦以及陪葬品记录中有禾、麦可知)。如果行小亩而又所贷为稻种，折算起来应为每小亩一斗一升多，与郑里廪簿所载的每亩一斗不合。由此可推测当时官方贷种食的标准系按禾、麦计算，为每亩一斗，与秦律中的规定一样。由此可进一步推测这种每亩贷一斗的亩制应当是与秦一样的大亩制。与前述的《淮南子主术训》的记载参看，武帝前故楚地如淮南、江陵一带，行的可能是大亩制。这样，郑里廪簿中每户土地折成小亩即为：
每户24.7大亩＝59.28小亩
每个能田者9大亩＝21.6小亩
每人6大亩＝14.4小亩
即大体分别相当前述的一夫百亩状况下的60%、40%和70%左右。鉴于受贷种食者是城郊贫民，占有土地数字较一般农户为少是很自然的。由此，似乎也可说明前述一般农户一家百亩的状况是可信的。
(11)《汉书陈平传》载陈平少时有田30亩(小亩)，但陈平当时家贫，则其占有土地比一般中等水平的自耕农要少，是可以理解的。
(12)仲长统《昌言损益篇》说东汉后期“诸夏有十亩(大亩)共桑之迫，远州有旷野不发之田”。说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多地少的情况相当严重。但《昌言损益篇》又云“今者土广民稀，中地未垦”，则全国相衡，农户土地占有情况大约不至如此迫促。
这四条材料所说的农民占有土地的数量都比一家百亩为少，但似乎都可作出相应的解释，而不一定就是推翻一家百亩的估计的根据。
第三组：比一家百亩的数字为多。
(13)《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等载有西汉末到东汉末全国十一二个户口数字及六个垦田亩数。概算起来，大约人口900多万户，5000多万口，即一户平均5口；垦田数则为700万顷，即7亿大亩左右。平均每户占有耕地约70大亩，合168小亩；每口14大亩，合33.6小亩。但这是通计全国人口而非仅算农业人口，如农业人口以800万户计，则农业人口每户占田87.5大亩(210小亩)，每口占田17.5大亩(42小亩)，合每户60.5市亩，每口12.1市亩。这个数字比一户百亩约大一倍，不太好解释。看来有两种可能。一是武帝以后垦田数字，尤其是边缘地区的垦田数字有所增长。二是官书记载不实。地方官吏常为了多收田租和争取褒奖而浮报垦田数。《后汉书刘般传》：“郡国以牛疫、水旱，垦田多减，……而吏举度田，欲令多前，至于不种之处，亦通为租。”就是一例。这就形成了官书垦田数大于实际垦田数的现象。汉代官方户口数字比垦田数要翔实，由于豪强的隐庇，往往还较实数为少。这样，按官书算出的每户占有田地数就溢出了实际占有田数。看来，后一种可能性更大。《汉书赵充国传》云屯田卒一人垦田20大亩，屯田卒是要榨取其最大限度的劳动能力的，可见20大亩大约已接近当时条件下一个劳动力所能垦种土地的最大限度。则官书中所载的垦田数恐怕是被夸大了。
(14)《管子禁藏》(据研究是汉武帝时的著作)，曾以一个人为单位计算生产各种农产品的理想标准：“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则人有三十石。”再加上果蔬和畜产品以及其他副业的收入，就能做到“国有余藏，人有余食”。从产量上看，亩产一石，当是小亩，一家五人，一人30亩，则共需垦田150小亩。这是一个理想的标准，当比实际情况为高。如果照《管子》书中其他地方的估算法，妇女与儿童比成年男子消费为低的话，则一户垦田亩数也就接近100小亩了。
(15)《汉书贡禹传》载贡禹于汉元帝时上书云自己年老贫穷，家訾不满万钱，有田130亩(大亩，合312小亩)。汉代家訾万钱以下属“小家”即一般农户。看来，贡禹属于“小家”中的上等即较富裕的自耕农，有田130亩，比一般农户为高，正同他的地位相称。
这三条材料所说的一户垦田亩数，为一家百亩的150—300%左右。据上面的分析，这些材料所举的每户垦田数字有的恐怕是被夸大了，有的则可作出相应的解释，而并非当时的普遍情况。
比较上述三组数字，看来第一组即一家100小亩可能更接近于秦汉时每户垦田的实际平均数字。即：
每户两个劳动力垦田100小亩＝41.66大亩＝28.8市亩
每个农业劳动力垦田50小亩＝20.83大亩＝14.4市亩
每个农业人口垦田20小亩＝8.332大亩＝5.76市亩。 三、岁收粟一石半
这是平年一般土地的亩产量。讨论之前，先需说明三点：
第一，汉代量制有大石小石两种，一小石当大石六斗，一大石当1.666小石。从有关文献及考古材料看，当时通行的是大石。
第二，粟在汉代通指原粮，但有时也与去壳的小米不分。需要根据材料所说的情况具体分析。例如《汉书食货志》载李悝所言的粟，应当指原粮，因为这里除提到口粮外，还提到交十一之税及其他开支，因而有保管和运输的问题，不可能指不易长久贮存的米。
第三，粟、米折合比例，居延汉简明言一石粟出米六斗。云梦秦简、《说文》、《九章算术》等均谈到一石粟与加工后所出的粗精不同的各级米的比例。其中最粗的是粝米，一石粟出米六斗。从秦律看，这是下层士卒及一般劳动人民吃的。我们即照一石粟折六斗粝米计算。
关于汉代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材料，也可以分成三组。
第一组，普通旱田或某些水浇地，平年每小亩产粮在大石一石到两石之间。
(1)前引晁错在汉文帝时言“百之收不过百石”，即一小亩年产粟一石。
(2)前引《管子禁藏》，人三十亩，亩收一石。再具体些说是一人30亩，年产：
粮30石
果素食当粮10石
糠六畜当粮10石
(布帛麻丝旁入奇利未在其中)
共当粮50石，即折一小亩1.666石。
(3)前引《管子轻重甲》：“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百亩之收不过二十。”这里一旧注一般认为是六石四斗。但《管子》书中亦常用齐国田氏加大量积后的，一为十石《管子海王》：“盐百升而釜。”即釜为一石，十釜为，则为十石。
但这个问题还需讨论一下。齐国旧量制基本上是四进制，即四升为豆，四豆为区，四区为釜，十釜为，一合六石四斗。到田氏代齐时，“陈氏三量，皆登一焉，乃大矣”。但究竟如何改法，不甚清楚。有说是四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十釜为，一釜合一百升即一石，一一千升即十石(朱活：《谈山东海阳出土的齐国刀化——兼论齐刀的购买力》，《文物》1980年第1期；马元材：《管子轻重篇新铨》，第195—196页)。在釜以下，五区为釜即一区为二十升，见于《管子轻重丁》，可以确定；至于区以下究竟是四升为豆，五豆为区，还是五升为豆，四豆为区，则不大清楚了。另一说是五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十釜为，则一釜合一二五升即一石二斗五升，一一千二百五十升即十二石五斗(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梁方仲：《中国历代度量衡之变迁及其时代特征》，《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从“陈氏三量，皆登一焉”的文字上看，豆、区、釜三级量制皆“登一”，即每十二石五斗的说法比较合理，但却与《管子》一釜百升的说法不合。再从传世的十件齐制量器看，情况如下(据《中国古代度量衡图录(文字说明)》修改稿油印本)：
器物名称实测(毫升)量值(毫升)出土时间地点1子禾子釜(容水)20460205/升1857年山东胶县灵山卫2陈纯铜釜(容水)20580206/升同上3左关铜(半区)(容水)2070207/升同上4公豆陶量(容小米)13001300/豆(?)传山东临淄5公区陶量(容小米)48704870/区(?)同上6市陶量(区?)(容小米)4220211/升1972年济南天桥区7右里陶量(升)(容水)206206/升传山东临淄8右里铜量(五升?)(容水)1025205/升同上9廪陶量*(釜)(容小米)20000200/升1951年山东邹县纪王城10廪陶量*(釜)(容小米)20200202/升解放前齐鲁大学收集(*此二器出土的邹县，战国时曾先后属邹、鲁、莒等国，故难以确定此二器国名，。一如为六石四斗，则一亩之收为1.28石，如为十石，则一亩之收为二石。
(4)前引《淮南子主术训》，“十亩之收，不过四十石”，则亩产四石，这数未免太高，因此，这里的亩应是大亩。一大亩收四石，折成小亩，合一亩收1.666石。
(5)《史记河渠书》云汉武帝时引河水溉汾阴，溉田5000顷，预计可得谷200万石以上，即一大亩收四石多，折成小亩，合一亩收1.7石。
(6)前引《管子治国篇》：“常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熟也，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这带地方无霜期长，四年可以收获五次，一小亩可收二石。这是较高的年产量。
但邹、鲁、莒等与齐国是近邻，此二器容量与齐一釜相等，应也是齐制量器。)
战国时各国度量衡制渐趋于统一。商鞅所定的秦量制与田齐的相近，甚至有可能即采用田齐的基本量值。商鞅升铭：“十八年齐遣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一为升。”似可作为秦用齐制的证明(陈梦家：《战国度量衡略说》，《考古》1960年第6期)。秦制一升大体在200毫升上下，田齐量值当也如此。上表中第7器右里陶量容水206毫升、当系田齐一升之值。其1、2、3、6、8、9、10七器，按百升一釜之说，其升值均在200—211毫升之间，正好证明百升一釜之说的有据。特别是第1、2、3器，即子禾子釜、陈纯铜釜、左关铜，即所谓“陈氏三量”，铭文中记明了计量单位，又是经过校量的比较准确的官量，是田齐量制为一釜百升的最好证据。第8器右里铜量，容五升，似乎可以作为一豆五升的佐证。但田齐量制是从四进制、五进制向升——斗——石的十进制演变，左关铜为半区，十一釜，一相当一斗，则右里铜量可能系半斗量而非一豆之量。至于4、5两器，一豆一区，照一釜百升之说，其升值分别当325(四升一豆)，260(五升一豆)和243.5毫升，过大，不大好解释。但这类有戳印铭文的陶器，一般是战国后期随着私营手工业的出现而大批生产的，可能是属于私量一类，则其与经过校定的官量有出入，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或者，齐国量制在从四进制到十进制的演变过程中有过一个短暂的一釜125升的阶段(如一区为25升，则公区陶量的升值为195毫升)，也未可知。总的看来，传世齐制量器的情况对一釜百升之说是有利的。(7)仲长统《昌言损益篇》：“今通肥饶(按应为硗)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斛取一斗，未为甚多。”则东汉时一大亩平均年产三石，折成小亩，每亩1.25石。
(8)《管子山权数》(据研究是汉人著作)：“高田十石，间田五石，庸田三石，其余皆属诸荒田。地量百亩，一夫之力也。”这段话不好理解，一夫百亩，当系小亩，以间田即中田为准，每小亩产五石，太高了。如系每大亩五石，合小亩2.08石，但又与一夫百亩之说不合。郭沫若《管子集校》(1057页)云：“此产量与岁收之数不合，与十一之税亦不合，意者齐地产量不高，即高田亦仅岁收亩一石，其十一之税为十石耶，间田、庸田可类推。”这样，中等的间田一小亩收五斗，但又与前引《管子轻重甲》所说不合。或者，作者云产量时是以汉代当时通行的大亩计，而云垦田数时却沿袭传统的一夫百亩之说，并未注意到这二者间的牾。总之，这段材料的解释只好存疑。
(9)荀悦《汉纪》记文帝时晁错言，与《汉书食货志》略同，但云“百亩之收，不过三百石”，即亩收三石，与汉志不合。可能三石的“三”字衍，也可能是荀悦照后汉大亩年产量改一石为三石(参见前引《昌言损益篇》)。总之，也只好存疑。
(10)《齐民要术》序引仲长统：“惰者釜之，勤者之。”即产量低者每大亩6.4斗或一石，合小亩2.66斗或4.17斗，高者一大亩6.4石或十石，合小亩2.66石或4.17石。这是土地经营的好坏所带来的产量的不同，录此以备参考。
以上十条材料，除最后三条，其余七条每小亩年产粮在一到二石之间。汉一石约合今0.2市石，即合今一市亩产粟94—188斤，小麦100—200斤(粟一市石合135斤，麦一市石合145斤)，平均大约亩产粟一石半，合粟140斤，小麦150斤。
由此看来，汉志所载李悝言平年亩产粟一石半，恐怕可以看作是当时中田的年产量。
第二组，水利田。
(11)战国末，郑国渠溉田四万顷，亩收一，这是秦地，所行为大亩，一如为六斛四斗，合小亩产2.666石，一如为10石，合小亩产4.17石。
(12)《管子轻重乙》(据研究是汉人著作)：“河淤诸侯，亩之国。”与上同。
(13)《汉书沟洫志》云龙首渠成，引水灌临晋地，试得水，可合亩10石，即一小亩4.17石。这是估计。
(14)《史记货殖列传》云“带郭千亩亩之田”，即近郭的好地每亩可收到一。
看来，汉代水利田一小亩大约年产2.7石，即合一市亩产粟253斤，麦272斤。汉人认为水利田最高产量是每大亩10石，合一市亩四百斤左右。水利田有不少是种稻。从汉代农业生产技术看，在好地上水稻亩产达四百斤左右也不是不可能的。
第三组，特殊耕作法。
(15)赵过代田法“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
缦田即“不为者也”，也就是不用代田法经营的一般土地。如以《淮南子主术训》大亩年产四石相较，则代田法可到五石或六石，合小亩二石或2.5石。如以李悝所云小亩年产一石半相较，则代田法可至大亩4.5或5.6石，合小亩1.9石或2.3石。最高一大亩六石，合今一市亩产粟233斤或小麦250斤。
(16)区种法的产量，《汜胜之书》中有两个数字，第一个数字是美田大亩年19石，中田13石，薄田10石，即：
美田一亩产粟739斤，产麦793斤；
中田一亩产粟505斤，产麦542斤；
薄田一亩产粟389斤，产麦417斤。
其中薄田可达前述水利田的最高产量。这是并未推广的小面积丰产试验的特例。从当时农业生产技术条件看，这样的产量是有可能达到的，但无法推广。
(17)区种法产量的第二个数字据说是亩产100石，即合一市亩产28.875市石，合粟3898斤，麦4187斤，这是不可信的。这恐怕不是出自实地试验，而是纸上计算的结果。后来历代都有人试验，但从未达到这样高的产量。今天的作物科学实验，小面积栽培产量能到多少不清楚，但只要是栽种面积扩大，即使在今天的科学技术条件下，这样高的产量也是不可能达到的。因此所谓亩产百石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上述17条材料，我们取前7条作为汉代一般田地平年亩产水平。即每小亩一到二石，平均一石半。第11条到14条是水利田的亩产量，按一六斛四斗算，则水利田一般产量为一小亩2.7石。特殊的耕作方法，代田法一小亩2到2.5石，区种法中田一小亩5.4石。这些，大约就是汉代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一般状况。则李悝所云每小亩一般田地平年亩产一石半，可以说是代表了汉代通常的单产水平。
四、为粟一百五十石
这是讲劳动生产率。两个劳动力治田百亩，亩产1—2石，百亩之收为100—200石，一人合50—100石，平均75石，与李悝所言一致。这样，一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
最低50(石)×27(斤)＝1350市斤粟
50(石)×29(斤)＝1450市斤麦
最高100(石)×27(斤)＝2700市斤粟
100(石)×29(斤)＝2900市斤麦
平均75(石)×27(斤)＝2025市斤粟
75(石)×29(斤)＝2175市斤麦
这就是汉代一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人们常常有一个错觉，认为欧洲封建时期的农业生产比中国同期要落后很多。欧洲封建社会农业生产远较中国为粗放，单位面积产量低，这是事实。但由于每户垦田面积多于中国，从劳动生产率来看，甚至比中国还要高一些。
由于农村公社形式的存留，欧洲中世纪农民一般占有份地，份地在中世纪早期面积很大，后来虽逐步缩小，但仍多于中国封建社会每户农民占有的耕地面积。以英国为例，在11世纪的封建庄园制下，多数农户占有耕地15英亩(90市亩)，少数占有30英亩(180市亩)，为汉代每户农民占有耕地的三倍到六倍多。耕作一般实行三田制，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土地种春播作物，三分之一种秋播作物，三分之一休闲(汉代农田一般不休闲，有的已行复种制，即所谓“四种而五获”)，每英亩收获量一般年成在八蒲式耳左右，合每市亩70市斤左右，仅当汉代平均亩产的一半，如果连休耕田通计，平均亩产就更低了。
如果从播种量看，欧洲中世纪农业的粗放程度就更惊人了。当时一般收获量最低是播种量的一倍半到两倍，一般是三四倍，最好的年成也不过六倍，至于我国，从云梦秦简的材料看，收获量至少为播种量的十倍或十几倍，而据《汜胜之书》、《齐民要术》记载则已达几十倍乃至上百倍。这样，欧洲中世纪农业再生产所需的种子数量是很大的。
然而，这样的粗放农业，由于耕地面积大，劳动生产率并不低。三田制农业一般每户(15英亩)两季可收麦4500到5000磅左右，合4000到4500市斤，再加上在领主自领地上从事徭役劳动所产的粮食(我国封建社会一般为实物地租而非劳役地租，作为地租上缴的粮食，需从农民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上所产的粮食中扣除)和远较中国发达的畜牧业的产品，总算起来比我国汉代每户4000市斤要高些，不过，由于种子和饲料所用的粮食比汉代为多，所以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为社会提供的剩余产品和中国相比也就相差无几了。。 五、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粟九十石
这是中等自耕农通常情况下的口粮数。有关口粮的各条材料颇有出入，因为有的是用大石计，有的是用小石计；有的是粟，有的是米；有的是官吏士卒的廪给，一般应能吃饱甚至有余，有的是农民奴隶的口粮，能否吃饱就很难说了。现在按大石制、小石制分别介绍如下：
第一组，大石制。
(1)《周礼司徒》：“凡万民之食：食者，人四，上也；人三，中也；人二，下也。若食不能人二，则令邦移民就谷，诏王杀邦用。”即釜之借字，旧制(周制)六斗四升为。这里的差别，是丰年歉年的差别，二合一斛二斗八升，是最低的口粮限度，再少就要流亡了。这比李悝所云的一石五斗低。三为中等年成的口粮标准，合一石九斗二升，比李悝所说的要高。
(2)《庄子天下篇》记战国学者宋尹文之徒说：“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则成年人日食五升，月一石五斗，是低限度的生活。如果这里说的不是粟而是米，则五升米当八升多粟，一月为粟2.5石，与下边云梦秦简的记载一样。
(3)《墨子杂守篇》记秦汉之际士卒日食二餐，食量分五等：
半食，食五升；叁食，食三升少半(三又三分之一升)；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一又三分之二升)；日再食。
则一天食量分别为一斗、六升大半(六又三分之二升)、五升、四升、三升少半(三又三分之一升)，折为一月食量，分别为三石、二石、一石半、一石二斗、一石。
现在出土的秦代量器有斗量、半斗量、三分之一斗量、四分之一斗量、升量等，这与当时的口粮分配制度有关，可见《墨子》的记载是可信的。从秦量器看，《墨子》所云应是大石制(一石二万毫升，一升二百毫升，当今0.2升)而非小石制。至于是粟还是米，从下条云梦秦简的记载以禾计可知是粟。
(4)云梦秦简仓律载：
从事徒役的隶臣，每月禾二石；
从事徒役的隶妾，每月禾一石半；
从事徒役的小城旦小隶臣，每月禾一石半，不事作役的减为一石；
舂米的小隶妾，每月禾一石二斗半，不事舂米的减为一石；
隶臣从事农业生产的，从二月到九月，每月米二石半，十月到来年一月减为二石；
隶臣从事舂米的，每月禾一石半。
此处言禾，则非米而是粟，与《墨子杂守篇》士卒食量可参看。
(5)云梦秦简传食律，规定各级官吏及其从者的日食标准：
御史、卒人使者日食稗米(较粝米细一级，一石粟出稗米五斗四升)半斗，当粟9.26升。
其有爵者，自官士大夫以上爵食之。
使者之从者，食粝米半斗，当粟8.3升。
仆，食粝米少半斗，即3.33升。当粟5.5升。
一月分别合粟2.8石、2.5石、1.65石。与前述二条廪给标准大体相当。
(6)前引《管子禁藏》：“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则人有三十石。”这是一个理想的标准，合每月2.5大石。
(7)《汜胜之书》云“丁男长女年食三十六石”。月食共三石，丁男当为月1.8石，长女1.2石，因记述中与产量连计，故应是粟而非米。
(8)《郭煌汉简校文》第94页徒月食2.3石，与戍卒一样，也是大石。
(9)《汉书赵充国传》云拟发屯卒，“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千六百三十斛”。
则每人月用谷2.661斛，日8.7升。这是较高的标准，与云梦秦简的使者之从者及耕作时的隶臣的口粮标准相近。(《赵充国传》还有另两条有关口粮的材料，因有疑问，未引。)
(10)《后汉书南蛮传》云发兵时“军行三十里为程，计人禀五升”。此五升如为粟，则人月一石五斗，但既云行军，无发粟之理，恐怕是米，则合粟8.3升，月为2.5石。
(11)《三国志魏志》卷11《管宁传》注引《魏略》：“扈累熹平(灵帝)中，县官以其年老，日给廪五升。”不够吃。这五升大约是粟，如果是米，合一天有八升多粟，老年人就够吃了。
此外，还有魏晋的几条材料。
(12)《流沙坠简》廪给类多处有出粮若干斛，廪兵若干人的记载，标准为日禾五升、六斤或八升。举第46号残纸为例：
“(出)(即禾)五十斛四斗，廪兵贾秋、伍口、钱等廿八人，人日五”(下缺)。(从本纸计算及其他简文看，“五”下为“升”字)
“出四斛四斗，廪兵孙定、吴仁二人，起九月一日尽十日，日食六升，(中缺，以意补之，当为“起十一日”)尽月卅日，人日八升，行书入郡。”(禀给类二八：“李卑等五人日食八斗”，斗据简文照片及沙畹释应为“升”)
“口(出)五斛四斗，禀高昌土兵梁秋等三人，日食六升，起九月一日，尽卅日。”
(13)《晋书宣帝纪》记诸葛亮食少事烦，日三四升(一曰或不至数升，即一升多)，这是极小的食量，可知魏晋时成年人日食应在粟五升以上。
第二组，小石制。一小石当大石六斗，一大石当小石1.666石，这在居延汉简中有明白的记载。
(14)《盐铁论散不足》：“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一日一斗，一月三石，这应是小石制，合大石二石，与前述成年人食量大体相当。
(15)《论衡祀义篇》：“中人之体七、八尺，身大四、五围，食斗食，饮斗酒。”则月食三石，也应是小石。
(16)居延汉简中有多处记载屯田卒及其家属的口粮数，明显地是大石小石两种量制，有些地方且明记大石或小石若干。其口粮标准为：
小石大石月日月日戍卒3.33 1/30.11 1/92.00〖〗0.06 2/3家属大男3.000.101.800.06大女、使男(七岁至十四岁)2.16 1/30.07 2/91.300.04 1/3使女、未使男(七岁以下)1.66 2/30.05 5/91.000.03 1/3未使女(七岁以下)1.16 2/30.03 8/90.700.02 1/3吏、卒亦为每月3.331/3小石，即大石二石，与屯田卒同。
弛刑徒则为三小石(1.8大石)，与大男同。(前引敦煌汉简，徒月口粮2.3斛，与戍卒一样，这可能是大石，与前述日廪八升同一级，比居延汉简所记稍高。)
(17)《汉书匈奴传》载严尤上王莽书：“计一人三百日食，用十八斛。”即一日六升。是乾米，以出米率60%计，一日粟一斗，一月三斛。这也是小石。
(18)崔《政论》：“长吏一月之禄得粟三十斛，二人食粟月六斛，一人月三斛，日一斗。”这多半也是小石。
(19)《管子国蓄》云中岁大男月食四石，大女三石，吾子二石。这里没有明言是大石还是小石。大石看来太高，恐怕是小石。那就各当大石2.4石、1.8石、1.2石，比前述农民月食口粮标准要高些，大男口粮相当于官廪的高标准(日食八升)。
以上材料，综合起来，大体反映下述情况：
第一，成年人口粮标准或月食量一般在1.5大石到2.5大石之间。其中：
官府廪给(士卒等)最高可达2.5大石及至三石(《墨子》)。其中军士等不吃饱是不行的，其口粮最高一日8.7升，一月2.61石，合粟70.47市斤，折米42.28市斤。如果像《墨子》所说的最高一月三石，则合粟81市斤，折米48.6市斤。
成年农民一般为一月1.8石到2石左右，农忙时可吃到2.5石，农闲时减少，合粟48.6—54市斤，折米29—32.4市斤。
第二，如以一家五口，大小男女通计，以居延汉简一家五口的口粮数为例，每家每人平均每月在1.2大石到1.54大石之间。即：
最低：一戍卒2石，一大女1.3石，二使女或未使男共2石，一未使女0.7石，共6石，每人平均1.2石。
最高：一戍卒2石，一大男1.8石，一大女1.3石，二使男共2.6石，共7.7石，平均每人1.54石。
由上可知，汉志载李悝所云一家五口平均一人月食粮一石半，合粟40.5市斤，折米24.3市斤，可以看作汉代自耕农民通常的口粮数。其中主要男劳动力每月食二石，即粟54市斤、折米32.4市斤。农忙时多吃，从秦简看可到一月2.5石，即粟67.5市斤，农闲时少吃，靠糠菜等补充。
六、除十一之税十五石
这是战国时的情况，和汉代农民赋役负担情况不同。汉初以实物缴纳的田租为十五税一，景帝以后定为三十税一，直到汉末。每家农户每年缴粮为总产150石的三十分之一，即五石左右，加上刍藁税，数量也不大。但汉代进入封建社会时间还不长，赋役制度中反映封建社会前期特点的以人口计征的人头税和徭役比重较田租为大。人头税中的口赋，7岁到14岁每人每年20钱；算赋，15岁到56岁每人每年120钱从考古材料看，可能还要多些，见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二者合计每户每年纳钱300文左右。徭役中的过更是固定的代役钱，每丁每年出钱300关于汉代徭役兵役及代役钱的负担，其说不一，此处从贺昌群先生的解释。见《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研究》，第23—25页。，一家如有一人到二人服役，仅口赋算赋过更三项，每户一年的负担即为600文到近1000文。汉代各地不同时期粮价相差很大，一般情况下低的约为每石粟10文到20文《九章算术》卷四。，高时50文到100文以上(居延汉简)。600到1000文折粟最少6石，最多50石以上。如果粮价低落，农民就需拿出更多的粮食交税。再加上每丁每年要服一个月力役，一生要服两年兵役、力役，还有其他赋税，负担就更重了。
七、余四十五石，石三十钱，
为钱千三百五十这是《汉书食货志》载李悝所估计的农户除去口粮田租之后的剩余数。其分配为：
社闾尝新春秋之祠三百钱。这大约是固定的支出。
衣服人年三百钱，共一千五百钱。这个估计不大符合实际。战国秦汉商品经济虽有相当发展，但还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衣料恐怕还是靠自己栽植桑麻、养蚕织布来解决，而非用钱去购买。
这样，我们可以大致估算一下每户农民产品中的必要产品与剩余产品的比例及其分配情况(粮以粟计，粮价以一石三十钱计)：
总产量150石4050斤100%口粮90石2430斤60%祠祭(300钱)10石270斤6.6%田租5石135斤3.3%赋钱(600—1000钱)20—33石540—891斤13.3—22%种子、少量饲料10石270斤6.6%其他2—15石54—405斤1.3—10%其中口粮、祠祭等主要消费支出占总产量的三分之二，换言之，即必要产品占66.6%以上，剩余产品不足33.3%。剩余产品中，封建国家的租赋剥削占总产量的16.6—25.3%以上，能用于进行再生产的最多不过8—16.6%，这是一个很低的数字，往往还需用压缩口粮的办法才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微乎其微。当时农业生产资料作为商品，其价格比农产品要高很多，如当时一具大铁耜约值百文以上据《中国农学史》(初稿)上册第118页的材料推算。。牛一头一千文以上到三千多文《九章算术》卷七、卷八。，甚至到一万五千文四川郫县犀浦出土东汉残碑。。因此，农业生产水平不算高，农民生活也很困苦，平时勉强可以维持生产与生活，一遇水旱、疾病、丧葬或其他意外，或国家赋役加重，农民就有破产、饿死、流亡的危险。《汉书食货志》载李悝所云“此农夫所以常困，而有不劝耕之心”，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上表是按粮价一石30钱计算的。粮价如果超过30钱，剩余产品的分配比例会发生变化，赋税的比例要小些，用于再生产的部分比例会大些。但必要产品与剩余产品之间的比例是不会有大变化的。剩余产品的分配比例虽有变化，但能用于再生产的产品数很少这个状况也是不会变的。。
上面讲的是一般自耕小农的情况。至于佃农或依附农，即“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的农民，其生产条件恐怕比自耕农还要差些，即使一家五口两个劳动力平均年产粮4000斤，一半作地租，剩下2000斤，还不够一家五口的平均口粮(一人486斤，五人2430斤)，那就只有侵夺必要劳动，降低生活水平，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长期挣扎在饥饿与死亡线上了。
据以上的材料，对本文一开始提出的几个数字的估算是：
(1)汉代一个农业劳动力垦田亩数是14市亩多，一家农户占有耕地数字为29市亩弱。
(2)汉代粮食单产约在每市亩140斤左右。
(3)汉代农业人口平均口粮数每人每年480斤左右。
(4)汉代农业劳动生产率约为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年产粮(以粟计)2000斤左右，一家约在4000斤左右。剩余产品约占三分之一，除去封建国家的租赋剥削，只有很少的部分能用于进行再生产，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更是微乎其微。至于佃农或依附农，总产品的50%左右被地主剥削，进行再生产的能力就更为薄弱了。
上述的农业生产水平，就是汉代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从汉以来的两千年间，我国农业生产虽然有所发展，特别是单位面积产量有明显的增长，但由于每人占有的耕地面积趋于减少，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人占有的口粮数和全国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数，仍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徘徊。
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农业劳动生产率等长期徘徊不前的情况。我国两千年来的农业究竟是怎样发展的。换言之，我国封建社会的农业走的是什么道路，有哪些发展，有什么特点，有哪些局限，对今天的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我们搞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是什么，什么是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这条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的道路究竟应当怎样走。
另一方面，农业是基础，农业生产力的性质、水平和特点影响和决定着农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特点。而农业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又影响和决定着社会生产的其他部门，例如手工业和商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性质、水平和特点，这些又影响和最终决定着封建的上层建筑、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影响和最终决定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要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道路、特点和发展的规律性，就应当对中国农业生产力的情况有所了解。并且把它当作基础和出发点。
隋炀帝因为要游幸江都而开凿的运河，完成不久之后，由于历史上其它因素的影响，在此后的六百多年内变为唐宋帝国的大动脉。这一条动脉的畅通与停滞，足以决定唐宋国运的盛衰隆替，其关系的密切简直有如真正的动脉之于身体那样。本写作的目的，就在从动态方面考察这条动脉与唐宋帝国的关系。
隋炀帝自大业元年（605─6）起开凿的运河，除由黄河北通涿郡的永济渠在本文中关系较小外，有三部份最为重要：（1）通济渠─自西苑（河南洛阳县西）引?b水到黄河，又自板渚（河南汜县东北二十里）引黄河水通淮河；（2）山阳渎─自山阳（江苏淮安县治）引淮水至扬子（江苏仪征县东南）入长江；（3）江南河─自京口（江苏丹徒县治）引长江水至余杭，入钱塘江。不管运河开凿的动机
是否像史书记载那样纯粹由于隋炀帝的游幸娱乐，为著要了解??谔扑瘟?俣嗄昴谒?⑸?闹匾?饔茫?颐嵌杂???淝昂蟮目凸坌问朴邢昙蛹焯值谋匾?
自从秦汉大一统的帝国崩溃以后，经过了四百年的分裂扰乱，到了隋唐宋时代，大一统的帝国又复出现。可是，这时的帝国在政治方面虽然像秦汉时那样大一统，在经济方面，因为经过许多历史潮流的激荡，却不复像秦汉时那样，而表现出现非常剧烈的变动。在这种变动中有一个特征尤为显著，这就是经济重心的南移。
中国古代的经济中心在北方（较偏于西）。水利灌溉对于中国西北黄土的生产力，有很大的贡献；因为由于黄土的多孔性和毛细管作用，只要得到充分水量的供给，??憧上窈C喟阄?账?郑?焉畈卦诘氐紫碌目笪镏蚀?侠矗?员?b物的根来吸收。因此，中国西北的黄土，经过适宜的灌溉后，便成为最肥沃的土壤，可以生产多量的农作物。我们的老祖宗对于这个道理有深刻的了解，远在战国至秦的时代，他们已经在黄河上游大兴水利。例如在河南北部，史起利用漳水来灌溉的结果，原来不宜于生产的咸苦之地却一变而为稻粱的重要产区。又如秦开郑国渠的结果，关中四万余顷沼泽咸苦之地，因得到充分水量的灌溉，生产量至为丰富。至于当日的南方，资源虽然非常丰富，但还谈不到开发，处处都表现出劳力不足，生产技术幼稚，资本蓄积贫乏的状态。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在北不在南的情形，自隋代起发生激剧的变动。原来自汉末以后，由于大一统局面的瓦解，胡族的入侵，北方各地曾经长期蒙受惨酷的战祸。这些战祸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是土地的荒芜。固然，当战争停止时，有些土地也恢复生产，但要完全复元，却是不可能的事。北方土地的生产力既然日渐耗竭，到了唐宋时，耕地的面积便一天比一天的减少下去。例如秦开的郑国渠，和汉开的白渠，在关中一共溉田四万余顷；及唐初永徽年间（650─655），却只灌溉一万顷左右；其后到了大历年间（766─779），更减至六千二百余顷。再往后，到了北宋至道二年（996），关中水利更远不如唐代，这时两渠所溉之田连二千顷也不够了。复次，战国时史起因引漳水溉邺而兴修的水利工程，到了唐宋时代，也废弃无用，以致昔日可耕之地都变作荒田。此外，宋代河北又因与契丹为邻，及黄河屡次泛滥，农耕之地越来越少。
当北方经济日形衰落的时候，南方（较偏于东）却脱离了史记货殖传所描写的“地广人稀”及“无积聚而多贫”的状态，而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财富最丰盛的地方。原来自从汉末乱离以后，北方人士有鉴于战争对他们生存的威胁，多避难到比较安全的南方去，其中尤以五胡乱华晋室南渡时为甚。这一大批生力军南迁以后，正好利用他们的进步的技术和刻苦耐劳的精神来开发南方蕴藏丰富的处女地。因此，经过这次历史上的大移民以后，南方经济便渐渐发达起来。这种情形，在南北朝时代已经相当显著。《宋书》卷54〈孔季恭等传论〉云：“江南之为国盛矣！……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及孙恩寇乱，歼亡事极。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余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亡饥。会土带海旁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土地，亩直一金，?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其后到了唐代，江淮一带更为富庶。工、矿、农、林等生产事业都有飞跃的进展，从而成为全国财赋之区。在这几种产业中，农业的生产尤为发达，因为当日人们在江淮各地都普遍的发展水利事业。水利大兴的一个结果，是各地增添许多顷生产力特别高的田地，构成江淮一带庞大的财富的基础。
唐代江南方经济特别发达的趋势，到了宋代还是有增无已的继续发展下去。宋代江淮各地，由于自唐以来各种重要资源的大量开发，是全国物产最富饶的地方。东南各地生产的物品中，稻米的出产最为丰富。宋真宗曾设法从占城输入能够耐旱的稻米种子，在江、淮、浙较高仰的田地中普遍栽种。同时，当日江南的农田水利又很发达。这样一来，江淮的农业生产自然要作激剧的进展，故能成为全国的?b仓。故宋代有句俗语说，?苏湖（或作常）熟，天下足?。复次，宋代的矿业、纺织、印刷、铸钱等工业，也远较北方为盛。
综括上文，可知中国的经济重心，由古代到唐宋，有由北方迁移至南方的趋势。在古代，北方水利发达，农田肥沃，光是关中一地，其财富已居全国的十分之六。至于当时的南方，资源蕴藏虽富，但因并未开发，和北方经济发达的情形比较起来，自不免相形见拙。这种南贫北富的情形，自汉末至隋代渐渐发生转变。及唐宋时代，南北经济发展的情形遂和古代完全相反，在经济地理上无异发生一场革命。这时北方水利失收，土地的生产力一天比一天低落下去，处处都表现著贫穷的状态。反之，南方各地，尤其是江淮一带，由于各种资源的大量开发，却变为全国财赋之区。其中光是浙江的机杵耕稼，已经是“衣食半天下”。若就整个江淮区域来说，??蛑笔侨???b仓，和衣料的取给地；此外其它各种物产，也都非常富饶。这样一来，当日全国的经济重心，已不复像古代那样的在北方，而移至南方，不是很明显的事吗？
可是，自隋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虽然已经南移，军事政治的重心，由于地理与国防的关系，却仍旧留在北方。反之，在西北方面，因为须防御吐蕃及其它漠北民族的入侵，国防问题却很迫切，有配置重兵的必要。这时政府有鉴于唐末五代藩镇的跋扈，采取中央集权政策，从而集重兵于中央。兵多了，粮食的需要特别大，故须改在较近江淮而便漕运的汴京来建都。
当日伴著新兴的大一统帝国而生的客观形势之下，有开辟这一条沟通南北的运河之必要，可是，在此后唐宋数百年内，这条大动脉并不是时时都能畅通无阻，以尽??娜挝瘢灰蛭?惺庇捎诰?抡?畏矫娓髦痔厥庑问频姆⑸???幻庖?蛔枞??佣?笠煌车酃?恼?龌?贡阋蚓?抡?沃匦挠刖?弥匦牡姆掷攵?荒芰榛畹姆⒒??淖饔谩R虼耍?撕又?谔扑蔚酃???迪蠖?鲋?谏硖迥茄???某┩ㄓ胫腿??谠诙甲阋杂跋斓焦?说男寺『退ヌ妗?br/>
第二章 高宗以后的东都与运河
杜佑在《通典》卷10叙述大业元年炀帝开运河后，便紧跟著说，“自是天下利于转输”。可见这条运河除开凿给炀帝由洛阳乘龙舟往江都游乐以外，在隋代也曾被用来转运物资。不过隋享国时日甚短，开河不久以后便告灭亡，故运河在隋代对于南北交通的贡献究竟有限。
隋亡以后，便是唐代。唐代国都所在的关中，一方面因为人口的增加，他方面因为土地生产力的减耗，其出产不足以满足当地的需要，故每年须从江淮输入大量的物资─尤其是米─来接济。在唐初高祖（618－626）太宗（627－649）时，中央政府的组织比较简单，驻在那里的府兵又都自备粮饷，故每年只由江淮经运河输入一二十万石的米便已足用，问题自较简单。可是，自高宗（650－683）以后，一方面由于政府组织的扩大，他方面由于府兵制变为募兵制，政府经费的开支，无论是官吏的薪俸，或是军队的给养，都一天比一天增大，从而每年仰给江淮的粮食也就激剧增加起来了。政府组织扩大的一个特征是官员的增加。在太宗时，内外文武高级官员一共?六百四十二人（《通典》卷19）。及高宗显庆初（656），一品以下九品以上的内外文武官却激增至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通典》卷17）。后一数字所以远较前一数字为大，固然由于后者连中下级官员也包括在内，但高宗时官员的激增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其后，到了武后时（684－705），因为要收揽人心，官员人数增加得更为利害。再往后，到了中宗（705－710）睿宗（710－2）时代，官员增加的趋势还是继续下去。
当日官员人数激增的结果，俸禄的开支便要跟著增加，从而运河的负担也就特别加重起来。《新唐书》卷126〈卢怀慎传〉云：“神龙中，迁侍御史。……迁右御史台中丞，上疏陈时政曰：‘……今京诸司员外官数十倍，近古未有。……而奉禀之费，岁巨亿万，徒竭府藏，岂致治意哉！今民力敝极，河渭广漕，不给京师，公私耗损。……’”这种情形，到了开元年间还是一样的严重。开元二十一年（733─4）裴耀卿的奏疏说：“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廪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今?N平日久，国用渐广，每年陕洛漕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通典》卷10）。
复次，约在上述政府组织扩大，从而官员人数激增的同一时间内，唐代的兵制又发生激剧的变化，即由府兵制变为募兵制。府兵是兵农合一的军队，他们自给自足，不用政府供给衣粮等物，故关中驻兵虽然很多，政府经费的开支并不因此而特别增大。可是，自高宗武后时起，府兵制已经逐渐崩坏；其后到了玄宗开元十一年，由于张说的提议，政府遂改府兵制为募兵制，这样一来，唐代兵制遂由兵农合一变为兵农分离，从而军队的给养亦改由国家负担。这自然要影响到政府经费开支的增大，从而每年漕运的数额也有大量增加的必要。关于此点，宋代的吕祖谦已有详尽的发挥，他的《历代制度详说》卷4说：“到唐时，全倚之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坏。有征行便出兵行兵，不征行，各自归散于四野，未尽仰给大农。所以唐高祖太宗运粟于关中不过十万。后来明皇府兵之法渐坏，兵渐渐多，所以漕粟自此多。”
当关中对江淮物资较前特别需要的时候，每年像高祖太宗时那样经运河输送入关的微小数量自然不能满足，从而有扩大漕运数额的必要。可是由江淮到长安的路程很远，要增加漕运数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其中有许多困难存在著。唐初由南方运往中央政府的物质，包括人民当作租来缴纳的米，和当作庸调来缴纳的布帛，而两者中米粮一项尤为重要。江南各地的人民，除缴交这些物品以外，并须各出脚钱（运费），以便派人用船装载运往洛阳。负责在这一段路上运送物资的人，由于经由各河水深浅的不同，他们因沿途停滞及另雇河师水手而受到的时间上和物质上的损失是很大的。但虽然如此，处于长安和江淮之间的洛阳，因为地点适中，交通便利，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转运中心，每年都有大量的物质由江淮到达，以便转运往北方各地来使用。
江淮物质运抵洛阳以后，还要经历八百多里的路程，才能到达长安，在这绵长的路上，洛阳?州（今河南?县）间三百里的运输最为困难。唐初因为船只航经三门底柱的险滩（今河南?县北黄河中）时常发生覆溺的惨剧，这两地间的运输多不经由黄河，改走陆路，用大车或马来运送。陆路运费非常昂贵，人们也想到改善黄河航运，以代替这种不经济的运输。高宗显庆元年（656─7），由于苑西监褚朗的建议，政府曾派兵六千人凿三门山，以便船只到达三门底柱时改用陆运，但结果没有成功，其后将作大匠杨务廉又在三门山凿栈道，以便船上滩拉纤之用，但拉纤时船夫多因绳断坠崖而死，成绩并不怎么满意。
江淮租米运抵?州太原仓后，复由黄河运往位于渭河河口的永丰仓。这一段路线全赖水运，问题比较简单。运抵永丰仓的米粮，因为渭河不便航运，又须用牛车运往长安的太仓。景龙三年，“关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b输京师，牛死什八九”（《通鉴》卷209）。可见这最后一段运路的运输工具也是很有问题的。
由上所述，我们可知唐初由江淮运米到长安去，要经历一段绵长而又艰苦的路程。在这一大段路程中，由江淮到洛阳一段，因为隋炀帝时曾经花过很大的心思与劳力来加以整顿，运输全赖水道，交通尚称方便。至于洛阳以西一段，因为隋代政府并没有怎样整顿，故到了唐初，运输还是非常艰难劳费。当日洛阳以西的运输既然有这许多不易克服的困难，上述高宗以后关中因政府经费开支激增而起的对于大量粮食的需要，自然不能满足。这样一来，由于军事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不能密切连系，这个大一统帝国的中枢便常常表现出困难来。为著要弥补这种缺憾，政府遂把交通便利，江淮物质到达较易的洛阳建为东都，以便遇必要时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公务员都由长安迁移到那里去办公。
洛阳在隋代已被建为东都，但到唐武德四年（621－2）又复废罢，改称洛阳宫。及显庆二年（657－8），由于事实上的需要，高宗又建为东都，由于那里交通方便，四方（事实上以江淮为主）租赋易于集中的原故。东都建立以后，他便时常行幸，即由长安搬家到那里去居住。高宗行幸洛阳的时间很长，而且主要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他自显庆二年建东都时起，一共行幸过七次。高宗死，武后（683－705），临朝称制。她独揽大权后，于光宅元年（684）九月改东都为神都。在她执政的二十余年内，除由大足元年（701）十月至长安三年（703）十月，在长安居住两年外，其余时间都在洛阳居住。她所以长期留居洛阳，固然与她的政治野心有关，但当日两都经济状况的不同，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高宗死，武后拟护送灵驾入长安的时候，陈子昂即以长安物资的供给远不及洛阳那样方便为理由，而加以谏阻。
其后武后回长安居住时，李峤为神都留守表请车驾还洛，也以洛阳交通方便，物产丰富为理由。及武后于长安三年冬返洛后，明年又拟再幸长安。杨齐哲大加反对，其所持理由与陈子昂所说大同小异。玄宗即位以后，又屡次行幸洛阳。总计在最初执政的二十五年内，他行幸洛阳的时间共九年余，即占执政时间的三分之一以上。他所以这样屡次行幸洛阳，也和高宗武后一样，主要由于经济的原因。
综括上文，我们可知唐自高宗以后，一方面由于政府组织的扩大，他方面由于府兵制的变为募兵制，政府经费的开支激增，从而首都所在的关中对于江淮物资的需要遂特别增大。可是，在另一方面，由江淮转运物资至长安，要经过一段绵长而又艰苦的路程，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由江淮到洛阳一段，因为隋炀帝时曾经花过很多血汗来开凿运河，运输尚称便利。至于自洛阳至长安一段的交通，因为隋代并没有怎样卖力气来整顿，或虽整顿而得不到久远的成绩，故运输非常艰难劳费。由于前者，洛阳的经济地位在当日变为非常重要，因为它位于南北交通的要冲，从而成为江淮北运物资的集散中心。由于后者，军事政治重心的关中遂不能与经济重心的江淮密切连系，以致帝国的中枢常常因粮食恐慌而发生不安的现象。为著要补救这种缺点，自高宗时起，政府遂把经济地位日形重要的洛阳建为东都，以便关中粮食因供需失调而发生恐慌时，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公务员，都可迁移到这里来消费江淮的租米和其它物资。因此，自高宗以后，直至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约共八十年左右，政府常常来往于长安洛阳两都之间，而武后一朝，更是几乎以全部时间在洛阳居住。这样一来，当日军事政治重心东移以后，因运河的沟通而与经济重心取得密切连系的结果，偌大的帝国便名符其实的凝结为一个坚强牢固的整体，从而这个伟大的政治机构便能灵活运用，以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因此，由于太宗努力而提高的帝国的威望，自高宗以后，大体上仍能维系而不坠，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第三章 大唐帝国的极盛与运河
高宗以后政府因长安物资供给困难而常常迁往洛阳办公的情形，自开元二十四年玄宗由洛阳西返后即告终止；此后他便长期住在长安，不再东幸。开元二十四年后政府所以能够长期驻在长安，主要由于关中的经济状况发生激剧变化，即关中的物资供给由过去窘困贫乏的状态一变而为丰富宽裕，足以供应中枢因经费开支激增而起的对于大量物资的需要。当日关中物资所以能由贫乏变为富裕，主要由于江淮与长安间物资运输的改善。对于这条路运输的改善最有贡献的人，是在玄宗最后一次东幸前（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上台作宰相的裴耀卿。
在最后一次东幸的前夕，玄宗对于过去二十余年在两都间仆仆风尘的生活非常厌倦，希望此后关中能够得到充分物资的供应，以满足中枢的大量的需要，因为这样他便可以一劳永逸的住在长安，不必长途跋涉的跑那八百余里的路了。他回忆起三年前裴耀卿曾经提出改善长安和江淮间运输的计划，遂叫他来商议。在听取他的建议之后，玄宗便把他由京兆尹擢?N为宰相，兼江淮河南转运都使。此后改善长安和江淮间运输的责任遂落在他的身上。
裴耀卿对于漕运最大的改革，是实行分段运输的办法（即转般法）。上章曾说，自江淮装载物资北运的船只，因所经各河水流深浅的不同，沿途常常停滞，以致运输量不能特别增加；复次，?州洛阳间的水道，因有三门底柱等险滩而不便航运，以致须负担昂贵的陆路运费。为著要增加运量，减轻运费，他“请于河口（即汴河从黄河分流的地方）置一仓，纳江南租米，便令江南船迥。其从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载运。河运者，至三门之东置一仓。既属水险，即于河岸榜山车运十数里。至三门之西，又置一仓。每运置仓，即般下贮纳，水通即运，水细便止。渐至太原仓，??河入渭，更无停留，所省巨万。”结果，政府在汴河与黄河的交叉点上置河阴县（今河南河阴县东）及河阴仓，在河清县（河南孟县西南五十里）置柏崖仓，在黄河北岸三门之东置集津仓，三门之西置三门仓（一作盐仓）。河中既然有险滩，遂在三门北的山中开路十八里，用车载运，以免有覆舟之险。车运抵三门仓后，又用船运往太原仓，然后由河入渭，以实关中。
他这种分段运输的办法，和以前的长途运输比较起来要好得多。因为船只既然只走一段较短的路线，便可不因等候前途之水的涨退而常常停滞，从而大大的节省了运输的时间；同时，船夫只航行于水性较为熟悉的河道中，也可不至于行驶太慢，或发生危险。例如过去“吴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隐盗。”如今规定江南租船在河阴仓卸下租米后，便可驶船南返，不必航行于水性不大熟悉的黄河中，自然可以免除许多流弊了。复次，贮存在河阴仓的米，等候河水深度合适时才用船装载西运，令“晓习河水者递送纳于太原仓”，运输的效率自然可以增加了。此外，因为要避免上滩的危险，他在三门北的山中开路十八里，以便改用车来运送，自可较为安全。本来沿途都用船来运送的米，运到这里又要改走陆路，自然不免麻烦；但这段短距离的陆运，和从前?州洛阳间三百里的陆运比较起来，也著实方便得多了。
除上述外，裴耀卿对于漕运物品的种类，也有一些改革。以前江南百姓派人把租米用船运往洛阳，须自己负担运费。如今政府规定这些租船到达河阴，把租米卸下后，便可转回南方去，不必像以前那样另外转雇河师水手来在黄河航运。这样一来，由于河阴洛阳间运输责任的免除，江南百姓自可省下一部份运费，船夫亦可较前空闲。对于这些剩余的运费与时间，裴耀卿曾设法加以利用。他把江淮百姓以地税名义缴纳来存贮于义仓的粟，变造为米，以上述剩余的运费，令船夫运往河阴，然后转运往长安。因为“江淮义仓多为下湿，不堪久贮，若无般运，三两年色变，即给贷费散，公私无益。”现在利用江南租船因免赴洛阳而剩下的时间和运费来运往河阴，以便转运往关中来满足那里对于大量粮食的需要，自可大大增加这些义仓粟的效用。
裴耀卿利用分段运输办法来转运江淮租米和由义仓粟变造之米的结果，“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脚三（《旧唐书》卷49〈食货志〉作四）十万贯。”无论关于运输量的增加，或运费的减省，都有惊人的成绩。由于裴耀卿的改革漕运，关中粮食的供给遂有大量的增加。正当这个时候，关中农产的收成又非常之好。这样一来，关中米粮的供给较前特别增加的结果，价值自要因供过于求而下跌。为著要免除?b贱伤农的流弊，和增加公家仓廪的蓄积，政府遂于开元二十五年规定关中人民用米代替绢来缴纳庸调资课，并在关中一带增价收买粮食，名曰和籴。同时，关中既因粮食过剩而对于江淮租米的需要大减，政府又下令停运江淮租米，而改运布来作租缴纳。
自裴耀卿后，还有好些人继续努力来改善长安与江淮间的运输，以便当日军事政治重心能与经济重心密切连系起来。在上述裴耀卿改善漕运的设施中，他在三门北凿山开路来通车运的办法，最受人们的批评；因为由江淮北来的米，沿途都走水道，及运到这里，却要弃水就陆，转运者自然要感到麻烦。为著要弥补这个缺憾，到了开元末年，?州剌史李齐物遂在三门凿山开路，以供船只过滩时船夫拉纤之用。他这回凿山的工程大约要比从前杨务廉做得好些，故船只上滩时失事较少，但事实上因为滩险水急，想要得到绝对满意的成绩是不可能的。同时，?州洛阳间的陆运也有相当的改革。
其后，对于漕运的改进贡献最大的，我们要推韦坚。韦坚于天宝元年任?州剌史，兼水陆运使。他根据隋代关中漕渠的旧迹，于渭水之南开凿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漕渠。这条漕渠西起禁苑（在长安宫城北）之西，引渭水的水东流，中间横断灞水和?核?ǘ???媳绷鳎???粱?跤婪岵指浇?胛妓?愫稀G?珊螅?衷诔ぐ餐?郝ハ略涔阍颂叮?酝ㄤ钪邸U庋?焕矗?谟婪岵趾腿?挪执嬷?拿祝?伎捎么?恢痹送?ぐ玻?槐卦傧褚郧澳茄?门＜莩道丛怂土恕9刂性说兰热淮笪?慕??甘车脑耸淞孔匀挥屑ぞ绲脑黾樱?试谔毂θ?辏?八赇钌蕉?ㄊ率瞪弦越?次?鳎┧谒陌偻蚴?保ā毒商剖椤肪?05）。不特如此，韦坚又“请于江淮转运租米，取州县义仓粟，转市轻货，差富户押船。若迟留损坏，皆征船户”（《旧唐书》卷48）。按江淮各地的义仓粟，自裴耀卿改革漕运时起，曾经大量的变造为米，运往关中。如今韦坚更进一步的把江淮义仓粟转买轻货，令富户负责北运，以增加关中的财富。因此，当日关中的富裕，不限于粮食方面，就是在其它各种物资的供给上也表现出来。
现在让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在玄宗时代的下半期，政府之长期的驻在长安，实在表示军事政治重心的关中，不必复像过去那样以洛阳为媒介，便可与经济重心的江淮直接连系起来。这一种连系，由于裴耀卿及韦坚等对于江淮义仓粟的利用，有越来越密切的趋势；因为裴耀卿把义仓粟变造为米，韦坚以义仓粟转市轻货来运往关中，都足以增厚关中的经济力量，无形中使江淮成为这个军事政治重心的深厚稳固的经济基础。这样一来，军事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密切连系的结果，这个大一统的帝国便凝结为一个坚固的整体，在当日的世界上发出它的雄壮的力量。因此，演进到了开元天宝间的大唐帝国，国势登峰造极，武功辉煌彪炳，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黄金时代。
当日政府因为要在西北作积极的拓展，和防御外患的威胁，故支出的军费以用在西北者为多。在这些地方因和籴军粮，发给军衣及其他军事用途而支付的将近一千万疋段的布帛，就地理上说，大多数都要经过关中才能运往。当日关中所以有这许多布帛的蓄积，固然由于全国各地因庸调等赋税而征收的布帛之输送，但江淮布帛之大量北运实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在由江淮北运的布帛中，除来自庸调者外，还包括因停运租米而改纳的租布，和韦坚以义仓粟转市后令富户负责运送的轻货（按以布帛为主）。
综括上文，我们可知开元天宝间的运河对于大唐帝国所尽的任务，比过去更为重大。自唐初以来，运河虽然能把江淮物资运往北方，但因洛阳长安间的交通非常困难，这些北运物资多半集中于洛阳，不能大量的运抵关中。洛阳既因运河的连络而接近江淮，成为北运物资的集散中心，经济地位日形重要。反之，长安既因洛阳以西运输的困难而不能得到多量物资的供应，经济地位却渐渐削弱。两都的经济地位的差异，决定了政府把洛阳建为东都，以便常常迁往办公的政策。故唐自高宗以后的八十年内，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公务员都常常来往于两都之间。及开元二十四年以后，由于裴耀卿韦坚等对于漕运的改革，洛阳以西的交通大为改进，由江淮经运河北上的物资便可不在洛阳停留，一直运往关中去。这样一来，由于两都的经济地位的转变，此后政府便可长期驻在长安，不再迁往洛阳了。这时运河虽然仍如过去那样运输江淮的物资，但由于分段运输法的实行，江淮义仓粟的利用，运输的数量却远较过去为多。运河运输量的特别增加，表示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与经济重心的南方连系的密切。由于这种密切的连系，大唐帝国便成为一个真正统一的整体，力量雄厚无比。故它在当日世界上所表现的卓绝的武功，鼎盛的势运，得到很多诗人的讴歌，史家的颂美。
第四章 大唐帝国的中衰与运河
开元天宝间因运河把大唐帝国的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密切连系起来而造成的伟大的时代，自天宝十四年（755-6）给渔阳羯鼓惊破以后，便渐渐没落下去，从而盛唐的光辉也就为之烟消云散了。为什么安史乱后开元天宝时代的盛世不能继续保持下去？这固然有种种不同的原因，但运河之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却是其中一个基本的因素。原来大唐帝国在安史之乱以后的形势，和以前大不相同。在此以前，大唐帝国在政治方面完全统一，丝毫没有分裂。但自此以后，由于安史余孽在河北山东等地的割据，这个大一统的帝国便不复能完全统一，而渐渐陷于崩分离析的局面了。这些在大河南北割据称雄的藩镇，不独在军事政治上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就是在财政经济上也要占据以自肥。在他们统治下的地方租赋既然不复像以前那样缴交中央，而西北各地的财赋又给守边军队就近消耗了去，此后中央政权赖以维持的经济基础遂只剩下经济重心的江淮了。关中政权对于江淮财赋的倚赖既然比安史乱前更为深切，沟通南北的运河的重要性自然要特别增大起来。
关于安史乱后藩镇对于各地赋税的占有，《新唐书》卷210〈藩镇传〉云：“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南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藩镇统治下的地方既然不供贡赋，中央政府经费的开支遂全仰给于江淮。《通鉴》卷237元和二年条云：“是岁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上之。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九，县千四百五十三（《旧唐书》多“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一句）。其凤翔、?坊、?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外（胡注云：凤翔、?坊、?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皆被边，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皆藩镇世袭，故并不申户口，纳赋税），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一。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旧唐书》卷14）。由此可知，安史乱后中枢经费所以完全要倚赖南方的接济，一方面固然由于北方地多为藩镇所据，他方面又由于在北边驻屯的重兵,把当地租税就近使用，不复缴交中央的原故。
可是，运河的重要性虽因安史乱后关中政府对江淮物资需要的激增而特别增大，自天宝末经肃宗时代（756-762）以至代宗初年，由于战争的影响，它却完全不能发挥它的连系南北的作用。因为安禄山于天宝末年在渔阳创乱以后，不久便派兵南下攻占各地，以致“东都河南并陷贼，漕运路绝”。其后政府虽因得到回纥兵马的帮助而收复洛阳，但到了“肃宗末年，史朝义兵分出宋州（河南商邱县南），淮运于是阻绝”。运河既因长期兵乱而无人过问，自然要淤塞废弃而不便航运。代替这条水道而连结南北的交通线是汉水，可是，汉水虽然可以代替运河来沟通南北，在航运方面却远不及后者那样安全和便利，而运输费用又远较后者为大。可以断言，汉水代替运河来联系南北的程度，事实上非常有限，因为它有上述的种种缺点，在运输量方面要大受限制，远不及从前运河那么多。
肃代间军事政治重心的关中既因运河的阻塞而不能和经济重心的江淮取得密切的连系，关中对于大量物资的需要便因江淮之不能充分供应而无从满足。故“自兵兴以来，凶荒相属，京师米斛万钱，宫厨无兼时之食；百姓在畿甸者，拔?b?邓耄?怨┙??保ā短苹嵋?肪?7）。
当战争尚未停止，中央政府因江淮物资不能藉运河大量运来而呈现出萧条黯淡的景象的时候，在东战场方面却露出了一线的曙光。原来安禄山由河北南下的军队，除西向攻占长安，南向经略襄邓以外，还沿著运河向东南侵略，有席卷江淮之势。假如他这个军事计划能够成功，中央政权的经济基础便要整个动摇起来；当日大唐帝国所遇到的危机可谓十分严重。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候，张巡许远以一枝孤军来死守运道要冲的睢阳，却阻止住敌人的精锐部队的南下，屏蔽住经济重心的江淮，无形中给后来运河的复航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
张巡等的死守睢阳，不过奠定后来运河复航的基础。运河之恢复沟通南北的作用，却有待于刘晏的努力。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刘晏即于代宗宝应二年（即广德元年，763─4）就任为转运使，把改革漕运的艰巨责任负担起来。鉴于过去大唐帝国因运河阻塞而蒙受到的损害之大，他对于当日运河复航的必要有深刻的认识。
他认为当日帝国已衰的势运的挽回，关中人民赋税负担的减轻，及以洛阳为中心的广大而残破的战区的复兴，都有待于运河的恢复航运，其需要的迫切是非常明显的。可是，运河复航却不是一件容易实现的事。在当日战后凋零残破的环境中，运河之恢复大规模的转运，要遇到四种不易克服的困难：第一，运河黄河间因为经过长期战争的破坏，数百里绝少人烟，航运最为需要的劳力，供给至感困难；第二，运河河道因为过去长期阻断，很久没有疏浚整治，以致渐渐淤塞而不便航运；第三，洛阳以西的黄河沿岸，早就没有军队驻防，盗贼横行，航运者所遇到的治安问题非常严重；最后，自江苏至潼关附近东西三千里的交通线上，跋扈的军人每借口衣粮不足来掠夺转运的物资。总之，当日因转运江淮物资而发生的治水、劳力和治安等问题，都是非常棘手的。此外，河汴间亦因战争破坏而生的劳力供给的困难。
面对著当前漕运的困难和需要，刘晏开始他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第一步的工作为疏浚运河的水道，以免因淤塞而不便航运。复次，当日运河黄河间既因战事影响而劳力供给锐减，他遂开“始以盐利（政府因专卖食盐而得的利益）为漕佣”来另外雇人运输，而“不发丁男，不劳郡县”。这对于过去“州县取富人督漕挽，谓之船头”的办法是一种很大的改革。此外，为著要保障航运的安全，除由政府于运河沿岸分别派遣军队驻防外，他又把漕运船只及人员组织起来，而以武职官吏负责护送和押运的责任。
除解决上述漕运的困难以外，他又积极的作种种改革的设施。其中最主要的一种，是实行裴耀卿时代的分段运输法，而加以改进。他“随江、汴、河、渭所宜......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按以前裴耀卿改革漕运时，规定江南各地的租船须一直经汴河驶往河阴，在那里卸下物资，然后南返。如今刘晏鉴于江汴水力的不同，更把这一段路程细分为两节，而以扬州为转运中心；由江南各地用船运来的物资，到了扬州便可卸下，再由那里另外用船经汴河运往河阴。
复次，刘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又“各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通鉴》卷226）。这些漕卒经过长期严格训练以后，“未十年，人人习河险”。至于航运所用的船只，因为要适应各河流大小不同的水力，更是各有特殊的构造。例如在汴河航运的，是“歇?支江船”，共有二千艘，每艘载重一千石；在黄河上三门险滩时航运的，又是另外一种船只，名叫“上门填阙船”（《新唐书》卷53）。此外，关于牵船所用的绳索，他也有很好的打算。他“调巴、蜀、襄、汉麻??竹筱为?挽舟”。这些麻??竹筱非常坚韧，当制为绳索，供船夫拉纤之用的时候，自然可以避免像从前杨务廉时代那样动辄因绳断而“扑杀数十人”的惨剧。由于以上的种种设施，当日船夫的驾驶技术自然非常熟练，船只的构造自然非常坚固耐用，从而运输的效能也就可以充分发挥了。
刘改革漕运以后，不独运输效能因此增加，就是运输费也可以大为节省。在由江淮至长安的漫长的交通线上，他尽可能的以水路代替陆路来运送物资，以便减轻运费。例如“故时转运船由润州（今江苏镇江县）陆运至扬子，斗米费钱十九。晏命囊米而载以舟，减钱十五。”其次，关于已经废坏的运输工具的处置，他又“以朽索腐材代薪，物无弃者，”这也可以减轻运输的成本。结果，除如上述由润州至扬子一段每斗减钱十五文以外，“繇扬州距河阴，斗米费钱百二十。晏……米斗减钱九十……轻货自扬子至汴州，每驮费钱二千二百，减九百。岁省十余万缗”（《新唐书》卷53）。
由于上述刘晏在漕运方面的种种改革，运河遂恢复它的连系南北的作用。每年由江淮经这条动脉北运的米粮，多时达一百一十万石左右，少时也有五十万石。这些米运到河阴以后，除其中四十万石运往长安外，因为黄河每年通航的时间有限，其余一部份只好留贮于河阴仓，一部份则运至?州太原仓存贮，以备下年黄河春水初通而江淮米尚未到达时先运入关中之用。当刘晏的第一批米运抵长安的时候，“天子（代宗）大悦，遣卫士以鼓吹迓东渭桥，驰使劳曰：卿，朕?侯（萧何）也！”（《新唐书》卷149）。
因安史之乱而长期阻塞的运河，虽然由于刘晏的改革而恢复连系南北的作用，可是，我们只要进一步的把当日运河的运输量和以前裴耀卿及韦坚时代的运输量比较一下，便可见这时连系的程度已远不如以前那样密切，连系的规模也远不及以前那样庞大。上章曾说，裴耀卿因改革漕运而由江淮运抵关中的米粮，三年内共七百万石；韦坚改革后，一年运入关中的米粮，最高时竟达四百万石。可是，刘晏改革以后，每年由江淮经运河北运的米粮，最高时不过一百一十万石，少时只有五十万石；而这些北运的米，又因黄河每年可航的时间不长，只有四十万石运抵关中；其余须分别留贮于河阴及?州的仓库。换句话说，刘晏时代每年由运河运往关中的米，只有裴耀卿时代的六分之一，韦坚时代的十分之一。这种多寡悬殊的对照，无形中告诉我们：安史乱后运河虽因刘晏的改革而重新把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连系起来，可是这种连系却不及以前开元天宝时代那样密切了。
不特如此，刘晏改革漕运后，运河河道虽然因疏浚而不淤塞，运输所需的劳力虽然因以盐利为漕佣而得到供给，沿途治安虽然因军警的驻防和运输队的严密组织而得到保障，可是，在当日战后安史余孽及其它武将仍拥重兵的新形势中，跋扈军人对于运河航运的阻扰却仍旧没有办法解决。这实是刘晏在漕运改革方面的一个漏洞。因为这个漏洞的存在，此后运河便常因跋扈军人的阻扰而不能充分发挥沟通南北的作用，以致连上述那种远较开元天宝时代为小的运输量也不能顺利维持下去。
运道之大规模的蒙受阻扰，始于德宗建中二年（781-2）藩镇与中央政权的大冲突。是年三月，中央政府鉴于河北山东等地藩镇的跋扈，在汴州筑城防御，是这次冲突的导火线。冲突开始以后，李正己（据有淄青等州，即今山东各地）及田悦（据有魏博等州，即今河南之河北，与山东之西部等），即以重兵集中于足以控制运河的徐州，并派兵驻屯于南北交通要冲的??牛ㄔ诮癜不账尴乇倍??铮┖臀锌冢ㄔ诮癜不栈吃断囟?保??宰柚菇?丛舜?谋鄙稀U馓跎??叩那卸希?杂诘比找越?床聘澄??没?〉闹醒胝?ㄊ且恢趾苤卮蟮耐?玻?实伦诟辖襞汕苍谡庖淮?胤酵??恐?恼磐蚋N?荩ò次锌谠阱葜?鳎┴菔罚?员阆嗷?渥盎に驮舜?赐黄频腥说姆馑?摺F浜蟮搅耸悄晔?拢?熘荩ò??旁谛熘葜?希┴菔防钿⒁员局菁??殴槊?醒耄??辉轮醒刖?哟蟀茏颓辔翰┍?谛熘荩?说朗几闯┩ㄎ拮琛
当运河失去沟通南北的作用的时候，在帝国中枢方面又发生惊人的事变。因哥舒曜兵败被围（为李希烈军队所围）于襄城（今河南襄城县）而前往增援的泾原（治泾州，今甘肃泾川县治）军队，路过长安，因政府只以“粝食菜啖”犒劳，愤而作乱，奉曾作他们统帅而早已免职闲居的朱??为帝。首都既为叛兵所占，德宗仓卒出幸奉天（今?西干县治）。叛兵继续前往围攻，中枢的形势至为危急。其后奉天之围虽因李怀光援兵的来临而解除，李怀光却又因“军士禀赐不均”而跟著叛变，以致德宗被迫移驻?南的梁州（今?西南郑县治）。在这个首都陷落，江淮物资因运河被切断而不能大量接济关中的时候，肩负收复首都重任的神策行营节度使李晟，却因镇海军（治润州，即今江苏镇江县）节度使韩?甑奈渥盎ず蕉?竦镁?傅墓Α
因此，在当日运河不能把江淮物资大量运往关中的时候，中央政府过的完全是艰难困苦的日子。上面曾说，泾原及李怀光的军队所以叛变，主要由于待遇的不良；而待遇所以不良，又由于中枢因不能得到江淮物资的充分供应而起的财政困难。及德宗被迫移驻梁州的时候，天气已经渐渐炎热，但因物资供给困难，军队尚未改换春服，德宗还穿著皮衣，李晟更只好与士卒同甘共苦。其后长安虽然克复，可是因为运河尚未畅通，江淮物资还不能大量运到，再加以关中又因兵燹和旱蝗而农产歉收，关中遂发生非常严重的粮食恐慌。这种粮食恐慌的严重程度，几乎要令到中央政权整个动摇起来；因为在当日空前饥馑的情形下，一般老百姓固然要沦为饿殍，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公务员固然要节食减膳，就是禁军也要因食粮缺乏而怨声载道，以致引起德宗的忧虑。由此可知，当日中央政权因运河被切断而遇到的危机是很严重的。
鉴于过去因运河被切断而领略到的痛苦的经验，唐代政府自贞元初年以后遂努力于运河交通线的控制，以免再蹈从前的覆辙。依照过去的经验，最能控制运河的交通，同时又曾被敌人占领以致运河无法航运的地方，共有两个，即徐州和汴州。徐州南有??牛??撕咏煌ǖ囊?澹?忧袄钫?杭袄钅闪礁缸蛹匆员?ぴ谡饫锢炊暇?撕拥慕煌āc曛萸昂笪?盍橐?袄钕A宜?荩?撕拥暮皆艘惨虼硕?艿胶艽蟮恼习?＝邮苷庑矶嗍率档慕萄狄院螅???煸谡饬礁龅胤脚渲萌耸?诙嗟木⒈?捶牢溃?窬?髑扛傻墓僭崩粗卫怼＠?缭谛熘莘矫妫?岳铣狭反锏恼沤ǚ獯?婺晟俨幌笆碌母呙饔?醋鞒す伲辉阢曛莘矫妫?蛴捎惺崭淬曛葜?Φ牧跣?衾吹苯诙仁埂
可是，一种政策的实施，事实上并没有绝对的利弊。为著要防范跋扈的藩镇来切断运河的交通线，政府在徐汴二州配备重兵，用意固然非常之好；但当这些地方配置好大批精锐部队以后，因为距离长安较远，中央政府不易控制，便常常因兵精将悍而发生变乱（其中尤以更易统帅为甚），以致运河航运常常因此而受到严重的损失。就中汴州一地，自贞元八年刘玄佐死后，直至贞元十五年，前后总共不过八年，便发生五次大规模的兵乱。当叛乱发生的时候，由运河向北输送的物资常被乱兵大量抢劫而去，有时甚至因此而断绝航运。
综括上述，我们可知安史乱后运河对于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的连系，实在远不及过去那样密切。当安史乱时，运河北段及运河与长安间的地方，为敌人占领，运河因不能航运而渐渐淤塞。其后叛乱平服，经刘晏改革以后，运河又恢复连系南北的作用，可是连系的程度却比开元天宝时代松懈得多，因为此后运河的运输量要远较开元天宝时代为小了。而且，刘晏关于漕运的改革虽然颇为完备，可是对于阻扰运河交通的跋扈的军人，因为是在当日战后的新形势中产生出来的，他却没有办法来解决。这是他的漕运改革的一大漏洞。因为有这个漏洞，自此以后，就是连那种远较盛唐时代为小的运输量，运河也不容易长期维持下去。说到跋扈军人对于漕运的阻扰，在代宗时代已经开始，到了德宗时代闹得更为利害。建中年间中央与藩镇间接连不断的冲突，运河的交通线常被藩镇切断，以致南方出产的物资不能大量输送到北方去。位于关中的中央政府，既然因运河的切断而不能得到江淮物资的充份供应，便要因财政艰窘和粮食恐慌而遭遇到空前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后来虽随著运河的重新打通而平安渡过，可是此后运河航运仍不断的遭受跋扈军人的阻扰。因为政府鉴于过去因运河被切断而感受到的痛苦，于运河重新打通后便在足以控制运河交通线的徐州和汴州配置重兵，以免再受藩镇的侵略；可是这两地距离中央很远，在那里配置好的劲兵每因中央政府的不易控制而时常发生变乱，以致危害到运河航运的安全。总之，安史乱后的运河虽然跟著刘晏关于漕运的改革而恢复连系南北的作用，可是由于战后形势的特殊，它这种作用每因跋扈军人的阻扰而不能尽量发挥，从而削弱了中央政权的经济基础。因此，军事政治重心的关中不能常藉运河的沟通而与经济重心的江淮取得密切连系的结果，这个大一统的帝国便渐因不能真正统一而力量锐减，从而此后她的势运便渐渐走向下坡，而不能恢复开元天宝时代的光荣了。
最后，读者或不免要问：自高宗以后直至玄宗上半期，关中也常常发生粮食恐慌，但当日政府只要暂时移驻洛阳，危机便可平安渡过，为什么安史乱后政府不仿效这个办法呢？为著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须把这前后两个时期关中粮食恐慌或经济困难的原因分析一下。前一时期关中所以常因物资供需悬殊而发生恐慌，主要由于洛阳长安间运输的困难，故政府只要迁往江淮物资较易到达的洛阳，当日的军事政治重心便可因洛阳的媒介而与经济重心取得密切的连系。因为有这种密切的连系，故当日大一统的帝国仍是真正的统一，从而大体上仍能把太宗以来帝国的威望继续保持下去。至于后一时期关中所以发生粮食恐慌，主因不是洛阳长安间运输的困难，而是运河原来的运输效能之不能充份发挥。运河交通既因常受阻扰而不能把江淮物资大量北运，政府就是像以前那样移驻洛阳，也不能得到充分物资的供应，何况安史乱后的洛阳，又因经过兵燹之大规模的破坏，其本身及附近残破已极，无以“奉万乘之牲饩，供百官之次舍”呢？
第五章 大唐帝国的中兴与运河
安史乱后大唐帝国日渐衰微的势运，到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又有了转机。宪宗自即位以，于元和“元年，平夏州（在今?西横山县西）。二年，平蜀斩（刘）辟。三年，平江东斩（李）?，……五年，擒史宪诚，得泽（今山西晋城县）、潞（今山西长治县）、邢（今河北邢台县）。七年，田弘正以魏博六州来受常贡。十二年，平淮西，斩（吴）元济。十三年，王承宗献德（今山东陵县治）棣（在今山东惠民县南十里），入租税，沧（在今河北沧县东南四十里）景（在今河北景县东北四十里）除吏。十四年，平淄青，斩（李）师道，得十二州”（李翱《李文公集》卷10）。总之，自安史乱后专门打击中央政权的藩镇及军人，宪宗都以武力及其它手段来一一征服，使之顺从中央的政令。这样一来，中央政权日趋巩固的结果，大唐帝国自安史乱后日渐衰微的势运遂复振兴，故史家称宪宗为中兴之主。
我们要问：安史乱后日渐衰微的大唐帝国，为什么到了宪宗时代又复中兴起来？关于此点，原因固然有种种的不同，但运河之复能充分发挥连系南北的作用，却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
宪宗时代运河所以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主要由于跋扈军人对于运河航运阻扰的停止。上述贞元年间常常阻扰运河航运的汴州军乱，自贞元十六年韩弘在那里坐镇，大诛乱兵后，即告停止。自此时起，直至元和年间，位于南北交通要冲的汴州，既然不像过去那样时常发生兵乱，运河自可因畅通无阻而重新把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密切连系起来。
为著要加强运河对于南北的连系，政府除消极的制止汴州兵乱外，又积极的整顿江淮各地的财赋，以便每年由运河向北输送的物资能有大量的增加。负责整理江淮财赋的人是程异。由于诸道盐铁转运使王播的推荐，他亲到江淮诸道，取得各地方长官的合作，结果搜括到不少的财赋，以应付政府因征讨藩镇而激增的钜额经费的开支。因为要征讨藩镇，收复失地，宪宗早就蓄积财赋，以应付随战争规模的扩大而起的钜额军费的支出。
当日政府蓄聚的财赋，主要来自江淮各地。程异被任为盐铁转运副使，充当王播的助手后，便亲自到江淮各地来整理地方财政，以增加政府的收入。这些在江淮各地搜括到的大量的财赋，除一部份由淮入颍运往郦城（今河南郾城县南），以供应征讨淮西的军队外，其余大部份均由运河向北输送，集中于河阴，以便各地军费开支之用。为著要援救正在被中央军队围攻的淮西吴元济，河北山东的藩镇王承宗李师道曾于元和十年秘密派人前往焚烧河阴转运院的仓库。可见在河阴集中的江淮财赋，实是当日政府征讨藩镇的一大动力。幸而这次被焚毁的钱米布帛，数量虽然不少，事实上只是在那里集中的江淮物资的一小部份；因为程异在江淮各地搜括的财赋，是在这次放火之后（元和十二年）才运往的。由运河北运而集中于河阴的物资，在元和年间曾大量的用来供应征讨淮西和淄青的军队。
运河航运既然跟著汴州兵乱的停止而畅通无阻，江淮的米自可因此而大量运往关中，以满足中枢的需要。因此，自建中元年刘晏死后久已减低的运米额，到了元和年间，先后由于转运使李巽和王播的努力，又复大为增加，从而关中的粮食问题遂告完满解决。
综括上述，我们可知宪宗时代，一方面由于运河的畅通无阻，他方面由于江淮诸道地方财政的整顿，运河对于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的连系，又由过去的松懈变为密切。运河既然重新把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密切连系起来，大唐帝国自可再凝结为坚强牢固的整体，产生出雄壮伟大的力量。因此，宪宗能从安史之乱以来衰微不振的国运中创造出中兴的局面，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第六章 大唐帝国的崩溃与运河
宪宗元和年间以后，运河对于南北的连系又渐渐由密切变为松懈，其后更完全失却它的作用。在唐末运河不能把军事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连系起来的形势下，大唐帝国遂跟著本身力量的丧失而整个崩溃下来。
宪宗死，穆宗立。穆宗长庆二年（822-3），久已停止的汴州军乱又再死灰复燃；在过去不像汴州那样常常叛变的除州军队，也在王智兴的领导下，驱逐节度使崔群，往??沤俾佑稍撕酉虮笔渌偷慕?次镒省F浜螅?晕淖诖蠛停?27-836）至宣宗大中年间（847-860），“重臣领（转运）使者，岁漕江淮米不过四十万石，能至渭河仓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败溺百端。官舟沉溺者，岁七十余只。缘河奸吏，大紊刘晏之法”。总之，自长庆至大中年间，初时由于跋扈军人的阻扰，后来由于漕运人员的营私舞弊，运河每年的运输量又复锐减，从而不能充分发挥它的连系南北的作用。
可是，这不过是运河运输能力降低的开始。其后到了懿宗咸通年间（860-874），一方面由于庞勋的切断运路，他方面由于漕舟的脆薄易坏，运河运输的效能更为锐减。在咸通时，因为南诏入侵西南边境，政府派遣徐州军队前往防御。这些军队因长期戍守，六年不得代，在庞勋的领导下，愤而在桂林作乱，自湘水入长江，下掠淮南，而返抵他们的老巢徐州。他们既然据有足以控制运河交通线的徐州，便派兵攻陷南北交通要冲的都梁城，使江淮物资不能由运河北运。其后庞勋之乱虽告削平，漕运船只又因制造费用的扣减而脆薄易坏，故运河虽然重新打通，也因缺乏坚固耐用的运输工具而不能把南北密切连系起来。
复次，关于漕运船只的制造，自刘晏以来优给费用的办法，到了咸通年间又复废弃，以致造船者的生活大受影响，从而所造的船脆薄易坏，不堪航运之用。《通鉴》卷226建中元年七月条云：“及咸通中，有司计费而给之，无复羡余，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矣。”
懿宗死，僖宗（874─888）立。僖宗干符二年（875）五月，濮州（在今山东濮县东二十里）人王仙芝聚众作乱。其后，黄巢应之。他们自山东河南间南下，到处焚杀劫掠，直至广州，然后北返，于广明元年（881）十二月攻陷长安。由于这一大群寇贼的侵扰，“江右海（唐大诏令集作淮）南，疮痍既甚；湖、湘、荆、汉，耕织屡空……东南州府遭贼之处，农桑失业，耕种不时，就中广州、荆南、湖南，盗贼留驻，人户逃亡，伤夷最甚”（《旧唐书》卷19）。其后，再经毕师铎、秦彦、孙儒及杨行密等军阀的混战，以“富庶甲天下”杨州为中心的“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通鉴》卷259）。总之，自僖宗以后，中央政权赖以支持的江淮财富，在寇贼与军阀的兵火交织之下，大部份都陷于毁灭的命运。这样一来，就是运河能够畅通无阻，每年能供它输送的江淮物资，也是有限得很了。何况事实上运河本身也是同样的多灾多难呢？
现在让我们看看当日寇贼与军阀混战声中运河的景况。王仙芝及黄巢作乱不久，即以兵围攻宋州，以断绝运河的交通线。其后宋州虽告解围，但到了黄巢占有长安的时候，在徐州割据的时溥又南攻运河与淮河交叉点的泗州，以致运河航运又复阻绝。再往后，当黄巢之乱平服，僖宗返长安的时候，藩镇在各地割据之势已成，运河再也不能把南北连系起来了。
唐末在各地割据的藩镇，不独切断运河的运输线，以打击仰给于江淮财赋的中央政权，同时又因互相争夺地盘，以致破坏运河的水路。当日以汴州为根据地的朱温，因为要想取得江淮财赋，便屡次派兵南侵淮南，以打通运河，直达长江。可是，由于杨行密在淮南的防御，他每次用兵都没有什么成绩。昭宗干宁四年（897）十一月清口（在今江苏淮阴县西南）之役，更对淮汴两方的均势发生决定性的作用。这时由庞师古葛从周统率的汴军，驻于清口，因地势低下，为淮军自上流决堰纵水来攻，结果汴军大败，“行密由是遂保据江淮之间，全忠不能与之争”（《通鉴》卷261）。淮军在这次战役中既因水攻而获胜利，此后遂让运河溃决，变为污泽，以消弭敌人南下来打通运河的野心。这样一来，在过去二百多年把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连系起来的大动脉，此后便长期丧失它的作用了。
唐末运河交通阻绝，中央政权因此而受到影响。向来专靠江淮财赋来支撑的中央政府，既然因运河交通线的切断而得不到物资的大量供应，自然要大受打击；因为这样一来，政府开支的经费便无法筹措，甚至连卫国的战士也得不到衣粮的供应了。存在了二百多年的大唐帝国，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崩溃的。
唐亡时，朱温虽然篡夺了帝位。可是，由于他的打通运河计划的失败，运河不能重新把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连系起来，故他所建立的后梁，国势并不强盛。此后的后唐、后晋和后汉，亦复如此。
第七章 北宋的立国与运河
运河自唐末溃决为污泽后，淤塞而不宜于航运。一向靠运河把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连系起来而发荣滋长的大唐帝国，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崩溃的。大唐帝国崩溃以后，朱温、李存勖、石敬塘、刘知远等虽然先后相继建国，可是，运河既因淤塞而不能发挥它的连系南北的作用，他们所建立的政治机构自要跟著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的分离而势衰力微，从而规模也远不如过去的大唐帝国那样伟大了。
这种情形，到了五代末后周世宗时代（954-9），开始发生激剧的变化。“世祖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即瓦桥、益津及高阳关，均在今河北省）”，差不多削平了当日的重要藩镇的大部份，从而奠定了北宋大一统的帝国的基础。不特如此，因为他荡平淮南，在军事上完成了从前朱温所不能完成的事业，过去被切为两段而分隶于两个政治组织之下的运河，遂又重新打通而可以直达长江。因此，约在平定淮南的同一时间内，周世宗又派人大规模的整个治运河的水道，使它恢复运输效能，重新把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密切连系起来，以便在当日成长中的帝国又再复凝结为一个坚强牢固的机体。故我们与其说周世宗是五季末叶的皇帝，毋宁说他是北宋帝国的创始者。
运河既因疏浚而复通江淮舟楫，当宋太祖平定江南各地，遂把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重新连系起来。北宋立国的政策，与前代有些不同。宋初政府鉴于唐末五代藩镇跋扈之祸，实行中央集权政策。太祖即位不久，即以杯酒释兵权，不使军人过问政事，而以文臣充任地方行政长官。因为要使这个政策继续有效，政府遂集重兵于中央，造成强干弱枝之势，以便随时都能够镇压各地的叛乱。军队须用粮食来维持，中央既然集中了重兵，对于粮食的需要便激剧增加起来。为著要供应钜额的粮食，政府不得不选择便于漕运江淮米粮而又能照顾北方和西北方边防的地方来建都。当日最适合这个条件的地方，是位于运河北段的汴州。
宋太祖，虽然不满意于汴州地势的平坦，而以形势比较险要的洛阳或长安为他的理想的首都，可是为著满足中央对于大量粮食的需要，也只好迁就事实，以江淮物资容易到达的汴州为首都，而名曰汴京或东京。由此可知，北宋帝国所以以汴京为首都，运河实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北宋开国的时候，因为要避免唐末五代藩镇之祸，政府遂集重兵于首都，以巩固中央。首都驻屯的军队多了，对于粮食的需要便激增起来。因此，为著要解决当日首都非常重要的粮食问题，北宋政府只好承五代之旧，建都于较便漕运的汴京，而不像唐代那样建都于距离江淮较远的长安和洛阳。
汴京所以能作北宋大一统帝国的首都，运河实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汴京与运河有这样密切的关系，故淳化二年（991）六月运河溃决的时候，连皇帝本人也亲自下河来督工修理。
运河与北宋立国政策及建都地点的关系，已如上述，现在让我们看看当日运河如何发挥它的连系南北的作用。北宋政府对于江淮物资的北运，也像唐代裴耀卿和刘晏改革漕运时那样，采取分段运输的办法，即转般法。这时首都与经济重心的江淮的距离，远较唐代为近，但因集中的军队较多，对于粮食的需要却特别的大。在另一方面，运河的水主要来自黄河，因受冬日黄河水干的影响，每年自三四月起只有半年左右可以通航，到了十月即因水浅而不能航运。运河每年既然只有二分一左右的时间可供船只航行之用，政府对于江淮钜额米粮的北运，便只好尽量利用这半年可航的时间。此外，运河河水的深度又没有长江那样大，不能像长江那样航行重船。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要想运河充份发挥运输的效能，转般法实是最合适的办法。当日东南六路上供的米粮，每年都由各路转运司按照规定的时间分别运送到真（今江苏仪征县）、扬、楚（今江苏安淮县）、泗等州的转般仓，由发运司负责收受。这些贮存于各州转般仓的米，等到运河水长，可以航行的时候，便由发运司用船加紧运送往汴京去。发运司备有钜额的钱，在平时用作籴本来购米贮藏，以便各路转运司万一没有按照规定时间把米运到时，代替来运往汴京，以免错过了运河可航的时间。这些预先贮藏好的米，发运司多在农产丰收的时间和地点来收买，以便农产歉收路份用钱代替来缴纳；故无论在时间上，或是在空间上，它对于粮食供求的调节都有很重大的贡献。此外，因为当日政府实行食盐专卖，淮南沿海出产的盐多先集中于真州，以便江南荆湖及两浙等路来此的船只，把米卸下后，装盐运返各地销售；这比诸空船回去，自然要经济得多。
由于上述的办法，北宋时代运河每年向北输送的物资，数量至为可观。就中米粮一项，由东南六路运往汴京，“国初未有定数。太平兴国六年（981－2），始制汴河岁运杭米三百万石，……至道初（995），汴运米至五百八十万石。大中祥符初（1008），七百万石”（《宋会要．食货》46）。其后越来越多，在真宗末及仁宗时（1023－1046），运河每年运抵汴京的米，有时竟多至八百万石。不过就大体上说，在北宋时代，运河每年的运米额，以六百万石的时候为多，有时更减至五百五十万石。此外，运河每年北运的其它物资，如金、银、钱、帛、茶及各种军用品，数量也非常之大。当日南方各地，除供米的东南六路外，四川因为距离较远，每年经长江及运河运往汴京的物品，以布帛为主；广南东路因为是对外贸易要港所在地，每年北经赣江、长江及运河输送至汴京的物品，则以金、银、香药、犀角、象牙及百货为主。这许多物资都构成了北宋中央政权赖以存立的经济基础；而它们所以能够由南方大量运抵中央，运河实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由南方经运河向北输送的钜额物资，不独用来养活在汴京驻防的数十万军队，和支付中央政府的行政费用，其中一部份又再向北转运往河北、河东（相当于今山西省）及?西等路，以满足当日国防上的需要。因为北宋外患的威胁，来自北方的契丹，和西北方的西夏，而上述三路适当其冲，故政府在这些地方都配备了重兵，以维持国家的安全和独立。兵多了，军费的开支大为增加，绝非当地赋税收入所能应付，故政府不得不把一部份由运河北运的物资转往上述三路，以供应那里因驻军的增加而起的庞大的需要。在三路中，河北与运河的交通较便，在那里因防御当日最大的外敌（契丹）而驻屯的军队又较多，故由江淮沿运河北运的物资，多输送到那里去。此外，在山东方面，当发生粮食恐慌时，政府也常把由运河北上的江淮米粮转运前往接济。
综括上述，我们可知运河自唐末起曾经长期废弃不用，其中一部份甚至溃决变为污泽；其后到了后周显德年间，世宗平定淮南，打通运河，并加以开浚，才奠定了运河复航的基础；及北宋开国，运河遂重新成为连系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的大动脉。北宋立国的政策，因欲避免唐末五代藩镇之祸，以中央集权为主。因为实行中央集权政策，政府须集重兵于中央，以提高中央的威望。中央驻兵既然很多，对于粮食的需要自然增大。为著要供应钜额的粮食，政府不得不放弃建都于形势险要而漕运不便的洛阳和长安，而以处于运河旁边，南方米粮较易大量运到的汴京为首都。由此可知，北宋中央政府的驻在地点，实为运河所决定。自此以后，由于转般法的采用，运河每年北运的几百万石的米，和为数甚大的其它物资，构成中央政权赖以支持的柱石。不特如此，运河年年向北输送的钜额物资，除用来支付汴京军政各费外，其中一部份又再向北转运往河北等地，以满足因防御外患而起的军事上的需要；此外又有一小部份运往山东一带，以作赈饥之用。由此可见，运河与北宋立国的关系所以这样密切，主要由于它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连系起来，从而发生一种力量，使北宋帝国在当日国际斗争的战场上能够长期站立得住。
第八章 北宋帝国的崩溃与运河
到了北宋末徽（1101─1125）钦（1126─7）二宗时代，由于种种的原因，运河却渐渐丧失它这种连系南北的作用，以致中央政府不能得到江淮物资的大量接济，而北方和西北的国防上的需要也无从满足。
北宋末年运河所以不能充份发挥它的作用，主要由于自唐代裴耀卿改革漕运以来久已实行的转般法的废弃。崇宁三年（1104─5）政府改行直达法，即不顾沿途所经河道深浅的不同，由东南六路用船一直把米运往汴京去。这时政府所以把转般法改为直达法，主要由于发运司籴本的消失，和食盐专卖法之改为钞盐法。上面曾说，转般法所以能够有效的运用，因为发运司备有钜额的钱，在农产丰收的时间和地点用来收买米粮，以便当各路因歉收而不能照规定时间把米运到真州等地的转般仓，而运河水长通航的时间刚刚来临的时候，仍然有米运往汴京去。及崇宁初蔡京执政的时候，其亲信胡师文为发运使，却把这一大笔原来用作籴本的钱作为羡余来献给政府，以致此后发运司没有钱籴米来，复次，当转般法实行的时候，政府在食盐方面又采取专卖政策来与之配合，故由各路运米到真州的船只，把米卸下以后，又可装盐回去销售。及崇宁二年，蔡京却把食盐专卖法改为钞盐法（或曰通商法），规定商人在汴京“榷货务买钞所”用钱买到盐钞后，便可到产盐地换取食盐，而转运往一定的地点来销售（《宋史》卷182）。这样一来，商人既然代替政府来贩运食盐，由各路运米到真州去的漕船，在归途中便只好空船行驶了。这未免太不经济，故转般法有改为直达法的必要。
直达法实行后，漕运的成绩却远不及过去转般法那样优良。东南六路与汴京的距离远较与真州等地的距离为远，而长江运河水道的深浅又各有不同。在这一段绵长的路途上，船只航行所费的时日自要加长，每年往返的次数自要减少，至于政府对于沿途航运的督察管理则非常困难。这样一来，运河的运输量自要因种种流弊的发生而激减。其中最大的一点，是漕运人员在路上稽留住滞，以盗卖他们船中所运的米，盗卖完了，便把船只凿沉，一走了事。复次，随著直达法的实行，运河沿线因储水而设立的水闸，开闭没有节制，结果运河又常因水浅而阻滞船只的航行。因此，自直达法实行后，运河每年由南方运往汴京的米粮，数量要大为减少。
约在上述直达法实行的期间内，运河又另外发生其它事件，足以影响到运米额的锐减。这时徽宗正在汴京大修延福宫艮岳，以供享乐之用。为著要满足他的政治野心，蔡京的亲信朱＃遂在苏州太湖一带大规模的搜集奇花异石，运往汴京，以取得徽宗的恩宠。因为这些花石的运输，政府特设进奉局于苏州，让他主持其事。他运输花石所用的船只。多特势取自原来运米的漕船，故此后供运米用的漕船便要大减。不特如此，当日的花石纲船既然大规模的纵横拥挤于运河上，这些剩下来运米的船只，在那里航行自然要大受阻碍。因此，除直达法的流弊以外，再加上花石纲的骚扰，运河每年的运输量更要激剧减小。
根据上述，我们可知宋末徽宗时代的运河，一方面由于自唐以来久已实行有效的转般法的废弃，他方面由于花石纲的阻扰，每年由南方向北输送的物资，数量要远较以前为少。其后到了钦宗靖康年间，当金人入侵的时候，汴京因被围攻，漕运自然不通。再往后，运河上游的堤岸又因被盗贼破坏而溃决，以致河水干浅，阻滞了漕运船只的航行。因此，自徽宗以来运河每年运输量越来越小的情形，到钦宗时代遂更为严重，从而汴京及其它北方各地遂得不到江淮物资的充份接济。
当日政府蓄聚的财赋，主要来自江淮各地。程异被任为盐铁转运副使，充当王播的助手后，便亲自到江淮各地来整理地方财政，以增加政府的收入。这些在江淮各地搜括到的大量的财赋，除一部份由淮入颍运往郦城（今河南郾城县南），以供应征讨淮西的军队外，其余大部份均由运河向北输送，集中于河阴，以便各地军费开支之用。为著要援救正在被中央军队围攻的淮西吴元济，河北山东的藩镇王承宗李师道曾于元和十年秘密派人前往焚烧河阴转运院的仓库。可见在河阴集中的江淮财赋，实是当日政府征讨藩镇的一大动力。幸而这次被焚毁的钱米布帛，数量虽然不少，事实上只是在那里集中的江淮物资的一小部份；因为程异在江淮各地搜括的财赋，是在这次放火之后（元和十二年）才运往的。由运河北运而集中于河阴的物资，在元和年间曾大量的用来供应征讨淮西和淄青的军队。
运河航运既然跟著汴州兵乱的停止而畅通无阻，江淮的米自可因此而大量运往关中，以满足中枢的需要。因此，自建中元年刘晏死后久已减低的运米额，到了元和年间，先后由于转运使李巽和王播的努力，又复大为增加，从而关中的粮食问题遂告完满解决。
综括上述，我们可知宪宗时代，一方面由于运河的畅通无阻，他方面由于江淮诸道地方财政的整顿，运河对于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的连系，又由过去的松懈变为密切。运河既然重新把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密切连系起来，大唐帝国自可再凝结为坚强牢固的整体，产生出雄壮伟大的力量。因此，宪宗能从安史之乱以来衰微不振的国运中创造出中兴的局面，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第九章 宋金对立与运河
北宋帝国崩溃以后，自隋以来的大一统的帝国遂长期分裂为南北两个政治组织。这时金国占据了淮河以北的土地，南宋则只保存著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宋金既然以淮河为界，在政治上互相对立，运河遂被切为两段，不复是连络黄河与长江的水道。这样一来，运河在过去数百年间连系南北的作用便完全消失，从而陷于长期废弃的状态了。因此，当宋金对立时，运河在淮河以北的水道，因为水流断绝，完全堙塞，遂变为麦田，车马道路，或给人盖房居住。
不过，黄河与长江间的运河虽然因宋金的对立而不能沟通南北，它在长江以南由镇江到杭州的一大段，即隋炀帝开凿的江南河，在此时却成为南宋行都临安（即杭州）与全国各地连系的重要交通线。南宋政府赖以维持的诸路上供的财赋，大多数都要经过这条水路?能运抵临安。因此，南宋所以能够偏安一偶，这一段运河实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杭州位于隋修运河的最南端，南宋政府驻在此地时，多半须由运河至镇江入长江，然后?能与所属各地取得连系。同时大江以下各地上供政府的物资，也要由镇江入运河?能大量运往。由此可知，当宋金对立时，运河虽因被截为两段而失却它的连系南北的作用，其最南对于南宋的立国仍有很大的贡献。这也许是隋炀帝最初开凿时所不及料吧！
第十章 结论
在唐宋数百年内沟通南北的运河，是在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时客观形势的要求下产生出来的。隋唐大一统帝国成立时的客观形势，和上次秦汉大一统时有些不同。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当日的军事政治重心，虽然因为国防和地理的关系，仍旧像秦汉那样留在北方，可是，由于汉末以后北方生产事业的破坏，南方经济资源的开发，经济重心却已迁移到南方去了。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时的客观形势既然与第一次大一统时有这样的不同，当日自然要发生一个问题，即如何把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连系起来，以便因内在的坚强凝结而生出力量？隋炀帝开凿运河，正好满足这个新时代的客观形势的要求。
乡镇工作是是政策与基层具体结合、干部与群众直接联系的重要环节，在每一季度都要写好评工作总结。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乡镇第二季度工作总结范文，仅供参考。
乡镇第二季度工作总结范文一
面对新的形式，__乡党委就党建工作总结出了“三转优服务、四化净生态、满意助发展”的思路方法，在这一思路方法的指导下，我乡党建工作攻克了一个个难关、踏上了一步步阶梯，打开了新的局面，现就本季度党建工作汇报如下。
一是强化后进支部帮扶。
支部堡垒在农村工作中发挥著举足轻重的作用，从20__年起我乡每年确定一个后进支部进行整顿帮扶，__年对后进支部__村的帮扶效果显著，使其一跃成为先进支部，不仅得到了党委政府的肯定，更重要的是获得了群众的认可。乡党委政府在农村工作会和“七一庆祝”活动中，对其进行了表彰，树立了先进典型。本年度通过评议和考察，评定__村为后进支部，该支部班子不够团结，个别干部思想认识滑坡，干部不敢担当，存在办事推脱躲绕的现象，党政工作开展长期滞后，群众意见大。乡党委研究决定将选派了党委成员到该村任第一书记，进行帮扶。
二是落实下派专项工作第一书记制度。
为了保障各项重要工作的开展、建强基层组织，我乡落实下派专项工作第一书记制度，目前已就贫困村帮扶工作下派了优秀干部到相关村任第一书记。
三是开展农村财务公开。
我们将本项工作纳入年终考核，考核分值为2分。本季度乡财政所对各村财务进行了清理，并要求各村按时上墙公示，同时对上季度财务公开工作进行了检查，对未及时公示的__村、__村、__村、__村进行了全乡通报，扣除了相应的年终考核分值，由乡纪委、乡督查办会同乡财政所督促整改。
四是开展防邪禁毒工作。
_月_日市防邪办到我乡组织全体乡、村干部进行了防邪宣讲，并对我乡防邪工作进行了全面清理，对涉邪人员进行了拘留和教育。_月_日我们组织各个支部、单位开展了禁毒活动，邀请__市禁毒大队和__派出所进行禁毒宣讲。乡广播加大了宣讲力度，各支部召开了防邪禁毒广播会、社员会，在全乡织起严密的宣传网络。此次禁毒活动中我乡发现__村、__村、__村有种植罂粟现象，由乡安办会同洪山派出所逐一处理。
在防邪禁毒工作中，我们实行一票否决制，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的__村、__村，本年度也因没有及时发现涉邪涉毒现象，未被评上先进支部。
五是明确党要管党。
通过半年的工作开展发现，党员中存在思想滑坡的现象，部分党员忘记了党员的身份，混同于普通群众，思想觉悟低，没有政治敏锐性，更有甚者种毒信邪，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党员管理工作亟需加强。我们再次明确了党要管党，要求党员学习党章、学习重要讲话，开展了“什么是党员”大讨论活动。强调了依法行政的重要性，要求在工作中要做到干部管理精细化、重点帮扶亲情化、群众服务公正化、社会治理法制化。
六是加强党员管理。
本季度我们统计了各个支部的流动党员情况，更新了流动党员的详细信息，录入台账，目前我乡共有党员368名，其中流动党员56名。本年度我乡共有11人提出入党申请，乡党委通过走访、座谈、考察最终吸纳4名入党积极分子成为预备党员，在七一庆祝中进行入党宣誓。并对全体党员提出三个要求。一要敢于亮身份，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关键时候要敢于把步子站出来，把身份亮出来。二要严格讲规矩，党员要遵守党章党纪，做到三个服从，个人服从党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要与党委政府保持一致，发出一样的声音，维护好自身党员形象和党组织的形象。三要勇于当先锋，要牢记和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坚决执行党委和支部的决议，完成组织下达的任务，引导地方风气，传递社会正能量，树立时代新风。
乡镇第二季度工作总结范文二
一、不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一)以六权确权为核心，探索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按照国家不动产统一登记的改革方向，镇以“六权”确权为核心，探索农村产权制度改革。2014年，结合省市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试点工作部署，镇作为市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试点镇全面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全区域试点工作，并于2016年1月顺利通过全省土地承包经营权试点检查验收。目前，镇基本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和林权调整，涉及家庭承包户数3615户、面积51350亩，林地29016亩。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完成857宗，面积99670亩。宅基地所有权完成6603宗，共计638493.21平方米的发证工作。房屋所有权确权已完成100个村民小组、16000多间房屋共81万平方米的测量工作，累计上报申请2400本，完成办证约1000本，颁发到户近500本。另外，正在加紧推进共有宗地分割工作，分批组织村组干部进行宗地分割确认，已完成15244.28亩的地籍测量和权属调查工作。
确权是基础，流转是关键，增收是目的。在确好权的基础上，为进一步规范自发无序的农村土地流转状况，镇借鉴省内外产权流转的典型经验，逐步探索搭建规范化的土地流转交易平台，引导农民通过统一、有序的流转平台进行财产流转交易，截止目前，平台已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交易17宗，累计面积5261亩。通过流转，一批专业合作社和有实力的农业龙头企业落地，云美路沿途3000多亩的十里花卉苗木生产交易长廊、桃上村金棕榈苗木花卉生产示范基地和美丹产业园等农业项目已初具规模，有效的带动了农民增收。
“六权”确权试点工作受到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的关注，国土部、农业部等相关部委2016年1月到我镇调研考察。同时按照省农业厅的部署，全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工作现场会拟于今年4月中下旬于我镇召开，目前各项工作正在紧张筹备中。
(二)以镇级机构改革为动力，探索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按照“镇的建制、城的功能、市的职能”的方向，我镇正积极探索镇级体制机制改革，扩大镇级发展自主权，增强镇级政府治理能力。在驻镇机构管理方面，积极与市区两级编办沟通，拟将财政所、规划所、城管中队划归镇政府主管;将城管中队更名为综合执法队，增设公共服务中心、综合执法队、新型城镇化办公室，相关机构设置改革方案正在报批中。同时正在对区级下放的55项权力、市级下放的58项权力，合计113项权力进行梳理，以切实担负起市区下放权力的有关工作。
(三)以财税体制改革为契机，探索激发镇级自主活力
推行计划单列镇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全力扶持计划单列镇发展。根据市委7号文的工作安排，今年3月份在镇人大十六届第五次会议上通过了2016年镇财政预算报告，有力的推动镇域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和发挥公共服务职能提供了有利的资金保障，充分激发了镇级自主活力，全面、有力的推动统筹城乡示范镇的各项工作开展。
二、积极培育壮大经济新增长点，促进经济增长持续稳定提质增效
(一)狠抓重大投资项目建设
我镇按照区委提出的“六个一”工作机制的要求，全力抓好观澜湖·国瑞、墟镇污水管网二期、儒来新型农村社区、榕庄商业步行街、海科院、山湖海、裕泰龙湖湾等一批统筹城乡示范项目的配套服务落户工作。各大重点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
(二)调优做精现代特色农业
特色农业发展作为我镇今年的一项重点工作，在今年财政预算中安排四百万作为扶持农业发展的资金。一是为科学推动镇特色农业发展，安排专项经费聘请专家编制镇2016年农业发展规划及“十三五”农业发展规划，并多次组织有关干部赴澄迈、琼海等地考察学习现代农业发展经验。二是争取各方资金，全面实施“十个一”淮山扶持项目，即做强一个淮山协会，申报一个国家原产地商标，制定一个富锗淮山农业标准，统一一个产品包装，举办一次大型推介会，搭建一个营销平台，查明一项富硒富锗含量，扶持新种淮山一千亩，构建一条深加工产业链，创建一个富锗、富硒研究示范基地，再造一个亿的产值。三是美丹农业产业园、云美路花卉苗木长廊、金棕榈苗木花卉生产示范基地等农业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互联网、旅游、休闲等要素正逐步被引入我镇的农业开发领域，电子商务农业、休闲观光农业等新型业态得到培育。
(三)做大做强园区工业
围绕“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发展目标，依托产业园工业项目带动和美兰机场临空经济园筹建启动，积极做好产业联动、产城带动、城镇化发展联动。全力配合高新区做好横二、横四、横五路建设工作，准备开展原股份公司1631亩土地青苗等附属物赔付和清表工作，保障服务园区。
三、强化城市管理和文明生态村建设，构建宜居宜游美丽
(一)以“六大工程”整治为契机，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根据区委区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举全镇之力全面推进城市管理六大专项整治工作。组织班子成员及相关镇村干部赴文昌、乐东、三亚等地考察城市管理方面的优秀经验，通过细化管理任务，明确管理职责，落实全员参与、定点定责管理等工作措施，整合城管中队、市政服务中心和环卫站职能，配合交警等多部门，整治乱停乱放、占道经营等现象，做好农村垃圾收集转运和墟镇环卫工作。
(二)以“五个片区”建设为抓手，实现文明生态村整镇创建
组织班子成员及相关镇村干部赴琼海、万宁、琼中等地考察学习文明生态村创建工作，研究出台文明生态村连片创建方案，抓紧通过连片打造“五个片区”和“一个长廊”，即大后坡至坡仑村、美下村“三十六曲溪片区”、桃上村至湖汜村“环水库片区”、玉仙村至潭连村“南渡江休闲片区”、美丹村至北桥村“农业观光片区”、白水湖村至上村“环白水湖片区”以及云美路“十里花卉苗木生产交易长廊”，实现全镇文明生态村创建全覆盖，同时正在进行三十六曲溪湿地公园规划和申报工作。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根据市委7号文和22号文的要求，为落实好区委常委会工作要点和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工作任务。结合我镇的实际，2016年我们将重点抓好以下七个方面的工作。
(一)完善“六权”，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全力做好全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工作现场会准备工作，争取在两个月内全面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的收尾工作，在此基础上全面开展林权、宅基地使用权的完善和村庄建设用地的确权工作，确保在今年内全面完成“六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同时完成省里下达的唯一一个“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镇”的工作。
(二)做优农业，构筑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用好用足400万元的农业发展资金，打造现代农业产业。一是全面实施“十个一”淮山扶持项目，打造淮山这一特色农业品牌。二是引导农户积极参与土地流转，保障美丹农业产业园、云美路花卉苗木长廊、金棕榈苗木花卉生产示范基地等农业项目的用地需求，打造规模化现代农业，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示范作用，促进农民增收。
(三)服务园区，产业发展带动城镇发展
全力配合高新区做好横二、横四、横五路建设，完成原股份公司1631亩土地青苗等附属物赔付和清表工作，完成那英、北布188亩、园区内夹缝地75亩的征地工作。配合做好园区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服务园区。
(四)整镇创建，打造“宜居宜游”美丽乡村
在今年财政预算安排400万元进行美丽乡村创建工作的基础上，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创建，连片打造“三十六曲溪片区”、“环水库片区”、“南渡江休闲片区”、“农业观光片区”和“环白水湖片区”等“五个片区”。同时完成三十六曲溪湿地公园规划和申报工作。
(五)加强整治，实现城市管理上新台阶
进一步整合职能部门的力量，抓好墟镇整治和管理，做好农村垃圾收集转运等工作，构建与统筹城乡示范镇和“最美小镇”相匹配的城市综合治理体系。
(六)保障项目，汇聚人气助推镇域发展
按照区委提出的“六个一”工作机制的要求，全力抓好观澜湖·国瑞、墟镇污水管网二期、儒来新型农村社区、榕庄商业步行街、海科院、山湖海、裕泰龙湖湾等一批统筹城乡示范项目的配套服务落户工作。
(七)改善民生，全面提升百姓幸福指数
全力抓好乡村道路硬化、田洋整治改造、小街小巷硬化、农村安全饮水、卫生院升级改造、金秋助学、基层组织阵地建设、职工周转房、日间照料中心、电网改造及防洪楼建设等十大民生项目的落实，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此外，我镇还将优化科教文卫资源，抓好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各项工作，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提升百姓幸福指数。
乡镇第二季度工作总结范文三
20__年二季度，__村在镇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引，坚持重点工作求突破、中心工作抓主动、常规工作讲实效的工作方针，同心同德，真抓实干，促进了全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摸清情况、积极部署，制定20__工作规划
召开村组干部大会，对20__年的重要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和落实。村组干部的工作进行了部分调整，对村组干部20__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点评，公布了20__年村干部绩效考核情况。制订了20__年村组干部绩效考核方法，决定将组干部的工作情况纳入年底的村级绩效考核。
二、广泛动员、精心组织，大力推进各项工作
(一)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加强小农水利设施建设，对__水库进行妥善的维修加固工作;其次，为便利__、__组的居民出入，经村支两委研究决定，一定要在本年度对两个组的入户公路进行硬化。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道路硬化、亮化、绿化工程，搞好全村的电力增容布点工作，完善电力设施，为村级经济发展打好基础。
(二)省级贫困村的工作
就今年的省级贫困村工作召开了专门的会议进行讨论，参加了__县扶贫办的工作会议，并在上级指导下在规定时间内对我村的贫困户进行了录入。
(三)农田水利工作
对土地换证的工作进行扫尾，确保村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制定农业生产计划，促进土地等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按照市场需要制定发展思路、确定项目，大力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引导服务作用。制定水利建设计划，推进水利建设更进一步。
(四)组织工作
根据上级党委政府关于党建工作安排部署，结合我村实际，组织全体党员开展了党员冬春训活动，本次党员冬春训活动开展形式多样、参训党员覆盖面广、积极性高，活动富有成效。对2017年发展党员、党员教育和管理工作进行了部署，增加党组织凝聚力。
(五)其他工作
对财务、计生、环保、文化等工作重点进行安排落实，加强村组财务管理，完善三资平台建设，规范村组干部的工资发放程序，村组财务及时公开，增加财务透明度。20__年继续加强对环保工作的力度，提高全村环境卫生水平。加强计生管理工作，加强计生宣传。重点抓好文明建设，举办多样的文化活动，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
2017年第二季度，__村村支两委团结一致、携手奋进，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局面。我们将继续在镇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紧紧依靠全村党员群众，再上新的台阶，取得新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