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论文范文

古希腊哲学论文篇1

 

中国学术界对晚期希腊哲学的重视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汪子嵩等先生开始规划四卷本《希腊哲学史》的时候，就己确定“第四卷写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希腊一罗马时期的哲学”。®在该书“绪论”中，四卷本的作者认为：“希腊哲学经历了大约一千年，它包括各种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内容庞杂丰富。”®范明生先生于1993年发表了《晚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他在该书序言中说：“长期以来，在探索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的过程中，深深感到对传统的希腊哲学和时间上继起的基督教哲学、神学之间，某些著作在处置中似乎存在着断层;同时，不仅是希腊哲学，而且被认为是源出于东方的基督教及其神学，长期以来却成了西方思想发展中的主流，而基督教及其神学，在其策源地的东方反退居到次要地位。

 

这就促使自己去探索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及其神学之间的联系。”⑤尽管范明生先生的行文仍将希腊晚期哲学和基督教神学当作两个事物来看待，但他实际上己经将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和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包括早期基督教哲学在内)纳入统一的研究视野，并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姚介厚先生在他的新著《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中明确指出：“无疑，在古代西方，希腊哲学最有开创性、持续性，罗马哲学深受希腊哲学的熏陶，但是罗马哲学其实有其自身体现罗马文明时代特征的文化精神，在理论形态上也有别于希腊古典文明和希腊化文明时代的哲学，所以本书不将罗马哲学看作希腊哲学的简单延伸与附属部分，而将有专门论述。”

 

在古希腊哲学研究中，“希腊化时期的哲学”(HellenisticPhilosophy)与“晚期希腊哲学”(LaterGreekPhilosophy)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希腊化时斯’(Hellenisticera)的历史边界是清晰的。在史学家眼中，“所谓希腊化是指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的三个世纪里，古希腊文明和小亚细亚、叙利亚、犹太、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印度的古老文明相融合的一种进程。时间范围通常认为开始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到公元前30年罗马吞并最后一个希腊化国家托勒密王朝为止。”@在哲学史家眼中，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逝世于公元前322年，这个年份可以设为整个希腊哲学的两大部分的分界线。“亚里士多德之前”(含亚里士多德)是前一部分，“亚里士多德之后”则是后一部分。晚期希腊就是这后一部分，它既包括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在内，也涵盖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至于晚期希腊哲学终结于何处，中外研究者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

 

哲学史的研究有其自身独特的视角，哲学史的分期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与历史分期完全一致。分期问题是哲学史研究的老问题，它实际上反映出研究者视阈的变化。“这不是一个冗长的、肤浅的划分时期的问题。倒不如说，这是一个在过去哲学家的恰当历史场景中看待他们的问题。”®讨论希腊晚期哲学的边界实质上不是在讨论历史问题，而是在讨论哲学思想发展的进程;对这一问题不同的处理方式反映出来的不是研究者的认知水平，而是研究者在文明观或文化观上的差异，是研究者对希腊文明的形成与扩展、西方古代文明的构成、西方古代哲学与宗教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理解差异。然而，边界问题又是相当重要的，试想，若连要不要将某些哲学家或某个时期的哲学家纳入希腊晚期哲学的范围进行研究都不清楚，如何展开全面的研究?正是在古希腊哲学的边界这一重要问题上，中国学者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形成了自己有别于欧美学者的独立见解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上述对晚期希腊哲学边界问题的处理从一个角度反映出中国学者的文明观或文化观的发展，反映出中国学者对希腊文明的形成与扩展、西方古代文明的构成、西方古代哲学与宗教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上的认识水平。从起源上说，古希腊哲学研究在中国虽然是一门外来的学问，但是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中国的古希腊哲学研究己经超越了“拿来主义”或简单化的“贴标签”的阶段，并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学术见解。笔者相信并期待，中国的希腊哲学研究也能作为诸种“国学”之一，走上国际学术界的讲坛，并以我们的学术见解影响欧美学者。

 

无论对其边界作何种理解，晚期希腊哲学都是整个古希腊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晚期希腊哲学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与早期希腊哲学和“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相比，有了一系列新发展，而且在于从总体上它具有了与早期和古典时期不同的特质。共性为某类事物所共有，特征为某一事物所专有。共性可以揭示某类事物的相同之处，特征才能标明某一事物与同类别其他事物的差异。判明晚期希腊哲学的特征是研究者水平高低的一大标志。面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都要提交一份答卷。

 

毫无疑问，只有把握了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东西文化交流的总体状况，描述希腊晚期哲学的发展轨迹才有一个大的框架。希腊古典哲学对晚期哲学有着重大影响，因此，晚期哲学是古典哲学的延续，至少，晚期各个哲学流派的表现形式受到古典哲学体系的制约;另外，晚期哲学也受到时代变迁的影响，哲学的社会功能凸显，因此，各种哲学普遍具有伦理化、实用化倾向;处在这样一个社会动荡和文化变迁的时代，晚期各种哲学必然要反映时代的变化，要对当时的宗教浪潮作出回应;于是在观念交流与精神融合的过程中，哲学与神学的界线逐渐消融。

 

古代基督教哲学本身就是罗马帝国精神文化转型和重组的产物，它至少给非基督教的希腊罗马哲学和西方哲学带来了一些明显的后果。这些后果表现在：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希腊哲学对宗教思想的接纳使哲学自身陷入进退维谷的困难境地，并最终失去公众的追随;而基督教则在接纳希腊哲学的同时使自己的信仰对象成为西方精神世界的核心。于是，西方人的精神核心从希腊哲学中的“终极存在”(或“理性神”)被置换为基督教思想体系中的“三位一体之神”;希腊古典哲学中的理性至上的原则被基督教包容理解于自身的信仰至上的原则所取代，希腊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理性主义)转变为信仰主义，哲学原有的中心位置边缘化了，最终沦为神学的奴仆;而理性论证与个人体验并行，则使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成为西方哲学与神学的两大倾向。

 

中国学者的论断是在对晚期希腊哲学的具体内容作了大量研究以后作出的总结与概括。在同期欧美学者的作品中，我们很少看到这方面的论断。例如，在1999年出版的“劳特利奇哲学史’第2卷《从亚里士多德到奥古斯丁》中，我们基本看不到作者对晚期希腊哲学特征的总结和概括。③1999年出版的《剑桥希腊化时期哲学史》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很薄弱。编者在序言中没有谈这个问题，仅在“后记”中提到：“赋予从公元后三世纪下半叶以后的晚期古代哲学的特点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哲学家们分别信奉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的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斯多亚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主义不再有积极的活动。不用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重的。但主要原因肯定是只有某种形式的柏拉图主义满足了晚期古代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对超验的神的需求、相信有灵界的存在，关于有另外一个世界以及相信有来世的世界观。尤其是，随着基督教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基督教的教义(在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下)占据了主导地位，不再有任何位置留给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学派、亚里士多德学派。甚至希腊主义或异教主义、复活异教主义的企图也受到柏拉图主义的激励。®

 

比较一下中外学者的论断，无论欧美学者忽略这个问题的原因何在，我们至少可以说，欧美学者在晚期希腊哲学的特征这一重要理论问题上作出的回答不如中国学者提供的答案全面、具体和有说服力。

 

但形态各异，分布很不均衡。有的哲学家比如犹太人斐洛、卢克来修、西塞罗、普罗提诺、奥利金、奥古斯丁，他们的著作基本完整地保留下来。然而还有更多的哲学家，要么是著作己经佚失，保存下来的仅仅是后人的转述或辑录的一些残篇;要么是从来没有写过什么著作，他们的思想通过他们弟子的叙述或传播而广为人知。®晚期希腊哲学的丰富内容决定了任何一位学者要想对所有部分都进行精细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中国学者来说是这样，对欧美学者来说也是这样。那么，在晚期希腊哲学这一领域，中国学者己经作了哪些研究，还有哪些尚未触及?2003年出版的《剑桥希腊罗马哲学研究指南》详细介绍了该书编者认为应当纳入晚期希腊哲学研究的具体内容。®我们或可以该指南所涉及的内容为准，对中国学术界的研究作一粗略的盘点。从研究对象来看：

 

—中国学者对西方学者研究较多的希腊化时期三大流派(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怀疑主义学派)己经有了较为精细的研究，但对学园派怀疑主义的研究严重不足;

 

—中国学者对以普罗提诺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有了较为精细的研究，但对老学园、中期学园、新学园的研究明显不足;

 

—中国学者对以斐洛为代表的希腊一犹太哲学有了初步研究，但研究力度仍显不足;

 

—中国学者对以西塞罗为代表的拉丁哲学有了初步研究，但仍留存大量问题需要研究;一--中国学者对包括奥古斯丁在内的罗马帝国时期的基督教哲学家有了初步研究，但研究力度仍显不足。

 

从研究内容来看，中国学者的研究还有更多的不足。比如，我们很少展开对晚期希腊哲学学派间关系的研究，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者往往只能顺从某些西方权威学者的看法，而不能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这在那些学派归属不清的哲学家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比如西塞罗、阿尔凯西劳(Arcesilaus)、卡尔尼亚德(Cameades)、克里托玛库(Clitomachus)、拉利萨的斐洛(PhiloofLarissa),等等。又比如，我们还没有系统、全面地对希腊哲学的原创性概念及其演化进行专门研究，从而妨碍了中国学者对古希腊思想把握的准确程度。再比如，我们还缺乏晚期希腊哲学与自然科学、宗教、文学、逻辑之关系的专门研究，而欧美学者在这些方面己经有了较大的进展。不过，上述中国学者的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其中有一些也是欧美学者研究的薄弱环节。在这些方面，中国学者与欧美学者的差距并不很大。只要中国学者持之以恒地研究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足之处是可以弥补的。

 

欧美学者近年来对晚期希腊哲学史料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这些工作的完成提高了人们对晚期希腊哲学的重视程度，改变了人们对晚期希腊哲学的原有印象。“该时期时运不济，这是不可否认的。哪怕文献的情况不像有时候所假设的那样无可救药，在大部分地方我们确实不得不从后来的转述中重构希腊化时期哲学家的思想一--这些转述确实经常是薄弱的、混乱的或偏颇的。但这样的困难不再使人畏缩一--倒不如说，它们会给研究増添某种趣味。”③我们看到，希腊化时期哲学家的残篇被辑录在一起。®它们是基础性的原始文献来源，享有很高声誉，以后的很多研究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而该时期哲学家幸存下来的整本著作则早己被“娄卜古典丛书”(LoebClassics)收录。比如卢克莱修的《物性论》、塞涅卡的《道德论集》、斐洛的全部著作，西塞罗的全部著作，等等。

 

古希腊哲学论文篇2

将西方文明喻之为“两希”由来已久,梁漱溟先生曾说,“两希”如西方文明之“两翼”,“两轮”助其前行。然细查国内研究的现状,国人对于西方文明的研究却每每只言希腊,当然对于希腊的研究亦是不足,更遑论对希伯来的研究,这犹如独轮车行路,走起来未免不稳。然而“雅典”还是“耶路撒冷”,是西方永恒的话题,更是其思想发展的一个内在的动力。君不见犹太思想家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卓越贡献,最早是亚里山大城的斐洛,他的喻意解经法预示了长达数世纪的希腊精神与希伯莱精神相结合的过程;迈蒙尼德的思想又预示了亚里斯多德主义在中世纪的主宰;斯宾诺莎则在多方面肇示了近代欧洲诸多思潮的兴起。马丁·布伯、罗森茨维格更无疑是二十世纪存在主义思潮的先驱。此“希”对于彼“希”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然编者并不是单纯从希腊或希伯来的经典来编纂译丛,而是从“两希文明”融合这个特殊的角度来涵盖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5世纪希腊化-罗马时期哲学的特征,应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显示了他们独到的学术视野。

整套丛书共选取了十一位作者:伊壁鸠鲁学派的伊壁鸠鲁(341-271BC)和卢克莱修(94-44BC)、晚期斯多亚主义的塞涅卡(4BC-AD65)和爱比克泰德(AD55-135)、怀疑主义的恩披里克(AD160-210)、新柏拉图主义的普洛提诺(AD204-270)、犹太-希腊哲学的斐洛(25BC-AD50),新共和主义者西塞罗(106B.C.-43B.C.)和普鲁塔克(AD46-120),以及古罗马时期的希腊教父哲学尼斯的格列高利(AD335-395)和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AD354-430)。《译丛》涵盖了后亚里斯多德哲学中几乎所有的流派,涵盖面之广前所未有。

从历史上来看,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开始东征,直到公元476年罗马最后一个皇帝被废,西罗马帝国覆灭,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直到公元529年,查士丁尼一世关闭雅典所有的哲学学校,古典哲学终结。这一段时期被可以看作整个希腊化-罗马时期。在这一时期,希腊人开始把他们的文化扩大到非希腊血统的国家中去,事实上这更是东西方文化的产物,是一种复合文化,虽然亚历山大大帝曾打到印度的旁泽普,罗马军团的一支也曾消失在茫茫的黄土高原,但究其根本还是一个“两希”融合的过程,是西方文明的塑造期。《译丛》所选取的哲学家正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由于其选择面的广泛,很好地显示了这个时期各个流派的侧面,以及基督教在希腊主义基础上形成的特质。就《译丛》选取的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后亚里斯多德哲学的经典流派,主要是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和怀疑主义,其二是基督教神学形成的主流从斐洛、普洛提诺、尼撒的格列高利到奥古斯丁,其三是当时重要的政治哲学家西塞罗和普卢塔克。然而除了从斐洛到奥古斯丁这条主线和基督教的关系外,其他流派与基督教的密切关系亦是自有定论。因此,在这个所谓“两希文明”融合的背后,体现的恰是基督教神学的产生。这也是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这套《译丛》的一个基本视角。

希腊化-罗马时期的哲学对于西方文化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的扩张,打破了原有的城邦政治,在城邦丧失独立性之后,对城邦的虔诚不复存在,个体问题因而彰显。个人开始反省自我,从自身寻找幸福,个人主义开始形成。哲学形态在这个时期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关注形而上学、本体论,转而更为关注伦理和心灵问题,即便是伦理学也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社会政治伦理转变成个体伦理学。哲学开始从精英走向大众,从哲学走向宗教式的神秘。这种伦理化的哲学最终为宗教的兴起所吞没,哲学家的沉思终不及宗教教义的影响。这似乎是那个时期哲学的一条不归路。可以说,《译丛》的编排粗略地揭示了哲学的这一走向。

在后亚里斯多德经典的三大流派中,伊壁鸠鲁派认为,灵魂的安宁具有最高价值。所以,研究哲学,通晓自然,就能达于精神的健康,这精神的快乐要高于肉体享受。对此,《译丛》选取了伊壁鸠鲁的书信、概要和残篇,以及卢克来修的《万物本性论》予以表达。斯多亚派秉承犬儒的倾向,坚持德性人乃是自我克制的人,后受亚里斯多德影响,强调按自然生活。《译丛》选取晚期斯多亚派塞涅卡的《伦理文选》和爱比克泰德的《哲学谈话录》。而怀疑派则认为文明不足认识事物,对于事物我们一无所知,所以要克制自己,悬置判断,不采取行动,从而摆脱尘世。《译丛》则选取了塞克斯都·恩披里克的《皮罗学说概要》及其他一些作品。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这些思潮作为人类主观的“自由意识”发展而保留在它的精神发展的历程中。但最终还是要走向“苦恼意识”,这就体现在哲学向宗教的发展。在这个时期的代表就是斐洛的犹太哲学以及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在《译丛》中则体现为斐洛的伦理神学文章,以及普洛提诺《九章集》的选本。当理论不再给自己的发展提供动力,哲学就必然在另一种意识形态中寻求保存自身,那便是基督教哲学的诞生,《译丛》中尼撒的格列高利和奥古斯丁论灵魂的作品则在此列。我们知道,这个时期不仅有基督教的形成,世界主义、平等主义、个体主义等一系列深刻影响人类世界的思想也初现端倪。基督教既是彻底的希腊主义运动的产物,也最能体现“两希”融合世界思潮。除了斯多亚派、伊壁鸠鲁和怀疑主义,体现“两希”融合的当属斐洛、普洛提诺、尼斯的格列高利和奥古斯丁这条主线。希伯来文化以信仰为主,而希腊文化讲究哲学理性。“两希”的融合,从某种角度讲就是如何协调信仰和理性的问题。这方面基督教教父哲学是一个极大的代表。当然就教父哲学而言,无论是希腊教父还是拉丁教父,人物众多,特色鲜明,单单教父哲学就可以编纂几十卷的文集,在《译丛》中则选取了尼斯的格列高利和奥古斯丁以作代表。

在“两希”融合这条线索中,首先是斐洛,他在西方哲学史上是首先将和哲学理性结合起来的犹太哲学家;而在宗教史上,他主张逻各斯是上帝和人的中介,被认为是基督教的神学先驱,基督教神学之父。就斐洛的方法论来说,他用喻意解经法来沟通哲学和圣经。正如编者章雪富先生所言:寓意解经法“体现了希腊化犹太人看待自身传统和希腊传统的方式。”那就是把希腊主义和犹太文化结合起来。斐洛认为在希伯来的经典中摩西使用神话、历史叙述、祭仪律法等外在形式表述的是一种内在的精神,而这种内在精神是和希腊哲学完全一致的。通过斐洛的喻意解经法,把摩西五经中的神秘含义翻译成希腊哲学的用语,把其中的道德法律内容翻译成了希腊人的哲学语汇。这样,宗教性的事件就开始进入了伦理和知识的领域。斐洛的解经法,开创了犹太教,尤其是基督教解经学的历史。更重要的是,为用宗教神学来替代哲学打下了基础。斐洛的喻意解经法坦然面对文化因素的差异性,并把这种差异性表达为跨文化的融合,而不是固守各自的传统。尽管《译丛》中的这个选本关注的是希腊化犹太伦理的神学本质,但还是深切体现了斐洛对于摩西五经的哲学解释。这就是整个西方文化一直在追求的东西,而且这个进程还在继续。

其次是普罗提诺,作为新柏拉图主义的代表,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竭力从超感觉世界中引伸出感觉世界。其哲学思想的核心不仅有哲学的论证,亦有宗教的神秘体验。这样,新柏拉图主义以对启示的需要来代替独立的哲学研究。新柏拉图主义显然有很强的东方色彩,以至于有人认为普洛提诺首先是埃及的宗教人士,是通过哲学来表达其宗教经验,否则就无法解释普罗提诺的观点。在普洛提诺的学说中三个神圣实体的学说对基督教的影响最大,他通过重新解读柏拉图,用希腊哲学的语言解决了从终极第一实体“至善/太一”流溢,并逐步下降,经由神圣的第二实体理智到第三实体灵魂,最后进入最低的可感现象世界的世界图像。从而与基督教圣经中创世纪的教诲相应合。在《译丛》中《九章集》的选本从各个方面反映了普洛提诺对于自然、凝思和太一的看法。

其三是代表教父哲学的尼撒的格列高利。在整个2世纪到5世纪的三百多年中教父哲学是“两希”融合的中坚,其坚实的理论后果就是基督教哲学的产生。教父哲学是在针对犹太教和希腊哲学来为基督教辩护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但历史的诡吊在于它恰恰体现的是希伯来和希腊的一种碰撞和融合。在教父哲学中,与拉丁教父较为排斥希腊色彩相比较,希腊教父融合了希腊与基督教的色彩更浓厚些。《译丛》选取了尼撒的格列高利作为代表,与同是希腊教父的奥利金过分浓厚的希腊色彩相比,尼撒的格列高利所走的道路更中和,在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圣经之间保持了中间道路。在《剑桥晚期希腊和早期中世纪哲学》中他甚至被誉为“第一位基督教哲学家”。《译丛》中选取了他哲学类、修道类和教义类的代表作中有关人论的问题,体现了从哲学的人论向圣经中“人是神的形象”这个观点的转变。

最后自然是圣奥古斯丁。奥古斯丁虽然位列拉丁教父四大博士之一,但是真正说来,他才是整个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甚至可以说是这个时期“两希”思想融合的真正代表。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中,他清楚地梳理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从而在哲学的高度厘清了希伯来和希腊关系的实质。在奥古斯丁看来,信仰与思想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他的名言是“一切信仰都是思想”,并且信仰是以“赞成的态度思想”。思想的前提是信仰,神圣的启示是基督教神学的必要条件。奥古斯丁坚持“相信,然后理解”,强调信仰的优先地位,但并不排斥理性。理性为信仰作好准备,信仰为理性开辟道路。这样奥古斯丁就可以很好地把基督教学说奠基在理性主义的框架上,并利用古代哲学的前提、原则和方法来阐述解释圣经。在《译丛》所选的《论基督教教义》体现的就是奥古斯丁的这些基本原则,而《论灵魂及其起源》一书则基于基督教的立场对灵魂这一希腊哲学的古老问题进行了探讨。《译丛》还选取了希腊化-罗马时期的重要政治哲学家西塞罗和普鲁塔克的著作,其有关共和主义和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一直延伸到现代,只是他们的译作在《译丛》中还尚未出版,未知其内容如何,一时还无从置喙,期待着它们能尽快和读者见面。

最终而言,“两希”的融合是现代西方文明基因的合成期,它对于后世的影响极大。斯多亚主义表现了对于新时代的适应,其普世主义的思想及自然法的理论对中世纪以及现代哲学影响甚广;伊壁鸠鲁主义乃是现代唯物主义和原子主义的滥觞,一直支配着现代人的思路;而怀疑主义为现代认识论和逻辑问题的思考提供了前提;菲洛、普洛提诺、尼撒的格利高利、奥古斯丁等人促成的基督教哲学在更大范围对世界的影响。在这些貌似凌乱的人物中,勾勒的却是整个现代世界的基础。因此,“两希文明的哲学经典”有待国人的进一步重视。笔者希望《译丛》能在目前十本著作的基础上,编纂更多的文集以飨读者。

古希腊哲学论文篇3

[关键词]古希腊文化；医德

希腊民族是最先进入文明时代的欧洲民族，开启了欧洲文化之先河，其影响贯穿于整个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高度发达的希腊文明与独具特色的希腊文化，在医学及医德领域达到了古代世界的巅峰。

一、古希腊时期医德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

西方学人汉密尔顿曾说：“西方文明中我所热爱的一切，差不多都来自希腊。理性的开明，落落大方的竞争，坦诚和自信，对个人人格的尊重和对公益事业的热心，对身体美的热爱，思辨和求真的爱好，无穷的探索精神，赋予无形以形式的理智努力？希腊是一个奇迹。”

毋庸置疑，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起源地，同样，古希腊文化亦被认为是西方医学及医德的发祥地。纵观古希腊医学及医德发展的历史轨迹，与其他古代文明地区一样，亦是由本能、巫术和图腾崇拜发展起来。然而，古希腊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与西亚、埃及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是分不开的。希腊人在与东方民族的交往中，特别是在同北非和西亚居民的交往中，吸纳了小亚细亚人、犹太人、埃及人、波斯人、印度人等多种文明与先进文化因子。同医术、哲学、音乐、政治一样，古希腊医学及医德也反映了众多民族的影响。这些民族由于不同的因素，在不同的情况下影响了古希腊文化，把医学思想和实践的宝贵遗产惠赠于希腊。

诚如西方著名学人卡斯蒂廖尼说：“爱琴文化汇集融合了东方医学的全部知识，以及前希腊时期地中海沿岸居民所承受的各种文化。前希腊人以征服者的身份进入希腊岛屿，他们不受任何古代传统的束缚。”希腊人胸襟开阔、博采众长，用独立的不受任何偏见所束缚的眼光，采择、吸纳东方的宝贵知识，自由地研究人类生存问题的奥义。古希腊人摒弃了神秘的独断主义的色彩，进入自由思想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人们大胆的怀疑和推断已经确定了的思想。其医学思想挣脱了巫术思想和僧侣的教条主义的藩篱，并将其基础建立在对自然的观察和不断的研究，以及对人和动物的关系的观察和研究之上，正是这种生物学的研究成为了古希腊医学发展进程中的新标志。在经历了批判和卓越的希腊特性的历练后，古希腊医学成为了历史上最早的，既是艺术又是科学的医学。

在古希腊发展的轨迹中，神话和史诗就是它的信仰；古希腊也没有森严的政治堡垒，任何批判性的、自由的思想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落脚之处；在古希腊文化的构建历程中，一直崇尚自由的追求，这一切助长了古希腊人无所畏忌的自由思考，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使古希腊医德获得了自由发展的可能。

二、古希腊的医德内涵

古希腊医德无疑是古代医德发展的重要时期，对后世西方医德的发展影响弥远。古希腊医德思想具有以下内涵：

1、早期神话崇拜及巫术思想是古希腊医德最初的表现

古代神话的起源、发展与人类文明同步增长。“古代各族是在幻想中、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希腊世界最初就充满了神话，神话就是希腊人最初的意识形态，医学也在神话中占据重要地位。

是时，医学在某种程度上只能算是“神的技艺”，医生多与神相关联。在人们的观念中，医学的技艺来自于神，因此医生是神的宠儿，地位崇高。而像瘟疫那些无法治疗的疾病，最终就会归结于神的惩罚，如《荷马史诗》就是以阿波罗降下的一场瘟疫拉开帷幕的。此时的医生一方面完全被神化了，另一方面，医生又仅仅是神的附庸，医神阿斯克雷皮斯就被认为是神话中医学创始人奇龙的门生、阿波罗之子。充满神明崇拜的医学思想，在是时医学及医德的发展中占据主要地位。

在《奥德赛》中出的“医生”，使用符咒和驱邪等巫术方法进行治疗。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就是一个代表人物，他“包扎伤口，动作熟练，唱诵驱邪的符咒止住黑红色的血流”。英国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宗教史学家詹姆斯.G.弗雷泽（SirJamesGeorgeFrazer，1854～1941），在其著名的《金枝：巫术与宗教研究》中注意到了这类人类早期社会的现象，“巫医是被人们尊崇为权贵，？？医生都是能够呼唤灵魂的人，都是巫师，都是占卜者”，通常情况下“巫医和巫师就能逐步发展到既是神又是王，集二者于一身的地位”。巫医掌握了对超自然现象的解释。同时，巫医还通过占卜进行预测，运用仪式消除疾病，所以，巫术的医学与宗教往往交织在一起，这种交织了巫术与宗教的医学又与神话融合，并为嗣后的“僧侣医学”奠定了基础。

古希腊时代，神庙医学开始流行。希腊各地出现了大量作为公共建筑的神庙，而为人们治疗则成为了祭司的职能之一。病人通过在神庙中的祈祷来进行治疗。此时，作为医学之神和预言之神的阿波罗受到整个希腊的崇拜。除了阿波罗的神庙，阿斯克雷皮斯的神庙也是当时希腊世界医疗场所。神话及巫术的思想在早期希腊医德思想中占据主要地位，这是由当时极不发达的医学所决定的，同时也反映了医学一开始就在人们的生活中处于重要的地位。

2、古希腊哲学与古希腊医德的交融

随着古希腊社会的发展，哲学成为文化的核心。公元前5世纪，是西方古典文化上最显赫的时代，被称之为希腊的理性主义时代。这个时代的思维特征是：对事物持怀疑态度。这种思维方式，使古希腊人不再受具体物质的束缚，他们把目光转向发现事物的共相和一般法则。西方哲人格思里把这一思维特征称作“发现形式”，“它标志着从知觉到概念、从视觉或触觉发现具体实例，到在我们的心灵中发现普遍概念。”于是，科学就在这样的普遍概念中应运而生。

是时，科学医学与希腊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意大利哲学派成为科学医学最重要的基础。毕达哥拉斯创建了数目学说（另称和谐理论）；阿尔克马翁提出了同律的理念，恩培多克勒提出了四种元素说。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医学要研究自然，研究哲学的推理、生命的原因与目的。这些哲学理念对医学及医德产生了重大影响，无疑推动了当时科学医学的发展。

同时，道德问题是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也是哲学一直关注的的中心问题之一。而医学就通过哲学和道德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医德至少和医术处于并重的地位，并且具有高度理论化和系统化的特征。

三、希波克拉底对古希腊医德的贡献

希波克拉底将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理论运用于医学实践中，创立了颇具影响的四体液说，同时，其医学思想及医学道德，为后世西方的医学医德发展奠定了基础。2000余年来，有关希波克拉底著作的真伪，西方学者一直争论不休。随着对《希波克拉底文集》研究的深入，著名医学史家卡斯蒂廖尼认为该文集的一些论著“最可能是直接来自于科斯学派和希波克拉底时期的作品”。现今，其医学及医德思想，大都通过《希波克拉底文集》体现出来：

1、医生是医学的仆人，一视同仁、治疗病人是医生的使命

希波克拉底在其文集中建构了医生较高的道德理想和准则。其中，《誓言》为医生建构了核心价值观念，宣誓的内容体现了为医者崇高的道德标准。《誓言》将医学“作为一门技艺，一门科学，一门拥有重要价值并与生命密切关联的职业”。希波克拉底认定医生是医学的仆人，医生在履行自己的天职时，必须一视同仁，唯有这样才称得上尊重生命。

2、行医必须经过专业的训练，对医者的医术和行为都作出了具体的规范

希波克拉底确立了作为医生在治疗疾病过程中理应遵循的具体流程和操作标准。在其《论气候水土》中提出，投身于研究医学的人必须掌握季节、风向、水质以及当地的习俗。在《预后论》中，对不同的急病的检查进行了详细地要求和说明。《礼仪论》中，他不仅阐述了医生应该的装束穿戴，且探讨了医生应有的穿着仪表和言行举止。

3、医生应当具有哲学家的一切道德品质

希波克拉底从伦理上建构了医生的道德标准，使医学除了技术之外，且具有一种思想道德的深度。正如西方学人塔同所言，“他们的医学不仅仅是技艺，而是一种更高的文化形式”，希波克拉底则以誓言的形式阐明了医生这一高尚而特殊的职业必须具备的道德。在《箴言》中希波克拉底告诫医生：“生命是短暂的，医术是永恒的，病痛是暂时的，经验是有风险的，抉择是艰难的。医生决不能只准备做有利于自己的事，更要为病人着想。”在希波克拉底心目中，医生应当具有哲学家的一切品质：利他主义，热心、谦虚，有高贵的外表，严肃、冷静的判断，生活遇事沉着果敢，日常生活纯洁简朴。他把医术建立在高度教养的基础上，谆谆告诫行医者，作为一名称职的医生，不仅要有医学知识，而且要认识自然，认识社会，摈弃一切恶事恶念，以平和之心待人，心系患者。

“希波克拉底把医学由巫术医学、神话医学、祭司医学变成了科学医学”。今天的医学，即从自然本身来看人的健康与疾病，把人体当作一个自然肌体，把发病的原因当作体内环境失调等常识性的东西，正是起源于希波克拉底。医学并不是由希波克拉底建立的，但是，科学的医学理念的建立却与他有直接的联系。希腊自然主义哲学家的思维特征，即寻找自然界一般的法则（始基、宇宙间自然的和谐，如数的和谐等），是希波克拉底科学医学思想的前提。他扭转了医学史上借助超自然原因解释健康和疾病的倾向，把科学精神引入了医学，开启了西方传统医德的构建。其对古希腊医学与医德的贡献彪炳史册，故其被公认为“西方医学之父”。

四、古希腊医德的影响

黑格尔曾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是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家园的内涵是“有我的根的地方，我所属的地方。家园的大小仅仅通过心灵的选择来决定：可以是一间房间、一处风景、一个国家、整个宇宙”。家园永远与精神、与心灵、与情感相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西方人看来，他们的精神之家园就是古希腊，古希腊文化对后世西方文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和深刻的，作为古希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古希腊医学及医德，更是对西方传统医德影响弥远。

首先，西方传统医德中的“朴素的人道主义源于古希腊”。古希腊经济的繁荣和民主制度的完善，推动了其医德的发展。是时，在医疗实践中，由于医学科学发展的限制，医者拯救患者于疾病的愿望难以完全实现，医神崇拜现象在医疗实施中占据一定地位，但朴素的人道主义已初露端倪。著名哲学家普罗塔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希波克拉底誓言》更是充分体现了医者对病患的深切关爱之情与强烈的责任感，呼吁医者给予病人高度的尊重与关怀。古希腊时期，人道主义精神在古希腊医德思想中萌芽，为嗣后的西方医德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古希腊时代的医学虽也受到巫术医学、僧侣医学的禁锢。但希腊人崇尚自由和敢于批判的精神，以及对哲学的热爱，终将医学及医德思想构建在科学之上。在古希腊文化的熏陶下，医学研究注重对自然的探索、对人本身的观察，认为这不仅是发展医学的要求，更是一种医德要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提出“知识就是道德”的箴言，而希波克拉底倡行的医德中，更是明确指出“爱人的地方就会爱艺术”，将医德与医学研究紧密联系起来。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西方传统医学开始走向了经验医学的道路，医德观念得到了更新和发展。

古希腊医德以希波克拉底作为里程碑，在对人类疾病产生的追本溯源中，摈弃了各种神学思想，以独特的认识价值和道德标准构建了医德的典范，且影响弥远，其流芳百世的《誓言》至今仍是为医者没齿不忘的座右铭。古希腊医学及医德思想所体现出的深湛精神内涵是对古希腊人生存观念的总结，它浸润并滋养着嗣后西方的医学和医德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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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11）石大璞、张文主编：当代医德学[M]，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

古希腊哲学论文篇4

关键词:古希腊哲学；人文主义；理性；行为艺术

一、古希腊哲学的根本思想

提到古希腊哲学对欧洲艺术的影响，首先最容易想到的是古希腊哲学中的美学思想，留给后世最重要的的美学理念就是：和谐。这也是早期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观最根本的思想。毕达哥拉斯曾经这样说过：和谐，就是一切。实际上，那时期的音乐家追求的正是“和谐”的理念。首先，我们在音乐表面现象来看，从海顿到贝多芬，他们每个人的作品结构给人的感觉永远是那么规整、对称、严谨。不管是欢快的、还是悲伤地曲目，始终如一的按照某一规格而作。他们的音乐题材永远是那么重大，赞颂英雄，赞颂盛大的节日宴会。音乐意蕴是那么崇尚和追求理性、倾诉人的喜怒哀乐。气势是那样雄伟，每一句旋律听起来都是那么和谐流畅，那样舒适。这些音乐上的元素，都极其具有古希腊文明的色彩。我想这便是音乐家们深受古希腊美学思想的熏陶，“古典主义”音乐永远不会超越和谐的“界限”，它永远以他正统的贵族音乐气质屹立在世界音乐史上。假如没有古希腊哲学，那么很可能在音乐史上就没有“古典主义”时期伟大的音乐。

二、古希腊哲学的根本精神

古希腊哲学留给欧洲最重要的一件精神财富，笔者认为应该是“人文主义”精神。古希腊人崇尚自由，强调人的价值与作用。虽然文艺复兴的本质是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以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名义下发起的弘扬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的运动。但是许多艺术家的哲学来源和灵感与古希腊哲学息息相关。

1、人文主义精神熏陶下的《蒙娜丽莎》

文艺复兴伟大的艺术家之一是达•芬奇，他的名画《蒙娜丽莎》当今世界人人皆知。据资料记载：达芬奇塑造的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佛罗伦萨著名的银行家佐贡多的妻子形象，通过达芬奇那那高超的技艺笔法，他使人物的丰富内心感情和美丽的外形达到巧妙的结合，对于人像面容中眼角唇边等表露感情的关键部位描绘的淋漓尽致，被后来不少美术史家称之为“神秘的微笑”。《蒙娜丽莎》微笑的神秘之处，其实是因为达芬奇深受人文主义思想熏陶，他着力表现的是画中妇女的情感表现，他想告诉我们：是人的微笑让我们如此陶醉，让后人为止震撼，这幅画充分的肯定了人的作用和价值。

2、人文主义精神熏陶下的其他巨作

除此之外，另外两位杰出的艺术家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和拉斐尔的《圣母像》也是受到高度的人文主义思想影响的巨作，他们都将传说中的人物或者神给具体人性化，不仅仅用艺术抨击了封建宗教的“神主导着人类”的封建迷信思想。更重要的是用有血有肉的人来肯定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价值。

三、古希腊哲学的核心思想

古希腊哲学影响欧洲最深的还有一个核心思想：理性主义。这一思想影响后世的伟大运动正是欧洲启蒙思想运动。启蒙思想运动中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人的理性是衡量一切、判断一切的尺度。它是继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欧洲历史上又一伟大的思想运动。

1、核心思想影响下的哲学领袖

其中一位代表人物是我们熟知的百科全书派哲学的领袖——狄德罗。狄德罗所谓的“艺术上的理性”在笔者看来是要求演员的演技一定要全面、充满理智的去模仿自然和现实生活，但是一定要高于自然和现实生活，因为人和自然最大的区别就是人会思考，自然只是死板而有规律的循环。并且演员是艺术品的宣传和发扬者，他们属于公众人物，演技理所当然的要高于现实生活，因为他们的演技本身就带有艺术特质。

2、核心思想影响下的艺术家

伟大雕塑家罗丹所作的那尊《思想者》是雕塑史上又一壮举，据资料记载：罗丹完美的雕塑了一个巨人努力把那强壮的身体抽缩、弯压成一团。他不但在全神贯注地思考，而且沉浸在苦恼之中。这一切的描述充分的流露了人的情感，极其具有人文主义色彩。如果我们细细的欣赏它，真正设身处地的进入这尊雕塑的世界和罗丹的内心世界，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人类时常都是充满在痛苦和矛盾当中，这这就是想告诉我们面对冲动和抉择的时候，我们需要平心静气，理智、客观、全面的去思考。然后做出最适当的取舍和抉择。笔者认为这便是《思想者》这尊巨大的艺术品的所展现出来伟大的“理性”特质所在。

四、古希腊哲学对现代艺术的影响

提到古希腊哲学对欧洲艺术的影响，我不得不想起一种另类的艺术——行为艺术。它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于欧洲的现代艺术形态之一。虽然，现代社会中有许多人反对这种艺术，认为它是艺术中的另类。但是我个人认为，行为艺术是极具哲理性质的，它是集人、自然、哲学、艺术、道德为一体的一种最高艺术变现形式。2013年11月，在英国的伦敦街头上演的反对肉食的行为艺术他就充分的体现了古希腊哲学思想中的人文主义思想、理性思想、道德思想。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一部完美的艺术创作。任何艺术家都不能以单纯的艺术作品为我们带来如此大的震撼感和教育感。

五、小结

我们纵观整个欧洲的历史，古希腊文明就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老子和孔子的思想，它们的思想理念已经深深扎根于欧洲每一个人的灵魂当中，古希腊的哲学对艺术产生的影响其实只是九牛一毛。它在政治、经济、人文等等所有方面一直影响着欧洲的发展甚至影响了全世界。古希腊哲学，也许不能够给人类带来现实上的帮助，但是，没有了古希腊哲学，我想欧洲人也就失去了内在灵魂。整个欧洲也许就没有了文明。整个世界也会失去了灵魂。同样，也不可能出现如此多的空前绝后的欧洲艺术作品留给后人研究和学习。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欧洲历史至今，所有的艺术家与他们的艺术作品的构思与创作，不管是音乐、绘画、雕塑，还是建筑、工艺设计等等艺术形式都与古希腊哲学息息相关。这些相关可能就体现在艺术的表面上。也可能隐藏在艺术作品的内涵之中，只是我们的水平有限，还不能体会的到。作为一名艺术生，我们有幸能够站在更高层次上去探索艺术、创造艺术。学习好和运用好古希腊哲学精髓，将会成为在我们日后的学习和创作的精神基础之一。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优秀是一种习惯。我们只有习惯着去努力学习，习惯着让古希腊哲学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的审美、创作等等各个方面。真正的让古希腊哲学扎根于我们的脑海。这样，我们才能在实际的创作之中更好的掌握它、运用它。才能真正体会到古希腊哲学的奥妙所在。

古希腊哲学论文篇5

【关键词】西方哲学史；遗产；贡献；人类

一、引言

西方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也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把它的历史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等著作中，有批判地论述了泰勒斯到他的老师柏拉图的哲学观点。尽管我们可以把他们看成是西方哲学史这门学科的创立者，但是，他们的著作，无论如何算不上哲学史的专著。研究西方哲学史的第一部专著是公元3世纪中叶希腊哲学传记作家地欧根尼拉尔修撰写得由10卷组成的《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学说及嘉言钞》。西方哲学史学科的发展，正如同哲学本身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从横的关系看，他分化出西方逻辑史、西方伦理学史、和西方美学史等等；从纵的关系看，学者们又习惯于把它分为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所以，广义地说西方哲学史包括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的哲学直到21世纪的西方哲学各个部分的历史；狭义地说，西方哲学史只包括从古希腊到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为止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历史。

二、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过程

第一个时期是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为止的古希腊罗马哲学。在这个时期，希腊罗马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奴隶制。自然科学还处在萌芽阶段，真正的科学还没有产生出来。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和这样的自然科学前提下产生出来的哲学只能是朴素的。第二个时期是从公元前5世纪到1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为止的中世纪哲学。这个时期西欧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封建制，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哲学只能是为天主教会服务的哲学，它被称之为经院哲学。在这时期，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以世界是神创造的还是从来就有的、个别是实在的还是一般是实在的等争论表现出来，因而出现了经院哲学与异端思想的斗争，在经院哲学内部出现了唯名论和实在论的争论。第三个时期是从15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近代哲学。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西欧各国逐渐形成和确立，由此而引起了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并获得迅猛的发展。这时，虽然有些哲学家仍在探讨宇宙的实体是什么，但是由于科学的发展，认识论提到了哲学的首位在实体方面，有一元论和二元论之争，一元论中又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在认识论方面，有经验论和唯理论之争，两派又分别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歧，最后，德国古典哲学的诞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三、西方哲学的自身特点

（1）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尤为密切。在西方，特别是在近代，自然科学比较发达，这给西方哲学以巨大影响。在古代希腊，哲学著作常常冠以“论自然”的名称，哲学家就是科学家，哲学与自然科学混然一体分不开。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密切关系不仅表现在哲学与自然科学曾经混然一体而不分开，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哲学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推动了哲学的发展。（2）在西方哲学中，认识论和方法论始终是一个重要部分。既然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特别密切，为自然科学提供认识自然的原则和方法就成为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因此认识论和方法论始终是它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古希腊哲学产生时期，虽然自然哲学是其主要部分，但是毕泰戈拉和赫拉克利特就已经开始探讨认识论问题。到了德谟克里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已经有了相当完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思想。即便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认识论和方也占有一席之地。（3）西方哲学与宗教有一种特殊关系。西方哲学从产生之日起，就与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古希腊哲学正是在批判继承古希腊神话所提供的思想资料的基础上产生的，存在于希腊地区的古代宗教给刚刚诞生的哲学以巨大的影响。（4）在西方哲学史中，学派林立，思潮迭起，它们的共存和斗争推动了哲学的发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米利都学派、爱菲斯学派、毕泰戈拉派、爱利亚学派、智者派等等。总之，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学派之多举不胜举。

当然，西方哲学的特点远不止这些。我们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史，除了要把握哲学发展的发展规律外还必须掌握它自身的特点，才能学好和研究好西方哲学史。

参 考 文 献

[1]恩格斯．《反杜林论》、《引论》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3]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4]．《新民主主义论》

古希腊哲学论文篇6

这一场希腊之战的奈何有如此大的震撼力，毋庸置疑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对文化的保卫都来自本能，而希腊作为西方文化的源头对于其他国家及地区更有着一衣带水的作用与意义。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人类智慧的象征，她不但创造了绚丽多姿的文明，在艺术与哲学等诸多方面都独领风骚，还孕育了西方近代文明的一切胚胎。

一、希腊艺术之于西方的永恒性意义

对于希腊艺术的辉煌成就和深远的影响，恩格斯曾给予很高的评价，“没有希腊艺术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18世纪中叶，温克尔曼就曾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变得伟大，如果可能的话，伟大得无可比拟的唯一方式，就是模仿古代人。温克尔曼认为希腊人关于美的观念虽然源于自然，但却“高出于自然”，“是完全出自心灵之理想的自然”。这一论著对当时欧洲盛行的审美和文化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温克尔曼认为西方艺术如果要具有创造性，要达到纯粹的美，就应该模仿古典希腊艺术，而不是模仿自然。希腊艺术是单纯、完美与和谐的典范，代表了“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后来他还以一种有机理论对希腊艺术的发展进行了完整的解释：希腊艺术就像个完整的有机体，经历了起源、发展、变化和衰落四个阶段。在温克尔曼的眼中艺术史不再是以对于单个艺术家及其作品的细致描绘为中心，而是基于对艺术作品赖以产生的历史与社会环境的把握，艺术作品被看成是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文化表达。温克尔曼的论著卓越性地阐述了西方始有的关于理想与自由，正义与内省的对话从希腊艺术而来，而希腊艺术的巅峰正是来源于其希腊文化中哲学对于人的审慎传承而来，

二、希腊文化的核心气质

从古希腊哲学的肇始，“由物及我”的基本思维格局这一西方人的认识论传统就得以典型呈现。古希腊哲学家大多总要在外部寻找一种涵盖一切的统一秩序，他们认为最终极的存在就是宇宙天体；人性、道德、理想等等，只是与宇宙元素相应的种种活动而已。这种“由物及我”的认识方式延伸到人本身的认识，不过，当古希腊哲学和原始科学在揣测人与自然的对应关系时，其归属还是人。也许可以这么说，在古希腊人那里，人的生活被一分为二，是由两种可能性组合的。这两种可能性中，超感性生活被理解为人的真实的、高级的、区别于动物的生活。希腊人深知：人能凭借理性高出动物，而生就与泥土为伴的凡夫俗子，却又分为有奥林匹斯诸神的七情六欲，人要被拉回到动物水平也十分容易。因此，他们也同孔孟一样十分强调人兽之别，情欲之“罪”、“物欲”之“罪”对人的诱惑，人对“罪”的认知和精神反抗。

三、希腊哲学的超越性

苏格拉底曾区别了人的生活的双重性即内与外：人有外在的、表面的、动物性的一面，大众以为的“快乐”即在此层。但是，这只不过是假的知识所认可的快乐，人还有内在的、深处的、人性的一面，那是真正的幸福之所在，唯有真知才能把握，这一内外分别实际上将幸福与快乐、与欲望，与利益作了区分，成了人学史上十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划分。在柏拉图那里，“真正的贵族”是纯粹的人作为人本身所能达到的最高优秀和高贵。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渴望怎样的生活是由人的德行决定的。

这里有一个相关联的问题：人的存在不能被简化为被需要裹足的存在，而必得居住在意义的世界中，这种论说的依据何在？在论证此一问题时，苏格拉底奠定了古代希腊解释人时的论述：唯有真知才能把握。康德也坚持在自然界中排除目的论，他认为因果论可以解释整个宇宙，却难以解释一个毛毛虫的生命。生命尚且如此，对高级的生命活动而言的人的生命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尽可能遵循美德生活，尽可能遵循真知生活，这是一个关于幸福的价值真理。而坚持的理论前提是：人是自由的理性动物，人是一种对理性问题能给予理性回答的存在物。

希腊理性人学的探究给予我们的启迪是：对“什么是人”的追问，并不是要给“人”下个“定义”，而是要人去理解人的意义，这个意义在概念知识上永远是有问题的，但却可能对直接生活的思考、品味、注视与感喟中体会、领悟出来。在黑格尔看来，希腊人之后的西方文化。其特点是“个人与整体和普遍性的东西割裂开来”，这是“个体”压倒“群体”的不和谐。唯独希腊人，还保持着一份“克已”与“利已”之间的纯正。确如黑格尔所言，事实上，我们很难用近代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两个范畴去界定希腊人对于个人与整体（城邦）的理解，他们既非个人主义的，又非集体主义的，这两者的区分，只有当个人与社团的分裂对抗和相互利用成为常态之后，才有必要。希腊哲学家要寻找的“人”的普遍性就不存在于它的概念之中。“物以类聚”是物理自然的概念，“人以群分”是社会伦常的概念，而活生生的人则是个体的“群”，“群”在“个体”之中，“个体”也在“群”之中。希腊人所称之为的人的合乎“理性”与不合乎“理性”，其实，就是尘世间群体利益之平均值的一种抽象。通过它所呈现的动态轨迹，可以看出动荡不安的人类总是试图在相互冲突的价值追求之间寻求一点点平衡。然而冲突是常态，平衡只是瞬间——不单人类总体的伦理观念是如此，每一个独立的个人与其所属的群体的关系也是如此。

古希腊哲学论文篇7

一、时空渊源

从空间看，古希腊文化的发育离不开爱琴海的哺育。“爱琴海区域是指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地区，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克里特岛、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海岸地带。它恰处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两个伟大文化的交汇处。这里海陆交错，山峦重叠，它东通阿拉伯半岛，南望埃及，西对亚平宁半岛，北通黑海，因而成为融通亚非欧不同文明的加工场。”[2]因此，在爱琴海区域中孕育出的古希腊科学文化正是在吸纳和借鉴了东方的先进文化，结合本民族特点基础上的伟大产物。

从时间上看，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渊源可追溯到克里特文明与埃及文明的接触。希腊文明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那里翻开了它的第一页。克里特岛和埃及的来往始于古埃及前王朝时期，约公元前4000年。在此后的一千年里，克里特岛凭借其地处埃及和希腊半岛之间的有利地理位置，成为埃及和希腊的贸易通道，使克里特文化吸取了许多古埃及文化的成分，“克里特岛的刻印、壁画、石器，更主要的是它的在文字中都可以感受到古埃及人对其的影响。”[3]与此同时，克里特文化还与其东边的古巴比伦、特洛伊、塞浦路斯、北叙利亚文化有密切的来往。

从范围看，相当多的系统性科学知识远在古希腊科学文化产生之前就已经在西亚、北非等地区存在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等名著不可能是古希腊文明的最初成果。“像所有辉煌的开端一样，这不仅是一次进化的序幕，而且是另一次进化的终结和顶点。”[4]即无论是古希腊人的数学、天文学或医学都是在从北非的埃及和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借用了大量观察和原始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进的东方文化为古希腊科学文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利条件，才使起步较晚的古希腊科学文化迅速产生与发展起来。

古希腊科学文化是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以及其他东方文化与希腊科学文化相交汇、融合的产物。它不仅首次沟通了世界五大文明发源地，还揭开了欧亚非大陆的人类文化大交流、大汇合的序幕。在这一过程中，古希腊科学文化又将借来的东西重新整合，产生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复合体，进而奠定了欧洲文化的根基。

二、形式渊源

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三个阶段，无论是古风时期的希腊文字与艺术，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还是希腊化时期高度发展的自然科学，无一不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这可从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具体形式上找到其渊源所在。

(一)文字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腓尼基人对古代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所创造的文字字母。在古埃及象形文字逐渐简化成24个单辅音符号的基础上，腓尼基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字母，共22个，为线性符号，只有辅音而无元音。“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说过，希腊人原本没有字母，是腓尼基人把字母传给了他们。”[5]希腊人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元音，便形成希腊字母，为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提供了必要的工具。

(二)艺术

每一种古老文明都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埃及艺术也不例外。

古风时代的希腊，改变了早期建筑材料——木头和泥石，而学习埃及人采用大理石作为其建筑的主要材料。公元前7世纪中期，希腊人就开始采用大理石雕刻巨大的人像，他们制作这种直立人像的灵感直接来自古埃及，同时还从古埃及人那里学到了雕刻技术。对比一下古埃及与古希腊雕刻作品，便知用石头雕出同真人一般大小的雕像并非易事，任何无系统的策划都将导致失败。因此，古希腊人不仅采用了古埃及的雕刻艺术，还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埃及的比例系统。

同时，伴随着古风时代希腊人的航海和海上贸易，古希腊人不断带回西亚的金属制品、珠宝、象牙等。对古希腊工匠的制作风格影响最深的是彩陶制作工艺，从东方传来的动物图案也出现在古希腊的彩陶上，如用在古希腊自然环境中未曾有过的狮子来作装饰就是最好的证据。此外，象牙雕刻则完全是西亚的工艺，它使古希腊工匠们从几何图案的风格中解脱出来。

(三)宗教

在宗教方面，古希腊是开放的多神教宗教体系，在古希腊人所崇拜的神中，只有少数属印欧语系。古希腊众神中的阿波罗和阿佛洛忒可能都是舶来品，最早起源于西亚和小亚细亚，只不过它们传到古希腊的时间要大大早于古风时代。“在东西方宗教的联系中，对阿多尼斯神的崇拜又从西亚传入了希腊，腓尼基神话中的浦昂神(锤子神)也被希腊人接受，改称‘皮格梅’，即‘拳头大的神’”。[6]可以说，虽然在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了较为成熟的独特宗教体系，但其中也折射出一部分西亚宗教的影子。

(四)文学

古希腊文学也受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诸多影响，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故事和希腊神话中的笛卡利翁的传说相似，如伊阿宋和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上帝为惩罚人类而施的瘟疫是古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中相似的题材，希腊史诗的形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中也可以找到原型。《伊索寓言》中的故事在苏美尔也有原型，同时，在赫西奥德的《神谱》中首次创造了神权更替的神话，其结构和细节都同西亚的一些神权更替的故事相近，而所有的这些都不是纯粹的巧合，而是交流与借鉴的结果。

(五)哲学

“希腊哲学的根源在埃及，那种认为哲学起源于希腊的流行说法是明显有误的。早在希腊人之前，埃及人就对宇宙本质，人类社会伦理问题提出了他们的哲学思考。”[7]同时，希腊人又在美索不达米亚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科学知识，带回了天文学和发达的数学原理，希腊人的思想和眼界也因此而大大拓宽。在此基础上，加之他们对自然现象的浓厚兴趣与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古希腊哲学，并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萌芽。

(六)自然科学

严密的自然科学始于希腊化时代。这一时期是希腊自然科学发展到顶峰的时期，也是东西方科学文化交流、融合的时期。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汇合尚未开始之时，亚历山大对亚非广大地区的征服以及地跨欧亚非大帝国的建立已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亚历山大远征的过程也就是吸收系统的东方文化的过程，他死后，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托勒密、塞琉古、马其顿三大希腊化王国，相对稳定的国际局势促使各国采取多种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兴办文化事业，在客观上进一步扩大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因此，古希腊的自然科学也就深深地打上了东方文化的烙印，主要表现在：

1.医学。自古希腊人将古埃及的许多药物和治疗方法引入欧洲后，至今还被欧洲一些闭塞的山区和农村地区的村民采用。前3世纪初，在埃及亚历山大城作研究的希腊解剖学家希罗菲卢斯证明，脑是思维器官，人的一切感觉都是通过脑神经传递的。此外，他还提出血液循环理论，认为脉搏的轻重缓急可以说明一个人的健康程度。毫无疑问，他的医学成就实际上是建立在古埃及人的医学之上的。希腊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中所举行的孵育仪式也可能源于埃及人的模式。埃及著名神庙中都收藏有大量临床观察的病例资料，这些资料不仅丰富了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医案，也说明了希腊医学继承并延续了埃及人的医学成果。

2.地理学。亚历山大军队的远征可谓是一次异国探秘，远征军中有一批工程师、哲学家、地理学家和测绘师等专门人才，他们随军收集资料，绘制地图，在地理学上取得辉煌成就，大大丰富了古希腊人的地理知识。前3世纪中叶，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担任馆长的希腊学者埃拉托斯提尼利用古埃及地理测绘资料及希腊各地航海信息完成了地理学专著《地理概论》。

3.天文学。古希腊的天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巴比伦，同时也受到古埃及人的影响。古希腊天文学奠基人泰勒斯精心研究古埃及人、巴比伦人的数学和天文学后，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预测出了日食和月食的发生时间。此外，希腊学者亚里斯托库斯根据巴比伦人的天文观测资料提出了“太阳中心说”。前1世纪中期，希腊学者尤利乌斯·凯撒引进埃及的太阳历，稍加改变后，成为用凯撒名字命名的“儒略历”。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太阳历，也可以说是承袭了6000多年前埃及人的遗产。

4.数学。古希腊的泰勒斯还是一位数学家，他研究埃及的土地测量法后，制定出测量公式。毕达哥拉斯曾游历埃及、两河流域等地，吸取了许多先进的东方科学文化思想。相传他和他的弟子总结了当时的数学知识，发现许多数学定理，如“勾股定律”等。其实在他之前，两河流域等地的数学家早已懂得勾股定律，毕达哥拉斯可能只是作了验证和普及一类的工作。前3世纪初，长期执教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总结了当时的数学知识，根据公理、定义制定了一系列计算公式，创立了欧氏几何，成就卓越。

由此可见，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各种形式都以东方文明精华为渊源，而并非其首创。

三、途径渊源

1.商贸。随着希腊历史进入古风时代，希腊人同古老的东方文明之间的交往也逐渐加深。“早在公元前9世纪，优卑亚和爱琴海上的希腊商人同冒险家就已经航海到西亚的西部沿海。他们在叙利亚北部的奥隆提斯河口建立起一个贸易点，开始同两河流域进行直接的商贸活动，不久，这里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一个重要中转站。”[8]与此同时，由于这时西亚社会动荡，不仅许多物产出口到希腊，也有相当数量的工匠为寻找生路，到克里特岛建立自己的手工作坊，从事珠宝饰品的加工和青铜器制作。

古希腊人还在埃及尼罗河的支流卡络色斯河岸建立了诺克拉底斯城。埃及法老萨美提克一世为争霸的需要，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和海上舰队，其士兵大多是希腊雇佣兵。他还邀请了许多希腊商人在埃及定居，诺克拉底斯城就是这一时期建造的，法老拉美西斯还答应希腊人把这里建成一个纯粹的希腊城，按自己的意愿经营市场。此后，诺克拉底斯就成了埃及和希腊以及其他地中海国家的商业中心。

此外，雅典的皮里优斯港也是当时著名的国际商港。在频繁的陆路和海上贸易中，古希腊人不仅带回了必需的消费品，还带回了精神产品，即东方的科学与文化。

2.殖民运动。对早期希腊科学文化有影响的还有殖民运动。早在迈锡尼文化时期就曾在爱琴海区域建立起了许多殖民地。随后，崛起于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在北非、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建立殖民地。迈锡尼和腓尼基都是以西亚、北非繁荣的文化为基础，以商业、殖民活动为手段传播文明，创造出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对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科学文化的兴起产生了巨大影响。

随后，由于古希腊本土人口日渐饱和，耕地不足，出现经济、政治混乱时期。有航海传统的古希腊人迅速熟悉了气候、土壤与本土相似、而人口稀少的其他地区，他们沿爱琴海岸建立殖民地，甚至远达意大利和西西里，并在埃及地中海沿岸和东方的巴比伦建立起贸易中心。最终，希腊的扩张和殖民地使它在这一过程中更多地吸收和融合了东方文明精髓。

3.战争。古代东西方之间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战争，影响深远的有前5世纪的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东征。在希、波战争中，波斯向西传播了东方文明，使东方文明影响到多瑙河流域和希腊半岛。波斯、巴比伦、埃及和印度的古代文化沿着著名的波斯大道不断传向西方，直达希腊的各个城邦。亚历山大东征时，因其老师亚里士多德对印度哲学极感兴趣，便把一些印度人带回希腊，使希腊人更多地了解到印度哲学。此外，亚历山大还在各地搜集科学标本，送回希腊研究，其军队曾用过印度医生。而印度僧人也曾去过雅典传教布道。亚历山大死后，东方文明向西的传播有增无减，范围也更广阔，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就是当时东方文明向西方输出的最大港口。同时，战争又需要越来越复杂的攻守器械，这便增添了对新科学和新技术的需求，促进了文化的流动。这些无疑都说明战争也是文化相互碰撞的过程。

4.旅行。古代西亚、北非的东方文明对欧洲人极具吸引力，促使他们到东方猎奇、探险和学习。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们每到一处都迫不及待地寻求与同行接触。古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游遍波斯、埃及、腓尼基、小亚细亚等地，他的力作《历史》中描写了他在东方旅行时的见闻，把东方古国的风俗习惯、文化成果、科学技术等详细介绍到西方，对东方文明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5.宗教传播。宗教是传播文明的特殊载体。犹太人在自己漫长的历史中创立了犹太教，其经典有《摩西五经》与《旧约》。公元前后，基督教在东方犹太教的基础上兴起，并首先进入欧洲希腊语地区。随着基督教的西进，希伯来人的《旧约》被译成希腊文。《旧约》连同东方的宗教思想一起传入西方，使希伯来的文化得以在欧洲传播，成为欧洲文化的又一源头。

综上所述，可知古希腊科学文化固然是古希腊人的杰作，然而它也是西亚、北非等东方科学文化基础上的产物，离开了西亚、北非的古老文明与东地中海特别是爱琴海区域特有的人文、地理环境，古希腊科学文化的起源便无法得到完整的解释，这不仅说明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产生有其高度发展的时空、形式、途径渊源，也有力地说明了“文明来自东方”[9]。

【参考文献】

[1][5][6]商昭印：《世界文化史》，华东师大出版社，第91、94页。

[2]郑敬高：《欧洲文化的奥秘》，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4页。

[3]兹拉特科夫斯卡雅：《欧洲文化的起源》，三联书店，第100页。

[4][美]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第61页。

[7][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第23页。

[8]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48页。

古希腊哲学论文篇8

中国哲学的开端，在中国哲学史通史著作中，一般都会论及。人们或从中国先民思维由低至高之发展而引出中国哲学，或从宗教天命观念之衰落而讲哲学之产生。有学者，分别借“巫史说”[i]（或称萨满说 shamanism）和“突破说”[ii]（break through），申论中国哲学之开端，别开生面。深受启发之余，尚不免有惑：此两种说法如何折衷？何者更能圆融地解释问题？由于从事中国哲学通史教学和参加编撰相关教材缘故，不免就此问题反复思之，今结合学界一些已有成果，更引申之，冀求一解自安。

一、西方哲学的开端

《公孙龙子·指物论》：“物莫非指，而指非指”，若将前一“指”称为“物指”，亦可反向言之，“指”非“物指”。WWw.133229.coM后现代哲学舶入中国，中国哲学史学界所着意者，有其对于颠覆中国哲学史学科领域中的西方哲学中心主义[iii]的资源性价值。重新审视所谓“哲学”，忽然省悟“指”非“物指”，“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并不是一回事儿。换言之，只有在“离坚白”之“离”的方法论下，才能从实存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及其他哲学――这些可以借用维特根斯坦“语言家族”说来把握，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哲学家族成员中――“离”出一个作为 “共名”的所谓“哲学”来。相应地，所谓“哲学”的开端，只能是就西方哲学之开端、印度哲学之开端、中国哲学之开端等具体而言。在此并非自明性地存在一个所谓“哲学”的开端――在以往，正如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所树立的“典范”[iv]，将印度和中国排除在哲学之外[v]，从而所谓“哲学”的开端直接就等同于西方哲学的开端――而是需要在探求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哲学等诸种实存哲学之开端后，来归纳“哲学”的开端，由“物指”而达于“指”。另一方面，探求中国哲学之开端，无论论者有无自觉，在当前的知识背景下，它都无可避免地属于比较哲学研究，即以西方哲学开端为参照，提出中国哲学开端之假说，并从中国古代文献史料中去验证假说。

希腊哲学是如何起源的？亚里士多德在总结早期哲学家的历史时认为，哲学产生的一个条件是“惊异”[vi]－－“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vii] 哲学产生的另一个条件是“闲暇”――“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viii] 由于哲学起源于“惊异”，人们探索哲学的目的在于求知；由于哲学产生于闲暇，人们探索哲学除了求知外，没有任何其他外在的目的，因而哲学“是惟一的一门自由的学问，因为它只是为了它自己而存在。”[ix] 学者们还会引证西文中“school”一词导源于古希腊语的“闲暇”（skhole），来支持亚氏的说法。[x]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曾说：“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xi] 这就如同美国记者和作家房龙在那幅名为《希腊社会》的漫画里所画的，古希腊“自由人”的宗教、法律、科学、艺术、戏剧等杰出成就，是在由底层的奴隶辛勤劳作所搭建的舞台上演出的。[xii] 看来，哲学是满足生活基本需要之后“精神空虚”的产物，人们精神“空虚”了，才会去思考哪些脱离开生活日用的玄远的事物，例如康德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

然而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并不能让人们完全满意。说哲学起源于惊异，那么在哲学起源之前，前哲学时期的人们，难道就从来就没有惊异吗？对任何事物都没有惊异吗？有人说在宗教里，惊异产生的是“敬畏”，对令人惊异的神奇事物的敬畏。那么，我们又有必要追问，为什么在此前人们产生的是敬畏，而在此时产生的却是哲学？对于哲学起源的另一个条件――闲暇――也一样存在着疑问：如果闲暇产生了哲学，那么古代宗教生活中的祭司们，难道就从未有过一些闲暇，使他们思考一点问题吗？为什么他们在闲暇时思考出来的却不是哲学，而是神启？由此来看，我们可以肯定惊异与闲暇是哲学产生的条件，但只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充要条件，它们还不能够圆满地说明，哲学为什么一定要产生。

据此，我们不免会推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哲学不得不产生，使得具有闲暇的奴隶主贵族在面临“好奇”或“惊异”的时候，不得不以哲学的方式去思考一些问题。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哲学史家们从两个方面来解释这个问题：第一，一定是人类理智得到足够的发展，发展到足够使人们尝试运用自己的理性，可以摆脱对宗教的依赖，可以独立地进行思考；第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人们不得不摆脱对宗教的依赖，独立地进行思考。有的哲学史家强调前者，有的哲学史家强调后者，但从逻辑上说，似乎只有将这两个方面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圆满地解释哲学是如何在希腊文化中开端的。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哲学史家们是从古希腊的宗教、政治、法律、制度、神话等文化样式和文化生活内容中，去找寻哲学的胚胎和种子，试图把它们作为孕育着哲学的土壤[xiii]。哲学就是在其中被培植起来的，一旦哲学成为一种需要时，便水到渠成般从中破土而出。黑格尔在肯定了亚里士多德所讲的“惊异”和“闲暇”后，就补充了理智的增长这个必要条件。他说：“哲学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出发：即当一个民族的精神已经从原始自然生活的蒙昧浑沌境界中挣扎出来了，并同样当它超出了欲望自利的观点，离开了追求个人目的的时候。”[xiv] 哲学史家们对被公认为是西方哲学创始人的泰勒斯之前的哲学先驱们的研究，表明了希腊神话对希腊哲学的培育是多么的重要，用他们的话说，泰勒斯不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xv]。哲学史家们重视神谱的作用，认为“神谱虽然不是哲学，却为哲学做了准备。”理由是“在神话的观念中已经出现哲学思想的胚胎。”[xvi] 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凡爱好神话的人也是爱好智慧的人”[xvii]。在第一个方面，哲学家们的看法基本一致。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哲学史家们的看法有些不同。有的哲学史家意识到促进从宗教到哲学转变的那些要素。例如德国的e·策勒尔在《古希腊哲学史纲》中，分析了宗教中群众性的祭祀到作为个人的祭司和预言家的出现、来自于小亚细亚甚至来自于印度的异质宗教思想对希腊人原有宗教的冲击、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及希腊城邦的出现等因素，对哲学产生的意义。[xviii] 从宗教与哲学的关系来看，宗教是文化的母体，哲学是从宗教中孕育出来的，但哲学又是对于宗教的突破，是对宗教的反叛，哲学与宗教有着鲜明的区别。梯利明确地把哲学与此前的神话和神谱学加以区分，认为神谱学和创世说比神话前进了一步，试图用理论来说明神秘的世界，解释被设想为掌管自然现象和人类生活事件的主宰者的起源。但是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能满足含有诗意的想象，仍然求助于超自然的原因，而不能满足进行推理的理智的要求。“只有以理性代替幻想，用智慧代替想象，摈弃超自然的动因作为解释的原则，而以经验的事实作为探究和解说的基础，这时才产生哲学。”[xix]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非常精辟地指出：“我们可以说，当一个民族脱离了它的具体生活，当阶级地位发生了分化和区别，而整个民族快要接近于没落，内心的要求与外在的现实发生了裂痕，旧有宗教形式已不复令人满足，精神对它的现实生活表示漠不关心，或表示厌烦与不满，共同的伦理生活因而解体时，――哲学思想就会开始出现。”[xx] 近代以后的西方，科学异军突起，成为宗教、哲学之外最重要的一种意识形态。在原有的宗教与哲学关系的思考之外，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成了思考的一个重心。到了现代，随着科学确立在意识形态中一超独霸地位，哲学与科学的反宗教联盟开始出现裂缝，宗教、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则成为思考重心。罗素就曾用三者的关系来说明什么是哲学――介于宗教与科学之间而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诉诸理性，而非诉诸神启，抑或诉诸实证，是哲学相对于宗教与科学的本质特征。

哲学在宗教中慢慢成长，并获得最终从宗教中突破所需要的必要能力，从神话、宗教文化中突破出来的哲学，仍不免带有宗教文化的某些色彩，但它在总体上是对宗教文化的否定。马克思在论说哲学与产生了它的宗教之间亦此亦彼的关系时，认为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从而一方面消灭了宗教本身，另一方面从它的积极内容说来，它自己还只在这个理想化的、化为思想的宗教领域内活动。只是，这种否定的具体过程究竟是怎样的，特别是这一过程的必然性何在，所看到的一些哲学史著作中，对这些问题的说明仍然不够充分。如果把哲学从宗教分离的过程，比作一个成长中的幼儿开始断奶的过程，那么哲学史家们似乎更强调成长的一面，而对“断奶”则关注的不够。一些哲学史家们更愿意强调古希腊人的精神世界在从宗教到哲学转变中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首先来源于希腊中的探索精神。这种探索精神，或采取一种文化追因的叙述策略，从古希腊的早期文化中去寻找母体，或从由地理环境影响的社会生活着眼，强调古希腊人面对海洋的冒险和求知精神。这种主动性还来源于古代希腊民族的理性精神，它同样可以从更早的文化中去寻找源头，或者干脆被认定为希腊民族的特有天赋，像e·策勒尔所认同的那样[xxi]。的确，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思想展现的方式，惟独希腊人的思想采取了“哲学”的形式，它本身就是希腊民族特性的表现，也确实可以理解为希腊民族的天赋。

二、中国哲学的开端

从哲学史家们对于西方哲学起源的论说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哲学如何“孕育”并“突破”的假说。实际上，受西方哲学史研究成果，尤其是作为德国古代哲学代表人物的黑格尔影响的中国哲学史界来说，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及其他著作中所表达的对哲学起源的理解，已经作为主要参照物，渗透到对中国哲学开端的解释之中。

人们或把哲学看作是人类思维由低到高的发展，由原始思维中去发现迈向哲学高台的级阶，例如万物有灵、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到一元神之出现，来说明古代中国人智力水平的成长。相较于西方的哲学史家，中国学者似乎更有文化追因的热情与执著，在甲骨、金文中寻找古代文化母体中所包含着的哲学胚胎，不断出土的考古发现为这种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和论据。在这个论证方向上花工夫是十分必要的，说世界本原是水的泰勒斯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中国哲学的早期代表也同样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

西方哲学产生的一个条件是“闲暇”，这在讨论中国哲学产生时，也不会遇到矛盾。最早的哲学先驱们，大多是天子或诸侯的大夫或史官，属于“劳心者”，不会有不暇思索的情况。

西方哲学产生的另一个条件是“惊异”，这在讨论中国哲学产生时，同样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历来被哲学史家们当作中国哲学开端标志性事件的一些事例，文献大多记载了它们源起于回答他人之发“问”：周大夫伯阳父论“地震”是答周幽王之问，周内史叔兴论“阴阳”是答宋襄公之问，周太史史伯论“和同”是答周宣王之问，晋太史史墨论“陪贰”是答赵简子之问。上述诸人之问，正是由“惊异”而有所问：周幽王惊异于“三川（泾水、渭水和洛水）皆震”，宋襄公惊异于天坠陨石及“六鷁退飞宋都”，周宣王和赵简子之问来自于对人事的疑问。正是在回答这些惊异或疑问时，这些大夫或史官，以哲学的方式回应了问题，使得这些事件成为中国哲学开端的标志性事件。

智力的发展固然为哲学的突破创造了条件，与西方哲学的产生相对照，也还应当有另外一些条件，促成中国哲学不得不从早期的宗教文化母体中产生出来。这些条件是什么呢？哲学史家们几乎没有例外地提到了“天命神学”，天命神学即是中国哲学突破的对象，这不成问题。问题在于，中国哲学何以要从天命神学中突破出来？其必然性何在？

哲学史家们提到了“绝地天通”。《国语·楚语》记载楚昭王问于楚大夫观射父：“《周书》所谓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观射父解释说，“古者民神不杂。……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根据哲学史家们的解释，这个事件的意义是多元的，也是重大的。帝颛顼或帝尧，都委派司天之官和司地之官，禁止“民神杂糅”，垄断了人神交通的权力。“绝地天通”的结果，自然是强化了巫史的作用和地位，只有他们才有与天神交通的权力。同时，它也打破了民神之间无有间隔的局面，在人神之间设立了中介，拉大了人神之间的距离，所以，它也被一些哲学史家们解释为产生人文性的一个事件。

从上述解释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哲学”的成长，但还不是突破。不过，如果我们把“绝地天通”和天命神学的衰落联系起来考虑，这一事件对于中国哲学产生的意义将不止于上述解释。我们可以反问：如果没有“绝地天通”会怎样？如果仍是“民神杂糅”会怎样？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假设，但并不妨碍我们去做此遐想。天命神学的动摇与衰落，绝非来源于天命之自身。“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大雅·文王》）“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自不言，巫史是天人的中介，故天以巫史之言为言。天命神学的动摇与衰落，只能是来自于对巫史之言的怀疑，即人们相信巫史，但不相信巫史所代言的天命。假若“民神杂糅”、“家为巫史”，那么导致的将是对天命的多元解释和理解，每个人都会从自己的意愿来解释天命，而不会因为对某一种解释的怀疑而导致整个天命观念的动摇，甚至崩溃。从这个意义上，“绝地天通”一方面是宗教自身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另一方面也为自身的崩溃埋下了种子。

另一个被认为导致天命神学衰落的重要事件是武王克商。商人笃信天命，以为天命在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以为自己可以无所不为。商纣王就曾慨叹：“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勘黎》）周人则与此有别。周乃小国，却能推翻庞大的商王朝，革替天命，这给周之开国者带来无比强烈的震撼，迫使他们严肃地思考。“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召诰》） 周人一方面强调自己承受天命，“不（丕）显文王，受天有（佑）大命”（《大盂鼎》），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天难忱（信）”（《尚书·大诰》）、“天不可信”（《尚书·君奭》）、“天命靡常”（《大雅·文王》）。他们总结商亡的教训，在于“惟不敬厥德，而早坠厥命”（《尚书·召诰》），在于不能保民，故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周公制礼作乐，也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

周公的制礼作乐，是否是哲学的开端呢？是否是哲学对于宗教的突破呢？周人虽然认为“天难信”、“天不可信”、“天命靡常”，但周人并未怀疑和否定“天命”。他们只是怀疑对“天命”的商人式的理解，从武王克商的历史经验中，他们发现了“天命”与“敬德”“保民”之间的关系。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十五年引《周书》）、“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换句通俗的话说，上天是要考核有国者的，考核的标准是“敬德”与“保民”。“天命靡常”，打破的是“终身制”和“铁饭碗”。故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天命观念的演变，并非是天命观念的衰落。周公的制礼作乐，包含有浓厚人文性的气息，但并非是对天命观念的否定或抛弃。它仍属于“成长”，而不属于“突破”。

直接导致天命神学动摇和衰落的历史事件，应当属西周末年的怨天尤人思潮。怨天的理由，恰好来自于周人对于天命的理解。既然“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上天为何选择无德之人禀受天命？既然“天命”在于“保民”，那么对于不保民的统治者，上天何以并不夺去他的天命？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昊天不佣”、“昊天不惠”、“昊天不平”（《小雅·节南山》）、“浩浩昊天，不骏其德！”（《小雅·雨无正》）可是，怨天骂天，毕竟对天还抱着期望，认为上天未尽到自己的责任，可谓恨铁不成钢。再往前走一步，人们会认识到上天根本不管用，根本决定不了人间的事情，“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僧，职竞由人。”（《小雅·十月之交》）到了这个时候，上天已不可信赖，人们失去了依靠，除了依靠自己的理性外，再也没有其它选择了。而此时，理智的成长，恰好为人们提供了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时，哲学就真正地破土而出了。

在一般中国哲学通史著作中，被当作中国哲学开端标志的事件，基本上都体现了哲学对于宗教的否定或突破，即往常被史官们采用天命神学解释的地方，现在则采用自然哲学――阴阳、五行、和同――的解释。例如，伯阳父论地震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伯阳父说“周将亡矣”时，他并不是把“三川皆震”当成一个体现上天意志的事件，而是先说明了地震对百姓生活的影响，继而解释了地震的自然成因。“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矣。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其余与此同类，不再一一剖析。

以上所论，是以西方哲学开端为参照，形成一个哲学在宗教母体中成长与突破的假说，然后以此来验证中国哲学之开端。无论是从黑格尔，还是从梯利的哲学史中，我们都可以根据他们对哲学起源的观念，来形成这种假说，并用于探讨中国哲学的开端。帕森斯和雅斯贝尔斯关于“哲学突破”的说法，对中国哲学之意义，在于西方哲学史家突破长期以来固守于欧洲文化经验来理解哲学的局限性，看到在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最重要影响的几大文明中，不约而同地孕育出一种脱胎于宗教而又突破于宗教的人类哲学，肯定了人类文化的发生和思想的演进具有某种共同性。这对于理解中国哲学在人类思想中之重要地位，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中国哲学开端之特色

总结了中西哲学在开端问题上的共性之后，我们还有必要探求中西哲学在开端上有何不同之处？毕竟中西哲学有着如此之大的不同，以至于西方哲学史家长期坚持认为他们和我们所谈论的事物并不是一回事儿。有比较才有鉴别。中国哲学开端之特色，是在与其他哲学――在此仅与西方哲学相比较――的开端相比较而言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哲学的开端，对其后哲学的展开，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也可以籍着中国哲学开端之特色，来把握中国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之特质。

在中国哲学起源、开端的过程中，哲学从宗教中突破的环节，相对而言是较为清楚的。通过“绝地天通”、“武王克商”及“怨天尤人”几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我们可以整理出天命观念如何为自身准备了崩溃的条件。早期的中国人曾经是如此虔诚地笃信昊天上帝，当先民们第一次对“上天保佑”感到有疑问时，他们通过对人类自身的反省来维护上天的尊严；当昊天上帝再次令他们失望时，他们只是对它抱怨。正如爱的反义词不是恨，而是冷漠，报怨意味着期待。可是，最终他们明白了昊天上帝是无法依靠的，人只有靠自己。从这点看，宗教母体中虽然培植了人文的力量，但中国人走上哲学之路，是因为宗教神学之路再也走不通了，他们是被动的，是无可奈何的。在西方哲学史家那里，他们在理解和说明古希腊哲学开端时，他们更愿意把哲学的产生看作是一种主动性的过程，更强调希腊人的自由精神和探索精神，这种精神一直以来就弥漫在希腊人的精神世界中，即是在神话中也是一样。正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凡爱好神话的人也就是爱好智慧的人”，他们都在探索“惊异”，只是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方式。

古希腊的哲学是伴随着城邦发展起来的，哲学的最初创立者是一些能够消费得起哲学这种“奢侈品”[xxii]的贵族，他们爱好哲学的目的就是为了“爱智”――追求知识，没有什么实用目的。古希腊最初的哲学家，一般都归为自然哲学家，他们关注的对象首先是自然。在这一点上，早在亚里士多德就为此定了调：“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xxiii] 他们当作哲学家的原因也很简单，他们只不过说出了“世界的本原是水”，或者认为不是水而是火，或者说是原子，或者说是nous，或者说是logos。当然，在那个时代，提出并尝试回答这个问题绝不简单。他们喜欢把自己的著作称作《论自然》，无论是把宇宙还是人自身，都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

中国哲学的创立者不同，他们也有闲暇，但他们不是把哲学当作“奢侈品”，而是当作“日常消费品”。他们的身份是大夫或史官，他们探讨天人物我不是出于“爱好”，“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尚书·洪范》），而是职责使然。他们是天子或国君的官员和顾问，是帮助出谋划策和执行政策的人。看看中国的哲人们，他们虽然也探讨自然和解释自然，例如地震、陨石，但他们关注的重心、关注的目的却在于人事。同时正是由于他们出身巫史的缘故，他们在解释人事时的特点，就总是联系到对天的理解，“即天道而言人事”[xxiv]，习惯于为日伦日用寻找形而上的天道依据。“礼崩乐坏”，更使“道术为天下裂”（《庄子·天下》），“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荀子·解蔽》）， “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淮南子·齐俗训》），至“百家争鸣”――汉志所录“成一家之言”者达189家。诸子的旨趣在于“道术”，即“治道”，正如司马谈所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即使是离坚白、合同异的名家，也同样认为“论坚白异同，以为可以治天下。”（《汉书·艺文志》注引刘向《别录》）总之，中国哲学之特质表现在始终以治道为核心，以天人为主线，这是可以由中国哲学开端之特色来说明的。

由求知者与巫史、“论自然”者与“应帝王”（《庄子·应帝王》）者比较上形成的差异，似乎也有助于说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不同。西方哲学由对自然的兴趣，寻求对自然对象的确定把握，导致追求确定性的知识，从而发展起形式逻辑、概念思维，最终走上了一条哲学－科学的道路。我们读中国的名家、墨家、儒家中荀子的思想，也可明显感觉出与孔孟老庄不同，他们关注研究和探讨自然对象。但问题在于，这些注重自然、注重形式的内容，因为离治道较远，终究没能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中国哲人们所探究的天道，虽然也有涉及自然哲学的方面，但更多的是对于宇宙万物给出一个从理性出发的圆满解释，以指导人事。或许汉字与拼音字母的不同，多少也有助于说明部分问题。西方哲学思维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以抽象来思考抽象；中国哲学思维的特点，则可以归结为以抽象来思考形象。[xxv]

综而言之，在中国哲学开端问题上，“突破说”和“巫史说”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突破说”在说明中国哲学开端过程上较为通畅，“巫史说”则更方便于说明中国哲学开端之特色。两者结合在一起，则可以圆融地说明“中国哲学”是怎样产生的。黑格尔较早地就看到了包括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在内的所谓“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各自特性，他强调哲学是希腊人的专利，而希腊文化是欧洲人的精神家园，他以此为自豪。其实只要破除了他那以“哲学”为人类思想之至尊的文化观念，我们也可以接受他的意见。狭义上的“哲学”，的确是西方人的专利。人类思想在“轴心时代”，都经历了质的飞跃，分别从宗教母体中开出人类思想的新形式，不过，希腊人开出了一条“哲学”的道路，而中国人、印度人也分别开出了自己的道路。三者之间，没有什么高低尊卑的区别。“哲学”是希腊人的骄傲，是欧洲人的精神家园[xxvi]；从古老《吠陀》经典中衍生出来的各种学说派别，是印度人的骄傲，是印度人的精神家园；从天命神学中走出的阴阳五行、诸子百家，以及它们以经学、玄学、理学、朴学等不同形态所延续的“道术”（《庄子·天下》）、“术道”（《礼记·乡饮酒义》）或“学”（“黄老之学”）“术”（“刑名之术”）（《史记·申韩列传》），或德里达等人所谓的“思想”[xxvii]，是中国人的骄傲，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海德格尔更引申了“家园”的概念，“语言是存在的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就在中国“学术”自身的话语系统之中。重建这个一度失去的语话系统，也就是回归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家园。

[i] 参考张立文：《周易与中国文化之根》，载《周易研究》1988年创刊号。李泽厚：《己卯五说》，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版；李泽厚、陈明：《浮生论学》第15至20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ii]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余敦康：《夏商周三代宗教――中国哲学思想发生的源头》，《中国哲学》第二十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iii] “中国哲学史学科领域中的西方哲学中心主义”，并不是直接回应西方哲学家，如黑格尔、德里达对中国没有哲学的判断，而主要是反省中国哲学史学科自身实践中的泛西方哲学化。

[iv] 黑格尔是这样处理“东方哲学”的：“首先要讲的是所谓东方哲学。然而东方哲学本不属于我们现在所讲的题材和范围之内；我们只是附带先提到它一下。我们所以要提到它，只是为了表明何以我们不多讲它，以及它对于思想，对于真正的哲学有何种关系。当我们讲到东方哲学时，我们应该要讲到哲学；不过在这一点上应该注意到，我们所叫做东方思想的，更适当地说，是一种一般东方人的宗教思想方式――一种宗教的世界观……。”〈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15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v] 如梯利在《西方哲学史》序论中就说：“哲学通史要包括所有民族的哲学。不过，不是所有的民族都已产生真正的思想体系，只有少数几个民族的思辨可以说具有历史。许多民族没有超过神话阶段。甚至东方民族如印度人、埃及人和中国人的理论，主要是神话和伦理学说，而不是纯粹的思想体系；这种理论同诗和信仰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将限于研究西方国家，从古希借的哲学开始，而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是建立在古希借人的文化之上的。”〈美〉梯利著，伍德增补，葛力译：《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序论，第15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vi] 或译作“诧异”，“因为人们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 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19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vii]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形而上学》，第5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viii] 同上，第5页。

[ix]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第119页。

[x] 参阅张志伟主编：《西方哲学史》，第2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xi]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53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xii] 见〈美〉杰勒德·威廉·房龙著，朱子仪译：《房龙传》正文前的插图，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

[xiii] 参阅〈英〉泰勒主编，韩东晖等译，冯俊审校：《从开端到柏拉图》(〈英〉帕金森/〈加〉杉克尔 总主编，冯俊 中文翻译总主编：十卷本《劳特利奇哲学史》，第一卷）罗宾·奥斯本 所撰第一章《城邦及其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xiv] 《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54页。

[xv] 参阅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66至72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xvi] 梯利著《西方哲学史》，第7页。

[xvii] 《形而上学》，第5页。

[xviii] 参阅〈德〉e·策勒尔著，翁绍军译，贺仁麟校：《古希腊哲学史纲》导论第三节“希腊哲学的史前史和兴起”，第9至2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xix] 梯利著《西方哲学史》，第7页。

[xx] 《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54页。

[xxi] 策勒尔以钦佩和赞叹的口吻说：“我们对于希腊哲学的兴起，首先是在希腊民族所特有的天赋里找到一种解释，在希腊民族的天赋中，理智与想像，理性的力量与本能的力量有成果地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哲学是他们自己特有的创造，一旦他们精神的发展进程使他们越过了神话的孩提时期，而逻各斯大胆地展开双翼，去探索知识和真理，哲学的创造就必然从他们天性的深处涌现。”

[xxii] “我们可以把哲学叫做一种奢侈品，如果奢侈品是指那不属于外在必需品的享受或事业而言。”《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53页。

[xxiii]《形而上学》，第5页。

[xxiv] 彭永捷《智慧的故事·结语》，向世陵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xxv] 同上。

[xxvi] 黑格尔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哲学史讲演录》卷一，第157页。又说：“我们所以对希腊人有家园之感，乃是国为我们感到希腊人把他们的世界化作家园；这种化外在世界为家园的共同精神把希腊人和我们结合在一起。”同上，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