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楚辞通释》的创作意图

摘要：《楚辞通释》的作者王船山生活于民族矛盾激化、汉民族“大运颠覆”、“地裂天倾”的明清时代。所以他为了用刚健有为的文化精神来号召救亡图存运动，平生很少为古书作注的王船山，选择了楚辞。

关键词：《楚辞通释》 创作意图 文化精神 救亡图存

从王船山的文论观念和《楚辞通释》的选篇特点与释文内容看，《楚辞通释》有其更高远的创作目的，即通过阐释楚辞，传承和弘扬刚烈雄健、奋发有为、百折不挠的楚文化精神，一扫时代精神文化的萎靡之气，为救亡图存运动注入精神活力。

一、《楚辞通释》的创作背景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王船山生于湖南衡阳城南回雁峰王衙坪一个正趋没落的知识分子家庭，自小受到儒家诗礼的熏陶。它不仅才华横溢而且还十分关心现实生活，在晚明社会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年代里，他一方面仍走着读书、科举、入仕的老路，另一方面则十分关心动荡的时局，踊跃参加带一定政治色彩的民间学术团体，诸如“行社”、“匡社”、“须盟”等，以文会友，指点江山。明亡后，清顺治五年（1648），王夫之在衡阳举兵抗清，阻击清军南下，战败退肇庆，任南明永历王朝行人司行人，因反对以王化澄为首的腐朽集团，几陷大狱，被迫离开永历王朝，至桂林依瞿式耜。桂林陷没，式耜殉难，王船山乃决心隐遁，辗转湘西以及郴、永、涟、邵间，伏处深山。后回到家乡衡阳潜心治学，在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人称“湘西草堂”。

王船山被迫退出血与火的战场后，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而遁迹山野，转入文化思想领域去从事另一种形式的斗争。他力图在思想文化领域革除时弊，实现反清复明的政治抱负，于是他致力于文化典籍的整理与阐释，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民族复兴的精神资源，给时代精神文化注入刚性与活力，振奋民族精神，《楚辞通释》正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二、《楚辞通释》的创作意图

王船山一生著述颇丰，但却很少为古人作品作注，终其一生仅有《礼记章句》、《楚辞通释》两部古书注释作品。为什么王船山要在在浩如烟海的古人作品中选择楚辞，精心撰述《楚辞通释》？对此，古今学者多有所论。清代张仕可在《楚辞通释・序》中说：“船山先生旷世同情，深山嗣响。赓著九昭，以旌幽志。更为通释，用达微言。攻坚透曲，刮璞通珠。啸谷凌虚，抟风揭日。盖才与性俱全于天，故古视今，籍论其世。”作为《楚辞通释》的弁言，《序》中多溢美之词，并试图阐明《楚辞通释》的创作意图，但“幽志”、“微言”等关键性词语却语焉不详，不知具体之所指。

洪湛侯《楚辞要籍解题》认为：“《楚辞通释》一书在整个《楚辞》研究著作中，特点十分鲜明。如果说，屈原在《楚辞》中用香草美人来寄托他忠君之思的话，王夫之则以注释《楚辞》来泄发他对社稷的沦亡之痛……王夫之仰慕屈原的气节和品德，因此，从屈原《离骚》等作品中寻找共鸣，既阐发屈原的爱国思想，又寄托自己的身世之慨，所谓“更为通释，用达微言”。傅湘云《离骚章义自序》亦云：“王船山抱亡国之痛，发愤著书，作《楚辞通释》”。也就是说，在洪湛侯、傅湘云等学者看来，王船山创作《楚辞通释》的意图是借阐发《楚辞》的微言大义来寄托自己的身世之哀、亡国之痛。

的确，正如李中华、朱炳祥在《楚辞学史》中所言：“由于王夫之生长于楚地，身世经历、思想情感与屈原有相通之处。旷世同情，易于感会……”，故自觉不自觉地借《楚辞通释》发愤抒情，渲泄自己的忧愤与哀怨。但是，如果我们以此断言王船山创作《楚辞通释》的目的只是为了寄寓自己的身世之慨、忘国之痛，则未免低看了船山先生的胸襟与眼界。《姜斋诗话》卷一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辨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读《三百篇》者必此也。……是故延年不如康乐，而宋唐之所由升降也。谢叠山、虞道园之说诗，井画而根掘之，恶足知此？”谢叠山为南宋遗民，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爱国主义诗人，文品和人品都让人敬仰，给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谢叠山《诗传注疏》、《唐诗解》等著作，在对《诗经》和唐诗的解说中寄寓其亡国之痛、表现其身世之哀，爱国情感值得称道。但由于其仅以寄寓民族情感、抒发个人哀怨作为解诗的目的，因而王船山以为谢叠山解诗违背“兴、观、群、怨”的原则，眼界不宽、境界不高，斥之“井画而根掘之”。可见，王船山虽然不反对寄托，但却不赞成把寄托个人情感、哀怨作为解诗的目的。因此，王船山创作《楚辞通释》，一定有其更高远的目的。

其实，王船山注《楚辞》时，虽然抗清的武装力量已经被扫平，清王朝已经统一天下，关于《楚辞通释》的创作意图，船山碍于时局不便明言，但却在作品中有充分表露。

王船山的《楚辞通释》与此前的楚辞注释著作在选篇上有重大差别，它全录王逸《楚辞章句》和朱熹《楚辞集注》所收屈原、宋玉及景差的作品，对汉人之作则只收《惜誓》和《招隐士》二篇；汉以下只收江淹《山中楚辞》和《爱远山》，并收录自己所作的《九昭》。如此选篇，王船山明言是为了“得屈、宋之遗风”、“绍楚辞之余韵”、“广三楚之遗风”。

他选取宋玉的《九辩》是因为“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概楚声也。后世赋体之兴，皆祖于此。”对于贾谊的《惜誓》，王船山虽然认为“原以同姓宗臣，且始受怀王非常之宠任，则因国势重之，而欲引身以避患，诚有所不能忍，则悱恻自喻之至性，有非贾生所知者”，因而《惜誓》之言不足以曲达幽忠，但“顾其文词瑰玮激昂，得屈、宋之遗风”，故“珍重贤者而扳留之”。

选取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是因为“其可以类附《离骚》之后者，以言节局度，浏漓昂激，绍楚辞之余韵，非他词赋之比。虽志事各殊，自可嗣音屈、宋。……故附之《惜誓》之后，以广三楚之遗风焉”。

选取江淹的《山中楚辞》，是由于“小山招隐而后，骚体中绝，有如《七谏》、《哀时命》、《九叹》、《九怀》、《九思》诸篇，俱不足附屈、宋之清尘”。江淹“作《山中楚辞》，其用意幼眇，言有绪而不靡，特足绍嗣余风，余故删汉人无病之剿说，而登江作”。

综上所述，王船山选取作品，注重的是“得屈、宋之遗风”、“绍楚辞之余韵”、“广三楚之遗风”。而所谓“屈、宋之遗风”、“楚辞之余韵”、“三楚之遗风”，实质上就是留存于楚辞作品中的楚文化精神。

这种楚文化精神的外在表现是“激宕淋漓”、“瑰玮激昂”、“浏漓激昂”，其内在实质是激烈奔放、雄健有为的奋发进取精神。关于这一点，在船山的言志之作《九昭》中可以得到映证。船山在《九昭》之《申理》章自释中说：“达屈子未言之情而表著之，想其忠爱愤激之心，迨沉湘之日，申念往事，必有如是者，清君侧之恶，虽非人臣所敢专，而家臣之义，与国存亡，知无不为，言无不尽，故管蔡可诛，昌邑可废，况张仪、靳尚之区区者乎？”虽然，这里表面上是代屈原追悔昔日未能及时诛灭权奸张仪、靳尚，实际上是在警省人们应拿出诛管蔡、废昌邑的激情与勇气，诛奸拯良，抗敌图存。

在《九昭・荡愤》中，他甚至设想了一段兴师讨秦的经过，即“诛凤皇于四母，诘怀王不返之故，使自服罪。意秦人多诈，必伪请和以诱我。叱风伯使勿迟回，不听其甘言而决于致死”，继之“以誓死之气，与秦争存亡。兵甫交而秦可破，夺武关，临渭水，秦且西溃。逮怀王之未死，迎之以归”，又云“秦人积怨于天下，如秋霖之害良稼。诛其君、吊其民，息天下之祸，如涤阴翳而睹青天，迄于西极而后已。”在《荡愤》题下注中王船山总结道：“楚之誓不两立者，秦也。百相欺、百相夺者，秦也。怀王客死，不共戴天者，秦也。屈子……放窜之余，念大仇之未复、夙志之不舒，西望秦关，与争一旦之命，岂须臾忘哉！”这里所描写的情景，更多的只是表达王夫之反抗清廷统治的幻想与期待而已。

概而言之，王船山之所以在浩如烟海的古人著作选取楚辞，为之精心撰写释文，是试图以刚烈雄健、奋发有为、不屈不挠的楚文化精神，冲击明清之际疲软无力的社会精神文化，为救亡图存运动注入精神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