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翻译范文

商君书翻译篇1

[关键词]经济利益；林纾；转变；作用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古代文人，读书与做官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即“中国文人下的是宦海”[1]5，而非“商海”。近代以降，西方对国人浮游于“宦海”的行为不以为然，认为“民四之中，亦惟士为最穷，盖读书而发迹，百人中一人，而其余皆刻苦用功，耻言货利。苟不上进，则终其身于教读而已，而其子若孙犹复世守青毡，不知变计，何自苦为哉？”[2]194。随着时间的发展，国人的“浮游于‘宦海’的思想渐次消弱、著书立说‘以易笔墨之资者’日见其多”。转变过程中，“孔方兄”这个为历代文人所不耻谈论的词语起了决定性作用。林纾因其在近代社会中的地位而成为典型代表人物之一。

林纾（1852―1924），字琴南，福建闽县（今福州）人。中国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文学家。1897年，因母亡妻丧而情绪低落的林纾在王寿昌的提议下，与其合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就是这部译作，改变了林纾的命运。

一、“山人无计奈他何”

当林纾的译著《茶花女遗事》经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在出版界打拼多年的汪康年看到此书巨大的经济效益，想出版此书“以津贴馆中经费”。[3]1160林纾认为“此举至妥至善”[3]1160，但获取稿费的思想却与此时的林纾无任何关联，他认为译书的目的是“冀吾同胞惊醒”，而非“谋利”。高凤谦与汪康年商谈“《茶花女遗事》印成，即托尊处代售”[3]1652，但售书只是“欲收回成本，并无图利之心”。汪康年想在报纸上连载此书，还是高凤谦提出“报章风行，得阅者既多，恐碍此书销路”，如果汪康年能提供雕、刷费用，便“可将原版奉送”[3]1653。作为商人的高凤谦认可收取费用以转让“版权”，这只是书商个人的想法，因此汪康年在报纸上曾提到曾付“润笔费”，林纾对此极为反感，他认为自己“游戏笔墨”原无“受资之念”，[3]1159书中虽隐去其名，“而冷红生三字颇有识者，似微有不便”，[3]1159所以要汪康年登报，“下用小字写：前报所云，致巨资为福建某君翻译此书润笔，兹某君不受，由本处捐送福建蚕学会”[3]1159。此时的林纾仍未跳出窠臼，固执于传统文人的“清白”。随后，汪康年在报纸上再次提到“重价购买”，使得林纾极为不满。在要求汪康年无果的情况下，转而诉求于高凤谦，力求汪康年“将[重价购取]一语删去，但云译书人不受酬资，只收版价而已”[3]1654。高凤谦在与汪康年的信中提到“此书魏君所刊，林、王二君不愿得酬资，尊处之款，自当以归魏君”[3]1654。

既然林纾不受酬资，因此就“断无虚被重价购买之名”，[3]1655但林纾的交游范围很广，“此书虽不署名，然人多知为出其手也”，[3]1655所以他才多次要求汪康年登报说明“译者不受酬资，只收回刻工而已”。[3]1655经过高、汪协商，在确定了版价“亦拟以助蚕学”的原则后，林纾就要求汪康年用大号铅字登报，声明“此书闽中某君所译，本馆现行重印，拟以巨资酬译者。承某君高义，将原版寄来，既不受酬资，又将本馆所偿版价若干元捐入福建蚕桑公学。”[3]1656进而再登告白曰“此书为福建某君所译，本馆喜其新颖，拟用重价购买。承译者高义不受酬资，只收原刻版价，并将原版寄来”。[3]1658以此表明自身清白。与其相反，此时曾出国留学的陈寿彭却明确要求汪康年给予翻译费用，他要求“译费至少实收一千五百元”[3]2039。二人思想的差异证明了此时的知识分子正处于一个巨大的转型期。林纾虽然同陈寿彭、严复一样，也是“家累极重”，其夫人甚至“患先生贫薄，莫能赡养家人，为私请于外舅，更助膏火”，[5]9，他也曾写诗自嘲道“山人无计奈他何”。但他宁可“教读笔墨之馆”，[3]1160也不要汪康年提供的“润笔费”，或者说其力拒“润笔费”，甚至不惜放下书生架子与汪、高多次交涉，就是担心收取费用影响到自己的名声。从双方交往的信件中可以看出，林纾当时确实无收取费用的思想。因此，此时林纾的思想仍未脱离传统“重名声高于重利益的思想”，侧面也证明“稿费”思想在传统知识分子中还未形成真正的市场，他们的思想仍停留在近代以前的水平。

随着时间的发展，正处于转折期的林纾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翻译西方小说上，他认为“中国积习，人非得官不贵”，[4]57但爱国却“当争有心无心，不当争有位无位”，[4]58此时爱国之心占据了其思想的主导。林纾为人耿直，如他在1895年分校试卷时“有谋生者，怀百金，过先生，冀夤缘得首列”，[5]9被他拒绝。耿直的性格、无固定收入使得林纾生活艰难。此时的晚清社会已经流行稿费，当时还未出现职业作家，收取稿费的是一些职业翻译家，林纾的翻译虽需与别人合作，但较高的国学素养使他已具备了职业翻译家的素养。各种迹象表明，距其思想发生变化已为期不远。

二、“笑骂由他耳自聋”

1903年，林译《伊索寓言》在商务出版，这时的林纾已经出现了变化，即他已经有了“稿费”思想，他的作品不但收取费用，而且远远高于其他著作者。林纾与商务的合作源于张元济，当时的《伊索寓言》是严璩、严培南参与翻译的，林纾曾提到“严君潜、伯玉兄弟适同舍，审余独嗜西书，遂出此书，与即笔之于牍，经月书成”，[4]6伯玉即严复的长子严璩，所以此书可能是通过严复、张元济等人的关系进入商务的。此时的严复已经有了完备的著作权思想，其子严璩也深受影响，这部译作收取费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翻译书籍虽然还是为了“唤醒国人”，但收费和“救国”并不矛盾，所以林纾此时也逐渐认可了“著作收费”这一现实，但文人自视清高的思想，使他暂时没放下面子谈论“金钱”罢了。

随着时间的发展，林纾越来越依靠稿费谋生了。当时社会上，特别是在小说界已经流行按字计费的稿酬标准。据包天笑回忆当时社会上小说的价格是“每千字两元”[6]317，他说“这时上海的小说市价，普通是每千字两元为标准，这一级的小说，已不需修改的了。也有每千字一元的，甚至有每千字仅伍角的，这些稿子大概要加以删改，但是许多出版家，杀穷鬼，粗制滥造也是有的。更有一些穷文人，为了生活所迫，虽然他的稿子很不坏，但深入窘乡时，也不待善价而沽了”[6]324。从这里可以看出，“每千字两元”稿费标准已为世人认可。这已经是很高的一个价位了。据鲁湘元考证“当时在上海，最好的米叫‘常白米’，每担（100斤）在四元左右”[1]126；不过陈明远考证后却认为，一担应当是“10斗=160非50斤，完全能满足一个多口之家的生存，所以此前“山人无计奈他何”的林纾难免不为之心动。到1916年商务的稿费不过是每千字三元左右“梦旦来言、历史演义、以意匠经营。更加参考。每月约二千字、每千字三元”[8]93。但商务在1903年提供给林纾的稿费却远远高于此标准，包天笑回忆道“林先生已在商务印书馆及其它出版社译写小说，商务送他每千字五元，但林先生不谙西文，必须与人合作，合作的大半是他的友朋与学生，五元之中，林先生即使取了大份，亦不过千字三元（后来商务印书馆给林先生每千字六元）[6]325。这样多的、合法的“金钱”收入刺激了林纾这个自命清高文人的“顽固”思想，加之同期的文人都纷纷要求稿费，他也难免不为之心动，如此时的严复更是因稿费而收入颇丰，可以“坐洋车、抽大烟”，所以“稿费”这种合情合理的收入就为此前“顽固的”林纾所接受。

当林纾接受了稿费后，生活质量随之提高，写小说也就“乐此不疲”，最终“成为赚钱机器”[9]144，他的老朋友陈衍曾和他开玩笑“说他的书坊是造币厂，‘谓动即得钱也’”，[10]542林纾对此并不否认，甚至还有些沾沾自喜。在此后的多年中，林译小说源源不断地进入市场，到1906年即有50多种林译小说面世。他去世时共翻译作品181部，平均每年8有部作品问世，可谓数量数量惊人，平时“日或五六千言”，[4]23按照“千字五元”的稿费，他每天收入就达25―30元，按陈明远先生的考证“1901年米价为每旧石4银圆，也就是每斤2.2分钱。这时期的1块银圆大约折合今人民币70元左右”[7]，也就是他每天的收入换算成人民币就高达1750―2100元左右，真的令人叹为观止。难怪林纾这样的“顽固”人也为之心动，后期他的作品不像前期那样受人追捧，也和他过分追求“经济利益”有一定关系。商务印书馆对于林纾后期的做品怨言颇多，“林琴南译稿《学生风月鉴》不妥、拟不印。《风流孽冤》、拟请改名。《玫瑰花》字多不识，由余校注，寄与复看”。[8]265这样的作品确实让人大跌眼镜，但是商务印书馆高层对其作品颇为重视，仍是照收不误，“竹庄昨日来信、言琴南近来小说译稿多草率、又多错误、且来稿太多。余复言稿多只可收受、惟草率错误应令改良。候梦归商办法”[8]233。商务印书馆收到他的作品就给付费用，与当时流行的出版后才付费做法截然不同，“向来杂志上的稿费，都是分期付的，而且要出版以后付的”。[6]381这些都是因为林纾前期作品销路颇畅、与出版商关系尚可有关，不过照收不误的做法自然影响了印刷商的销路。导致最后，以赚钱为目的的商务高层人物高凤谦也颇有微词，认为“今年自正月至八月收稿十一种。共五十七万二千四百九十六字、计资三千二百零九元零八分”，[8]102这样多的费用是后期销路不畅的林纾作品难以收回的。印刷商本来就以盈利为目的，如不加选择的“照收不误”只能背上一个包袱，但主管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并未按常理处理此事，无论林纾作品质量如何还是照收不误，原因出了林译的前期作品有很大市场，作者与出版方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外，同时也可以保证林纾的作品不会投往别处，不给自己制造潜在竞争对手。这既是张元济的高明之处，但客观上也保障了当时文人的创作积极性。

至于晚年的林纾，已不再讳言“金钱”二字，在1916年他曾专门写信给高梦旦，认为“商务对他所译的小说，支付稿费时计算字数不太准确，前后少算甚巨，要求补找”[10]543，并且最终得到“六百多元了事”[10]543。这里的林纾真正到了“笑骂由他耳自聋”的境界，与前期“山人无计奈他何”相比可谓有天壤之别，晚年的他对于稿费真的是“一丝不苟”，他自己按作品字数计算收入的多少，并且与商务印书馆进行金钱交涉，这绝不是前期林纾能够做到的。所以从这点上看，是“经济利益”改变了他，也就是“金钱”改变了林纾。

三、结语

林纾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有名的人物，但他生活背景同严复、陈寿彭略有不同，他本身没留过学，生长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社会，思想不易变化，前期的他生活困苦但从不言“钱”，视“金钱如粪土”，并且当别人把钱送到眼前时仍是“某君不受”[3]1159；到了后期却为了金钱而游弋于笔墨之间，不否认林纾的翻译是为了“振作志气、爱国保种”，而不单纯是为了金钱，但也不能否认是金钱刺激了他的创作欲望，如果他还生活在别人“资助膏火”的时期，他也不能有如此大的作为；如无商务的支持，它也只能默默无闻的度过一生，因为好的作品还要有大的出版机构支持才能行销于世，否则只能埋藏于故纸堆中，等待后人的开发。包天笑笔下的向恺然既是如此，当时其刚从日本回国“写了一部小说，名曰《留东外史》，回国售稿，却没人要。后某君以极廉价购了，出版后，销数大佳”[6]383，作品卖的再多、赚的钱再多也与向恺然无关。所以一个好的作品还要遇到识货的行家，才能卖得好价钱，从这点来说林纾是幸运的，他遇到了张元济，所以在作品流行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大笔的“金钱”收入，因此他思想的巨变更具代表性，更能体现国内文人的转型。虽然能同林纾相媲美的人为数不多，但林纾这个“顽固、守旧”之人都有了变化，就更能体现出社会的进步。晚年林纾曾自嘲地写道“老来卖画长安市，笑骂由他我自聋”，就很形象的说明他这个很有主见、特立独行之人对“金钱”观念的转变。当一种思想被更多的人接受，或被那些自诩为“正统”代表的人所认同时，说明这种思想已经触动了社会的最后守卫者，更说明整个思想界已经处于大变动的前夕，所需的只是一个合适的时机而已。

参考文献：

[1]鲁湘元稿酬怎样搅动文坛[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8（湖南师大图书馆电子版）

[2]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卷六[C]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

[3]上海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林纾林纾文选[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5]贞文先生年谱[M]民国丛书第三编76册

[6]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C]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

[7]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M]网络版（）

[8]张元济张元济日记[C]上册湖南师大图书馆电子版

[9]黄林晚清新政时期图书出版业研究[M]湖南：湖南师大出版社2007

[10]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作者简介：高合云（GaoHeyun）（1974―）男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研究生

课题号：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07C615）

商君书翻译篇2

关键词：汽车商标 翻译原则 翻译方法

一、 商标的含义及其重要性

《辞海》上对于商标作以下解释：“商标是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业者,区别其生产、制造、加工拣选和经销某一商品的质量、规格和特征所使用的标志。一般用文字、图形或其组合,注明在商品、商品包装、招牌、广告上。商标的作用在于促使保证商品质量,便于消费者选购,维护商标注册人的信誉和权益。”［1］商标，作为某一企业的产品区别于其他企业产品的标志，在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飞快加速以及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其重要性亦日渐突出。美国学者艾・里斯也说：“一个较好的名字在销售成绩上能有千百万美元的差异。……在不良名称上只有负的财产价值。当名称不好时，事物有变坏的倾向；而当名称变好时，事物有变好的趋势。”［2］因此可见，商标名称对于一个企业的产品效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无数的国际品牌争相抢占这个巨大的市场，其产品的商标翻译的重要性亦随之显现出来。

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先生在其《天演论》中将翻译的标准以“信”、“达”、“雅”三字而论。他曾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所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如今，

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商标名称的翻译也应以其为一定的标准。

二、 商标翻译遵循的原则

美国的广告大师E.S.Lewis提出了广告的“AIDA原则”，指出一个成功的广告应当具备四个特征：Attention，Interest，Desire，Action，即能引起他人的注意、引起他人的兴趣、引起他人的购买欲和促使他人的购买行动。而笔者认为，若一商标的名称能达到此“AIDA原则”，相信其带给经营者的利益也是巨大的，而这个商标相信亦是一个成功的商标。同样，在商标的翻译中，也应遵循该原则。然而，商标的翻译又不简单地等同于一般的翻译，其用字之简洁锤炼、文化之超浓缩使得商标的翻译方法较之普通的翻译更加灵活和多样。以下笔者将以若干汽车商标的中英文名称为例来谈谈商标的翻译遵循原则。

首先了解一下汽车商标若要达到广告大师E.S.Lewis的“AIDA原则”应突出哪些特征。汽车，作为一种方便、快速的交通工具，某种程度上是身份的象征，而其安全性能更是不容小觑的。因此汽车的商标名称也应突显这些特征。故对于汽车产品的商标名称的翻译，基本定位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展现汽车的速度性能，因此出现了如“奔驰”、“骏捷”、“保时捷”等名称；第二，显示汽车的尊贵品位，如“君威”、“凌志”和“林肯”；第三，应表明汽车的安全性能，诸如“宝马”、“陆虎”、“千里马”等。

管中窥豹，时见一斑。不仅仅是汽车的商标名称翻译应具备这些特征，事实上，任何一种商品的名称翻译都应根据其功能的不同、用途的不同而具备一定的特征。但总的来看，大致可以遵循以下三个特征：

（一） 信息特征（INFORMATION）

即向消费者展示该商品的相关信息，如其用途、性能等。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当消费者在对商品的功能特点都不了解的情况下，又何谈促成消费者的购买行动呢？而倘若一个能直观反映商品的特点的商标翻译，一定会在瞬间给消费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德国双B（Benz和BMW）之名威震四海，“坐奔驰、开宝马”这句话家喻户晓，更是亿万人心目中的奋斗目标。试想，若不是“奔驰”、“宝马”这两个既直观、又响亮的名字，即便是世界名车，其又如何能受到全球人士的偏爱呢？可见，酒香也怕巷子深。

（二） 美感特征（AESTHETICSENSE）

一个好的商标不仅仅能向消费者提品的相关信息，更应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天籁”、“荣御”、“君越”、“法拉利”、“东方之子”给人的感觉皆是尊贵、大气，其美感则不言而喻。

（三） 联想特征（ASSOCIATION）

在这一方面，则不只是给消费者留下深刻和美好的印象，而应是刺激消费者的占有欲和购买欲，使其能够联想到拥有该商品时的样子及种种美好，从而促成其购买此商品。对于此联想特征，应达到让消费者可以想象戴着“皇冠”，驾驶着“宝马”，“奔驰”在“中华”大地上，享受着“天籁”之音，叱咤着“奇瑞风云”，此等享受，又有何求？

三、 商标的英汉翻译的若干方法

前文中已探索了在商标名称的翻译中应遵循的原则以及成功的商标翻译应具备的三种特征，下面，根据以上的研究以及在实践中的实际应用，笔者认为，商标的英汉翻译的方法可大致分为以下三种。

（一）音译法

音译法是指在不违背目的语语言规范和不引起错误联想或误解的条件下，按照原语商标名称的发音,找到与之语音相近的汉语字词进行翻译的方法。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命名的商标名称。此种方法在商标的英汉翻译中较为常用的方法，以世界名车“Lincoln”和“Ford”为例，以上两个汽车商标皆源于人名，而这两个人名又是赫赫有名、家喻户晓的，因此，将二者直接以音译的方法译为“林肯”和“福特”是最为简单和富有成效的方法。而“Jeep”和“Mazda”也由此种方法分别译为“吉普”、“马自达”。

（二）意译法

意译法是指在不违背目的语语言规范和不引起错误联想或误解的条件下，直接根据原商标的意义，找到与之意思相近的汉语字词进行翻译的方法。此种方法亦不少见。著名汽车商标“Crown”，本意为皇冠，其名已符合商标翻译的三原则，因此何需修改，直接意译为“皇冠”就是最佳方法。又如另一品牌“Volvo”，是拉丁舶来语，意思滚滚向前、源源不断的意思,在其商标的翻译中便将其意思意译为“富豪”，令人印象深刻。

（三）修饰法

修饰法是前两种方法都不能很好地翻译商标的情况下，对于商标名称，结合以上两种方法，根据商标名称的发音、意义、用途和作用等，进行适当的增词、减词、联想或者创新等手段而进行翻译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最为常用的方法。以德国Benz为例，其本身是根据人名而命名的商标，但在译成中文时，并无实际意义，若单纯采用音译，则成了“奔死”，如此一来，相信该公司无论汽车性能多么优越，也会一部车都卖不出去。然而，译者非常巧妙地运用了联想修饰的手法，对该商标名称的发音稍稍修改，从而译出了世界上最顶级汽车的最成功的名字――“奔驰”。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如BMW――宝马，Porshe――保时捷，Regal――君威，Royaum――荣御，Lexus――凌志，皆为汽车商标名称翻译中的精品。

四、 结语

商标名称的翻译看似简单，但由于其用语之精简、信息之超浓缩，使得一个简单的商标的翻译工作难题多多。因此，一个成功的商标翻译，需要译者具有广博的文化知识、扎实的语言功底、丰富的专业市场经验和相当的审美观念。

参考文献：

［1］辞海［Z］.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2］艾・里斯.广告攻心战略――品牌定位［M］.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

［3］廖庆生.进口商标翻译浅探［J］.韶关学院学报，2005（11）.

商君书翻译篇3

[关键词]《商君书》注释　质疑　新疏

徕民第十五

彼土狭而民众，其宅参居而并处，其寡萌贾息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以处。

孙诒让说“寡萌贾息疑当作宾萌贷息。宾寡及贷贾并形近而误。宾萌即客民。萌，民也。贷息谓以钱谷贷与贫民，而取其息。”(《札违》)朱师辙说：“寡，弱也。谓小民多从事商贾，以求利息。”(《商君书解诂定本》)高亨则说：“寡萌当宾萌，萌借为氓，宾氓类似今语所谓侨民。贾息，孙朱说均未确，管见以为贾息民当连读，《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杜注：‘贾，买也。’《诗经・小明》毛《传》‘息犹处也。’古言贾息犹今言赁居。贾息民即租房住的人。”(《商君书注译》)孙、高之说不合文义，也无根据。朱说较接近，但不准确。“寡”，小也。“萌”通氓，民众也。《管子・山国轨》“谓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币于子者若干。’”可证。寡氓，是古代泛指没有世袭贵族身分的人。因此，文中的“寡萌”，小民也。即没有地位和身份的民众。“贾息民”，既不是指“以钱谷贷与贫民，而取其息”，也不是“租房的人。”是指行商获息之人，“贾息民”正与下句的“末作”(以事经商活动)相映。此句可译为：“三晋(韩赵魏)的国土狭小而人口众多，人们居住得十分拥挤，没有地位和身份的小民以及经商取息的人，在官府那里没有他们的花名册，在下面又没有他们的土地和住宅，所以他们只好干些不正当的职业和从事经商活动来维持生活。”这句话正是说明商鞅主张招徕三晋之民的根据。

此其所以弱不夺三晋民者，爱爵而重复也。

高亨说：“弱字疑涉下文而衍。”(《商君书注译》)此说无据，各古本皆作“弱”。张觉先生将此句译为“他们之所以能力薄弱而不能将韩、赵、魏三国的民众争取过来，是因为吝惜爵位和舍不得免除赋税徭役。”张说不合文义，也解释不通。因“此其”显然指代秦国的某些官吏。若说官吏能力薄弱不能招徕三晋之民，那么与“爱爵而重复”又有什么必然联系呢?它们之间显然无必然的逻辑关系。若说秦国能力薄弱，显然与“秦之所以强者”相矛盾。因此“弱”不能解为“能力薄弱”，当解为“弱思”，即猥琐杂念，或庸俗的杂念。《杂体诗・谢光禄・郊游》“行光自容裔，无使弱思侵”唐张铣注：“弱思谓俗事。”故此句当译为：“秦国的某些官吏之所以有猥琐杂念而不去争取三晋之民，是因为他们吝惜爵位和舍不得免除赋税徭役。”

夫实圹什虚，出天宝。

严万里校本为“夫实圹土”，朱师辙据绵眇阁本、吴本、钱本、范本、《四库》本改作“夫实圹什虚”。今从朱说。高亨说：“《说文》‘圹，大野。’什，当作任，形近而误。古时候利用土地为任地，《算地篇》‘故为国任地者’可证。任虚言利用空虚的土地。”(《商君书注释》高说可备一解。我认为，“圹”：原野，指没有被开垦的荒地。“实”：充实。“什”：高亨认为当作“任”，无据可证。此什，是指古代十家为什，(即十家编为一组)“虚”(旧读为qu区)：处所，所在地。《左传・昭公十七年》“宋，大辰之虚地；陈，大白皋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因此，这句可译为：”把招徕的三晋之民以十家编为一组安排在没有被开垦的地方，让他们开发天然资源。”我认为此种解释更合文义。

赏刑第十七

明赏之犹至于无赏也，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

高亨说：“犹当读为猷，二字本是一字。《尔雅・释宫》‘猷，道也。’此言明赏明刑明教之道可至于无赏无刑无教之境界。”并译为“道路”。(《商君书注译》)高说恐为不妥。“猷”是谋划、道术的意思，并无“道路”之意。此句中三“犹”字均作“可”、“可以”解释。《诗・魏风陡岵：“上慎旃哉，犹未无止。”孔颖达疏：“可来乃来，无止军事而来。”这三句可译为：明确的赏赐可以达到不用赏赐，严明的刑罚可以达到不用刑罚，明白的教化可以达到不用教化。

晋国之土，稽焉皆，曰：”颠颉之有宠也，断以徇，况于我乎?”

高亨说：“稽当读为忄耆(音乞)。《音员会》‘忄耆，畏也。’因古无忄耆字，所以以稽为忄。”(《商君书注译》)高说似为不妥。古代既无“忄耆”字，又怎知用“稽”代之呢?这不很奇怪吗?若将“稽”解为“畏”，且不与皆句中“惧”字重复吗?我认为“稽”当解为“争议、议论”。“稽焉”，即议论纷纷。因此，这句应译为：晋国的民众议论纷纷，个个都胆战心惊地说“颠颉是晋文公的宠臣，都被斩首示众，何况于我们呢!”

境内第十九

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

于鬯说“乞者，当是乞之干公家也。庶子者，特名称耳，若曰‘仆夫’云尔，与他书言庶子指官名不同。”(《香草续校书》)张觉说“此文的‘庶子’不是官名，而是指家臣。战国时秦、魏等国往往把家臣称‘庶子’如《战国策・魏策一》)‘痤有御庶子公孙鞅。’《韩非子・内储说上》‘忄皮事庶子。’‘济阳君有少庶子。’”(《商君书全译》)高亨说：“乞即乞求。”(《商君书注释》)我认为“乞”并非乞求之乞应当解为给与。《汉书・朱买臣传》”妻自经死，买臣乞其夫钱，令葬。”《左传》昭十六年“毋或句夺”疏：“乞之与乞，一字也，取则入声，与则去声也。”此顺的主语是国君，被省略了，谓语是“乞”(给与)，宾语是“有爵者”，翻译时应将”乞”的前置宾语还原。庶子，并非张觉所说的“家臣”，而是于鬯所说的“仆夫”。各诸侯的家臣不需要国君赐给。庶子，又叫庶人，西周以后对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叫庶人，国君常以庶人赏赐官吏。他们的地位在士以下，工商皂隶之上。这里泛指一般平民或佣人。此句应译为：国君把没有爵位的人赐与有爵位的人作佣人，每一级爵位给与一个佣人。

弱民第二十

民，善之则亲，利之用则和，用则有任。

朱师辙说：“之用二字颠倒。利用之则和。”(《商君本解诂定本》)朱说恐不当。“用”字可能是传抄中的衍文，而且与下句“用”字重复。此句应为“利之则和”。在句式结构上与“善之则亲”相应。此句应译为“民众，国君对他们好，他们就和国君亲近，国君给他们好处，他们就和国君同心协力，国君役使民众，彼此就信任。”高亨将“用则有任”译为：“君上役使他们，他们就去担任工作。”(《商君书注译》)张觉译为：“君主使用他们，那么他们就有了任务。”(《商君书全译》)高、张的译文均不准确，不合文义。“任”解为“彼此信任”完全正确，这恰是“亲”与“和”的结果。因此，译为“任务”与“担任”均是错误的。

官设而不用，志行为卒。

高亨说：“卒疑当读为瘁，《诗经・雨无正》毛《传》‘瘁，病也。’此言官吏贪污，病国病民。”(《商君书注译》)高说似恐不当。此句中“志”当指本文中六种虱害的第五害，指官吏意志消沉。此句中“行”当指六种虱害中的第六害，指官吏贪赃枉法的行为。“卒”当解为终、尽，引申为没有出路。这句意思是：官吏虽然设置了，但他们不肯为国效力，他们消沉的意志、贪赃枉法的行为，必然使国家没有出路。

君臣第二十三

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

张觉将此句译为“由于人口众多而奸诈邪恶的事产生了，所以建立法律制度、制作尺度量器来禁止它们。”(《商君书全译》)张觉此译文不准确，不合文义。“为”：制定之意。“度量”：标准、准则之意，并非指“尺度量器。”“之”：指代奸邪之人。此句应译为：由于人口众多就容易产生奸邪之人，所以要建立法制、制定行为准则用来禁止奸邪之人。

言中法则辩之。

高亨说：“辩之，认为他的议论高明。”(《商君书注译》)张觉说：“辩：(言词)动听有理。这里作意动词。”并译为“言论符合法制的，就认为它动听有理。”(《商君书全译》)高亨之说不能解通。张觉之说不合文义。此“辩”当解为治理。《左传・昭曰元年》；“主齐盟者，谁能辩焉”杜预注：“辩，治也。”此句应译为：“言论符合法制的，就按他说的来治理国家。”

禁使第二十四

得势之至，不参官而洁，陈数而物当。

高亨说：“参官，一种政务的官，设置几个人，即下文所谓有丞有监。”(《商君书注译》)张觉则说：“参：并，这里用作动词，表示并列设置。‘参官’即指设置地位相等互相牵制的官吏。《韩非子・内储说上》‘卫嗣君重如耳，爱世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参也。’即此，参’字之义。”(《商君书全译》)高、张之说皆不合文义。我认为，此“参”通“糁”，表示多而杂的意思。“不参官”，是说“不要设置多而杂的官职，这正好是对句中“洁”的说明，因此“参”与“洁”相对。这正与商鞅精简政权机构的政治主张相吻合。

慎法第二十五

且先王能令其民蹈白刃，被矢石。其民之欲为之?非。如学之，所以避害。

高亨说：“如疑当作好。”(《商君书注译》)张觉说：“如：犹‘能’”(《商君书全译》)高说无据，张说是对的。但张觉先生又将“学之”译为“前仆后继”，巩不妥当。“学”当解为模仿。“之”，指代“蹈白刃”、“被矢石”的行为。主语是民众。这几句应译为：古代帝王能使民众上刀山，冒着飞箭和飞石的危险为他卖命。他的民众愿意为他这样做吗?不是的。民众能够向别人那样冒不怕牺牲的危险，是为了避免刑罚的损害。

定分第二十六

夫名分不定，尧、舜犹将皆折而奸之，而况众人乎?

商君书翻译篇4

将文言文翻译成现代汉语，必须提高两方面的素养。一是提高从微观上把握句子中实词、虚词用法和意义的素养，并能在理解实词和虚词的基础上，对词类活用、一词多义、古今异义、通假现象，对常用的文言虚词、文言固定句式、文言固定短语、文言修辞格，以及文言文一些特殊表达现象，都能准确把握。二是要提高从宏观上联系上下文推敲判定，整体理解的素养，切忌断章取义，要遵循“词不离句，句不离段”的整体理解原则。

1.同义者留之

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毕竟是同一种语言，大多数字法、词法和句法是相同的，我们可以保留不变，另外，古代人名、地名、物名、官职名、国号、年号、度量衡单位等，也可以保留下来。如“假使如子濯孺子之得尹公之他而教之,何由有逢蒙之祸乎？”（《孟子》）其中，“子濯孺子”“尹公之他”“逢蒙”是三个人的名字，都可以不翻译保留下来。

2.无义者删之

文言文中存在不需要翻译或无法翻译的文言虚词，像发语词，起补足音节作用的虚词，起提前宾语作用的虚词，起结构（表提顿等）作用的助词，表并列、顺承、修饰关系的某些连词等，翻译时可以去掉。如“顷之，烟焰张天”的“之”附着在时间词后面补充音节。“一夫不耕，或受之饥”的“之”也仅起补充音节、使文章读起来平稳流畅的作用，翻译时可以去掉。“余与四人拥火以入”的“以”表修饰关系，也可以删去。

3.缺失者补之

文言文中有些省略或隐含的内容：一是省略句的某些内容，二是有些地方承前或蒙后省去了一些句子，按着现代汉语表述不容易理解的，需要补出来。翻译时补出来的内容，往往用括号标示出来。如“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按照原文补出省略成分翻译为“又有一天，（弥子瑕）和国君（卫灵公）在果园里游玩，顺手摘了一个桃子，吃了（几口）觉得鲜美可口，便把他没有吃完的一半给了卫灵公吃。”

4.颠倒者顺之

古代汉语句式和现代汉语不同的地方较多，语序往往有异，翻译时，要把握古今汉语各自的语序、句式特点，按着现代汉语的习惯进行调整。需要调整的特殊句式主要有判断句、被动句、倒装句（宾语前置、定语后置、谓语前置、介词短语后置）等，还有一些固定句式如“不亦……乎”“无乃……乎”“……孰与……”等。如“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就要做调整，翻译为：“人都在那里，你怎么就偷人家的金子？”

5.异义者变之

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对问句中带比喻、借代、引用、互文等修辞手法，委婉说法，用典用事的地方，根据上下文灵活地翻译。如“秋毫不敢有所近”，就要翻译为“连微小的东西都不敢占有”，这就是比喻句的翻译。另外，词类活用、古今异义、通假等语言现象，翻译时需要根据语境将和现代汉语不同的地方改变过来。如“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中的“蚤”，现代汉语只有“跳蚤”的意思，在这里照搬翻译显然不通，就可以推断是“早”的通假字。

以上是“细节的操作”，属于切割划分，逐词对译，句句落实，但是，一味地逐字对译古文可能会产生“死于章句”的倾向，即过分强调了微观把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克服这种倾向的方法是注重整体把握，最好能在翻译之前让学生诵读文章。在具体的语段翻译操作时则要通读全文，初解大意，审清重点。全文大意将影响对文句的把握，也是理解文句的语境的必要的桥梁。所谓“审清重点”，就是在通读的过程中，画定那些与现代汉语有较大区别的语句，为第二步的“细节操作”打下基础。

文言文翻译是建立在较好的把握基础知识上的理解实践活动，需要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和较强的语感，而翻译练习又是知识和能力结合的桥梁，因此，进行一些语段翻译练习是必需的，尤其是课外语段的翻译练习，更是克服畏惧文言文心理，形成语言推断能力的有效途径。

跟踪训练

一、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1-5题。

六一居士集叙(节选)

苏轼

夫言有大而非夸，达者信之，众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杨、墨。”盖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丧，何与于天，而禹之功与天地并，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孟子之言行而杨、墨之道废。天下以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没，有申、商、韩非之学，违道而趋利，残民以厚主，其说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

……太史公曰：“盖公言黄、老，贾谊、晁错明申、韩。”错不足道也，而谊亦为之，余以是知邪说之移人，虽豪杰之士有不免者，况众人乎！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之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自欧阳子之存，世之不说者，哗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

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呜呼，此岂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

欧阳子没十有余年，士始为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真，识者忧之。赖天子明圣，诏修取士法，风厉学者专治孔氏，黜异端，然后风俗一变。考论师友渊源所自，复知诵习欧阳子之书。予得其诗文七百六十六篇于其子，乃次而论之，曰：“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欧阳子讳修，字永叔。既老，自谓六一居士云。

1.对下列黑体词的意思解释错误的一项是（）

A.余以是知邪说之移人（转移）

B.虽豪杰之士有不免者，况众人乎（即使）

C.其学推韩愈、孟子（推重）

D.士始为新学（研究）

2．下列各组句子中黑体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

A.①盖公言黄、老，贾谊、晁错明申、韩

②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B.①欧阳子没十有余年

②孝公既没，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业

C.①故天下翕然师尊之

②若望仆不相师

D.①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

②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

3．下列六句话，分别编为四组，全部说明欧阳修的“学术”功劳的是（）

①欧阳子讳修，字永叔。既老，自谓六一居士云。

②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之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

③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

④呜呼，此岂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

⑤考论师友渊源所自，复知诵习欧阳子之书。

⑥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

A.①②③B.②③⑥

C.④③⑥D.②③⑤

4．下列对文章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作者认为晁错不值得称道的原因是他相信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并且用邪说迷惑人。

B．在作者看来，韩愈和欧阳修都是因为推重孟子、孔子的礼乐仁义学说而受到世人的敬仰。

C．欧阳修的功绩主要表现在：学问符合儒家礼法，并且形成风气，影响世人，改变风俗。

D．苏轼将欧阳修诗文七百六十六篇给了自己的儿子，并且相互讨论。

5．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自欧阳子之存，世之不说者，哗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士始为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真，识者忧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③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末，号称多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将下列文段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1）昔者弥子瑕见爱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至刖。既而弥子之母病，人闻，夜往告之，弥子矫驾君车而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犯刖罪。”（2）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3）忘其口而念我！”

2.太祖少机警有权术，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1）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国桥玄、南阳何禺页异焉。玄谓操曰：（2） “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3.（1）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周忿然作色曰：（2） “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邪？’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3） ‘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

4.赵人患鼠，乞猫于中山。中山人予之猫，善捕鼠及鸡。月余，鼠尽而其鸡亦尽。（1）其子患之，告其父曰：“盍去诸？”其父曰：“是非若所知也，吾之患在鼠，不在乎鸡。夫有鼠，则窃吾食，毁吾衣，穿吾垣墉，毁伤吾器用，吾将饥寒焉，（2）不病于无鸡乎？无鸡者，弗食鸡则已耳，去饥寒犹远，（3）若之何而去夫猫也。”

5.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1） “女还，顾反为女杀彘。”妻适市来，曾子欲捕彘而杀之。（2）妻止之曰：“特与婴儿戏耳。”曾子曰：“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3）母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6.庞葱与太子将质于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庞葱曰： “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郸去大梁也远于市；而议臣者，过于三人矣，愿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为知。”于是辞行。而谗言先至。后太子罢质，果不得见。

7.郑子产有疾，谓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1）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卒。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聚人于萑苻［注］之盗。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2）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

［注］萑苻(huánfú)，芦苇丛生的水泽，代指强盗出没的地方。

8.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最易者？”曰：“鬼魅最易。”（1）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2）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

参考答案

《文言文阅读之准确翻译》

1.A（改变）

2.B（A项中第一句的“盖”为姓；第二句的“盖”承接上文，解释原因。B项中两句话中的“没”通“殁”。C项中第一句话中的“师”：名词做状语，像对待老师一样；第二句话中的“师”：效法。D项中第一句话中的“兵”：战争，战乱；第二句话中的“兵”：兵器）

3.D（①只是对姓名的介绍；②学术特点及深远影响；③学术及人格对社会的影响；④不是具体的功劳，而是说明成绩取得之难；⑤人人诵读其书，正是学术功劳之大；⑥指韩愈，不是欧阳修）

4.D（是欧阳修的儿子，并且没有互相讨论，苏轼只是从他那里得到欧阳修的诗文）

5.①自从欧阳修学说确立，世上那些不喜欢他的学说的人，高声攻击他，虽然能使他陷入困境，却不能使他屈服于他们的言论。

②读书人开始做新的学问，用佛教和老子的浅陋学问（似：像），扰乱周公和孔子的真理，有识之士担忧这件事。

③自从欧阳修的学说出现，天下的人争抢着研究思考，把精通经学、学习古籍作为高尚的行为，把拯救时弊推行道统作为贤良的举措，把触犯尊严采纳意见作为忠诚的表现。

二、1.（1）弥子瑕曾经被卫国国君宠爱。（注意点：“见爱于卫君”含有被动与倒装）（2）有一天，弥子瑕与卫君在果园里游玩。（注意点：“游于果园”含倒装）（3）不顾自己口味的满足却想着我。

2.（1）所以世人并没有认为他有什么奇特的地方。（注意点：“未之奇也”含宾语前置和意动用法）（2）天下将要大乱，没有经世之才的人是不能定国安邦的，能够安定天下的，大概就是先生吧。（注意点：本句是判断句）

3.（1）庄周家中贫穷，所以去向监河侯借粮。（注意点：含介宾短语后置）（2）我昨天来，道路中有呼喊的声音，我回头一看，是车辙中有一条鲋鱼在那里。（注意点：“焉”字是兼词，要翻译好）（3）我失去了平常的环境，我没有生存的地方，我只要能有一斗一升的水就能活下去。（注意点：“常与”属形容词活用作名词）

4.（1）他的儿子很担心，对他父亲说：“为什么不把猫赶走呢？”他父亲说：“这就是你不知道的了。”（注意点：“是”为重点，属指示代词“这”）（2）害处不是比没有鸡更大吗？（注意点：“病”字要联系上下文，有比较的意思）（3）为什么要把那猫赶走呢？（注意点：“若之何”是固定结构，表疑问）

5.（1）你回去，我返回来后给你杀猪。（2）妻子阻拦他说：“只是与孩子开玩笑罢了。”（注意点：“特与……耳”属固定句式）（3）母亲欺骗儿子，儿子就不信任他的母亲，（孩子）不是用这种方式能教育成的。（注意点：“非以成教也”是判断句）

6.集市上没有老虎，是清楚的，然而三个人一说而成为有虎了。现在邯郸离大梁，比到市场远得多；而毁谤我的人超过了三个，希望大王能够明察他人的议论。（注意点：有判断句，“去大梁”的“去”、“议臣者”的“议”是关键实词）

7.（1）火的特点是猛烈，百姓一看见就害怕，所以很少有人死在火里；水的特点是柔弱，百姓轻视而玩弄它，有很多人便死在水里，因此运用宽和的施政方法很难。（2）派步兵去攻打萑苻的盗贼，把他们全部杀了，盗贼才有所收敛。（注意点：“鲜、焉、玩”三个字是重点，“宽”含词类活用）

商君书翻译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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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翻译篇6

关键词：法律辞书 清末民初 《法律大辞书》

引言

中国古代似无专门的法律辞书。无论是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以问答的形式对秦律的条文和术语做出解答），还是晋张斐的《注律表》，以及后来唐长孙无忌等人的《唐律疏议》、宋王键的《刑书释名》、明刘维廉等人的《明律集解附例》、清官修的《大清律辑注》和万维翰的《大清律例集注》，都属法律注释性书籍，它们虽对律典中的字词进行集中解释，但不同于近代的法律词典及法律百科全书。

至清末民初，近乎天翻地覆的社会变迁，导致知识系统遍布裂痕；旧的意识形态日渐崩溃，新的知识秩序正逐步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便是各式辞典的积极编纂（陈平原2007：4）。具体到法学领域，在清季的最后几年里，旧的中华法系正濒临瓦解，而新的几乎完全建立在西方制度体系和话语体系上的近代法学正在形成，伴之而来的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法律词典的大规模编纂与出版活动。民国初年，又有一批法律辞书相继出版。本文意在研究近代法律辞书的编纂与出版活动。

一、清末（1905—1911）的第一批法律辞书

倘若抛开载有大量日译法学新词的《日本国志》以及《（公法新编）中西字目合璧》和《新尔雅》不论，出版于1905年的《汉译新法律词典》（京师译学馆印行）应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专门法律辞书，它的出版地在日本东京；据实藤惠秀（1983：275，297），该词典由（日本）牛込的秀英舍印刷，布面精装，封面黑色，全书767页。

此后，受1902—1911年间沈家本全面推行的变法修律运动以及京师法律学堂（中国第一所官办法律学堂，创立于1906年）的开办等因素的影响，法律词典编纂蔚然成风，至辛亥革命（1911）爆发、清朝政府被止，一批词典在短时间内涌现了出来（见表1）。

可以发现，近代中国的第一批法律辞书几乎全与同为汉字文化圈的邻国日本有关，它们或由日本出版社印刷，然后运返中国销售，或由留日的中国学生译自日本人编纂的法律词典、法律法规。

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法规解字》，它是《新译日本法规大全》（共十卷）的一个附录。该书是一部对《新译日本法规大全》中专门法律术语（词语）进行解释、说明的作品，共解释专门法律术语（词语）1918个，其目的在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新译日本法规大全》一书中所收录的各项法律、法规的内涵和意义（何勤华2007：1）。《法规解字》有时亦称为《日本法规解字》，在原书末的“版本说明”部分（impressum），其名又写作“日本法规大全解字”。2007年，该书重新点校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改为《新译日本法规大全（点校本）·法规解字》。

《新译日本法规大全》的出版称得上晚清出版史上的大事之一，它的策划者、出版者、译者大多为时代风云人物，为其作序的亦多为大人物，如载泽（御前大臣奉恩镇国公，出国考察五大臣之一）、戴鸿慈（出国考察五大臣之一）、吕海寰（兵部员外郎）、沈家本、袁世凯、端方（出国考察五大臣之一）、岑春煊、大隈重信（日本伯爵）、织田万（京都帝国大学法科教授、法学博士）、高田草苗（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监、法学博士）及盛宣怀、张元济等，实际上起到了“西方法律传人中国的桥梁”之作用（邹振环1996：216）。该书副产品《法规解字》译定的词语，很多成为今日的通用词语，当然也有一些被新的译词取代。兹概括举数例如下（见表2）。

同年，《汉译法律经济辞典》由日本清水澄（1868—1947，法学博士）编纂，蜀南郭开文、张春涛合译成中文。据清水澄氏的“自序”，这部词典是专为清国实行“立宪君主政体”而准备的，他说：“今大清帝国，锐意改革，立宪君主政体之议，亦已碥定，则法之为何物，与夫法中专门语之义，人无上下，皆所应晓。”该词典中的词条多由日语直接转化成中文法律词语（未必是首次译成汉语），其中很多已成为法学界现今通用的术语。随便翻阅该词典，便可发现诸如“一般法”、“上诉”、“口头契约”、“三权分立论”、“内阁”、“公法”、“公海”、“公诉”、“公证”、“不可抗力”、“不作为”、“不要式契约”、“分权”、“占有权”、“住所地”、“抗辩”、“法人”、“法律行为”、“禁治产”等今日通用的法律词语。该词典的每个词目都注有日语假名。词条的释义长短不一，但大都以清楚、明了为宗旨。仅以“禁治产（キソヂサソ）”词条（p.426）为例：

禁治产者，禁其治财产之义。即法律上，自己无管理处分己所有财产之能力之状态也。依民法之规定，在罹心神丧失之状况者，因本人、配偶者、四亲等之亲族、后见人、保证人、及检事之请求，而裁判所得为其禁治产之宣告。故禁治产者，须有下列诸要件：（一）心神丧失之状况；（二）法律上所规定人之请求；（三）裁判所之宣告。而受此禁治产之宣告者，日禁治产者云。禁治产者，务附与于后见人，使其看护，并其财产，而管理其一切情事。设禁治产者，单独所为之行为，则得取消之。此盖出于保护无能力与禁治产者之趣旨也。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福建侯官人王我臧译《汉译日本法律经济辞典》出版。王我臧与严复同乡，可惜远无严复有名。他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职员，独立翻译或参与翻译该社出版的《新译日本法规大全》（1907）、《大清新法令（1901—1911）》、《议员必携》（小原新三，1908）、《日本议会记事全编》（1909，与蔡文森合译）、《经济学各论》（日本人盐谷廉、坂口直马著，1910）等著作，并在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等期刊上发表过译文。

商君书翻译篇7

[关键词]电影片名翻译 文化顺应 传播效果

随着越来越多的英语电影引入中国，英语电影片名的翻译也引起了翻译界的关注，近年来对电影片名翻译的研究更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贺莺和毛显辉于2001年分别在《外语教学》和《中国科技翻译》上发表的论文中，都提到了电影片名的直译、意译和音译，不同的是，贺莺还提到了另译。后来的论者在继续探讨上述翻译技巧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了电影片名翻译的特点。李群论述了电影片名翻译对对“忠实”原则的颠覆，王荩并永洁则从文化语境顺应的角度阐述了英语电影片名的翻译，李嵩岳更是从多元文化互动的视角探讨了电影片名的翻译。然而，上述研究以及其他相关文献中，都没有对电影的传播效果对电影片名翻译的影响这个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电影首先关注的就是有效传播问题，也就是吸引观众的问题，这是其内在的商业逻辑所要求的。现代传播学理论认为，“社会中的人们往往根据自身兴趣、需求及广泛的社会经验及文化等因素选择使用大众传媒。个人差异和社会差别是决定媒介影响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主要通过翻译途径实现的电影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电影必须关注传播效果，而作为电影信息传播先锋的电影片名的翻译效果变得尤为重要。因为不同片名作用的受众不同，所以会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现代电影的商业化运作决定其诉诸的受众对象是承受一定文化影响的观众群体，因此当下的电影片名汉译更多采用了变译、顺应目的语文化等能够产生较好商业效果的翻译策略，这也是符合翻译目的论要求的翻译策略。

当然，归化和顺应不是实现传播效果的唯一手段。实际上，传播效果的实现是异常复杂的，它所依赖的因素有时候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所以异化的策略在电影片名的翻译中也是屡见不鲜的，音译就是最主要的一种表现手段，特别是对于那些以人名和地名命名的电影，适当使用音译可以激发受众对电影的好奇心理，从而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例如电影Casablanca，Tom Jones，Ben-Hur，Chicago和Gandhi就选择直译为《卡萨布兰卡》、《汤姆・琼斯》、《宾虚》、《芝加哥》和《甘地》。

在选择直译的电影片名中，原文的传播效果部分或全部被继承下来。英语片名诉诸于英语文化来吸引观众的元素，有一些可以直接移植到汉语中来。Seven-year Itch翻译成《七年之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Seven-yearItch是个成语，意思是每隔七年，人的心灵中就会升腾起换换口味的渴望，特别是在婚姻和男女关系方面，最早出现在十九世纪的美国文学作品中。现在这个成语已经进入汉语，并被广泛用来描述婚姻关系。

但更多的电影片名翻译采用诉诸目的语文化创造新的名称的意译或另译。虽然看电影有求新求异的思想，但过于新奇的事物却不利于信息传播，通过借用目的语文化词汇可以更好的吸引观众，比如根据肖伯纳戏剧改变的电影My Fair Lady被译成了《窈窕淑女》，窈窕淑女既是汉语四字格，又是《诗经》名句。TheWizard of Oz译成《绿野仙踪》，翻译片名来自清朝李百川的长篇小说《绿野仙踪》，此书写神仙异迹的故事契合Oz虚幻的、不可思议的奇异仙境的英语汉译。因此，诸多英语电影片名的翻译在商业运作模式下，采用了能产生商业效果、符合汉语文化要求的汉译片名。

回顾中国电影片名翻译的历史可以发现，电影片名的意译和另译这种对译入语文化顺应的策略，在早期英语电影汉译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在20世纪20到40年代的中国电影片名翻译中，使用了很多包含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例如：You Can’t Take it With You(《浮生如梦》)、Lady be Good(《魂断巴黎》)、The WhiteSister(《空门遗恨》)、Goodbye Columbus(《花落遗恨天》)、Three Smart Giros(《春闺三凤》)、Red Shoes(《红菱艳》)、Gone with theWind(《乱世佳人》)等。这一时期归化翻译策略的使用，颇似林纾的小说翻译的情形，可能反映了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一种抵抗策略，但笔者认为这更多的还是电影这种商品化极强的产品对传播效果的诉求所造成的。

另一种顺应的方式是使用汉语的四字格，这样的例子包括Gentoeman’s Agreement-(《君子协定》)、How Green Was My Vallev(《青山翠谷》)Right Cross(《铁臂金刚》)、KeyLargo(《盖世枭雄》)、it's Wonderful Life(《风云人物》)、The Vaoley Of Decision(《空谷芳草》)、Captains Courageous(《怒海余生》)、FamilyAffair(《家庭情话》)、Since You Went Away(《自君别后》)以及Sadie Thompson(《军中红粉》)等。对四字格的使用与汉语电影自身常使用四字格是密不可分的，在网络论坛中所列举的汉语篇名大全中，四个字的电影片名最多。

英语片名对汉语文化的顺应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现象，用王永胜的话说，产生了英文电影片名翻译的三足鼎立的局面。下表列出了一些英文电影片名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出现的三种不同翻译。

这种独特的局面之间的差别实际上给效果论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证据，香港和台湾的社会文化与大陆的差别决定了其电影片名的翻译采用了不同的策略，香港电影片名翻译往往最大胆，改译、另译非常普遍，大陆的翻译较好地照应了原文字面上的对应，而台湾的翻译意译的成份也明显高于大陆的译名。但一些港台的电影片名过度顺应了汉语，反而产生了不良的效果，比如美国电影Sound of Music在大陆直译成《音乐之声》，在香港译却译作《仙乐飘飘处处闻》，语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名篇《长恨歌》诗句：“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给人一种莫名奇妙的感觉。但近年来，随着电影界交流的增加以及影视文化的互动，一些电影片名的翻译已经不分彼此了。

我们看到电影片名翻译中更多使用了归化和顺应的策略，一方面是追求商业效果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电影片名翻译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电影片名是对电影内容的概括，起着传递信息的作用，同时片名就像商品的商标或品牌一样，起着导视的作用，所以译者对片名的翻译往往需要追求一种吸引消费者的新奇效果。这种新奇的效果往往不可能像文学作品那 样，过分依赖异化来提供，因为电影受众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大多数受众更愿意接受由母语所提供的信其效果。总之，在电影片名的翻译，异化与归化的技巧使用都是为传播效果服务的。这样就解决了关于异化和归化之争。

再者，电影的娱乐性也决定了电影片名翻译对传播效果的重视。在这方面，港台的电影片名翻译在娱乐性上确实下了很多功夫，比如香港电影翻译为了追求传播效果，大量使用了粤语发音，例如《宝贝小猪唛》(Babe)、《超能塞豆窿》(Baby’s Day Out)、《头奖拍住抢》(Lucky Numbers)等；台湾的电影翻译也多诉诸民众习见的口语用词：大陆的电影翻译最近也加强了在娱乐性上的考虑。

然而，在Jenning Bryant和SusanThompson所著的Fundamentals of MediaEffects一书中，对电影媒体效果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其对青少年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上。因此，对电影片名翻译的效果研究必然要研究两种互相抗衡的力量，即商业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抗衡。电影片名翻译一方面要讲求商业效果，另一方面也要符合目的语文化中主流意识形态对其所提出的社会效果的要求。在当下大陆的电影片名翻译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参与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政治正确保证了大陆电影片名翻译的宣传效果较好，能够满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需要，符合党关于加强舆论导向的宣传方针。

因此，对于港台翻译中过度追求归化的趋势时翻译界时有批判之声。但多数论者把这里的原因归咎于港台的翻译在技巧上过度偏离了原文，实际上这种偏离正是过度追求商业效果的产物。正如上文Jennings Bryant和Susan Thompson在其著作中所担心的那样，这些翻译有时候过度诉诸了低俗文化对性和暴力的宣扬。香港的片名译名中，某些翻译过来的片名加上诸如“终极”、“雷霆”、“魔鬼”、“神鬼”、“战警”等字眼，阿诺，施瓦辛格的电影“魔鬼”系列汉译时统统加上魔鬼两个字，变成了《魔鬼终结者》(The Terminator)、《魔鬼阿诺》(Running Man)、《魔鬼孩子王》(Kindergarten Cop)和《魔鬼总动员》(TotalRecall)。同上受商业利益的驱使，香港的译名偏于暧昧，翻译过来的片名中常见《情陷……》或名《……迷情》等背离了原作内容的字眼。台湾电影片名也时常会诉诸暴力和色情字眼，比如上述表格中Unforgiyen一片的台湾翻译《杀无赦》，Lolita翻译成《一树梨花压海棠》等。

上述对性和暴力的宣扬往往对青少年造成不良的影响，这是电影片名翻译者所不愿正视的问题，因为受商业利益的趋势，本地的电影片名命名本身对性的诉求，比如《色・戒》，所带来的巨大商业利润使得电影片名的翻译很难不受这种风气的影响。加上西方电影对性和暴力的一贯宣扬，使得译者也很难回避，比如由热门美国电视剧改变的电影The Sex andthe City，仍然沿用了原来的翻译《性与城市》。解决这个问题翻译者可以出一份力量，但还需要建立电影分级制度等配套措施。但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译者必须摈弃把传播效果简单理解为商业效果的思维，积极承担起社会责任来。

商君书翻译篇8

关键词 推理照应 最佳关联 商务信函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7.03.019

1 推理照应

推理照应（bridging reference）最早由心理语言学家H.H.Clark于1977年提出，主要关注话语中存在的隐含意义，研究交际语境中的话语内涵及意义关系。

Clark认为通过前后述话语的推理照应关系，可以推断话语未明示的内容。此外Clark还提出新旧信息契合论（ Given-New Contract） ，言语过程中通过传递的新、旧信息，成功推理照应对象，理解言语过程中构建的照应含义（ Clark & Haviland 1977；唐电弟，何自然 2014）。

日本学者T.Matsui为了区分照应推理和一般指称确认中的推理，提出的语用关联照应论，即真正的语用照应是以前述话语中的明示内容为前提和保证的一种语境假设，引出未明示的所指内容。

“学术界对推理照应给予极大的关注，并把它作为话语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来研究，其研究成果涉及语言学、逻辑学、哲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何自然，2000；何自然，莫爱屏，2002；刘礼进，2001）。

2 关联理论

Sperber 和 Wilson 在a充完善格莱斯 （ Grice） 的相关原则的基础上提出关联理论，关联理论是从认知科学的视角解释言语交际行为，关联理论突破了传统的语境概念，把语境认识视为心理认知过程，存在于听话者大脑中的一系列假设，是随着交际不断变化，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Gutt 又在关联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关联理论的翻译观，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翻译进行了阐释。他认为言语交际过程中，要努力创造关联，或最佳关联，以便让受话人产生最佳的语境假设，这一语境假设又与受话人的认知心理过程相符。译者为了在翻译过程中实现最佳语境关联，应采用关联翻译理论。翻译者在进行翻译工作时，要努力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企盼一致。何自然（1999：139）认为“最佳的关联来自最好的语境效果；人们对话语和语境假设的思辨、推理越成功，话语的内在关联就越清楚；话语内在的关联性越清楚，人们在思辨和推理过程中无须付出太多的努力，就能取得好的语境效果，从而正确理解话语，使交际获得成功”。

关联理论的核心是关联性，“关联性”不仅与语境效果相关，还与理解话语时付出的努力相关。即关联性越紧密，为言语理解付出的努力就越小。在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任务就是努力实现原文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盼和心理认知相符，实现最佳关联。

2 推理照应在商务信函翻译中的应用

根据Clark提出新旧信息契合论（ Given-New Contract） ，新、旧信息在交际言语中同时出现，新信息的指称照应对象的确定，离不开言语中的旧信息，其中暗含指称照应对象。因此译者首先要辨认新旧信息，根据话语中的旧信息，确定新旧信息的推理照应关系。

例1：

原文：我们希望此批订货质量与以前供应的完全一样。

译文：We hope the goods to be of exactly the same quality as that of those you previously supplied us.

根据新旧信息契合论， 交际中的前述话语旧信息，为后述话语的新信息照应对象提供暗示，因此译者首先要辨识前述话语的旧信息，为后述话语的新信息的照应指称提供依据。后述话语中的“以前供应的”，如果没有前述话语的旧信息，“以前供应的”可以无限指称，但是前述话语中的旧信息“此批订货质量”为后述话语新信息的指称照应提供一种方向和信息，进而译者推断后述话语中的“以前供应的”照应指称是 “以前供应的货物质量”，形成合理的推理照应。译文中用具有代词功能的“that”来指代“quality”；再根据英语语言特点，较长的定语后置所修饰词语的后面，因此“以前供应的货物”译为“those you previously supplied us.” 因此译者除了能够准确地确定前后述话语指称照应，还需要在译文中将这些照应指称体现出来，实现等效交际意图。

3 关联理论在商务信函翻译中的英语

根据关联理论，研究认知效果和认知努力在话语意义构建中的关系，如果在话语构建意义中付出的努力越多，关联程度越弱；关联程度越高，认知效果越好。最大的关联就是用最少的认知努力获取最大的认知效果（李佐文&叶慧君2004）。

确定前后述话语中的隐含意义，除了新旧信息契合论外，有时必须依靠框图联想或场景联想，尤其是涉及到中西文化差异时，这就要求译者在对话语语用分析时，还应考虑中西认知语境的差异，例如：

例2：

尊敬的先生：

贵方昨日来函已收悉，非常高兴贵方表达与我方合作的意向，并拟定于6月23日来访洽谈合作，我方很抱歉告知贵方，6月23日适逢端午节，我方建议择日再商议。

盼早复！

拙译：

Dear sirs：

Your last day letter has been received. We are delighted at your intention of cooperating with us and preparing for visiting us to discuss business cooperation on June 23rd. But we regret to inform you that that date coincides with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and recommend another day to negotiate.

Your prompt reply will be highly appreciated.

理解例2中的推理照应关系，新旧信息契合论在这一语境下不太适用。因为适逢端午节和择日再商议没有任何句法或话题关联。译者可以引入框图联想，结合中国的文化背景因素：以前国家并未将端午节认定为法定节日，随着国家愈来愈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端午节从2008年变成法定节假日。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外商都知道端午节是我国法定假日，如果照搬原文直译，译文势必让读者觉得突兀，且缺乏关联和连贯，甚至可能会被曲解成缺乏合作诚意。读者主要依赖前后述话语的关联和连贯，构建话语的意义。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通过框图联想建立前后述话语的照应关系后，还应考虑原文隐含的文化因素，适当在译文当中填补前后述话语连贯的信息，将其推理照应关系隐含在译文之中，使原文的交际意图明晰化。

改译：

Dear sirs：

Your last day letter has been received. We are delighted at your intention of cooperating with us and preparing for visiting us to discuss business cooperation on June 23rd. But we regret to inform you that that date coincides with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which is our legal holidays.so we kindly recommend another day to negotiate.

Your prompt reply will be highly appreciated.

5 Y论

在翻译商务信函过程中，译者为确定前后述话语的隐含照应关系，可以通过话语的新旧信息找到隐含的照应关系；同时，译者不仅要熟悉语言本身，还应该关注语言背后的文化背景，熟悉读者的认知心理过程，构建交际话语的语境假设，努力实现最佳关联，减少理解交际话语所付出的努力，更好地实现商务信函的交际目的和预期商业效果。

参考文献

[1] Gutt，ErnstAugust.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M]. Oxford： Basil Blackwell，1991.

[2] Sperber，D. &Wilson，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 Oxford： BasilBlackwell，1986 /1995.

[3] 何自然，语用学探索[C].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143

[4] 何自然，莫爱屏，话语标记语与语用照应[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2（1）：1-6

[5] 刘礼进，英语话语中的间接照应[J]，四川外国语学报，2001（2）：70-73

[6] 李佐文，叶慧君，跨联现象与认知推理[J]，外语研究，2004（5）：4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