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报范文

时间:2023-11-20 05:53:41

公报篇1

2004-9-25星期六(Saturday)晴9月26日,2004年烟台市委党校第五期选调生结束了为期两周的初任公务员培训,踏上了工作岗位的归途。两个星期虽然短暂,但这是学习的两周,交流的两周,是愉快充实的两周,多彩丰富的两周。两周里,同学们从陌生到相识相知,由工作伙伴到亲密朋友,互相帮助,共同促进,树立起好学上进的学风,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朴实无华的生活作风,为今后更加顺利的开展工作迈出了坚实而有力的第一步。为更好的总结本期培训班学习、文体、交流等活动成果,特编本简报。第五期选调生培训班

两委竞选大会竞选召开在培训班报到翌日,给每位选调生以自我展示,自我表现和结识相交的机会。同学们积极踊跃,走上前台,有的慷慨陈词,有的娓娓诉说,有的赋诗吟词,有的纵情高歌,既向大家介绍了自己,自己美丽的家乡、生活的母校、工作的热土,迅速拉近了同学间的距离;又积极表达了为同学们服务,为班级工作服务,促进彼此进一步相知交流的热切愿望。演说妙语连珠,诗情画意;大会高潮迭起,精彩纷呈。

经过激烈的角逐计票,产生了本次选调生两委成员共12人。其中,党支部书记陈恒超博士,班长张树森,副书记贠汝东。随后进行的就职演说中,新就任的各班委成员表示,要通过自己勤奋的工作,为同学们创造一个舒适、便利的学习、生活环境,为同学们搭建一个交流沟通、互通友谊的平台,为顺利完成本次培训任务做出努力。优秀基层工作者、优秀选调生事迹报告会

为了让同学们更真切的认识基层工作特点,了解选调生成长道路,9月24日,市委组织部请来了莱阳姜疃镇党委书记和“全国十佳满意公务员”冷彩玲乡长,栖霞市市长助理田长清同志和莱阳市团委书记孙富春同志,分别作为优秀基层工作者代表和优秀选调生代表,为大家做了精彩的事迹报告和经验总结。

姜书记从基层的普遍特点出发,结合姜疃镇濯村的具体情况,阐述如何做好一名乡镇干部;冷乡长以自己的经历、感人事迹,告诉我们怎样克服困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和业绩。田助理以老选调生的身份,给我们提出了“虚心学习,热情工作”八个字的要求,指出大学生具备的最可贵的品质正是工作的热情,只有积极认真的工作,饱含感情的工作,找事做,找小事做,才能逐渐融入基层,找到自己的角色。孙书记结合基层锻炼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告诫大家,选择选调,选择的就是一条艰苦与奉献的道路,我们只有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扎根基层、服务基层的奉献意识,以苦为乐、高昂的工作热情,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才能在基层这个大课堂中学有所得。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优秀基层工作者、人民满意公务员、默默无闻仍坚持奋斗在一线的老选调生们,他们的报告中饱含着对这一片土地的挚爱,对这一方人民的深情,他们以自己的切身经历,为我们做出了宝贵的经验总结,对我们当前和今后工作都是巨大的帮助,指导着我们少走弯路,鼓舞着我们多做贡献,让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中脚步更稳,进步更快。

会后,同学们纷纷表示为他们无私的奉献精神感动,为他们执著的勇气魄力感染,回到工作岗位后,一定要以他们为榜样,克己为公,全心为民,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到最好,以无愧于肩负的时代重任,无愧党和人民的殷殷嘱托。组织观看任长霞同志事迹报告

9月23日晚,为了促进新一批基层干部开展对任长霞同志的学习,烟台市委党校组织2004级选调生初任公务员培训班统一观看了任长霞同志事迹报告会的录相。

观看会场上鸦雀无声,同学们仔细倾听着人民的好女儿、好局长任长霞催人振奋的先进事迹,短短两个小时的报告会,同学们多次被任长霞的感人事迹打动,并用雷鸣的掌声和惋惜的泪水告慰一位好局长的英灵。看罢她的英雄事迹,听完她昔日战友的诉说,同学们内心深受震撼,会场充满了对前辈的敬仰和催人奋进的动力。

任长霞的事迹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只有执政为民,服务群众,才能履行好人民公仆的神圣职责;只有清正廉洁,惩恶扬善,才能在人民群众中树立崇高威信。

对于我们基层工作者来说,学习任长霞同志,就要学习她情系群众、竭诚为民、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学习她忠于职守、无私无畏、刚直不阿的英雄精神。每一位基层的党员干部,都要像任长霞同志一样,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永远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听取报告会后,同学们一致表示,将会以任长霞为凯模,以长霞精神为动力,紧紧结合基层工作,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做真正的人民公仆,为人民的利益不懈奋斗。“路,从这里开始”大型联欢晚会

2004年9月19日晚,烟台市委党校图书馆四楼活动中心内激情洋溢,欢声笑语,掌声阵阵,高潮迭起,由第五期初任公务员培训班举办了“路,从这里开始”大型联欢晚会在这里热烈地进行着。

随着《阿拉伯之夜》音乐的响起,张艳华、刘永辉、孙瑞玲等同学用时而柔美,时而动感的舞姿拉开了晚会的序幕。接着,姜萌更以声惊四座的美妙声音唱响了《珊瑚颂》,将晚会首次推向了高潮。秦校长、王科长、杜老师的一曲《我从草原来》更是博得了全场的赞美与喝彩。邹吉庆等表演的舞台剧《浪花一朵朵》,其美妙的创意和浓浓的意境也感染了所有的人,获得了阵阵掌声。另外,主持人组织的踩气球,AB剧,抢凳子等游戏也将全场的气氛都调动了起来,王科长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与大家尽情游戏,激情与欢笑在这里一起挥洒。

为了更为成功的举办这次晚会,在班长张树森的指示下,我们特成立了了一个以副班长刘志鹏、张帅,文艺委员张艳华、姜萌,组织委员张百林,宣传委员王华男为主要负责人的筹委会,全力负责这次晚会的具体工作。同时,陈恒超书记、贠汝东副书记给予了热心的关怀,生活委员盛霞,卫生委员郭尖锐,体育委员王毅,组长李宁、李旭,季铭华及热心的同学王俊、陈亮、亓伟等也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通过这次晚会,我们充分战士了第五期初任公务员的风采,也充分体现了我们蓬勃向上,激情洋溢的精神风貌。

公报篇2

二、 调查概况

调查时间:历时11天

调查对象:在校大学生,毕业大学生

调查方式:发放网络调查问卷

三、 调查内容及调查数据分析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1、公务员考试热的原因分析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对公务员这一职业的好处进行了调查。在被调查的人群中,多数人因为公务员具有以下好处而愿意参加公务员考试,主要原因有:稳定的收入和生活,良好的保障;公务员收入不是最高,但福利极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及相应的权限;职业轨迹确定,工作没有太大的浮动性;此外,能够成为国家机构员工,本身带有荣誉性质。大多数人参加公务员考试除了因为自己个人对公务员这一职业稳定的看法之外,仍有少数人是为了接受家长的建议或增加就业渠道而参加公务员考试。

根据有关资料表明,四原因导致公务员考试热。首要原因是水涨船高,公务员招录职位多了,报考人数自然增加;其次,从整个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和就业形势来看,这也是一个必然现象。目前正处经济危机起暖回稳阶段,这个阶段就业压力比较大,公务员就业的待遇、旱涝保收以及社会地位相对比较高,所以吸引了很多的人报考; 再者,由于公务员考试的诚信度越来越高,对人才和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也促使许多高校就业指导部门把公务员考试当成提高学生素质的一个渠道,为学生创造了很多条件;最后,就中国而言,还是一个传统思想比较重的国家,人们对公务员有种传统的向往,这也是促使大家报考公务员的重要原因。

2、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态势发展分析

公务员是现代大学生的一条好出路,但也可能扼杀了许多青年才俊到社会上挥洒热血的创造激情。作为大学生,先做好个人发展方向的定位,按既定的职业生涯规划进入相应职业,在自己适合且打算从事的职业中实践、磨练、提高,更好地发展个人所长,服务社会,同时也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3、青年毕业生在报考人群中的地位分析

4、报考新政策对公务员考试的影响

近一半的人认为两年工作经验对公务员考试的影响很大,30%的人认为影响不大。据相关资料表明,国考对基层工作经验要求提高,需满两年工作经历这项新规执行后,意味着2009年7月毕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如果要以两年工作经历报考2011年的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因工作经验只能算作 1年多,将不能通过相关岗位的报考资格审核。他们只能选择报考少数不要求工作年限或工作年限要求更低的岗位。但仍有一部分人对此表示理解和支持,他们认为,两年工作经验这一要求可以真正体现出基层导向。

对于一个将要成为中央机关国家公务员的大学毕业生而言,在基层扎实工作两年并不是过分要求。基层工作经历门槛提高后,有助于应届生毕业后,更加踏踏实实地深入基层、戒骄戒躁、安心工作。今后,一些把基层工作当跳板的考生,风险和成本就会增大。而有些等不起的人,则会放弃考公务员的想法,通过寻找其他机会,往往也能较好地实现自身价值。

对国家机关而言,由于本身报考人数众多,提高报告门槛并不会影响考录工作,反而能够从中选拔到更了解基层的公务员。因为实际工作两年以上的报考者,在基层工作的认识上,在从事公务员工作的决心上,将有明显提升。扎扎实实的基层工作经历,也有利于报考者成为公务员后,既更加珍惜工作机会,又具备更多的工作技能。

5、公务员制度改革对公务员考试的必要性分析

公务员制度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务员制度改革涉及公务员管理工作的各个环节,然而有40.8%的人认为没必要,59.2%的人认为很有必要。据相关报道表明,公务员制度改革将向纵向发展。重点抓的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继续加大从基层一线选拔公务员力度,进一步优化公务员队伍结构。按中央要求,到2012年,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录用公务员,除部分特殊职位外,均从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中考录,并建立健全从村(居)党支部书记、大学生村官和工人、农民等基层一线人员中考录公务员制度。

二是继续推进分类管理和聘任制试点工作,探索建立科学的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把推进公务员分类管理作为深入实施公务员法的重点,加大力度、加快进度,系统总结试点经验,制定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办法,争取尽快出台,更好地落实公务员法关于推行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的规定。

三是着力加强基层公务员队伍建设。目前全国有60%以上的公务员工作在基层。要进一步优化基层公务员队伍结构,充分调动不同年龄层次公务员的积极性。推进优质培训资源向基层延伸和倾斜。同时也要大力加强基层公务员队伍思想作风建设,加强对基层公务员的管理和监督。

四、意见和建议

面对持续走热的报考公务员现象,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青年人不要怕困难,要勇于接受挑战,敢于奋斗,开创人生新局面。

公务员职位特殊,较企业相比更加稳定,一旦进入编制,就有了铁饭碗,生活就不愁了。从这一角度理解,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年轻人本应敢于创业,探索新领域,尝试新事物,而现在却只求稳定。从小处讲,这对本人的发展是不利的;从大处讲,青年人只求稳定,这也是国家的损失。建议青年人不要怕困难,勇于接受挑战,敢于奋斗,开创人生的新局面!

基层工作经历门槛提高后,有助于应届生毕业后,更加踏踏实实地深入基层、戒骄戒躁、安心工作。今后,一些把基层工作当跳板的考生,风险和成本就会增大。而有些等不起的人,则会放弃考公务员的想法,通过寻找其他机会,往往也能较好地实现自身价值。

2、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应树立正确的择业观,理智参加公务员考试 。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做公务员。一些不善于人际交往,社交能力差的人;级别观念淡薄的人;看重自由思想发挥、看重创新能力,喜欢挑战自我的人,显然就会在那种场合举步维艰。公务员考试热实则是人心所向,这里饱含着奋斗的艰辛,也夹着些许无奈。冷静思考,我们就会发现,真正不满足于现状,敢于腾飞,不把安逸的生活当惟一目标的人,往往才会创造出非同一般的传奇。

3、国家应该实行相应政策,激发青年公务员群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加强对青年公务员的作风培养。

公报篇3

一、概述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市政务公开办的指导下,市侨办坚持依法、公开、及时、利侨的原则,根据《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要求,立足职能、扎实创新,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

(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制得到加强。市侨办强化办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对信息公开工作的监督与指导,完善了市侨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保密审查制度,明确政府信息公开的审核审签流程,并结合全市政务公开工作考核开展自评,自觉查找不足进行整改,进一步强化了各处室政务公开意识,推进市侨办政务公开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常规化。

(二)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作得到加强。对侨务各项行政执法职能进行了全面梳理,将10项行政执法职能及相关资料在侨网进行公开。按照我省对“三侨生”(归侨青年、归侨子女、华侨在国内的子女)实行高考录取“加15分投档”的照顾政策,市侨办对各区、县级市侨办办理“三侨生”证明工作进行规范,明确办理程序,严格审核工作,并实行“三侨生”名单公示制度,防止、弄虚作假现象的发生。

(三)政务公开栏目建设得到加强。围绕政府信息公开、政民互动、网上办事三大功能定位,侨网对“侨务动态”、“区县侨务”、“涉侨事务”、“政策法规”、“专题报道”、“民意调查”等栏目进行了完善和规范,同时充分利用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并通过更新公告栏、电子屏幕、触摸屏的侨务动态内容,编印政务公开指南手册、资料汇编等形式,为社会公众和广大侨胞了解市侨务部门最新工作动态、政策法规,办理涉侨事项及办事结果查询提供了全方位的信息服务平台。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为方便公众了解信息,市侨办主要通过在“侨网”上主动公开,在办公地点设立现场查阅点等形式,及时主动向社会公众提供有关信息。

截至年月日,市侨办本年度新增主动公开政府信息455条,全文电子化达100%。其中,政策法规类的信息7条,占总体的比例为1.5%;属于本单位业务类信息198条,占总体的比例为43.5%。

三、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

市侨办年共受理信息公开申请0件。

四、咨询处理情况

市侨办年度共接受市民咨询1267件(人次),其中咨询电话接听602人次,当面咨询接待529人次,来信89件,网上咨询47人次。

五、复议、诉讼和申诉情况

市侨办年度发生针对本单位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复议案0件;发生针对本单位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诉讼案0件;收到各类针对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事务有关的申诉案(包括、举控)0件。

六、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及减免情况

市侨办年政府信息公开产生的费用全部在行政经费中列支,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七、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公报篇4

采访国际新闻的先驱

清朝末年有一个到国外留学的热潮,去日本留学的人最多。1906年胡政之只有17岁就自费到东京帝国大学学习。1911年回国,当过翻译、律师、法官、编辑、教员等,时间都不长。1915年王揖唐任吉林巡按使(即省长),胡任王的秘书。次年王任段祺瑞内阁的内务总长(即部长),胡在该部任参事。

《大公报》原为满族人英敛之所创办。英敛之反对慈禧,拥护光绪,主张建立君主立体。他办报就是为了制造舆论以达到这个目的。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成立,他便无意继续经营,早已委托别人代管。1916年9月,他把《大公报》盘售给安福系的王郅隆接办。经徐树铮推荐,聘请胡政之任经理兼总编辑。胡从此不再做官,以办报为业。在易手之前,《大公报》是清王朝帝党的机关报,在盘售之后,就成为安福系的机关报了。胡政之在王郅隆接办后的《大公报》中工作了3年,由于安福系亲日卖国,声名狼藉,他也没有做出成绩。后来他不想再办这种机关报了。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由于参加了对德宣战,中国也算“战胜国”。从1919年1月18日到6月28日,战胜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胡政之受王揖唐的委托,以《大公报》记者的身分前往欧洲,采访了这次会议。他不仅是到会的唯一中国记者,也是中国记者第一次采访这样重大的国际事件。在他之前到欧洲去采访的大概只有瞿秋白和戈公振。在中国报业史中,可以说他是采访国际新闻的先驱。这种以总编辑的身分亲自外出采访的作风,他在此后30年中也没有改变。

新记公司的《大公报》

胡政之出国去采访巴黎和会,《大公报》仍由王郅隆经营。王本来是个粮商,在冶游时与安福系军阀拉上关系,成为安福俱乐部的会计主任。他没有办报的经验,聘请的编辑又不得力,言论亲日,不得人心,使这张报每况愈下。直皖战争之后,他去日本,1923年9月因地震死于大阪,报社由他儿子王景杭接管。随着安福系的没落,这张报苟延残喘,无人问津,最后每天只印几十份,在街上贴贴报牌子。1925年11月27日终于停刊。

这时,吴鼎昌已经成为北方财阀,很久没有做官,想办一张报纸作为政治资本,重登仕途。胡政之在1920年回国后,没有回到《大公报》,在北京林白水主办的《新社会日报》担任了总编辑,后又到由孙中山、段祺瑞、出资经营的国闻通讯社工作,后任通讯社创办的《国闻周报》总编辑。当时,胡政之为国闻社办事常到天津,看到作为安福系机关报的《大公报》关门了,便想,能不能办一张没有背景的报纸呢?他没有阶级观点,但是他把“官”和“民”分开来看。张季鸾也是老报人,办报多次都失败了,这时正在天津赋闲,也想卷土重来。这3个人过去都相识,因而商量组织新记公司盘接《大公报》。新报社是吴鼎昌的资本,胡政之的组织和张季鸾的文章相结合的产物。按照各自具备的条件,由吴鼎昌担任社长,胡政之担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担任总编辑兼副经理。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于是新记公司的《大公报》便出版了。

新记《大公报》于1926年9月1日续刊,内容丰富多彩,版面新颖别致,独树一帜,使人耳目一新。国闻社已有北京、上海、汉口、沈阳、哈尔滨5个分社,新闻来源比较全面。当时的中央社还没有成立,要闻版全部都是专电。编排的形式也有突破。当时报纸是竖排的。要闻版头条由一般三栏高扩大到六栏,相当于横排的通栏。字号由老五号到一号,后来又增加了新五号和中号,大号之外再加超号,标题醒目。国际版、地方版、本市版都有专题报道的“特别栏”和“花边新闻”。把当时的几份报纸放在一起,《大公报》的版面是十分引人注目的。除综合性的副刊《铜锣》(后来改名《小公园》)外,还有艺术、戏剧、医学、法律、体育、妇女、儿童等周刊,约请社外的专家编辑,以满足各类读者的要求。这样,《大公报》在原来的废墟上又垒起了新的建筑。

在续刊之初,每天的发行额只有两千份,广告也不多,入不敷出,每月赔钱。一年之后销数增加到六千多份,收支也可相抵。此后几年的发展,日新月异,由平版机而轮转机,由每天一大张增加到四大张。1936年4月1日发行上海版,由地方性的报纸变成了全国性的报纸。《大公报》出版到一万号时,有些贺词是从欧洲寄来。在三十年代之初,《大公报》的声望已经越出国界。到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由于当时形势的需要,分别在重庆、桂林、香港三地同时发行,抗战胜利后又有发展。1948年分别在上海、天津、重庆、香港四处同时出版,销路合计每天共达20万份,超过上海《申报》(15万份)和《新闻报》(18万份),解放前在国内是最高的。这个成绩与胡政之的眼光、气魄和信心是分不开的。

1941年5月,美国米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以荣誉奖章赠给《大公报》。在亚洲,只有《朝日新闻》 和《大公报》获得了这个荣誉。

“小骂大帮忙”

“小骂大帮忙”是人们对《大公报》的指责,最初见于南洋华侨的报纸上,时间大约在“九一八”之后的一、二年。华侨爱国心切,而《大公报》的政治态度使他们很失望,经过相当时间的观察,恰如其分地指出它对是“小骂大帮忙”。由于这句话概括得很准确,因而广为流传。

新记公司1926年续办《大公报》时,北伐战争已经开始,前一半还在国共合作时期,革命的对象是北洋军阀。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过去和北洋军阀都有联系,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而且,吴鼎昌是盐业银行总经理,北方的财阀,对于行将来临的“赤化”当然不能容忍,曾有反蒋的言论。到1927年“四一二”之后,叛变革命,大资产阶级对他的看法自然也就跟着改变。按道理讲, 《大公报》就不会再骂了,可是事实又不尽然。1927年12月1日,和宋美龄结婚,目的是想借这条裙带关系,提高他的声望,更重要的是向美国靠近一步。当时他曾说过结婚之后更有利于革命的话。转天《大公报》的社评题为《之人生观》,文中有这样的话:“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矣。呜呼!革命者,悲剧也。革命者之人生意义,即应在悲剧中求之。乃者,以曾为南军领袖之人,乃大发其欢乐神圣之教。夫以俗浅的眼光论,人生本为行乐,蒋氏为之,亦所不禁。然则埋头行乐已耳,又何必哓哓于革命?…… ”这种骂蒋的文章,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篇文章是张季鸾写的,胡政之对蒋更有反感。

旧《大公报》给“大帮忙”的事太多了,下面也举一个例。据徐铸成的回忆:“九一八”后的第三天,张季鸾、胡政之召开全体编辑会议,讨论今后编辑计划。这样的“民主”,是从来没有过的。张宣布他和吴、胡商定的编辑方针,是“明耻教战”四个字。他阐述说,中日问题,非一朝一夕所致,而双方力量悬殊,不应仓卒开动战端……他们3个人都是日本留学生,了解日本的实力,认为中国还没有准备好,不能马上应战。张季鸾说:“利害决定政策,实力决定行动。”这可以说是《大公报》的“缓抗论”。

但是“九一八”之后,为了保存实力,用来镇压人民,以维持他的反动统治,制订了不抵抗政策,借口需要准备,压制立即抗战的主张,即所谓“先安内后攘外”。这可以说是的“缓抗论”。他为了宣传这一反动谬论,通过于右任打电报给张季鸾,要求《大公报》支援,当然一拍即合。这两种“缓抗论”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但表现在报纸上却并无二致。当时群众抗敌的情绪高昂,对于这种言论极为愤慨,认为这是对的“大帮忙”。1931年底,天津有人向《大公报》社后门的效康里投了一枚炸弹;外埠的读者也寄给张季鸾一个装有炸弹的邮包。南洋华侨指摘《大公报》“小骂大帮忙”,也就在此后不久,1945年11月21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题为《与大公报论国事》的社论,对“小骂大帮忙”作了如下的解释:“在若干次要的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基本立场。”这的确说中了问题的本质。

大力培养新闻人才

旧《大公报》不仅是一家报馆,也是一所“新闻学校”。从采访和编辑的实践中,培养出一批新闻记者,可谓群星灿烂。如:范长江、孟秋江、徐盈、萧乾等等,没有哪一家报社培养出这么多的名记者。这所“学校”的“校民”就是胡政之。这些人并不是在成名之后才到《大公报》的,而是到了《大公报》之后才出的名。当然不能低估他们个人的才华和努力,但也不能否认胡政之给他们创造的条件。如果说这些人都是“千里马”,胡政之便是新闻界不常有的“伯乐”。

胡政之不但善于发现人才,还十分重视培养干部,任何人到了《大公报》的编辑部,在胡政之的安排之下,只要积极肯干,都能发出声光,绝不会默默无闻。有些人是由于向《大公报》投稿,被胡政之发现约来报社工作的。1943年前后,天津高等工业学校制革系有一位学生,经常给《本市附刊》写稿,署名“力工”,后来就到报社来了。他就是杜文思。

有些同事在大学读书时期,就以写稿、试用等方式得到胡政之的接济,属于这一类的有范长江、徐铸成、马季廉等。范、徐都名震一时,无须介绍。马名全鳌,清华大学毕业。到报社之后当过国际版的编辑,翻译并由《大公报》出版《远东之危机》一书, 原著者是史汀生(HenryL·Stitnson),1929年-1939年曾任美国国务卿。还有一些学历较浅的人,先到报社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去上学,胡政之也大力支持,属于这一类的有吴砚农、郝伯珍,他们都是1928年9月考进《大公报》的练习生,担任过外勤记者,约在1931年一起到河北法商学院上学。砚农回社之后曾参加《国闻周报》的编辑工作,伯珍没有回社。还有体育编辑杨君如,原在南中毕业,大约是1932年又去上南大。

胡政之对驻外记者的培养也是不遗余力的。《大公报》的“驻国外特派员”说是有十多位,如吕碧城(女)、陈学昭(女),从来没有到报社来过,她们寄来的稿子也有发表的机会。更多的人是曾在《大公报》工作过,后来弄到助学金到国外去留学(大部分是美国),愿意给报社写稿,胡政之便给他们“记者”的名义,每月给若干津贴,使他们有活动的可能,也减少生活上的困难。有些人写得较多较好,也有些人写得很少很差,报社也没有同他们计较。具体的情况我不了解,可以说是胡政之对青年人的培养,至少也是互利。其中最突出的是记者兼作家萧乾。1939年夏天萧乾在香港收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系的来信,经该系于道泉的推荐,约他担任讲师,待遇是年薪250镑,旅费自备,先订合同一年。这样的待遇,缴了所得税只够吃饭。如果借了旅费前去,也很难偿还,他决定复信辞谢,被胡政之知道了。胡看到在希特勒吞并奥地利、肢解了捷克之后,欧洲一定会打起来,要先下一着棋子在那里,因而劝告萧乾接受聘书,旅费由报社支付,将来写点通讯相抵。这已足能表明胡政之既为报社着想,也给萧乾以大力支援。不料萧乾领到这笔旅费,当晚就被窃贼偷去,萧乾大伤脑筋,胡政之却毫不动摇,他反而安慰萧乾说:“好事总是多磨的,人生哪能没点挫折?丢的钱再给你补一份就是了,反正你勤写点通讯就都有啦。”新闻记者不能守株待免,要有科学的预见,未雨而绸缪,在重大事变之前就能看到未来的发展,胡政之在这方面确有过人之处。

胡政之用什么方法来培养记者和编辑呢?简单地说就是信任和放手。他知人善任,对于每一个记者和编辑的兴趣和能力都很了解,因此他分配的工作,每一个人都能愉快地胜任。在分配了工作或交给了一项具体的任务之后,他就给予完全的信任,除必要的指导之外,从来不噜苏。既没有要这样、要那样的框框套套,也没有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清规戒律,完全让你自己在实践中发挥所长,在客观条件许可的条件下自行创造。

用人和选稿

尽管胡政之说“不参加实际政治”,但是他又很重视“代表国民说话”。这个思想不仅限于社评,反映客观形势的新闻、通讯以及文艺等也都有所表现。这些是读者要看的材料。

那么由谁去采访新闻、撰写通讯?采访什么新闻和撰写什么通讯?这就涉及“用人”和“选稿”。这样的问题是由胡政之决定的。自1926年新记公司成立,报社用人行政之权就掌握在胡政之的手里,编辑部各版的工作也是由他全面照顾。他曾对我说:“不怕你有九十九分短处,只要有一分长处我就能用你。”这就是胡政之的用人标准。所谓“一分长处”就是对《大公报》有一分用处。换句话说,只要能供给《大公报》所需要的材料,什么人他都能用。他从来不低估人们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因为各有各的用处。好像由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一样,既有留辫子的辜鸿铭,也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胡政之也实行兼容并蓄。从政治上来说,他既不排斥坏人,也能容纳好人。同样,在选稿方面也是如此。《大公报》上刊登的反动的稿子是很多的,但是胡政之考虑到读者的胃口,进步的稿子也一样刊登。

以上是胡政之“用人”的情况,下面再谈“选稿”。

范长江在北平读书时,同时向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和《大公报》投稿。胡政之首先发现了长江是个人才,由驻平办事处的杨士焯通知他,以后专给《大公报》写稿,每月给固定稿费15元。1935年下半年,长江得到胡政之的支持,开始了西北的旅行。由于《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这些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发表,长江便蜚声于新闻界。这是长江的远见卓识,也不能否认胡政之的作用。长江到达延安后的情况,据他自己说:“我当时曾经考虑长期留在陕北,一面学习,一面大量收集材料,准备写几本大书,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和事迹。主席却指示我,根据当时全国迫切的政治需要,应尽快地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向全国宣传,广泛动员群众,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进行对日抗战。因此,他希望我能立即回上海,设法利用《大公报》当时在舆论上的比较重要的地位,宣传党在当时最重要的政策。

“于是我立即离延安,经西安回上海,于1939年2月14日到上海。次日,即2月15日,中国三中全会开幕。这次会主要讨论西安事变所引起的重大问题。我以为时机重要,全力争取《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敢于发表我从延安归来的报道,并且要能顶着的新闻检查,能基本上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反映出来。胡政之从《大公报》独占特号大新闻的‘生意经’出发,经过反复动摇,终于下了决心,要我立即写稿。同时顶着上海市党部新闻检查所的反对,把我写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在2月15日的报上发表了。……”

主席希望于范长江的,他都做到了;范长江希望于胡政之的,他也都做到了。写稿的是长江,而承担责任的是胡政之,如果他不肯承担触怒的风险,如果他不肯承担“抗检”的风险,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也就不能及时地向全国宣传。即使这是从“生意经”出发,在这紧要关头也是很可取的。长江又接着说:“当时轰动了上海,报纸销路大增。15日下午,报纸到了南京,和上午在三中全会上的报告,根本不同。大怒,把《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骂了一顿,说不应当让我乱发表文章。”长江的这篇通信,本来还有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所作的四项保证,在上海版发表时被检扣。但同日(1937年2月15日)《大公报》天津版不但发表了这篇通信,也透露了这四项保证。《中国的西北角》发表之后又集印成书,在1936年-1937年连印7版。这是长江的卓越贡献,而胡政之所起的作用,也不能抹煞。

去伪国大报到前后

抗日战争胜利后,伪装和平,1945年假意邀请等到重庆谈判。事后发表了会谈纪要,表面上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这次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开幕。除国共两方之外,还有所谓“第三方面”,包括民盟、青年党、民社党以及“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胡政之也是其中之一。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签订了《停战协定》。

以上这些,都是的缓兵之计。到了7月,他经美帝国主义协助,在军事上做好准备,便公开破坏了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10月,军队侵占了张家口,冲昏了头脑,下令召开伪国大,以便选举“总统”和制订“宪法”。青年党和民社党要参加,民盟宣布不参加。“社会贤达”则很动摇。这个时期的情况,同志在《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一文中有所说明:

关于“国大”,有些无党派的人被蒋套住。11月11日,有些“社会贤达”本来是去请求蒋允许“国大”延期的,蒋吓唬说:“明天不开就要亡国了。”“贤达”又请再延几天。蒋说:“好,为了尊重你们意见,延长3天,那你们一定要参加了,问题在请你们劝青年党、民社党也参加‘国大’。”消息传出,结果“社会贤达”四字加了引号,从此开会躲在角落里,生怕记者照像。胡政之说:“不参加,《大公报》会受压迫,参加了又怕没有销路。”青年党说:“左右为难,内外夹攻。”黄炎培又替他们加上一句:“夭人交战。”所以第三方面都知道参加不光荣,但不参加又怕。到了“国大”开幕后,谈判全部破裂,无事可做。蒋及青年党、民社党、一部分“贤达”破坏了政协,被人唾弃。

胡政之面对着老问题:一方面要保住《大公报》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不要影响销路。他所受到的压力比其他“贤达”要大:拿了官价外汇不能不买他的账。这时,又对他进行了直接的威胁。《旧大公报》一文记载:“据胡政之对人说,在伪国大开幕的前夕,在南京召见他,到时有傅斯年一人先在。入座后,满脸怒气,一语不发。傅斯年却发话了:政之先生!你究竟跟着国家走,还是跟着共产党走,今天应该决定了。

在发怒时是阴森可怖的。在他“满脸怒气”迫使胡政之签名时,也就可想而知了。胡本来就七上八下,在这杀气腾腾的气氛中,加上傅斯年的挑拨,胡政之被吓倒,便跑到所谓“国大”去签名报到了。签了“胡霖”两字,铸成了大错。他也怕人给他照像,在出席11月15日“国大”的开幕式后,便由南京回了上海,再也没有去开会。他之所以去报到,归根结蒂还是由于看不到蒋政权的腐朽和人民的力量,以为的天下还可以维持下去,因而他发展《大公报》的计划照常进行。

早在1941年9月张季鸾去世之后,胡政之征得吴鼎昌的同意,成立董监事联合办事处,对重庆、桂林、香港三馆实行“集体领导”。抗战胜利后,上海、天津两版先后复刊,胡政之撤销了办事处,成立总管理处,自任总经理。除在上海购买了地皮,准备兴建新址外,并一度准备在广州出版,取代计划中的香港版。这都表明他没有正确地估计形势。

召开了所谓“国大”之后,发动了全面内战。人民则由防御转入进攻,以平均每个月消灭七、八个旅的速度,把推向覆灭的道路。从1947年初开始,全国各大城的学生、工人发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运动,反动派采取了野蛮镇压的办法。5月25日上海《文汇报》、《联合晚报》和《新民报》(沪版),被政府下令“永远停刊”。《大公报》(天津版)的专电也被检扣,胡政之雄心勃勃的计划,势将落空,心情十分低落。这时,他又接到重庆版的电报,说有7位记者被的特务逮捕。他对这几位记者不太熟悉,虽然很不耐烦,还是设法进行营救。

1948年4月,伪国大选举为“总统”,他虽然粉墨登场,但是灭亡的命运已经决定。胡政之看到已不可恃,他又不知道共产党既往不咎的政策,害怕因为参加了伪国大将不见谅于人民,因而亲自去恢复香港版。在美国订购的机器,于1947年运到上海,因为没有厂房,存在仓库里没有使用。这时因为资金短缺,他就把机器运往香港变卖,充作复刊的经费。

公报篇5

目前,公司已步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新阶段。公司之所以能两个文明同步增长,不仅来源于公司深化改革,开拓创新,为企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也得益于公司持续推进厂务公开,扎实开展民主管理,为企业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

一、抓住中心,社会承诺“三公开”,打造“亮丽工程”

公司厂务公开活动,紧紧围绕落实社会承诺,提高社会效益的中心工作做文章。一是公开承诺内容。公司大张旗鼓,深入持久地宣传社会承诺内容。公司不仅为每台营运车制作了精致的社会承诺宣传牌和投诉热线电话号码,而且在驾驶员、站务员、售票员等工种的培训班重点宣讲社会承诺。二是公开答复市民投诉。公司建立长效机制,将为市民服务作为第一职责,将市民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开通了24小时乘客投诉热线,随时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检查,建立了一套答复社会服务投诉的工作流程。并在网上公开答复市民投诉。三是公开处罚结果。针对市民投诉,公司严格执行三个工作日答复,七个工作日处理完结的规定,并将处罚结果在责任单位上墙公示。今年1至5月,接到市民咨询、投诉416起,答复率、满意率均为100%,至今无一人因投诉处理不满意而上访。今年以来乘客投诉率逐月下降,元月份客流为1923万人次,投诉率为万分之零点五四,5月份客流为2179万人次,投诉率为万分之零点三七。在投诉率下降的同时,表扬信件逐月上升,1至5月,仅公司本部即收到表扬信59封。离休干部李天培在来信中说:“我想通过你们对134路司乘人员提出表扬,同时也希望你们把他(她)们在日常工作中的先进事迹总结出来在行业内推广,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对乘客的投诉要重视,但对表扬更要重视。”社会承诺“三公开”,提升了员工素质,亮丽了企业形象。

二、抓住重心,完善厂务公开机制,建设“形象工程”

厂务公开是否落实到位,关键是机制要完善健全。公司领导统一思想,将厂务公开当做一项形象工程,齐抓共管。为此,企业成立了以“党委书记、经理任组长;工会主席、纪委书记任副组长;公司职能部门和二级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厂务公开领导小组。并明确规定“党委书记、经理是厂务公开第一责任人和第一执行人;纪检、工会负责人是厂务公开第一监督人;职工群众是厂务公开第一评价人”的厂务公开工作机制。同时,建立起厂务公开的“评价、考核、监督”机制,把厂务公开纳入企业综合考评体系。公司制定的《××××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厂务公开制度》,规定了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制度、工资协商谈判制度、公示制度、公布制度、审查制度、物资采购制度、监督检查制度、监督评议制度、职工呼声反馈平台,使厂务公开做到组织、目标、计划、措施、效果“五个落实”;认识、措施、检查“三个到位”;机构、人员、经费“三个保证”。从组织上、机制上、管理制度上保证厂务公开的顺利进行,确保厂务公开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的“三化一体”。

另外,公司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公司纪委制定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若干规定》,用制度约束领导干部的言行。纪监部门在加强自律建设的同时,定期召开两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自下而上征求职工意见。公司纪委做好民主生活会事前、事中和事后的意见收集、梳理、反馈和整改工作,使企业党风廉政建设走上了规范化的轨道。

二、抓住核心,推进厂务公开透明化,塑造“透明工程”

实践告诉我们: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要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适应,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要用发展的思路、改革的办法,不断推动厂务公开工作的深化和发展。我们认为厂务公开的核心关键要看工作是否透明,我们将厂务公开定位为工作的透明化,要求确保企业各项工作标准化、规范化、程序化。为此,公司建立起多层次、多渠道、多方位的厂务公开形式。为确保物资采购的公开、公平、公正,公司成立了技术委员会,每次采购大宗物件由技术委员会招标确定品种和厂家。同时,公司巧借载体,通过互联网,只需要点击鼠标,招投标的所有信息一目了然。这一形式,是公司充分利用网络管理系统,对厂务公开形式的完善和补充。公司人员招聘,实行张榜公告、笔试、面试、集体讨论的原则。今年5月,公司招聘财务人员,首先在各基层单位张贴公告,欢迎符合条件的员工报名,然后组织面试和笔试,根据其综合评分,由经理办公会决定人选。凡涉及工资奖金分配方案、职工集体福利、个人养老金交纳等事项,公司均坚持征求意见、集体讨论和公示的三步曲。为保证分配方案透明,公司要求车队每月将员工生产任务完成情况及工资分配方案上墙公示。公司“互助基金”捐款及“互助基金”的收支情况在公司局域网和《××××》报上定期公布。公司对违纪员工处理必须经工会委员会审查并提出处理意见。通过以上各种厂务公开形式,达到公开内容与职权相一致,这一方面体现了现代企业管理中,实现提高工作效率的需要;另一方面也维护了广大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民利。另外,公司还通过企业局域网oa系统、厂务公开栏以及《××××》报进行厂务公开。让广大职工能及时了解到厂务公开的内容。

四、抓住民心,服务职工群众,构建“民心工程”

企业的凝聚力从哪里来?一靠企业效益提高;二靠正确舆论引导;三靠凝聚起来的人心。常言道:“人心齐,泰山移”。而一个企业的“人心”,就是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落脚点,就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发展生产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最根本的是要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凝聚起促进企业持续良性发展的“人心”。“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真心诚意服务职工,热心实意帮助职工”是公司推进厂务公开的工作宗旨。公司党委将企业改革的“难点”、生产经营的“重点”、员工关心的“热点”,做为推进厂务公开的“切入点”。对涉及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职工群众普遍关注的党风廉政建设问题、企业改革发展的问题等,作为厂务公开的重点内容。通过厂务公开,与群众形成良好的沟通和互动。

去年以来,公司通过建立完善各类补充保险、设立职工子女助学奖金、修订集体合同、持续开展“夏送凉、冬送暖”工程、访贫问苦、慰问一线员工等等,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职工福利,维护职工的经济利益。并以厂务公开的形式,向企业广大职工进行宣传。为帮助困难职工,公司设立了帮困扶贫助学基金,公司二级领导每月为基金捐款。三分公司培训中心职工×××几年前得尿毒症,去年接受肾移植手术,目前每天都要服用抗排异药物,每月自付医药费需要1200元。他说:如果不是组织上多年来对他的关心和帮助,他真不知道怎样度过人生中最困难的时期。他深深感谢湖南巴士工会对困难职工给予这么好的政策,表示以后要尽自己所能努力工作,来报答同事、领导对他的关爱。厂务公开活动中,通过发动职工提合理化建议,组织职工座谈、设立经理意见箱等,广开言路,营造了和谐氛围。同时,公司组织岗位练兵、技术比赛、各类学习培训,以此提高企业员工的文化技术素质,不断满足职工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精神追求,全力维护企业职工的文化需求权利。

厂务公开的精髓在于集中职工群众的智慧与力量,营造一种宽松、主动、广泛的参与机制。很多问题之所以存在“难”与“热”,根本原因还在于厂务公开的信息反馈渠道不畅通,职工群众的意见与建议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反馈,往往使工作陷入困境。

公司在扎实推进厂务公开的同时,设立了灵活多样的信息反馈渠道,收集、倾听职工群众的心声。公司领导都公开了自己的电子信箱,欢迎广大职工反映情况;公司工会设立了职工接待站,对职工来访进行登记接待,做好解释工作,并及时向领导进行汇报;在厂内设立了职工合理化建议箱,意见箱,定期有专人负责收集职工群众意见;在企业局域网上,设立“留言版”专栏,欢迎广大职工针对经营管理工作、职工福利待遇、企业规章制度等踊跃留言,各相关职能部门及时给予回复,能解决、落实的尽快解决、落实。今年,在公司党委、工会组织的员工座谈会上,及时向职工公布企业的大政方针和执行的工作制度。广泛发动群众,集思广益,群策群力,通过民主参与的形式,为企业经营管理决策提供群众基础和智力支持收集合理化建议100多条,内容涉及设备维修、保养改进、卫生环保、生产调度等方面。

通过推进厂务公开,公司强化了企业经营管理,规范了领导干部行为,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为维护企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党政共同负责,有关方面各司其职、齐抓共管、职工群众全员参与的工作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大宣传力度,加强调查研究,努力改进工作,进一步提高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的水平

公报篇6

近年来,恩施市委办公室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以“三服务”为核心,突出办公室四项重点工作,求真务实创新,做到有为有位,不断提高业务工作水平。 一、强化时效性、构筑党委信息主渠道

市委办公室按照“常规信息每天报,问题信息如实报,重大紧急信息及时报”的原则,在狠抓“四点”上下功夫。一是紧扣“关注点”,在对路适用上下功夫。摸清上情,把上级党委和市委领导的要求作为信息采编的主攻方向,定期结合上级党委办公室(厅)信息约稿要点和市委领导的要求,拟定全市信息报送要点,并以文件形式把任务下发到有关单位,报送党委亟需了解、掌握的信息,不断提高信息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二是抓住“闪光点”,在特色信息上下功夫。我们把挖掘特色信息作为提高上报信息质量的重要环节,紧紧抓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和各行各业的亮点,突出围绕我市在产业结构调整、扶贫开发、生态家园文明新村建设、招商引资、环境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编报特色信息。仅2004年前三季度,就有8条反映我市各种成就的信息被省委办公厅采用。三是捕捉“热难点”,在问题信息上下功夫。对各种突发事件和重大社会动态,坚持快速作出反应,做到不迟报、不漏报、不瞒报。同时紧紧围绕经济社会生活中隐藏或逐步暴露出的一些事关全局的矛盾和问题,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敏锐的政治眼光,捕捉各种潜在性、苗头性、倾向性的信息,为党委提供富有参考价值的信息。为了获取第一手材料,办公室人员多次深入现场,广泛调查,及时捕捉各种信息,服务领导决策。四是把握“增长点”,在深层次信息上下功夫。对简单、零碎的信息进行深加工,对信息背后隐藏的信息进行深挖掘,从整体上开发其深层次价值,不断拓宽信息的广度和深度。由于抓住了以上“四点”,上报信息的质量和采用率进一步提高,在全州党委办公室信息工作考核中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二、增强针对性,开展高质量调查研究。一是开展综合调研出思路。主动探讨一些带有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的研究课题,为领导多出思路、快出思路、出好思路。为科学谋划全市2005年工作,办公室组成4个调研专班,分赴16个乡镇(街道办),对乡镇财政体制、农村产业发展、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等事关全局的问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形成了一批有较高价值的调研报告。二是开展个案调研剖典型。市委办公室立足于高起点,着眼于大政策,开展个案调研,解剖典型,见微知著。同时,通过发现问题、防患未然,树立典型、学优创先,达到抓点带面、推动全局的效果。村务公开既是我市2004年工作的亮点,又是州领导关注的热点,为了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推广典型,市委办公室积极配合州委办公室、州委政研室深入村组调研,撰写的“两审两会一公开”和“村务公开日”调研报告被州有关媒体采用,作为成功经验在全省交流,并在全州推广。三是开展超前调研提预案。中央关于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出台以后,办公室主动向市委请缨,组织专班深入16个乡镇办和60多个市直部门,就加强我市人才工作求教于基层,问计于群众。经过一个多月的调研,形成了《关于加快人才兴市的思考》等调研文章,为市委制定出台《关于大力实施人才强市战略的决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三、突出实效性,抓好高效率督促检查。按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的要求,市委办公室不断创新督查方法,增强督查权威,提高督查实效,确保政令畅通。一是大员上阵,营造良好的督查环境。“领导抓,抓领导”是抓好督查工作的重要保证。发展环境是一个地方很敏感的问题,督查难,易反弹。为切实落实州市关于改善发展环境的一系列文件精神,市委主要领导亲自批示督办,每季度召开一次民营企业代表座谈会,要求相关部门定期解决民营企业提出的问题,由市委办公室督办落实。针对开会迟到早退、自由散漫等问题,市委主要领导要求办公室就会风问题在全市通报,并亲自过问督办,有力地促进了会风的好转。同时还实行领导带队督查制,对重大事项、重要工作、重点项目每推进到一个阶段,市委常委会都要进行阶段性总结部署,由市委分管领导带队,组织相关单位开展督查活动。二是突出重点,纵深推进督办检查。重点围绕上级党委、市委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的贯彻落实,组织了“三观”教育活动、民营经济发展、防汛抗灾和安全生产工作、集中处理突出问题等督查活动,指导有关部门开展了安全隐患督办整改、部分村村务公开问题等督查活动。三是注重时效,认真处理领导批示件。进一步规范办理程序、创新办理方式、明确办理要求,批示件办结率达到100%。尤其是办公室对重要批示件的落实进行跟踪督查,对问题多、困难大的事项进行现场督查,提出解决对策,效果很好。四是完善制度,认真开展新闻督查。严格执行舆论批评稿件及时报送、部门负责、报告反馈、限时办理、逾时催办、联合调查、跟踪督办等制度。对媒体刊载的批评报道,明确专人及时收集,报送市委领导阅批,督促相关部门负责查处整改,承办单位要在规定时限内反馈办理情况,并向有关媒体通报整改情况。办公室采取明察暗访的形式到现场督查,确保做到深入细致的“查”,铁面无私的“督”,实事求是的“报”,诚心实意的“改”。

四、注重权威性,搞好综合协调。围绕市委工作大局,统一协调各乡镇各部门,保质保量地完成市委和市委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重点加强对一些部门、单位无法协调的重大工作安排、重大活动的协调,如重大接待活动、大型调研活动等的协调。在协调工作中,我们坚持谋事在先,虑事周密,主动提前介入,制定好预案,加强部门、乡镇的联系沟通,为他们提供优质服务。同时注重把握好度,既理直气壮、坚持原则,又不颐指气使、越俎代庖。

公报篇7

上报公文范文一**市**区工商联:

为进一步引导我街道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中发(20xx)**号]和中共**区委《关于做好新形势下工商联工作的意见》[**委发(20xx)100号]的精神,依照《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章程》第17条、第30条、第36条的有关规定,特申请增挂**市**区**街道工商业联合会,与**市**区**商会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运行体制。

以上请示当否,请予示复。

上报公文范文二县人民政府:

在县委、县府的领导和指挥下,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县蚕丝公司、蚕种场的破产改制工作有序进行,现已进入人员安置阶段。县蚕丝公司各类人员522人,其中:在编正式职工408人,退休人员48人,退养蚕桑辅导24人,在岗蚕桑辅导员24人,长期临工4人,遗属定补人员4人。

按照批准的人员安置方案,根据债权、债务清算报告,经测算,人员安置费用646.28万元,退付集资款162万元,支付兑发工资313.85万元,共需资金1119.73万元。因非整合资产的处置(已委托国土供应中心)尚需时日,按照县委、县府的安排布署,为了确保在今年6月底前破产终结,,故特请示县政府先在县财政借支1000万元资金用于安置职工,待资产变现后再与县财政算帐。

以上请示可否,请批示。

上报公文范文三尊敬的领导:

我是一名喜爱读书、热爱集体并且性格开朗的男孩。我是合作民族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外语系XX级应用英语(藏英翻译)专业学生 xxx,我来自省市++县一个贫穷落后的山区,从很小的时候起,父母就教育我: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可以对国家和社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所以需要的不仅是丰富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具备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和个人道德修养。这种深深扎根在心中的观念使我力争成为一名全面发展的学生。由于家庭经济贫困,全家上下6口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姐姐和我)的生活来源仅靠双亲单薄的农业收入,加上爷爷病重,常年在床无法下地行走,姐姐也正还在读中专;每年必须从家里拿出大部分的金钱来供给我和姐姐的学业。父母亲的担子一天比一天重了,身体状态也大不如从前了,每次回去父母为了我们学费操碎了心,他们一天天的变老了啊!我和姐姐心里真不是滋味!很难受,如今已很难支付得起我所在学校专业的高额学杂费;平日里虽然全家省吃俭用;假日里我出去打工;但所得离我学费还相差一大截。为了继续求学,顺利完成学业。我不得不向贵行提出申请,希望可以获得适当的帮助!我没有体力我有毅力,我有激情。

我相信,苦尽甘来会有时!我告诉自己咱人穷志不穷;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在物质上我可以亏待自己,可是在学习和工作方面我却时刻没有对自己放松过要求,我不会因为生活的不好而抱怨社会的不公,因为我要用我的努力来赢得公平!为了盼来苦尽甘来的那一天的到来,我需要学校的帮助,所以我特向学校申请贫困奖学金,请学校考查,我也会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学规章制度,认真学习,积极主动配合领导工作;争取把每分钱用在该用的地方上。

恳请领导给予批准支持,不胜感激。

此致

敬礼!

申请人:

公报篇8

【关键词】《申报》 黎烈文 自由谈 公共领域

一、何为“公共领域”?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曾作出这样的界定: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其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公众。①

公共领域是由各种自发的或有组织的公众聚会场所和机构的总称。这些场所与机构包括:报刊杂志等大众传媒、基于各种目的和兴趣而组成的阅读小组、私人社团、学术协会、宗教团体以及为娱乐和对话提供公共活动空间的剧院、博物馆、音乐厅、咖啡馆、沙龙、茶室等。

二、黎烈文时期的《自由谈》与公共领域

《申报》副刊《自由谈》创办于1911年。1932年12月,在《申报》创刊60周年的时候,《自由谈》进行改革,史量才更换主编,延请刚从德国留学回国的文学青年黎烈文主持工作。黎烈文与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胡愈之、夏丐尊、巴金、老舍、李辉英、张天翼、唐锼、徐懋庸、王任叔等一大批进步作家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些作家都踊跃的在《自由谈》上发表进步的文章,使得《自由谈》成为进步舆论的公共领域。

改革后的《自由谈》一方面延续了以往《自由谈》的传统,在争取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的同时,也通过批评时政而对政府的高压政策进行抗争。改革的第二天所刊登的《投稿简章》则在保留原来以“意味深长之幽默文字”的风格的基础上,对投稿提出了新的要求,即突出了《自由谈》对社会的关注,主要内容包括“内容充实而有艺术价值之短篇创作小说”,“讨论妇女、家庭、儿童、青年等问题之文字”,“科学家轶闻,发明故事,及浅近有趣之科学介绍”“关于世界各国风土人情等之记述”。改革后的征稿说明与以前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通过这种倡导对某种社会现象、问题的关注程度,在于对诸如“妇女、家庭、儿童、青年等问题”的讨论,具有关注社会现实、参与社会发展进程的自觉的社会使命意识。②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自由谈》从一个新的角度为知识分子及其市民社会开拓了新的“公共领域”,并以最大化的话语空间使处于边缘状态的知识分子获得了话语权利。

1、对时事的关注

《自由谈》在向人们传播信息和知识的同时也传播当时先进的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1933年的中国发生了很多的大事,是中国社会内外交困的一年,日军开始侵华,东北三省沦陷,大学生纷纷逃难,为了保护古物而进行搬迁等,这些在《自由谈》上都有反映。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三省很快沦陷,平津危急,但北平大学生不再像以前一样上街请愿游行,直接面对刺刀和枪柄,而是纷纷逃难,“大家走散,各自回家”,鲁迅的《“逃”的合理化》(刊登于1933年1月30日)就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批评,对这些逃难的学生予以恶骂;致立的《谈皇帝》是针对溥仪登基称帝这一历史事件所进行的评论,指出溥仪出任傀儡皇帝的真相;榆关失守、汤玉麟弃守热河、北平古物南迁,鲁迅讥讽国民政府不能组织抗日,却只能出将北平古物南迁的下策,他套用崔颢的《黄鹤楼》诗以讽刺其事,诗曰:“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1934年,世界经济恐慌,失业人口增加,任白戈的《关于青年的就业问题》关注这一重大的时事,结合当时的国际背景,指出:“在全世界都闹着失业恐慌的不景气中,自然青年的就业是很成问题的”;1935年,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经济大面积滑坡,尤其在农村,老百姓到了衣食无着的地步,臧克家的《愁来碰人》表达出农民孩子的心声:“现在我的乡村破产的不成个样子,整日里听不见别的,只听得这家卖宅,那家当地,因为连年旱灾、虫灾弄得五谷不收,人民衣食不足。”③

2、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自由谈》改革之初,对妇女和儿童问题就十分关注。在1932年12月份这一个月中,发表的关于妇女的文章就有十多篇,如《最近日本妇女的爱国运动》(12月2日),《我所看到的法国女子》(12月3日),《现在德国妇女的地位》(12月4日),《恋爱是无条件的吗?》(12月13日),《我理想中的爱人》(12月14日)等。编者不仅仅关注中国妇女问题,同时将这些问题放到了世界妇女解放的大背景下来观察和思考,既有国外妇女解放的知识介绍,又有外国妇女参与国家事务的活动的介绍。此间发表的关于儿童问题的作品有:《儿童的王国》(12月4日),《苏俄的托儿所》(12月6日),《苏俄的幼稚园》(12月7日),《给小朋友们》(12月8日)。④此外,《自由谈》还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农村、青年人、自杀、教育、就业等社会热点问题,并进行了激烈的探索。

3、对世界的关注

改革后的《自由谈》在第一期上就刊登了“当代世界十大伟人”征搞的启事:“应征人可于当代世界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等著名人物中选出十人(已死者不算),每人附以一百字左右之简单说明。”启事刊发,广大读者的热烈响应,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共收到征文534件,当选的10人中包含了甘地、斯大林、爱因斯坦、居里夫人、高尔基、萧伯纳、罗素等,《自由谈》无疑更进一步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引导人们放眼世界。

黎烈文时期,《自由谈》还发表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进一步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同时,还刊登了大量介绍世界各地风俗、趣闻、知识等短文。

4、开展广泛的社会批评

改革后的《自由谈》立足于文艺的“进步与现代化”,“不违背时代潮流与大众化为原则”,团结了一大批左翼作家,刊载了大量针砭时弊、具有进步性和战斗性的杂文,使《自由谈》成为当时进步舆论的重要阵地。这一时期的《自由谈》对当时的政治、时事、文化都进行了广泛的批评,出现了大量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进步言论,引导了当时社会舆论的潮流。

一是揭露的政治权力本质。鲁迅的《现代史》借民间艺人的杂耍戏法不断向观众收钱,暗喻中国现代史就像变戏法一样,是一部不断盘剥老百姓的历史。抗击的法律制度也是为其权力统治服务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营救抗日被捕的学生,却被北平市党部说成是非法团体,郁达夫在《非法与非非法》一文中愤慨中国根本就没有公正合理的司法,而只是在法律女神的称盘之上“加上些枪杆子或用金子打成的祛码之类”。曹聚仁的《素食》借民间的素食奉佛来揭示政治肉食的本质。⑤

二是指责的施政行为。徐愚庸的《希特勒与雍正帝》讽刺两位暴君软硬兼施的行为,指出希特勒采取温和主义使艺术家们投降,而雍正帝释放反清人士是别有用心,以这两位暴君来影射软硬兼施的做法。揭露种种愚民政策的真面目。鲁迅《推背图》引用某报纸上几则要闻,如“共党联日”等,揭露制造反革命舆论的本质和政权的虚伪性。玩出种种如航空救国、跳舞救国、电影救国、国术救国、娱乐救国等花样,以转移人们坚持抗战的视线,混淆视听。茅盾《关于“救国”》,批判“国难”在即,不许武装抗日,只准航空救国、游艺救国、跳舞和美容救国,所谓“共赴国难”其实只是一句废话。

三是抗议的不抵抗政策,甚至批评官场要人,言词激烈。茅盾在《哀汤玉麟》中指出,热河失守,主席汤玉麟弃城潜逃,而被革职查办是张少帅,这是不抵抗政策的变相表现,文章表面上哀汤玉麟不懂“抵抗的策略”,实际借用反语讽刺的不抵抗政策。

5、开展深刻的文化批评

20世纪30年代,由于政府实行工业化政策,并且片面移植西方的殖民经济,上海在高度发展、向着现代化都市迈进的过程中,滋生出一种新的都市文化,这种文化融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于一体。发表在《自由谈》上的杂文,不仅延续了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批判的传统,而且透过都市喧闹与繁荣的表象,深刻揭示了畸形的都市商业文化对人所造成的影响,压迫、扭曲着人性,批判了现代西方殖民文化。鲁迅发表在《自由谈》上的杂文对此展开了集中的批评。政府为了更好的实行自己的专制统治,重新奉儒家思想为正典,提倡尊孔、复古、读经、崇儒,推行所谓“新生活运动”,来规范人们日常生活的行径,鲁迅的《正是时候》将矛头指向在都市生活中出现的封建旧文化的变异,讽刺的做法。⑥

《自由谈》作为一个舆论阵地,开展广泛的社会和文化批评,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当时的知识分子以文化精英的姿态引导社会事件,探讨社会问题,培育世界眼光,灌输科学精神,倾注人文关怀,开创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自由谈这个“公共领域”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①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1

②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2003(2)

③李荣庆,《〈申报・自由谈〉与三十年代上海都市文化――以1932-1935年间的〈自由谈〉为中心》,《盐学院报》

④唐小兵,《公共舆论与权力网络――以1930年代前期〈大公报〉〈申报〉为例的考察》,《浙江学刊》

⑤袁省达,《申报〈自由谈〉源流》,《新闻学史料》,1978(1)

⑥李春雨,《〈申报・自由谈〉与鲁迅杂文意识的成熟》,《鲁迅研究月刊》

(作者:均为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研究生)

上一篇:意见范文 下一篇:信访条例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