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诗词范文

郁达夫诗词篇1

郁达夫是著名的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他的第一本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小说集《沉沦》，被公认是惊世骇俗的作品，他的散文、旧体诗词、文艺评论和杂文政论也都自成一家，不同凡响。

22岁那年暑假乘船返国探亲，母亲陆氏好说歹说为他订下了与孙荃的亲事。

孙荃是一位旧式小脚女子，比郁达夫小一岁，自幼生长在浙江富阳县南乡偏僻的宵井地方，但在父亲的教导下，熟读了“女四书”和“列女传”，能诗能文，在那时那地，可算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好女子。1921年郁达夫趁放暑假回国，与孙荃完婚。婚后，孙荃为郁达夫生下一儿两女。孙氏谨守妇道，相夫教子，称得上是一位贤淑的妻子。1927年初春，郁达夫在上海遇见了王映霞以后，孙荃开始受到残酷冷漠的待遇。

王映霞本姓金，名宝琴，1907年12月22日生于风光明媚的西子湖畔，是一个出色的南国美人。由于外祖父王二南无子，金宝琴便与幼弟从小过继给王家，改姓王，表字映霞。王二南是一个有名的饱学之士，王映霞在他的熏陶和教导下，作诗填词大有可观。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王映霞喜欢球类运动，热衷于各种社团活动，样样在行。尤其是她那白嫩的肌肤，丰满结实而又颀长的身材，加上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赢得了“校花”的头衔。

从杭州女师毕业后，王映霞接受省政府教育厅的分发，远赴浙南，担任温州第十中学附属小学的教师。有一位家住温州的孙百刚，与王二南称得上是通家之好。王映霞从杭州远赴温州任教人地生疏，一个大姑娘家，必定有所不便，因此王二南便致函孙百刚就近予以照应。

1926年冬天，革命军北伐的脚步已接近浙江。温州一带迫近战争边缘。在寒假中，王映霞跟随孙百刚夫妇一同到了上海，租屋马浪路尚贤坊。

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穿着前一天孙荃给他寄来的皮袍子去拜访东京的同学孙百刚，第一次见到王映霞，便有惊世绝艳之感，遂邀请大家一起去吃午饭、看电影、逛街。一个星期之后，映霞20岁生日（郁达夫已经32岁），郁达夫特别在江浙菜馆订了一桌上好的酒席以表庆贺，并送了一份生日礼物给王映霞。

他们的接触受到了孙百刚的劝阻，王映霞陷入苦恼之中。于是找了一些借口，搭车回到杭州金刚寺巷7号的家里。

王映霞在杭州过了农历新年，便又来到了上海，寄居在坤范女中任教的朋友宿舍里。她写了一封短信，约郁达夫到孙百刚家去会面。郁达夫如期赴约，但话不投机。又过了两天，他们在江南大饭店的一个房间里进行了长谈，王映霞提出，要和她结合，必须抛妻弃子，甚至背叛社会与家庭。又经过一段时间的你来我往，两人的情感已达到白热化。

1927年9月，郁达夫将他和王映霞的恋爱过程，点点滴滴记载下来，编成“日记九种”，由北新书局出版发行。内容新奇大胆，造成一时轰动。不只是把王映霞的一切裸地呈现在世人面前，简直就是向天下宣示：王映霞就是郁达夫的了，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1928年春天，郁达夫与王映霞准备赴日本旅行结婚，后因故未成。于是便在杭州悄悄地举行了一个十分简朴的婚礼，新房设在金刚寺巷的王家。结婚后，他们来到上海。

由于“日记九种”的出版以及文坛上不断地报道郁、王的消息，使王映霞成了一个有名的大美人，她每到一处就成为大家目光集中的焦点。这使得郁达夫心中大兴妒嫉的念头。于是，便限制她外出。这便给王映霞带来了痛苦。

1929年11月间，王映霞为郁达夫生下了第一个男孩郁飞，一年半后，又生了第二个男孩郁云。家庭用度也随之增加不少，而且隐居富阳的孙荃母子的生活开支，也要靠郁达夫寄钱去接济。

1933年4月25日，郁达夫举家从上海迁回杭州，不到两个月，王映霞又为郁达夫生下了第三个儿子郁亮。但郁亮在世仅两年半，因患结核性脑膜炎而夭折。

1935年深秋他们开始建造自己的住宅，直到次年四月才竣工，取名为“风雨茅庐”。其间，郁达夫烦于泥土砖瓦的干扰，于1936年的正月十三离开杭州，到福州漫游去了。到福州后，接受了福建省政府的委派，担任省府参议，负责经济设计方面的工作。当他从福建赶回时，王映霞已经迁入新居。郁达夫在风雨茅庐只住了3天，便又赶往福州供职。这年8月13日，王映霞生下了第四个男孩郁荀。

郁达夫远赴闽地，给王映霞减少了许多约束的力量，甚至留下了充分的空档。她把郁飞、郁云交给母亲照管，还请了一个保姆看顾郁苟。自己摇身一变，打扮得花枝招展，毫无顾忌地去广结善缘了。

1938年12月28日，郁达夫和王映霞携长子郁飞离开福州去新加坡。当天晚上，南洋文艺界朋友在著名的醉林居酒家举行了盛大公宴，为他洗尘接风。宴席上，郁达夫结识了年仅21岁，具有倾国倾城之貌的歌星玉娇，并和她度过了如胶似漆、甜甜蜜蜜的3天夫妻生活。

两人分手后，郁达夫仍然时时思念着玉娇，只是无缘再见。他与王映霞之间原有的感情裂痕也因此更为加深了。

正在这时，香港《大风旬刊》的编辑陆丹林写信向郁达夫约稿，他就将近来写的20首旧体诗词，加上“新注”，集成一组《毁家诗记》交予陆丹林。这组诗词毫无保留地暴露了他们婚变的内幕，同时公开了妻子所谓“红杏出墙”的艳事。

这一组诗词轰动了国内外。对于丈夫的这一行为，王映霞自然是不能容忍的。虽经朋友多方面调解周旋，但已无法恢复过去的感情，于是协议离婚，并各自在报上登启事宣布于众。

郁达夫于1940年和王映霞离婚后，李筱英突然出现，使他本来已一潭死水的心池，又掀起波澜。李筱英是福建人，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能说流利的英语、上海话。1941年，李筱英刚满26岁，因和丈夫意见不合而离婚。当时她是新加坡情报部的华籍职员，后又担任新加坡电台的华语播音员。

李筱英十分崇拜郁达夫的文学才华，并主动向他求爱。46岁的郁达夫在政治失意和家庭破裂之余，遇上这位花容月貌的佳人，一拍即合，两人感情迅速发展。不久，李筱英便搬进郁家同居。

但是，两人的结合遭到了当时年仅13岁的郁飞的反对。虽然李筱英极力想搞好和郁飞的关系，但他始终不领情。郁达夫碍于儿子不接受李筱英，也不便正式结婚。1941年12月，李筱英痛苦地搬出了郁家。

1943年，郁达夫在印尼化名赵廉，在巴爷公务和朋友合开了赵豫记酒厂。9月，经朋友介绍，和华侨姑娘何丽有结婚。

何丽有是广东人，本名陈莲有，因其貌平平，郁达夫跟她开玩笑，改名何丽有，即何丽之有。因她没有受过教育，不懂华文，欣然接受了这个名字。她一直以为郁达夫是普通酒厂老板，直到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枪杀，人家才告诉她郁达夫是中国文化名人。

夏衍先生曾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郁达夫在文学创作的同时，积极参加各种反帝抗日组织，先后在上海、武汉、福州等地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并曾赴台儿庄劳军。1938年底，郁达夫应邀赴新加坡办报并从事宣传抗日救亡，星洲沦陷后流亡至苏门答腊，因精通日语被迫做过日军翻译，其间利用职务之便暗暗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1945年8月29日，被日本宪兵残酷杀害，终年49岁。1952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

郁达夫诗词篇2

大学的后辈们为他和他的小说立下石碑，作为永恒的纪念。

这个人，就是郁达夫。1998年，名古屋大学在丰田讲堂前，

为郁达夫和他的小说《沉沦》树立了一块文学碑。

别看为一个外国人立碑好像很稀奇的样子，

其实，在这个富有文学气息的国度，文学碑是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

名古屋大学的碑也不止这一座，它们不仅能够铭记历史，

也更为这个樱花国度增添了些许诗意。

故土的碑石，异国的文字

在上个世纪早期，留学日本曾是一股热潮。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纷纷东渡，在这里挥洒宝贵的青春，而后满怀理想回国奋斗。郁达夫就是其中一位。1913年，他首次离开家乡浙江来到日本，1915年进入了为名古屋大学前身的第八高等学校（也叫作“八高”）。在这里，他经历了爱情和成长，也经历了孤独和苦闷，后来，他以自己的留学生活为原型，写下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力作，《沉沦》。可以说，没有当时还叫做“八高”的名古屋大学，就没有这部伟大的作品。

对郁达夫影响最大的，大概就是当时“八高”的图书馆了。一开始郁达夫进的是医学部，当时的医学书籍大多是德语课本，这就要求学生精通德语，老师也鼓励学生在阅读专业书籍的同时，多读德国文学作品，以便更熟练地掌握语法和词汇。郁达夫为此开始阅读德语原著，没想到，这一读就爱上了。他几乎天天出入学校和当地的图书馆，馆内所藏的席勒、海涅等作家的原著，都被他翻来覆去看了个遍。读完德语书还不够，他还“顺便”将其他欧美国家的名著也一并读了。郁达夫的嗜书如命因此出了名。据说当时名古屋大学一位死板的图书馆员，因为佩服郁达夫读书成痴，竟然愿意为他破例――想一想日本人的严谨性格就能知道这种破例有多么不容易――让他在每晚图书馆关门后，能够把藏书带回宿舍，第二天再归还。因书结缘的郁达夫和这位图书馆员后来竟然成了忘年之交，1919年郁达夫回国时，这位书友亲自赶来码头为他送行，成为一段中日友好的佳话。

在名古屋读书的岁月让郁达夫爱上了图书馆。1920年秋，郁达夫再次赴日，来到东京帝国大学留学。这一次，他又在这里的图书馆留下了赫赫声明。因为他借书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是一本一本地借，读完了一本再借下一本；郁达夫却是按照图书馆书架上标记的类别，一排一排地借，从第一排借到最后一排，一个书架借完了再借另一个书架。这种豪气冲天的读书法在东京帝国大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至于当时常常借书给他的管理员，在40年后回忆时，还记得当年那位身形瘦弱，搬书却有如神助的中国留学生，他叫郁达夫。

郁达夫不光书读得多，记性也好。20世纪30年代初，郁达夫也已回国，当时的中华书局邀请他和林语堂共同编著世界著名文学丛书，郁达夫就凭记忆，仅仅参阅了图书馆目录，就编制出了一份《歌德以后的国文学举目》，里面搜集了歌德、海涅、霍泊尔曼等15 位大作家著作。而这些作家的著作，基本上都是他当年在名古屋大学所读的书目，内容和细节，都分毫不差。如此记忆力，当真是过目不忘，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进入“八高”后的第二年，出于对文学的热爱，郁达夫和鲁迅一样弃医从文，改学文法科，并且开始有了自己动手写小说的冲动。发表于1921年的《沉沦》正酝酿于此时。在这部忧郁而富有浪漫气息的小说里，郁达夫用细腻的笔法描绘了名古屋的热田神宫、鹤舞公园等等名胜风景，与他自己入学名古屋大学、毕业后从名古屋前往东京4年的生活经验经纬交织，情感饱满而动人。

这部生长于名古屋的小说，使名古屋人至今都铭记于心。在“八高”创立90周年之际，“八高”的同窗会――“八高会”为了纪念郁达夫，立下了这块名为“沉沦”的文学碑。碑石是特意从中国厦门运来的御影石，碑文由名古屋大学毕业的书法家大池青岑执笔，上书“沉沦”两个大字，一侧刻有穿着学生服的郁达夫像，碑后则用日语记述了他的生平记事。一个中国人在异国所度过的伟大岁月，被这里的土地庄严纪念。

数以千计的文学碑

除了“沉沦”的文学碑，名古屋大学附近还有香果园和爱知医科大学预科歌碑、渡边龙胜胸像、“冈崎高等师范学校迹”纪念碑、“伊藤圭介先生诞生之地”碑、八高寮歌“伊吹N”歌碑等等纪念碑。这其中尤以八高寮歌“伊吹N”歌碑为特色，代表了日本爱立文学碑这一有趣的现象。

“伊吹N”是从前“八高”宿舍的“寮歌”（“寮”即宿舍），创作于1916年。“伊吹”是山名，“N”是指冬季从山上吹下来的风。伊吹山附近的学校常常以伊吹山上刮来的风为主题创作歌曲，“八高”也是其中之一。据考，早在“伊吹N”这首歌诞生之前，“八高”就已经有了5首寮歌，但“伊吹N”一出，那优美的旋律和浪漫的歌词就打动了所有人，就连名古屋其他学校的中学生和大学生都常常哼上几句。直到如今，名古屋大学在举行体育会的时候还是一定会重温这首动人的歌谣。而“伊吹N”歌碑自1958年建成之后，也成为了当地的一处名胜。来自北木岛的白御影石、福岛县的黑御影石，和万成山的红御影石，以赤白黑三色调和，象征了“八高”的清新校风。“伊吹N”歌碑的碑面还刻有乐谱和歌词，这在当时极为罕见，因此也使之成为了珍贵的历史文物。

除了文学碑之外，名古屋大学也有许多为历史人物而建的纪念碑。比如，在日本有“文是伊藤圭介，武是丰臣秀吉”的说法，这句话里的伊藤圭介可以说是整个名古屋的代表人物，他对名古屋大学做出的贡献，也让他身后在这里得享一方天地。伊藤圭介出生于名古屋的医者世家，曾是在名古屋地区推广“种痘”治疗技术的第一人。他在离开名古屋去东京之前，向当时的名古屋政府建议，建造西医的医院和学校。正因为他的谏言，才有了为名古屋大学医学部前身的医学校。如今名古屋大学的医学部位列日本前十，不可不说有他的一份功劳。为此，名古屋大学于1955年，在鹤舞中央图书馆前为他树立起雕像，和一块名为“伊藤圭介先生诞生之地”的石碑，感谢他的真知远见，为这所巍巍学府带来了生机。

郁达夫诗词篇3

1927年1月14日,新年伊始,在上海马当路尚贤坊40号,郁达夫穿着妻子孙荃从北京寄来的新皮袍登门拜访老朋友孙百刚,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明眸如水,一泓秋波”的20岁姑娘王映霞。

俘获芳心

王映霞的外祖父是当时杭州的名士,因为从小跟着外祖父,受他的熏陶,王映霞非常喜欢古典诗词。才情加美貌,郁达夫对王映霞是一见倾心的。

彼时,王映霞虽然十分仰慕郁达夫的才华,却不愿意把自己宝贵的爱情轻易地许给这个极度追求感情自由的浪漫诗人,更何况郁达夫还是一个有妇之夫,而她亦有婚约在身。于是,王映霞断然拒绝了他。

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郁达夫认准了女人的心是水做的经不起执意,所以,他继续给王映霞写情书,并在信中委婉地写道:“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你情愿做家庭的奴隶吗?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绝不应该就这样轻轻放弃……”

或许“自由”和“独立”这样的字眼看上去太有诱惑力了吧,在经历了一番战战兢兢、近乎绝望的守候之后,郁达夫的热情终于打动了王映霞的芳心。

1933年,郁达夫与妻子孙荃离婚,从上海迁回杭州,开始建造自己的住宅,直到第二年竣工。这座房子几乎花尽了他们全部的积蓄,郁达夫给新家起名为“风雨茅庐”,由他自己设计,希望这里能够成为趋避乱世的桃源之所。彼时,王映霞凭借自己的美貌和优雅谈吐成为杭州上流社交圈里明星般的人物。郁达夫的“世外桃源”很快就变成了社会名流与政界要员交际往来的场所。

出现裂痕

频繁的社交往来令郁达夫和王映霞的情感世界出现了无可弥补的裂痕。从郁达夫的角度来说,安静写作是一个作家的基本固守,而推杯换盏的交际场只会让他心躁不安无所适从,逃离才是惟一的选择。搬进“风雨茅庐”后不久,郁达夫应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南下任省政府参议去了。

其间,王映霞通过郁达夫的关系结识了许绍棣,多有来往,引来一些议论。

1938年7月,郁达夫从浙东前线返回武汉。一天晚上,王映霞与郁达夫因小事吵得不可开交,王映霞一气之下离家出走。王映霞出走之后,郁达夫找不到她,便回到家里。无意之中,郁达夫发现了许绍棣写来的3封信,便误以为是许写给王映霞的情书,立即气急败坏地在王映霞的一件旗袍上写下“下堂妾王映霞改嫁之遗物。”几个大字。

在郁达夫的作品中,其《毁家诗纪》一度万人争诵,主要原因是郁达夫在这些诗作中毫不保留地暴露了自己的私隐与“家丑”,包括他对王映霞“红杏出墙”的怀恨之意,而《毁家诗纪》一面世,更加深了王映霞的离意。

1940年8月,王映霞离开新加坡只身返国。随后,郁达夫和王映霞分别在新加坡、中国香港和重庆3地刊出离婚启事,这场富春江上的才子佳人恋终以劳燕分飞而告结束。

(摘自《新闻信息报》2010.4.5)B③

“善良的人总抱有希望”

1940年,王映霞只身从新加坡回到重庆,经人介绍认识了钟贤道,这位华中航运局的经理看上去忠厚老实,在向王映霞求婚的时候,钟贤道说,“我懂得如何把你逝去的青春找回来”。据他们的女儿钟嘉利回忆,父亲的确给了母亲一生的呵护。“父亲对母亲的确是很好,有好吃的都给她。那时候对中国人来说吃是很重要的。我记得七几年前后,我们家想办法买来维生素E,我父亲就跟我说:‘这些都让你妈妈去吃吧,我反正在吃一些中药,中药吃了对身体也好。’当时能弄到这些东西不容易啊。生活中,父亲事事都让着母亲,我记得我在部队的时候,父亲写信说,小心肝怎么怎么的,接着是,老心肝也已经回来了,父亲就这样称呼母亲……”

1980年,钟贤道去世。“他去了,他也去了。如果没有前一个他,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王映霞记述。

郁达夫对他耿耿于怀

钟贤道去世后,王映霞仍然住在上海,像弄堂里的普通老人一样平静地生活。1991年,84岁的她应邀去了台湾。在台湾期间,女儿钟嘉利见到了很多母亲当年的朋友,有一位老先生叫金耀辉,讲了一段当年趣事,“他告诉我说,郁先生是个才子,郁先生当年跟他聊天的时候说自己看书能够一目十行,但是对一件事情始终耿耿于怀。郁先生说,‘现在他比我有名,再过五十年,我们两个齐名,再过一百年我比他有名。’郁先生说的他就是指许绍棣。”

许绍棣,上世纪30年代当过国民政府浙江省教育厅厅长,1938年,郁达夫听到流言蜚语,男女主角正是自己的夫人王映霞与朋友许绍棣。于是他爆发了。郁达夫称自己看到许绍棣给王映霞的“情书”,在外界看来,这致使郁王分手。

五十多年后,当年写“情书”的人和批“情书”的人都已经作古,就在“情书”成谜的时候,陈立夫说他看过“情书”。

蒋介石派陈立夫“断案”

在台湾小住的王映霞,收到了陈立夫的来信。“陈立夫先生来函说他要来看母亲,我们想,他比母亲大概要大七八岁,九十多岁了。那还是我们去看他吧。”钟嘉利陪着母亲来到陈立夫家中,“陈立夫指着母亲说,‘我们没见过面,但是五十年前,我帮过你的忙,替你解决了一个问题。’”

五十多年前的一天,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被叫到“总裁办公室”,蒋介石拿出几封信给他,说郁达夫来告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的状,请教育部长陈立夫去查办。五十多年后,陈立夫对王映霞母女说,“我觉得挺奇怪,许绍棣是个挺一本正经的人嘛,他也会写情书吗?我就拆开来看了,一封一封看下来,都是谈家常,也不是什么情书。后来我就把这一批信还给了许绍棣。”

走出陈立夫家门,王映霞对女儿说了一句,“怪不得,那时候我还在想那些信都到哪里去了,原来都是他拿走了。”钟嘉利说,母亲素有写信的习惯,自己在杭州母亲在上海的时候,她常常一天之中收到母亲两三封信,母亲总是想到什么就写一封信,急性子的人。

郁达夫诗词篇4

摘 要：从历史的维度而言，南宋文化可视为杭州文化的原型。南宋文化呈现出柔媚飘逸、空灵精致的诗性审美特征，它显现了强大的母文化影响功能，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对杭州籍的现代作家，如郁达夫、戴望舒等的审美理念和文学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杭州籍作家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承继了南宋文化婉美的审美特质。

文学具有地域文化的审美差异。近代梁启超论及南北文学风格时指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焉。”①可见，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地域文化已经成为文学表现的审美客体，它浸透着作家的创作思想，影响和塑造着作家艺术家的气质人格和美学风格。

一

在南宋建都杭州临安之际，以苏杭为中心的吴越文化，总体上已呈现出一种诗性审美特征。究其原因，就内部因素而言，吴越之地自然景色秀丽，气候湿热。从生理学角度讲，这种气候容易令人形成柔性细腻的性格。无可否认，吴越文化起初还是有些刚性的，但与北方地区“慷慨悲歌”的民风相比，也只能算柔中带刚。河姆渡出土的象牙雕刻“鸟日同体”图以及良渚出土的陶瓷俱各精致、柔雅，可为柔性文化的佐证。而到了后期，吴越文化更以柔性为主导精神。就外部因素来讲，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劫难（即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对吴越文化的影响十分巨大。北人南迁使文人学士也大批南下，如王充、王羲之、谢灵运等，形成文人云集的景象。特别是魏晋时期，晋室南渡的同时，也带来了玄学思想。玄学崇尚“清淡”，这使得吴越区域的尚文风气日盛。内外因素的糅合，使得吴越文化的柔性特征更加明显。

在历史上，南宋一直被看作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故而，南宋被认为没有研究价值。然后，陈寅恪先生却认为：“中华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②此观点提出后，经邓广铭等学者论证，渐渐为学界所承认。可见，尽管南宋国势孱弱，但在文化发展史上却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于杭州文化而言，南宋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靖康之难”之后，大批文人南渡，“江浙人文薮”的地位也得以确立。特别是南宋定都杭州后，南宋文化与诗意流觞的吴越文化糅合，激荡成追求婉美的诗性审美品格。这个过程并不漫长，因为南宋文人觉得恢复中原无望，他们心怀激愤而又不能直言宣泄，于是，南宋文人感到心灵残缺情绪忧伤。所以，南宋文人心理由初期的强烈复仇心理逐渐转化为中后期的压抑、愤懑、悲愁的心理。这种心理刚好与吴越文化的诗性审美形成一种共振，于是南宋文化阳性渐失阴性渐盛，从而使得南宋文化的审美具有内敛性。所以南宋文人选择走向自然，释放自己的心灵情怀，这种审美诱惑，激发出他们敏感、精细、婉美的性格特征，使得南宋文人崇尚一种柔媚飘逸、空灵精致的审美品格。

正因为柔性的审美追求占据南宋文化的主导地位，所以，南宋文人在文学上倡导追求精雅的创作风格。如王炎的散文和姜夔张炎们的词等都用笔细腻工致，堪称精雅。而这股南宋遗风，构成了杭州文化的母文化元素，它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对后世的杭籍文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杭州籍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烙上了南宋文化的审美因子。

二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原型(archetypes)是“最初的模式，所有与之类似的事物都模仿这一模式”③。原型批评家弗莱赋予原型以文学的含义。他指出，一种文化原型（cultural prototype）就是“一个象征，通常是一个意象，它常常在文学中出现，并可被辨认出作为一个人的整个文学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④。

地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原型，一种区域性的文化集体无意识，积淀在整体文化和该地域文化当中，影响和制约人的文化心理和性格的生成及其发展，影响着作家的文学审美品格。譬如，在南宋文学中，我们经常可以读到“水”意象和“渔父”意象。这就不是巧合，而要从原型意义上去分析了。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之所恶，故几于道”{5}。老子将水人格化，赋予它育生命、利万物、柔顺包容的品性。可见，随物赋形、包容万物的水暗示着一种无拘无束极其自然的生命状态。而“渔父”意象则是南宋文人向往大自然的一种象征。于是，向往精神自由的审美品格积淀在南宋文化中，成为一种原型模式，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地域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对个体心理影响深刻，它具有超强的力量。南宋文化作为杭州文化的原型，显现了其强大的母文化影响功能。在文学方面，现代的杭州籍作家追求婉丽柔美的审美品格，正是凸现了原型文化强劲的继承性。

三

精细婉美的诗性审美追求依附在杭州的原型文化上，在杭州文人精神的长河上产生深刻的影响。

现代著名杭州籍作家郁达夫在文学作品中创造了“零余人”形象，“零余人”往往有先知先觉的精神痛苦而又无法付之行动。这种“零余人”形象明显带有中国传统式的孤独寂寞和感时忧国的游子心态。这与南渡的南宋文人的心态颇为相似。正因如此，郁达夫渴求精神家园，以安顿疲惫的灵魂。他在小说《沉沦》中，刻意描写“我”在大自然中的心理感受，在自然本性的抚慰中，细致入微地状写游子的心灵世界：“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讥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淳朴的乡间终老了吧。”{6}

郁达夫对大自然的爱，体现了对黑暗现实世界的规避。这和南宋辛弃疾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不是颇为相似吗？他们都重视追求心灵自由，以实现生命境界的最高层次。在文学作品中，郁达夫大量书写孤独感伤欲望等，以展现作家的心灵体验。他在小说《沉沦》中描写“爱的要求”，表达欲的本能，而在《茫茫夜》《她是一个弱女子》《青烟》和《烟影》等作品中，情绪、感觉和欲望等心理内容成为反复表现的对象，小说重视心灵体验和精神历程。所以，表面上郁达夫的作品颓废放浪，实质上他是以精神世界的率真来反抗俗世的黑暗。

现代诗人戴望舒也对精神家园孜孜以求。充满忧伤情绪是戴望舒诗的一个特点：或是对爱的渴求不成功的烦忧；或是对生命美好憧憬失望的烦忧；或是对现实环境不满的烦忧。为了排遣烦忧，戴望舒在心灵世界中寻找归宿，在精神世界里自筑家园。如他的诗《乐园鸟》：“飞着，飞着，春，夏，秋，冬，/昼，夜，没有休止，/华羽的乐园鸟，这是幸福的云游呢，/还是永恒的苦役？”一只春夏秋冬、昼夜飞着没有休止的“华丽的乐园鸟”成了荒原跋涉者和旅途漂泊者的象征，从而表达了诗人对黑暗现实的逃避，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又如《寻梦者》：“梦会开出花来的，/梦会开出娇妍的花来的，/去求无价的珍宝吧。//在青色的大海里，/在青色的大海的底里，/深藏着金色的贝一枚。”又如《游子吟》：“篱门是蜘蛛的家，土墙是薛荔的家，枝繁叶茂的果树是鸟雀的家。”“而游子的家园呢？”戴望舒的寻“梦”诗和游子诗实际上传递出的信息都是他对精神家园的渴求，也表达了他对生命意义的诉求。对精神家园的孜孜以求，恰恰体现着南宋遗风诗性审美文化的灵魂。

现代作家施蛰存也是杭州籍的重要作家。他的内在个性的突出特征也是自由心性。20世纪30年代的施蛰存和南宋文人的境遇颇为相似，黑暗的现实使施蛰存感到生存的压抑艰难，于是只好追求心灵层面的自由。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地域文化无疑影响到了施蛰存的审美情趣。杭州文化中感伤柔美的南宋遗风使施蛰存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了灵敏而善感的心灵和自由生活的感受力，以及他雅美的风致。正因为如此，他的诗文营造“小我”的精神世界。如他的诗《乌贼鱼之恋》：“乌贼鱼以十只手——热情的手/颤抖地摸索着恋爱”。以拟人化的笔法描写纯个人的恋爱情感。乌贼鱼的无奈，也正是人生的无奈。由此可见，其诗背后凸现的也是施蛰存柔美的审美情趣和对生命意义的关怀。他的小说《梅雨之夕》《将军的头》《石秀》《黄心大师》《阿褴公主》等，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学说，从的层面对封建礼教对于人性的压抑做了批判。他的作品以心灵接触社会，以心灵感受人生，以心灵体验人的内心世界，这与杭州文化的原型南宋文化的审美精神是契合的。法国生命哲学家柏格森认为：“直觉就是心灵本身，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生命本身。”{7}所以，施蛰存的小说立足于观照人类本身，尤其涉及人类自身的深层意识，探讨人的生命的原生态，实际上是希望人能够超越世俗藩篱的束缚，实现心灵世界的自由。

出生于杭州的“一代才女”林徽因同样十分重视内心体验，她以独特的生命感悟抒写着真纯的美。如她的诗《一首桃花》：“桃花，/那一树的嫣红，/像是春说的一句话：/朵朵露凝的娇艳，是一些，玲珑的字眼，/一瓣瓣的光致，/又是些/柔的匀的吐息：/含着笑，/在有意无意间/生姿的顾盼。”这种唯美的诗境体现了林徽因超越世俗生活追求精神审美的诗性品格。又如她在小说《钟绿》中把钟绿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典型，钟绿对乡下宁静和谐生活的渴求，小说结尾对人物命运的安排，应该说都蕴含着作家的深意，林徽因借助脱俗高雅之美来抵触现实社会的庸俗和黑暗。她的小说《文珍》和《吉公》都表达了作家对生命的感悟对生命的珍视对自由的渴求。这种重视内心体验的诗性审美，显然是受到了地域文化柔性艺术的传承。

杭州籍作家对精神家园的追求，传承了南宋文化重视心灵自由追求的审美品格，表现了对当下、对世俗的庸俗功利的超越，以实现对生命意义的深刻体验。

四

作为杭州文化的原型，南宋文化在作家的叙事策略上也显现了母文化的影响功能。所以，南宋文化优雅、婉美而精细的审美品格，不仅对杭州籍作家的思维、认知和心理感知方式，以及审美品格的选择上有深远的作用，更是对杭州籍作家的文学表现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南宋遗风多精神享乐。杭州籍作家自然也追求精神雅趣和崇尚艺术审美的精致化。故而，他们在文学作品中，追求一种率真自然、淡泊从容的叙事氛围，传达出抒情性非常浓厚的诗情画意。在这种诗情画意中创造出伤感细腻精致的阴柔风格。

郁达夫的作品就呈现唯美、忧郁、寂寥和放浪形骸的特征。有人认为这是受欧美唯美主义影响的结果，但本文认为他的感伤、忧郁和唯美是对南宋遗风的传承。或者，可以这么说，郁达夫喜欢王尔德的作品，也受其影响，但从源头上讲，他之所以喜欢唯美主义，是和他自身的审美追求息息相关的，其个体的审美选择才是他喜欢唯美主义的心理内驱力。而南宋文化作为杭州文化的原型文化恰恰影响了郁达夫的审美选择。南宋文化婉美哀怨的审美追求使得郁达夫最早把艺术的视角对准自我，以细腻而抒情的笔触来展现自己的心理世界。他的心理情绪为特征的结构模式是对传统情节结构模式的改造。他以散文化的笔调写小说，力求打破诗、散文、小说之间的界限，创造了以柔性审美为主导的诗化体小说的创作模式。这种诗化的叙事模式成为他抒发他心理情绪的最佳载体。同时，在郁达夫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到很多与柔性审美元素相关联的感伤情绪，它凸现了时代负面性在他内心投射的阴影。

而在戴望舒的诗中，我们同样可以读出古典诗词韵味。戴诗呈现出唯美映象，造境凄婉而隽永，颇具江南文化的柔性审美特征。如他的《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诗中呈现了“梦一般凄婉迷茫”的艺术境界。这种对婉美的追求，与李清照《声声慢》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悲怆的声音，与姜夔《点绛唇》中“凭阑怀古，残柳参差舞”的惆怅的叹息很有些相似。南宋文人婉美哀怨的审美追求已经深深融化在作家的精神血脉之中，孕育了作家的柔性的创作风格。

杭州籍作家除了强调主观情绪宣泄，强调“婉美”的氛围以外，也十分重视意象的构建。戴望舒在《雨巷》中用细腻柔美的“江南意象”抒写诗人的情绪，将一个内心迷茫但又有追求的现代知识分子复杂又敏感的心灵轨迹，形象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施蛰存的《新燕》借自然中的意象，抒发心绪，构成南宋婉约词的重现。施蛰存在《秋夜之檐溜》更是以檐溜、清溪、落叶等为意象，表现灰色人生的情思。林徽因的文心也很细，自然界中的云雾、星宿、山川、草木都成了她抒感的载体。如她在诗《记忆》和《秋天，这秋天》中都植入了红叶意象，以此表达对徐志摩的怀念。而秋天红叶凋零的凄惨冷清，正体现了林徽因悱恻的情怀。作家们突现了“江南意象”的细腻、绵长、柔美和隽永。他们用字精致细腻，造句清雅，形成了精雅的创作风格。作家们在作品中植入的感伤之美，以及对小说意象独具匠心的艺术构造，都与地域文化的浸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总之，南宋文化的母文化孕育和影响功能，为杭州籍作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融入世界、认识世界的文化感知方式。南宋文化追求婉美的审美品格，形成了杭州籍作家颇具地域特色的以柔性艺术为主导的文学范式。

① 梁启超：《中国地理大论》，《饮冰室文集》23卷(第四册)，转引自张万仪：《鲁迅与吴越文化》，《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28卷。

② 陈寅恪：《陈寅恪先生文集》（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③ 霍尔等著《荣格心理学入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4页。

④ 弗莱：《批评的解剖》，转引自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页。

{5} 冯达甫：《老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6} 郁达夫：《沉沦》，《郁达夫集》（小说卷），花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郁达夫诗词篇5

中年时期的郁达夫所向往和追求的闲适生活，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向往闲适的旅行与郊游。郁达夫一生创作了极为丰富的游记作品，即是此种情怀的见证。另外一种就是向往闲适自由的田园生活家居生活。他在《住所的话》中有过这样的向往与羡慕：“偶或遇见些茅篷泥壁的人家，遇见些性情纯朴的农牧，听他们谈些极不相干的私事，更可以和他们一道的悲，一道的喜。半岁的鸡娘，新生一蛋，其乐也融融，与国王年老，诞生独子时的欢喜，并无什么分别……”

研究各个时期各种文体的郁达夫的作品，我们可以约略地发现郁达夫有着闲适情结的原因：

其一、幼时家道中落，父亲早亡，体质孱弱，养成了郁达夫孤独敏感自卑的性格。这种性格的人虽然怀有强烈的向往外部世界的好奇心，但在本质上却是属于闲适清静世界的。

郁达夫出生的时候，郁家家庭境况已非常窘迫。郁达夫的父亲去世之后，郁达夫便在这日益困窘的环境和氛围中养成了孤独敏感自卑的性格。这种“静得同在坟墓里一样”的生活环境与氛围，使得郁达夫养成了静心做事的习惯，他的文学的爱好便是在这种处境之下逐步培养起来的，他常常一个人“静悄悄地在一张铺着被的藤榻上坐着，翻看几本刘永福镇台湾，日本蛮子桦山总督被擒的石印小画本”；另外也正是这样的氛围与处境，使得郁达夫强烈的渴望和向往接触外面的世界。后来在一位“象是一部小小的自然界的百科大辞典”的少年伙伴阿千的怂恿之下，冒险的出去闯荡了一回，从而生发了“什么时候才可以到这象在天边似的远处去呢”的遥想（《我的梦，我的青春？摇自传之二》）。但是如果仔细探究郁达夫生发此种人生遥想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正是故乡美丽迷人的自然美景和游玩时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闲适思想的影响，使得郁达夫向往山外的世界。

其二、富春江秀丽明净的江水涵育了作家渊博的才识和细腻的情思，也孕育了作家热衷于闲适清静生活的精神世界。

“我的喜欢大海，喜欢登高以望远，喜欢遗世而独处，怀恋大自然而嫌人的倾向，虽则一半也由于天性……”（《海上》）这“遗世而独处”实际上就是郁达夫的闲适情结。在郁达夫还很幼小的时候，富春江秀丽明净的景色就给郁达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年幼的郁达夫一走出封闭的家庭生活的天地，就发现了一个别样的充满情趣的世界，这种对于自然风物的兴趣以至于成为他终生的爱好。富春江秀丽明净的山水打开了郁达夫探求未知世界的智慧之门，培育了郁达夫细腻的情思。孤独的性格，不谙世事的阅历使得作者对阿千那种“游山玩水”式的打柴生活格外向往，以至于与祖母同伴的那些念佛的婆婆问起他的志向的时候，他竟毫不迟疑的回答道：“我愿意去砍柴！”这或许正是他闲适思想的朦胧萌芽吧！郁达夫一生当别喜好游山玩水大概就是源于这个原因吧！郁达夫16、17岁在故乡索居独学的两年，他上午看《资治通鉴》和《唐宋诗文醇》，也就是他当时的课本。下午看一点科学书后，大抵总要出去散一回步。富春江的美景和知识一样深深地吸引着他：“富春江的两岸，和往年一样地绿遍了青青的芳草，长满了袅袅的垂杨。梅花落后，接着就是桃李的乱开；我若不沿着江边，走上城东鹳山上的春江第一楼去坐看江总或上北门外的野田间去闲步，或出西门向近郊的农村天地里去游行。”在他自己看来，这两年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才识准备时期和闲适思想的成型阶段。

其三、偏执的“凄凉的孤单”的艺术信念使得郁达夫对闲适清静的世界情有独钟。

郁达夫认为“凄切的孤单”是“艺术的酵母”，“或者竟可以说是艺术的本身。”（《北国的微音》），他认为：“人生的实际，既不外乎这‘孤单’的感觉，那么表现人生的艺术，当然也不外乎此，因此我近来对于艺术的意见和评价，就和从前不同了……努力于艺术，献身于艺术，也不须有特别的表现。牢牢抓住了这‘孤单’的感觉，细细地玩味，由他写成诗歌小说也好，制成音乐美术品也好，或者……什么也不表现出来，只叫他细细的玩味这‘孤单’的感觉，便是绝好的‘创造’。”他甚至建议：“有时候要想玩味这‘凄切的孤单’，在日斜的午后，老跑出城外去独步。”他甚至还建议成仿吾独身，不要结婚：“恐怕你若结了婚，一时要失掉你的这孤独之感……”（《北国的微音》）并且打算回去实现自己这“凄切的孤单”的乡居的宿愿。郁达夫所追求的这“凄切的孤单”的“艺术的酵母”，实际上就是处于入世状态下的对于出世的想望而不能够实现的悲哀。因为对现实的不满，郁达夫想出世，但现实的生活又使他无法回避和逃离现实社会，所以郁达夫只能在山水的游玩当中来聊寄自己对于出世的闲适清静的想望，这就是为什么郁达夫的作品当中归隐山林，退耕田园的隐逸思想较重的原因。此外，文学艺术的创作需要精力与精神的高度专注与投入，静心才能专注，而静的氛围，才能让心性更集中，而人生的五味只有在这静寂的孤单中才玩味得出。海明威也曾说过：“写作，在最成功的时候，是一种孤寂的生涯”。这恐怕也是偏执的“凄凉的孤单”的艺术信念为郁达夫所执著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四、山河破碎，政治斗争的复杂以及历史上的名士隐者的影响使得郁达夫厌倦和回避斗争生活，向往闲适清静无忧无虑的山水田园生活。

有才情的文人一般都是天真的率性的，不懂得伪装和粉饰自己，不懂得逢迎拍马，讨好权贵，顺风而变，保护自己，结果往往就使得自己在现实世界碰得焦头烂额。郁达夫就是这样的人。正如他在《怀四十岁的志摩》中所言：“情热的人，当然是不能取悦于社会，周旋于家室……实在是我们的社会……因不理解他的缘故，终至于活生生的逼死了他。”这是徐志摩的写照，又何尝不是郁达夫自身的写照。刘海粟说：“达夫很真诚，也坦率得惊人。他把锋利的解剖刀忍痛插向自己的胸臆时，苦笑中带着自我陶醉；当热血流入砚中，他又用彤笔泼洒成彩雨，让绅士们的伪饰、淑女们的面纱受到淋浴，使那些传统意识凝结成的骷髅们又怕又气，暴跳如雷。于是风波和误会便和达夫形影不离，结缘终身。”郁达夫率直，坚守正义、爱憎分明的性格，常常使他不能见容于社会，见容于各种披着虚假面具的人们，尤其是那些戴着假面具的反动政客们。开罪有权有势的政客们的结果，要么是受排挤，要么是受到威胁或通缉，所以在郁达夫的思想深处常常会涌起退隐山林或躬耕于田园的想望。每当此时，他总会不由自主的想到历史上的那些名士隐者。竹林七贤、陶渊明、严子陵和范蠡等都是他仰慕和效法的对象。如果说郁达夫年轻时候对于闲适的钟情喜爱，仅仅是出于一种天性与本能，那么他中年时期的闲适情结则较多的印上了历史上那些名士隐者的隐逸思想的印痕，这是使他的闲适情结由朦胧到清晰的最重要的影响。他们的生活境界和人生态度使郁达夫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常常能够找到一个避风的港湾，一个娱情养性的精神家园。

其五、迫于生计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以及家庭变故，使得郁达夫格外向往闲适清静的家居生活。

郁达夫的一生，他的家庭发生了多次变故，对他的影响都很大。其中两个儿子的死，对他想终结居无定所的生活，影响比较大，一个是与孙荃生养的龙儿，五岁便夭折了；一个是与王映霞生养的亮儿，三岁便夭折了。在对理想的宅院进行构画设想的时候，郁达夫曾特意为孩子们安排了一个游乐的天地：“但是图书室、浴室、猫狗小舍、儿童游戏之处、灶房却不能不备。”由此可见，郁达夫在心底里爱着孩子们也因为自己而飘泊流浪的深深的歉疚，他想以这种方式来弥补自己的歉疚。

其六、对爱情的执著追求，也可以说是出于对于爱情的保护，使得郁达夫向往过上一种无人打扰的闲适清静的生活。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那一段爱情虽然以悲剧终结，但王映霞却是郁达夫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为了给自己心爱的女人、孩子一种家的归属感，也为了给自己半生飘泊的生活一个精神的归属，郁达夫决定在杭州建造一座小小的住宅，后来在友人的帮助之下，终于建成了。建造房子的目的，本是为了得享天伦之乐、爱情之欢的，但由于时局的急剧变化，以及郁、王感情冲突的升级，郁达夫最终未能过上几年真正意义上的闲适生活，“风雨茅庐”作为郁达夫闲适思想的结晶，最终也成了郁达夫田园家居闲适思想终结的见证。此后的七八年里，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最主要的是动荡的时局和流浪生活的影响，使得郁达夫永远失去了重温闲适自由的田园生活家居生活的机会，只是偶尔能够乐以忘忧，聊寄啸傲于山水。

郁达夫的闲适情结是复杂的社会背景与作家自身的特殊处境共同作用下的精神产物，并对他这一阶段的创作，尤其是散文、游记的创作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一）建构起了一个以富春江的山水为中心的精神家园

郁达夫虽然贪恋山水，但郁达夫的根本目的却在于通过跋山涉水，“使人性发现，使名利心减淡，使人格净化”（《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赏》），并由此排遣现实带给他的苦闷和离群索居的寂寞。在晋代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中，陶渊明虽然为我们勾画了一幅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图景，但事实是，诗人所处的时代战乱不断、百姓流离失所。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总是徘徊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要么出将拜相替天地行道，要么放情山水寄托身心，郁达夫也不能幸免。既然没有拿刀的勇气，又不愿只是“散发标语”，所以只好躲开丑恶，到自然山水里去寻找慰藉。寄情山水与其说是逃避，不如说是对现实的诗意抵抗。就散文创作而言，郁达夫的个性和才情正是在这种矛盾的纠结和斗争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的。一方面，郁达夫欣赏、追求洒脱、清静等带有道家出世倾向的文学旨趣，好作出世的遥想，流露出对闲适清静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又摆脱不了中国文人那种传统的对社会对国家的强烈职责感，为自己挣扎于现实而烦恼，矛盾的结果往往因不能解决，不得解脱而痛苦。所以他只能靠建构起一个以富春江的山水为中心的精神家园，在死生离合、田园山水、玄思冥想这些怀疑的、解放的、浪漫的、放任的、个性化的命题中释放创作能量，来求得暂时的“解脱”、“超然物外”。

郁达夫笔下的山水涉猎面广，从故都的秋（北平），到白塔红瓦的夏（青岛），从残荷留香的遂园（苏州），到满目浓紫的鼓山（福州），从四周如画的内海（日本濑户），到微风夕照的小岛（南洋槟城），屐痕处处，可以说，郁达夫走过了千山万水，但富春江的山水却始终是郁达夫文学之旅、闲适之情的灵魂和核心，是诗人消忧解愁、怡情养志的精神家园。

（二）创造了特有的以“清、静”为基调的意境空间

闲适的情结使郁达夫格外钟情田园野趣，喜欢描摹自然景物，喜欢用景物抒写心情，平衡情绪，陶冶情操。中年时期的郁达夫的作品，带着对故乡景物深深的眷恋，融进了深沉的人生体验，创造了一个特有的以“清、静”为基调的意境空间。

这个意境具有丰富的层次性：清丽――清新美丽；清灵――清澈灵动；清冷――清幽冷寂；清静――平和淡泊。

（三）形成了郁达夫清新自然的文气、自由洒脱的文风

闲适情结对他的文风影响也较大，他的文章行文自由洒脱，较少像朱自清那样严整规范，而是文若其人，率性而为，不受羁勒。

清丽、清灵、清冷、清静的意境，必然要求作家文笔的清新和自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郁达夫的作品正体现了这一特点：清新自然、自由洒脱。

遣字造句清新通达，通观郁达夫的散文游记，语言运用与意境创造高度地达成了一致。清新自然，无艳词丽字，绝少艰涩生僻处。所用比喻也多自然准确，其诗句更是通脱流畅，嚼之满口清香。

达夫游记的清新自然的文气、自由洒脱的文风，源自于他人品的清正和个性的率直，更源于他内心深度的闲适情结与追求。

中年郁达夫的闲适情结实际上是中国文人历经数千年传承而不衰亡的道家出世思想的反映，郁达夫闲适的生活追求是作家对现实对生活无可奈何的最低的精神底线，是作家怡情养性的精神港湾。郁达夫的这种情结既有中国传统文人的普遍共性，又有着他自身的鲜明个性特色，是中国文人精神当中的一个鲜亮的风景点。

郁达夫诗词篇6

摘 要：本文旨在探讨岛崎藤村与郁达夫之间创作个性、艺术风格以及自述色彩方面的异同，通过叙述岛崎藤村在“私小说”创作轨迹以及郁达夫对“私小说”的接受和汲取，进而分析两人小说创作方面的文学关系。

关键词：岛崎藤村；郁达夫；文学关系

一、引言

岛崎藤村作为日本自然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中日近代文学的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他的小说《破戒》、《春》、《家》、《新生》等都是广为流传的名篇。纵观这些小说作品，特别是小说《新生》中的那种“忧伤的青年”的形象以及“自述传”的告白风格，都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位著名作家――郁达夫，应该说他们两人无论是文学气质还是抒情格调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特别是他们二人在“私小说”和告白小说的创作方面以及在小说作品中体现的浪漫的抒情性和自叙传特征，历来都是中日学者研究和探索的课题，例如刘晓芳教授著的《岛崎藤村与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之比较》、伊藤虎丸著的《〈沉沦〉论――从和日本文学的关系看郁达夫的思想=方法》，这些文献也都从一些侧面讨论了岛崎藤村与郁达夫的文学关系，总而言之，从笔者看来，他们两人的文学之间有着一种微妙的亲缘关系，这种关系源自于他们二人共同的文学渊源，即受到了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私小说）的综合影响。

二、岛崎藤村对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与发展

日本的“私小说”起源于自然主义，它是随着日本自然主义的演变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是一种涵盖日本近代文学的体裁独特的小说样式。中村武罗夫曾指出：私小说是“自然主义系统的最后一种小说”。［1］之所得出这样的结论，则因为日本的自然主义在“私小说”出现之前，还曾经使用过其它的小说体裁和形式。在自然主义初期，田山花袋、永井荷风等作家通过借鉴和模仿左拉的作品，发表了《露骨的描写》、《地狱之花》等早期的“私小说”作品，可以说这些小说都是法国自然主义小说文体与日本本国文化土壤的融合。而后，岛崎藤村出版了他的小说代表作――《破戒》，是日本文学中罕见的能够将外部的社会现实与内部的心理现实处理得平衡、深厚的小说作品。我们知道，在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发展历史上，有三部对其确立发展和性格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品，分别是岛崎藤村的《破戒》、《春》和田山花袋的《棉被》，但从作品的地位来说，就可见岛崎藤村在日本自然主义和“私小说”文学领域上的举足轻重的影响。《破戒》发表于1906年，被认为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运动正式的起点，被吉田精一称为是“明治时期内的第一部小说”，和“最早非常明显地阐明了自然主义文学色彩的作品。”［2］小说《破戒》的出现也宣告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形成。1907年，田山花袋紧随其后，发表了其最具代表性的自然主义小说――《蒲团》，日本的文学界普遍认为，《破戒》中主人公丑松的“内心告白”在一定程度上，诱发和启发了田山花袋创作小说《蒲团》。而由于田山花袋过分地将创作视野执著于周边狭窄的生活, 过分尊崇客观，为事实所拘泥, 小说《蒲团》被看作了“私小说”的源头，从这个意义上说，岛崎藤村也可以说是日本“私小说”的源头活水之一。1908年，岛崎藤村创作的小说《春》延续了《破戒》中自叙传特征以及自我内心告白形式，并被看作是影响日本自然主义性格形成的代表作品。而1919年发表的小说《新生》，更是因为主人公对自己“性的苦闷”和不道德的关系的“裸的告白”在当时文坛引起很大震动。应该说，岛崎藤村带给日本近现代文坛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是对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和“私小说”的文体确立和性格的形成，都具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三、岛崎藤村对郁达夫文学创作风格的影响

由于郁达夫早年曾在日本留学，受日本当时社会流行的文学作品影响较大，而佐藤春夫则可以说是郁达夫最崇拜的一个作家，因此他常常以“中国的佐藤春夫”自居，然而从其小说创作的浪漫主义风格和对“私小说”的效法，都能够看到岛崎藤村小说的影子。

（一）岛崎藤村与郁达夫的“寻找自我”历程

郁达夫于1913年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部，随后在日本留学十年。日本当时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重镇，因此他既耳濡目染了汇集东西方文化的“大正文学”，同时也饱尝了身处异乡所遭受的歧视和不公待遇。郁达夫的文学创作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人间苦的时代”（日本留学期间）、“社会苦的时代”（回国以后到1926年）、“时代苦的时代”（1927年以后的）。他的早期作品通常是通过表现的都是主人公苦闷压抑沉沦的心态，但是这种“沉沦”并不是无所追求无所希冀的，而是在消极中蕴含了一种渴望消极表现出了一种渴望自由、渴望个性解放的愿望。他的苦闷是五四时代青年的“时代苦闷”，是对尊重人自身的价值的呼唤。作为在《破戒》发表十几年后开始创作小说的郁达夫，无疑受到藤村告白小说的影响，这种影响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创作轨迹上一窥端倪。例如，藤村自1908年的小说《春》开始，完全沿着自传体小说的路子进行创作，《家》是藤村自己的家，《新生》也是藤村自己的“新生”。可以说，岛崎藤村是在接触到卢梭的《忏悔录》后，逐渐找到了适合表达自己苦闷而丰富的内心世界的方法，那就是在坦白真实情况中谋求自我的告白。岛崎藤村以《破戒》的内心告白为起点，在其后来的作品尤其是《新生》中达到及至。在《新生》中，藤村排除了一起世俗的虚妄，直率而露骨地把自己与侄女不伦恋情裸地告白出来，忏悔自己在道德上的过失。反观郁达夫，他被称为“中国的卢梭”，他从一开始就是以自叙传式来抒发自我孤冷和忧郁的情绪，正如铃木正夫指出：“浪漫主义文学前驱卢梭的自白文体，尤其与郁达夫的作品内质有着深刻的关系。他的自我暴露，自然一半是来自于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3］而这里指的自然主义当然是以岛崎藤村为代表的日本自然主义。郁达夫在创作时主张要把“我”裸地表现出来，偏重自我暴露，使得他的自叙传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他本人的“情绪传”。无论是《沉沦》里的“他”，还是《秋柳》和《茫茫夜》里的“于质夫”，亦或是《南迁》里的“伊人”、《东梓关》、《烟影》里的“文朴”，都切合着作者自身的影子。随着西方文化在日本和中国的传播，很多西方作家的写作倾向也很明显地体现在这两个国家的作家的作品中。卢梭对于岛崎藤村和郁达夫的影响甚大，这从他们文学风格和小说主题的相似性上均可以看出来。

（二）岛崎藤村式浪漫主义对郁达夫的影响

总体说来，藤村的浪漫主义可以概括为：第一，大胆讴歌恋爱，这主要是受到了他的好朋友兼导师的北村透谷“女性至上”观点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一叶舟》、《落梅集》等作品中对于女性和爱情的大胆讴歌；第二，崇尚大自然，着重展现自然界的雄伟和瑰丽，藤村的诗歌尤爱以春天为题，在其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嫩菜集》中，仅以春天为题的诗作就有17篇，另外在《黎明》、《明星》、《常青树》等风景诗集也多表现了对自然之美的憧憬；第三，继承了日本古典文学“知物之哀”的特点，例如在他所著的《旅途》等诗歌中，通篇弥漫着一种迷茫、感伤的情绪。而郁达夫也被认为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浪漫主义文学家。郁达夫的早期作品中，通过对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细致刻画，呈现出明显的浪漫主义倾向。伊藤虎丸先生在论及代表小说《沉沦》时，曾将郁达夫归结为披着写实主义外衣的浪漫主义作家，认为“感伤的抒情倾向，是郁达夫创作风格最重要的表现特征。”［4］应该说，郁达夫早期浪漫主义作品中的优郁、感伤、悲观、迷惘的主观情调与藤村作品中体现的“知物之哀”异曲同工，皆呈现出一种“忧伤、厌世”的情绪。对比藤村的诗歌和郁达夫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在《银杰色的死》、《沉沦》、《南迁》中，郁达夫通过自叙传的写法，讲述了弱国学子漂泊异邦的悲惨生活，或描写归国后希望破灭的青年的哀怨与困顿，文中充满了独特的“苦闷、感伤”的基调。而藤村则是通过诗人之口发出了：“也许我现在是走投无路，我恋慕这无路的荒野”的呐喊。［5］另外，与西方自然主义不同，日本自然主义作家普遍具有一种“主观浪漫化”的特色，无论是小说《破戒》、《春》甚至是《家》，藤村在坚持自然主义写实性特点的基础上，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日本早期浪漫主义的抒情性特征，这些作品“过多地如实细致描写人的内心的极端痛苦，过分渲染的冲突，流露了些许悲观、绝望和宿命的情绪。”这些特点在《破戒》中表现的极为突出，作者将写实性和抒情性的完美结合，创造出了独特的文学特征，而这一特色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郁达夫浪漫主义的创作主张，融入了大正文学对他的影响之内。纵观郁达夫的小说作品，他早期的作品往往选取真实地、艺术地反映生活，例如，《薄奠》和《春风沉醉的晚上》都是将浪漫主义精神与现实主义完全融合，主张尊重“内心的要求”的浪漫主义和“感伤的抒情倾向”，这种创作手法与小说《破戒》颇为接近，体现了“主观浪漫化”的特色。所以说，无论是藤村的浪漫主义诗歌还是卢梭式的自然主义小说，均对早期郁达夫浪漫主义文学风格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直接或间接作用。［6］

（三）岛崎藤村对郁达夫“自叙传”小说创作的影响

应该说，在郁达夫留学日本期间，正好是日本文学由自然主义向私小说衍生的重要时期，因而他在很大程度上汲取和接受了私小说的手法，伊藤虎丸就明确指出郁达夫的小说继承了日本自然主义的“私小说”的方法。［7］而郁达夫的小说创作方法在借鉴藤村“私小说”方面则主要表现在：一是“三位一体”的叙述方式。日本“私小说”强调的是作者自身情感和生活的体验，例如,藤村在2其小说《新生》中, 将实际生活中和自己侄女所发生的不伦恋情, 毫不保留地反映到该小说的主人公“岸本”身上。而在小说《家》中，又将自己的家族经历完完整整地融入到小说情节中，使得主人公在小说里所说的话就是作者的肺腑之言。郁达夫小说主人公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三位一体”的叙述方式，郁达夫曾经就自己的创作说过，作品中的主人公的一切举动，其实完全就是自己曾经的生活经历。［8］另一方面, 郁达夫这种带有浓厚“自叙传”色彩的小说却保持了难得的客观冷静，尽管是在写自己过去的事情，但是作者依然能够在叙述者和作品主人公之间自如转化。二是主张描摹心境。久米正雄曾经说过，塑造人物形象时，如实刻画是重要的，但同时更主要的，是观察对象时从作者本人的人生观而来的感想也表现出来，这就是心境小说。”［9］很明显，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这个观点的影响，并且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来。在郁达夫看来，小说的技巧“可先从研究人的心理入手”，因此他的作品非常注重人物心境的描写。无论是郁达夫《沉沦》、《十一月初三》、《烟影》、《迷羊》、《蜃楼》中对于“零余”主人公的描写，还是岛崎藤村在《破戒》、《春》、《新生》里的心境描写，其实都十分注重人物心理描写。另外，与岛崎藤村一样，郁达夫的小说中情节的描述显得比较单薄，他似乎不善于或者不愿意在作品中表现深刻尖锐的矛盾冲突，这都表现了他们小说里的明显的自然主义“私小说”特征。

综上所述，岛崎藤村的文学思想对郁达夫的文学发展起到了一定直接和间接的促进作用，在他们之间的文学关系是一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接受与启发。笔者希望，对于岛崎藤村和郁达夫文学创作之间的这种继承与影响的关系的研究，能够唤起后来的研究者对于两国文学性的参照系意义的思考。（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外语系）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岛崎藤村与中国现代留日作家关系之研究”(11WLH22)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中村武罗夫.《通俗小说的传统及其发达的过程》［M］.《新潮》，昭和5年1月。

［2］ 吉田精一,齐干译.《现代日本文学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42，100页。

［3］ ［8］铃木正夫,李振声译.《郁达夫：悲剧性的时代作家・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系第一辑》［M］，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页。

［4］ 赵澧、徐京安：《唯美主义》［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2页。

［5］ 谭晶华、 兰立亮：《外教社走近经典日语阅读系列:岛崎藤村作品选》［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24页。

［6］ 蔡震：《郭沫若与郁达夫比较论》［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87页。

［7］ 刘晓芳.《岛崎藤村与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之比较》［J］，《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东方文学研究会论文与摘要汇编》，2011，（8）。

郁达夫诗词篇7

关键词：抒情体式 郁达夫 废名 沈从文

自由的传承，附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表现最强，影响最深的当属新文化运动之后，这期间涌现出一大批“为艺术而艺术的“的浪漫抒情的作家们，郁达夫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位。

一、生计感伤的现实抒情

郁达夫早期的小说创作多写生计的艰难、贫困、和失业的痛苦。或表现知识者和劳动者的同病相怜，或将历史故事糅进现实生活，创作风格表现为：由书写性的苦闷向诉说性的苦闷的转型。深沉的人道主义是奔腾在郁达夫全部生活和创作中的主流。就如同《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留学生的苦闷无从发泄，渐渐将自己的内心逼向无法喘息的死角，可怜中透着些许凄惨的悲情。“其创作有着‘颓废的气息’、‘人性的优美’、‘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等主题形态的交织和衍替，而且开放着面向欲望的非理性颓废、生命力的诗意等多元意义空间，构成现代欲望叙述乃至现代小说的重要‘原型’”。[1]

动乱不安的年代，中国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境地，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郁达夫的创作路向发生了转折。小说更多地涉及时代的风云、革命的波澜、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爱国情操的趋势。郁达夫坚持进行抗日救亡的实际工作，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都没有放下战斗的笔。郁达夫修其一生，都坚持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方向，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家，也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战士。

郁达夫的小说突出抒写五四青年对人性解放的追求和被生活挤出轨道的“零余者”的人生哀怒.他笔下的人物愤世嫉俗，感伤忧郁，孤傲而又自卑，又有相当浓重的理想色彩，处处流露出在民族觉醒时期一个敏锐的青年知识者审视自身和民族伤痕时所产生的幻灭感和危机感，发出了五四文学中个性主义与自我表现，自我反省的声音。

二、生命感伤体验的诗化表达

郁达夫的小说着力表现个人性的患失及其与社会环境的冲突，属于境遇感伤。废名的小说则逐步实现了对于感伤的超越，他的中后期作品侧重发现日常生活的乐趣。

废名是现代抒情性乡土小说代表作家之一。废名在创作中把诗和小说有机结合起来， 创造了最具个人特色的诗化小说。废名的抒情体式小说把平凡的人生书写与诗情画意交织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意境深远、冲淡平和的艺术世界，从而具有独特的思想和艺术追求。废名小说的抒情体式的写法给读者提供了充分的情感体验和理性思索空间，使读者在山水之美和人情之美的熏陶中领略浓郁的诗美体验废名是一位具有独立精神的作家，废名师承周作人，与周氏有着极深的渊源；他的文学观影响了沈从文的小说、何其芳的散文和卞之琳的诗；甚至对当代的林斤澜、何立伟的创作也与他有着亲缘关系。废名善以唐人绝句的手法表现宁静自然的农村社会生活， 颇具中国山水画和田园诗的风味， 风格平和冲淡、意境幽美淡远。杨义先生评论说：废名的小说在现代小说的早期发展中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特性，他既缺乏鲁迅小说那种如实刻画现实人生的无与伦比的真实力量和思想力量，又缺乏郁达夫小说那种真诚而峻急地抒发主观世界的情感力量。[2]

废名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以田园牧歌情调营造诗意古典意境，乡村的风景、风俗、人情之美，令人感悟到诗意的轻盈灵动和人生的静谧恬淡。《竹林的故事》发生在城外，出城一条河，过河西走，坝脚下有一簇竹林，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茅屋两边都是菜园；洗衣母亦是生活在城外，这茅草房建筑在沙滩上一个土坡，背后是城墙，左是沙滩，右是通到城门的一条大路，前面流着包围县城的小河，河的两岸连着一座石桥。拥有自己的小天地，远离城市的喧嚣和繁杂，寄情于清幽静寂的自然景物，人情风俗与自然风景和谐地交融在一起，自然随缘，而又自由洒脱。

废名着意用抒情的体式在小说中构造出诗化的文种新鲜别致的情趣，一种灵动飞扬的悟性，抒发对社会现实苦难无法摆脱的情绪，借助当今喧嚣都市社会中的人们一个澄明心灵，以抒情的艺术体式寄托来求得精神上的满足。他在抒情小说的文体形式上表现出的探索和创新的超越与升华，并且把这种情绪浓缩在对人物一生精神，将启发作家们在进行创作时，不应完全受传统命运浮雕式的简洁勾勒，废名的抒情方式多借助第一人称视角。借第一人称视角可略去大量穿插叙事的枝蔓，只把“我”看到的感受最深的生活片断集成式地结构成篇，不受时空约束，明显地体现了以抒情为目的的诗化文体形式。[3]废名诗化小说文体的探索与建构， 对新文学发展中的某种急功近利的倾向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反拨作用，同时，也促进了新文学体式的多样化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 废名堪称是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的鼻祖。

三、平静抒情，波澜壮阔的人性力量

汪曾祺曾经指出，沈从文和废名之间的联系并不是说有直接的明显的师承关系，而是他们在处理题材的方式，叙事角度，精神气质上有相似性。[4]

沈从文的作品题材，大多以故乡湘西为背景。他的作品“关切世俗的情趣，情绪记忆的高度发达，把握生活的细节，时时刻刻为人生现象自然现象所神往倾心，将生命形式和生活形式高度统一。”[5]如其未完稿的《抽象的抒情》一文所述，他的“湘西”系列作品，也是他的抒情文学。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多产作家，创作题材丰富，人物更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概括来说，他的小说中的人物主要有三类：

一种是文明社会里的畸形人。沈从文曾说：“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称，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6]他的作品，总是站在乡村的立场上，批判现代文明对乡村的野蛮侵袭。作者笔下的《长河》是个乡风淳朴的乡村社会，此地盛产橘子，路人“尽管就手来吃好了，橘子园主人不会干涉的。”。与乡民的淳朴相比，那些所谓的“文明人”，以“新生活运动”为表征的保安队长和他的师爷们，却庸俗、自私、利欲熏心，借卖橘子中饱私囊，一旦被人识破，就仗势作恶，扬言要砍橘树并霸占妇女。

另一种是被现代文明熏染下的乡村失态人。他们生活于湘西纯净美好的环境中，具有善良、正直等一系列美好的品质，现代文明的侵入，开始扭曲他们的人生观，最终造成了悲剧性的命运。《月下小景》讲述的是一对相爱却不能结婚的青年男女的悲剧故事。边地原始禁忌，少女必须先委身一人，才能与自己所爱的人结婚。接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的青年男女，为了反抗这种禁忌，只有选择双双离开这个世界。小说似乎没有显露现代文化侵袭的因子，然而作者却通过一个寓言的开头隐喻地表现了这一主题，即“人类太进步了一些，比一切生物智慧较高，也比一切生物更不道德。”似乎使得这个世界“看着美丽的变成丑恶，又看着丑恶的称为美丽。”

还有一种是生活在传统的道家状态下的理想人物。《边城》是此类作品的典型代表。《边城》以川湘交界处的“茶峒”为背景讲述了一个翠翠与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的爱情悲剧。小说故事情节简单，着力展示边地人们的美好人性：翠翠“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她对爷爷既关怀又淘气，既热情又；对摆渡的旅客则热情大方，助人为乐。对傩送更是显示出了外表的娇羞与内心的一往情深。再有老船工淳朴善良，勤劳坚忍，天保宽厚诚实，傩送机智多情，老船总顺顺豁达正直。总之，作品中的一切人物都体现了读者心中的“理想人物”，也是现实人眼中的“桃花源”中的人物。这三类人物形象代表了沈从文的抒情方式，且是独一无二的沈氏风格，不论在题材方式，叙述方式，还是精神气质上都具有独特性。

历数中国现当代文坛的大师巨匠，从“为人生”到“为艺术”，从“浪漫主义”到“人文主义”，文学名将们步步探索，形成一片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新的园地。现代文学的抒情方式，从郁达夫到废名再到沈从文，既有传承，又有创新，可谓是文学花园的四季展览，既赏心悦目又发人深醒。

参考文献：

[1]席建彬.论郁达夫小说的欲望叙述理路及文学史意义[J].文学评论，2010（2）.

[2]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3]王萍.论废名诗化小说体式的创新[J].名作欣赏，2009（10）.

[4]杨联芬.归隐派与名士风度――废名、沈从文、汪曾祺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5]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13.

[6]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A].沈从文全集（第9卷）[ 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田相娟（1990-），女，山东临沂人，临沂大学2010级1班本科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徐甜甜（1990-）山东临沂人，临沂大学2010级2班本科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郁达夫诗词篇8

《江南的冬景》，自然流淌出的是郁达夫心灵行走时的文化歌吟，从他对“江南的冬景”的描写、抒情的文字里，读者品味的是那情动于衷而形于外、意生于中而言于形，以及理想于心而哲思见（现）的美学意蕴。

情趣：江南冬景之爱。“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主文之本源也。”（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意思是说，情理是文章的经线，文词是情理的纬线；经线端正了纬线才织得上去，情理确定了文词才会畅达，这是写作的根本。先来看作者所写的这段文字：“我生长江南，儿时所受的江南冬日的印象，铭刻特深；虽则渐入中年，又爱上了晚秋，以为秋天正是读读书，写写字的人的最惠节季，但对于江南的冬景，总觉得是可以抵得过北方夏夜的一种特殊情调，说得摩登些，便是一种明朗的情调。”作者拿北国的“夏夜”比江南的“冬景”，抒发了对明朗的情调的喜爱之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在《江南的冬景》中，“我之色彩”，就是作者寄托于景物中的情感。由作者构想的“门前可以泊一只乌篷小船，茅屋里可以添几个喧哗的酒客”，就是本文“明朗”的情感基调的见证。因此，郁达夫心目中的江南冬天晴暖温和可爱，优美闲适，和煦温润。如“午后冬郊图”，白色的芦花、火红的乌桕叶、雪白的乌桕籽、带着绿意的野草、和煦的微风、温暖的阳光等，色彩亮丽，蕴含生气；“乡村冬郊图”，长桥、杂树、乌篷船、细雨、灯晕，淡雅朦胧；还有，“江南雪景图”，围炉对酒、月映梅花、柴门犬吠、行人投宿、雪中红梅凌寒怒放，给人高雅、宁静的情调。一幅幅情景交融的优美图画，无不寄托了作者“一片冰心在玉壶”――对家乡的爱之情结。

意趣：江南冬景之美。读本文感受之切，就是江南冬景充满诗的意境。这种诗的意境，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赏析。一是作者对江南冬景的实写。且看：“到得灰云扫尽，落叶满街，晨霜白得像黑女脸上的脂粉似的。清早，太阳一上屋檐，鸟雀便又在吱叫，泥地里便又放出水蒸气来，老翁小孩就又可以上门前的隙地里去坐着曝背谈天，营屋外的生涯了。”描写“晨霜”之“白”，所用之喻，对比强烈，白霜旨趣，可感可见；再如描写晨曦初照，鸟雀和鸣，地气升腾，余烟袅袅；尤其是描写人们冬阳晒背、谈笑风生的情景，让读者共同消受着江南的冬景所带给人们的如诗如画的意境和乐趣。一是文中对江南冬景的虚写。体现在行文上为引用古典诗歌，巧借诗句意境表达江南冬景。譬如，“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寒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雪景美丽，酒香怡人；生活悠闲，友情深厚。又如，“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夜深人更静，有家倍温暖；“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雪后冬晨的惊喜。通过古人的诗句来领略江南冬雪的美妙。再如，作者还引用“若是冬天来了，春天也总马上会来”的诗句，如果说英国诗人雪莱的名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政治的远见，那么，郁达夫的纯美之处在于说明“只有在江南的山野里，最容易体会得出”冬景的自然美。所以作者自豪地说，“这一种江南的冬景，岂不也可爱得很么？” 这是读者感受到的作者在自然景物面前体现出的精神世界。

理趣：江南冬景之思。作者在本文中寄托自己的理想，意蕴深刻。从文中两例可见理趣所在。其一，江南冬景的“迷人”。迷人，隐含在“暮雨潇潇江上树”的一首绝句上。唐代李涉的《井栏砂宿遇夜客》：“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逃姓名，世上如今半是君。”据载，李涉曾过九江遇盗，问“何人”？曰：“李博士也。”其豪酉曰：“若是李涉博士，不用剽夺，久闻诗名，愿题一诗足矣。”原诗中的“江上村”，即诗人夜宿的江南皖口小村井栏砂；在潇潇暮雨笼罩下一片静谧的江村，就连风高放火、月黑杀人的“绿林豪客”也“久闻诗名”而玩起高雅，尊重诗人。这里暗含的理趣可解读为：诗意的典型环境能够濡染人，改变人。所以，作者评介“诗人到此，连对绿林豪客都客气起来了，这不是江南冬景的迷人又是什么？”其二，以梅花素艳的风韵，寄寓高远的境界。文中“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的诗句，出自齐己《早梅》。全诗的意境为：万木经受不住严寒的侵袭，枝干将被摧折。梅树的孤根却吸取地下的暖气，恢复了生气。在前村的深雪里，昨夜有一枝梅花凌寒独开。它的幽香随风飘散，一只鸟儿惊异地看着这枝素艳的早梅。我想寄语梅花，如果明年按时开花，请先开到望春台来。这是一首咏物诗。全诗语言轻润平淡毫无浮艳之气，以含蓄的笔触刻画了梅花傲寒的品性及素艳的风韵，创造了一种高远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