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0 11:20:08
马纯济领导下的中国重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辉煌被定格在一个政策公布的瞬间。
2009年年初，在中国政府推出的一揽子救市政策中，官方第一次在《汽车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明确提出了“四大”、“四小”汽车企业的概念，在一汽、东风、上汽和长安毫无争议地被列入“四大”的同时，中国重汽成为商用车企业之中唯一被列入四小名单的企业，仅此一家。
对于马纯济和中国重汽来说，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肯定。但十年前，马纯济在从政府官员任上走进中国重汽时，这家曾经辉煌的企业却负“重“而行，步履蹒跚。
负“重”而行历史被定格在2000年7月26日，这一天对于中国重汽来说，意味着一个重生机会的到来。当天，时任总理朱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74次总理办公会议，专题研究中国重汽的问题，并形成会议《纪要》。
这份纪要原则同意将重汽主体部分下放山东管理，并调任济南市副市长马纯济担任中共济南市委副书记兼中国重汽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企业进行改革重组。随后，当年12月27日，时任朱基、李岚清、吴邦国、四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同意正式批准《关于重汽集团下放山东部分分立重组破产方案的编制》，重汽开始了自己的凤凰涅过程。
但这对于中国重汽来说，并不是一个值得轻松的时刻。有着“三汽”之称的中国重型汽车集团公司，曾经是中国重型汽车工业的摇篮。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重汽生产的黄河重型汽车成为支撑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和部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然而，这一切在中国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戛然而止，并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达到顶峰：当时的中国重汽岌岌可危，资产总额93.63亿元，负债129.67亿元，累计亏损83亿元，欠发职工工资4.42亿元，生产陷入停顿。
也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重汽的问题引发了当时政府高层的高度关注，随后才出现了国务院总理亲自召开总理办公会来解决一个企业问题的局面，这是一种重视的态度，更是一种勉励和期望。
重担被压在了马纯济身上。对于马纯济来说，他对汽车行业并不陌生，上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这整整两个十年，他刚好从济南汽车配件厂的一名普通工人做到了厂长。随后，他转战政界，官至济南市副市长，时间刚好也是十年。
虽然先前有着二十年的汽车行业的工作经历，但对于马纯济来说，对重汽的重组是其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挑战，但他毫无选择。
在巨大的压力与期望之下，马纯济及其战友们开始为重汽制定重组方案，这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过程。最终，在这个方案中，马纯济将划归山东管理的55家二级核算单位，打破法人界限，进行彻底重组，资产、人员根据重汽未来发展需要进行重新洗牌、分类安置，确保新组建的重汽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而在制订重组方案的同时，马纯济经过多方努力，从而筹集了一批资金，迅速启动重汽已经几乎停滞的生产。重汽产品月产销量由一二百辆，迅速提高到五六百辆，市场形势开始好转，原本已经涣散的职工情绪又重新开始凝聚。
这一重组方案也很快得到国务院批准。随后的2001年1月18日，新的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在济南宣告成立。马纯济响亮地提出，新的中国重汽要实现一年持平、两年赢利、三年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的阶段性目标。
在马纯济看来，原重汽的衰落，虽然有市场的因素，但更多的是重汽内部自身的问题。长期以来经营观念陈旧、技术落后、内部管理混乱、改革滞后等问题，严重影响和阻碍了企业的发展，说到底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鉴于此，马纯济开出了他自己的药方，在重汽大张旗鼓地开展“四个创新”工程，实施“三个坚定不移”、打造产品“四个平台”以及营销工作的“三个转变”等一系列战略决策，以期从根本上解决重汽多年来企业发展无目标、产品开发无方向、企业管理无章法等弊病，并力图初步建立企业内部激励和约束机制。
随后，在保持企业稳定的前提下，中国重汽顺利实施了减员分流工作，将7万多的职工队伍减少到2万人，这个时候的重汽，已经是轻装上阵。
马纯济和中国重汽的努力得到了高层的肯定，2002年9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中国重型汽车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重组问题的请示》经过李岚清、吴邦国、、朱基四位时任总理、副总理同意并正式批复，中国重汽重组工作正式落下大幕。
重组虽已结束，精彩却刚刚开始。新重汽成立后，产销量实现连年翻番增长。十年之后的今天，中国重汽的产销规模已由原来的3800辆飞速提高到接近20万辆，跻身世界重卡最前列。
也就是在全球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2009年，中国重汽产销突破了12.5万辆，跃入全球重卡产销前3位。这使其在国际重型卡车制造商眼里，成为了真正有威胁能力的重量级竞争对手。也就是这一年，重汽用出色的表现，毫无争议的成为名列“四小”之一的商用车企业。
技术“鲶鱼”
对于马纯济来说，虽然世纪之初的破产重组过程让重汽重新走上正轨，但是环顾市场，他依然不能掉以轻心。
在中国商用车市场向轻重两个方向倾斜的时候，重汽并没有拉大和竞争对手的差距。相反，市场格局的变化，反而促成更多的企业将资源向重卡这个细分市场倾斜。东风、一汽、北汽福田都将重卡项目作为了自身发展的重大战略，重汽以前独霸天下的格局早已成为过眼云烟。
刚刚走上正轨不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下，马纯济又经历了一次大的打击。虽然经过破产重组，中国重汽已经基本理清了产权关系。但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重汽所属的潍柴想脱离门户。最终的结果是，以前百分百属于重汽的潍柴集团选择了单飞，并经过重组湘火炬而得以控制陕汽，最终和中国重汽成为了市场上的最直接对手。
刚柔并济的马纯济没有选择退缩，在与潍柴分家的同时，他将目光投向了江南，稳住杭州发动机公司成为其运作的焦点。但此时心仪杭发的，并非仅仅是中国重汽。关键时刻，马纯济显示了他的灵活与魄力，给予杭发的，不仅仅是重汽庞大的配套需求，还有更多的信任和希望。
一个后来披露的事实是，在与潍柴正式分手之前的很长时间内，马纯济领导下的重汽便已经在济南章丘筹建新的发动机生产基地，这个秘密建设中的基地与后来的杭发，一同成为未来几年重汽高速发展最重要的支撑点。也就是这个举动，让马纯济未雨绸缪的“先行”眼光彰显无遗。
杭发对于重汽的贡献不仅仅只是配套这么简单，在依靠斯太尔平台技术多年之后，杭发出品的直列泵+EGR（以下简称EGR）发动机的横空出世让重汽扮演了一次技术“鲶鱼”的角色。
事实上，2008年前后，在高悬已久的中国商用车“国Ⅲ利剑”落下之前，解放、东风、陕汽、欧曼和红岩这些国内重卡企业已然胸有成竹，因为他们早已手握电控高压共轨技术的法宝，对未来的市场也充满信心。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EGR发动机的出现而被打破。在市场上，孤军作战的中国重汽使用EGR这个独门绝技左冲右突，冲击着共轨占据主导的市场格局，携成本优势四处剿杀着其他重卡企业的市场领地。
尽管EGR发动机有诸多非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其价格优势撼动了不少原先坚定走高压共轨路线的企业的意志。在巨大的市场压力下，博世推出了共轨产品的低级版，价格比博世原有共轨产品便宜了500元～600元，无锡博世汽车柴油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甚至推出了一种“经济型电控共轨系统”，整个系统已比原先便宜了约1000元。而此前，博世已经悄悄把中重型发动机的电控共轨系统价格下调了300元～400元。
有评论称，这或许才是EGR真正的胜利。也正是因为重汽的一次努力，让博世在进入中国多年后，第一次有了挫败感。先前，凭借强大的技术实力，更凭借掌握的核心技术，博世在世界市场赚个盆满钵满的同时，也早在中国布好了漂亮的棋局。不过，没想到的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EGR在市场上的成功，让这家为国内众多发动机企业提供高压共轨技术的跨国公司，第一次遇到了来自中国本土的对手。
EGR的出现改变了博世的优势地位，降价或许是扭转局势的最好策略。尽管博世后来并不承认降价，只是“对自己那些长期合作或大批量供货的客户会有一些优惠政策，而价格调整正是其一。”但对这个结果，人们并不陌生，国内乘用车市场就因为有了吉利、奇瑞的出现导致老三样多年不变的价格出现松动。如今，中国重汽再次扮演了鲶鱼的角色。
虽然EGR让中国重汽得以树立了在市场上的先行地位，但马纯济领导下的重汽同样清醒的认识到，这绝非长久之计。与东风依靠雷诺、北汽福田依靠戴姆勒等企业相比，重汽依然缺乏成熟和尖端的技术平台来支撑未来。
这种困局在重汽HOWO A7产品的升级问题上更加彰显出来。作为重汽原先产品系列中最为重要和高端的产品，EGR发动机让A7在与东风天龙和解放J6的竞争中有些先天性的底气不足。此外，由于EGR发动机还只是从国Ⅱ的发动机改造而来，如果想继续提升，其基础平台已经无法承载，重汽必须寻找新突破点。
按照马纯济的设想，重汽这次就是要重新打造一个不同于斯太尔的全新平台。虽然多年坚持自主创新积累了一定的研发能力，但这还不够。这一次，马纯济又将如何布局？
答案在2009年下半年揭晓，当年的10月7日，马纯济与德国曼公司总裁萨缪尔森在香港签订了股权及技术转让协议。这份协议包括中国重汽控股51%、德国曼公司斥资5.6亿欧元（约60.48亿港元）入股中国重汽25%+1股，同时以独占许可的方式将包括整车以及欧Ⅲ、欧Ⅳ和欧Ⅴ发动机等在内的技术，在中国境内授权于中国重汽及相关下属公司。
有一个细节让人印象深刻，按照后来披露的信息，中国重汽与曼公司的合资谈判，始于2008年2月，马纯济再一次让人见识了“姜还是老的辣”。
这个协议对于马纯济和重汽来说，其意义不亚于先前国务院总理办公会决议让其破产重组。根据合资双方的战略合作协议，中方从外方引进的曼TGA将放在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商用车公司生产，该公司采用TGA的驾驶室、底盘及发动机技术，生产国产化的TGA中重卡产品；中国重汽在深交所A股上市的卡车股份公司，短期内组合HOWO A7底盘系统和MAN D20、D26发动机，开发新一代提升性卡车，中长期把消化吸收的曼TGA技术应用到重汽自主品牌产品上，提升公司的基础研发平台。
在这样一种发展思路下，于是HOWO A7的升级型产品――汕德卡T7应运而生。作为中国重汽与曼合资的第一款战略产品，该车搭载曼公司最先进的原装D20发动机，发动机使用寿命高达150万公里。
不过，目前汕德卡T7还只是企业高端形象的一种体现，真正批量生产还需时间周期。而按照马纯济的想法，因为曼技术的引进，需要中国重汽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这才符合企业自主创新大方向。
“我们是以T7为主，进行技术导入，而真正上批量要等到曼的发动机国产化、对TGA底盘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之后。届时，商用车公司、卡车股份公司、济宁公司的高端卡车产品有可能会共用一个底盘平台，但各自开发生产不同的驾驶室与底盘匹配。”马纯济后来如是说。
此外，对于马纯济和中国重汽来说，产业链的打造同样具备现实重要意义。相比于潍柴集团和北汽福田等企业打造的全系列产业链，重汽在这个环节依然不能掉以轻心。目前，在济南临港开发区，有3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德国采埃孚集团、德国VOS公司和德国大陆汽车集团。这绝对是一个例外，一家中国本土企业吸引了足够多的世界目光，大企业的辐射力在中国重汽身上得到了充分表现。
资本“搅局”
在选择和曼公司牵手的6年之前，马纯济领导下的重汽便与另外一个世界商用车巨头沃尔沃有过一次婚姻。
2003年，沃尔沃卡车与中国重汽合资组建华沃卡车，随后这项目于2004年投产，是国内第一个获批的重卡合资项目。总投资额为16亿元人民币，出资比例为双方各50%。对于当时的马纯济和中国重汽来说，其力图通过与沃尔沃的合资，找到一个未来发展的技术平台，从而支撑重汽未来发展。但令其没有想到的是，虽然做到了第一次吃螃蟹，但吃的并不顺利。
事实上，自2003年成立以来，华沃公司的运作便一直不顺利。尽管双方对项目不顺各执一词，但有分析指出，合资公司经营不佳、销量低迷以及股东双方矛盾难以解决，是造成济南华沃最终走向解体的主要原因。
在马纯济看来，“沃尔沃虚假国产化，热衷CKD生产方式，实施技术封锁，导致产品成本过高，很难与其他国产重卡产品竞争”则是这个项目走向失败的必然原因。
2005年，华沃重卡仅实现了200多辆的产销量。2006年，由于销量太少，华沃开始全面停产。不过，双方并未正式宣布分手。这一消息，直到中国重汽和曼公司合资协议公开后，沃尔沃集团才正式宣布与中国重汽结束长达6年的“婚姻”煎熬。
这种煎熬对马纯济来说，成为了一种财富，在后来的与曼合资协议的谈判过程中，华沃项目的经历让其决定采用一种更加灵活有效的方式去与曼合作。
在与曼公司最终签署的合资协议中，马纯济和重汽从曼公司那里得到了完整的TGA卡车及其直到符合欧V排放标准的发动机、相关零部件在中国的独家使用权。
而除了获得这些产品的技术转让外，马纯济和重汽还拿到了所有44个发动机部件的释放性文件――这是一家公司在发动机领域最基本、最核心的机密。对于重汽来说，这些文件是重汽自己独立验证和开发发动机的关键性因素。
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25%的股权出让给曼公司。但对于马纯济来说，他出售给曼公司的，其实是中国重汽的光辉未来。在拥有了重汽四分之一的股权之后，得益于中国市场的庞大和中国重汽的发展，曼公司藉此同样可以从中国市场获利颇丰。
与此前大多数合资方式不同的是，在与曼公司的合资中，虽然曼获得了中国重汽（香港）25%加一股的股权，但中国重汽在得到曼众多先进的技术的同时还占据着绝对控股地位。对此，有专家指出，中国重汽为中国企业开展国际战略合作提供了一个有示范意义的案例。
在有了一次失败和一次成功的尝试之后，马纯济领导下的中国重汽，在资本市场上显得更加得心应手。这一次，马纯济的对手，还是自己的老冤家。
2010年9月底，自当月初山东重工（潍柴母公司）与上汽有关汇众的交易被曝光以后，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重汽上演了“横刀夺爱”的一幕，将汇众收入旗下。
根据协议，中国重汽将收购上海汇众公司的部分资产，完成收购后本部分资产将投入到中国重汽所属的济宁商用车公司，届时其工装模具及重卡产品系列将得到进一步充实。
此前，在中国重汽出现之前，山东重工一直是上海汇众的“绯闻”对象。山东重工曾派出以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主的项目组，与上海汇众进行评估协商，就在9月初，山东重工内部已经开始洋溢起即将收购成功的喜悦。据报道，当时收购项目前期工作已经完成约90%,基本就差双方正式签约了，只剩下最后的报价。
然而就是因为最后价格谈不拢，让中国重汽有了插足的机会，有消息称，中国重汽以高于山东重工500万元的价格将上海汇众收购到手。几乎所有的评论都指出，虽然汇众的重卡资产并不算优质，但对于重汽来说，搅乱潍柴的布局才是其最重要的目的。
但汇众的得手对于马纯济和中国重汽来说，并不是搅局那么简单。作为重汽优势最为明显的一个区域市场，华东地区在重汽的版图中显得尤为重要。显然，在收购汇众重卡业务之后，中国重汽在这一地区的区位优势将更加明显。
按照规划，对重汽相对紧张的重卡产能来说，汇众重卡被收编之后，其生产基地将被用来继续生产重卡。同时，上海的地理位置也将为重汽节省一些物流成本，并能利用重汽旗下杭州发动机厂进行就近配套。
马纯济显然看得要更为长远一些。“我们将和曼合作推出一个新的高端重卡品牌，根据协议，我们已经将全球200多个国家进行了划分，每个公司在全球划分了100多个国家，两家之间就避免冲突。”这样来看，汇众基地就在上海这个国内对外贸易的桥头堡，对于未来海外出口市场的发展，马纯济已经预先投下一枚棋子。
此外，除了收购汇众外，2010年9月，中国重汽还与福建永安汽车公司签约，将在福建三明市设立商用车公司。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中、重及轻型卡车8万～10万辆的产能。在此之前，中国重汽还通过与成都王牌成立合资公司，完善了在西部市场的布局。
而按照重汽的规划，在未来五年时间里，重汽将努力打造百万辆级企业，到“十二五”末，销售收入达到2000亿元；重卡产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建设以重卡产业为主导，中、轻、客、特车辆及工程机械全系列商用车企业。
“重商行的目标是今年年内上市。”1月31日上午，重庆市商业银行董事长张复在北京告诉《财经》记者。
此前的2006年12月21日，香港大新银行、美国凯雷投资集团刚刚与重庆市商业银行（下称重商行）签署协议，两家海外投资者以10.2亿元的价格购得重商行24.99％的股份，正式成为重商行的战略合作伙伴。
政策性剥离政府注资、引入战略投资者、境内外上市，已经成为国内银行频频上演的重组多幕剧。2004年以后，地方政府纷纷效仿中央政府的“汇金模式”，动用形形的变相融资手段，对地方金融机构进行不良资产重组；重商行是其中起步较早的一家，亦是有望较早完成上市套现的一家。
“龙虾三吃”
2006年12月21日，大新银行公告，称其以6.94亿元人民币收购重商行17％的股份；凯雷亦以3.26亿元人民币收购重商行7.99％的股份。二者收购的股权均来自渝富公司。
作为重庆市地方政府旗下的国有控股平台，渝富公司成立于2004年3月18日，其以土地和政府信用为依托，向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并对国有资产进行重组，这一模式曾引发市场毁誉不一的评价（参见《财经》2006年第7期“渝富模式：一场没有完成的演化”）。
无论如何，对于重商行的重组，是渝富公司的使命之一。除了受让重庆市财政局手中的重商行股份，渝富公司还从国家开发银行借得4亿元软贷款，在市政府主导下的增资扩股过程中，增持重商行的股份至28.6％，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在转让给外资24.99％的股份后，渝富公司持股下降到3.6％，大新银行持股数暂列第一。然而，重庆市政府并未打算自此放弃对重商行的控制，交由市场。根据大新银行的公告，渝富公司未来将从现有重庆国有股东处收购股份至20％，从而保持其第一大股东的地位。
“因为他们都是国有资产，比较好协调，通过股权划拨可确保国有控股。”张复说，目前重商行的国有股占70％左右，重庆市政府独资企业重庆地产集团、水务集团、重庆城市建设投资公司、重庆水利集团等均为重商行的股东，分别持有6.35％到8％不等的股份。
“渝富公司累计收购了重商行22.5亿元的不良资产，通过委托清收回收了一部分，再加上通过股权转让溢价共可以回收10亿元的处置成本，并保持第一大股东的地位。”重商行董事长张复介绍，一旦海外上市成功，包括渝富公司在内的重商行的国有股权，将再度获得20亿元以上的资本溢价。从账面上看，渝富公司获利颇丰。
通过增资扩股引入渝富，是重商行重组的第一步。在此之前的2003年春天，重商行还是一家被监管部门施以“黄牌”警告的金融机构：总资产149亿元，却背负着33.1亿元的不良贷款和6.1亿元非信贷不良资产，不良贷款占42.5％，资本充足率为-27.1％。
入股之后，渝富公司动用其政府资源，对重商行进行了连续的债务重组。2004年9月17日，由政府出资，渝富公司等值收购了重商行12.5亿元不良债权。是次收购资金来自政府的资助，其中有价值6亿元的1900亩土地储备，还有重商行六年的地方税收豁免合计6亿元。
2005年初，渝富公司再次等值收购重商行10亿元不良资产。这次处置的资金全部来自国开行的贷款。这笔不良资产收购处置后，约回收6亿元，等值收购给渝富公司留下了约4亿元资金缺口。2005年12月，所有的股东一致同意缩股4亿元，用于核销等值的不良资产。
总的来看，通过政策性手段，重商行处置了26.5亿元不良资产；加上重商行用自身利润核销了3亿元呆账，并转化清收了十余亿元不良资产。截至2006年底，重商行的不良资产下降至5亿元左右。
经过三年多的财务重组，重商行在地方政府、国开行以及渝富公司的介入下，完成了第一次蜕变。此时，从账面上看，重商行已经是一家比较“干净”的银行：到2006年底，重商行资产总额达到330亿元，资本充足率接近12％，不良贷款占比降至1.53％，当年经营利润达到5.05亿元；在国内银行排名第24位，达到了吸引海外战略投资者入股的基本条件。
至此，在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提出的重商行“龙虾三吃”方案中，增资扩股、债务重组、引资上市三个环节的前两个已告完成。但如果到此为止，渝富公司和地方政府为重商行重组投入的资金并未回收，整个重组就变成了政府出资的救助行为。
引资上市，是“龙虾三吃”中最重要的一步。引资上市不仅要解决重商行的发展问题，还要通过溢价出售股权，弥补此前救助重商行留下的资金缺口。
战投组合
在重商行最终引入的战略投资者中，大新银行是外界较为陌生的一个机构。
大新银行资产规模超过580亿港元，是大新银行集团（香港交易所代码：2356）的全资子公司，而大新银行集团隶属大新金融集团（香港交易所代码：0440，其持有大新银行集团74.94％的权益）。根据大新银行集团的半年报，截至2006年6月30日，大新银行集团的总资产为940亿港元，总体规模偏小。报告认为，其在香港的业务“继续面临充满挑战之环境”。
大新银行集团下辖三家银行，分别是大新银行、澳门商业银行、丰明银行，并控股一家证券经纪公司。此外，其控股公司大新金融集团还从事人寿保险及一般商业保险业务。
为增加收入渠道，大新银行一直希望在内地扩大业务范围。2006年下半年，大新银行与重商行进入重点谈判阶段，很快双方即签订了战略入股的协议。根据转让协议，此次交易每股转让价为2.02元，以重商行2005年每股净资产1.17元计算，市净率为1.73倍。
与大新银行一道进入重商行的凯雷投资集团，因徐工科技、广东发展银行等重大并购案，已为国人熟知。凯雷一直以来扮演的都是“积极投资者”的角色，原本对城市商业银行充满控股、改造的兴趣；但终因当前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比例限制及本身是商业银行才能持主要股份的政策限制，在此次引资中只得充当了财务投资者。按照协议，大新银行和凯雷持有的重庆商业银行股权都被锁定为三年。
渝富公司通过溢价转让24.99％合计5亿股重商行的股权，获得收益10.2亿元；一方面回收了当时入股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溢价所得也弥补了处置不良资产留下的4亿元资金缺口。
据《财经》记者了解，该项交易仍需获得国资委、银监会及香港金管局的批准。如一切顺利，交易将在今年4月1日以前完成。
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重商行得到了来自战略投资者的支持，渝富公司也初步弥补了处置不良资产留下的资金缺口。不过，政府首批用于处置不良资产的12.5亿元成本仍然没有着落，这部分资金缺口只有等银行上市并减持以后，才能得以回收。
“重商行的目标是今年年内上市。”1月31日上午，张复告诉《财经》记者，“现在重商行正在进行承销商招标，高盛、摩根士丹利、雷曼等都在争取。”此前，重商行已确定了雷曼兄弟、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索通律师事务所等担任其上市顾问。
根据计划，重商行预计上市发行价格在3港元左右，募集资金15亿－20亿港元。
重组之后
在炫目的资本运作之下，重商行重组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机制，能否建立现代化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仍有待观察。
“重组有一个时间性，问题的关键是重组以后能不能健康发展。”张复亦不失冷静。他原为重庆国资委主任，为重组重商行“空降”而来。此外，重商行还邀请了民生银行重庆分行原行长甘为民担任行长，相关任职资格已上报银监会。甘为民是重庆金融界的“少壮派”，34岁即筹建民生银行重庆分行，并任第一任行长。
在引入战略投资者之前，重商行在公司治理方面也做了一些努力。在2003年8月第一次增资扩股之后，重商行组建了董事会，并成立了风险管理委员会、关联交易委员会以及审计委员会。在风险控制方面，亦建立了前、中、后台分离的管理体系，将风险关口前移。
就目前的引资进程来看，大新银行和凯雷集团的引入，更多是一种各取所需的业务合作模式，缺乏实质性的内部管理机制改造的内容。根据此次合作协议，大新银行将首先与重商行在信用卡、财富管理及个人银行业务上拥有优先合作的权利。
大新银行的公告显示，收购完成后，大新银行将向重商行派出三名董事，其中一名为副董事长，一名为执行董事，一名为非执行董事。
在外部环境形势较好的情况下，城商行的财务重组并非关键所在；如何通过引资上市建立起银行自身的盈利能力，而非对传统机制的机械复制，才是城商行们未来面对的最大挑战。张复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小银行的发展前景有三种：或投靠大银行成为大银行的分支机构，或走向灭亡，或成为有自己特色的社区银行。”
在上述种种报告中，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相对更为中立，分析也更为全面，因而尽管其中可能有这样或者那样不全面和准确的地方，但是同样值得我们予以关注。在这份2002年10月的研究报告中，穆迪公司宣布在综合考虑了在政府主导下的银行业改革措施、市场开放带来的压力、整个银行业正在面临的挑战等因素之后，将中国银行业的评级确定为稳定。
一穆迪公司对于中国银行业的总体评价
在研究报告中，穆迪公司注意到中国的银行业在改革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并且是中国政府在制定其改革日程表时优先考虑的行业。这是由中国独特的改革路径所决定的：中国银行体系积存的高额的不良贷款，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经济转轨的成本；中国政府如果要试图建设一个健康的银行体系，必须要寻求适当的方式和渠道为这些巨额的成本买单，同时控制新的不良贷款在银行体系中产生。
因为中国银行业目前问题的形成有历史的原因，其解决也需要一定的步骤和阶段，同时也考虑到银行改革过程中可能来自金融、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压力，穆迪公司认为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下，目前如果断然全面在银行市场引入市场机制必然是弊大于利。这种渐进的改革思路显然与前述高盛公司激烈的银行改革思路有明显的区别。
由于国有银行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一直占据主导性的地位，因此国有银行改革的进展状况直接影响到对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进展的评价。在穆迪公司看来，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继续垄断中国的金融系统，它们也是整个系统风险的来源；穆迪公司在研究报告中指出，由于业务范围狭窄、国有企业表现不佳、沉重的税负和僵硬的利率政策，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很高，而资本水平则很低。四大银行由于贷款损失准备金不足，没有足够的能力核销自己的不良贷款。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穆迪公司在研究报告中强调，如果单纯依靠银行自身的经营，四大银行很难保证整个金融系统的偿付能力；从长远角度来看，中国的银行有可能需要注入更多的公共资金才能与国际标准接轨。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提及的“谁应当为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买单”的问题，巨额的不良贷款已经形成，损失也已经形成，要回避这个尖锐的问题显然是难以持续下去的，在穆迪公司看来甚至可能会威胁到国有银行对于金融体系偿付能力的支持水平。显然，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评价。如果按照穆迪公司的看法，研解决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就必须要注入更多的公共资金，但是如果在注入公共资金的同时又不能给国有银行形成预算软约束的预期和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目前看来还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
从总体的发展趋势看，尽管中国的不少银行的负责人反复强调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问题，在穆迪公司看来，中国银行业的透明度和公司治理机制仍然不佳，由此穆迪公司预期政府在未来五年内将国有银行转变为按照市场机制运营的商业实体的目标显得有些过于乐观。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判断：我们的监管机构陆续宣布的一系列银行改革和发展的目标，究竟是否可以按期完成？
在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中，提及的中国银行业在2002年可圈可点的改革进展并不多，无非是一些国有银行开始意识到来自中国政府的直接支持在将来会逐渐消失，有的国有银行采取了新的风险管理措施，有的还退出了无利可图的产业，撤并了位于不太富裕的农村地区的经营网点。另外，一些新上市的银行经营状况相对较好，机制也相对较为灵活，穆迪公司甚至乐观地认为这些上市银行可能也为整个行业树立了新的标准，这些银行的成功在穆迪看来甚至也有可能引领国有商业银行走出困境。如果考察目前为数不多的上市银行并不十分出色的经营业绩、以及新桥集团入主深发展之后发出的“随处可见可以改进、创造价值的空间”的感叹，我们认为穆迪公司确实是高估了这些上市银行可能的影响力，也低估了这些上市银行在股权结构、市场竞争能力方面的缺陷和不足。
从具体的银行业务领域看，穆迪的研究报告特地提及了中国的银行业在2002年的消费信贷业务和信用卡业务是增长的亮点，但是穆迪认为因为中国缺乏良好的信用文化以及个人信用数据的积累而制约了这些业务的发展。实际上，信用数据的积累和个人信用风险的管理并不一定有一个统一的、适用于全球的模式，在中国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同样可能寻求到消费信贷业务和信用卡业务的增长空间和立足点，只是银行业是否有足够的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来把握这些业务的增长能力而已。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特地强调说2002年中国的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不能令人满意，并且认为相关政策和定价措施都不是十分明确是重要原因，实际上2002年中国的银行业对于中间业务的重视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中央银行在对于中间业务的管理方面也显著地放松了管制，这是十分值得关注的一个趋势，我们可以乐观地看到，如果价格的管制能够进一步放松，银行业的中间业务在2003年会有一个显著的发展。
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对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判断与许多媒体的刻意炒作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实际上，尽管穆迪公司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速了整个银行业的自由化，而且这些影响对于中国内地的银行的影响会在不远的将来逐步体现，但是，穆迪公司也坚持认为，外国银行的竞争则要在更长的时间以后才会对本地的银行形成真正的威胁，而且这些国际银行会带来资本和专业技术。穆迪公司没有看到的现实是，由于中国银行业在激励机制、市场开发机制、公司治理等方面与外资银行相比处于劣势，中国的银行业在客户和市场创新等方面正在逐步被边缘化；规模十分有限的外资银行重点争夺的就是中国银行业中最为优秀的客户、最为优秀的人才、推出的也是最富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这一趋势在媒体刻意炒作的南京爱立信事件之后已经成为当前国内银行界广泛关注的一个趋势。
二2002年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变迁：银行业洗牌还没有展开
在比较中国的银行改革与工业企业改革时，中国的银行界人士经常强调银行业改革是落后于工业改革步伐的，现在这一判断也出现在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中。在此基础上，尽管穆迪公司认为中国政府五年内将国有银行改造成真正的商业银行的目标有些过于乐观，但是穆迪公司还是认为会有一些银行在改革的过程中的表现将会优于其它银行，而且这种优势会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加强。显然，这是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只是在2002年这个洗牌过程并没有充分的展开。
首先看国有银行。因为国有银行的地位是如此的重要，穆迪公司强调认为国有银行在可预见的将来将会一如既往的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是穆迪公司坚持认为国有银行要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还必须得到政府的帮助，其别建议要政府在恰当的时候注入资本金。这显然是呼吁政府注意在银行体系积累的巨额不良资产及其可能对于银行的稳健性和金融体系的安全性造成的负面影响和压力。一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四大银行依然垄断了整个系统的资产、存款和贷款，根据穆迪公司的统计，目前四大银行占整个系统存贷款的份额分别为67%和61%，贷款市场份额的下降（1998年为68%）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表现不佳，而这些国有企业是四大国有银行的主要客户。
与国有银行在保持垄断地位下的市场份额下滑相对照，中国的股份制银行和城市银行的增长空间有所拓展。穆迪公司注意到，20世纪八十年代建立的10家股份制银行已有4家上市，这些银行目前看来盈利能力更强，不良贷款率更低，其关注的客户重点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外国公司和合资公司；而且这些银行也易于吸引外资银行的合作。穆迪公司还强调，中国的城市银行增长很快，一些银行，如上海银行、南京城市银行，已经获得了外资银行的投资，但城市银行的管理和内部控制水平也不高。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外资银行进入之后，其在目标客户的定位、目标市场的界定、已经相应的经营方式上，外资银行实际上与国有银行基本上没有太多直接的竞争和冲突，倒是这些股份制的银行和城市银行将更多地承受外资银行进入的压力，这一点值得穆迪公司在分析中国银行体系时重点关注。
至于政策性银行，基本上是主导政策性贷款的格局，在穆迪公司看来，国家发展银行的增长速度最快，它也是三家当中改革最深入的一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银行市场上，尽管政策性银行的业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究竟如何界定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之间的区别、政策性业务究竟应当控制在多大的规模之内、多大的范围之内？都是缺乏明确的问题，换言之，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专门的针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银行法”，这是制约中国政策性银行业务发展的关键，可惜这一点在穆迪的报告中没有提及。
随着国有银行退出农村市场，农村信用合作社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主导力量。目前，中国8亿农民的金融服务主要来自于38,000个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些信用合作社大约占整个金融系统资产的10%。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注意到，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水平不高，其经营活动蕴藏了很大的风险。穆迪公司预期，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农村信用合作社不是国有金融机构，但从稳定角度出发，穆迪认为政府会在需要时提供必要的帮助。我们认为，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营活动中蕴藏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是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地方政府干预严重、关联贷款的监管不到位等因素导致的，如果由于考虑稳定的原因就过多地给予这些机构以政策性的支持或者是隐含的担保，实际上并不利于农村金融机构在未来的健康发展。
按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中国政府会在2006年年底前完全取消对银行业的业务和地域限制。在当前阶段，外资银行一般会选择与本地的银行合作，这样运作的成本更为低廉。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指出，在短期内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不会有很大幅度上升，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外资银行争夺的优质客户对于中国的银行业的冲击实际上在直接推动国有银行为主导的中国银行业走向边缘化。
三中国银行业的增长空间何在？
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体系不良贷款比率较高而外资银行还是纷纷涌入？其中一个最为关键性的因素，是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快速增长的前景吸引了他们的进入。具体来说，中国金融市场为银行业的增长创造了多方面的业务空间。
首先，在穆迪公司看来，零售银行业务会有一个快速的增长，实际上这已经成为当前中国银行业的现实，不少的银行已经宣称就业务增长的重点转向零售业务。实际上中国的零售银行的两大增长点为住房信贷和汽车信贷，因为网点众多、客户的基础广泛，国有银行将在这一市场上占有优势。从国际比较角度考察，中国的消费信贷近两年来虽有增长，但水平较其他亚洲国家低，仍有增长潜力。从不同银行的市场表现来看，2001年中国的住房信贷占消费信贷增长的70%以上，工行于2001年年底超越建行，成为这一市场上的最大放贷者。汽车信贷也在价格、利息及国家政策等方面的刺激下成为另一增长点。目前看来，所谓“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所谓“小康社会应当也是小车社会”，因此未来这两个领域的增长不仅会带动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同样也会带动银行零售市场的增长。
其次，银行卡业务增长显著也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业的一个显著的增长点。根据穆迪公司的观察，中国银行业在银行卡市场上的竞争已经使得市场进一步细化，不过市场的渗透率总体上依然偏低。基于当前中国信用环境的现实，中国的银行业发出的银行卡主要为给零售及公司存款客户的借记卡，真正的信用卡反而发展有限，商业银行从这些银行卡业务中刻意获得的收入除了通常的利差收入之外，还有电子支付、资金转移及购买与出售投资产品（如银证通等业务）等方面获利。版权所有
第三，穆迪公司关注到中小企业与私人借贷者的贷款满足程度问题。穆迪公司注意到中国政府正致力于改进对于中小企业和私人借贷者的贷款服务，如鼓励银行向部分企业放贷，修订法规，对中小企业重新界定，建立信用机制等，人民银行放宽了对中小企业贷款利息幅度的限制等等，不过穆迪公司考虑到这些客户的信息透明度与资信质量问题后，认为这些中小企业很难获得大笔的贷款。实际上，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没有注意到一点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首先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其次融资难并不仅仅是贷款难，仅仅依靠银行贷款也不能解决中小企业的问题，而需要政府的扶持、创业资本的介入和股票市场的建立等多个方面的支持，而且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其对于贷款的需求也是不同的。
四中国银行业当前值得关注的主要问题
穆迪公司在研究报告中重点指出了中国的银行业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从银行内部经营管理的角度看，主要有以下的问题：（1）公司治理方面的缺陷，这一问题在国有银行中尤为严重。穆迪公司注意到，最难进行改革的地方是管理责任制，国有银行的官本位导向，使得国有银行内部的运作有如政府内部的官僚体系，被委派的高级管理者任期短，多强调短期目标而非持续性的改革。同时，缺乏管理激励机制也会阻碍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归结穆迪公司的分析，国有银行的治理问题，无非是官本位和激励不足的问题，这已经成为几乎所有银行界人士的共识，但是目前的关键是如何采取行动。（2）会计与披露标准的改善：穆迪公司注意到中国政府正致力改善银行的透明度与信息披露，如2001年财政部颁布了针对金融机构的新的会计准则。2002年起，中国的银行必须公布5级分类的结果，根据不良资产水平做出计提准备并向人行做出季报。但国有银行被豁免根据新的会计准则做出计提准备。同时，穆迪公司注意到财政部对计提准备的限制放宽，但财政部对坏帐冲销仍严格控制。显然，这个领域是有一定进展的，但是进展十分有限。（3）如果说前述公司治理问题和信息披露问题是两个老问题的话，穆迪在研究报告中还专门提出了中国的银行体系中存在的操作风险的问题。穆迪公司强调，由于经营规模与历史遗留问题，国有银行的操作风险要比股份制银行高。这主要是因为四大银行有广泛的网络与官僚体系。内部信息不流畅，决策机制官僚化，要建立全国性的数据库还需要好几年，目前为止，部分客户信息还通过手工获取与传输，易发生错误。同时，穆迪公司认为中国的银行业存在的不恰当的管理责任制赋予高层管理者极大的决策权，导致和舞弊现象的发生。另外，穆迪公司认为过去国有银行的管理是基于一致同意的基础，责任不明确，导致低效率和操作风险，目前国有银行正在机构扁平化、责任与权力分工明确等方面做出努力，穆迪公司认为长远来讲这可能有助于降低操作风险与提高效率。实际上，中国的银行业的庞大的分支机构网络，使得总行对于偏布各地的分支机构实际上处于失控的状况。有不少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的银行业的问题主要是层级过多、授权不当等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的根本还是内部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网络的支持问题，这一点是穆迪公司的研究报告中值得重视的一个新的关注点。
其次，从银行业经营的外部环境看，穆迪公司认为值得关注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利率自由化的进程缓慢。但是，在十六大报告中已经明确提出要推进利率的市场化，目前看来这一改革举措在环境适当的时候还是可能会加速。（2）贷款评级体系可能出现重大转变，同时贷款清收的难度加大。这主要是指全面实施贷款的五级分类体系，由此可能会推动贷款质量的下滑。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定下了在2006年将不良贷款率降至15%的目标。目前看来不少银行都宣称许不良贷款水平持续改善，但需要指出地，这些银行处置不良贷款的速度能否保持现在的水平值得关注，因为从不良资产处置的技术角度观察，在处理完较好的不良资产后，后续的处置工作难度将会加大。在处置的过程中，国有银行还需要大量的收益以弥补处理不良资产所产生的损失，这对不少银行来说都是很有挑战性的。（3）银行资本水平依然不足，但非紧迫问题。穆迪公司认为，尽管资本金水平不足，但是中国银行业的充足的流动性以及储户对政府的信任还是减轻了这一压力。只要经济保持繁荣稳定，没有重大外部变故发生，银行将继续在稳定的环境中寻求发展。
随着2006年城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大限的来临，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大规模重组合并的序幕逐渐拉开。但审视此次城市商业银行并购重组不难发现，重组更多的是在必须满足资本充足率这个硬性监管指标下的被动行为，并且很大程度上由地方政府主导的．这就不得不令我们对城市商业银行重组后的前景产生诸多担忧。
市场选择的疑虑
审视此次城商行重组，非市场选择的因素占去相当成分。首先，大部分城商行重组是为满足"资本充足率"这个硬性监管指标的要求下进行的，更多的是一种被动行为，这就不可避免要损害经营发展等其他目标。其次，大部分城商行重组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思路依然是做大做强，能否实现真正的资源优化配置尚且存在疑虑，而且政府意志下的重组结果往往是大而不强，如果重组后近100家资产质量差的城商行变成20多家资产质量差的省级中型股份制银行，资产质量问题、行政干预问题、公司治理问题仍然是得不到有效解决，资源依然没有得到优化配置。最后，一些资产状况很差的城商行，是继续投入巨大资源进行重组，还是让其退出市场?虽然监管部门早已表态“风险城市商业银行要做好退市准备”，但从这次重组中，我们看到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主体都不愿放弃这部分金融资源，无一例外地选择对其进行投入拯救。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有一家城商行破产的例子，合并重组难道是比破产倒闭更适合城商行的一种改革模式?笔者存有疑虑。
政府干预的阴影
据统计，仅在2004年末，各级地方政府及股东为处置城商行历史遗留包袱、解决不良资产问题，累计弥补城商行财务亏损51.42亿元，投入的资产总额达358．27亿元。地方政府对城商行注资后，城商行不可能不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以重组较为成功的徽商银行为例，在其组建过程中，最热心的是省级政府，通过合并把各城市所属的城商行变成省属的股份制银行，把分散的城商行的控制权也上收到省政府，从而使其成为省政府掌控的金融资源。
虽然监管机构意识到地方政府不适合作为城商行的主要投资者，因此限制地方政府在城商行的股权比例不得超过25％，以避免地方政府的干预。但是城市商业银行的另一大股东――地方国有企业，往往是地方政府控股，因此，国有企业持股就意味着地方政府的间接持股，依然摆脱不了地方干预的可能。此次城市商业银行重组的热潮，更多体现着政府意志，这种模式是否在经济上可行我们有所怀疑。更为令人担忧的是：一方面要限制地方政府在城商行的股权比例，希望地方政府不再对城商行的经营活动进行干预；另一方面又希望地方政府主导城商行的重组，希望地方政府投入土地和其他优质资产置换城商行的不良贷款。这已经成为城市商业银行改革过程中的一个囚徒困境。因此，地方政府如何在重组中的城商行中定位，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风险与盈利的隐患
城商行成立之初，以服务地方经济为己任，结果很多城商行的贷款都投向了所在城市的特定行业、产业和项目上，造成贷款的行业集中度、客户集中度偏高，带来风险隐患，也导致了大量不良贷款产生。而重组后的城商行依然存在政府干预、关联贷款的嫌疑，能否控制风险，防止经营风险过分集中仍是其不容忽视的隐患。
目前开展中间业务成为拉开银行业利润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合并后的城商行是否有这个意识和内部机制?是否有这个研发能力?笔者表示担忧。由于多方面制约，城市商业银行很难吸引高素质人才，面临比较严重的人才短缺，相应的其开发新业务品种的能力也就严重不足，也就很难在创新品种上同其他类银行展开竞争。再以城商行的优势项目为例，立足本土化经营，服务城市居民，大力发展零售业务是多数城商行的经营方针和自身优势所在，但是，目前国内绝大多数银行还找不到零售业务的盈利前景，同时，发展零售业务前期需要进行大量的网点和系统建设投入，如果没有公司业务盈利的支撑，这些投入将无法进行。因此，合并重组后，城市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依然是其一大软肋。
在连续14次“缺席”公开市场操作之后，1月22日，央行重启暂停一年的逆回购。此次七天期逆回购总规模500亿元，中标利率3.85%。而就在1月21日晚间，央行也正式确认了对于前期到期的MLF（中期借贷便利）进行了加量续作。
这些举措或表明，2015年开年央行并不急于全面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或再次降息。短期内，央行将主打各种创新工具及传统其他流动性管理工具。
而央行选择在此时重启逆回购原因有二：一方面，近期资金面呈现趋紧苗头，央行提前注入流动性，有利于稳定春节前的市场预期，央行此前一向有“节前投放”的惯例;另一方面，面对全球“降息潮”，和国内经济基本面的下行，央行也有必要通过主动投放基础货币进行应对。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就表示，从外部看，欧洲央行QE“核弹”引爆，丹麦、加拿大央行相继降息。除美联储，全球主要经济体央行“放水”趋势明显。
从内部看，历史上，每次逆回购的操作都与外汇占款下降的背景相关。我国货币当局去年新增外汇占款6411亿元，不足2013年的四分之一。从近十年外汇占款的历史数据看，2014年外汇占款新增量仅高于2012年，而低于其他各年，基础货币投放压力显著。在不全面降准的前提下，需要利用货币政策工具释放流动性。
在外汇占款趋势性减少、央行基础货币投放压力增加的背景下，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齐发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在情理之中，稳健政策也将蕴含更多积极的意味。
民生证券研报认为，当下流动性并不紧张，重启逆回购有助于推动市场收益率下降。当前实体经济缺的是“面”不是“水”，央行逆回购更多的是释放价格调控信号。因为目前外汇占款几乎零增长，央行可以通过主动投放流动性，实现货币政策利率调控的转型，3.85%可能是央行认可的七天利率上限。
中诚信国际研究部总经理张英杰表示，从央行近期货币政策措施看，无论是证实续作MLF还是重启逆回购，都向市场释放出货币政策放宽的信号，在这样的宽松货币环境下，春节前资金面基本无忧，货币市场利率出现大幅攀升的概率不大。不过，考虑到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期在达沃斯论坛中“不追求经济中有过多流动性”以及央行年初“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表述，今年央行不会像往年在春节前大规模投放流动性，而更可能视市场资金情况，结合SLF（常设借贷便利）、SLO（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MLF等结构性工具适时调节市场资金，保持资金面平稳。
央行行长周小川1月21日在2015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强调，货币政策或许可以给其他结构性政策的出台、执行及见效创造空间和时间，但并非万能药。央行试图保持相对稳定的货币供给，不向经济体注入过多的流动性。
周小川解释称，不同国家的央行对与市场沟通的依赖程度是不同的。在货币政策仍属正常的情况下，央行对于政策措施的改变或是逆周期政策调整的解释，很可能是和市场的想法一致;而且有时对政策调整进行解释时，可能会衍生出很多投机行为。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此前也表示，2014年M2增速较往年下降是经济结构调整、银行表外融资收缩、产能过剩部门扩张放缓以及同业监管加强在货币运行上的反映。这也是金融适应经济运行而出现的“新常态”。“不能再要求保持以前那么高的货币增速，就如经济增长率不可能像以前那么高一样。”
国信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分析师钟正生表示，适应“新常态”的思维，权衡量与价的难处，会使货币政策放松节奏趋缓。
对于央行出手续作MLF、重启逆回购会对下一步货币政策产生何种影响。国信证券研报称，既然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还在使用，那么全面降准的时点自然也就可以进一步推迟。
中金公司研报认为，公开市场操作不能取代降准，前者只是调节短期流动性，降准是调节长期流动性并增加货币乘数，可以更有效地改善实体经济的货币供给，二者传递出来的政策含义明显不同。
“目前来看，由于房地产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经济下行风险依然较大，央行有必要加大货币宽松力度，支撑经济企稳。由于新增外汇占款持续低迷，央行有必要加大基础货币投放力度，预计公开市场投放和定向宽松将持续。而春节前资金缺口较大，如果1月经济数据仍较差，央行可能会在春节前有更大的放松动作，例如降准或者定向降准等。”中金公司研报称。
关键词：商业银行；本质安全；创建；探讨
为了健全金融监管体制，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设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这是继2003年3月1日开始施行《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之后，我国防范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的又一重大举措。
1997年亚洲许多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金融安全再一次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如何防范金融风险、确保金融运行安全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和金融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在这种新形势下，金融运行风险层次、范围有不断增加的可能。为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使金融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如何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的目标？笔者认为开展创建本质安全型商业银行是关键性措施之一。
一、创建本质安全型商业银行的重要性
创建本质安全型商业银行是金融领域的新生事物，体现了金融指导思想的新境界、金融管理的高层次、金融目标的高定位、金融工作的高创新、金融企业价值的高追求、金融经营的高收益。长期以来，受内外部环境的影响，在人们传统的习惯思维定式中，都认为银行是一个十分特殊的行业，存在风险和发生不安全行为是必然的、正常的，不发生才是偶然的，这种传统的观点认为：由于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驱动，银行在运行过程中，本质上就是不安全的，发生风险是正常的。而本质安全型观点则认为：银行的一切风险和违规行为都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通过努力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点，甚至实现零风险。从而得出科学结论：发生风险（事故）是偶然的，不发生风险（事故）才是必然的。这就是“本质安全”的实质内涵，这种观点与传统观点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是在认识上和指导思想上以及源头预防和全过程控制上。
创建本质安全型商业银行是金融行业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认真实践“三个代表”的具体要求；是真正发挥商业银行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的具体手段；是提高商业银行市场竞争力的具体措施；是维护商业银行员工长远利益的有效方法；是实现国家、社会、银行、客户、员工等各方利益有机统一的最佳结合。
中国加入WTO以后，随着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外资银行将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在这种新形势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通过创建本质安全型银行来降低经营风险就显得更为重要、更加迫切，谁先开始创建，谁就会先主动、先受益、先发展、先强大。
二、创建本质安全型商业银行的要素及特征
——创建本质安全型商业银行，涉及到银行内部和外部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员参与，全方位推进，这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是由治标向治本的飞跃，是安全风险波动性大向安全风险长期稳定性的飞跃，这样就需要通过长期全面艰巨的努力，才能不断接近目标，本质安全是我国金融管理的最终目标和归宿。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看，本质安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创建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接近目标的过程，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创建的标准和要求会越来越高，创建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创建带来的效果会越来越显著，创建本质安全型商业银行的先进性就在于其发展性，所以创建本质安全型商业银行必须不断创新、永不停步。
——创建本质安全型商业银行必须做到法律、政策、人、物、制度、系统六大要素的和谐统一，并始终处于可靠性、稳定性、有序性和持续性状况，最终实现“六无四零”，即：法律无漏洞、政策无失控、思想无懈怠、管理无空档、设备无隐患、系统无死角；质量零缺陷、运行零障碍、经营零风险、安全零事故，到那时谁想金融犯罪都不容易、也办不到。
——创建本质安全型商业银行的六大要素中，前两个要素以银行外部为主，后四个要素以银行内部为主，内外部要素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有机统一的整体，缺一不可。
1．法律的本质安全。国家制定的经济、金融及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要涵盖银行业经营、运行、发展的各个方面，在法律上要最大限度地完善，尽量不留下漏洞。做到防与治结合，以防为主，做到事前防范、事中监督、事后奖惩的有机统一，将法律的威慑力贯穿商业银行经营的始终，当前首先要修改《刑法》中的相关条款，加大金融犯罪的处罚范围和标准，而且要实行双罚制，同时要加快制定有我国特色的《商业银行安全法》。2．政策的本质安全。不论是国家制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及金融安全的政策，还是商业银行自己制定的内部各项政策，都要协调一致，没有漏洞，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商业银行的经营运行失控，政策上要把激励与约束有机统一起来，通过政策的调控充分调动商业银行每一个人在防范金融风险工作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把每一个员工的潜能发挥到最优状态。同时，国家各职能部门要在防范金融风险上协调一致，特别是银监会、人民银行、公安部、财政部、外汇管理局、发改委、保监会、证监会及各类金融机构。
3．人的本质安全。商业银行的每一名决策者、管理者、执行者及普通员工，综合素质要全面提高，适应新形势、新条件下的工作要求，不论在任何环境和条件下，都能不越权、不越位、不失责。人人训练有素，按规程和标准操作；人人按标准干活，人人干标准活；每一个部门、岗位、人员都明白该做什么、怎么做、承担什么责任；每个员工都具备识别本岗位金融不安全因素的意识、能力、责任心和觉悟，人人思想认识到位、本领能力到位、标准执行到位，从而从本质上真正做到个体安全。
4．物的本质安全。不论在静态过程中，还是在动态过程中，所有投入到商业银行经营运行系统的一切物态东西（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物质），如：材料、仪表、工具、设备、程序、预警系统等等，都要始终保持灵敏可靠、安全运行的状态，不发生物态系统的故障和失控，物态系统要始终保持领先水平。
5．制度的本质安全。不发生体制和制度性缺陷，制度要规范、管理要科学，要实现零缺陷管理。要通过制度的制定使一切控制系统都实行程序化、规范化、科学化，具备可操作性，制度要不断创新，要通过制度的创新把源点预防、过程控制、事后奖罚有机统一起来。
6．系统的本质安全。也就是法律、政策、人、物、制度等这几个方面不能孤立地去看，要当作一个完整的系统来考虑，这个系统在本质上必须安全，就目前而言主要有两个系统，一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系统要做到本质安全；二是商业银行内部的小系统要做到本质安全，就是商业银行在经营运行中投入的人、物、制度要达到最优匹配，整个系统安全、高效、可靠。
三、创建本质安全型商业银行应注意的问题
1．在继承中发展。国有商业银行在防范金融风险和安全方面有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创建本质安全型商业银行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现有基础上赋予新的内容和形式，形式必须服从于内容，使之标准更缜密、手段更完备，把非本质的东西逐步过渡到本质性要求上来，把被动的预防转变到主动的控制上来。使一线员工初步养成按章操作的良好职业习惯，也使基层网点负责人和监督管理人员学会按章管理、按章监督的工作方法，使决策人员学会科学决策、系统决策、综合决策，使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规章怎么定就怎么做，制度怎么说就怎么办，改变过去那种“师傅带徒弟”式的师傅怎么教徒弟怎么学的经验型做法，夯实和加强管理基础工作。
2．要树立正确全面的创建意识。创建本质安全型商业银行对我国金融行业十分重要，在创建过程中我们要在思想上真正树立起：创建的政治意识、创建的使命意识、创建的效益意识、创建的法律意识、创建的创新意识、创建的价值意识、创建的学习意识，从而能够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创建工作中去。
3．依靠科技开展创建。要大力开展科研攻关和新技术推广应用力度，进一步提高系统装备安全的可靠性，把最先进的科技理念、科学管理方法、科技成果应用到商业银行经营中来，为创建提供一个先进可靠的物质平台，从而不断提高创建效率，降低创建成本。
4．树立以人为本思想，推行全员参与、齐抓共管战略。人是创建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创建本质安全型商业银行必须树立以人为本思想，实行全员参与，各部门齐抓共管，这样才能有助于创建过程的加速，要以提高职工队伍整体素质为目标，通过培训和实践增强员工的知识、经验、技能，克服员工的不良习惯和行为，把员工的愿景和银行的愿景统一起来，使员工从创建本质安全型商业银行中真正得到实惠，从而把每一个人的智力潜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为创建工作服务。
达林说，英国政府计划通过出售RBS，莱斯银行，诺森罗克银行的部分资产，以创建3家新的大型零售银行，新零售银行可能来自现有银行业，也可能是新进者。
三大行进一步国有化
据悉，英国政府将进一步增持本国金融机构股权，计划分别斥资250亿英镑和55亿英镑投资苏格兰皇家银行和莱斯银行，以进一步增加对两家银行的持股比例，其中苏格兰皇家银行的政府持股比例有可能从70％上升至84％。
苏格兰皇家银行近期将公布签署一项具争议性的交易，把2700亿英镑的问题贷款拨入政府担保的保险方案。另一方面，苏格兰皇家银行将承担更多英国政府保护资产计划中的损失，由去年年初同意承担的420亿英镑增至600亿英镑。
达林强调，现在所做的只是改革和整顿银行业的开始，政府希望银行体系更安全和更具竞争力。
“包括英国在内的欧盟政府一直在为改变银行‘大到不能倒’的局势进行努力，这一局势的改变也被视为加强金融体系安全性的关键之一。”一位外资行管理层人士表示，“战略调整是这些受援助银行在未来几年内必须完成的事，只是目前仍无法确定如此不断剥离资产的方式最终能达成怎样的效果”。
英国和其他国家政府对银行业大举注资，已引发欧盟严密关注。欧盟警告称，可能要求接受政府纾困的银行出售部分分行，以平衡它们调整资本结构后所占的优势。
格局改变仍路漫漫
显然，防止行业垄断，让各银行在资产等方面处于更均衡的状态，是欧盟政府努力的方向。
按照相关规定，英国政府必须确保在购买在售银行的分支机构后，竞购银行在某些特殊市场领域所占份额的比例不能超过15％。这也就意味着汇丰银行和巴克莱集团不在此竞购者之列。更有消息指出，英国当局禁止现在拥有英国零售银行的企业参与购买有关分行，甚至英国其他现有银行将无法参与新银行的设立。
“目前，唯一可以确定的是，3家银行资产的出售有助于政府回收部分纳税人的钱。而此种转变究竟将对英国银行业带来怎样的影响仍不得而知，不过至少短期内对市场的影响不大。”上述某外资行管理层人士表示。
说起组工干部要如何“重品行”，不禁让我想起一句话：“上善若水，厚德载物”。句中两个成语分别出自于《道德经》和《易经》，意为一个人最高的“善”要像水那样，以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我想，组工干部要重品行，就要勤悟“水性”，厚修“水德”，不断荡涤心灵，陶冶情操，才能使自己达到“上善”的境界。
一要常修水的“崇高无私”品德。“水”是人与自然的生命之源，它简单却又重要，它恩泽大地却施不求报。组工干部所要学习的正是“水”的这种宽广而博大的胸怀，崇高而无私的品德。组织部门的工作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和组织纪律性，组工干部要时刻以党的事业为己任，时时处处以大局为重，自觉地把自己的每一项工作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水平联系起来，与人民群众的民心向背联系起来，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联系起来，以忠诚坚定的党性、求实创新的作风、高度负责的态度执行好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工作中，对繁重、复杂的工作任务，要勇于接受、尽心尽责；对随时遇到的、不便解释的误解和委屈，要任劳任怨、忍辱负重；对一批又一批同志的成长进步，要放平心态、甘为人梯；要使自己的胸怀宽广而又博大，要使自己的追求平凡而又崇高，要使自己的心境平和而又豁达。
二要常修水的“柔腻细致”品性。“水”温柔而细腻，它以点点滴滴惠泽世间的每一个角落。俗话说：组织工作无小事。组工干部就要象水一样柔腻细致地对待每一项工作，从小处做起，从细微之处着手，树立细节意识，以认真、细致、严谨、耐心的态度做好自己的工作。同时，组织工作的重点是做“人”的工作，这更需要柔和、细致、周到，要善于从细节中了解干部的情况，从细微处洞察干部的想法，有的放矢地做好干部的思想工作。水的“柔腻”还在于它总往低处走，从不高高在上。组工干部就应该要经常深入一线，走到基层干部群众中去，这样才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为其化解心事，排忧解难。水的“柔腻”还表现在它可以从四面八方的涓涓细流，汇聚而成能迸发出无穷力量的大江大海，这不正给组工干部要和谐共事、齐心齐力、团结一致以启迪吗？
三要常修水的“坚韧不拔”品格。有句成语叫“滴水穿石”，展示的是“水”的柔中有“韧”。这种“韧”，体现的是一种持之以恒、坚韧不拔的品格；这种“韧”，能出力量，能出智慧，能出奇迹。组工干部不管在学习上、还是工作上都需要这种“韧劲”。一是学习要有恒心。要以持之以恒的顽强毅力坚持终身学习，既要搞好工作中的实践学习，又要抓好平时的自觉学习，要把学习当作自己工作、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学海浩瀚无际，唯有以恒作舟”，只要持续不断地学习积累，就能做到“日有所得、月有所获、年有所成”。二是工作要有钻劲。新形势下的组织工作，难免会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但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工作难题，组工干部都要积极地去思考、探索，努力地去实践、创新。只要目标坚定、精神专一，那么，再大的工作难题也会被这“穿石之功”所破解。
四要常修水的“纯洁坦荡”品质。“水”轻盈透明，清澈见底。它无颜无色、光明磊落，无欲无求、堂堂正正。俗话说：“心底无私天地宽”，组工干部要学习水“纯洁坦荡”的品质，首先要坚持公正无私。在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上，要坚持原则，人不分远近，事不分亲疏，依法按章办事，始终保持公道正派的工作作风；其次要坚持言行一致。为人处事要襟怀坦荡，从容淡定，表里如一，看领导与看群众的眼光一致，对待成绩与批评的心态一致，人前与人后的举止一致，不搞阳奉阴违，不欺上瞒下；第三要坚持清正廉洁。要律欲，管住思想、管住欲望；要守身，管住身子，管住行为；要慎交，管住交际，管住爱好，坚持做到不仁之事不为，不义之财不取，不正之风不染，不法之事不做，真正树好组工干部“可信、可靠、可亲、可敬”的新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