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行合规经理履职报告范文
时间：2023-11-03 00:11:31
工行合规经理履职报告篇1
第一条为了规范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管理，保护投资人及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司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督察长以及实际履行上述职务的其他人员，基金托管银行基金托管部门的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及实际履行上述职务的其他人员。
第三条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或者改任，应当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审核。
未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银行不得选任或者改任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违反规定决定代为履行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人员。
第四条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遵守公司章程和行业规范，恪守诚信，审慎勤勉，忠实尽责，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中国证监会依法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制定高级管理人员、董事、基金经理等人员管理的具体规定。
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和基金经理的任免，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第二章任职条件和审核程序
第六条申请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二）通过中国证监会或者其授权机构组织的高级管理人员证券投资法律知识考试；
（三）具有3年以上基金、证券、银行等金融相关领域的工作经历及与拟任职务相适应的管理经历，督察长还应当具有法律、会计、监察、稽核等工作经历；
（四）没有《公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和基金从业人员的情形；
（五）最近3年没有受到证券、银行、工商和税务等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
第七条申请基金管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应当由基金管理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下列申请材料：
（一）对拟任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拟任人）任职资格进行审核的申请及任职资格申请表；
（二）相关会议的决议；
（三）前条第（三）项规定的从业经历证明；
（四）最近3年工作单位出具的离任审计报告、离任审查报告或者鉴定意见；
（五）对拟任人的考察意见；
（六）拟任人身份、学历、学位证明复印件；
（七）拟任人基金从业资格证明复印件；
（八）拟任人高级管理人员证券投资法律知识考试合格证明复印件；
（九）任职条件、任职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和公司章程的法律意见书；
（十）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材料。
申请基金托管部门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应当由基金托管银行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前款除第（二）项、第（九）项以外的申请材料。
上述申请材料应当是中文文本，一式3份。原件是外文的，应当附中文译本。
第八条中国证监会依法对申请材料进行受理和审查。
中国证监会可以通过考察、谈话等方式对拟任人进行审查。考察、谈话应当由两名工作人员进行，谈话应当作出记录并经考察人和拟任人签字。
第九条申报机构应当自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按照本机构的章程等规定作出选任或者改任的决定，并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条自取得任职资格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拟任人未按照拟任机构的规定履行拟任职务的，除有正当理由的外，其任职资格自动失效。
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的，其任职资格自离任之日起自动失效。
第十一条基金管理公司免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任免董事和基金经理，基金托管银行免去基金托管部门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应当在作出决定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报送任职、免职报告材料。
第十二条基金管理公司董事应当具备本办法第六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条件。
独立董事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5年以上金融、法律或者财务的工作经历；
（二）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时间；
（三）最近3年没有在拟任职的基金管理公司及其股东单位、与拟任职的基金管理公司存在业务联系或者利益关系的机构任职；
（四）与拟任职的基金管理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其他董事、监事、基金经理、财务负责人没有利害关系；
（五）直系亲属不在拟任职的基金管理公司任职。
第十三条基金管理公司董事任职报告材料应当包括：
（一）董事任职报告和任职登记表；
（二）相关会议的决议；
（三）本办法第七条第（四）项至第（六）项、第（九）项所列材料。
独立董事任职报告材料还应当包括独立董事具有5年以上金融、法律或者财务工作经历的证明，以及独立董事作出的本人符合前条第二款第（二）项至第（五）项规定的书面承诺。
第十四条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经理应当具有3年以上证券投资管理经历，并符合本办法第六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和第（五）项规定的条件。
第十五条基金经理任职报告材料应当包括：
（一）基金经理任职报告和任职登记表；
（二）相关会议的决议；
（三）具有3年以上证券投资管理经历的证明；
（四）本办法第七条第（四）项至第（七）项所列材料。
第十六条基金管理公司免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职务，基金托管银行免去基金托管部门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下列免职报告材料：
（一）免职报告；
（二）相关会议的决议；
（三）免职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法律意见书。
基金管理公司免去基金经理职务的，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前款第（一）项和第（二）项规定的免职报告材料。
第十七条中国证监会依法对高级管理人员免职报告材料进行审查。免职程序不符合规定的，中国证监会责令其任职机构改正。
第十八条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基金管理公司董事、基金经理的任职和免职报告材料进行审查。
董事、基金经理不符合法定任职条件的，中国证监会责令其任职的基金管理公司按照规定予以更换。任免程序不符合规定的，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
第三章基本行为规范
第十九条高级管理人员、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经理应当维护所管理基金的合法利益，在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与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银行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坚持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原则。
高级管理人员、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经理不得从事或者配合他人从事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活动，不得从事与所服务的基金管理公司或者基金托管银行的合法利益相冲突的活动。
第二十条高级管理人员、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经理应当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勤勉尽责，切实履行基金合同、公司章程和公司制度规定的职责，不得，不得违反规定授权他人代为履行职务，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未经规定程序不得离职。
第二十一条基金管理公司董事应当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董事会会议、参加公司的活动，切实履行职责。
独立董事应当审慎和客观地发表独立意见，切实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二条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应当认真执行董事会决议，有效执行公司制度，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提高经营管理效率，确保经营业务的稳健运行和所管理的基金财产安全完整，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应当协助总经理工作，忠实履行职责。
第二十三条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应当认真履行职责，对公司各项制度、业务的合法合规性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监察、稽核。
第二十四条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经理应当严格遵守基金合同及公司有关投资制度的规定，审慎勤勉，充分发挥专业判断能力，不受他人干预，在授权范围内独立行使投资决策权。
第二十五条基金托管银行基金托管部门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应当建立、健全本部门的各项业务制度和管理制度，确保本部门切实履行托管人职责，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保障基金财产的独立与完整。
第二十六条高级管理人员和基金管理公司董事、基金经理应当加强业务学习，跟踪行业发展动态，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参加业务培训，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专业技能。
第四章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拟任人在高级管理人员证券投资法律知识考试中作弊，或者提交虚假任职资格申请材料的，中国证监会3年内不受理其任职资格申请。
第二十八条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托管银行应当建立高级管理人员考核制度，定期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考核，建立考核档案。
中国证监会定期或者不定期对高级管理人员考核档案进行检查，对高级管理人员守法合规情况等进行考核。
第二十九条中国证监会建立高级管理人员管理信息系统，记录高级管理人员从事基金业务的相关情况。
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托管银行应当依法对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情况予以披露。
第三十条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兼任其他职务的，应当经董事会批准，并自批准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在经营性机构兼职。
基金管理公司董事不得担任基金托管银行或者其他基金管理公司的任何职务。董事兼职的，基金管理公司应当自其兼职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第三十一条基金管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督察长应当在知悉该信息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一）因涉嫌违法违纪被有关机关调查或者处理；
（二）辞职、离职、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因其他原因不能履行职务；
（三）拟因私出境1个月以上或者出境逾期未归；
（四）直系亲属拟移居境外或者已在境外定居；
（五）在非经营性机构兼职；
（六）其他可能影响高级管理人员正常履行职务的情形。
督察长发生以上情形时，公司总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第三十二条基金管理公司被行业协会、证券交易所等自律组织纪律处分，或者被工商、税务和审计等行政管理部门立案调查、行政处罚的，公司应当自知悉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相关情况及负有责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第三十三条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或者督察长因故不能履行职务的，公司董事会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决定由符合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条件的人员代为履行职务，并在作出决定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报中国证监会报告。
董事会决定的人员不符合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条件的，中国证监会责令董事会限期另行决定代为履行职务的人员。
代为履行职务的时间不得超过90日，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四条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因故同时不能履行职务，董事会不能按照前条规定决定代为履行职务人员的，主要股东应当召开临时股东会议，作出决定。
第三十五条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银行基金托管部门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国证监会依法对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出具警示函、进行监管谈话：
（一）业务活动可能严重损害基金财产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二）基金管理公司的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制度或者基金托管银行基金托管部门的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执行不力，导致出现或者可能出现重大隐患，可能影响其正常履行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职责；
（三）违反诚信、审慎、勤勉、忠实义务；
（四）中国证监会根据审慎监管原则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六条高级管理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国证监会可以建议任职机构暂停或者免除其职务：
（一）最近1年内中国证监会出具警示函、进行监管谈话两次以上，或者在收到警示函、被监管谈话后不按照规定整改；
（二）最近1年内受到行业协会纪律处分、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两次以上；
（三）擅离职守；
（四）向中国证监会提供虚假信息、隐瞒重大事项，或者拒绝配合中国证监会履行监管职责；
（五）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七条中国证监会按照前条规定作出建议之前，应当事先告知相关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机构。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可以在3个工作日内向任职机构作出说明，任职机构对中国证监会拟作出的建议有异议的，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任职机构应当自收到中国证监会建议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暂停或者免除相关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决定，并在作出决定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基金管理公司及基金托管银行不得聘用被按照前款规定免职未满两年的人员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第三十八条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建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和基金经理的离任制度，对离任审查等事项作出规定。
基金托管银行应当建立基金托管部门高级管理人员的离任制度，对离任审计、离任审查等事项作出规定。
第三十九条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离任的，公司应当立即聘请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离任审计，并自离任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将审计报告报送中国证监会。
审计报告应当附有被审计人的书面意见；被审计人员拒绝对审计报告发表意见的，应当注明。
第四十条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督察长、基金经理离任的，公司应当立即对其进行离任审查，并自离任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将审查报告报送中国证监会。
基金托管部门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的，基金托管银行应当立即对其进行离任审查，并自离任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将审查报告报送中国证监会。
审查报告应当附有被审查人的书面意见；被审查人员拒绝对审查报告发表意见的，应当注明。
第四十一条高级管理人员、基金经理离开任职机构的，应当配合原任职机构完成工作移交，并接受离任审计或者离任审查；在离任审计或者离任审查期间，不得到其他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银行基金托管部门任职。
第四十二条高级管理人员、基金经理离开任职机构后，不得泄漏原任职机构的非公开信息，不得利用非公开信息为本人或者他人谋取利益。
基金管理公司不得聘用离任未满3个月的高级管理人员、基金经理从事证券投资业务。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高级管理人员、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或者基金经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依法应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未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银行擅自选任或者改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罚款。
基金管理公司违反本办法的规定，决定代为履行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人员的，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罚款。
第四十五条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银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罚款：
（一）未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报告义务，或者报送的报告材料存在虚假内容；
（二）违反程序免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或者任免基金管理公司董事、基金经理；
（三）对中国证监会作出的暂停或者免除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建议，未按照规定作出相应处理；
（四）违反本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聘用从事投资业务的人员；
（五）不按照本办法规定对离任人员进行离任审计、离任审查。
第四十六条高级管理人员和基金管理公司董事违反本办法的规定兼任其他职务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罚款。
第四十七条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情节严重的，依法暂停或者吊销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情节严重的，依法暂停或者吊销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第六章附则
第四十八条本办法自20*年10月1日起施行。*
工行合规经理履职报告篇2
一、基本做法
1.确定评价对象。组成以董事会专业委员会以及监事会、稽核部为成员的部门履职评价小组，将部门履职评价列入年度工作计划。采取循序渐进的工作方法，每年选择3－4个部门作为评价对象，所选评价对象报董事会审定后组织实施，力争通过3－4年的努力，实现对职能部门的履职评价全覆盖。
2.制定工作方案。组织评价人员学习、了解和掌握被评价部门的相关职责、内控制度、业务流程、年度工作目标等，在此基础上制定内容全面、重点突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价方案。评价主体主要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制度建立与执行情况；二是部门职责履行情况；三是风险控制与合规经营情况；四是经营管理目标完成情况。
3.实施工作评价。评价方式采取非现场和现场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非现场评价主要是利用对被评价部门已有的各种内外部检查结果、监管报告，按照评价方案的要求进行评价。现场评价通过问卷调查、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查阅相关资料等方式收集相关信息，为评价提供依据。
4.形成工作报告。现场评价结束后，评价小组对收集的信息、资料进行梳理，从过程和结果两个方面客观地对被评部门履职情况进行评价，形成评价报告。评价报告包括评价活动的组织实施情况、被评价单位基本情况、工作成绩和经验做法、存在的不足、整改意见、处理建议等内容。
二、取得的成效
1.部门履职意识得到强化。通过评价，对被评价部门履职情况及其效果予以验证，使其有责任、有压力、有动力，促进其尽责履职；对其履职情况进行有效监督，增强部门的履职意识和责任意识，解决履职缺位、管理不到位现象；对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隐患及时预警，促进问题及时得到整改，风险得到有效防范。
2.部门管理效能得到提高。将职能部门管理不到位、职责不明晰、监督检查不到位与条线工作有章不循、违规操作、同类同质问题屡查屡犯等现象相结合，促使被评价部门对照部门职责，深挖问题根结，找准整改目标，自加压力，自我整改。部门工作的主动意识不断提高，创新意识不断增强，管理能力不断提升。
3.部门执行力得到提升。通过评价，被评价部门找准了工作重点和突破口，在工作效率、工作质量、工作效果、创新能力等方面都发生了新变化，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进展，合规管理的意识明显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明显提高，部门的协调能力明显提升。
4.部门服务意识进一步增强。通过评价，被评价部门改进工作作风，从细节抓起，提高工作效率，树立窗口形象，在服务内涵、服务水平上下功夫，为基层、为业务经营服务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基层和客户的满意度不断提升。近年来，我行在省联社和银监部门、人民银行的多项考核中取得较好的成绩。
三、几点启示
一是充分认识履职评价的重要性。充分认识部门履职评价的重要性，把强化部门履职评价作为提升部门管理水平的重要抓手，将监督的触角由基层向管理层延伸，充分发挥履职评价的作用。通过评价最大限度地挖掘部门潜力，提升部门执行力。对评价工作给予支持，明确评价小组的职责和权限，增强评价工作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二是注意履职评价方法。履职评价应对被评价部门的工作成效和存在问题进行全面客观、实事求是地反映，在评价过程中应加强与被评价部门的沟通，使其理解评价的目的和意义，积极配合评价活动的开展，自觉接受监督。评价活动应注重实效，不流于形式、不走过场，敢于揭示问题，确保活动达到预期效果。
三是规范履职评价程序。在实施过程中应严格按评价程序操作，对现场评价的一系列步骤，包括调查问卷、调查取证、事实确认、意见反馈等有序进行，对评价发现的主要问题，做到事实清楚、责任明确、定性准确，经得起推敲，体现评价的规范性。
四是重视对履职评价结果的运用。高管层要不断完善评价机制，将评价结果与部门的绩效考核挂钩，与部门负责人的奖惩、任用挂钩；要通过履职评价及时发现部门在条线管理、制度执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针对存在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督促落实整改，对违规问题严格依规处理。
工行合规经理履职报告篇3
原告诉称：原告购买五羊—本田WH100两轮摩托车一部，于2000年6月26日先后到泉州市交通局、泉州市工商局直属分局缴纳报牌手续。原告办妥以上手续后，于2000年6月29日到被告处领牌没领到。7月3日原告再去被告处领牌时，被告知从7月1日起停止市区摩托车报牌，不能解决。原告认为被告已受理申请，不予办理没有法律依据。
被告辩称：执行上级决定和命令是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内容的一部分，被告自2000年7月1日起停止市区摩托车报牌，是执行泉州市人民政府（2000）专89号会议纪要的决定，并非不履行法定职责，已向原告明确答复过。当然如原告申请办牌的情形，市政府也正在着手解决。为此，原告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理由不成立。
事实：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2000年6月26日原告将新购买的五羊—本田WH100两轮摩托车一部先后到泉州市交通局、泉州市工商局直属分局缴纳各种规费，被告当天没有核发号牌给原告。原告6月29日上午去领牌没领到，7月3日再去被告处领牌时又没领到。后被告曾以无牌证对原告处罚罚款200元。
判案：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对本辖区内的摩托车牌证依法负有管理职责。原告将新购买的摩托车按照规定到泉州市交通局、泉州市工商局直属分局缴纳各种规费后，说明原告申请报牌是符合法定的手续。但被告存在不作为的事实，又未能提供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依据，只提供泉州市人民政府的会议纪要，它不具备决定的形式要件，不能作为规范性文件。被告也无法举出原告申请办证是不符合条件的证据。因此，被告应当履行其法定职责，在判决生效两个月内对原告申请办证做出书面答复。
解说：泉州市人民政府召开关于强化市区摩托车交通管理专题会议纪要提出，泉州旧城区道路狭窄，有些道路功能不分，市区报牌的摩托车已超过9万多辆，造成城区交通压力大、环境污染严重，会议决定，市区从2000年7月1日起停止摩托车报牌，但至今泉州市人民政府没有具体明确如何处理已交纳各种费用的摩托车。
被告是否属于不履行法定职责？
《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职责是指由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所设定的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所承担的能够引起法律责任和后果的作为或不作为义务。本案被告是本辖区内摩托车报牌颁发执照的主管机关，具有此项的法定职责，且申请、颁发证件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符合的应当颁发。本案被告在原告向其申请颁发执照时，原告已按规定向被告缴纳办理摩托车报牌的一切手续，被告只口头答复原告是执行泉州市人民政府的决定，停止市区摩托车报牌，对原告已缴纳报牌一切费用如何处理，不给原告任何答复，因此，属于不履行法定职责。
工行合规经理履职报告篇4
一、监事会开展工作情况
（一）以履职监督为中心，不断完善履职评价工作
根据本支行章程、监管部门要求，监事会于2016年一季度完成了本支行理、监事2015年度履职评价工作。通过理、监事日常工作情况记录和监事会评价等多种途径综合汇总得出履职评价结果并及时反馈本支行理、监事及三会一层。
（二）定期召开监事会会议，有效落实监督职能
报告期内，监事会共计召开了5次监事会会议，主要提交审议通过了包含2015年度监事会履职报告、股金分红方案、2015年度财务决算情况及2016年财务收支预算方案、贷款呆账核销的报告、法人股权转让的报告、营业网点装修、2016年度“三会一层”换届选举工作方案等各类议案26项，并对报告期内理事会的召开、议案的审议进行了现场监督，并就相关议题发表监督意见，提高了监督效果。
（三）积极筹划部署，顺利完成换届工作
为切实做好支行换届工作，支行组织成立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换届工作方案、分阶段实施换届工作步骤，根据《***支行章程》有关规定和上级有关精神，筹划部署换届工作，完善优化理、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结构，增强班子整体功能，为全面推进**支行科学发展永续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四）加强风险巡查工作，强化监督作用
报告期内，**支行监事会坚持定期与不定期组织开展监事长风险巡查及其他各类监督检查项目，积极探索和总结检查监督方法与经验，严格处罚问责机制，对稽核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诫勉谈话，对存在问题及时沟通，并要求限期整改，对违规操作行为起到震慑的作用。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1.日常监督情况
**支行监事会主要通过列席会议（理事会、社员代表大会以及其他重要经营管理会议）、部门访谈、基层调研、调阅资料、与外部审计人员沟通交流等方式对支行经营决策、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薪酬管理、重大财务活动等进行监督。针对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经营层提出意见建议，促进各项业务稳健发展。
2.集中监督情况
集中重点监督情况，主要是围绕各年度**支行执行国家政策法规及“三重一大”制度、主要经营指标、持续发展能力、内控管理及风险防范、各年度披露问题的整改和建议采纳情况以及理事、各层级管理人员及一般员工履职尽职情况等内容展开。报告期内，**支行能够较为严格地执行国家各项政策法规、能够较好的完成年初计划的各项经营指标，内控管理和风险防范水平持续提升。
3.专项检查情况
监事会结合**支行经营实际，定期和不定期开展监事长巡查，监督指导稽核部门积极开展各类常规、专项和临时检查工作，充分履行监督职责，有效防控风险隐患。报告期内，从稳健性、从风险控制出发，共开展各类巡查项目23余项，重点监测各项制度执行、内控制度执行、授信业务风险、存款业务风险、贷记卡业务风险、档案管理、大额授信和关联贷款、员工行为等。从提升内部控制出发，重点监测内部控制环境建设、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风险识别与评估、内部控制措施的有效性以及各条线、基层网点检查整改反馈机制的建设。
结合监事长风险巡查、审计专项排查中发现突出问题，监事会要求稽核部门督促落实问题整改及时组织发送监督提示和检查信息，共累计下发风险提示书15份，整改通知书21份，从不同角度传递支行风险控制、管理状况等信息，促进日常监督工作，有效发挥监事会职能作用。
4.案防工作情况
**支行监事会高度重视案件防控工作，坚持党委统一领导、“一把手”负总责、监事长为常务副组长，各部门负责人各负其责、纪检监察部门组织协调的领导体制和上下联动、全员参与的案件防范工作机制。近年，通过按季召开案防联席会议方式，不断提升案防形势分析，案防工作统筹的能力。
结合自身案防特点和风险管理能力，监事会督促各条线部门制定年度案防工作计划，包括稽核检查项目计划、安全保卫定期自查、财务不定期柜面业务风险排查等各项活动；要求各职能部门制订年度培训学习计划并组织开展培训活动，并且结合各自条线的业务经营、安全状况等，定期风险预警报告等。
5.机制建设情况
在监事会督促下，**支行制定完善了各类业务等制度三十多项制度，并根据上级行社和支行自身规范化管理的需要，进一步规范了经营管理行为，也为更好的实施监督提供了基础和依据，促进了我社各项业务的稳步发展。
二、监事会自身建设情况
**支行监事会不断建议和优化支行专门委员会成员结构，不断强化监事在公司治理和履职方面的知识，持续提升监事履职能力。监事会持续从架构、人员和知识等方面加强自身建设，切实提高工作水平。重视基层调研，能够切实了解基层经营现状以及工作中存在的困难。监事会以风险为导向，以履职监督、财务监督和内控与风险监督为重点开展工作，积极探索履职途径，充分发挥外部监事作用，关注**支行内部控制建设与运行，促进落实各项发展战略，促进支行稳健经营与健康发展，在公司治理中有效发挥了监督制衡的作用。
三、对理事会、高级管理层工作的总体评价
监事会按照《公司法》、支行《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认真履行了监督职责。认为理事会和高级管理层，能够认真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勤勉的履行了职责，没有发现**支行理事及高级管理层有违法违规和损害支行股东利益的行为。
理事会的各项决议符合《公司法》和我社《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理事会运作规范，通过的一系列重要决策程序规范，合法合规，切合实际。高级管理层在报告期内的工作尽心尽职，较好地完成了股东大会提出的年度工作目标，对所取得的经营业绩应予以肯定。
报告期内，**支行依法经营，不断改进管理，内控机制不断完善，财务报告真实、客观、准确地反映了支行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基本能够实现质量、效益、规模的协调发展。
四、2017年监事会工作的工作目标
（一）进一步加强监事会自身建设，提升监事会履职水平。一是注重提高监事人员专业素养。监事会将继续加强金融业务知识以及监管政策的学习，积极开展工作交流，增强业务技能，创新工作方法，提高监事会监督水平。二是着力提升监事履职意愿，引导监事及相关部门共同推动监事会职能建设和服务经营发展的水平，维护广大股东、职工及我社利益。
（二）加强履职监督。通过列席我社理事会、股东大会、贷审会和财审会等，全面了解经营发展情况，监督股东大会及理事会重大决议在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的落实情况，加强对支行经营班子会决议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促进部门提高履职效能，确保各项决议得到有效贯彻执行。
（三）进一步提高稽核质效，增强审计效果。一是利用二代稽核审计系统，实施在线审计，逐步实现无纸化审计。二是探索建立稽核工作再监督制度，加强稽核人员管理，强化稽核质量控制，提高稽核管理的精细化程度。
（四）进一步落实整改，规范经营管理。要求全面加强后续整改跟踪，加大对整改情况的检查频度，严格督促整改落实到位，加强对整改不到位行为责任人和管理人员的问责，提高管理人员责任意识，坚决杜绝屡查屡犯行为，促进经营管理更加规范化。
工行合规经理履职报告篇5
关键词：持续监管 高管人员 任职资格管理
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是“管法人”的重要环节，是银行业监管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管好银行业机构必须管好高管。从上世纪90年代
抓好高管“软件”管理，一是要将高管人员年度考核制度化，并将年度考核结果作为高管人员是否称职、是否留任或升迁的重要依据。二是要细化年度考核内容，量化年度考核指标，将一些难以把握和准确定性、定量的模糊概念从考核指标体系中剔除，代之以明确的、易于把握的指标。如高管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违规经营是一次、两次还是多次，是一般性违规还是重大违规行为。三是可以引入黄牌警告制度。本着教育为主、“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一般性违规高管人员实行黄牌警告，辅之以戒免谈话，指出其违规性质，责其整改，并将黄牌警告载入高管档案。四是考核后应将有关情况及时与被监管机构上级主管部门对接，对持续性“软件”管理中表现优异的，要及时提拔，对表现差的要及时调整。
三、高管管理应坚持考察历史记录与考察现实表现相结合，重在考察现实表现
高管人员管理从时间顺序上讲分为历史记录和现实表现两个方面的考察，历史记录表明高管人员过去从业的情况，现实表现则代表当前高管人员履职的状态。做好高管管理必须要考察历史记录，是否有重大违规、是否在履职中有重大违反职业操守的行为。同时，高管管理还须着重在高管的现实表现中去考察是否履职到位、是否对过去的违规情况有所纠正。我国干部管理原则中重要的一条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同时，高管管理的历史记录应分清什么是原则性的问题，什么是非原则性的问题。以笔者之见，未上升到任职资格处理的历史记录应是非原则性的问题，上升到任职资格处理即取消任职资格一定年限的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属于平时一贯表现良好、只因一时疏忽导致工作失误而被取消任职资格一定年限的，应给一定机会让这些高管能够重新证明自己，而不应“一棍子打死”。
在参考历史记录基础上，高管现实表现考察至为重要。其主要原因是高管人员肩负着银行业金融机构改革和发展的管理重任，其现实表现关系到银行业的荣辱兴衰。监管当局应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要加强培训。经常性地组织高管人员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经济、金融、法律、法规知识；二是要强化监管。对高管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告诫提醒，从而引起重视，不犯低级错误，少犯错误。对问题严重的要按程序及时做出任职资格处理；三是要把监管当局现实考察情况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考察情况结合起来，建立监管当局与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沟通协调机制。监管当局要及时向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通报高管考察情况，同时，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也应将高管中重大变动情况及时与监管当局沟通，从而起到全方位考察之效；四是考察高管现实表现应结合其业绩和群众评议结果全面评价，而不能片面地只看某一方面。高管的业绩主要通过其经营管理所取得的效果来展现，而群众评议结果则是本单位职工对高管工作的满意度。一般来说，二者往往是一致的，但特殊情况下也可能出现背离。监管当局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公正、公平地结合多方面情况全面评价高管。
四、高管管理应坚持现场与非现场监管相结合，侧重于非现场监管
现场与非现场监管是高管管理的两种方式，现场监管是年度中间对高管人员的动态考核、约见谈话、任职资格处理等监管行为的总称；而非现场监管是监管者通过收集分析各种信息对高管人员是否认真履职作出的判断。这两种监管方式对高管管理都十分必要，缺一不可。但现场监管是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管方式，而非现场监管则是日常性的监管，在当前有限监管资源条件下，非现场监管更为严重。
作为高管非现场监管，应逐步建立一套成熟的体系和机制，一是要建立较为全面的高管人员档案资料，包括(1)个人情况：即家庭现有财产状况、子女就业就读情况、是否有出国护照、住房变化情况、个人负债情况等等。(2)履职情况：即经营业绩、风险状况、案件情况、合规性经营情况等等。(3)历年评价：即任期内监管当局考核情况、群众评议情况、上级评议情况等等。(4)任职资格处理情况。二是完善高管人员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上述高管人员个人情况中若有重大事项变动，要及时向高管所在单位上级和当地监管部门报告，并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下来。三是监管当局要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即发现个人重大事项中的疑点问题，有权责成高管所在单位纪检监察部门了解情况并及时报告监管当局；发现在履职过程中出现合规性问题、经营风险问题和案件隐患，要及时约见该高管人员谈话；对监管当局动态考核和群众民主测评意见也应及时与当事人交换意见。四是探索对高管人员履职等级评定制度。可以按照优秀、良好、一般、差的标准，根据高管人员履职中的合规性、案件治理、业务发展、经营业绩等方面的情况，对高管人员进行评价，并将评级情况反馈到高管所在单位的上级行或董(理)事会。规定对评定为“一般”及以下的高管人员限制提拔，对评定为“差”的限期调整。
综上所述，高管人员管理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管“法人”的重要环节，抓好此项工作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无疑是一项的费省效弘的工程。持续有效地监管好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高管人员，对于保持银行业稳健经营，防范与化解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促进经济、金融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抓好高管“软件”管理，一是要将高管人员年度考核制度化，并将年度考核结果作为高管人员是否称职、是否留任或升迁的重要依据。二是要细化年度考核内容，量化年度考核指标，将一些难以把握和准确定性、定量的模糊概念从考核指标体系中剔除，代之以明确的、易于把握的指标。如高管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违规经营是一次、两次还是多次，是一般性违规还是重大违规行为。三是可以引入黄牌警告制度。本着教育为主、“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一般性违规高管人员实行黄牌警告，辅之以戒免谈话，指出其违规性质，责其整改，并将黄牌警告载入高管档案。四是考核后应将有关情况及时与被监管机构上级主管部门对接，对持续性“软件”管理中表现优异的，要及时提拔，对表现差的要及时调整。
三、高管管理应坚持考察历史记录与考察现实表现相结合，重在考察现实表现
高管人员管理从时间顺序上讲分为历史记录和现实表现两个方面的考察，历史记录表明高管人员过去从业的情况，现实表现则代表当前高管人员履职的状态。做好高管管理必须要考察历史记录，是否有重大违规、是否在履职中有重大违反职业操守的行为。同时，高管管理还须着重在高管的现实表现中去考察是否履职到位、是否对过去的违规情况有所纠正。我国干部管理原则中重要的一条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同时，高管管理的历史记录应分清什么是原则性的问题，什么是非原则性的问题。以笔者之见，未上升到任职资格处理的历史记录应是非原则性的问题，上升到任职资格处理即取消任职资格一定年限的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属于平时一贯表现良好、只因一时疏忽导致工作失误而被取消任职资格一定年限的，应给一定机会让这些高管能够重新证明自己，而不应“一棍子打死”。
在参考历史记录基础上，高管现实表现考察至为重要。其主要原因是高管人员肩负着银行业金融机构改革和发展的管理重任，其现实表现关系到银行业的荣辱兴衰。监管当局应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要加强培训。经常性地组织高管人员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经济、金融、法律、法规知识；二是要强化监管。对高管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告诫提醒，从而引起重视，不犯低级错误，少犯错误。对问题严重的要按程序及时做出任职资格处理；三是要把监管当局现实考察情况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考察情况结合起来，建立监管当局与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沟通协调机制。监管当局要及时向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通报高管考察情况，同时，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也应将高管中重大变动情况及时与监管当局沟通，从而起到全方位考察之效；四是考察高管现实表现应结合其业绩和群众评议结果全面评价，而不能片面地只看某一方面。高管的业绩主要通过其经营管理所取得的效果来展现，而群众评议结果则是本单位职工对高管工作的满意度。一般来说，二者往往是一致的，但特殊情况下也可能出现背离。监管当局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公正、公平地结合多方面情况全面评价高管。
四、高管管理应坚持现场与非现场监管相结合，侧重于非现场监管
现场与非现场监管是高管管理的两种方式，现场监管是年度中间对高管人员的动态考核、约见谈话、任职资格处理等监管行为的总称；而非现场监管是监管者通过收集分析各种信息对高管人员是否认真履职作出的判断。这两种监管方式对高管管理都十分必要，缺一不可。但现场监管是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管方式，而非现场监管则是日常性的监管，在当前有限监管资源条件下，非现场监管更为严重。
作为高管非现场监管，应逐步建立一套成熟的体系和机制，一是要建立较为全面的高管人员档案资料，包括(1)个人情况：即家庭现有财产状况、子女就业就读情况、是否有出国护照、住房变化情况、个人负债情况等等。(2)履职情况：即经营业绩、风险状况、案件情况、合规性经营情况等等。(3)历年评价：即任期内监管当局考核情况、群众评议情况、上级评议情况等等。(4)任职资格处理情况。二是完善高管人员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上述高管人员个人情况中若有重大事项变动，要及时向高管所在单位上级和当地监管部门报告，并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下来。三是监管当局要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即发现个人重大事项中的疑点问题，有权责成高管所在单位纪检监察部门了解情况并及时报告监管当局；发现在履职过程中出现合规性问题、经营风险问题和案件隐患，要及时约见该高管人员谈话；对监管当局动态考核和群众民主测评意见也应及时与当事人交换意见。四是探索对高管人员履职等级评定制度。可以按照优秀、良好、一般、差的标准，根据高管人员履职中的合规性、案件治理、业务发展、经营业绩等方面的情况，对高管人员进行评价，并将评级情况反馈到高管所在单位的上级行或董(理)事会。规定对评定为“一般”及以下的高管人员限制提拔，对评定为“差”的限期调整。
工行合规经理履职报告篇6
第一条为了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切实保障投资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及相关法律、规章的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我区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群团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和具有公共管理、公共服务职能的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影响和损害环境提升年工作责任追究，是指应当履行而未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影响我区投资环境的各种行为。其中未履行职责，包括无理拒绝、故意回避、不完全履行职责的情形；不正确履行职责，包括不依照法规规定程序和法规规定职责权限履行职责的情形。
第四条对影响和损害环境提升年工作的责任追究，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惩处与责任相适应、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责任追究的范围
第五条全区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追究直接责任者、主要领导责任者和重要领导责任者的责任。
（一）违反法律、法规和党委、政府有关政策、决策、规定，或对党委、政府有关政策、决策、规定执行不力，影响政令畅通，导致损害公民、法人和组织合法权益的；
（二）不按有关规定公开职权目录、流程图及有关办事依据、办事程序、承办机构、承办人员、办理时限、收费标准、办理结果、监督渠道的；或不按公开承诺的内容履行职责的；
（三）对属于本部门或本人职责范围内的事宜不作负责的解答、不予受理或有其他不作为行为的；对不属于本部门或本人职责范围的事项不履行告知义务、不转送的；
（四）继续或变相实施不合理的、已经取消的行政许可事项，或擅自附加许可条件或变更标准的；
（五）对企业登记注册、办理证照、年检擅自增加条件的；
（六）违反法律、法规或有关政策，在市场准入、税收、投资融资、价格和收费等方面歧视民营经济投资者的；
（七）对相关手续完备、资金到位的建设项目设置障碍使企业不能按期开工或严重影响工程进度的；
（八）擅自委托中介机构、下属单位或者其他组织代行许可管理权，或擅自准许中介机构或者其他组织从事许可活动的；
（九）违反有关规定，指令管理和服务对象参加各种评比、达标、升级、考核、研讨、培训等活动，或购买指定商品以及刊登广告的；
（十）违反有关规定，对管理和服务对象乱收费、乱检查、乱罚款、乱摊派的；
（十一）利用工作或职务之便，向管理和服务对象索要钱物、报销应由个人或本单位支付的费用的；
（十二）执法执纪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公民和法人的投诉、检举、控告、申诉无故不予受理或故意拖延、处理不力的；
（十三）搞部门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或以上级主管部门规定为借口，不执行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及优化发展环境有关制度和规定的；
（十四）违反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资产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有关规定，搞暗箱操作的；
（十五）由于工作失职或不依法履行对下属单位行政行为监督检查，造成影响和损害投资环境后果的；
（十六）对管理和服务对象态度冷硬、蛮横粗暴、故意刁难以及有其他不文明行为的；
（十七）擅离岗位、擅离职守或在工作时间内进行娱乐游戏造成不良影响的；
（十八）因执法不公、，造成影响和损害投资环境后果的；
（十九）其它影响和损害投资环境的行为。
第三章责任追究的形式和责任确定
第六条对影响和损害环境提升年工作责任者的责任追究分为直接责任者、主要领导责任者和重要领导责任者。直接责任者指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对影响和损害环境提升年工作起决定作用者；主要领导责任者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直接主管的工作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对影响和损害环境提升年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者；重要领导责任者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应管的工作或参与决定的工作，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对影响和损害环境提升年工作负次要领导责任者。
第七条对影响和损害环境提升年工作责任者的责任追究，视情节轻重给予组织处理：
（一）警示训诫谈话；
（二）离岗培训；
（三）调离岗位；
（四）免职；
（五）辞退。
第八条对机关组织行为影响和损害环境提升年工作的责任追究，除按第七条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外，同时视情节轻重对该机关、组织给以组织处理：
（一）通报批评；
（二）考评否决；
（三）调整班子。
第九条对严重影响和损害环境提升年工作责任者，根据有关规定给予处理，构成违纪政纪有关规定的，由纪检监察机关调查处理，涉嫌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调查处理。
第十条对影响和损害提升年工作受到责任追究的责任者及责任单位，同时纳入年终目标考评重要内容：
（一）对受到警示训诫谈话、离岗培训、调离岗位、免职责任追究之一的工作人员，取消其年度评先评优及各项奖励、奖金；对受到责任追究并造成影响和损害环境提升年工作严重后果的工作人员，在年度目标考核中直接列为不称职档次。
（二）对工作人员受到责任追究的单位和部门，视情节轻重在民主评议、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领导班子及有关领导年度考核中酌情扣减考核分数或酌情确定考核档次；对工作人员受到责任追究并造成损害环境提升年工作严重后果的单位和部门，民主评议、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领导班子年度考核直接列为不达标或较差档次，领导班子成员不得评先评优。
第十一条责任人及责任单位在一年内因违反本办法再次受到责任追究或不配合调查、打击报复检举人的，要从重或加重处理；情节轻微或由于过失造成过错，未造成不良影响，并能主动承认和纠正过错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理。
第十二条各单位主动自查自纠且未造成不良影响的责任追究案件，所在单位及其有关领导可免予责任追究。
第四章责任追究的机构和程序
第十三条依照本办法应当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有关审批程序办理。区纪委监察局负责对影响和损害环境提升年工作并违政纪律的案件进行调查处理，涉嫌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区委组织部、区人事局按照管理权限负责调离岗位、免职、辞退和领导班子年度考核降档、直接列为较差档次、调整班子责任追究的监督落实，并对有关情况进行备案，作为任用和奖惩的重要依据。
第十四条对情节较重，或者影响恶劣，责任单位和责任部门又不主动报告，纪检监察机关可根据领导批示、群众反映、举报、媒体报道、执法机关等渠道提供的线索和其他途径掌握的情况，责成该单位、部门调查处理并报告情况，也可组成调查组直接予以调查，按案件查处程序办理。
工行合规经理履职报告篇7
下面分别从审计评价、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责任认定和审计建议等经济责任审计报告的组成部分，归纳报告中常见的几类问题：
（一）审计评价部分：客观性把握不够。
一些审计机关的经济责任审计报告，评价内容大而全，却没有相应的审计取证作支撑，有抄袭被审计领导干部工作总结之嫌，客观性和公信力不够。
如，在某县审计局实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任期经济责任报告上，写道：某同志任职期间，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重心，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保障食品药品安全为工作目标，认真履行职责，较好地完成了市委、市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在保障全市食品药品安全工作中，一是以食品安全示范创建为抓手，夯实农村食品安全基础……确保全县无重特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发生。在财政财务管理工作中，一方面立足本单位实际，严格执法程序，非税收入征收和罚没款项收缴合法、合规;另一方面加强财政财务支出管理……审计结果表明，该局向审计组提供的会计资料真实地反映了某年某月至某年某月的财政收支情况，各项财政收支行为基本符合财经法规的规定，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基本健全有效。但审计也发现，县药监局在固定资产及部分车辆使用管理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本次审计涉及的账面资料中，未发现某同志个人有违反廉政规定的问题。
这个审计评价相对于一些审计报告的审计评价部分还是有长处的，不仅关注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财务收支问题，还关注了其财务制度以及该局职能履行情况。不足之处在于：对于“较好地完成了市委、市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一句缺少有力的支撑。翻阅项目档案，对该局职能履行绩效的取证不足，且缺少量化评价。如，没有明确该局应完成哪些工作任务，有哪些主要职能，为完成工作任务主要采取了哪些措施，还有哪些措施应采取未采取，已经采取的措施有哪些不足，制度措施采取的绩效如何，“无重特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发生”与采取的措施有无必然关系，是否还存有食品药品安全隐患。缺乏必要的取证程序，审计评价只能以谈话、被审计单位和被审计领导干部的总结为依据，语言表述就显得空洞，缺乏审计的职业判断。另外，评价中说“内部控制制度基本健全有效”，但后文的问题全部是资产管理、财务管理方面的问题，有前后矛盾之嫌。这样的审计评价显然缺乏客观性和公信力。
（二）审计发现的问题部分：问题层次不高，不能有效体现审计目标。
根据《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以下简称《两办》规定）和《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经济责任审计应当以促进领导干部推动本地区、本部门（系统）、本单位科学发展为目标，以领导干部任职期间本地区、本部门（系统）、本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和效益为基础，重点检查领导干部守法、守纪、守规、尽责情况，加强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见，经济责任审计项目的目标不仅是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性，还关注业务的效益性，所要监督和评价的内容包括被审计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的全部活动，领导干部遵守财务方面的法规制度只是基本的义务，是否依法履职、尽责担当、推动本地区、本部门（系统）、本单位科学发展才是衡量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根本标准。
然而目前很多审计报告仍然主要反映财务问题，如上例所举的报告中列举的都是财务、资产管理方面的问题，与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总体评价关联度不够大，不能使报告读者对该局长的经济责任履行情况形成清晰的认识。
还有的问题没有科学抽样，让人产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不能反映整体情况。如，一个教育局局长的经济责任审计报告中这样描述“部分专项资金未专款专用。如：某年至某年区教学仪器管理站在学校仪器设备专款中列支区教育局及下属事业单位购买设备款200万元……”。该部门一共有多少专项资金，违规使用的资金占全部资金的比例是多少，均未在报告中说清楚，如何给读者提供客观的信息，如何与审计评价挂钩得出被审计领导干部在预算执行方面的经济责任履行情况呢？不能做出科学合理的评价，经济责任审计项目的目标也就无从体现。
（三）责任认定部分：标准不够统一，直接责任和主管责任较少。
一是标准不够统一。如，同一个审计机关做出的审计报告，某局局长经济责任审计报告写道：对某局本级和所属单位财务收支及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某同志应负领导责任;某办主任经济责任审计报告写道：对审计发现的财务管理不规范等问题，某同志应负主管责任;对下属单位财务监管不到位等问题，某同志应负领导责任。分析上述两个报告中定责的合理性，勉强可以理解为两个被审计单位领导班子分工不同，前者的被审计领导干部不分管财务、后者的分管财务，但是后面的单位同样是内部控制机制不健全，为何领导分别负主管责任和领导责任呢？即使有下属单位负责人对具体问题承担直接责任或是主管责任，如果这个单位财务未独立核算，被审计领导干部也应该承担主管责任，而非领导责任;若下属单位财务独立核算，审计过程只需重点检查对下属单位的监管机制健全与否即可，具体的财务问题无须作为上级部门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重点而写上报告。
二是直接责任和主管责任较少。通过对某省市县级审计机关的抽查，发现大部分报告发现的问题，被审计领导干部以领导责任和主管责任为主，直接责任很少涉及。《实施细则》对直接责任的认定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从媒体报道的已查处官员的违法违规案件中，可以看出官员以权压法、独断专行、，造成国有资产（资源）损失浪费的情况屡见不鲜，与经济责任审计报告中“形势大好”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现象无疑降低了审计报告的公信力。
（四）审计建议部分：建议不完整，针对性不强，建设性作用发挥不到位。
一是建议不完整，审计报告和审计结果报告中都很少有针对被审计领导干部本人使用的建议。二是建议针对性不强。例如，在某市委书记的经济责任审计报告中，审计建议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和义务，理顺体制，加强对企业的管理和监督，切实提高经济效益，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避免损害企业国有资产所有者和其他出资人的合法权益。首先，书记一般全面负责市委工作，在发展战略和决策思路上面发挥重要作用;县长一般主抓各部门工作，对国有资产监管方面的建议应在县长的经济责任审计报告中出现。其次，建议对象不应是部门，而应是市委、市政府，建议着眼于该市国有资产运营管理的制度、体制建设和经济事项决策制定。三是建设性作用发挥不到位。所翻阅的审计报告中，尤其是党政部门主要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报告，建议基本上都是：加强内部控制、加强预算管理和财务管理、规范投资项目管理、加强下属单位管理等，与所在部门所承担的具体经济职责联系不够紧密。如，某县教育局长的经济责任审计报告中，发现了“企业职工培训重复享受政策”的问题，与当地《关于加强职工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实施意见》中“我县企业职工参加政府扶持的职业培训项目，每人每年原则上只能享受一次政府经费补助（含其他行业经费补助）”的规定不符。对应的审计建议是“要求企业职工培训机构上报电子版培训资料，以强化审查监督”。这个建议只是提出了在现有政策下，避免重复享受政策的管理手段，却未对政策本身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以培训次数作为享受补贴的限制条件与鼓励职工参与培训的政策目标是否相符？现行政策下，由培训学校在培训实施环节发放补贴是否存在制度漏洞？因此，提出的建议是治标不治本的，仍然为违规享受补贴埋下了隐患。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分析上述问题存在的原因，既有系统性的原因，也有市县级审计机关自身的原因。
（一）系统性原因：经济责任审计制度规范尚待进一步探索完善。
尽管《两办》规定及《实施细则》已经出台，但由于领导干部经济责任本身的复杂性，关于审计范围的科学界定、审计样本的合理选取、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的配合使用、审计定责的准确把握以及审计风险的有效规避等问题，都处于探索研究的过程。各级审计机关不同程度地面对这些难题，需要经过实践的发展和各级审计机关的共同努力，逐渐总结经验、探索解决问题的思路。
（二）市县级审计机关队伍状况与项目安排上的矛盾。
市县级审计机关，尤其是县级审计机关，长期面临队伍素质亟待提高的问题。与此同时，由于地方干部任免更换频繁，组织部门每年都会安排大量的经济责任审计项目。有的县局一共十几名审计干部，每年要承担十几位领导干部的任期经济责任审计，还要完成本级预算执行审计等例行项目，参与审计署、省级审计机关统一组织或授权的审计项目。这种情况下，一些审计机关为了完成审计任务，经济责任审计项目不能审深审透，仅浮在表面的财务问题上，如果没有举报线索或是上级领导要求，很多审计程序未按照审计准则和两办《规定》要求执行到位，仅取信于被审计单位提供资料，未进行必要的测试，未合理怀疑、充分适当取证，审计报告的公允性和客观性难以保证。
（三）市县级审计机关对经济责任审计的认识理解不到位。
上述两方面原因均属于客观原因。究其根本原因，还是一些市县级审计机关的审计理念有待更新。在认识上，未准确把握和正确理解经济责任审计的制度要义和主要目标，仍然将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作为审计目标，以财务管理问题作为主要的审计内容。一方面，财政财务收支只是经济活动的载体，仅关注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性，经济活动的绩效性无法得到科学合理地评价;另一方面，我国政府部门的财务核算体系尚需不断探索和完善，政府及其部门掌握的公共资金、公共资产、公共资源未完全纳入财务体系，因此完全依靠目前的财务信息为切入点审计业务活动，明显是不完整的。
（四）在技术手段上，未能将审计目标、审计内容和审计思路方法有机结合。
一些地区，仍然采用“大海里捞针”、“盲人摸象”的审计思路，不考虑整体的审计范围，不研究科学选定样本，先抓问题，由“事”及“人”，问题能与人勉强挂钩则已，挂不上就是没有问题。这种审计思路和方法，极大地降低了审计质量，提高了审计风险，必然不会产生高质量的审计报告。
三、提高市县级审计机关经济责任审计报告质量的对策和建议
解决上述问题，一要依靠实践地不断发展，促进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操作指南、规范不断完善;二要合理安排审计项目，将经济责任审计项目与其它审计项目相结合，有针对性地利用其它项目成果，以离任经济事项交接、年度报告等制度为补充，精简项目数量，每年有重点地安排1、2个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项目，确保审深、审透、审精;三要更新审计理念，正确理解审计目标、合理确定审计范围、采取适当的审计方法，提高审计报告质量，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对策建议：
（一）正确理解经济责任审计目标，合理确定审计范围。
按照《两办》规定和《实施细则》的要求，经济责任审计目标是多层次多维度的目标体系，从层次上说，直接目标是检查领导干部守法、守纪、守规、尽责情况，根本目标是推动本地区、本部门（系统）、本单位科学发展;从维度上说，实际上是对被审计领导干部运用公共资金、公共资产、公共资源过程和结果的一揽子评估，既要评价被审计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过程的合法合规、经济高效、科学合理，也关注其经济结果的经济性、效果性、效率性和安全性。
根据上述目标，被审计地区、部门（系统）、单位实际所用和使用的经济资源都应该作为审计范围，被审计领导干部直接决策、支配、使用的经济资源作为审计重点。如，区县、乡镇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应该是全部政府性资产及资产形成、使用、分配的全过程，具体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含专项资金）、政府性基金预算资金、国有资产经营预算资金、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资金、政府性债务、自然资产资源、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及形成的固定资产（含使用、出租、出借资产）等内容。审计中，不仅应关注上述资产的存量状态的完整性和报告数据的真实性，还应关注与资产有关的决策行为、使用行为、分配行为以及最终的经济绩效。
（二）将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有机结合，提高评价的客观性。
为保证评价的公平性、客观性和可比性，根据各类领导干部履职过程中的共性事项和问题，抽象出具体的评价指标。评价指标计算，尽量以审计样本值与总体值相比、实际完成数与计划数相比、末期数与基期数相比的方式计算;将综合指标值划分若干评价档次，根据每位领导干部的得分情况确定其履职档次。在量化评价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被审计领导干部前任遗留的工作基础，以及本地区、单位（部门）的资源条件，运用职业判断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和领导干部的能力素质，适当调整量化打分的评价结果，最终做出客观公允的审计评价。
（三）科学公正界定被审计领导干部责任。
第一，确定审计重点时，要充分考虑领导干部的管理幅度和管理跨度。对内部控制测试和决策合理性评估后认为风险较小的经济事项、独立审计、决策权力较大的下属单位经济行为（如无明显线索怀疑与被审计领导干部相关）等可判断为与被审计领导干部无明显直接关系的内容，则不应作为审计重点，保证审出的问题一定能归咎责任，避免问题与责任两张皮。
第二，总结规律、审慎定责。总结各类问题所对应的直接责任、主管责任、领导责任证据要素，梳理各类责任的取证规律及适用的取证方法。一旦发现领导干部不作为、懒作为、慢作为、滥作为、错作为，以及个人廉政方面的问题线索，运用访谈记录、会议纪要、文件批示、账户资料、职责分工、经济后果等证据，审慎确定经济责任。
（四）审计建议效用最大化。
审计建议包括被审计领导干部使用建议和其所在地区、部门、单位发展建议。对领导干部使用的建议要与对其评价相结合，为组织部门提供明确的信息，如，该干部在决策、执行、管理等方面，哪方面的能力较强;其是否了解本地区、本系统、本行业的基本规律和工作重点;该同志适合现任岗位的工作，如不适合，更适合从事哪方面的工作等。
关于地区、部门、单位的发展建议，从被审计领导干部任中经济事项出发，挖掘其所在单位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从完善制度、体制、机制方面提建议。对于全国、全系统普遍存在的问题或是历史性、长期性、顽固性问题，可结合审计发现的其它地区、部门、单位处理类似问题的好经验、好做法，提出参考建议。
工行合规经理履职报告篇8
专职代表还是兼职代表？
2010年8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的代表法修改草案明确规定“代表不脱离各自的生产和工作”，并增加规定“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以代表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这意味着，专职人大代表和人大代表工作室的探索被立法“封杀”。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在代表法修正案草案说明中解释称，“ 鉴于我国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办事机构、工作机构是代表履职的集体参谋助手和服务班子，代表不设个人工作室”。
紧随其后，代表法修正案草案在网上征求意见，这两条规定在人大实务界、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和争议。有学者认为，代表法修改应增强代表履职行权的动能，对于“代表专职化”、“代表工作室” 的探索“允许试，不必急于下禁令”。
人大实务界则倾向于维护宪法关于代表兼职制度的原则，认为代表制度“大改”条件尚不成熟。
按照宪法原则，我国实行兼职人大代表制度，此番修改代表法，再次宣示兼职代表制度，并不意外。倒是代表个人工作室的去留问题成了此次修正案的最大争议。
近年来，“人大代表工作室”一度成为“民主时尚”。2004年3月，温州市人大代表周德文在全国率先设立“人大代表工作室”。而最引人注目的是2010年6月，四川省罗江县试行县级专职人大代表制度，全国首位专职人大代表李国喜的工作室高调出场。
然而，就在代表法修正案草案公布两天后，2010年8月25日，历经5年已接访3000余件投诉，接待2万余人的“杨剑昌人大代表接访室”宣布关停。9月1日，运行仅2个月的四川罗江首个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更名为“幸福促进室”，李国喜的身份由专职县人大代表变为调解员，而此前李国喜代表的主要工作是监督政府工作，接待选区群众，听取和反映社情民意。
此次修法禁止设立“代表个人工作室”，但是由人大常委会主导设立的代表联络站则不在禁止之列。目前，在广东、浙江等地的人大代表联络站依然正常运转。
2010年9月28日，在“中国人大网”的在线交流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方面负责人回应了关于“是否设立代表个人工作室”的争议。代表法修正案的二次审议稿和修改后的代表法，仍然延续否定专职化代表与禁设代表个人工作室的思路。
履职报告首次写入法律
20世纪90年代，直接选举产生的县级人大代表向选民述职在不少地方蓬勃开展，但无论是官方还是坊间，加强对人大代表监督的声音依然不绝于耳。
这次代表法修正案回应社会期望，强化对代表的履职监督。修改后的代表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代表应当采取多种方式经常听取人民群众对代表履职的意见，回答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对代表工作和代表活动的询问，接受监督。” “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代表应当以多种方式向原选区选民报告履职情况”。 应该说，这是对地方人大推行包括代表述职在内的履职报告模式的肯定和拓展。这一制度设计将激励代表主动积极履职，堪称此次代表法修改的一大亮点。
近年来，代表述职开始向间接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延伸。浙江省的做法是地方创制的一个缩影。2010年9月30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省人大代表工作切实发挥代表作用的决定》，试行省人大代表向原选举单位报告履职情况，代表履职情况作为提名连任代表候选人的重要条件。浙江省健全代表履职激励机制的做法，无疑契合代表法修改意图。
2010年10月25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乔晓阳在报告代表法修正案草案修改情况时说，代表报告履职情况可以先从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做起，逐步积累经验。从立法意图来说，新法为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述职和报告履职情况留下了较大探索的空间。
“代表话语”更有分量
近些年来，全国和地方人大组织的专题调研大大丰富了代表的履职“素材”。这次修改代表法，专题调研被上升为法律规定。
提交一审的草案稿规定：“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安排，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开展专题调研”；“代表参加视察、专题调研形成的报告，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转交有关机关、组织研究处理”。
“代表的调研报告能得到运用吗？”有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人大代表建议，应明确对报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反馈，以增强代表视察、专题调研的实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审议意见据此将这一条规定修改为：“对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的研究处理情况应当向代表反馈。”也就是说，向代表反馈的不是处理报告本身的情况，而是如何处理代表在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此举有助于增强有关机关、组织的责任意识，保障代表的“话语分量”。
修改后的代表法还明确规定了有关机关、组织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时限，“自交办之日起三个月内答复。涉及面广、处理难度大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自交办之日起六个月内答复”。同时，在研究办理代表建议过程中，应当与代表联系沟通，充分听取意见。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应当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并印发下一次人代会。这样规定，有利于提高代表建议办理中的“见面率”、“问题解决率”，防止建议办理中搪塞、敷衍代表的现象。
“红帽子”不能用来牟利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界、新兴社会阶层人士当选为人大代表，人们称之为“红顶商人”。“红顶商人”走进国家权力机关政治殿堂适应了社会转型期代表结构的变化。但是，现实中，有少数企业家代表借助头上的“红帽子”为私人谋利益，甚至以代表身份干预司法、执法，这显然与人大代表的职责相悖。
提交一审的草案稿规定：代表应当严格区分从事个人职业活动与执行代表职务，不得利用执行代表职务干涉具体司法案件或者招标投标等经济活动，不得利用执行代表职务牟取个人利益。
在审议中，有关“人大代表不得干涉具体司法案件”的规定引起热议。有的委员认为，代表行使公权力，应当强调不得从中牟取个人利益，也不仅仅局限于干涉具体司法案件或是干涉招投标，在其他领域也可以牟利；同时，有的代表的本职工作与代表职务有密切联系，关键是要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修改后的代表法第四十六条最后规定，“代表应当正确处理从事个人职业活动与执行代表职务的关系，不得利用执行代表职务干涉具体司法案件或者招标投标等经济活动牟取个人利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认为，“把代表从事个人职业活动与执行代表职务严格区分，实际上是防止利益冲突”。
代表能力上升到法律高度
“加强履职学习和调查研究，不断提高执行代表职务的能力”。修改后的代表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把提高代表能力作为义务性规定，从履职培训、保障知情权、经费保障、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提供服务、人身特别保护权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
新法指出：县级以上的各级人大常委会应当有计划地组织代表参加履职学习，协助代表全面熟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掌握履行代表职务所需的法律知识和其他专业知识。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参加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的代表履职学习。
中央“9号文件”提出要为代表知情知政提供信息服务。新修改代表法把人大代表“获得依法执行代表职务所需的信息和各项保障”列为代表权利。新法增加规定:县级以上的各级人大常委会、“一府两院” “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工作情况，提供信息资料，保障代表的知情权。”
2004年初发生了全国人大代表自费打电视广告征集议案的“周晓光现象”。 一年后的中央“9号文件”不提倡代表自己掏钱办国家的事。对此，新法规定，代表的活动经费，应当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专款专用。此外，新法还明确：县级以上的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为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提供服务保障。
此次代表法修改突出加强了代表履职的物质保障和组织服务保障，无疑反映了国家对代表履职保障的不断优化。
罢免人大代表不是传说
近年来，有关选民要求罢免人大代表的事件屡见报端，但是除了溆浦县的“获刑”代表被成功罢免外，许多罢免行动不过一纸动议而已，似乎没有成功的范例。
“选民提出罢免案连进入法律程序都很难，更不用说罢免了”。曾参加罢免动议的选民发出感慨。
提交一审的草案对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罢免难”问题作了设计：因刑事案件被羁押正在受侦查、、审判的；被依法判处管制、拘役或者有期徒刑而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正在服刑的，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可以依法予以罢免。
对于草案的这一规定，有人提出，罢免人大代表不应局限于这两种情形，否则很容易让人“误读”为其他“问题代表”不属于罢免范围。为此，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将草案修改为：“选民或者选举单位有权依法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出席罢免该代表的会议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
乔晓阳解释，选举法对罢免代表的具体程序作了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罢免代表，应由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决定，没有必要规定对哪些代表可以罢免。
由此可见，选民主导罢免“问题”代表或许将不再是传说。
稳健修法的政改信息
关注代表法修改的政治生态，不难发现：有了中央“9号文件”的规定和党的十七大关于“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联系”的要求，整个代表制度的框架不可能有实质性改动。
退一步讲，即使实行专职代表制度，也要先动宪法，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修改代表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权力改变代表制度的基本原则。正如吴邦国委员长在代表法修改决定获得通过后的讲话中指出，代表法修改“遵循宪法和代表法的基本原则，对代表法的部分规定作了补充和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主任许安标与网友交流时表示，代表法修改的一项原则是，“认识尚不一致的，可以暂不作规定，继续深入研究”。
换而言之，代表法修改，是代表制度的转型，而不是转身。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代表工作的环境和条件日益变化，代表法还有修改的空间。学界和公众对代表法修改，乃至其背后的政改趋向寄予了深切期望。
前不久，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10月2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郑青原题为《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种种迹象表明，政改思路是“积极加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