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12 09:00:53
王安石还没死，有关他的奇谈怪论就沸沸扬扬，要是把这些传言归结到一起，那王安石的造型就像毕加索或者达利的人像绘画那么卓尔不群：鼻子长在额头上，大腿从肩膀上生出来。凭着这些鬼画符，没人知道王安石是什么人。可是不论怎么讨厌他，没人敢说王安石不是超级强人。
关键词：偶像；过目不忘；脾气执拗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2.10.015
文章编号：1672-0407（2012）10-053-02
收稿日期：2012-08-20
一、天赋禀异，大家都说他能当宰相
王安石从出生到死亡，都被编撰成了各种稀罕故事，让他看上去更像个怪物。据说王安石降生时，有一只獾跑到他们家，之后就找不着了，因此王安石的小名就是獾郎。按照古人喜欢的调调，这个异兆暗示王安石就是那只獾。
而且这只獾注定要当宰相。
有一个叫李士宁的著名星象学家，节日期间跑到一个道观，瞪眼瞅着来烧香的士大夫们，忽然就盯着一个人喊：你不是獾郎么·王安石一看是老熟人就过来行礼，李士宁告诉他：再过20多年你就是宰相了。
另一个叫邵雍的神人，成天在洛阳游荡，听见杜鹃叫唤，马上长叹一声：天下要大乱了。人家问他为什么，这老兄说：洛阳从来没有杜鹃，现在忽然有了，预示不久南方人就要当宰相，会祸乱国家，大宋朝再没有安宁了。
依据这位活神仙带有强烈地域歧视嫌疑的先见之明，王安石还什么都没干，就早晚是那个大乱天下的人儿。
王安石儿子早夭，有人奇怪王安石为什么绝了后。立刻有万事通说，王安石是天下的野狐狸，怎么会有后代·宋人的故事里，还有把猪叫做王安石的。这些人不管动物学上的基本常识，把王安石往各种动物上招呼，原因只有一个——烦他的变法。
但是，对王安石的能耐谁都认账。王安石从小有过目不忘的本事，进士考试的时候本来已经中了状元。晏殊女婿的弟弟杨■发榜前走后门打听名次，听说自己排在第四很不爽，借着酒劲骂骂咧咧：哪个家伙把老子的状元撬走了。
谁料皇帝看试卷的时候，觉得王安石有一句话犯忌，就把他和第四名掉个儿了。所以王安石没当成考试冠军，却是真状元宰相，不过他自己不把这当回事，平生从来不提这个话茬。
二、当了宰相，搞变法得罪了天下人
从22岁开始，王安石先后在江苏、浙江、安徽任职，中间有人推荐他参加中央政府的官员考试，王安石拒绝了。之后，王安石又两次拒绝直接调任京城的调令。本来这是向上爬的阳关大道，因此王安石的一反常态显得有点邪门，还成为一些人指责他沽名钓誉、居心叵测的证据。
王安石提出的理由是家庭经济负担沉重，京城物价太贵，自己住不起。但究竟他是怎么想的，没有人知道。在王安石39岁这年，朝廷再次让王安石报到，王安石又推三阻四一番，然后好像很不情愿地到了汴梁城。可没多久，王安石就提出了著名的《万言书》，改革家的面目线条已经清晰了。
不过，这个时候没有人听他那一套，王安石只能碰运气。王安石的好友韩维负责太子的教育，太子经常觉得韩维讲课很酷，韩维就告诉太子，这话是王安石说的，王安石就这样成了太子的偶像。太子就是后来的神宗，神宗一即位，就升任王安石为宰相，开始了注定失败的变法。
变法的初衷就是发展经济、强国富民，然而放眼望去，王安石看见的全是反对党。王安石的对付办法是统统打倒在地，王安石和好友韩维、朋友司马光、前辈欧阳修等等全翻了脸，把朝廷官员基本上换了个遍，像苏轼那样的小官被撤掉根本还排不上号。
即便这样，改革阻力依然巨大。王安石变法最奇特的地方，是不光当官的一律反对，据说广大群众也都怨声载道，而且老天也跟着作对，连着不肯下雨，这些罪过全栽在了王安石头上。
神宗开始发毛了，王安石依然信心满满：甭听那些歪经，相信我，没错的。最后连神宗的母亲都哭着跟儿子说，不能这样下去了·王安石一看这样不行，只能拍屁股走人。
不到一年，神宗把王安石又请到宰相的座位上，王安石还想再拼一回老命，但大势已去，王安石最终还是下课。这一场战斗过于惨烈，王安石不但受到强烈的心灵创伤，唯一的儿子也在激战中丧生，王安石彻底垮掉了。
三、不修边幅，钓鱼却把鱼食吃完了
不洗澡不洗脸是王安石一大招牌，他不是一天两天不洗，而是一年一年不洗，衣服就更不用提了。据说当今高校里很有类似的王荆公遗风，可见青年学子继承传统文化的勇猛精进。后来王安石的俩哥们儿每一两个月就带他去一次洗浴中心，然后在门口放一件新衣服，王安石洗完出来就穿上新衣服，也不问是哪儿来的。
这种小事上大大咧咧在王安石是历来如此。皇帝请官员吃饭，让他们自己钓鱼，钓上来之后交给厨房去做。别人都在钓鱼，王安石却坐在那儿把一盆鱼食都吃光了。皇帝问他干吗跟鱼争食，可王安石心不在焉地还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
因为长期不和水亲近，王安石脸色里透黑。他家人以为是生病，请来了大夫，大夫说那哪是病，都是脸上的泥。家人给他拿来清洁用品请他洗脸，王安石黑着脸说：老夫天生黑，哪能洗白。
经常不洗澡，难免会有点副产品。王安石向皇帝汇报工作，虱子爬到了胡须上，皇帝忍不住笑，王安石自己还不知道。出了门问同事：刚才皇上干吗乐·同事告诉了他，王安石让下人把虱子抓走。
同僚说：这是宰相脸上的虱子，还被皇帝亲自鉴赏过，不能轻易抓走。王安石哈哈一笑就完了。王安石的老婆有洁癖，为了个人卫生问题经常和他冲突。王安石晚年离休后，家里有一个公家的藤床一直没有还。朝廷派人来要，但管家们都不敢开口。王安石一天光着脚在藤床休闲了好一阵，他老婆远远地看见了，大概嫌他躺过了脏，马上就让人把床给还了。
当了宰相后，亲戚到京城拜访王安石，王安石请他第二天来吃饭。亲戚以为起码是鱼翅宴，特意穿了一身名牌准备去暴撮一顿。等到过了饭点，才端上来两个胡饼、几块肉、一碗下饭的蔬菜。亲戚平时大鱼大肉惯了，根本咽不下去，只把胡饼的中间掏了一点吃了。王安石一点没糟蹋，把剩下的胡饼拿过来自己吃了个干净。
当时士大夫里面没几个没有小妾的，但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个人跟别较劲一样，都不讨妾室。
王安石的夫人给他买了个侍妾，王安石猛然看见眼前有一个生人，就问小妹妹是不是迷路走错门了,侍妾说是夫人命令来伺候大人的。王安石就问：你是谁家的妹妹·原来这个侍妾本来是某将军的老婆，她丈夫运送朝廷的公粮，却连船带粮全弄丢了，卖光家产还不够赔，就连老婆一起卖了还债。王安石把她丈夫叫来，让他们两口子回去，连带买人花的钱都白送。
四、脾气执拗，常当面冲着皇帝发火
日常生活虽然马虎得很，但王安石的脾气却是出名的不好伺候，他的外号就是“拗相公”。
王安石和他后来的死对头司马光曾经都在包拯手下当差，一次衙门里牡丹盛开，包黑子请同僚们喝酒赏花。司马光不会喝酒，但是包黑子劝酒是老大的面子，不得不喝。王安石也不会喝酒，不管说什么死活一口不沾，一张铁面的包黑子也拿他一点辙没有。
皇帝任用王安石变法后，基本是王安石说了算。一次王安石拿了一串撤职查办官员的报告请皇帝签字，皇帝一看：这些缓缓。王安石又拿另一个报告上来，皇帝还下不了决心：这些也再议。王安石一下就火了：老子辞职不干了。拔腿就往外闪人，皇帝老子留都留不住。
其实王安石性子虽拧，倒也不怎么爱发怒，别人拿他开涮，他通常也都吃进。
王安石喜欢讲经济效益，有人拍马屁说：把梁山泊八百里水都放干，湖底就可以成为良田。王安石一听大喜，一会儿回过味来了：那些水弄到哪里去·著名痞子刘贡父在旁边插嘴：在边上再凿一个八百里的湖，就能装下了。王安石听了，一笑就过去了。
王安石后来住在南京，经常带一跟班骑着驴子在外面闲逛。王安石早上出门的时候带几十个饼，到了饭点就和跟班、驴子一起吃饼。碰到干活的农民送点吃的，他们就来一顿绿色无污染农家饭。有人好奇他每天去哪里，他的手下说：要是跟班在前面走就听跟班的，要是驴子在前面就听驴子的。王安石漫无目的，走到哪里算哪里，但是一直带着书，有时在驴背上看，或者下来休息的时候看。
江西抚州临川,是王安石的家乡,也是曾巩、书法家舒同的故乡,素有“临川出才子”的美誉。至今,江西每年考取清华、北大的生员中有30%来自临川。临川,又分古临川和新临川,王安石当年的故乡正是抚州东乡县。
这里不仅出文化名人,也出推崇文化的商人。新赣商,江西科伦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国龙就是位很有故事的企业家。新世纪之初,谢国龙放弃了副县长的职务,由仕而商,投身商海,转眼十年,其所在公司是当地的纳税大户。谢国龙成功地完成了由仕而商的身份转换,这其中,王安石给了他很多思想资源。
由仕而商 勇于改变
在谢国龙的眼中,王安石是一个锐意革新的法家人物,他把王安石的思想核心总结为一个“变”字。王安石身处的时代,内忧外患,没有大丈夫情怀不足以谈革新,成败另当别论。谢国龙自幼受到王安石文化熏陶,他的家距离王安石故里只有10华里,常去瞻仰古迹,流连诗文,是他的人生快事。
当初,谢国龙弃官从商,也有很多朋友不理解。回看过往,1976年江西抚州师范学校毕业后,1976年9月到2002年2月之间,谢国龙先后在江西省东乡县任乡干部、党委委员、镇长、镇党委书记、副县长,本来已经是位人情练达的基层官员,为何要投入到一个自己陌生的医药行业呢?
谢国龙笑着说,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都需要这时代的人有变革的精神和创新的意识,古今一理,他推崇王安石的经世致用精神,为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决定拼搏一把。因此,才有了2002年3月至2005年4月,他在江西泰丰制药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的尝试。2005年5月至今,他在江西科伦药业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
王安石的现实意义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谢国龙所在的科伦药业,有“科学求真、伦理求善”的价值诉求,但是,作为江西分公司的副总,谢国龙要让这个中西合璧的理念落地生根,王安石文化就成了近水楼台。谢国龙把王安石看成是企业文化构建的大宝藏。
要求员工阅读王安石的原著,显然不现实,谢国龙需要从王安石的思想中抽离出简单易懂的概念,传递给公司的员工。比如,王安石变法的基本诉求是“富国强民”,那么,这就可以和产业报国的理念相结合,塑造员工高远的视野和情怀。
远在宋代的王安石很重视体育教育,作为现代企业,同样要调理好员工的身心健康。谢国龙常常组织员工去参观王安石故居,陶冶性情,做好员工之间的沟通。
关键词： 王安石 闲适词 “诗词互证” 词史地位
一、王安石闲适词及创作动因
王安石作为北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首先是以其政治身份立命的，尤其是继范仲淹之后进行的新法，更是冒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为其迎来了生前身后备受众议的一生。纵观王安石一生的文学创作，以熙宁九年退隐江宁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文创作主要讲求实用性，且好发议论，政治功用色彩鲜明。后期创作则“雅丽精绝，脱去流俗”①，作品的文学性、审美性和认知功能都显著增强。这种现象的出现，和作者经历宦海沉浮、承受各种人生忧患和打击，心境由慷慨激昂遂而走向舒闲容与、寄情山水的心迹嬗变是分不开的，这亦是王安石晚年闲适词创作的主要心理契机。
今人对王安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诗文方面，于其词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据王兆鹏、刘尊明《20世纪宋代主要词人研究成果排名表》，王安石词的研究成果仅有55项，这自是不能与北宋同期的欧、苏等大家相提并论，然而王安石的词作及其于词史的价值则是不容忽视的。本文鉴于历来对王安石词的研究多集中于有“野狐精”美誉的咏史词和佛道词两方面上，又实因咏史词之研究泛彻和佛道词之多引据佛理、注解之难、且词品多属下乘，则将角度放在其闲适词的研究上，并与其心态递变相结合，采用诗文互证的方法，努力探寻王安石闲适词的艺术手法及其创作意义。
王安石留存的词不多。据四部丛刊初编缩本《临川先生文集》卷三十七和《全宋词》记载可知，共存词二十九首。从内容上看，王安石词大致可分为咏史、佛理、闲适三类，另外还有咏物和儿女情词。这些词基本都是王安石晚年闲居时所作，内容大抵与金陵有关，其中闲适词占据八首，分别为《渔家傲》二首、《洗溪沙》一首、《菩萨蛮》二首、《清平乐》二首和《千秋岁引秋景》，数量仅次于他佛理词的创作。这些词的内容大都是对自然山水的描绘以及对闲适生活的体验，意象多是竹篱茅舍、小院回廊。此类词展示了词人对生命的体悟，气格上则表现为悠闲舒缓。与同时期有“荆公体”之称的闲适诗风格相类，可引为互证。
推究王安石闲适词的创作动因，大致可分为主客两个方面。从客观上讲，可以归结为该时期新旧党争的交替攻伐和熙宁变法的最终失败。王安石一生致力仕途，望图以变法除及北宋社会已渐现的各种矛盾，然其态度之坚定、性格之执拗、手段之凌厉，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随着变法的推行，其刚愎自用的性格招致的结果必是异党相伐、同党反目，尤其是在经历了爱子夭亡、故友过世，更是心蒙尘埃，归隐之心愈重。主观上讲，则是词人经历宦海沉浮，前后两次罢相身份地位的变化促使了王安石心态的嬗变。关于闲适风格的创作，沈松勤先生有一段论述：
“荆公体”的形成，则与王安石在熙宁新旧党争中的心理历程密切相关，或者说，王安石晚年诗风的变化，是其以实践理性为主要内涵的参政主体之淡化和以生命为本质的个体主体之张扬的结果。②
这段论述，对闲适词的创作同样适用。由此可见，其心态的转变和政治轨迹的走向是密不可分的，这种转变更是其文学创作的内因。
二、王安石对小词创作态度的转变
历观王安石的词创作，多集中于晚年。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其文学观念的嬗变和审美多样化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这还牵涉到王安石早年对小词的创作态度问题。
词作为一种文学创作体裁，初起于燕乐，须和歌而唱，以供歌儿用助妖娆之态。作为文人雅士的遣兴工具，历来被视为小道、艳科，诗庄词媚的文学观念更是根深蒂固。王安石作为正统文人的代表，其对小词的态度亦是颇为鄙薄的。宋魏泰《东轩笔录》中记载了王安石与王安国、吕惠卿谈论晏殊词的一段话：
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为耳，顾其事业岂止如是耶？”时吕惠卿为馆职，亦在飞坐，速曰：“为政必先放郑声，况自为之乎？”③
从这段记述看，王安石对五代以来浮艳柔靡的词风是甚为不满的，对词的看法仍囿于传统的观点，因此用力甚少，词作不多。
然而，以熙宁九年二次罢相为界，王安石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赋闲金陵时期。这亦是他文学创作的晚年。退隐后的词人，可谓历经忧患沧桑，心态已由早年的慷慨激昂逐渐转向对自我内心世界的关照，并希望寄情山水来消解早年内心的块垒。因此，该时期，王安石于词的创作上较前期也更为用力，这也是王安石对词这种文学体裁创作态度转变的一个体现。
三、闲适词内容分析
王安石的闲适词不多，词作内容多是对罢相后日常生活的缩写、对山居环境的描摹，多隐逸寻幽之趣，表现了其恬然自适的情感，但又不单一地表现为表征化的恬淡自适，词人这种词作风格的出现更多和其晚年创作心态相结合。对此，本文以王安石赋闲金陵时期的活动为线索选取了几个视点分别加以分析，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营居半山园——对山居环境的描摹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载：
王荆公筑草堂于半山，引八功德水作小港，其上叠石作桥，为集句填《菩萨蛮》云：数家茅屋闲临水，轻衫短帽垂阳里。花是去年红，吹开一夜风。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鹤一两声。
准确地说，王安石于熙宁八年复相时已托人在江宁城外购置田产，熙宁九年再次罢相归江宁后开始正式营建。上文中的草堂即半山园。从这一举动和复相与二次罢相时间相隔之短可以看出，王安石归隐之心实则萌生已久。文中“花是去年红，吹开一夜风”一本又作“今日是何朝，看予度石桥”。
从内容上看，该词是当时词人对自己归隐后某日生活的一幅白描。上片起首写自己居所的特征。以“闲”字为核心，茅屋、垂杨自是一派清静。次句写自身装扮，轻衫、短帽，一派出行装束，并下文用“垂杨里”行走作呼应，动静结合，美感十足。下片换时换景，过片即写新月一弯，表现已由昼入夜。此时的词人一觉醒来后，万籁俱寂，只剩轻灵婉转的鸟鸣关情最深。本词运用集句的方式，营造出了悠闲恬静的意境，表达了洒脱闲逸之情。类似代表性诗歌有《半山春晚即事》。
同样写作者日常生活，内容也大体相似，可互为引证，表现了词人晚年心态的清幽闲适。此外，半山园作为词人归隐后的主要生活场所，对其环境进行描摹的还有《浇溪沙·百亩中庭半是苔》（词略）。
此词立意与《菩萨蛮》相似。上片写野外居所，少有人来，描摹之景有百亩中庭、苔、门前白道、水、小院回廊、山桃溪杏。情致是“爱闲”。下片从内而外，纵目山野，桃杏自开自落，不知为谁？所谓“寂寞开无主”是也。由此可见，词人晚年独居寓所时内心还是充满了寂寞寥落之情，其中第三句更有寄寓身世零落之感。“爱闲能有几人来”一语道破了世态炎凉，这反映了词人政治失意之后的惆怅、孤寂之情。“为谁零落为谁开”，语出唐严惠恽《落花》诗，原意抒发惜春之情。词人把原句移至此处，多有罢相失势后的愤慈、不平之情。王国维有言，“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安石并不与此相悖，此词看似风轻云淡，实则透出一丝淡淡悲意。一如他的诗歌“荒凉凉雨助人悲，泪染衣巾不自知”、“江上秋阴一半开，晚云含雨却低回”、“春江渺渺抱墙流，烟草茸茸一片愁”等都是作者垂暮之年的真实内心独白。
（二）寻山问水——日常生活的剪影
孔子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寻山问水是王安石赋闲金陵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晚年的一种精神寄托。其《马死》诗中有云，“谩容小蹇载闲身”，其中骑驴游赏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剪影。在王安石的词作中亦不乏游山乐水之趣。以《渔家傲》两首为例。这两首词都是作者闲居定林院时期的一个生活剪影。
第一首中，上片写骑驴春游，发端说时令，描绘出了钟山春意盎然的景象。“穿云入坞寻游伴”，此一句中连用“穿”、“入”、“寻”三个动词，充分表现了词人寻春的浓厚游兴。下片写僧斋昼寝，词人之意不在春花与春水，而在与僧人的卧游之趣。
第二首，“平岸小桥千嶂抱，揉蓝一水萦花草”，则宛若一幅“春草茅屋图”。上片写千嶂环抱之中，一水平岸，色如揉蓝；过片写午睡初觉，闻语鸟而以为是晨鸡之鸣。“忽忆故人今总老”表面写故人，实则自况，写年华易逝的迟暮之感。“贪梦”一句化用了唐人沈既济《枕中记》的故事，旨在说明人生百年不过浮生一梦，何不忍看虚名纵化自然，落得一身轻松自在。宋佚名《雪浪斋日记》云：“荆公此词，略无尘土思”；清人黄苏在《蓼园词评》中云：“次阙似讥故人之恋位者，然亦不过反笔以写其幽居之乐耳”。纵观全词，则“极能道闲居之趣”不为过矣。
相同的，寻山问水的出游活动在词人的诗歌中表现则更为普遍。如《定林院》中“真乐非无寄，悲虫亦好音”；《定林所居》中“临溪放杖依山坐，溪鸟山花共我闲”。词人的脚步从定林院到清凉寺再到谢公墩、八功德水，可谓遍及金陵大大小小的名胜古迹，“聊为山水游，以写我心悁”，其间寄寓之情可见一斑。
（三）午醉梦醒后的怅惘——自适中寓落寞
遍读王安石之闲适词，可知词人善写春日，八首词作中有五首提及春日之景。基本感情基调则是于自适中融入自身落寞寂寥之感。词人写春日、写黄鹂、写海棠、写桃李、写新月、写百亩方宅，然涉及最多的是写梦——午后梦醒，且这类意象的出现多与饮酒相关。
《千秋岁引秋景》：
梦阑时，酒醒后，思量著。
《菩萨蛮·数家茅屋先临水》：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
《渔家傲·灯火已收正月半》：
千岩万壑春风暖，一弄松声悲急管。惊梦断。西看窗日犹嫌短。
《渔家傲·平岸小桥千嶂抱》：
午枕觉来闻语鸟。眠似听朝鸡叫。忽忆故人今总老。贪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
词人善写梦，且诸般情形的描写均是在酒醒梦回后的状态中以酣畅流利的笔调抒写开来。结合王安石的生平世事，这些词作整体给人一种恍然如梦的朦胧感，残梦，可谓作者对早年政治生活的一种回首。
此外，这类“记梦体”的作品在其诗歌中的表现亦很多。
《北窗》：
空花根蒂难寻摘，梦境烟尘费扫除。
《与耿天鹭会话》：
邯郸四十余年梦，相对黄粱欲熟时。万事只如空鸟迹，怪君强记尚能追。
《梦》：
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
此时的词人经过早年宦海沉浮的悲喜，心态也如邯郸旧梦一般，力图归于宁静和虚妄。
分析晚年这类作品出现，大抵与其晚年思想的转变有关。
首先，对佛老的接受。王安石晚年好寄情佛道，早年身居官要时就主张以佛济儒，并不似当时的程、张大儒那样排佛之心强烈。晚年退隐江宁以后好佛、道的思想更是进一步发展，以致诵听佛法、研习道义成为他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其晚年佛道词的出现即是证明。
其次，对陶渊明的审美认可。这一点从王安石的晚年作品中亦可以找到证据。如《清平乐·云垂平野》（词略），所居同为竹篱茅舍，心态同为堂堂丈夫之磊落胸怀，且有美酒相伴，此类幽居实为潇洒，宛然有渊明世外桃源之感。其诗如《钟山晚步》：“小雨轻风落糠花，细红如雪点平沙。模篱竹屋江村路。时见宜城卖酒家。”这里更加接近陶渊明的田园意境。纵观王安石对陶渊明的接受，或化其诗意，或取其意象，或化用其句，或直接取其用词，陶诗不仅在文学创作中影响了词人，更为其晚年心态走向恬淡自适作了思想铺垫。
然，尽管词人隐逸山林、寄情山水，内心对早年政治的回首，对熙宁功业的眷恋，对时局的系念，仍不时环亘在内心深处。这种士与隐的矛盾冲突，亦为他带来了极大的精神痛苦。《杖藜》中“尧桀是非时入梦，固知余习未全忘。”可见词人晚年的心态并不能以闲适一概而论。表面上恬淡，实则内蕴激愤与落寞，正如吴之振所言：“论者谓其有工致无悲壮，读之久则令人笔拘而格退。余以为不然。安石遣情世外，其悲壮即寓闲澹之中”④。可谓一语中矣。
四、王安石闲适词的艺术特色及其在词史中的地位
王安石所作闲适词不多，且多为集前人成句而成。清代沈雄《古今词活·词品》引《柳塘词话》曰：“徐士俊谓集句有六难：属对一也，协韵二也，不失粘三也，切题意四也，情思联续五也，句句精美六也。”可见集句词创作本身的难度之大。王安石之于集句词的创作，不仅能集句众家之所长，且能自铸新意、自现其境，且负载了一定的抒情功能与审美功能，尤为不易。这一写作手法对后世影响也颇深，如黄庭坚便有“戏效荆公”而作的《菩萨蛮》。
之于王安石词，历来评判不一，李易安从词须协音律的角度看安石词，则指摘其词“人必绝倒，不可读也”。清人刘熙载云：“王半山词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这种评价是颇为中肯的，不仅从王安石的词风上予以了总结，更有对王安石词在词史中地位的概括。“一洗五代旧习”是针对晚唐五代以来绮靡柔弱而言。北宋初，虽有晏、欧等大家对词的进一步雅化，但词的整体格调仍囿于传统五季之习。至柳永，慢词出现，词的市民气和俚俗性增强，但仍格调不高。再至具有“古今一大转移”之美誉的张先，其词虽符合宋诗“以平淡为美”的审美标准，但也多是对自己日常庭院生活的描摹，且专以写景单句著称，于个人情感用力上则稍显不足。直至王安石才首次将自身日常田园生活纳入词中，并融进自身情感，恬淡之中寄寓悲落寂寥。这某种程度上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和表现范围，丰富和提高了词的表现功能及艺术境界，其“瘦削雅素”可谓为后来的苏、辛词开了“以诗为词”的先声。
要而言之，王安石及其闲适词在我国词史发展上所起到的承前启后这一积极作用，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注释：
①黄山谷.后山诗话[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37.
②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宋]魏泰.东轩笔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7.
④[清]吕留良，吴之振，吴白牧等.宋诗钞[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031.
⑤⑥[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M].北京：人民文学社，1984.前集卷三十五，“半山老人”条.
⑦唐圭璋.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99：505.
参考文献：
[1]张祥浩，魏福明.王安石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王兆鹏，黄崇浩.王安石集.[M].凤凰出版社，2006.
[3]王兆鹏.宋词研究入门.[M].凤凰出版社，2008.
[4]高克勤.王安石与北宋文学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5][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M].北京：人民文学社，1984.
[6][清]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7]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关键词 王安石变法 张居正改革 成效
北宋和明朝进入中叶后,都面临着“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和张居正就是在这种相近的背景下各自进行了变法与改革。但是,将王安石的变法与张居正的改革进行比较,则王安石变法的成就不能与张居正的改革相提并论。
王安石变法之时就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以失败而告终。后世学者对王安石变法也褒贬不一,可作为王氏变法不如人意的佐证。①
与王安石变法不同,张居正任相之时改革却得以全面推行。虽然张居正身亡之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被明神宗废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诬劾而被削官夺爵;但到万历末年,人们认识到改革的益处。因此,他的文集问世后,为其作序跋的文人、士大夫无不对其改革称许有加,认为在他执政的“十余年间,海宇清晏,蛮夷宾服”,②并把他誉为“救时宰相”。③天启朝,廷臣开始为居正鸣冤。于是熹宗下诏“复(居正)故官,予葬祭”;到崇祯朝,居正父子官复原职,尚书李日宣等更称:“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④可见张居正以他的改革精神赢得后世对他的追思与怀念。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所没有的。
尽管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为了救弊图兴而进行的改革,他们的改革却产生了迥异的社会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改革策略不同。改革是社会危机的产物,但即使是同一类型改革,也会因改革者所采取的策略不同而产生不同效应。和王安石变法相比,张居正改革阻力较小在于他具有较高的策略水平,这主要表现在改革所奉行的宗旨方面。
王安石早在宋仁宗嘉?5年(1160年)上《万言书》时,就提出要改变现有法度,使之合乎“先王之政”。但是,他任相之后,却亮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表明要更改太祖、太宗以来的法令制度。安石此举虽然给希望变法的士人注入了一副兴奋剂,但在思想还很保守的宋代,改变“祖宗之法”无疑会招来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如范纯仁向神宗上疏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在向神宗上《尚书解》时又说:“其言皆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愿深究而力行之!”⑤实际上就是要神宗不事更张,奉行“祖宗法度”,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是很普遍的。因此,王安石亮出的变法旗帜使他在变法之初就遇到了强大阻力。张居正的做法与王安石则不同,隆庆5年(1571年),他担任会试主考时撰写了《辛未会试程策》⑥,其中第二部分“法先王与法后王”的策题答案体现了他的变法思想,他认为“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说明他主张变法应以顺应民心为要,即应“法后王”。但他又说,“法后王”并不是更改明太祖所制定的各种制度,相反,对于唐宋以前的君主而言,明太祖是“后王”,因此“法后王”就是恢复太祖之制中本来面貌,革除正德以来的弊政。而对于明中叶诸帝来说,太祖又是“先王”,这样,改革并没有违背先贤所主张的“法先王”之旨。居正任首辅后,在明神宗召见时表示:“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然后又在谢恩疏中说:自己要“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⑦这样,张居正在改革中始终打着“恪守祖制”的旗帜,从而抑制了守旧派之口,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第二,改革步骤不同。宋、明两朝发展到中叶时,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王安石和张居正上台时,接手的都是家底很薄的摊子,扭转财政危机是他们的共同任务。然而,在制定改革方针,应该孰先孰后时,王安石和张居正采取了不同的步骤,体现了他们在谋略上的差异。
王安石变法,一开始就着手整顿财政,而忽略了吏治改革。“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役、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颁行天下”。⑧这表明王安石为改革“积贫积弱”局面,一开始就把改革重点放在整顿财政上,以俭财为先。由于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用人不当,一些地方官使新法成为扰民、困民之举,遭到百姓反对,且变法对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利益触犯颇多,故又遭到这部分势力的反对。可见,在吏治没有澄清、官僚地主的阻力没有打破之前,改革是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的。
和王安石相比,张居正显然要老练许多。在他看来,“治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⑨否则,吏风不正,一切政令都会流于形式。“上泽虽布而不得下疏,下情虽苦而不得上达”⑩,即是当时官僚作风的写照。正德、嘉靖年间的改革之所以不了了之,正是吏治腐败所致,张居正对此深有体会。因此,虽然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却没有一上来就贸然整顿财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于万历元年(1573年)提出“考成法”。考成法的施行,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史称“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由此,张居正是在获得了一个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后,然后再运用这个经过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改革,使新法一以贯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第三,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不同。中国封建社会,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皇权至高无上。因此,要革旧图新,首先就要取得皇权支持,故韩非说:“事在四方,在要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但是,皇帝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变法,不仅决定了改革者所拥有的权限大小,也决定了改革最终所能取得的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变法也有不如张居正改革之处。
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调入京师后,宋神宗谦虚地说:“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聊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跻此道!” 虽然孙固、唐介等力言安石不可任相,但神宗不为所动,次年就以其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此时神宗对变法充满了幻想,因此在变法初期对安石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使改革得以逐步展开。但是,随着反对派声势的高涨,神宗对安石的不信任日益增加,对变法也动摇起来。当他看了韩琦指责青苗法的上疏后,对安石等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 虽然安石作了辩驳,神宗仍半信半疑,安石不得不“称疾家居”。 神宗欲罢青苗法,直到安石以辞职相胁时,这才“为巽辞谢之”。 又如神宗在亲策贤良方正时,太原判官吕陶奏请罢理财之说,神宗让安石读卷,见安石神色沮丧时,他又让反对变法的冯京续读,并称其言有理,这对安石等变法派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打击。此类事例甚多,不再枚举。
其实,宋神宗对安石的牵制远不止此,在用人政策上他也留了一手。变法之初,安石就提醒神宗不要为异论所惑,神宗表面允诺,却又把司马光、冯京、文彦博等反对派留在朝中,以牵制和监视变法。这些人后来虽因政见不合而离开朝廷,但也为反对派阻挠变法提供了条件。对神宗这种态度,安石也有所觉察,叹道“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杓水,即羹何由有熟也?” 并暗责神宗“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 这些情况都表明,当反对派大举进攻新法时,神宗的动摇性就暴露出来,使反对派抓住他这一弱点,从而给变法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明神宗即位时,只是个十多岁的孩童,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正是这一因素使张居正在改革中取得了皇权的支持,牢牢掌握着改革大权。居正任首辅后,取得了神宗生母李太后与司礼太临冯保的信任,成为他们在朝廷的代言人,而居正又利用自己作为帝师的特殊身份,向神宗灌输改革思想,这样,幼小的神宗自然而然地把张居正奉若神明,对改革更唯居正是从。因此,神宗这时只不过是皇权的符号,居正才是真正的掌权者,他有效地利用了皇权这把尚方宝剑来清除障碍,有力地推动了改革的进行。
明神宗成年后,更把居正视为顶梁柱,万历5年(1577年)9月,居正父在江陵病逝,按封建伦理,他必须回原籍守制三年,然而此时改革正处关键时刻,反对派在暗中活动,居正一旦离去,改革和他本人的前程都将凶吉难卜,因此无论对朝廷还是对他本人来说,居正都不能离开。这一点神宗十分清楚,故有人提议居正“夺情”时,神宗立即同意,并下诏说:“父制当守,君父尤重”, 明确表示要居正夺情,使舆论大哗,甚至有人上疏称:“国有非此不可以为国,家有非此不可以为家,人而非此则禽兽矣,中华而非此则夷狄矣”, 并说这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正好这年有慧星从东南方升起,反对派便把它附会为上天对夺情的不满,甚至有人“悬谤书通衢”。 对这些攻击性言论,神宗不为所动,并下诏:再论此事者诛无赦。同年12月,朝野又议论纷起,说居正将有异举。为了辟谣,神宗再次出来为居正说话,重申:“纲常人纪,君臣为大”,斥责反对派“藐朕冲年,忌惮元辅忠正,不便己私,乃借纲常之说,肆为排挤之计,欲使朕孤立于上,得以任意自恣,殊为悖逆不道,倾危社稷,大伤朕心。” 反对派果然被镇住,使居正得以集中精力把改革推向深入。
尽管有人认为神宗对居正的尊敬是长期受李太后、居正严格管束所产生的敬畏心理的表现,并不是其内心思想的真实反映, 但不可否认的是,神宗在改革过程中是给予了居正以极大的支持的,而不是像宋神宗那样处处制肘王安石。至于居正死后,神宗几乎尽废其法,并抄居正家产和削官夺爵,却不是神宗反对改革本身所致,而是诸种因素综合作用所引发的悲剧。
第四,与同僚关系不同。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能不依赖官僚机构和各级官吏。改革者如何处理与同僚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方面,张居正显然又比王安石略胜一筹。
王安石在变法时,对反对派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和排挤,就扫清变法障碍而言,此举无可指责。然而,对那些只是指陈新法过失、对新法并无恶意的大臣,以及居于变法与反变法之间的大臣,安石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争取他们,而是一律予以压制,把他们推向了反对派一方,壮大了对立势力,给改革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后果。此外,变法派内部也存在集团利益之争,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斗争。当安石应诏二次任相时,吕惠卿“忌安石复用,遂欲逆闭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智”,廷臣“遂更朋附之”。 安石复相后,立即上疏反斥惠卿,终于把他赶出朝廷。但惠卿并不甘心,又在地方上疏称: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力行力年岁之间。虽矢志倒行逆施者,殆不如此,” 竭力想扳倒安石。可见,安石不仅不善于处理与中间派的关系,即使同是变法派内部,一旦涉及切身利益时,他们也会作殊死搏斗,暴露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短视,这就难怪变法会以失败而告终了。
张居正在处理与同僚关系方面的情况,要分期来看。在夺情以前,居正在这个问题上很有理智,对于那些“以言乱政”者坚决予以清除,而对持不同政见者,则把他们安排到非要害部门,或令其退休。同时,他又注意录用人才,“无问是谁亲故乡党,无计从来所作眚过,但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举而录之。” 事实上,居正也是按这一原则来举荐官员的,如素逆于居正的马自强因精明能干而受推荐,自强“不自意得之,颇德居正”。 高拱的心腹杨博也被任为吏部尚书。这样,一些怀才不遇的官员把居正看成了升迁的希望,一部分高拱旧属也转而支持居正,居正也因此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威信和权力,故时人称“相权之重,本朝罕俪”。 正是凭借这一有利形势,居正得以把改革全面推行开来。在夺情以后,居正受到极大刺激,加上已大权在握,对形势判断不清,凡反对改革,或上疏言事但有利于改革的士大夫,他一概贬斥不用。从此以后,居正开始以个人感情任用官员,给改革造成了不利影响。不过,由于居正掌握了内外大权,仍能按既定的方针施政,所以改革能推行无阻,但居正身死之后新法被废的隐患也由此种下。
第五,改革者信念和毅力不同。历来凡是改革者都会遭到攻击和诽谤,因为改革会触动一部分人利益,他们势必不遗余力地阻挠、破坏改革。这时,改革者信念和毅力就会经受严峻考验,其信念和毅力也将决定他们采用什么态度来反击反对派的进攻,从而继续推行改革,取得更大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也不如张居正。
王安石任相前,曾大力提倡要求重视人才,可当他开始变法时,却没按这一方针来推行吏治改革,而是把目光放在经济改革方面,这其中固然有宋神宗急于求成的原因在内,但安石鉴于庆历新政的失败,不敢得罪大官僚等既得利益者,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正因为下面官吏的阳奉阴违,才使王安石变法失去了初衷。因此,不敢力行吏治改革,可以说是安石毅力欠缺的一种表现。安石任相后,御史中丞吕诲上疏说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希望神宗不要受其欺骗。神宗不受,吕诲求去,安石亦求去。当神宗说:“若出诲,恐安石不自安”时,安石立即向神宗表示:“臣以身许国,陛下处之有义,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为去就”。 从安石的话表面看来,他似乎真的是“以身许国”,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但言外之意却是只有吕诲被斥后,他才出来变法!宋神宗当然听出了话外之意,只好贬出吕诲,安石这才满足心愿。在以后的变法中,安石也多以谢病来消极抵抗神宗的动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复相后意气消沉,屡次谢病求去,还在信中对人说“自念行不足以悦众”,“智不足以知人” 。这时他对变法的畏难情绪是显而易见的。当他儿子王雨方死后,安石更是悲伤难抑,力请辞职。神宗见他去意已决,也对他失去信心,让他去了江宁。从此,王安石就以写诗来消愁解闷。由此可见,王安石对变法并没有坚定的信念,他本人的毅力也不足以使他担当北宋中叶救弊图兴的变法重任。
相反,张居正在这方面却胜过王安石。早在隆庆年间,徐阶致仕,将国事托付居正,他表示:“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 改开始后,居正明知整顿吏治会招致既得利益者反对,但他毫无畏惧,表示自己“且受深恩,义当死报,虽怨诽有所弗恤也。” 当他遭到自己门生刘台弹劾时,仍坚持初衷,声称“吾但欲安国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 表现了改革者的无畏精神。居正直到临死时还把改革大权抓在手中,在病榻上还想着如何把改革推向深入。因此,张居正改革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与他坚定不移的信念及勇于任事的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综上所述,就“政治家”这一称谓而言,王安石有不如张居正之处;就变法本身而言,王安石变法在策略和步骤上不如张居正改革那样灵活;就改革者的地位和权限而言,王安石更不能和张居正相比;就改革班子而言,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也不如以张居正为首的改革派那样齐心协力。因此,王安石变法的成就自然不能与张居正改革相提并论。
组织变革在中国历史语汇里有一个专用名称叫“变法”，跟变法相对的是“立法”。《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西汉作为一个新兴的全国大一统的王朝，其立法至少有上述四个方面。因此，古典语汇中的“法”并不等同于我们现在所讲的法律，而应该理解成“文化+制度”的一个综合体。这个界定非常重要，它能使我们在变法的问题上保持一种必要的宽广视野。西方的研究方法一向倾向于把复杂的问题分解割裂开来，从而把问题局部化，如果把组织变革仅仅理解为制度变革(“改制”)，就会衍生出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死结。
王安石变法的特殊气质
北宋年间的王安石变法具有非常特殊的气质。
第一，王安石变法开始的时候(1069)，北宋王朝立国整整110年，按现在的说法已经是一个百年品牌了，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它遭遇到不能回避的困难，这种困难的“表象”是国家财政趋于崩溃。《易经》有言“穷则变，变则通”，因此变法至少外因已经成熟。顺便说一句，“穷”不是指没有钱，而是指走投无路(“穷”的反义词是“达”)。由此推论，王安石变法是被逼出来的。
第二，王安石变法具有非常强烈的思辨气息。变法的中心人物都是彪炳史册的文化巨人，王安石是经学大师、文坛领袖；司马光是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其余如坡兄弟、程颢、张载、富弼、韩琦、文彦博也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这些人观念成熟、词锋犀利、操守严谨，有能力就任何观点说服你，因此王安石变法是被讨论得最深切的。如果“真理越辩越明”是正确的，那么王安石变法也可以说是一场“真理大讨论”。
第三，观察王安石变法的整个进程，似乎有一种潜在的强硬逻辑：基于种种良好愿望开始的变法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越来越走向反面。这种逻辑以及其实现的路径让人难以忽视。
第四，变法领袖王安石与反对变法的领袖司马光个人道德操守都没有问题，这就排除了因私利或个人恩怨推行变法或反对变法的可能性。这一点非常难得，如果私心暗中作怪，那么他们的言论就是二元分裂的，就当不得真。
第五，王安石变法中的人事问题非常引人注目，其中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变法领导层(宋神宗、王安石、吕惠卿)，二是变法执行层(各级官吏)，三是广大老百姓。王安石变法使我相信剥离人事问题来谈组织变革是狭隘的、简陋的，“法”作为“文化+制度”的一个综合体，与人事密不可分。
越演越烈的北宋财政问题
王安石变法的直接起因是北宋财政越来越困难，这让宋神宗非常烦恼。变法开始的那一年，宋神宗只有22岁，刚好是现在大学毕业急着找工作的年龄。同年，变法的一些中心人物，王安石48岁，司马光50岁，吕惠卿37岁，苏轼32岁，苏辙30岁；还有一些年纪更大的前朝元老，富弼65岁，韩琦61岁，文彦博62岁。
变法前一年宋神宗对文彦博说：“当今管理财政是最紧急的事务，养兵守备边防，国库不可不丰盈，大臣应当共同留意节约用度。”从这一段话看，当时财政困乏非常严重，而宋神宗没有主张，能想到的办法只是“节流”。隔了一个月，宋神宗又问王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故，用的是什么治道?”此一问，可以看出宋神宗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自己接手的北宋这一大摊子，在列祖列宗手上大体承平，宋神宗有点担心自己顶不住了。
王安石为此专门写了一个奏章，说：“仰赖不是夷狄(指辽和西夏)昌盛的时期，又没有连年水灾、旱灾的忧患，所以天下承平超过了百年，虽说是人事，也是由于上天的保佑。但是陛下不能不知道：天助之不可常，人事之不可急于求成，则大有作为的时机，正在今日!”王安石实际上已经吹响了变法的号角。对于财政问题，王安石说：“本朝财政管理大抵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所以虽然俭朴节约而百姓并不富裕，虽然勤勉忧劳而国家并不强盛。”也就是说光靠节流是不行的，必须开源，开源的办法就是立刻实施财经改革。至于如何进行财经改革，王安石认为国家之所以困乏，原因在于没有合适的理财办法。而且自古以来的治世，没有哪一个会在经济问题上伤脑筋，经济问题是小儿科，我王安石一变法，就会迎刃而解。
北宋的财政问题是积年顽症。苏辙在奏书中说：“所谓使财政富裕，不是求取钱财而有所增加，而是除去有害于财的事而已。有害于财的事有三项：一是冗官(多余无事的官员)；二是冗兵(多余无事的士兵)，三是冗费(不应支出的费用)。”这就是北宋有名的“三冗”问题。为了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就冗兵问题，可以看几个数据：约在王安石变法前20年，宋仁宗皇佑年间(1049～1054)，当时北宋有军队118万人。每年巨额军费开支占国家岁入的比例分别为：钱，30％；绢帛，102％；粮，80％；草，80％。按照现在的说法，北宋为了与辽、西夏抗衡，已深陷军备竞赛的泥淖。这还仅仅是冗兵一项，再加上冗官、冗费，北宋政府实际上已经破产了。
司马光：我只反对“王安石式的变法”
司马光作为历史学家，看问题的角度与王安石不同。约在王安石变法前8年(1061)，司马光在奏疏中说：“臣闻致治之道无他，有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赏，三曰必罚。”而当时的弊端是“国家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进秩，循资望而授任。日月积久，则不择其人之贤愚而置高位；资望相值，则不问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职。”这一段话反映的情况我们很熟悉，就是用人不问能力，只管论资排辈，干好干坏一个样，只要慢慢熬，年龄大了，工龄长了，不分贤愚，统一评职称、加工资。改革必须先从人事方面着手，而且唯有人事改革才是根本性的改革，这是司马光变法的基本思想。从这种观念出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王安石主张的单纯经济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司马光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
变法前，宋神宗经常召见司马光进讲《资治通鉴》。司马光一定会趁机向宋神宗传达自己的理念。以至于有一次宋神宗问司马光：“汉王朝常守萧何法，不变可乎?”宋神宗这样问，显然能看出他拿不定主意，跟改革派接触多了，就觉得变法势在必行；跟保守派接触多了，就会觉得变法疑虑重重。前面说过，宋神宗只有22岁，他的年龄、学识、政治经验，都决定了他很难做出抉择。就司马光来说，王安石变法是力争“朝夕之益”，宋神宗跟着王安石的想法走，那么在宋神宗是“求治太急”，在王安石则是“蛮干”。
对当前紧迫的财政问题，司马光也自有主张。这种主张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对国家财政困难的原因分析。司马光说：“国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也就是说，国家用度太多，而且这些用度有许多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方面包括皇帝的赏赐没有节制；皇室经过100多年的繁衍，人口众多，就像以前的国有企业，退休职工太多，企业养
不起了；当官的多，负责实际事务的少，享受待遇的多；军队是能打仗的少，但编制繁，吃空饷的多。
二是如何解决“国用不足”。司马光说：“安民勿扰，使之自富，养之有道，用之有节，何息财利之不丰哉!”这是司马光最基本的经济思想，综合了传统儒家学说“与民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同时也包含着司马光对北宋国体的一种根本判断：北宋不能支撑大规模的变法。为什么?因为“吏缘为奸”，各级官吏会借变法之机“生事”，从而使变法在执行层面扭曲变形。
因此，与其说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不如说司马光是王安石变法的悲观论者。他对人事问题的透彻理解，使他对变法没有信心。在他看来，变法的目的再好，最终要靠广大官吏去实施，而官吏会对变法的初袁加以扭曲。事实证明司马光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甚至比他最大胆的想象还要严重得多。对人事复杂性的担忧使司马光对任何激进的改革都采取谨慎的态度，他说：“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司马光实在担心，北宋虽然是一座四面风雨的“破屋子”，但像王安石这样蛮干，恐怕破屋子就要倒了。
谁敢说司马光的担忧不是基于真知灼见呢?事实上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都程度不同地持有类似的观点。比如元老大臣富弼对宋神宗说：“大抵小人只喜欢动作生事，以便有所渔利。如果朝廷保持安静，那么凡事都有常法，小人能指望什么呢?”小人一般唯恐天下不乱，也唯恐天下不变，只要一乱、一变，就可以从“不作为”转而“乱作为”。富弼也是人事问题上的悲观论者。
从理念之争到人事之争的全面堕落
王安石变法的复杂性跟王安石、司马光的个性很有关系，两个人都是犟脾气，王安石的外号“拗相公”，司马光的外号“司马牛”，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主。王安石更有意思，他个人的卫生习惯一塌糊涂，基本上达到几个月不洗脸、不洗衣服的程度。
司马光对人事问题的真知灼见，丝毫没有引起王安石的警觉。相反，王安石自信满满，他也不想积极争取朝中大佬的支持。当时宋神宗信用他，他手上有权，于是对各方反对变法的人施以无情的打击。《宋史》记载吕公著、韩维是帮助他建立声誉的人，欧阳修，文彦博是向朝廷推荐他的人，这些人的想法现在跟不上形势，王安石全都加以排斥。弄到后来，不要说民间，就是帝国中枢的朝廷，根本就没能统一思想，而是改革派与守旧派，更糟糕的还有改革派内部也纷争不休。
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君臣组合也非常特别。王安石有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是毫无顾忌的。王安石如此个性，时间长了，宋神宗难免没有想法。后来随着变法的深入，分歧越来越大，王安石就一再要求辞职，如此明确地没有官瘾，反过来也可以说是不给宋神宗面子，更严重地说，甚至有点看不起宋神宗。
如果王安石仅仅是一个文人，或者仅仅是一个经学家，孤傲一点、个性强一点，甚至怪僻一点，都无伤大雅：问题是王安石现在是宰相，是变法的实际领导者，他理应做到群策群力，但现在他很孤独，只能在内信用自己的儿子王为“谋主”，在外信用心怀叵测的吕惠卿等人做“执行”。
王聪明有才，《宋史》上说“安石更张政事，雩实导之。”王最佩服的人是商鞅，“常称商鞅为豪杰之士，言不诛异议者法不行”，是个狠角色。他曾经放出话来：“枭富弼之头于市，则法行矣。”可惜王雾死得早，只活了33岁。王安石晚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改革的志气也消磨了不少。
吕惠卿是王安石最信任的改革派大将，比王安石小11岁，王安石对他非常欣赏，提拔他，重用他。当时朝野许多人吹捧王安石是孔子，吕惠卿是颜子(颜回)。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吕惠卿最终把“自愿请贷”改为“强制发放”，而且有硬性指标，老百姓不想贷也不行，最后必然是“上下骚动”。另外，吕惠卿的个人操守也大有问题，他任用亲信，打击其他改革派成员，发展到后来“凡可以害王安石者无不为”、“朝廷纲纪几于烦紊”，原因是他想取王安石而代之。吕惠卿个人欲望大发作，在他看来，仕途和权力比变法重要得多，这就不能不使变法走向人事纷争的漩涡。
王安石既然不能争取更多的支持力量，最终也就不能光大他的事业。事实上，朝廷反对王安石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不惜以命抗争。反对王安石的人基本上有一条共通的理由，就是王安石做一个翰林学士可以，但做宰相不行。这个说法是成立的，不仅对王安石成立，对司马光也成立。司马光后来做宰相，但很快去世了，因此其为相的政绩不太好评价，但就其上台之后，把王安石变法的所有内容全部的“牛”劲来说，也不是“顺四时，理阴阳”的宰相气度。
王安石变法很快进入了沼泽地。王安石在变法的第6年罢了相。第7年春天，又复相，熬到秋天，再罢相。王安石从此永远离开了朝廷，回到南京半山园，孤独自守，大约10年之后，病死在南京。
王安石变法经历了漫长的“一波三折”，先是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后来高太后(宋神宗的皇太后)任用司马光把法又变了回来；宋哲宗(幼年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亲政后，又开始继续王安石变法的道路。“法”不是煎饼，可以正过来烙，再反过来烙，烙多了就有一股焦煳味。白寿彝《中国通史》评价说：“在哲宗亲政时期，打击守旧派愈演愈烈，成为主要政事，而不是集中精力进行改革，其情况同守旧派当政的时期相类似，北宋政权遂逐渐走向衰弱。”
纷争的时间长了，方方面面开始集体堕落，堕落的标志就是从理念之争转向人事之争。一到人事之争这个层次，就把君子、小人的标签到处乱贴，渐至无所不为，最后让参战各方差不多全部堕落为真正的小人。
王安石变法后57年(1126)，北宋首都开封城破，宋徽宗成了金帝国的俘虏。那个时候，就不是“国用不足”的问题了，北宋成了南宋，这是宋帝国的奇耻大辱。
中国式组织创新的四项原则
1、只有法家人物才有可能担当变法的领导者
王安石、司马光这些人都是儒家人物。儒家学说重在“守成”，而不是“开创”。事实上，儒家人物坚定地相信，只有遥远的尧、舜、禹、文王、周公的时代才是理想社会，儒家的使命(以及儒家占主导地位之后的国家使命)不过是回到从前。这是儒家的基本信念，因此不管具体领导变法的儒家人物道德如何高尚，用心如何纯良，但企图变法成功一律是缘木求鱼，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儒家人物领导变法最终成功的案例。灭了西汉的新朝皇帝王莽是个儒生，在新朝短短的15年时间里大肆改革，但看上去更像是一出闹剧。
在中国历史上，变法有一个特别的思想源泉，就是法家。法家在组织管理和变革中一直处于担当大任的主体地位，变法的光荣都属于法家人物，比如辅助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的管仲、奠定秦统一中国基石的商鞅。法家既有一流的政治家，也有一流的理论家。韩非是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强调“法、术、势”综合运用。因此，只有法家既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上为大规模的
组织变革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变法需要霹雳手段，需要不计个人安危的勇猛精进，这与儒家的“温良恭俭让”都是背道而驰的。西方没有“法家”这样的专门名词，但谁敢说统一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不是一个法家人物呢!
2、变法涉及具体的人，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制度
把“人”和“法”隔裂开来只能是一种实验室里的假设。制度的确立和变革其地板和天花板都是人。当准备实施大规模的组织变革时，如果对变法领导层、变法执行层、变法民众层的个性、人性拿捏不准，这种变法最大的可能只是对组织的扰动，比不变法还要坏。如果撇开王安石、宋神宗、司马光的个性、阅历、学养、价值观念来谈王安石变法，比如用一种纯经济分析的视角、或者阶级斗争的视角，都会极大地偏离历史真相。
通用的杰克・韦尔奇有一个著名的“数一数二原则”，据说下属向韦尔奇提请重大项目时，韦尔奇一定要面谈，而且面谈的时候一定要凝视对方的眼睛，如果对方的眼睛中不能闪现出激情、野性的光芒，再好的方案也通不过。在王安石变法的案例中，从年龄、学识、政治经验来说，变法的最高领导人宋神宗事实上属于弱势群体，他“看”不透王安石、司马光，当然更“看”不透儒家与法家的本质分野。
3、变法不是克隆标杆组织的制度
变法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要有“现实感”。别人穿着得体的衣服，不一定适合你。不能为了清晰地把握一种形势、一种状态、一个过程、一个人就人为地加以“简单化”。简单化是一种暴力，因为它扼杀了组织个性，最终也扼杀了变法真相。
有许多组织用标杆法引领变革。标杆法源于一种“不恰当”的横向对比，事实上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组织纵向演进的线索。标杆法过分地关注别人，往往缺乏一种内生的逻辑和动力。如果没有内生逻辑和动力的呼应，虽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标杆法引领的变革还是没有成功的希望。
唐甄在《潜书》中说：“《孙子》十三篇，智通微妙，然知除疾，而未知养体也。”是的，对组织管理和变革来说，“养体”是第一位的，“除疾”以向标杆靠拢只能居于从属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是一句广告词，但我还是非常欣赏埃森哲的口号“超越自我51％，超越对手49％。”
4、变法的最终目标是成就“壁虎形组织”
壁虎形组织是我设想的一种理想的组织形态。打一个比方，假如组织都是顺着一堵垂直的墙往上爬，在爬的过程中，免不了风吹草动，甚至狂风大作，某些组织就会跌落下来，哪怕它已经爬到相当的高度；而另一类组织则像壁虎一样，壁虎的脚上有吸盘，吸盘提供了壁虎和墙壁之间的“黏性”，因此壁虎形组织就不容易滑落，即使滑落，也不会垂直下降，壁虎有能力止住下滑的步履。
按中国历史语汇，组织黏性最终来源于“教化与风俗”，现在的管理学语汇则模糊地称之为“文化”。教化与风俗有种种表征，现在的管理学家要去看麦当劳的卫生间，中国古代儒家到一个诸侯国调研的时候则关注“礼乐”(礼仪和音乐)。孟子说：“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孟子的比喻很有力量，风吹过草原，草当然低头哈腰。不过，在一个组织中，很多时候小人之德才是“风”，潜规则会像地火一样迅速蔓延，新进员工虽然进门的时候像根洁白的“葱”，可要不了几天，身上就沾满了黑乎乎的“酱”。
关键词：王安石；易学；决策；管理
在管理学中，决策是整个管理过程的核心。“许多管理学家都对决策的定义进行过探讨，尽管众说纷纭，但基本内涵大致相同，区别主要在于对决策概念作狭义的理解还是广义的理解。狭义地说，决策是在几种行动方案中进行选择，也就是说，决策就是人们为了达到―定目标，在掌握充分的信息和对在有关情况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拟定并评估各种方案，从中选出合理方案自勺过程。”
所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位居“群经之首、六艺之原”的《周易》一书中蕴含着丰富的决策管理思想，尽管与近代管理学在出发点上有所不同。《周易》原为卜筮之书，由占卜预测从而制定某种决策、选择某种方案是其为最高统治集团所倍加重视的根本原因。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人文理性思维的发展，《周易》的卜筮色彩开始减弱，尤其随着《易传》诸篇的问世，《周易》一跃成为了宣扬道德训教、解释天道规律的哲理化著作，单纯的占卜预测从此不再是传统易学的主流。但是《周易》中的管理决策思想却并没有被历代易学家所遗忘，相反他们纷纷从社会伦理的角度对之进行了重新地诠释，希望由此掌握个人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于是，《周易》的研究也成了一门专门的历史，反映着各个时代对命运的独特理解和文化价值理想。”作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改革家的王安石也是如此。要言之，王安石继承了易学中“观变玩占”、“吉凶者贞胜”的理论，并从中提炼出一套独具特色的决策管理思想，这在他的政治实践和变法改革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一、“观变玩占”的思想
《周易・系辞上》日：“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之，吉无不利’。”根据朱熹在《周易本义》中的解释，此句当为“君子学《易》之事”，意思是说君子闲暇时就观察卦象，分析卦爻辞义；有所行动时就观察卦爻象的变化，玩味其占语，从而把握规律，加以运用，最终得到吉利的结果。这是《周易》决策管理思想的一种简单表述。自《易传》诸篇起，《周易》就已经不是原始的卜筮之书，而成为一部高度抽象化与哲理化的经典，所以其所说的“观变玩占”不是提倡有神论和神秘主义，而是说要从天人整体思维出发，由天地自然之“变，’把握人类社会之“占”，可以说这《周易》特有的天人思维的延续，所谓“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正如四库馆臣所的总缟“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只不过这个“人事”并不是静态不动的，而是处于随时变化之中，所以要真正做到观变玩占，《周易》认为必须仿效圣人。在古代中国，圣人往往有多重属性，其中之―就是无论何时都能应对从容，立于不败之地。宋儒胡瑗曾总结说“夫圣人才无所不能，智无所不周，怀道德、持仁义以革天下弊，举陋典、新污俗、矫曲为直、表邪为正，以陶冶于上，而天下治矣，又何惮小人之害?”
《周易》中所说的圣人也是如此。具体而言，其与易道互为表里。一方面，《周易》蕴含着圣人之道，“《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另一方面，圣人之昕以为圣人，就是在于对易道的践履，“子日：‘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由此可见，《周易》所说的观变玩占不是―种具体的处事方法，而是一种较为抽象的管理理念，决策者首先要做的就是对主、客两方面的各种因素加以分析，归纳出其问的联系，这就是传统易学中极为重视的天、地、人三者的关系，王安石决策管理思想中首先关注的也是这个问题。
对于天道，王安石在吸取《周易》思想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郊宗议》一文中，他说：
天道升降于四时。其降也，与人道交；其升也，与人道辨。冬日上天与人道辨之时也，先王于是乎以天道事之；秋则犹未辨乎人也，先王于是乎以人道事之。以天道事之，宜远人，宜以自然，故于郊、于圆丘；以人道事之，宜以人为，故于国、于明堂。始而生之者，天道也；成而终之者，人道也。冬之日至，始而生之之时也；季秋之月，成而终之之时也。故以天道事之，则以冬之日至；以人道事之，则以季秋之月。远而尊者，天道也；迩而亲者，人道也。祖远而尊，故以天道事之，则配以祖；祢迩而亲，故以人道事之，则配以祢。郊天，祀之大者也，偏于天之群神，故以配天；明堂，则弗偏也，故以配上帝而已。”
此处值得关注的并不是王安石的宗祀与郊祀理论，而是用来讨论此问题的天人观。程颐曾批评过王安石的天人观。有人问：
“介甫言‘尧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事天’，如何?”对此，程颐说：“介甫自不识道字。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其实，此段材料的真实性值得商榷。因为就王安石现存的资料而言，并没有“尧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事天”的论述。所以，如果仅仅依靠程颐在此的一个反证来评价王安石的天人观，无疑是有失公允的。相反很多时候，王安石并没有将“天”、“人”彼此对立起来，他说：“所谓天者，果异于人邪?所谓人者，果异于天邪?……呜呼，天人之不相异，非知神之所为，其孰能于此?”
在王安石所处的时代，天命论是封建统治思想的理论基础。王安石作为封建士大夫，是不敢、也不会反天命论的。尽管在熙宁三年(1070年)曾盛传王安石曾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句口号，但王安石并不承认自己曾说过这样的话。在回答宋神宗的询问时，他说：
“陛下正当为天之所为。知天之所为，然后能为天之所为。为天之所为者，乐天也，乐天然后能保天下。不知天之所为，则不能为天之所为。不能为天职所为，则当畏天。畏天者不足以保天下，故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者，为诸侯之孝而已。所为天之所为者，如河决是也。天地之大德日生，然河决以坏民产而天不l血者，任理而无情故也。故祈寒暑雨，人以为怨，而天不为之变，以为非祈寒暑雨不能成岁功故也。孔子日：‘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尧使鲧治水，鲧汩陈其五行九载。以陛下忧恤百姓之心，宜其寝食不甘，而尧能待如此之久，此则能为天之所为，任理而无情故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祈寒暑雨也好，河决也好，都只是上天按在照自己的规律运转，人君不应该对天变战战兢兢，而应当按照治理国家的原则去做事。王安石希望宋神宗也能像天一样“任理而无情”。
对于人道，王安石认为天道与人道不同。虽然，他承认天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他同时也认为在天命的框架内，人可以通过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l生发现天道的规律。他说：
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万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
故待人力而后万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万物以生，则是圣人可以无言也、无为也。至乎有待于人力而万物以成，则是圣人之所不能无言也、无为也。
故昔圣人之在上而以万物为己任者，必制四术焉。四术者，礼乐刑政是也，所以成万物者也。故圣人唯务修其成万物者，不言其生万物者。盖生者尸之于自然，非人力之所得与矣。
王安石在这里强调的是，天道是自然无为的，故它能不凭借任何人力就能化生万物。人道则是有为的，因为人道的有为，故它可以凭借人力而化成万物。因为天道的无为，所以圣人不能有违自然，因为人道的有为，故圣人能够通过礼乐之设，刑政之制而平治天下，以成万物之利。天道，以人道的有为才能行其无为；人道，以天道的无为而得行其为。而王安石的这种思想正与《周易》所强调的“明于天之道”的思想是一致的。
二、“吉凶者贞胜”的思想
《周易・系辞下》日：“吉凶者，贞胜者也。”“贞”，即正，指的是正道和常规。意思就是说要持守正道，才能逢凶化吉。《周易》认为中正是管理中追求的较为理想的结果，中正可以观天下，有利于协调上下级关系。在现代管理学中，领导者持守正道和常规保持，协调、处理好各方人际关系，是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的重要条件。
而对受孔孟之道濡染至深的王安石来说，所谓的正道就是儒家所提倡的内圣外王之道。他曾在《致一论》中指出：
万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则圣人也。精其理之道，在乎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则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易》日：“一致而百虑”，言百虑之归乎一也。苟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则可以入神矣。既入于神，则道之至也。夫如是，则无思无为寂然不动之时也。虽然，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为者，则岂可以不通其故哉?此圣人之所以又贵乎能致用若也。致用之效，始见乎安身。盖天下之物，莫亲乎吾之身，能利其用以安吾之身，则无所往而不济也。无所往而不济，则德其有不崇哉?故《易》日：“精义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道之序也。
在这里，王安石对正道的理解和体悟可简单归纳为“致一”二字。而这种“致一”的思想却是源于《周易》。《周易・系辞下》中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王安石于此更进一步，将“致一”的思想纳入内圣外王领域内。他认为精义、穷神、知道是内圣的功夫，而安身、崇德、致用则是外王的手段。所以，王安石所说的“正道”绝不是持守祖宗之法。相反，他以《周易》的变革思想为指导，从一开始就通过《周易》为变法改革作理论论证的工作。他认为，所谓的“先王之法”都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尽管当时可能非常完善，但时过境迁，难免就会出现疏漏和缺失。谨守先人矩镬，缺乏变通意识，胶柱鼓瑟、刻舟求剑般地对待“先王之法”是有悖于祖宗之道的，是不可取的，所以他总结道：
天下事物之变，相代乎吾之前，如吾知恒而已，则吾之言有时而不可通矣。是必度其变而时有损益而后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损益。
此外，在王安石的心目中的正道也包括恪守人臣的职责。在其易学理论中，这一点体现的尤为明显。《周易・乾・文言》中说：“九三日‘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日：‘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王安石在解释此句时特别谈到了“忠信”的含义，他说：“忠信，行也.修辞，言也。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舜、禹、汤、武是也，非常义也，故日‘可与几也’。知此位可终则终之，伊、周、文王是也，可与存君臣之大义也。”
宋人笔记《邵氏闻见录》记载了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仁宗皇帝朝，王安石为知制诰。一日，赏花钓鱼宴，内侍各以金G盛钓饵药置几上，安石食之尽。明日，帝谓宰辅曰：‘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帝不乐之。”有人推测，王安石得不到仁宗重用，大概与此有关。在仁宗看来，误食鱼饵不足为奇，但吃一颗味道不对就会知道吃错了。能把一盘鱼饵吃光，说明此人不诚实。这也正是针对王安石发难的《辨奸论》一文的立论支撑点：“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人之常情，衣服脏了要洗，饭菜追求可口，而王安石则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
人们普遍认可《辨奸论》的观点，选人用人，往往受这种观点的支配。由此观之，仁宗不重用王安石，可能与误食鱼饵事件有关。但是，从管理角度讲，我们还需要反问一句：王安石误食鱼饵是不是使诈作伪？
关于王安石的各种怪癖，笔记史料的记载相当多。他不修边幅，蓬头垢面，上朝时虱子曾经爬到胡髭上。与同仁去洗澡，同仁故意拿来新衣服，把王安石脱下的旧衣服悄悄换掉。洗澡出来穿衣时，他根本不会发现衣服有何不同。人们对这种怪癖见得多了就会习以为常，而见得少了难免会产生误解。王安石当了执政后，负责宰执饮食的执事曾经告诉别人，王相公喜欢吃獐脯。王夫人听到后十分疑惑：他的老公从来不挑食，“饮食粗恶，一无所择”，难道地位高了口味也开始挑剔了？于是夫人就问执事：“何以知公之嗜獐脯也？”执事回答说：“每食不顾他物，而獐脯独尽，是以知之。”夫人还是不相信，又问了各种菜肴摆放的位置，得知獐脯摆在靠近筷子的地方。夫人就让执事在以后侍奉时调换菜肴的位置，结果发现，放在远处的獐脯相公就不吃了，他只吃靠近筷子的菜肴。执事这才明白，王相公不是喜欢獐脯，而是喜欢顺手。类似的情况，在王安石那里多了去。以此推论，仁宗看到的王安石吃鱼饵，很有可能不是作伪，而是根本没发现鱼饵不是食品。仁宗少见多怪，发生了误判。
在用人上，最常见的问题是误解。用人不当，多与误解有关。如何消除对人的误解，值得管理者琢磨，尤其需要在人事考察评价上十分在意。“解蔽”不仅是学术研究的指向所在，而且是管理所需的基本能力。有时候，亲眼所见也会蒙蔽你。王安石喜欢吃獐脯，就是执事亲眼所见。然而，他的夫人因为常陪丈夫吃饭，就帮助执事用调换菜肴位置的方式校正了执事的失误。如果仁宗对王安石十分熟悉，多次接触，就有可能不会对他吃掉整盘鱼饵大惊小怪，后来的宋神宗似乎就没有产生过类似的误解。
没有见过骆驼，会产生“马肿背”的误解，见得多了当然可以消除。但有些误解不是凭借经验的丰富可以消除的，这就需要辨析。《辨奸论》强调以人情来判断是非，确实有其道理。但是，把怪癖等同于人情，有可能产生逻辑上的错配。人之常情，固然喜欢鲜衣美食，但是，这种常情与著名佞臣竖刁、易牙、开方他们缺少人之常情不是一回事。竖刁自宫，易牙烹子，开方弃亲，这种背弃人之常情的行为，其共同点是人性的缺失。而相当多的怪癖，恰恰是人性光辉的闪烁。当我们听到某个人物为了所谓的“工作”连父母妻子都不顾时，难免会产生本能上的厌恶；而当我们听到某人沉迷于某事常常连吃饭都忘记时，往往会心一笑；如果所沉迷的事情是公认的善事好事时，往往还会赞许。由此可见，《辨奸论》混淆了人情或者常情中的细微差别。学术研究中经常需要精确定义，就是为了防止概念的混淆。如果我们把人情定义为符合人性的常情，《辨奸论》的观点就是成立的。但是，《辨奸论》撇开人性，把对大众习惯的遵从看作人情，就使怪癖背上了恶名。从人性角度看，怪癖在很多情况下，不但符合人性而且饱含深情。明代张岱有一句话被人们广为引用：“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这是张岱在谈到他的朋友祁止祥时所发的感慨。祁止祥其人的怪癖相当多，包括书画癖、蹴鞠癖、鼓钹癖、鬼戏癖、梨园癖等。而正是通过这些癖好，他的真情实性得以充分展现。《辨奸论》把怪癖当作不近人情，逻辑失误显而易见。假如我们把该文所指责的“囚首丧面”换作洁癖，立即就能看出这种失误。
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王安石的并不是司马光，而是苏辙。
熙宁二年九月，青苗法实施的当月，苏辙就上书指名道姓反对王安石和青苗法：青苗法是一种变相税收，钱财“在官何若在民”；城郭财富分配不均确实会导致土地兼并，只要官府不插手，人间贫富总有变数，一个人、一个家族的才能不可能永远冠绝于世。但是，倘若官家插手，财富就只有一个流向――封建官僚，而且过程不可逆！
由于青苗法盘剥过甚，苏辙预言了靖康之耻：天下有事，当何以处之？结果奏折被王安石“留中”（扣住不给皇帝）。
与苏辙相比，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方式其实相当温和。
王安石与司马光曾经是同事，二人也曾因文学造诣而惺惺相惜，司马光希望能私下劝阻王安石。
于是，他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提醒这位昔日的同事：所谓青苗法根本就是变相敛财苛政，宰辅之臣千万不能把目光凝聚在搂钱上（大讲财利），介甫（王安石字介甫）若亲见父子离散之惨状，当知亡秦之迹已现！
书信向来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只是朋友之间的正常沟通，司马光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规劝王安石。
对这种善意的提醒，王安石不但不买账，反而当众大骂司马光的书信是“以文邀名”，后来发展到逢人就骂。随着王安石的骂声，司马光的来信内容被公诸于众，成为茶楼酒肆的话题：青苗法使得“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十年之后，天下将再无富人，到时候朝廷又去那里收取租赋呢？
明朝坏到掉渣的大太监魏忠贤曾经一度把持了朝政，这个人渣采用简单而粗暴的手段控制朝臣，设立了臭名昭著的“东厂”“西厂”，罗织罪名陷害大臣，逮捕任何敢当众非议他们的人。
干出如此坏事的不一定只有宦官里的文盲、人渣，还有对皇帝自诩周公的王安石！
秀州判官李定是王安石的学生，所谓判官，就是州级衙门里一个有职无权的文员，职级是从六品。不知找了一个什么理由，李定来京拜见老师，他对王安石说：有人提醒我不要在朝堂上言论新法得失，以免惹祸上身，我只知道据实而言，不知道谈论新法好处对我有害。这句话深得王安石赏识，王安石下令，李定立刻升迁为谏台御史中丞――从二品。
谏台御史中丞的作用是控制言路，此前大宋王朝从未有宰相直接任命言官首领的先例。吏部对这道命令的回应是：不起草任命文件，因为，言路一旦被宰相控制，就无人再可制约相权。
王安石的回应是：罢黜吏部一切敢于反对李定任命的人，罢黜一切在台谏不与李定合作的人！
李定果然没有让王安石失望，到任后，立即搜集韩琦、吕公著、欧阳修等新法反对者的黑材料，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诬陷欧阳修与儿媳有染！
数月之间，台谏旧人去之一空。
韩琦在离开台谏之前对神宗说：反对新法的人都曾经是庆历新政的推动者，也是仁宗朝的柱石之臣，现在大家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奸邪之人，天下岂有这个道理？自古圣王治国，税必须为百姓留足衣食住行，即使苛政敛财也不过是靠盐、茶、酒专卖，从来没听说过有皇帝靠高利贷就能富国强兵。
也许是听了韩琦的话有所悟，也许是为了调和新党与旧党的矛盾，也许是为制衡王安石的权力，神宗下令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要求司马光协助王安石修订新法条款。
司马光的回应是：一日不罢黜新法，一日不在朝为官，冰炭岂能同炉（不可同朝，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宋神宗慨叹：无论别人如何辱骂司马光，能坚辞副枢密使的，自朕即位以来仅此一人而已！
神宗可以慨叹司马光高风亮节，王安石却不这么想：不是说冰炭当然不能同炉吗？那么，我是风儿你是沙，我来送你去天涯！
在王安石斡旋下，司马光被外放陕西永兴――让一个书生上了西夏前线。幸亏当时北宋和西夏没有大规模开战，否则，我们极有可能见不到今天的《资治通鉴》。
熙宁四年四月，远在永兴的司马光挂冠而去，声称自己从此“绝口不论时事”，回到西京洛阳专心撰写《资治通鉴》。
司马光是鸿篇巨著《资治通鉴》的作者，不要说当时的北宋，就是后世千年中国的社会经济运行也已尽在其中，至今无出其右！司马光从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反对王安石，智慧正是源自对历史脉搏的精确把握：治理天下如同修补一间宫殿，要拆梁换柱就必须有巧匠和良材，现在既没有巧匠，也没有适合的材料，反倒有一批人要拿走宫殿的材料，那么，这间宫殿很快就连普通风雨都不能庇护了。
司马光知道，北宋王朝最大的危机并不在于契丹、西夏，而在于那批拆走宫殿的封建官僚。这些人可以为一己之道废弃惠及天下人的善政，为一己之财遮挡天下人的财路，为一己之名废弃天下人的生命，结果，天下之道不免于蔽，天下之财不免于亡，天下之名不免于辱！封建官僚一面高喊“重农抑商”，一面成为获利最大的“官商”，断绝天下人财，天下人又焉能不揭竿而起？
王安石终于搬开了一块最大的绊脚石，新法真的为朝廷搂了很多钱。熙宁四年，北宋王朝的岁入比熙宁元年翻了一倍，此后年年创新高，到熙宁六年前后约为熙宁元年的五倍，仅青苗钱一项就足抵熙宁元年的所有岁入。
神宗用这笔钱干什么了呢？
答：重建“封桩库”。
封桩库始建于宋太祖年间，朝廷每年在财政收入中拨出一笔钱专用于赎买燕云十六州。随着宋辽两国定立檀渊之盟，封桩库早就名存实亡了。
熙宁六年开始，神宗重建封桩库，青苗钱全部收归封桩。南宋年间的史学家洪迈曾这样形容封桩库：神宗愤恨狄夷，共建52库以平之，皆存满金钱，有了这些钱即使20年不收赋税，亦足天下所需。
20年朝堂之需，这得是多少生民之血！！！
对此，就连王安石也数次上书要求罢黜封桩库，神宗的答复却是：敛财的目标就是积攒财富，不积攒起来就违反了“理财”的本意。
神宗积攒财富的目标是什么呢？
答：对西夏用兵。
仁宗庆历年间北宋与西夏议和，此后数十年间虽然双方冲突不断，却都是西夏土匪与北宋豪强之间的械斗，再未升级为战争。现在，神宗重建封桩库，要彻底制服这个已经与北宋王朝称兄道弟数十年的异族帝国――西夏，从此，大宋帝国真的陷入一片风雨飘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