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4 08:43:24
公报具有权威性、指导性和新闻性。公报也称新闻公报，是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公开重大事件或重要决定事项的报道性公文，是党和国家经常使用的重要文种。公报是应用写作的重要文体之一。
公报大致可分为三个种类:
第一，会议公报：是用以报道重要会议或会谈的决定和情报的公报。这种公报一般用于党中央召开的会议。
第二，事项公报：党的高级领导机关用以重大情况、重要事件的文件。高层行政机关、部门向人民群众公布重大决策、重要事项或重大措施时有时也沿用此类公报。
第三，联合公报：这是一种特殊用途的公报，用以国家之间、政党之间、团体之间经过会议达成的某种协议，如《中俄联合公报》。
公报包括首部、正文和尾部三部分:
1.首部
包括标题和成文时间。
2.标题。公报的标题常见的有三种形式。一种是直写文种《新闻公报》；第二种是由会议名称和文种构成；第三种是联合公报，由发表公报的双方或多方国家的简称、事由、文种构成。
成文时间。用括号在标题之下正中位置注明公报的年、月、日期。
3.正文
包括开头、主体两部分。
开头。即前言部分。事件性公报要求用最鲜明，最精炼的语言概述事件的核心内容，即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会议性公报要求概述会议的名称、时间、地点、参加人员等；联合公报要求概述公报的来由，即在何时、何地、谁与谁举行了什么会谈或谁对谁进行了什么性质的访问等。
主体。是公报的核心内容，要求把公报的内容完整、系统、有序地表达清楚。常见的有三种写作：一种是分段式，即每段说明一层意思或一项决定；第二种是序号式，多用于内容复杂、问题问绪较多的公报；第三种是条款式，多用于联合公报。
尾部
统计公报是一种专题性公报，是用于国家和政府统计机关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情况的一种公文。我国统计部门发表这类公报时通常以年度（或半年度）为计数的时间单位。地方的统计公报一般不对外，只在地方报刊发表。
2.写作要点
统计公报由标题和正文两部分构成：
(1)标题和题下标示
统计公报的标题由发文机关、事由（时间和公报的内容）和文种类别（统计公报）三部分组成，一般不能有省略。题下要准确标明该公报的时间。如属年度统计公报，标题的时间和题下标明的时间应相差一年。
(2)正文
正文可分为概述和分述两大部分。开头的概述，一般要对公报公布时限内的情况加以综合介绍，简明扼要地分析原因，指出存在的问题。分述部分要详细介绍各方面的具体情况，通常都要对照上一年进行比较，以见其本年度、本阶段的发展、不足。有的统计公报在结尾还要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简要的建议。
统计公报的法定作者和日期已见标题和题下标示，不必另外注明。
统计公报的数据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据，要准确可靠，保证其权威性。公布的内容要有选择性。统计公报的法定作者必须是国家和各级政府统计机关。
3.例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9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
（1991年2月22日）
1990年，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进一步贯彻执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取得了明显成效。社会供需矛盾有所缓解，农业喜获丰收，主要比例关系有所调整，物价得到有效控制，国际收支状况改善。整个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促进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果。初步统计，全年国民生产总值17400亿元，比上年增长5％；国民收入14300亿元，比上年增长4.8％。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是：产成品积压增多、经济效益下降，财政困难加剧，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1.农业
1990年，各地重视农业，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建设，落实“科技兴农”措施，加之自然气候条件适宜，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全年农业总产值7382亿元，比上年增长6.9％。其中种植业产值增长8.3％，林业产值增长2.2％，牧业产值增长5.9％，副业产值增长3.4％，渔业产值增长6.7％。
主要农产品产量全面增产。粮食总产量43500万吨，比上年增长6.7％，再创历史新水平，棉花、油料和糖料生产大幅度增长，蔬菜、水果生产又获丰收。但1990年农业丰收并不表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已经稳定在一个新的水平。
……（略）
2.工业
……略
注：
(1)本公报所列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未包括台湾省。
(2)各项总产值约对数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速度均按可比价格计算。
(3)各项指标对比的基数，除1989年末人口数按第四次人口普查数作了调整，固定资产投资按新的商品房统计数作了调整外，其余均为《中国统计年鉴》发表的正式统计数。
外事公报是国家、政府、政党、外交部门所发表的，关于涉及外事的重大事件及重要会谈结果的正式报道。
外事公报的内容是公开的，通常发表在各种媒体上，国内外读者皆可阅读。
（二）外事公报的特点
1.涉外性
公报是党和政府常用的公文类型，一般的公报不属于外事公报，只有涉及外事的才能归入外事公报的范畴。外事公报大多由国家政府、政党、外交部门，有时新闻部门接到授权后，也可代替有关部门公报。
2.新闻报道性
外事公报的新闻报道性要比前面提到的外事公告还要明显。公报的“报”，就是“报道”的意思，公报是向国内外报道最新情况、最新会谈结果的文体。
3.内容的充分性
与公告相比，公报的内容表达得更为充分，单篇公报一般篇幅相对长于单篇公告。
（三）外事公报的类型
1.访问公报
这是有关重要外事访问的公报。与访问公告相比，两者的区别在于：公告在访问之前，用于公布本国领导人什么时间要访问什么国家，或什么国家的领导人什么时间要来本国访问。而公报通常在访问之后，用于公布访问的基本情况和双方达到的一致见解。例如下面这段公报内容：
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于1974年11月25日至29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美双方进行了坦率的、广泛的和有益的会谈。他们重申坚持不渝地信守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
这显然与事前通告性的公告不同，是事后的较为详细的报道。
2.新闻公报
一切公报都有新闻性，这里所说的新闻公报具有相对性，它类似于新闻报道，但要比新闻报道更有份量。一般用来向国际报道、宣传国内取得的重大成就。例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就马上向全世界了新闻公报。
3.联合公报
联合公报也具有新闻性，而且有些联合公报发表时就称为新闻公报，例如中国与印度于20__年6月13日联合发表的《中印第二次反恐磋商新闻公报》，就是一份联合公报。它的特点是由两个以上国家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政党联合撰写和发表。
【 例 文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
外交部长关于伊拉克问题的联合新闻公报
（20__年2月27日）
20__年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唐家璇与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伊万诺夫就伊拉克问题深入交换了看法，并达成广泛共识。
双方对围绕伊拉克问题的紧张局势深表关切。
双方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伊拉克危机。联合国安理会20__年11月8日一致通过的1441号决议及其他相关决议，为此提供了必要法律基础。
中俄认为，联合国监核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活动在解决伊拉克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已取得一定进展，应当继续进行。联合国安理会应当加强指导并支持核查工作。
双方强调，伊拉克必须全面、严格并切实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不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伊拉克必须充分认识核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应最大限度地加强与联合国监核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向核查人员提供更多、更主动和更实质性的合作，为伊拉克问题的政治解决创造必要的条件。
双方重申，决心继续全力促进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认为战争可以而且应当避免。国际社会普遍要求采取一切措施，尽力避免战争。这一愿望应当得到尊重。
双方强调，联合国安理会承担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应当遵循《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在解决伊拉克问题上继续发挥核心作用。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应当尊重并维护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
在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媒体上,时常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公报,如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2008年1月17日)、《中国地质环境公报》(2006年度),等等。公报往往比较正式和严肃,有些影响深远,还会成为某一事件乃至一个时代的发展标志。那么,究竟什么是公报,普查公报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公报是党政机关公文中的一个主要文种,是用于公开重要决定或者重大事件的文件。统计情况等多用公报,如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出来时北京市的公报――《北京市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05年12月)。
公报一般分为四类:会议公报、新闻公报、联合公报和专题公报等。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方面情况的统计数字的统计公报属于专题公报的范畴。如除了每年度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外,北京市统计局还人口普查、农业普查、经济普查的主要数据公报及科技资源、能源消耗、人口变动、生态服务功能等方面的统计公报。
■ 普查公报的基本格式
统计公报是统计部门工作成果的权威,重点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现象及其变化,一般不做深入分析。普查公报作为统计公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格式在符合一般公报的基本要求的基础上,也有自身的一些特点。下面来谈谈普查公报的基本格式:
标题。表明普查的类型和具体的次数,地方性公报还要表明地名,如《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北京市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东城区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有时可以表明具体的普查年份,例如《2000年北京市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另外,还要注明机关和时间。
前言。通报本次普查的标准时点和时期,介绍调查对象、调查内容和调查方法,明确本次普查工作标准,以及一些必要的文字说明。例如《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的前言这样写到:“为了全面掌握我国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结构和效益等情况,建立健全基本单位名录库及其数据库系统,为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高决策和管理水平奠定基础,我国于2004年进行了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这次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04年12月31日,时期资料为2004年度。普查对象是在我国境内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普查主要内容包括单位基本属性、就业人员、财务状况、生产经营情况、生产能力、原材料和能源消耗、科技活动情况等。经过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及全体普查人员一年多的共同努力,全国经济普查的登记填报及数据审核汇总工作基本完成。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统计局将分三次向社会普查公报。现将第一号公报如下”。
主体。主体部分将调查得出的大量翔实的普查数据以各种分组形式组织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数据体系,以全面反映社会经济的基本状况。主体部分以介绍各种数据情况为主,以必要的文字说明为辅,可以运用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等方法介绍绝对数据和相对数据,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总量变化和结构变化。例如《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从以下四个方面反映普查成果:一是单位基本情况,二是就业人员,三是企业实收资本,四是普查数据质量情况。
注释。注释在其他类型的公报中比较少见,而对于统计公报等专题公报而言却非常必要,是公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时注释清晰、准确与否将直接决定公报的数据质量,进而影响公报的权威性和实用性。例如《北京市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二号)对规模以上工业和R&D经费支出的注释:[注一]规模以上工业:包括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和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注二]R&D经费支出:R&D即研究与试验发展的英文缩写。R&D经费支出指企业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项目以及这三类项目的管理和服务费用支出。
■ 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撰写和情况
根据现行的周期性普查制度,我国将定期开展全国性的经济普查活动。按照国家惯例和普查条例的要求,对于普查取得的大量数据要及时对外公布,展示普查成果。普查公报的数量和要求一般要根据普查设定的目标和当时的具体情况确定。
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04年12月31日,时期资料为2004年度。国家于2005年12月向社会公布了主要数据公报,共三份:第一号公报全面介绍了我国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结构和效益等情况,具体包括单位基本情况、就业人员情况、企业实收资本情况和普查数据质量情况。第二号公报介绍了第二产业的主要普查数据,具体包括工业和建筑业的单位数量、从业人员和主要经济指标等。第三号公报介绍了第三产业的主要普查数据,具体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及其他第三产业的单位数量、从业人员和主要经济指标等。
各地都按照国家公报的结构和思路地方普查公报,只有山东、河北等个别地方只了一份公报,但内容涵盖了国家公报的所有内容,只是形式上略有不同。北京于2005年12月共了三份公报。第一号公报在国家公报要求的四个方面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有关第二三产业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和能源消耗情况以及个体经营户的有关数据,反映全市第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的经营状况和产业结构特点,以及企事业单位的能源消耗情况。第二号公报在工业中增加了高新技术产业及出口状况的介绍,反映高新技术产业在北京工业中的地位和竞争能力。第三号公报在国家重点介绍的四个主要行业的基础上,大篇幅地增加了第三产业主要行业的详细介绍,例如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全面展现了北京市第三产业发展面貌。北京“三二一”的产业布局决定了第三产业的重要地位,增加对第三产业的详细介绍,反映出全市经济的产业结构和发展趋势。
按照国务院经普办的整体要求,2008年至2009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如期展开。此次经济普查,在满足国家方案的基础上,北京市经普办融合了北京大都市统计体系建设的要求,综合了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形成了富有首都特色的调查方案。全市共有近六万名普查工作人员投入普查一线,圆满完成了经济普查的填报、审核、录入、汇总等各项工作。目前,北京市整个经普工作的重点已转入资料开发阶段,而如何北京的普查公报便成为这一阶段的一项重点任务。
为了充分反映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成果,展示北京市经济几年来取得的巨大进步和变化,满足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多种需求,北京市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普查公报将充分继承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的设计思路和精华,同时结合本次方案的亮点和首都社会经济的新特点,大胆创新,力求全面真实地反映五年来北京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
《时间频率公报》（CN：61-1162/P）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时间频率公报》保持着我国高精度的原子时基准，负责目前由陕西天文台（CSAO）、上海天文台（SO）、北京天文台（BAO）、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武昌时辰站（WTO）和北京无线电计量测试研究所（BIRM）共同组成的我国综合原子时TA（JATC）的归算工作，通过专用长、短波授时台发播我国的标准时间与标准频率信号，并通过本刊向用户提供广泛的授时业务信息。
综合协调时与地方协调时之差
卫星电视节目中秒信号测量值
地球自转参数和时号改正数
低频甚低频传播突然时间频率公报 扰动
国际原子时和本地原子时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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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原子时与地方原子时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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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时间测量值
GPS时间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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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中国新能源汽车政策问题贾新光
质疑“2009中国年度客车”佘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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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频率公报 GPS时间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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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5年5月到1938年10月,范长江在《大公报》社工作达3年之久,发表文章共150篇左右。那么,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胡霖唯才是举,长江进入报馆
范长江是怎样进入报馆的呢?
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还在北大哲学系读书的范长江就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大公报》、《益世报》投稿,内容以文化教育为主。1934年,中国地质学会在北平开年会,许多专业记者只对会议作简单报道,而作为业余通讯员的范长江却生动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学术讨论会的情况,受到《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胡霖,字政之)的赏识。胡政之唯才是举,1934年下半年,他让《大公报》社驻北平办事处的杨士焯找到范长江,要长江专门为《大公报》写稿,不再向其它报纸投稿,每月由报社付给他15元固定稿费,而不再按稿计酬。随后,胡政之还到北平约长江谈话,内容还是杨士焯说的那些,其目的是要观察长江一番。事后,他对杨士焯说:“此人才华很高……”。由于稿费能解决长江当时的生活困难,他同意了这个条件。从此,新闻记者成了长江的固定职业,他正式登上了新闻舞台。
胡政之对范长江所说的关于“诚”的话,是在1935年4月末。那时《大公报》已同意了长江的西部考察计划,长江随同四川工商团一同前往天津,然后南下。在天津,长江前去大公报馆拜访胡霖,向他表示感谢,也向他请教。胡将自己曾在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举办新闻讨论周期间书面发言的主要内容,向长江说了一遍。一句话,就是新闻记者最重要的是个“诚”字。后来的新闻实践教育了范长江,他懂得了新闻记者最重要的是“正确的政治认识”,他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认识,等于航海的船没有了指南针。新闻工作变化最大,等于交通工具中的飞机,如果没有了定向乱飞一阵,非闯祸不可!” 1935年5月,范长江进入报馆。
长江成名、成熟,《大公报》影响扩大
长江在《大公报》工作时期,既是他的成名期,也是他的思想发生质的飞跃的时期。说是成名期,因为他的成名作品《中国的西北角》在此期间公开刊出, 《塞上行》等战地通讯等作品更为他添光加彩。说是思想飞跃期,是因为他在这一时期内受到、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帮助,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其作品《动荡中之西北大局》正是这思想飞跃的标志。以此为界,长江的作品可以分成两部分:思想飞跃前的作品,包括1935年5月到7月发表的《旅行通讯》,1935年9月到1936年6月发表的《中国的西北角》、《红军与长征》,1936年8月到1937年2月9日前发表的《塞上行》的一部分;思想飞跃后的作品,包括1937年2月发表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塞上行》的一部分、《川灾勘察记》、《西线风云》等。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长江思想变动的轨迹。
1935年7月中旬,长江带着深入实地了解即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的目的,开始了他的西北之旅。在旅途中,他了解到红军北上的消息,就把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作为西北采访的目的之一,在报道中注意报道红军的消息。除了在《中国的西北角》中用一定篇幅报道红军长征外,还另写了7篇通讯:《峨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红军之分裂》、《过去入陕之经过》、《从瑞金到陕边―― 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陕北共魁刘志丹的生平》、《松潘战争之前后》。这些通讯载于1935年9月13日到1936年1月11日天津《大公报》,未收入《中国的西北角》,后来被收入《范长江新闻文集》,冠以“红军与长征”之名。这些通讯,报道了红军长征的一些情况,表现出长江高度的民主主义精神,但也暴露了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不甚理解。长江自己后来也说:“我还不能用共产党宣传员那样的立场来写文章,因为我自己还不完全了解共产党的主张,还不能有这个立场。但是,我也反对要坚决消产党的立场。所谓‘剿匪’立场。我那时的立场是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主要锋芒是反对的,也不是主张马上要消灭。”
1937年初,长江采访延安,成为第一个进入延安采访的中国新闻记者。2月9日晚,他同进行了彻夜长谈。介绍了10年内战的经过,解释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两个阶段以及关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这次谈话,使长江“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他高兴地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政策,把我多年来无法解决的‘阶级’和‘民族’矛盾从根本上解决了,这是我10年来没有解决的大问题。”从此,范长江对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再也没有动摇过。他把陕北采访和见闻,写成《动荡中之西北大局》、《暂别了,绥远》、《宁夏进入记》、《陇东走未通》、《冒险飞兰州》、《兰州二日》、《到西安去》、《闯过六盘山》、《二・二事变》、《陕北之行》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特别是《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不仅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而且宣传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冲破了的新闻封锁,抢在三中全会开幕的当天发表,意义十分重大。自此,范长江有了“正确的认识”,报道的政治倾向也逐渐有利于中共和红军。
范长江的通讯影响很大。《中国的西北角》被誉为“一部震撼全国的杰作”,出版后,“各界争购,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特赶印再版数千部,出书未及,复又售罄,而来函订购者尚多,当赶印3版,出售未及登广告,又经售罄,此书行销之广,为前所未有。”《中国的西北角》在几个月内连出9版,出现了“洛阳纸贵”的盛况。西南联大抗战时期在昆明为学生选定的20种课外读物中,长江的这本书被列为首选。受其影响,当时有的报馆也派出旅行记者,不少青年学生积极投入新闻事业。此书还被译为日文。长江旅行通讯的刊登,使《大公报》销量激增。而“七・七”事变后的战地通讯,一经《大公报》刊载,就不胫而走,许多报纸纷纷转载。长江的通讯成为《大公报》的一大特色,扩大了它的影响。《大公报》工作人员孔昭恺甚至认为:“长江的西北行是大成功,特别是报道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打开国人眼界,其影响可说远远超出《大公报》这张报纸。”
但是,没有《大公报》的支持,范长江也不可能取得西北旅行采访的成功。1933年7月,他就在南京《新民报》、《新京日报》上发表西部考察计划书,向各界发出呼吁,希望得到经济资助,但没有得到广泛反应,更没有人愿意作经济资助,报名者也寥寥无几。他又商请《世界日报》的成舍我,也没有得到赞同。后来,他从《大公报》上看到画家赵望云描写民间疾苦的旅行写生通讯,于是,1935年他鼓足勇气向《大公报》提出这一计划,得到胡政之和《大公报》的支持。报社决定聘请他为特约通讯员,同意他自己提出的条件:文责自负,按稿计酬,旅费自筹,并预支给他了一笔稿费。长江后来说:“《大公报》那时在全国声望很高,有了《大公报》的正式名义,又经常在报上发表我署名的通讯,还有《大公报》在全国的分支机构可以依靠,虽然我的经济情况那时还很困难,常捉襟见肘,但我活动的局面已经打开了。”最初,范长江的通讯被放在第10版,但见报后备受欢迎,于1935年9月13日始改登在要闻版第3版或第4版的显著位置上。采访一结束,《大公报》出版部就将范长江西北旅行通讯附刊地图,插入照片,汇集成《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发行。1936年8月,范长江成为《大公报》正式记者,月薪60元,出差可以报差旅费。1937年2月,范长江到延安采访了,了解到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2月14日,长江飞抵上海。次日,正值五届三中全会开幕日,这是一个宣传中共正确主张的大好机会。他一到上海,便直奔大公报社编辑部,找到总经理胡政之,争取胡能顶着新闻检查机关的压力,刊登他的文章。胡政之认为“此事非常重要”,略略修改了长江当晚赶写的文章,即送往新闻检查机关审查。新闻检查机关阅后不敢负责,要求缓登。胡政之当即决定违查一次,发表再说。长江后来回忆说:“对于这个新闻的把握和发表坚决方面,胡先生的作法,实在是可以称道的。”文中有关中共四项保证的内容,在国统区未曾公布。申斥了正在南京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认为不应发表这样的文章。命令《大公报》追查责任,范长江的私人信件开始受到的严格检查;但却于3月9日给长江写了一封信,“深致谢意”。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范长江负责战地记者的派遣与联络工作,兼任编辑部社评委员会委员,为1938年主编或与人合编出版大量的战地通讯集创造了条件。长江说:“这两年(指1937、1938年,笔者注)写的战地通讯,随笔等,是我作记者的历史中最多的。”又说:“从1935年到1938年,除《动荡中的西北大局》一文,胡政之要我写的隐晦一些,并作一些小修改外,差不多是我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怎样写,《大公报》就照我写的原文发表,从来没有删改过。至少我没有发现他们删改过。”可以说,《大公报》给了范长江施展才干的机会,提供了方便,并为他承担了一定的风险,才使得他大有用武之地。
政治观点有分歧,范长江愤而辞职
范长江思想转变后,与张季鸾所坚持的“今后团结救国的前途,主要的系于领导的努力”的观点相抵触。长江后来说:“我是1938年秋天在武汉与大公报决裂的。唯一原因就是和大公报老板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严重分歧。”
1938年秋,提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政治纲领,以反对中共提出的取消,实行各抗日党派民主团结,以坚持抗战的方针。一时武汉反动政治空气甚嚣尘上。长江为《大公报》写了一篇社论《抗战中的党派问题》,反对上述“三个一”的政治纲领,主张党派民主团结。这篇稿子在付印前被总编辑张季鸾发现,他大为震怒,扣下了稿子,另写了一篇拥护“三个一”的文章。”
长江回忆说:“在这时,我已决心脱离《大公报》,胡政之装着不知道我和张季鸾的原则争论,我也有些奇怪。所以,我一时没有表示态度。他以为我同意了,然后提出:‘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你放弃拥护中共的态度,要无条件地拥护蒋委员长!’(大意)这一下,胡政之的面目完全暴露了。我当时立即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不能改变我的政治态度,我也不能再在《大公报》工作。”
从1935年到1938年范长江在《大公报》社的工作情况, 可以看到一位无产阶级新闻战士的成长史, 也可以看到一个民族资产阶级报刊发展史的某些片断。而这些, 都是当时轰轰烈烈的社会历史的一个侧面。
一、用途上
公报是党和国家公开重大事件或重要决定事项的新闻报道性公文。决定是对重要事项、重要问题或者重大行动做出安排及决策时使用的公文文种。
例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就是通过新闻媒介报道三中全会的会议情况，将会议的主要信息及时向社会各界告知，时间性强，具有很明显的新闻特性，可以说公报就是写在新闻媒介上的公文。同时因为三中全会是党中央召开的关于下一步改革计划和方向的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国内外所关心的重大改革决策，一经就会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因此公报又带有很强的权威性和指导性，这也是公报区别于新闻报道的最主要的方面。公报一般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关才能使用。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在三中全会上通过研究得到的结果。全会上研究的内容是中国下一步的改革蓝图，所决定的事项直接为决策服务，属于重要事项和重大行动，因此决定的内容事关重大并且事关决策。
《决定》是针对《公报》上的条款，根据不同的内容逐一做出改革的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决策性安排，是三中全会结束后将要去执行的行动纲领。具有很强的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决定》中的具体政策需要数年的时间具体落实。
二、结构上
（一）《公报》的结构。《公报》分三大部分：首部、正文和尾部。
首部包括标题和成文时间。标题由会议名称和文种构成。成文时间用括号在标题之下正中位置注明《公报》的年、月、日。例如：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正文包括开头和主体。开头概述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召开了什么会议、出席会议的人数、人员状况、会议由谁主持及讲话、发言情况。
例如：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204人，候补中央委员169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党的十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也列席了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
主体是《公报》的核心内容，写会议的主要活动内容及决定事项，但这里并不会谈特别具体的问题，只是会把会议的主要内容告知。采用“分段式”或“序号式”。例如：
全会指出，
全会强调，
……
尾部写出会议的号召及希望。一般号召贯彻全会精神，包括一些组织性、原则性要求。例如：
全会号召，全党同志要紧密团结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锐意进取，攻坚克难，谱写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历史新篇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二）《决定》的结构。《决定》分三大部分：首部、正文和尾部。
首部包括标题和成文时间。标题由会议名称和文种构成。成文时间用括号在标题之下正中位置注明公报的年、月、日。例如：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正文包括开头和主体。开头是说明了《决定》的依据。
例如：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主体是《决定》的内容，采用分条列述式。
例如：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指导思想
二、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
尾部提出希望或要求。例如：
相关的外交行动步步紧逼，幕幕精彩。踱步钓鱼台的乔冠华字斟句酌地思考《公报》的措辞，两位具有学者风度的中美外交家棋逢对手，在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乔冠华巧用“前景”代替“前提”，终于破解“难题”――孰料半路杀出“程咬金”，罗杰斯竟对《公报》附上修改清单――对此，定下基本原则――随后，探望罗杰斯……这一重大外交事件着实环环相扣、惊心动魄。
其中，乔冠华扮演了功不可没的重要角色。
机智交锋：集中在对
的表述上
中国政府为尼克松一行作了精心安排，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尽兴地到北京各处参观，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彼时，乔冠华和基辛格却留在钓鱼台的宾馆里，对尼克松总统访华结束后需要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进行逐段、逐句、逐字斟酌。这是中美两国进行各种会谈的最后成果，既十分重要，又颇费心血。
乔冠华深知任务的艰巨性。他经常在房间里踱着步，反复思考着各种公报形式和公报措辞、会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反复及各种关系。
《公报》框架于1971年10月双方已大体商定，一些有争议的措辞也在那次会谈中趋于一致，但是《公报》中最为棘手、最为困难的问题是对的表达。对中方来讲，这个问题在1945年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后发表的《开罗宣言》中早已解决，美方也不否认，但要找出双方均同意的措辞绝非易事。对中方而言，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个涉及根本原则和民族大义的问题上，我方当然不能作出任何退让。
摆在面前的这个棘手难题如何处置，需要很高超的才识、机智和技巧。乔冠华反复思索着双方的分歧所在――中国表示，北京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前途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则说，只在声明中同意对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的观点不提出异议，同意作如下表达：“美国政府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中国坚持要美国声明：和平解决是美国的“希望”；美国却坚持这是美国的“关心”，而且坚持要用“重申”的字眼，表示这是一项具有连续性的义务。中国方面要求美国无条件答应从台湾撤走全部美军；美国只肯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即使这样，美国还坚持要把撤军和解决及整个亚洲的紧张局势联系起来。
乔冠华学过哲学，不但逻辑严密，思路清晰，而且言辞诙谐幽默，有出色的雄辩才能。他的文章一向以雄辩闻名，在香港、重庆和建国后撰写的国际政治声明或文件中，均以此特点打动了众多的读者，加之他行文优美，更使他的文章有一种征服读者的力量。基辛格也非等闲之辈，才识过人，逻辑性强，辩才惊人，谈话富有哲理，言简意赅，使人事后还需多加思索才能明悟其意。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乔冠华、基辛格这两位具有学者风度的外交家展开了激烈争论，有时甚至面红耳赤地争吵起来，意欲让对方同意自己的观点。
乔冠华引用大量的国内外文件，不屈不挠地捍卫中国的民族利益，指出美国对的措辞必须明确，每一个问题的陈述都不能含糊其辞，还指出美国必须从台湾撤军不仅仅是一个目标，更不能提什么条件，这是会谈的基点。基辛格则坚定地捍卫美国的利益和立场。从双方论点来看，后者虽辩护得确实很出色，但没有说服人的力量。
一阵唇枪舌战之后，双方最终提出了各自的措辞。乔冠华提出的措辞是：“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将逐步减少并最终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这一措辞很合理，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基辛格却不同意此番措辞，说：“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坚持将撤军跟和平解决与缓和整个亚洲形势联系起来。”乔冠华说：“但是，这个前提，必须是美国无条件撤军。”基辛格仍然毫不退让，说：“这样做会破坏整个关系，美国公众舆论是绝不会答应的。”所谓公众舆论，怎么看都是遁词，实际上美国是想在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同时，继续当局。
双方的谈判进行得异常紧张，挥洒自如的乔冠华这时说了几句俏皮话，寻找一些共同点来缓和一下气氛。他呷了一口咖啡说：“博士，你出生于德国，我是在德国获得的学位，从这点上讲，我们应该有共同的地方。可是在哲学上，我喜欢黑格尔，你喜欢康德，这也许是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吧？”基辛格听后哈哈大笑起来，刹那间，紧张气氛一扫而光。之后，他对国务院一位工作人员说：“乔冠华这个人很有才华，不好对付。”
到2月25日这天时，已是尼克松总统2月21日到达北京开始谈判的第四天，可双方仍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尽管时间紧迫，双方仍不急不躁、不紧不慢地继续在钓鱼台国宾馆谈判。
乔冠华这时提出，只要提到撤出全部美军，中国就不再反对美国表示“关心”和平解决；基辛格则说，美国坚持撤军一定要有某种条件，尤其要和平这个问题。双方仍达不成协议，同意各自向本国领导报告并获得相应指示后再行谈判。
当天下午，谈判继续进行。基辛格首先表示：“我们同意把全部撤军这个最终目标和美国愿意在此期间逐步撤出军队这两个问题分开，而不把它放在一个句子里进行表述。”
乔冠华对基辛格的这一说法表示了兴趣，他当即开动脑筋思考，想把这一想法的表述向中方靠拢，随后机敏地说：“我看可不可以作这样的改动，最好提和平解决的‘前景’，而不用‘前提’，这样写，含义似乎更积极些，更显示出双方的意见。如果用‘前提’，听上去好像是华盛顿单方面强加的东西。”
乔冠华提出用“前景”而不用“前提”，的确是绝妙的想法。“前景”只是一种愿望，而“前提”则是一种条件，一词之差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巧妙运用。更有意思的是，乔冠华说：“‘前提’听上去像是华盛顿单方面强加的东西。”把华盛顿的这一想法既轻松又坚决地挡了回去。乔冠华巧妙地说了一句“这样写，含义似乎更积极些”，使美国在感情上没受伤害，更易接受。
从这一点看来，乔冠华果真是一位外交奇才，他巧妙灵活的谈判艺术无处不在，这也是乔冠华外交原则的集中表现。
基辛格当然知道乔冠华的用意，思索了一下后表示：“这样改动对美国更有利。”
在上的艰难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总理接着又参加了半小时的文件定稿谈判。定稿后，得到了主席的批准。
2月25日晚上11时，对的表述措辞最终形成以下文字――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分歧，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是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中国；解决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申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国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到2月26日凌晨两点，公报全文全部完成，一项历史性的公报即将面世。5天来乔冠华、基辛格一直全力以赴地推敲，逐字逐句地加以落实，搞得筋疲力尽。这时两人顿觉如释重负，都想好好地休息一下，至少睡个好觉。
风波乍起：罗杰斯竟
对《公报》附上修改清单
本来，大家都以为大功告成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按照计划，2月26日上午代表团要去杭州。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在飞机起飞前，拿到了刚刚打印好的《公报》样本。这时，未参加讨论的专家们开始逐段逐句地挑毛病，认为《公报》不够完满。飞机在杭州机场刚停下，国务卿罗杰斯就找到尼克松总统，告知国务院专家们的意见，并附上一份修改清单。
他们挑了15处毛病，如“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建议把“所有中国人”改为“中国人”；建议删去“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一句中的“立场”两字，等等。
尼克松总统原本以为大功告成，心情十分舒畅，一看那份修改清单，顿时非常生气。他想到自己左右为难的政治处境，本来国内保守派就竭力反对他访华，现在他已批准的公报又被挑刺。他身穿睡衣，在杭州宾馆的下榻处来回走着，大声说到：“我批准了，也批准了，但现在我们却要单方面地提出修改……”
基辛格博士也觉得十分扫兴，说：“全世界都在等着看明天的《上海公报》呢！”他向尼克松建议：“总统，你看是不是吃饭时由我再找乔冠华先生谈谈如何？”
尼克松想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地说：“亨利，看来也只能如此了，宴会以后你找乔冠华再谈谈吧。”
基辛格表示按总统的嘱咐去找乔冠华，但他又把话说在前面：“这真是难以启齿啊，如果中国人坚持原来的草案，我们也只得遵守我们的承诺了。”
友好丰盛的晚宴结束后，时钟已指向晚上10点20分。基辛格找到刚刚轻松了一下的乔冠华，说有事相商。幽默洒脱的乔冠华此时的心情颇好，就很客气地对基辛格说：“博士，这时找我有何见教。”
基辛格好不容易把自己琢磨好的话说了出来：“乔先生，在正常情况下，总统一拍板公报就算妥了。但是这一次，如果我们仅仅宣布一些正式的主张，还未达到我们的全部目标；我们需要动员公众舆论来支持我们的方针……”意思很清楚了：还有些问题要商量。
这时，满面笑容的乔冠华顿时感到事情有了变化，于是收敛了笑容，打断基辛格的话说：“博士先生，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就直说吧！”
基辛格又用外交语言道明来意，缓慢地说：“如果乔先生能够合作，使我们的国务院觉得自己也作出贡献，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乔冠华立刻意识到此话的含意，他直截了当地说：“是不是贵国国务院对已经通过的《公报》有意见，要修改？”
基辛格无奈地点了一下头，说：“是的，是这个意思。”然后他进一步讲了要修改的15处地方。
乔冠华不动声色，严肃地说：“博士先生，贵方的要求的确令人遗憾。中美双方已经走得很近了，而且中国为照顾美方的愿望，已经作了很多让步。中方听说尼克松总统批准了《公报》，昨天晚上我们的政治局也批准了《公报》。现在离《公报》发表还不到24小时，怎么来得及重新讨论呢，博士先生？”
基辛格不得不和盘托出尼克松总统的为难之处，强调说：“整个对华主动行动有可能成为两党之间的争议问题，到时候不论尼克松总统是否由于这个问题而落选，他的继任者都可能无法继续发展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希望你们认真考虑美方的要求。”这次，基辛格没有了外交语言，讲的倒是实际情况。
乔冠华表态说：“《公报》事情重大，我必须请示。”
听后，脸色显得严峻起来，沉思片刻后，说道：“冠华，你说说你的看法。”
乔冠华说：“美国人内部看法不一致，又要我们让步，我们已经作出很多让步了，他们自己的矛盾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用很缓慢的口气说：“冠华，《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且在于它背后无可估量的意义。我们同意修改，但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这件事情重大，要请示主席。”
当即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机，向汇报了情况，并得到了指示。他放下电话机后，对乔冠华说：“主席指示说，除了这一部分不能同意修改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主席还特别强调，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乔冠华立即驱车返回钓鱼台，同基辛格磋商，同意对《公报》中除台湾部分以外的大多数文字进行修改。
清晨两点的时候，另一个“最后”《公报》草案完成了，并再次提交双方最高领导人批准。接到文本后，仔细研读并与政治局其他同志商量，认为可以批准，并指出乔冠华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这时已是第二天清晨5点。到了上海后，乔冠华和基辛格又花了两个半小时从头到尾检查了新完成的文本，包括标点符号，并作了一些文本上的改动。这就是后来正式公布的、至今对推动国际关系变化还有重大意义的《中美联合公报》。
尼克松总统一行到了上海，总理亲自到锦江饭店看望国务卿罗杰斯及其助手们。
到了罗杰斯的套房前，只见罗杰斯手下官员正为谈判的事发牢骚，见来了，才戛然而止。
和罗杰斯亲切握手后，说了一番非常得体的话：“国务卿先生，我受主席的委托，特地来看望你和国务院的各位先生。这几年来，贵国国务院做了大量工作，我尤其记得，当我们邀请贵国的乒乓球队访华时，贵国驻日本的大使馆就英明地开了绿灯，说明你们的外交官很有见地，我们十分赞赏。”
这番不卑不亢的谈话，一下子把室内的紧张气氛一扫而空，罗杰斯的心情顿时轻松起来，国务院其他工作人员脸上也露出喜色。罗杰斯当即也作了一番表态：“总理先生，我真佩服你想出邀请我国乒乓球队这一步妙棋，真是太漂亮了。这一访问把两国多年的疏远距离拉近了，总理先生真是英明。”房间内所有人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从2月21日到2月28日，整整一周时间，这是一段非同小可的日子，主席、总理都为尼克松总统一行访华操劳。待美国总统专机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之后，的专机立刻从上海起飞返回北京，向主席汇报情况。说：“尼克松总统高兴地走了，他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个星期。”又说：“尼克松临走时一再表示，希望能在美国与我们再次相会，他们国务院还提出了一个邀请我们访美的名单。”听到这里说：“那青天白日旗不落，我们怎么去啊？《中美联合公报》是发表了，路还长哪。”的话实在而诙谐，深有远见，意味深长。
如果忽略最原始也是最强大的口头传播，那么报纸就是影响人类文明最为深远、最为长久的新闻载体了。关于世界上哪个地方是报纸的发源地，学者们目前还没有争论出一个结果。公元前1世纪，罗马的执政官凯撒下令颁布《罗马公报》，每天在罗马公布，同时传送到各个行省张贴。《罗马公报》了500多年，直到庞大的西罗马帝国灭亡。有人说，如果没有这种通讯媒介，西罗马帝国或许会减寿几百年。一些学者认为，《罗马公报》是世界上第一种具有新闻传播性质的官方报纸。也有学者认为，西汉时期，汉武帝刘彻下沼加封开国元勋萧何的后代，“布告天下”，它的载体就是一种官方报纸，而时间是在更早的公元前2世纪。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局面延续时间之长久，举世罕见，离开相应的通讯系统，维系这种局面是不可想像的。
无论是《罗马公报》还是西汉的布告，都是手写的抄报，这些手写报的质料是竹木、皮革、丝帛等等。这类报纸的信息容量和流通量当然十分有限。世界上最早的以“纸”为材质的报纸出现在唐王朝，最早的印刷报纸出现在宋王朝。作为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的发祥地，中国成为“报纸”的故乡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中文里的“新闻”一词最早出现于唐代，它的最初含义只是“奇闻逸事”，那是没有资格写入报纸的。世界上的早期报纸都是“官报”，主要收录政治消息。唐代报纸没有统一的名称。大略分来，有“报状”，即在京都范围内传递的中央政府公报；有“进奏院状”，即各地节度使设在京都长安的办事处（进奏院）向本地方传递的公报；有“观察使牒”，即节度使向下属传发的公报。这些报纸的主要内容是宫廷政事，按日期分条报道，没有报头，没有标题，没有评论。伦敦的不列颠博物馆藏有一份唐代“进奏院状”，这是现存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是中国传统报纸最珍贵的实物存留。晚唐时期，朝廷的报状已流于形式，而进奏院状的内容则相对饱满，这反映了当时皇权衰落和藩镇割据的政治形势。
宋代仍设进奏院，只是进奏官由朝廷委派，以加强中央政府对新闻传播的控制。进奏院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汉代设置的“邸”，因此“进奏院状报”以及抄自状报的报纸都被称作“邸报”。以后“邸报”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报纸的统称。
中国的新闻检查制度也是发轫于宋代。有关军机、边情、灾异、兵变等重要消息，大多不许传报。朝廷曾经设立“定本”制度，进奏院的状报样本须送枢密院审查，审查批准的定本方可向地方发送。这种检查制度限制了合法渠道的新闻传播，结果激发了非法的传播，那就是宋代屡禁不绝的“小报”。小报一般出于进奏官、下层官吏和坊间书商之手，他们把朝廷尚未发表或不准备发表的政务动态“以小纸书之”，暗中出去。由于这些小道消息多有漏泄机密之嫌，人们隐蔽地称它们为“新闻”，这样，报纸与新闻通过非正当传播渠道结上了姻缘。小报的出现打破了官报对于新闻传输的垄断，也使新闻业成为一种独立经营的事业。宋代的小报已具有商业性质，形成编采和发行系统。它们有专门的“探报”，可以算是最早的记者。探报又分“内探”（探访宫廷新闻）、“省探”（探访枢密机关的新闻）和“衙探”（探访其他机构的新闻），多为兼差。也有人以探报为业，那就是职业记者了。北宋末年，京都汴梁的街头出现过一种公开出售的民营报纸“朝报”，据研究，朝报已采用雕版印刷技术。从手写新闻向印刷新闻过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印刷的朝报是这一过程开始的标志。种种迹象证明，宋代社会的信息流通水平已经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元帝国有发达的驿传制度，用以传发军令和政令，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元代存在过报纸的传播。元统治者实施压制汉族和中原文化的政策，看来颇有成效。元帝国疆域广大而国祚短促，这同社会缺乏信息的交流或许不无关系。
明代统管新闻传播的机关是通政司，直接受命于皇帝。通政司掌领天下章奏，上报皇帝，同时秉承皇帝的旨意，编发有关文书以供抄传。明代邸报的主要素材是朝廷的动向和官员的奏章，后者包含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信息。最近的研究显示，明代邸报具有出人意料的政治透明度，这是它的重要特色。邸报并不遮掩皇帝与臣僚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并不回避言官对于皇帝的批评，甚至也不隐讳皇帝由于决策失误而作的检讨，至于抨击朝廷弊政和官场黑暗，披露党派攻伐的激烈内容，就更是不在话下了。明代推重“言官”（即监察）制度，这与它严酷的特务统治是相辅相成的。明代邸报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增加了比较多的社会新闻，如偷盗、谋杀、火灾等，这些报道生动真实，摆脱了官方文书的刻板风格。
晚明出现了采用活字印刷的邸报，证明社会的需求量日益增长。宋代邸报的读者已从官吏扩大到市民阶层，明代的读者群又有显著增加。明代重教育，学校和书院的数量远远超过前代，到明代后期，生员（秀才）的人数已达50万。据谨慎的推算，当时邸报的抄传量和发行量不下20万份，按全国人口平均计算，每600多人就有1份邸报。在17世纪初期，这个数字和比例是相当可观的。明代有几位皇帝如万历、崇祯，也曾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但在文官集团的强烈反对下都作出了退让。总的说来，明代社会的新闻传播氛围比较宽松，阅读邸报成为官僚和士绅阶层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新闻”、“消息”、“讯息”、“信息”等词汇已经在社会上普遍使用。民间的报房和抄报行也公开营业。民间报纸以传递速度快、内容丰富、文笔活泼而赢得读者。明代后期，古老的中华文明已开始丧失领先于世界的优越地位，但是从社会的信息摄取能力和消化能力看，当时中国可能仍然处于世界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