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7 20:09:20
关键词： 林云铭 屈原 《楚辞灯》
林云铭的楚辞研究与明末清初楚辞研究一脉相承，在对屈原人格精神和处世态度的认识上，则显得更加肯定。首先，表现在对楚辞篇目的选择上。林云铭《楚辞灯》可以说是专门注释屈原作品的，只选取屈原的作品进行注释，而对其他的楚辞作品和后世的拟骚作品则一概不予收录。林云铭认为作文必须以浩然之气为内核，认为这种浩然之气是浩然之文的根本。他说：“文为气之所形，有不可一世之气，而后有不可一世之文。”①若无这种内核，徒然袭取其华丽的词语和外在的形式，是舍弃了本质而取其末的做法，这样的文章没有任何意义。
在林云铭的心中，屈原的文章是没有人敢续，也是没有人能续的，其原因主要是没有人能有屈原一样的志向，这样，在人格上就把屈原提升到了一个极高的位置，后世没有人能够与之相提并论。屈原是千古第一忠臣，然而生不逢时。“以王者之佐，生于乱国宗族，志无所申，义无所逃，不得已以一身肩万世之纲常，寄之于文以自见”②。楚辞正是屈原的情感的寄托，是其志向的表现，是“千古奇忠所为日月争光奇文”。③这样，自然没有任何拟骚续骚作品能够与屈原的作品相提并论了。林氏把屈原与许由、伯夷放在了同一个层面上。这样的取舍实际上也表明了林氏对屈原人格精神的绝对认同，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将他认为不是出于屈原之手的作品全部删去了。
黄文焕说：“千古忠臣，当推屈子为第一。”林云铭认为屈原是“千古奇忠”之人，从情感上来说，似乎比黄文焕的评价来得更加深入。他认为屈原对楚国存亡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他这样解释司马迁之所以将楚国被秦国吞并的结局附于本传之后的原因：
以宗国而为世卿，义无可去，缘被放之后，不能行其志，念念都是忧国忧民。故太史公将楚见灭於秦系在本传之末，以其身之死生关系於国之存亡也。④
基于屈原对楚国的巨大贡献和屈原忠贞高洁的人格，林云铭不允许有任何微词加在屈原头上。他对前代对屈原人格精神的否定表现出巨大的愤懑，用“巨恨”来形容。“后人动解作失位怨愤，去把一部忠君爱国文字，坐其有患得患失肝肠，以致露才扬己，怨刺其上之讥，千古蒙冤。愿与海内巨恨者共洗之”⑤。对杨雄、班固等人开其端的对屈原的批判，表现得极为不满。前人对屈原的至死不渝表现出了些许的不理解，认为他可以去国他适，别求贤君，语含规劝之意，林云铭继承了洪兴祖“宗国不可去”的观点，《楚辞灯·序》中说：“屈子以王者之佐，生于乱国宗族，志无所申，义无所逃。”《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一句下，林氏曰：“颛顼后，与楚同姓，为世官。便有宗国不可去之意。”这里的不可去的“义”，是身为宗族世卿，对于国家，对于百姓的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和担当。《离骚·总论》中说得更加明白：“即无论能辨不能辨，有变有不变，但吾以楚族世卿，大义攸关，一言及他国已无自存矣。”林氏认为，面对这种艰难的境况，不能选择逃避，而应该迎难而上，有所作为。在《大司命·总论》中，林氏曰：
原以忠而见疏，不得复用，老已至矣，人寿几何，何安能留为有待，此二司命所由作也，细玩篇中寿夭二字，是后面眼目，层层说来，见得司命承帝命以操阴阳之柄。人自禀气以生，其寿夭离合，皆有一定不可易者，唯自尽其所能为而听命於其所不能为，此行法俟命，穷且益坚之大本领也。
林云铭对朱熹以来理学家对屈原的批评进行了反驳。《离骚》最后两句“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下，林氏曰：“已上把与国存亡之义，结出本旨。晦翁谓屈原忠而过，呜呼，忠岂有虑其过之理乎？”林氏对历来批判和否定屈原的观点逐一进行了批驳。
林氏强调屈原的忠君爱国，但这里的忠君并不是建立在对君王个人的愚忠上，而是建立在一种包容天下的大担当上，即所谓的“以一肩担万世之纲常”，“与国存亡”之义，在这个基础上，林氏又概括屈原的精神为“忧国忧民”。这种概括与林云铭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林云铭出身寒微，幼时家境贫穷，生活艰难，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百姓的生活深有体会。林云铭自幼受到了良好的家庭熏陶，他的父亲为人刚直不阿，好打抱不平，轻视名利。林云铭的母亲贤淑大方，知书达理，颇有远见，好周济穷人。这些经历形成了林氏性格中同情百姓，关心人民疾苦的一面。在徽州推官任上，林氏就写过奏议，申请为百姓减免赋税，与民休息。他的多首诗歌中就详细描写了百姓所遭受的巨大痛苦和艰难生活。《悯旱》诗云：“居民十万皆啼哭，骄阳不化土生烟。苦欲射鸟无羿附，柳帻村儿仰首呼。”对旱情对百姓造成的深重灾难寄予深切的同情，其关切而又无奈的感情表现得明明白白。《老女行》一诗，长达二百零八字，类似歌行体的诗句，详细地描绘了被卖到别人家为奴为婢的穷家女子的不幸遭遇。诗前面的引子说：“及时匹偶，人情也。徽俗多贾於外妇持家政，以男仆入室为嫌，畜婢无配，甚至终身不字，此风休宁为最。古诗云：老女不嫁，蹋地唤天，怨而至于怒，宜矣。聊述所见，以长歌当哭，亦不自知其言之悲也。”林氏对下层社会中各种人物的生活都有所了解，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和巨大的同情。他的这种情感体验对他的楚辞注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一句下，林氏注曰：“可怜这些百姓，征战则夺其身，赋敛则夺其财，谋生多少艰难，如何再当得满朝求索。”对生活在苦难中，饱尝艰辛的老百姓的关切之意可见一斑。《九章·抽思》后面的分论说：“篇中先提出己之忧思，全是为国为民起见，因屈於君之多怒，难以面陈，遂趁笔带出民尤两字，则民不堪之状约略可见。”《哀郢》“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二句下，林氏注曰：“既忧自己，又忧国与民，未有断时。”这与其说是林云铭对屈原和楚辞的注解，还不如说是对自己的注解。“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一段下，林氏说：“已上叙被放九年中，无日不以忧国忧民为心。”屈原被放逐后，仍然无时无刻不在牵挂国家的安危和百姓的幸福。这也是林云铭真实的内心写照。
林云铭把对先贤屈原的情感倾注到了对其作品的注解中，化为实际行动，前后近四十年，完成了《楚辞灯》。林云铭开始注释楚辞应当是他在徽州推官任上时，当时作者仅三十多岁。最终完成应该是在1697年，作者已经69岁了，书成后不久，作者就辞世了。
林云铭秉性刚直，不同于流俗，为官之后，尽心尽力地为百姓谋福祉。对于上级官吏他从来不逢迎巴结，也不结党营私，这种性格使得他在仕途上举步维艰。平日素心难改，多年的夙愿又难以实现，面对庸俗的现实官场，作者显得厌恶而又无可奈何，以至于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林云铭开始了对楚辞的关注。《楚辞灯·序》中说：“余少痴妄，不达时宜。私谓用世可以得行其志，及筮仕后，所见所闻，皆非素习，故动罹谴诃。每当读《骚》，辄废书痛哭，失声仆地，因取蒙庄齐，得丧忘是非之旨以抑哀愤。”可见正是在现实政治中找不到实现理想的道路，才转而在老庄的虚拟世界中寻找内心世界的平衡，以自我安慰。在读书的过程中，加以评释，是注释楚辞的开始。林云铭于顺治十五年授官出仕，九年后（1667）罢官，退居建溪，作者初注楚辞应当就是在理徽的九年里。
康熙十三年，福建兵变，作者遭遇不测之祸，身陷囹圄，其多年所著书稿也尽毁于战火之中，楚辞的注释暂告中断。次年，清兵南下，闽变平息，林云铭出狱，出狱后举家迁至武林。受到四方书商的请托，开始了第二次注释楚辞，然而再遭不测，“再注未就，又毁于回禄”。书稿又一次在大火中化为灰烬。这次火灾发生在康熙三十三年，这一年作者已经66岁了。
《挹奎楼选稿·序》中说：“吾生平精力，尽在诗文。”这些倾注着他最大心血的诗文却屡历劫难，难以保存，作者的境况，可谓“迫之以患难坎坷，炼之以穷愁抑郁”。对于注释楚辞，他说：“余虽乏骚才，然老惫异域，贫寠不能自存，且四海之大，无一人能知余之为人者，而毕生不踰跬步之志，九死不悔，在屈子未必不引以为类。”身陷困境，志无所申，遂引屈子为千古知己，借注屈来宣泄自己的愤郁之情。在现实中，林云铭是无奈的，他把自己的穷困窘迫和无奈归之于天命，他说：“余尝谓文之可存与不可存，在作者得而主之，至于能存不能存，则别有主之，非作者所得与也。”楚辞手稿两次毁于火灾，他认为是冥冥中注定的，“前次未就稿本，重罹意外灰劫，安知非阴有督迫，使余为全骚计耶？”作者的无奈与天命观可见一斑。遂与康熙三十四年（1696年）再次着手注释楚辞，“因于丙子良月，杜门追记，并补未注诸篇。万驳千翻，止求其大旨吻合，脉络分明，使读者洞若观火，还他一部有首有尾，有端有绪之文”。该书于次年完成，《楚辞灯·序》于“康熙丁丑岁孟春望日”最后写定，康熙丁丑即康熙三十七年（1697），时年作者已经69岁了。书稿完成当年，林云铭就辞世了。
《楚辞灯》的成书可谓历尽艰辛，始注时在作者三十多岁，完成书稿时已年近七十，其间历三十余年，这在楚辞诸注本中是鲜见的，作者在著述过程中的艰辛感悟可以想见。《楚辞灯》刊行后，所产生的巨大反响是一种独特现象。《楚辞灯》于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刊行之后，很受欢迎，盛极一时，覆刻、翻刻本不少，到了乾嘉以后，书坊将不少楚辞注本更名，以“楚辞灯”为名推出，如将刘梦鹏的《屈子章句》更名为《楚辞灯章句》，称屈复的《楚辞新注》为《楚辞灯新注》，这些注本均被书坊冠以“楚辞灯”之名刊行，可见林云铭《楚辞灯》行世后的畅销程度了，这种借名刊行的现象在楚辞研究领域是很独特的。四库馆臣的评价“词旨浅近”，“盖乡塾课蒙之本”，恰好概括了《楚辞灯》的特色，即易读、易懂、易接受。民国六年北京石印本《楚辞灯》直接更名为《楚辞易读》，就是最有力的证据。这本书对于初学者和只做普及性阅读的人来说，是有很大意义的。此书还被译介到了日本，几次翻刻，其影响之大，可见一斑。因此，《楚辞灯》对楚辞的普及和研究所作的巨大贡献绝对不能被抹杀。
注释：
①林云铭.南沙文集序.见《挹奎楼选稿》卷三.清康熙三十五年陈一夔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别集类》）.
②③林云铭.楚辞灯·序.清康熙三十六年挹奎楼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楚辞类》）.
④⑤林云铭.楚辞灯·凡例.清康熙三十六年挹奎楼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楚辞类》）.
参考文献：
[1][清]林云铭著.楚辞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
[2][清]林云铭著.挹奎楼选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
[3][汉]司马迁著.史记.中华书局，1975.
[4]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
关键词：《楚辞》；文学特征；研究
战国时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以楚地的土风歌谣为基础创作了楚辞体诗歌，让战国后期萧条的诗坛再现辉煌。《楚辞》中的作品主要运用楚国方言以及新颖的文学形式描绘楚地的山川美景、风物人情，展现了具有独特韵味的楚文化。《楚辞》一名并非屈原所取，而是西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刘向搜集屈原创作的诗歌以及宋玉等人模仿屈原的作品编撰而成。《楚辞》构思奇妙、语言华丽、句式独特、主旨鲜明，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在我国诗坛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1】77-78
1、《楚辞》的文体特征
1.1、突破传统的四言模式
《楚辞》在句式上与《诗经》存在较大的差异，《诗经》的句式主要以四字为主，而《楚辞》最有代表性的句式是六言句或五言句，六言句的节奏为“三三”，五言句的节奏为“三二”，“三三“节奏在《九章》一文中体现得较为明显，而“三二”节奏在《九歌》中有比较明显的体现。【2】45-46如《九章》中的“冠切云之崔嵬”、“年既老而不衰”皆是六言句中的“三三”节奏；《九歌.湘君》中的“邅吾道兮洞庭”、“望涔阳兮极浦”皆是六言句中的“三二”节奏。句式的增长让诗歌负载的内容大为增加，所表述之感情更为深切，往往能引发读者内心的共鸣。此外《楚辞》还间或杂有三言、五言、七言、八言、九言、十言等句式，如此一来，在主要句式中夹杂参差不齐的各种长短句，让诗歌的句式更显灵活，突破了《诗经》的四言模式，为我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2、标志性文言助词“兮”的广泛运用
文言助词“兮”是《楚辞》极为明显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是楚辞体与其他韵律文体最大的区别。其它韵律文体通常情况下皆是以句子字数的多少以及对仗与否的情况来作为识别文体的基准，可是《楚辞》形成的文体却是以文言助词“兮”作为识别的标准。就“兮”字本体而言就是一个助词，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啊”或“呀”。《说文解字》中解释“兮”字为“语所稽也”，清代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指出“兮”字与“哉”之意义甚为相似。可是在屈原的诗歌中“兮”字的运用得到了升华，寄寓着更为丰富的含义，可谓新颖别致而又具无尽之意蕴。著名学者金开诚认为《楚辞》中“兮”字一共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中的“兮”字主要是发挥节奏上的纽带作用，增强句子的灵活度，避免句子产生机械之感以及节奏上的杂乱无章。譬如《东皇太一》中“舒缓节兮安歌”、“芳菲菲兮满堂”，《湘夫人》中的“帝子降兮北渚”，“沅有茝兮澧有兰”等句子中的“兮”字则具有上述含义；第二种形式是前后两个句子皆为四言，其中“兮”字用在偶数句的末尾表示语气。这种句型中的“兮”字相对而言其意义比较单纯，在《橘颂》中该类句式较为多见。譬如 “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中的“兮”字则属此类情况；第三种形式是前后两个句子的字数较多，“兮”字则放在奇数句的末尾。这种句式是《楚辞》中最具代表性的句式之一。由于此类句型字数较多，在句中出现文言助词“兮”字不但能增加节奏的稳定性，从而达到平衡句子的目的，而且还能使句子在音韵上具有抑扬顿挫之感，为感情的抒发提供更为规范的形式以及宽泛的境界，体现出气势豪放、隽永深刻、潇洒自如的语体风格。在《离骚》中此类句式表现得较为典型，譬如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一句则属以上情况。总之文言助词“兮”在《楚辞》中运用得较为广泛，不但具有强烈的节奏感和感情色彩，更具丰富的语法功能以及标志句型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兮”字已经成为“楚辞”文化的一种象征，人们会很自然地由它联想到《楚辞》的浪漫主义气息，会想到屈原的坎坷身世和忧国忧民的情怀。
1.3、寄寓着浓郁的情感意蕴
屈原被称为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则是因为《楚辞》中寄寓着浓厚的情感，深深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从而令《楚辞》成为最经典的旷世名著。从客观角度而言，《楚辞》自诞生之日起就因浓郁的情感意蕴而引起人们的关注。譬如《楚辞》中的代表作《离骚》即饱含着动人心魄的情感，回环往复，情真意切，系楚辞中最为动人和奇特的诗篇；《天问》则表现了屈原对人生、历史、社会、自然界的深思，具有较强的哲理性，同时蕴藉其中之情更是感人肺腑。我国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就曾指出：“《天问》是人生真情实感的流露，是一份感情，更是一份寄托，甚至可以用空前绝后来描绘这种激人情志的深情。”；而《九章》中则抒发了朗丽的哀怨之情，和《离骚》有异曲同工之妙，南朝时期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曾指出《九章》在抒情上具有“朗丽以哀志”的特色；《九歌》中抒发的感情则精妙华丽，却又蕴含着悲伤之情；《招魂》则抒发了光耀华艳的深华之情；《远游》蕴藉着奇异的惠巧之情。
2、《楚辞》的描写特征
2.1、描绘形状之语与虚字颇多
《楚辞》多描绘之语，用词华丽，和《诗经》语言质朴无华的特点形成强烈的反差。《楚辞》中描绘形状之语甚多，譬如《橘颂》中的“杂糅”、“抟”、“精色内白”等，再如《离骚》中的“幽昧”、“险隘”、“零落”、“邈邈”、“翼翼”、“岌岌”、“溷浊”、“昡曜”等词。这些华丽的形状之语不但能将事物之真实状貌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更能烘托出一种典雅的气氛，尽显《楚辞》之超凡脱俗。
《楚辞》中不仅有诸多华丽的描绘之语，文言虚词也较多，虚词顾名思义就是没有实际意义，但却有语法动能的词汇，这类词汇在《楚辞》中也占据了相当的比例，譬如《离骚》一文句句蕴含虚词，并且虚词让《离骚》蕴藉着散文的诗情画意。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道：《楚辞》中主要的虚词有“以”、“夫”、“之”、“与”、“而”、“此”、“其”等七个，这些虚词在《楚辞》中出现的频率较高，且一般都被安置在句子中倒数第三个位置。此外《离骚》中虚词的运用皆是屈原有意而为之，而这种有意识的安排虚词让《楚辞》的句式富于变 化，增加了散文的气息，减少了诗歌的凝练性。
2.2、气势磅礴的长句与浓郁地域特色的方言
在上文中已阐述《楚辞》在句式上突破了四言体，形成了以为五言或六言为主的长句。但就六字长句而言，尾字为“兮”的六字句并不是一个完整无缺的句子，它与后一句合起来才能构成具有完整意义的句子。譬如《离骚》中的“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茞！”两句话，就必须把“昔三后之纯粹兮”、“杂申椒与菌桂兮”分别与“固众芳之所在”、“岂维纫夫蕙茞”联系起来理解，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意思，即这四个短句形成了一个意思完备的大长句，而这种长句则彰显了《楚辞》的气势磅礴。
在语言上《楚辞》通过楚国方言表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著名学者姜亮夫先生曾指出：“诗歌中抒方言之最当属战国屈子”，并且易祖洛先生进一步指出屈原正是因为才高八斗，满怀报国之志，却遭奸人陷害，被楚王贬谪边地，为抒发其愤懑之情，表现对楚国前途的忧虑，故采用方言撰之。譬如龍、搴、頩、壇、泭、燠、欸、封豨、臑胹皆是《楚辞》中较为典型的楚国方言。此类方言在《楚辞》中的广泛运用不失为一种创新，同时更令《楚辞》充满独特地域风情。
2.3、华丽新奇的用词
《楚辞》中多描绘之语，故用词华丽新奇，往往能营造神妙奇特之意境。《楚辞》中有灵古神奇的千年美玉，飘渺奇幻的仙池、充满山珍海味的酒宴。屈子对此运用了诸多华丽词语来描绘，尽显高雅之感。此外在《离骚》一文中还描绘了众多奇花异草，譬如木兰、辟芷、申椒、杜衡、兰芷等。通过对这些绮丽花草的描绘展现了充满奇幻色彩、美丽如画的楚地风貌，同时也表现了屈原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之情，真可谓“一切景语皆情语”，获得了情景交融之意境。纵观《楚辞》正是通过华丽新奇的用词给读者形成了高贵典雅之感，从而奠定了其在我国诗坛上的重要地位。
3、结语
总之，屈原创作的诗歌凭借句式上的创新，感情的丰富、浓郁的地域特征突破了诗歌创作的传统模式，创造了一种新题材：楚辞体，在我国文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铸就了《楚辞》在我国文坛上的经典地位。
参考文献：
【1】罗剑波;明代《楚辞》评点研究[D];复旦大学;2010年:77-78
摘 要：《楚辞》众多优美典丽的词语、精巧而富有经典意义的意象，连同它们所承载的那些撼人心魄的情感，成为后世文人创作时的重要资源，谢?I的创作挖掘、利用了这一资源。本文拟从这一角度进行粗浅探讨。
谢?I，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①。是南北朝时期极为重要的诗人。史载其“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②。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清人方东树论谢?I：
玄晖别具一幅笔墨，开齐、梁而冠乎齐、梁，不第独步齐、梁，直是独步千古。盖前乎此，后乎此，未有若此者也。本传以“清丽”称之。休文以“奇响”推之，而详著之曰：“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太白称其为“清发”“惊人”。玄晖自云：“圆美流畅如弹丸。”以此数者求之，其于谢诗思过半矣。③
今人曹融南先生《谢宣城集校注》前言说：
谢?I能生动形象、深婉细致地表现人情物态之美，形成独特风格，和他优异的艺术表现才能密不可分。他远祖诗、骚，近承建安以来曹植、陆机、谢灵运、鲍照等的诗歌成就，又从乐府民歌中吸取营养，涵泳蕴蓄，终于取得如此卓越的造诣。④
古今两位学者都对谢?I的成就作了较高的、中肯的评价。上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们多对谢?I上承建安魏晋文学、中于诗律革新贡献、下开唐风的先驱作用进行了研究。笔者拟从谢?I诗文创作“远祖诗骚”之祖“骚”作一探究。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不仅评论了屈原的《离骚》，也评论了《楚辞》中的大部分作品，由此，可以把“远祖诗骚”之“骚”作三个层面的理解：一、屈原的辞作；二、《楚辞》这部书；三、“楚辞”这种文体。在此前提之下，分几个层次逐一展开讨论。
一、多处使用《楚辞》的词语
《楚辞》中众多优美典丽的词语营造了瑰丽意境、描绘了众多形象、抒发了丰富的情感，谢?I选择并使用了其中诸多的词语。
《杜若赋》《酬德赋》两文均用到了“延伫”一词：“凭瑶圃而宣游，临水木而延伫”；“怅分手于东津，望徂舟而延伫”。王逸注《离骚》“延伫乎吾将反”，“延，长也。伫，立貌。《诗》曰：伫立以泣。言己自悔恨，相视事君之道不明审，当若比干伏节死义，故长立而望，将欲还反，终己之志也。”“结幽兰而延伫”又注：“言时世昏昧，无有明君，周行罢极，不遇贤士，故结芳草，长立而有还意也。”“延伫”在《离骚》中是由“立”和“泣”两个动作构成的一个形象，这个形象饱含着屈原对楚国的强烈不舍，去与还的痛苦抉择，凸显了屈原高洁的品格。谢?I在此借《离骚》曲折地表达了时局动荡时艰难的选择：还京城还是还山泽？这是越来越强烈地困扰着诗人的苦恼，表现了谢?I仕与隐行与藏的犹豫。
《奉和隋王殿下》其一，是谢?I在随王萧子隆西府时所作。“玄冬寂修夜，天围静且开”，《哀时命》“愁修夜而宛转兮”，王逸注：“心忧婉转而不能卧，愁夜之长”，冬日昼短夜长是客观现象，但特定条件下时间的长短又会融入人的主观体验，《诗经·郑风·子衿》“一日不见，如三日兮”便是。“修”是诗人的情感体验，“愁修夜而宛转兮”为“修夜”提供了一个涂染着感伤色彩的背景。
谢诗中还有一些重叠词，如“涂涂”、“????”、“阳阳”、“冥冥”、“杳杳”、“衍衍”，均能在《楚辞》中找到阅读理解的背景，这些叠词嵌在诗中，读起来确实“圆美流转如弹丸”，体现了谢?I的创作思想。如《雩祭歌·白帝歌》“嘉树离披，榆关命宾鸟。夜月如霜，金凤方????”“????”一词：《湘夫人》“????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王逸注“????，秋风摇木貌”；洪兴祖补注：“??，长弱貌”，除指木摇貌外，还包括秋风吹拂的音响，又指秋风的特定状态；《文选》左思《吴都赋》说：“霭霭翠幄，????素女”，“????”指女子的轻盈柔美；北宋《前赤壁赋》“余音????，不绝如缕”，“????”又指音乐的悠扬声。由此看来，“金凤方????”，既有秋风吹送如缕的状态，又有轻风吹动树叶发出音乐般悠扬的声音，还指金秋时节的微风给人柔美的感受。“????”一词为整首诗营造了一种特别清丽的意境。这些词语的使用，可说是谢?I创作过程中“字字苦吟”的一个具体体现，也是谢文“清丽”的构成部分。
二、沿用并拓展了《楚辞》的意象
《诗经》比兴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屈原在《离骚》中又用香草美人意象创造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兴系统——“香草美人”意象，这种象征在后世的赋体文学、诗歌乃至所有抒情文学中得到极为普遍的运用，是对我国古代文学表现领域的重大贡献。谢?I的创作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
《同咏坐上所见一物·席》“幽渚夺江蓠”之“江蓠”便是《离骚》中与“芷”与“兰”与“菊”等并列出现的香草意象，这些香草是屈原高洁人格的追求与象征。谢?I的作品中，多处使用了这一系列意象：
《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时菊委严霜”，以严霜之下的时菊写秋冬肃杀的景象，既自比，又状所处的严酷环境，还包含了诗人精神层面的追求，是“香草意象”比兴意义的沿用。
《咏落梅》“新叶初冉冉，初蕊新霏霏。逢君后园?，相随巧笑归。亲劳君玉指，摘以赠南威。用持插云髻，翡翠比光辉。日暮长零落，君恩不可追”，作于永明九年（491）。永明八年（490），谢?I由随王（萧子隆）镇西功曹转为随王文学，次年谢?I又跟随到荆州（今湖北江陵）。在荆州他介入皇室内部的矛盾斗争，被卷入政治旋涡，忧心忡忡，惶惑不安。这首咏物（梅）诗，当是表现这种不安的心情。咏物诗至六朝自成一格，宫体诗中咏物极尽图貌写形之能事，其追求在于形似。谢?I咏物诗既有与时代相通的善于写物图形，又汲取了《诗》、《骚》以来比兴的传统，在客观的物象中寄托了主观的旨意，这首《咏梅诗》便是如此：诗中既以“落梅”（香草）自拟，又以“南威”（美人）自拟，沿用了传统的“香草”“美人”意象。
《九歌·湘君》“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王逸注：“芳洲，香草丛生水中之处。”《杜若赋》之“杜若”本已幽香，作者又把她放在“瑶圃”“汀洲”这些芳洁之地，使洁者更洁，香者更香。
《怀故人》有“芳洲有杜若”之“杜若”；《拟宋玉风赋》“烟霞润色，荃荑结芳”之“荃荑”；《临楚江赋》之“宿莽”等等，这些香草意象，为我们深入阅读谢?I的诗作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应该是谢诗极省净而又内涵丰富的原因之一。
在《楚辞》中，荷花是最常见的香草（花）之一，“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离骚》）；“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九歌·湘君》）；“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九歌·湘夫人》）；“乘小车兮荷盖”（《九歌·河伯》）；“被荷?之晏晏兮”（《九辩》）；“芙蓉始发，杂芰荷些”（《招魂》），其质地较前面的花草更为清纯、雅致。荷花进入屈原的诗中，被赋予了情感因素，成为“香草意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抒情主人公的人格与荷花的形貌交相映照，清洁之质凸现。谢诗中的荷花主要以两种方式出现：一是这种比兴传统的延续，再则成为独立描摹的对象。
《移病还园示亲属》“折荷葺寒袂”，很显然是“制芰荷以为衣”的沿用，是比兴。“荷”出自清水，以荷为衣，象征着诗人雅洁、幽香、清寒。时临深秋，折荷制衣，以示隐逸之志洁而且坚。“烟衡时未歇，芝涧去相从”进一步写“敛性”。“衡”，闻人??《古诗笺》作“杜衡”，是一种形似葵的香草，这里暗喻情操高洁的隐士。“芝兰”也是香草，诗人暗喻自己。这二句意思是说：情操高尚的人时时都存在，我要追随他们而去。
《冬日晚郡事隙》“案牍时闲暇，偶坐观卉木，飒飒满池荷，??荫窗竹。……风霜旦夕甚，蕙草无芬馥。云谁美笙簧，孰是厌?轴？顾言追逸驾，临潭饵秋菊”，整首诗写到四种卉木：荷、竹、蕙、菊。蕙、菊保留了比兴的手法，荷、竹是眼前所见，成为独立描摹对象，鲜荷与翠竹互相辉映，构成了山水的近景。
《后宅回望》“夏木转成帷，秋荷渐如盖”，荷从比兴中剥离出来，时令虽已推移，但秋荷依然生机盎然，如盖的荷叶写出了“绿肥”的质感。《曲池之水》“芙蕖舞轻带，苞笋出芳丛”，荷花摇曳多姿，细细的荷茎像轻柔的丝带一样，在风中飘舞，生动形象。《游东田》：“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诗颇具巧思，观察细致，笔触轻灵。鱼与荷同生于水中，共同的生存环境决定了它们与生俱来的组合，审美凸现。
从这些多次出现的荷意象中可以推知：作为高门士族的后代，谢?I有着与屈原同样高洁的追求，只是谢?I的时代使他的悲剧结局缺失了屈原的崇高与悲壮，更多的是卑微与无奈的成分。
谢?I在诗中还多次沿用了《楚辞》的美人意象，并赋予其新的含义。
《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诼谓余以善淫”。王逸注：“蛾眉，好貌。”《九歌·少司命》“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招魂》：“??菪尢??K洞房些。”???妹病P蓿?ひ病?br>
《夜听伎二首》其二“蛾眉已共笑，清香复入衿”。此处“蛾眉”专指好貌女子，已无修道德、尚高洁之意；《秋夜讲解》“琴瑟徒烂漫，??菘章?谩钡摹扒偕?薄??荨庇κ欠鸺矣铮?赋臼兰湟磺猩???浴?br>
《九章·思美人》：“思美人兮，揽涕而伫眙”是说屈原忧思而念怀王，伫立悲哀，涕泪交横。《九歌·河伯》“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九歌·湘夫人》“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屈原的美人，或喻君，或自谓，或指神。
《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揽涕告辞，悲来横集”化用了“思美人”句。萧子显《齐书》记载：谢?I为随王子隆府文学，世祖敕?I还都，谢?I作笺辞子隆。使谢?I“揽涕”的“美人”是随王萧子隆；《鼓吹曲·送远曲》“南浦送佳人”，指佳美之士。谢?I的美人，或谓王，或谓知音。用意象源于《楚辞》又不囿于《楚辞》。
三、使用楚物名、地名，虚实相间
战国时的楚国在长江、汉水流域，一度领有“地方五千里”的广袤疆域，虽和中原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但仍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谢?I或实或虚使用了这些楚国特有的物名地名，构成了作品风格的一部分。
《夏始和刘孱陵》“白?望已骋，缃荷纷可袭”，《九歌·湘夫人》有“白?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王逸注：“?草，秋生，今南方湖泽皆有之，或作?。”
《雩祭歌·迎神歌》第七章“冻雨飞，祥云靡”，王逸注：“暴雨为冻雨。”
《和别沈右率诸君》“春夜别清樽，江谭复为客”；《临楚江赋》“爰自山南，薄暮江谭”。《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江谭，指水侧。《九章·抽思》“长濑湍流，溯江谭兮”。王逸注：“谭，渊也”，楚人名渊为谭，此处借指楚地。
《鼓吹曲·出藩曲》:“飞??极浦”；《九歌·湘君》:“望涔阳兮极浦”，浦，水涯也。
《春思》：“?山起朝日”，?山在楚南，山上有木兰，香草所生之地。
《新亭渚别范零陵云》：“洞庭张乐池，潇湘帝子游”，新亭，亭名。零陵，古地名，齐属湘州，治所在今湖南永州市北。相传舜帝葬于此。范云于永明十一年秋，迁零陵郡内史，谢?I作诗送别范云。“潇湘帝子游”语出《九歌·湘夫人》：“弟子降兮北渚”，王逸注：“帝，谓尧也。娥皇、女英，随舜不返，死于湘水，因为湘夫人。”“停骖我怅望，辍棹子夷犹”又化用了《九歌·湘君》“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的词意与诗境，全诗十句，两句化用楚辞，一拓展诗境，二抒写离别之情，借神情为人情，惆怅怀抱尽显。何义门评价：“全诗以楚辞点缀而成，自然风韵潇洒，既有兴象，兼之故实。”
《鼓吹曲·送远曲》：“北梁辞欢宴，南浦送佳人”化用《九怀·陶壅》“绝北梁兮永辞”和《九歌·河伯》“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表达了作者的思乡之情，曲折委婉却很明晰。袁行霈先生说：“南浦无非是南边的浦口，本是很普通的一个词。一经屈原用过也产生了诗意，后代的诗人一写到浦口便非是南浦不可，似乎东浦、西浦、北浦都别扭了。”如江淹《别赋》：“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王勃《滕王阁序》：“画栋照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宋人范成大的《横塘》：“南浦雨来绿一川，石桥朱塔两依然。年年送客横塘路，细雨垂杨希画船。”而“北梁辞欢宴，南浦送佳人”也成为诗中佳句而广为传诵。
此外，还有“江皋”“鄂渚”“龙门”“长薄”等楚地名，为谢诗增加了南国色彩。
另外，在习俗和审美趣味上，楚国明显地表现出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特点。后人概括楚国的文化为“信巫鬼，重淫祀”，这种崇尚巫风的习气，在《九歌》中体现最突出。楚文化的这类余绪在谢?I诗中也可找到明显的痕迹。
《赛敬亭山庙喜雨》作于建武二年宣城太守任上。赛是祭祀时酬谢神灵的活动，再现了神仙降临的场面：“夕账怀椒糈”，因迎神而临夕设帐，因降神而用椒，因享神而用糈，回放了《离骚》“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这种祀神的方式，楚文化的韵味极浓。
《九章·涉江》“驾青虬兮骖白螭”到了《将游湘水寻句溪》中变为“挂鳞骖赤螭”，螭的颜色虽不一样，其浓郁的楚风却是一脉相承的。此外像“玄圃”“瑶席”“天津”这些具有特殊含义的意象，均在谢诗中出现过，为他的作品染上了明显的“楚色”。
四、化用《楚辞》情事典故，抒情曲折
《怀故人》“芳洲有杜若，可以慰佳期。望望忽超远，何由见所思。我行未千里，山川已间之。离居方岁月，古人不在兹。清风动帘夜，孤月照窗时。安得同携手，酌酒赋新诗”。诗写身在远地思念朋友，由芳洲杜若起兴，“芳洲有杜若，可以慰佳期”，“杜若”作为香草，古人常采集来赠送亲爱者以表达感情。作者看到芳洲上的杜若，对友人的思念油然而生，想到要采集一束在会面的时候送给他。采的是香草，面对的是芳洲，想的是佳期，把思念之情衬托得十分美好。诗从新春佳景写起，，款款道出怀念之情。后面以清风月夜作结，美好的怀想在清丽的夜色映衬下，格外动人。诗的前幅多次化用《楚辞》语句：“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湘君》）、“登白?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湘夫人》）、“平原忽兮路超远”（《国殇》）、“着芳馨兮遗所思（《山鬼》）”，用典如同己出，不落痕迹。
《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系永明十年或十一年秋、冬之时，于荆州遥和武昌太守伏曼容《登孙权故城》诗而作。原诗为登临怀古之作，此诗亦遥想构思，从武昌城的历史、形胜、风物等方面，一一叙来。在铺陈往事之中，慨叹古今之变。诗末八句“幽客滞江皋，从赏乖缨弁。清卮阻献酬，良书限闻见。幸藉芳音多，乘风采馀绚。于役倘有期，鄂渚同游衍”有三句源于楚辞：《九歌·湘夫人》“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獭弊陨饲?鄄怀鱿妗⑻吨?洹！对队巍贰拔懦嗨芍?宄举猓?赋蟹绾跻旁颉蓖跻葑ⅲ骸跋胩?嫒酥?彰酪病！焙樾俗娌棺ⅲ?读邢纱?吩兀?嗨勺由衽┦蔽?晔Γ???瘢?躺衽??苋牖鹱陨铡V晾ド缴希?V刮魍跄甘?遥?娣缬晟舷拢?椎凵倥?分??嗟孟删闳ァ！毒耪隆ど娼?贰俺硕蹁径?垂速猓?G秋冬之绪风”暗含了楚子熊渠，封中子红于鄂事。两个典故用得曲折，作者的心曲亦曲折。
《送江兵曹檀主簿朱孝廉还上国》：“安知幕归客，讵忆山中情。”《九歌·山鬼》：“山中人兮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王逸注：山中人是屈原自谓，谢?I此处用此事，曲折表达了向往隐逸的情绪。
《鼓吹曲·登山曲》：“王孙尚游衍，春草生萋萋”出自《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王逸注：“隐士避世，在山阳也。”《奉和随王殿下》其三：“徒籍小山文，空揖章华台”，小山，指淮南小山的《招隐士》；《酬王晋安》“春草秋更绿，公子未西归”又一次用了《招隐士》；《王孙游》索性直接用作诗题，被《乐府诗集》收入“杂曲歌辞”一类。魏晋以来，文人创作乐府诗往往有一个特点：总是围绕着“古辞”（汉乐府）创作，或拟古辞，或以古辞为引子生发开去。这种从“母题”寻找创作灵感，使创作上有所依傍的作法，已形成一个程式。南朝诗人写乐府诗虽然也依这一程式，但却出现另一种倾向，他们有时撇开汉乐府古辞，而直接上溯到《楚辞》中去寻找“母题”。比如，南齐王融和萧梁费昶都写过一首《思公子》，中心题旨就是采自《楚辞·九歌》：“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谢?I的这首诗也属于这种情况，其“母题”出于《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也就是说，诗人的创作灵感获自《楚辞》，而所写内容则完全是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在古老的“母题”之中，贯注了活生生的现实内容。诗虽短小，艺术风格却颇具特色，体现了齐梁间诗歌创作雅俗结合的一种倾向。从《楚辞》中生发出来的母题，显而易见带有文人的雅、艳色彩，暗示了它与文人文学的关系，但诗人却用南朝乐府民歌五言四句的诗歌形式，来表现这一古老“母题”，将原有华贵、雍雅的色彩悄悄褪去、淡化，使之在语言风格上呈现出清思婉转、风情摇曳的特色。
还有“早?华池阴，复鼓沧州?ぁ薄ⅰ凹然郴堵磺椋?葱?字萑ぁ闭庋?氖?洌??鲎浴队娓浮罚?煽闯鲂?I在离开鸡笼山西邸之后，常被出入之虑所困扰，尤其在建武年间，仕与隐的矛盾越来越强烈。从这些诗作中可以了解到谢?I思想的脉络，也可以对谢?I的悲剧结局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五、接受《楚辞》文体的影响
《橘颂》“咏物抒怀”手法对文体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咏物赋上。从汉代开始，咏物赋便层出不穷，至魏晋南北朝而臻极盛，此后也一直绵绵不绝，成为赋体文学中一个重要的题类。后世的咏物赋绝大多数都多少蕴含着作者的情感或理致。魏晋南北朝是咏物赋勃兴的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咏物赋，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来感怀现实，歌颂友情，阐明道理，谢?I的辞赋也采用了这一题类。
谢?I的辞赋往往就生平活动而作，其赋作今存九篇。其中《七夕赋》《高松赋》《杜若赋》等五篇咏物抒情赋，多为奉教而作，是其前期文学活动的产物。这些作品有时通过咏物抒写一种进取之志。如《高松赋》描绘松树的高姿：“修干垂荫，乔柯飞颖，望肃肃而既闲，即微微而方静。怀风阴而送声，当月露而留影，既芊眠于广隰，亦迢递于孤岭”，其中颇寄寓高洁之志。篇末云：“孤陋之无取，幸闻道于结徽；理羽弱于九万，愧不能兮奋飞”，自思“奋飞”的愿望就表现得更为明确。《杜若赋》起句直承《楚辞》而来：“凭瑶圃而宣游，临水木而延伫”，中间铺叙“景奕奕以四照，枝靡靡而叶倾；冒霜蹊以独?，当春郊而迳平。搴汀洲以企予，怀石泉于幽情”又从《九歌·湘夫人》“搴汀洲兮杜若”生发开来，对杜若从多角度多层次作了细致描绘，寄寓了作者的人格理想，没有流于一般的咏物。
楚辞作为一种先在的韵文体式，对谢?I的其他韵文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哀吊类韵文，它表达的是对亡者的怀念与痛惜，往往包含着对生命的深切感悟和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感情。《齐敬皇后哀策文》，序文骈散结合，以骈为主。正文除四言、六言的骈对外，大量沿用了“兮”字句，“怀丰沛之绸缪兮，背神京之弘敞；陋苍梧之不从兮，遵鲋隅以同壤”，“慕方缠于赐衣兮，哀日隆于抚镜；思寒泉之罔极兮，托彤管于遗咏”，文辞整缛，抒情深婉。《南齐书》本传中称“齐世莫有及者”。
综上所述，谢?I的创作能够“独步齐梁”、开一代唐风的原因之一，当是汲取了楚辞丰厚的营养。认识到这一点，对理解谢?I在中国诗歌绵长历史中所起的承继传递作用，将有更大的帮助。
①② 《南齐书·本传》。
③ 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七）。
④ 《谢宣城集校注》（前言第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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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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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陆侃如、牟世金译注：《文心雕龙注》，齐鲁书社。
先祖父炳正先生（1910-1998），字景麟，朴学家，上世纪40年代曾在贵阳高校任教。祖父是一位学者，在诗词、散文、书法诸领域造诣也较深，尤以书法成就为高。早年就邮购了《三希堂法帖》、《龙门二十品》、《华山碑》、《金石粹编》等碑帖，照他的说法是“幼习书法”；晚年更是购置大量法书名画册子。有一次，内子在渊研楼看到装订成册的祖父临品，码起来有两三尺高，惊曰：“你看爷爷功夫下得有多深，难怪他的字写得这么好。”我知道祖父治学间隙，调剂神经之妙法就是欣赏书画和练字，他的书法还是有些影响的。1989年香港创办的《名家翰墨》杂志，主事者现已是大收藏家的许礼平就请他题写刊名。祖父的字，力之先生曾归纳为“雅而逸”，我以为这个评语是精当的。
遗憾的是，我手上只藏有两幅先祖父的法书：一是1983年春节我首次返蓉看他，他取出这幅立轴送给我，写的是荀子《劝学》篇。当时我对书法没什么感觉，对内容却深留心田。回家随手夹在一册书里，父亲看到，亲手托裱好，并配制镜框。我结婚时父亲嘱我挂在新房，我以屋小为托辞没有拿走。直到2004年搬进现在住的房子里，才取回挂在书房里。另一件是1991年我与孟骞结婚，祖父给我俩写的一副对联，内容是他“临时想出来的”：“晚成大器夸明允，古有令名传孟光”联语。这副对联我一直挂在家里，见者皆称字、意“双美”。
从1983年至祖父辞世的1998年的15年间，我们至少见了八九次面，却从来没有开口向他讨过一幅字。我们在一起主要是谈读书，其次是时事（他对政治走向的关注大逾常人）。只有一次，我说喜欢他新写的“读骚未敢称名士，拜赐犹应号散人”这副陆诗对联。祖父即说：“以后我给你写一幅我最满意的字。”但他“最满意的字”却始终没有写出，我也没有再问。小时候听父母说：“人家的东西再好也是人家的。”又说：“施与比接受更幸福。”父母的教育对我影响至巨，所以小时候没有背着父母接受过别人的东西，后来也一直觉得张口向别人要东西是失面子的事，即使至亲也一样。1994年进京进修，一次去北京师范大学朋友处耍，谈到启功先生，对方说老人就住在前面那栋小红楼里。我知道启功与祖父友善，记得祖父当年要辞掉“中国屈原学会”会长之职时，启功还对人说：“现在还找不到有谁能替代汤先生的。没有办法，他还得继续当这个会长。虽然不情愿，只是‘但恨不见替人’。”四川大学博导谢谦给我写过两封信，两信都说起：“我当年读启功先生的博士，推荐书就是老人家写的。我的博士论文老人家也是评阅专家之一。”因有这层关系，我就起兴去拜谒。那天老先生兴致高、谈兴浓。我起身要告辞时，他一则挽留，一则有些诧异。因为彼时他正坐在写字台前，笔、纸、墨、砚触手可及，几张已写好的字也放在我面前。他说：“你是到这里而未提出要书法的惟一一个人。”祖父西行后，他的遗物按《继承法》竟转到与汤家无甚关系的人手上。后来我在网上看到“它们”从成都的一家书店铺天盖地散出，真是心如刀搅。我知道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冰山一角而已。面对网友询问，我也只说一句，“这是吾家伤心事”，不愿多谈。
末了，讲讲祖父的这幅《劝学》篇。其时我已开始自修，老人是想通过它告诉我要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他曾对我说：“学习有了目的，还要讲求方法，你这些年专攻散文，总算有了目的。至于方法，首先是‘博’与‘约’的结合。一方面是博览群书，一方面是专攻散文；而在博览群书之时，一刻也不要忘记专攻散文这一最终目的。否则‘博览’就会变成泛览无归；‘专攻’就会导致目光短浅，两者都会使你成为终身读书、一无所成的失败者。”这些年，我在读书上有些斩获，不能不说与这幅字的影响有关。
资料链接：
汤炳正（1910-1998），字景麟，山东荣成人。语言学家、楚辞学专家。1935年大学毕业后，考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研究班，受业于章太炎先生，在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上不仅深受章太炎先生影响，又能随时展而不断前进。章太炎先生曾称其“为承继绝学唯一有望之人”。他治学严谨，能于小中见大，于现象中求规律，对屈赋中许多千秋难解之谜提出新的结论与答案，受中外学术界所重视。
从抗战时期直至1948年，汤炳正先生任教于贵阳师范学院，并在贵州大学兼课。汤先生在贵阳开讲《楚辞》，常常学生满座、拥挤不堪，甚至有坐在窗外听讲者。
一、晏婴齐之习辞者也
读本注“习辞者”为：“善于言辞（很会说话）的人。习，熟练。辞，言辞。”笔者以为“习”训为“熟练”失当。
笔者查阅了十多种古汉语辞书，都没有找到“习”有“熟练”的义项。《说文解字》注“习”为：“，数飞也。从羽白声。”显而易见，这里的“羽”是形旁，本义与鸟飞有关，故“习”的本义应为“（鸟）反复地练习飞翔”（见《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8年12月第一版，下同），如戴圣《礼记・月令》：“季夏之月，鹰乃学习。”后来又引申为“熟悉”、“通晓”等义，如《战国策・齐策》：“谁习计会，能为文收责于薛者乎？”司马迁《史记・孝文本纪》：“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本文的“习”也应当解释为“通晓”。
“辞”在本文固然可以释为“言辞”，但笔者认为不够妥帖。“辞”如训为“言辞”时，则与“言词”的“词”同义。《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版）释“言辞”为：“说话所用的词语。”晏子作为一个外交家，仅仅“熟悉言辞”还不足以显示其非凡的外交家才能。所以这里的“辞”应该释为“辞令”（酬应、答对的言辞）为妥。所谓“习辞者”就是“通晓辞令的人”或“擅长辞令的人”。故全句可以译为：“晏婴是齐国通晓辞令的人。”
二、王曰：何为者也
读本注“何为者”为：“做什么的人。”笔者以为此注欠妥。楚王问“干什么的”，而左右侍从却回答“齐国人”，这明显是犯了答非所问的毛病。“何为”在一般情况下，可以解释为“干什么”，但在此处如此解释显然极为不妥。
《说文解字》释“何”为：“何，儋，一曰谁也，从人，可声”，“‘谁’是‘何’假借为疑问代词的用法”（见《文言文学习辞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下同）。《古代汉语词典》、《文言文学习辞典》在“何”字条后就收有“谁”这一义项，如《孟子・万章下》：“何事非君，何使非民”；《左传・昭公十一年》：“景王问于苌弘曰：‘今兹诸侯何实吉？何实凶？’”；贾谊《论积贮疏》：“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文中的“何”也应当解释为“谁”，这样才使上下文文脉通畅，不至于捍格不通。
“为”读wèi时，释为“表示判断，相当于古代汉语中的‘是’”（见《古代汉语词典》），如《老子・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己。”孙彦林等人的《晏子春秋译注》（齐鲁出版社，1991年出版）就把此处的“何为者”译为“绑的是什么人”，笔者以为很恰当。故全句应当翻译为：“楚王问：‘绑的是什么人？’”
三、齐人固善盗乎
读本将“善”注释为“善于，擅长”，笔者以为欠妥。
笔者查阅了《古代汉语词典》、《古汉语常用词词典》（崇文书局，2006年第一版，下同）等辞书，在“善”字条后不但收了“擅长”的义项，而且收有“喜爱”、“喜好”的义项。
据《现代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擅长”“在某方面有专长”，显然这应该是技巧问题；“喜爱”、“喜欢”是“对人或事物有好感或感兴趣”，应该是心理、品质问题。联系课文具体分析，楚王强调的应该是后者，而非前者。故这里的“善”应释为“喜好”、“喜欢”、“喜爱”为好，这样才使楚王的话更具有侮辱性。故全句应该翻译为：“齐国人本来就喜欢偷窃吗？”
四、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
读本释“今”为“现在”，显然不通。联系具体的语言环境来分析，晏子所指的应是眼前的这个百姓，而不是泛指“现在”整个齐国的百姓。
笔者查阅了《古代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1版）、《古代汉语常用词词典》、《古代汉语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等辞书，发现在“今”的字条后皆收有指示代词“这”、“此”的义项，如《礼记・三年间》：“有知之属，莫不知受其类，今是大鸟兽，则失丧其群匹，越月逾时焉，则必反巡”；《国语・周语》：“王曰：‘今是何神也？’”。本文中的“今”也应当解释为“这”、“此”，这才符合晏子说此话的意图。故全句应该翻译为：“这个百姓生长在齐国不偷东西，到了楚国就偷东西。”
五、圣人非所与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句中的“所与”读本没有单独注释，很容易造成误译。
此处的“所与”其实是一个复式虚词，它与其后的动词或动词性词组结合，组成名词性词组，表示与行为动作有关的人或事物。可以译为“同……的（人或事物）”。
张炜这个名字似乎不属于眼前日益喧哗与骚动的文坛。上世纪80年表作品以来，他借助对故园土地的回忆和对农业文明的歌颂，竖立起一种近乎固执的，不厌其烦的，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文化姿态。很多人说，可为80年代树碑立传的理想主义早已划归了历史。不过，在他的《楚辞笔记》里，理想主义的纯净和激越仍顽强地投射在两位诗人相隔2300余年的对话中。我更愿意把向“巨人时代”不断追问生命本质的张炜看作一个普通人。这不仅是因为，直接而真诚的读诗体验正在现代传媒和经院传统的夹缝中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而且，最为普通的身份，也使每一个读者亲近《楚辞》进而理解屈原成为可能。
“外感于物，内动于情”，一部《楚辞》，因其绮丽的比兴隐喻和诗人巨大的人格魅力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精神的典范。世人常把它与《诗经》并称中古诗赋的两大源头。在一个尊崇经典的社会心态下，值得担心的倒不是经典一时受到冷落无人愿读，而是读时不全身投入，不独立思考――形成对经典自以为是的简单化理解。譬如《离骚》，跑到中学的教科书里，无非浓缩成“忠君爱国”4字，外加几片艾叶几条龙舟。更不要说意识形态或陈规旧律对文学艺术的伤害。问题是，历朝历代如同汗牛充栋的楚辞研究，真的能帮助今天的人们读懂《离骚》，读懂《九歌》吗?
世上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张炜在自序中开篇即问。张炜说，真正的屈原需要自己从未来的精神跋涉中去寻找，而这种寻找又必须是独身之旅，目无旁顾。但，这已封存了两千多年的心灵密码真的能找到吗?找到了又有什么能作为证明呢?诗人闻一多在论及《离骚》时有一段话，绝不似现今大量论文考据那样面目可憎，读来叫人心生欢喜。他说：
“总之，我不相信《离骚》是什么绝命书，我每逢读到这篇奇文，总仿佛看见一个粉墨登场的神采奕奕，潇洒出尘的美男子，扮演着一个什么名正则，字灵均的神仙中人说话(毋宁是唱歌)。但说着说着，优伶丢掉了他剧中人的身份，说出自己的心事来，于是个人的身世，国家的命运，变成哀怨和愤怒，火浆似的喷向听众，炙灼着，燃烧着千百人的心。这时大概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演戏，还是在骂街吧!”
文字因何而生动?是因着背后敏锐的感受力和赤诚的心。灵魂的倾诉从来讲究棋逢对手，平等相契就可以成就一次伟大的相逢。这本无关悟性禀赋，只看你是否一样认同一些沉静的语汇，而且躬行不辍。比如质朴，比如淡泊，比如一身傲骨抗拒流俗，比如对钟情的人事忘我追求……
故而，完全从对诗人心理状态的体察和审美人手的《楚辞笔记》是特别的。在穷经皓首得来的庞杂卷册之外，张炜的气魄可惊可佩。他的凝神倾听和不休追问中，屈原不再是斥逐的贵族、失意的臣僚，甚至不再只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浪漫的天才呼之欲出――他用冲决一切的酣畅幻想，用缠绵不休的爱恋，乃至生命――表达他的不安，牵挂和忠诚。书卷纸张的正面是一家之言，背面则凝聚着跨越千古，彼此相通的哀伤与沉醉。张炜曾对诗坛的楚辞传统和唐诗模式做过比较，他说：“我总觉得《楚辞》的传统是最伟大的。当代中国诗的希望在于回到《楚辞》，而不是回到唐诗……唐诗的精美，它的完整性，作为传统范式就会极大地约束后来者。它会将生命感动的形式导向某种简单化……比起《楚辞》无可遏制的生命感动、形式上的无拘无束，唐诗更像一种刻意制作，一个走向封闭的系统。”
[关键词]《周易》; 商《易》; 秦简《归藏》; 卦名
[中图分类号]K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6-0005-03
《周易》卦名采用商《易》卦名,前人已有论说。如宋李过《西溪易说》:“以《周易》质之《归藏》,不特卦名用商,辞亦用商。如《屯》之‘屯膏’、《师》之‘帅师’、《渐》之‘取女’、《归妹》之‘承筐’、《明夷》之‘垂其翼’,皆因商《易》旧文。”指出《周易》不但卦名用商《易》,而且其辞亦用商《易》旧文。今按,商《易》即《归藏》是古人通说。《周礼•春官•大卜》载:“(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礼记•礼运》:“孔子曰:‘吾得《坤乾》焉。’”郑玄注:“得殷阴阳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归藏》。”然《归藏》久佚,以三易分属夏、商、周亦是后人的推测。清人《归藏》辑文,人们又多不相信为商《易》。1993年,在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一种筮占书,经学者研究,其文多与后世流传《归藏》佚文一致,从而将其名为《归藏》。秦简《归藏》的出土,使我们有可能重新认识商《易》,同时也为我们探讨《周易》卦名与商《易》卦名的关系提供了可能。本文拟结合出土《易》类文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周易》卦名与商《易》卦名的关系作进一步的讨论。
目前学界普遍的看法是秦简《归藏》为后人托商《易》之名编造的筮书,并非商《归藏》,也有学者认为秦简《归藏》虽为晚书,但是其中保存有商《归藏》筮辞。本文认为,秦简《归藏》不但繇辞中有商《易》旧筮辞,而且其卦名、筮辞结构也源于商《易》。近年出土的《易》类文献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线索。
今所发现的商周时期甲骨器物上的筮数卦证明了商周时期已经有筮占。如:
七五七六六六曰
八六六五八七
七八七六七六曰
七六六七一八曰其
文既鱼
这些筮例在筮数卦下有“曰”、“曰”、“曰其,文既鱼”等文句,这些文句应该是卦辞。这种体例的筮占应该属于《周礼》、《礼记》所载的商《归藏》一类的商《易》。这些筮占卦辞都以“曰”开头,和秦简《归藏》的卦辞也以“曰”字开头相同。这表明秦简《归藏》至少在卦辞结构上继承了商周筮占体例。由此可见,秦简《归藏》本于商周筮占,其中遗存有商《易》筮辞并非不可能。确定这点是本文讨论《周易》卦名用商《易》的前提条件。
秦简《归藏》卦名与卦辞有密切关系。王家台秦简《归藏》卦名有76个,其中重复者23个,实际卦名53个。这些卦名有不少和其繇辞有关。如《比》卦“比之,比之苍苍”,繇辞中有两个“比”字,《》卦“之,之”有两个“”字。这种卦名和繇辞有关的卦还见于秦简《归藏》的《奈》(相当于《周易》之《泰》卦)、《兑》、《毋亡》(相当于《周易》之《无妄》卦)、《渐》、《》(相当于《周易》之《既济》卦)、《》(相当于《周易》之《》卦)、《筮》(相当于《周易》之《噬嗑》卦)、《履》、《卒》(相当于《周易》之《萃》卦)、《右》(相当于《周易》之《大有》卦)、《小过》(原简误作《大过》)、《丰》卦等。还有一些卦名与卜例有关,如《讼》、《复》、《》(相当于《周易》之《晋》卦)、《散》(相当于《周易》之《家人》卦)卦等。其他则因残损,无法得知卦名和卦辞是否有这种关系。兹以秦简《归藏》《比》卦为例,试作分析。
《比》曰:比之,比之苍苍。生子二人,或司阴司阳。不姓(216)
《说文》:“,华盛。”段注:“《诗》言‘江汉浮浮,’、‘雨雪浮浮’,皆盛貌。与浮声相近。”苍,《说文》:“苍,草色也。” 段注:“引申为凡青黑色之称。”《诗•王风•黍离》:“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毛传:“据远视之苍苍然,则称苍天。”“”与“苍苍”为对文,言比之形状和颜色,此比字应为名词。疑“比之,比之苍苍”之“比”通“芘”,指草名或木名。芘从比声,故比、芘二字可通。《说文》:“芘,草也。一曰芘木。”王念孙《读说文记》:“‘一曰芘木’五字,乃是‘一曰芘’之伪。”《诗•陈风•东门之》:“视尔如。” 毛传:“,芘也。”郑笺;“美如芘之华。”《比》卦“比之,比之苍苍。生子二人,或司阴司阳。不姓”和严可均辑本《归藏》:“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职出入,以为晦明。”(《山海经•大荒南经》注)应该源于同一母题。《虞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正义》:“重黎之后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时之官,故尧命之,使敬顺昊天。”秦简《比》卦“生子二人”即指羲氏、和氏。“或司阴司阳”指世掌天地四时之官。“生子二人,或司阴司阳”句和《比》卦之比字有二之义相合。《说文》:“比,密也。二人为从,反从为比。”孙海波《甲骨文编》卷8:“卜辞比、从一字。”二人为从、为比,秦简“生子二人,或司阴司阳”正与此相合。而“比之,比之苍苍”之比字为借字,通芘,为芘(今称作锦葵)。由此看来,秦简《比》卦卦名比字与繇辞“生子二人,或司阴司阳”有意义上的联系,而与“比之,比之苍苍”之比字为通假关系。
前已述及,秦简《归藏》本于商周筮占,其中遗存有商《易》繇辞并非不可能。秦简《归藏》《比》卦“比之,比之苍苍”和《》“之,之”,这种表达方式在《诗经》中习见。如“被之僮僮”、“被之祁祁”(《诗•国风•采蘩》)、“约之阁阁,之橐橐”(《诗•小雅•斯干》)、“释之叟叟,之浮浮”(《诗•大雅•生民》)、“获之,积之粟粟”(《诗•周颂•良耜》)等。此可证秦简《归藏》繇辞的时代不会太晚,秦简《归藏》《比》卦繇辞或是商《易》旧文。由于秦简《归藏》《比》卦卦名与卦繇有密切关系,秦简《归藏》《比》卦卦名也是源于商《易》并非不可能。
秦简《归藏》卦名和卦辞这种密切关系在《周易》中也同样存在。如《周易》《比》卦: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对“原筮”的理解,《集解》引干宝曰:“原,卜也。《周礼》三卜,一曰原兆。”孔颖达《正义》:“‘原筮,元永贞,无咎’者,欲相亲比,必能原穷其情,筮决其意,唯有元大永长贞正,乃得无咎。‘元永贞’者,谓两相亲比,皆须永贞。”可见对“原筮”的理解二家之说是不一样的。本文以为,此“原筮”之原字义同再、二之义。《尔雅•释言》:“原,再也。”《说文》:“再,一举而二也。”《玉篇》:“再,两也。”“原筮”,即两次筮占之义。原、比皆有二之义。又“不宁方来”之方字亦有二之义。《荀子•致仕》:“莫不明通方起,以尚尽矣。”杨注:“方起,并起。”“不宁方来”谓不安宁之事并来。“原”、“方”二字与“比”在词义上皆有关,这和秦简《归藏》《比》卦“生子二人,或司阴司阳”与“比”字意义有关的情况是一致的。
传本《周易》《比》卦中比字,在上博楚简中也作比字,所不同的是上博楚简《比》爻作“”字。,从比得声,故比、音近可通。《周易》《比》卦爻辞中的五个比字皆通,器破未离之义。《集韵》:“,器破也。”又“齐楚谓曰璺。”《方言》卷六:“器破而未离谓之,南楚之间谓之璺。”《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厥阴所至为风府为璺启。”王冰注:“璺,微裂也。启,开坼也。”古人筮占多取生活中之现象以比附人事吉凶。瓦缶之裂隙犹龟卜之纹兆,二者皆为神示。《周易》《比》五爻乃是以缶器裂罅为取象作为吉凶的判断。《易传》和历来注《易》诸家皆训比为辅助之义,以此来喻君臣之道,此殆非《周易》《比》卦爻辞之本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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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与秦简《归藏》《比》卦一样,《周易》《比》卦卦名和卦爻辞的关系也存在意义和通假上的关系。秦简《归藏》和《周易》《比》卦卦名的意义相同,皆为二之义。也就是说二者卦名取义的来源是一样的。前已述及,秦简《归藏》卦名源于商《易》,那么《周易》卦名也当源自商《易》。
本文讨论的《周易》卦名用商《易》问题的意义不仅在于认识秦简《归藏》与商《易》的关系,还在于如何认识“文王演《易》”的历史真实。《汉书•司马迁传》:“盖西伯拘而演周易。”司马迁认为西伯演《周易》即“文王重卦”。现在我们据周甲骨器物上的筮数卦已知“文王演《易》”为重卦的说法并不正确。“文王演《易》”的历史真实应该是商周之际筮人对商《易》进行的卦名、卦序、卦爻辞的改造工作。这可从筮数卦中寻得线索。现已发现的筮数卦“尚未发现早于商代晚期的实例”,这和“文王演易”时代上是一致的。2001年在长安西仁村陶拍上发现了西周时期的两个陶拍,上面有六组筮数卦。依照奇阳阴偶的原则,可将上述六组筮数转化为《周易》卦爻,依次为《师》、《比》、《小畜》、《履》四卦和《既济》、《未济》两卦。其卦序与传本《周易》相同,这证明在西周时期已经存在一种卦序同于传本《周易》的筮占书。迄今发现的商周筮数卦中既有《周易》所谓的经卦和别卦,也有少数筮数卦下有卦辞。但是我们在筮数卦中并未发现像《周易》一类的爻和爻辞的明确筮例。可见传本《周易》三百八十四爻后出,乃是商周之际筮人对商《易》改造的结果。
[注释]
李过:《西溪易说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页。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
连劭名:《江陵王家台秦简与归藏》,《江汉考古》,1996年第4期;李家浩:《王家台秦简易占为归藏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1期。
梁韦弦:《王家台秦简“易占”与殷易《归藏》,《周易研究》,2002年第3期;邢文:《秦简归藏与周易用商》,《文物》,2000年第2期;林忠军:《王家台秦简出土的易学价值》,《周易研究》,2001年第2期。
本文所说的“筮数卦”即很多学者近年讨论的“数字卦”,指在甲骨、青铜器、陶器、石器等文物上面看到的占筮所得数字。对“数字卦”的提法,李学勤先生曾据金景芳《学易四种》一书所论,认为称“筮数”一词要更恰当一些(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273页)。本文认为,就目前已发现的筮数例子来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三个数字一组,一类是六个数位一组,这让人想到由三爻组成的八卦和由六爻组成的六十四卦。较之“数字卦”和“筮数”的提法,本文以为,“筮数卦”一词可能要更准确些。
曹定云:《殷墟四盘磨“易卦”卜骨研究》,《考古》,1989年第7期。
曹玮:《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2年版。
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北京大学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文中秦简《归藏》释文皆录自该文,不俱出注。
秦简《归藏》卜例晚出,非商《易》之旧文。关于此点,李学勤先生有所阐述。详参李学勤《周易溯源》289～296页。(李学勤:《周易溯源》,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年)本文认为,秦简《归藏》卜例之文和卦名之所以有关,是因为卜例晚出,卜例是后世依其卦名而系。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关于《周易》六十四卦卦名与卦爻辞的关系,高亨先生曾拟《〈周易〉卦名来历表》以明《易》卦得名之原由。据表可知,除《坤》、《小畜》、《泰》、《大有》和《中孚》五卦卦名与卦爻辞无关系外,其余各卦卦名与其卦爻辞的文词、内容或意义上都有关系。参高亨着《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第24～43页(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关于《周易》《比》卦爻辞中的五个比字皆通字的说法可参拙文《马王堆帛书〈周易〉考释》第61～63页。(肖从礼:《马王堆帛书考释》》,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如《周易》《比•彖》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比•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序卦》曰:“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集解》引崔觐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人众,则群类必有所比矣。上比相阿党,下比相和亲也。相党则相亲,故言比者比也。”对《比》卦爻辞中的比字亦理解为亲比、辅弼义,从儒家道德思想出发,阐述其君臣之间的亲辅思想。
《史记•周本纪》载:“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李零:《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09页。
曹玮:《陶拍上的数字卦研究》,《文物》,2002年第11期。
李学勤先生认为陶拍上的六组筮数卦表明至少在西周时期,传本《周易》经文已经存在。详李学勤《周易溯源》,第234～237页。(李学勤:《周易溯源》,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年版。)本文以为,由上面六组筮数卦说明西周时期传本《周易》经文已经存在的说法并不准确,准确地说,这只能证明西周时期已经存在一种卦序同于传本《周易》的筮占书。
摘要 委婉是古代汉语中一种特殊的修辞，广泛运用于古代汉语的文字作品及日常交际中。委婉修辞的出现和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特征有着紧密的联系，反映出深刻的文化意蕴。本文引用大量的古文著作作为论证材料，从委婉修辞的分类、表达方式、文化意蕴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分析，以期我们更准确地研究古代汉语，更深刻地了解古代汉民族的社会文化。
关键词：委婉 分类 手法 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委婉，是说话人不直接说出所要表达的内容，而使用与之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词语含蓄表达意思的一种修辞手法。委婉修辞从春秋时期开始被大量应用于日常交际之中，在之后的历史时期内不断发展、完善，从而形成了一种修辞手法。人们在交谈中，凡是涉及到不悦、难堪、反感的内容，通常都采取委婉的手法来替换，让交谈双方能从心理上淡化甚至消除不快，达到容易接受的目的。
在分类上，委婉修辞使用的词语往往具有替代性符号的特征，分类多样；在手法上，委婉修辞有避开、不直说，或掩饰美化、丑化等特征。在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形成了心理上的疏离效应，能造成极佳的表达效果；在内涵上，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民族审美观念的载体，语言可以折射出人类的文化特征和审美观念，委婉语的产生、发展和使用折射出了一个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了我国古老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民族文化心理。本文将从分类、手法、文化意蕴三个方面对委婉修辞进行探究。
一古代汉语委婉修辞的分类
1表谦敬
中国是礼仪之邦，非常重视“和谐”价值观。在语言交际时，人们讲到对方往往使用敬词，讲到自己则使用谦词，力求“抑己扬人”，以此表达谦和与尊敬。例如：
（1）“得罪辇毂下”、“厕下大夫之例”。（司马迁，《报任安书》）。
上文中的“待罪”是任职的委婉说法，“厕”相当于“置身于”。
（2）“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
触龙对赵太后讲话，谦称自己的小儿子为卑贱的儿子，说他不成才，为了凑数去当个黑衣卫士，委婉修辞使得整句话语温和谦虚。
（3）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孟子・梁惠王上》）
“寡人”是国君常用的表示谦虚的委婉语。
（4）“臣以此为不完，愿王之熟计之也。”（《魏策・八年谓魏王》）
明明是君王的意见不完美，却谦虚地说自己的意见不完美，以“不完美”来代替“我不同意您的观点”，既能表明自己的立场，又不会触怒君王。
（5）“今楚，万乘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主也。”（《楚策・张仪相秦》）
用“万乘之国”来赞美楚国的富有，用“贤主”来歌颂楚王的贤能，这些都是恭维褒扬之辞。
2表避讳
在古代，人们出于对隐私的保护、对不吉不雅事物的厌恶、对尊者的尊重、对神灵的敬畏等目的，在表达此类事物时，采用隐晦曲折却美好动听的词语加以表述。因此，古代汉语中涉及隐私、粗俗、不吉、冒犯别人等方面的内容都有相应的委婉语。
（1）避讳隐私
在古代，人们对年龄问题也如现代人一样敏感。《曲礼》中提到：在外交场合，使者在被问及夫子的年龄时，只能说“始服衣若干尺矣”。国君之子的年龄，只能说“能从宗庙社樱之事矣”或者“未能从宗庙社樱之事也”。庶人之子的年龄，只能说“能负薪矣”或者“未能负薪也”。
除了年龄，在古代，财富也属于隐私之列，不宜直说，理当避讳。例如，问及国君的财富，可以“数地以对”；问及士的财富，可以“以车数对”；若是问及庶人的财富，则可以“数畜以对”。
（2）避粗俗不雅
“即阳为病狂，卧便利。”（《汉书・玄成传》）
“便利”是大小便的委婉说法。
（3）“荒侯市人，病，不能为人。”（《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这里的“为人”是两性关系的委婉说法。
（4） “权起更衣，肃追于宇下。”（《资治通鉴・赤壁之战》）
这句中的“更衣”是上厕所的委婉说法。
3避不吉之事
自古至今，人们都把疾病、死亡等看作是不吉利的事情，语言交际中忌讳出现“病”或“死”字，在古代汉语中，不难找出关于“病”和“死”的委婉说法。
（1）“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孟子・公孙丑下》）
（2）“公去岁违和。”（《南史・刘泯传》）
以上两句都采用了委婉修辞，“采薪之忧”、“违和”都是“病”的隐晦说法。
（3）“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诸葛亮，《出师表》）
（4）“百岁之后，归于其居。”（《诗经・唐风》）
以上例句中，“崩殂”、“百岁”都是“死亡”的委婉说法。在古代汉语中，关于的“死”委婉用法可算是最多的，诸如：“驾崩”、“仙逝”、“晏驾”、“物故”、“见背”、“圆寂”、“寿终”、“失怙”、“归天”等等，都是“死”的委婉表达。
4避冒犯尊者
“二圣北狩之痛，汉唐之所未有也。”（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宋徽、钦二帝被金俘虏并囚禁在北方，算得上是宋朝的奇耻大辱，不宜直说，只好用体面的“北狩”一词来替代，把被俘说成是到北方打猎。
在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为了维护君主、尊长的尊严，臣下及后辈说话不能直呼其名，写诗作文不能明书其字，凡遇到与君主、长辈名字相同的字，必须设法避开。
例如，秦以前，阴历每年第一个月份是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月份，故称“政月”，秦始皇出生在政月，取名做“嬴政”。他做了皇帝之后，为避名讳，“政月”便改称为“正月”。再如，《阿房宫赋》中的“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谏太宗十思疏》中的“怨不在大，可畏惟人”，两句中的“人”，实为“民”。唐代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将“民”字改用为“人”字。
5交际辞令
古人在日常交际、军事谈判时，为了使语气缓和客气，不使对方直接受到刺激而难堪，多把话说得含蓄委婉。这类交际辞令刚柔并济、不卑不亢，既有理有节，又不失分寸。
（1）“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这句表面上是蔺相如说用脖子里的血溅在秦王身上，实际上是要和秦王拼命。过于直露的话语容易刺激对方，用委婉的说法可以避免把事情弄得太僵。
（2）“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资治通鉴・汉纪》）
曹操没有直接跟孙权说“我带八十万大军和你决一死战”，而是用“想在跟你在一起打一次猎”的委婉说法来表示。
（3）“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论语・公冶长》）
孔子所说的“不知也”，表面上是说自己不了解具体情况，实际上是他不愿明说子路未见仁慈这层意思。
二古代汉语委婉修辞的手法
1借代
（1）“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汉书・楚元王传》）
“骸骨”代指身体，“乞骸骨”意谓使骸骨得归葬故乡，是自请退职的意思。
（2）“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杯杓，不能辞。”（《史记・项羽本纪》）
“杯杓”代指“酒”，是不胜酒力的意思。
2用典
“今亲亡矣，纵使异日授一美衣，对一盛馔，尚当泣感风树，忧思无穷。”（范仲淹，《上执政书》）
“风树”一词取“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一典故，是“父母都已经去世，无法侍奉尽孝”的委婉表达。
3反语
（1）“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左传》）
“三年将拜君赐”，表面意思是“三年之后将要拜谢君王恩赐”，实际上取其反义是“三年后我们要率兵同你们决斗，报仇雪恨。”
（2）“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孟浩然，《岁暮归南山》）
“不才”表面意思是“没有才华”，取其反义为“怀才不遇”；“明主”表面意思是“圣明的君主”，取其反义是“不明”。
4比喻
“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战国策・赵策》）
“山陵崩”是“死”的委婉用法，这里用山陵崩塌比喻赵太后的死亡。
5谦敬词
（1）“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左传・成公二年》）
（2）“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以上两句中的“臣”、“不敏”、“寡君”、“敝邑”、“下臣”为谦词；“敢”、“君”、“玉趾”、“辱”、“执事”为敬词。
6同义词语
“田登作郡，怒人触其名，犯者必笞，举州皆谓灯为火。值上元放灯，吏揭榜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冯梦龙，《古今笑・迂腐部》）
这里的“登”与“灯”为同音字，而“灯”与“火”则为同义字。
7易代
“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屈原，《离骚》）
这里的“余”实际代指“汝”。将“汝”换成“余”，使劝诫的话语和缓、委婉，充满亲切感。
综上所述，古汉语中的委婉修辞具有多样的分类和表达方式，是一种具有极强生命力和极佳表现力的修辞。
三古代汉语委婉修辞的文化意蕴
1体现了和谐的理念
委婉的修辞手法映照了华夏民族丰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其中最深刻的文化意蕴就是体现了传统观念中的儒家“和谐”世界观。《中庸》是儒家的经典文献，它的“和谐”观念促成了汉民族压抑怨恨、体谅别人、以求和气的特质。
“子良之齐，齐使人以甲受东地”。昭常应齐使曰：“我典主东地，且与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余万。弊甲钝兵，愿承下尘。”（《楚策・楚襄王为太子之时》）
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子良到齐国，齐国派人率领军队去接受东边的国土。昭常对齐国的使节说：“我主要驻守东边的国土，将与它共存亡。己经召集了三十万人老老少少来共同保卫它。我们用粗钝的武器和陈旧的甲胃，愿意迎接您发起战争而卷起的烟尘。”其实“承下尘”的意思就是表示即将决一生死，但是昭常运用了一个非常温和的字眼和恭敬的语气阐述了一个很严肃的话题。这里委婉语的运用体现了和谐的理念。
2体现了避凶近吉的心理
委婉含蓄、忌勿直语的心态特征体现了汉民族避凶近吉的心理。举例说明，古代的人们最不愿提起、最想回避的话题就是死亡。无论是日常言语还是诗文创作中，中国人都忌讳直接谈到死。“言生不言死”这句话说的就是中国人只喜欢谈生，不愿意说死的传统心态。《战国策》中有大量的对死亡的含蓄说法就直接证明了这一观点。帝王之死有帝王的死的特殊说法，比如“驾崩”之类。诸侯大臣的死也有很多相关的委婉说法，比如“卒”、“亮”等等，对亲人的死也很忌讳直说，而是用“天年终”、“不幸”等委婉说法。
3体现了尊卑、恭敬的观念
《战国策》中的许多委婉语由谦卑语和尊敬语构成，比如尊称有：“长者”、“先生”、“陛下”、“足下”等等；谦称有：“小人”、“卑臣”、“鄙人”、“贱人”等含蓄说法。这些委婉语可以说是在语言中体现了当时强烈的尊卑关系。
除此之外，委婉的修辞还体现了“恭敬”、“谦让”的理念。举个例子来说，《战国策・韩策》中“韩傀相韩”选段中，严遂说“闻足下义甚高”，严遂将聂政称为“足下”，而真实的情况为：严遂是贵族，聂政是狗屠。严遂将聂政称为“足下”，这是上对下使用尊称的典型例句。运用谦卑语或尊语表达具有委婉谦卑的效果，而对比自己地位低下的人也如此使用，委婉含蓄的程度就更高了。
综上所述，从大量的古文著作中我们研究了委婉修辞的分类、表达方式、文化意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民族审美观念的载体；语言可以折射出人类的文化特征和审美观念，委婉修辞的产生、发展和使用则折射出了一个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了我国古老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民族文化心理。
参考文献：
[1] 吴礼权：《论委婉修辞生成与发展的历史文化缘由》，《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2] 徐朝晖：《浅说委婉语》，《新疆职业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3] 张胜峰：《委婉语的若干问题》，《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4] 黄雪云：《谈谈委婉语的种类及形成手段》，《广西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