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论文范文

古希腊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古罗马戏剧；翻译；研究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1-0004-02

在欧洲戏剧发展史上，古罗马戏剧被称为是希腊化戏剧发展的产物，在模仿和学习古希腊戏剧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古罗马特征的戏剧。古罗马戏剧尤其是古罗马喜剧在古罗马非常流行，对古罗马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如西方学者理查德・亨特所说：“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的作品总是被广泛地阅读和上演，并对西方的戏剧传统产生了巨大影响。”[1]关于古罗马戏剧尤其是古罗马喜剧在欧洲戏剧史上的重要性，我国戏剧研究专家汪义群老师有一个著名的比较论点：“罗马喜剧之于欧洲近代喜剧，正如维吉尔的《牧歌》之于后世的田园诗，奥维德的《变形记》之于后世的叙事文学，西塞罗雄辩、典丽的政治演说之于后世的修辞学。”[2]然而，在欧洲戏剧史上具有广泛影响的古罗马戏剧，在我国却遭到冷遇。相比其他戏剧在中国的翻译和研究，古罗马戏剧在中国的翻译和研究都显得十分冷清。但近些年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古罗马戏剧在中国的翻译和研究开始发生变化。

一、古罗马戏剧在中国的翻译

古罗马戏剧在欧洲戏剧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西方学界对古罗马戏剧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每个时期都有相当多的研究专著出版。然而，在我国，古罗马戏剧的翻译工作却很滞后，可能是由于语言的关系导致我国古罗马戏剧研究起步较晚。我国先后出版了四部中译本古罗马戏剧集，分别是《古罗马喜剧三种》（杨宪益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古罗马戏剧选》（杨宪益等译，人文文学出版社，1991年初，2000年重印）、《世界经典戏剧全集・古希腊古罗马喜剧卷》（童道明，王焕生主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和《古_马戏剧全集》（王焕生译，吉林出版集团，2015年）。此外还有一些古罗马戏剧的作品散见于各种教材和作品选，这些中译本为我国研究古罗马戏剧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古罗马戏剧选》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最受欢迎，2000年重印后仍旧“一书难求”。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该书收录了古罗马三位戏剧家的代表作，读者可以从书中对古罗马戏剧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吉林出版集团推出的《古罗马戏剧全集》，首次以全集形式，直接从拉丁文翻译成中文，是我国研究古罗马戏剧的重要参考资料。全集共五卷本，包括《普劳图斯》上中下三卷、《泰伦乌提斯》和《塞内加》各一卷。五卷本古罗马戏剧集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古罗马戏剧翻译的空白，势必对我国古罗马戏剧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古罗马戏剧全集》收录了古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泰伦乌提斯和塞内加流传至今的全部作品，不少作品在我国是首次翻译出版，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二、古罗马戏剧与古希腊戏剧的渊源

古罗马戏剧源自于古希腊戏剧传统，这一点已获得公认，由于历史原因，古希腊被古罗马征服之后，古希腊的文化反过来征服了古罗马的文化，这就是希腊化的结果。古希腊文化对古罗马文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完成的，第一种是希腊人在罗马所建立的殖民据点。古希腊强盛时期，不少希腊人进入意大利边界生活并建立希腊式城邦，这些希腊人在文化上传承着本国的文化精髓，进而影响了古罗马人；第二种是古罗马通过武力征服古希腊，俘获了大量的希腊人作为奴隶，并在意大利境内大肆买卖，这些希腊人后来逐渐影响了罗马人。贺拉斯在《诗艺》中强调了希腊人通过文化征服了罗马人，并号召罗马人学习希腊文化。当然贺拉斯并非倡导盲目地学习希腊文化。这一点在岳成的论文《贺拉斯“希腊文化征服罗马”说考释》中有详细地讨论。岳成指出，贺拉斯强调古罗马文化对古希腊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但贺拉斯并没有否定古罗马文化的崛起，同时贺拉斯强调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古希腊文化，后者的消极因素同样不容小觑。“希腊作家的作品虽是优秀之作，但与罗马的社会现实严重脱钩，需要进行转化，才能为罗马所用。”[3]由此可见，古罗马戏剧与古希腊戏剧之间同样具有贺拉斯所强调的特征，古罗马戏剧家根据现实的需要改造了古希腊戏剧，使之本土化，为罗马现实服务。

固然，古罗马戏剧是在古希腊戏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古罗马戏剧家学习古希腊戏剧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直接翻译演出，到模范创作，再到独立创作。张凤娟指出，在学习古希腊戏剧过程中，罗马是唯一一个真正得其要领的，同时，古罗马戏剧所代表的古典戏剧艺术传统发生断裂。“罗马的仿希腊剧作的喜剧逐渐对这些常规进行了改革，如舍弃了歌队的上场，歌舞不再是戏剧的必备要素。”[4]此外，诸如《罗马早期戏剧中的希腊文化元素》（倪滕达，2012）、《光之传承――罗马喜剧与希腊喜剧的比较与分析》（段晓誉，2010）等论文也讨论了古罗马戏剧与古希腊戏剧之间的渊源关系。

三、古罗马戏剧对后代作家的影响研究

古罗马戏剧作品对后世作家的影响也是我国古罗马戏剧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于古罗马戏剧重视世俗生活，诸如家庭生活、爱情生活等方面的描写，体现着浓重的罗马社会风气。由于中世纪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影响，加上中世纪教会势力过于干预艺术生活，推崇宗教剧的演出，因此古罗马戏剧在中世纪反而不受欢迎。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古罗马戏剧作品大放光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从大学才子派所代表的早期英国戏剧中可以看到古罗马戏剧对其的影响，到了莎士比亚时期，这种影响就更加明显。

古罗马戏剧对莎士比亚的影响研究，杨娴在《从到――论莎士比亚对普劳图斯的继承与发展》中指出，莎士比亚的戏剧《错误的喜剧》在情节的设置、人物形象的塑造、喜剧手法和语言的运用等方面是对普劳图斯戏剧《孪生兄弟》的继承与创新。“《错误的喜剧》除保留《孪生兄弟》中原有的孪生兄弟这一对人物形象外，莎士比亚还为孪生兄弟配了一对孪生的仆人兄弟。”[5]此外，《罗马剧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定位》（乐铄，1999）、《论罗马剧在莎翁戏剧创作体系中的独特地位――以为例》（胡程，2010）、《城市、驱魔与自我身份――中的巫术与宗教》（胡鹏，2011）、《文化性与生物性的对抗：生物-文化批评视角下的莎士比亚古希腊罗马剧》（宋海萍，2013）等论文也探讨了古罗马戏剧对莎剧的影响。

古罗马戏剧对后世作家的影响不得不提及的就是莫里哀戏剧。莫里哀的《吝啬鬼》被认为与普劳图斯的《一坛金子》有着相似之处。王福和指出：“在戏剧冲突上，《吝啬鬼》也把《一坛金子》中表现青年男女的婚姻和爱情继承下来，但增加了儿子与父亲的冲突，扩大了思想和艺术视野。”[6]此外，《从看古罗马喜剧对莫里哀的影响》（贾彤，2011）等论文也讨论了古罗马喜剧对后世作家的影响。

四、古罗马戏剧作家作品研究

我国对古罗马戏剧作家的研究主要以普劳图斯和塞内加为主，分别以前者的喜剧作品和后者的哲学思想为研究重点。我国出版的两部罗马文学史――王焕生的《古罗马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后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出版文库”，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和刘文孝编《罗马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都对古罗马戏剧家有相关章节的介绍，这两部古罗马文学史是我国研究古罗马文学的重要文献。在我国研究古罗马戏剧家的现有成果中，对普劳图斯戏剧作品的研究相对多一些。钟丁源在论文《普劳图斯喜剧研究》中指出：“普劳图斯的喜剧类型多种多样，基本可分为计谋剧、家庭生活喜剧、神话喜剧、性格喜剧、滑稽剧等。”[7]该论文的研究内容涉及到普劳图斯喜剧与古希腊喜剧的关系、普劳图斯喜剧的类型与特征、普劳图斯笔下的罗马生活、普劳图斯喜剧的影响等章节，是我国研究普劳图斯的第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另外，《中的喜剧意识及超越意义》（陈晓燕，2009年）等论文也讨论了普劳图斯喜剧作品。

我国学者对塞内加的研究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作为古罗马重要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塞内加的哲学思想比其文学思想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塞内加深受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影响，同时也是古罗马斯多葛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塞内加关于道德的论著对后世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国学者指出，塞内加生态伦理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塞内加向后人展示了极为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黜奢崇俭、顺应天时和保护环境，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为现代西方生态伦理学的丰富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8]还有诸如《塞内加：为什么愤怒是可以用理智治疗的》（王宽，2011年）等学术论文也论述了塞内加的哲学思想。

综上所述，相对欧洲其他历史时段的戏剧，我国古罗马戏剧研究相对较弱，因此，有着巨大的研究空间，如古罗马喜剧研究、古罗马悲剧研究、古罗马戏剧理论研究等。相信随着《古罗马戏剧全集》中译本的出版，我国古罗马戏剧研究将迎来一个新的高峰。

参考文献：

[1]R・L・亨特.《古希腊、罗马新喜剧》引言[J].陈国强译.华西语文学刊，2012，（6）：135.

[2]汪义群.论罗马喜剧对希腊新喜剧的继承与发展[J].外国文学评论，1994，（1）：121.

[3]岳成.贺拉斯“希腊文化征服罗马”说考释[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48.

[4]张凤娟.古希腊戏剧的解体和文艺复兴戏剧元素的重组――欧洲戏剧断层现象研究[D].山西大学，2007.

[5]杨娴.从《孪生兄弟》到《错误的喜剧》――论莎士比亚对普劳图斯的继承与发展[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8）：18.

[6]王福和.《一坛金子》：从《古怪人》到《吝啬鬼》的桥梁[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125.

[7]钟丁源.普劳图斯喜剧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4，18.

[8]江山，胡爱国.塞内加的生态文学伦理思想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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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作为民族文化核心的哲学，和文学一样靠语言符号表达本意，二者也势必有着内在的关联。在中外文学史，尤其是外国文学演变的历史中，文学的样式几经变化，但其探求人、世界的深度、广度，却是很多经典作家坚持的永恒主题。语言的不同、修辞的变化、文体的求新求变，似乎都脱离不了一种哲学的思索和人文的终极关怀。尽管文学作品无力在作品中找到一个真正的答案，但不同的作家却用其独有的方式试图接近问题的实质。有的学者提出，哲学是使人快乐的学问。这看似简单的定义其实暗含深意。再看欧美文学历史当中的作品，不少其实并不让人愉快，有的甚至是一种含泪的微笑式作品。但即便这样，文学和哲学在各自的内心深处似乎都有一些共鸣的内容。本文拟就对古希腊神话和哲学的关系展开探讨，以求对文学和哲学关系问题的认识有所助益。

首先，古希腊文学对古希腊哲学是一种直接影响。这个开始反映在古希腊神话以其自身的哲理内涵为古希腊哲学的诞生奠定了文化土壤。虽然，后来的哲学家并不是都赞成神话中的观点，但这种对人和世界的哲理思考却启悟了古希腊人的哲学头脑。古希腊神话的哲理内涵围绕着左右人的行动、社会变化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三层含义：第一，认为人们对利的追求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因此，侧重表现英雄人物对自我的肯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如神话传说中的阿喀琉斯为一个女俘虏和阿伽门侬争吵，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财产”，负气离开战场，给希腊军团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第二，认为另一动力是奥林匹斯诸神的和意志。古希腊神具有同人同性的特征。他们也有人的不足，具有好色、好嫉妒、好复仇等性格特征。神之间的斗争也是决定人、社会变化的原因之一；第三，认为高于前两者的决定因素是神秘不可知的“命运”。尽管如此，古希腊人对现实并没有屈从，而是顽强地反抗。如西西弗是敢于向荒诞世界反抗的荒诞英雄，俄狄浦斯则是一个不向“命运”低头的英雄。

直接影响的另一种反映，主要是哲学对文学的引用；进行哲学思辨、探索、归纳方面。有的哲学家为了表明自己的理论观点，直接借用了神话中的语句。如《荷马史诗》中说道：“理性存在于头脑，激情存在于胸部，欲望存在于腹部。”古希腊哲学家用《荷马史诗》中的这一句话来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并用希腊神话中有关宙斯的故事去证明灵魂和身体结合这一堕落的必然。文学艺术作为哲学认识对象中的一类，也没有逃出哲学家的视野。尼采对古希腊的艺术精神进行了哲理式的归纳，并在《悲剧的诞生》中，用传说中的酒神和日神来代表希腊人的价值观：“酒神”象征悲剧和音乐的本质；而“日神”象征光明、限制，希腊悲剧是酒神和日神的综合。当文学恰当地借助于哲学思辨的力量时，其本身的说服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甚至文学本身会被研究者提到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层面来加以认知，这不能不归功于哲学的功劳。又如，斯多葛主义的学说主要是有关宇宙论和人类自由的，其代表人物是芝诺。他认为自然的过程是自然律决定的，自然起初只有火，然后才出现其他的元素，但随着宇宙的重新燃烧，一切又归结于火。但是，斯多葛主义者也指出，这一过程并不意味着自然界的终结，而仅仅是自然循环过程的一部分。克雷安德是芝诺的继承人，他的诗歌《宙斯颂》充满着后世的宗教味道。与此同时，毕达哥拉斯派则认为，所有的星包括地球不是环绕着太阳而是环绕着“中心的火”作圆形运动，他们叫“中心的火”为“宙斯之家”或“众神之母”。

其次，古希腊神话对现代欧洲哲学的影响主要是间接影响。由于哲学家对古希腊神话采取的是借用、发挥的策略，而这种影响较之直接影响作用并未减弱，甚至因为运用哲学话语充实、完善神话，进而发展出新的哲学理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其论著中大量例举了欧洲的各类神话，既有古希腊的，也有古罗马和基督教《圣经》中的，而古希腊神话所占比例不在少数。众所周知，古罗马神话也是承袭了古罗马神话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甚至于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古希腊神话常被经典作家们娴熟地运用，从而使很多艰涩的理论显得质朴、生动、活泼。有的神话还被他们作为论据充分发掘，如马克思著名的：“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也是深深扎根于欧洲文明之中的。无独有偶，神话被运用于阐发一定的哲学思想在中国也能找到。《庄子》中的寓言、神话不仅使人们对于道家思想有了更好的理解，这部作品还被当成文学作品阅读，足见其审美价值也是被人们所肯定的。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引用不少关于古希腊神话的例证；此外，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中也常涉及到古希腊神话，这种运用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用引申而来的内容。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对现代自然科学进行阐述时，曾这样写道：

“古生物学记录中的空白愈来愈多地填补起来了，甚至迫使最顽固的分子也承认整个有机界的发展史和个别机体的发展史之间存在着令人惊异的类似，承认那条可以把人们从植物学和动物学似乎愈来愈深地陷近去的迷宫中引导出来的阿莉阿德尼线。”

这里的阿莉尼德线就来源于古希腊神话。阿莉阿德尼是克里特王米诺斯的女儿，提修斯之所以能逃出迷宫，就是由于她提供的线团。后人常用“阿莉阿德尼线”来比喻能帮助解决复杂问题的办法。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作者更是用古希腊神话中的内容来说明当时社会的结构等诸多问题。在谈到“一夫一妻制家庭”这个问题时，恩格斯借用了《伊利亚特》中阿基里斯和亚加米农二人争夺女奴的纠纷事件，以及珈桑德拉被亚加米农作为战利品带回家的事件，阐述道：“正是奴隶制与一夫一妻制的并存，正是完全受男子支配的年轻美貌的女奴隶的存在，使一夫一妻制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它的特殊的性质，使它成了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在谈到希腊氏族关于“军事首长（巴赛勒斯）”的内容时，恩格斯用《伊利亚特》勇士的统帅亚加米农作为围城盟军的最高统帅事例，来说明马克思关于荷马时代实行的是“军事民主制”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奥德赛在这里并不是讲述统治的形式，而是要求服从战争中的最高统帅。对于在特洛伊城下仅仅作为军队出现的希腊人说来，人民大会是进行得十分民主的。阿基里斯在说到赠品，即说到分配战利品时，他总是认为应该由‘亚该亚人的儿子们’即人民来分配，而不是由亚加米农或其他某个巴赛勒斯来分配的。‘宙斯所生的’，‘宙斯所养的’这一类称号，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因为每个氏族都起源于一个神，而部落首长的氏族则起源于一个‘更显赫’的神，在这里就起源于宙斯。甚至非自由民，如牧猪人优玛士以及其他人，都是‘神的’，（dioi和theioi）这是在《奥德赛》所描述的情形，即在比《伊利亚特》晚得多的时期中发生的情形；在这本《奥德赛》中，“英雄”的称号还给与传令官木利奥斯和盲人歌手德莫多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三编 社会主义》中引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话来解释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机器这一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变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属一生的时间转化为可以随意用来增殖资本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于是，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造成了另一部分人的失业，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费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需要忍饥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使相对的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资本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更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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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古希腊神话在哲学中的间接影响中，有一类现象值得注意，即在这类情况中，文学对哲学的影响不是单向的，哲学理论被文学促进的同时，还反过来促进了文学批评。文学和哲学所处的这类间接影响的过程类似于一个相互影响的循坏过程。“俄狄浦斯情结”理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古希腊神话中关于俄狄浦斯的传说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得到了发挥运用，他提出了“俄狄浦斯情结”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又被人们运用于各种文本的解读和阐释中。“俄狄浦斯情结”理论还对西方结构主义理论产生了影响；结构主义理论又被称为文学批评中的一种重要方法。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就认为每个神话背后都有一个结构。为此，他把神话中按时间顺序叙说历史的故事之间构成句段关系，而后从句段中发现表现重要隐喻的联想关系，即他说的“神话素”。而神话背后的结构就是这两种关系构成的网络。列维斯特劳斯从俄狄浦斯的传说中挑选出11个句段：“卡德摩斯寻妹”；“卡德摩斯屠杀毒龙”；“毒龙的牙齿从泥土里长成巨人，他们自相残杀”；“俄狄浦斯的祖父是跛子”；“俄狄浦斯的父亲是左撇子”；“‘俄狄浦斯’名字的原义是‘肿脚’”；“俄狄浦斯杀父”；“俄狄浦斯置怪物斯芬克斯于死地”；“俄狄浦斯娶母”；“俄狄浦斯的两个儿子自相残杀”；“安提贡不顾禁令葬兄”。接着，列维斯特劳斯又把这个故事分为“强调血缘关系”；“否定血缘关系”；“否认人起源于大地”；“肯定人起源于大地”四个“神话素”，由此找出了该神话的结构关系。结构主义理论虽然分析的对象是神话，但其运用的范围却超出于此，小说、戏剧都可能用这一理论进行分析。该理论也跨出了国界，产生了世界影响。尽管结构主义理论也有自身的局限性，但丝毫不影响这一理论被人们广泛的接受。另一位学者拉康，则从象征意义的角度重新解释了俄狄浦斯情结。

古希腊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感性直观；唯心史观；原子论；偶然性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0-0005-05

“新唯物主义”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称自己所主张的与旧唯物主义相区别的唯物主义。正因如此，人们往往把1845年的《提纲》与时间上相差不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视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建立的标志，认为马克思是在吸收、借鉴和转化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构建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主流叙事甚至最早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然而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就已经可以看到其新唯物主义思想的端倪，因此武断地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仅仅看作是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移植是不够严谨的。

《博士论文》是马克思为数不多的以古希腊自然哲学史为主题的研究作品。马克思的兴趣显然既不在哲学史实的考察，也不在自然哲学的论证，而是力图通过对古希腊两位原子论者唯物主义观点的对比，发掘出足以冲破黑格尔观念论藩篱的思想资源。这在唯心主义哲学大行其道的后黑格尔时代，无疑具有理论上的革命意义。

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研究上，人们往往把重点放在其第二部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物理学上的差异），特别是伊壁鸠鲁原子偏斜的讨论上。实际上正如马克思在论文的题目中表明的那样，他探讨的是古希腊两位哲学家自然哲学的差异，而原子论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如果仅关注对原子论的讨论，就会把《博士论文》矮化为自然哲学或哲学史方面的研究，实际上，马克思在论文的序言中早已阐明，他的研究不是细节的研究，而是“为了唤起对于这些体系的历史重要性的记忆。”[1]14换句话说，马克思力图通过对特殊问题的考察，探寻希腊哲学走向暗淡命运的普遍性原因，并借此达到挽救德国古典哲学的现实性目的。不以这一宏观的眼光来审视《博士论文》，就很难明白这一作品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意义，无法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整个发展历程。

实际上在后黑格尔时代，批判和超越黑格尔的观念论几乎是一切有野心的哲学家所努力的方向，而马克思《博士论文》所展现的批判也只是其中的一种。但是与其他人不同，《博士论文》对黑格尔的批判更多体现对一种尚未完善的唯物史观方法的潜在运用。那么马克思这种唯物史观的武器来源于何处呢？长久以来，人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即马克思是借助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才得以打破黑格尔观念论的桎梏的，这实际上是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影响。可是必须指出，虽然恩格斯晚年的这部著作力图阐明马恩两人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吸收和继承，但是恩格斯更多地是回应两人唯物史观成熟时期的理论来源，其关注点并不在《博士论文》时期的马克思。在序言部分，恩格斯明确提到，“在这篇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找出来看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2]4就此来说，《博士论文》时的青年马克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恩格斯并未言明，故而是值得商榷的。

况且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直到1841年才出版，此时马克思《博士论文》已经完成。从其对唯心史观所采取的批判方法来看，马克思运用了历史分析法，即回到历代哲人对伊壁鸠鲁讨论的语境和细节展开分析，并以此来驳斥黑格尔以精神发展逻辑所推演的哲学史框架，这跟直接否定精神造神运动的费尔巴哈大异其趣，因此简单地将其视为受费尔巴哈的影响是很难成立的。

那么青年马克思这种的唯物史观的萌芽会不会来源于时间上稍早一点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们呢？应该说，就唯物主义的某些自然观念方面，马克思可能受益于法国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就唯物史观的构造方面，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则受自身局限性而难当重任。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是这样地高于希腊古代，它在观念地掌握这些材料方面，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是这样地低于希腊古代。”[3]9这倒不是说古希腊的唯物主义成就一定比近代的唯物主义要高，而是说在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元哲学的工作上，古希腊自然哲学规定了后来唯物主义者的看待世界的思维导向，在这一点上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并没有实质上的超越。

因而马克思的这种唯物史观来源，很可能就是其主题所表达的，来源于古希腊的唯物主义。这里古希腊唯物主义既是他研究的内容，也为他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启示。马克思没有借助近代的费尔巴哈或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方法来反对黑格尔，反倒是求助于古希腊的唯物主义的源头，从活生生的历史语境中和感性直观来反思黑格尔唯心史观所预定的“必然”逻辑。因而，其主题选择比较伊壁鸠鲁对德谟克利特的超越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方法论意义了。

伊壁鸠鲁追求快乐主义的恶名及其与德谟克利特类似的原子论，往往令许多哲学家们武断地认为其思想无非是对德谟克利特的抄袭；然而马克思却发现了伊壁鸠鲁的独到之处，并坚信如果能够将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精华予以析取，进而将其优点引入唯物主义，就有可能克服当时观念论哲学的困境并发展出真正的可以影响世界的的实践哲学。而要进行这项工作，就要完成这样几个任务：首先就必须阐明伊壁鸠鲁在哲学史中被误解的原因，并通过这一过程揭示出唯心史观固有的内在矛盾性；其次必须指出伊壁鸠鲁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古希腊唯物主义的理论优势；最后，借助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来重构被唯心史观一再歪曲的哲学发展史。遗憾的是《博士论文》最后一部分亡佚了，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前两个部分却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而从这一部分及相关的七个笔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此一哲学工作的步骤与我们所设想的逻辑基本符合。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以唯心史观解读伊壁鸠鲁的批判

马克思首先对历代先哲们关于伊壁鸠鲁的种种误解进行了批判。这一批判工作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任务，一是从肯定方面看，要重新显示出伊壁鸠鲁哲学的价值；二是从否定方面看，要批判之前的哲学史中的错误看法。而在进行哲学史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实际上批判了三个对象：1.哲学史中对伊壁鸠鲁产生误解的哲学家们的具体观点；2.哲学史中误解伊壁鸠鲁的一般性的唯心主义思想倾向；3.黑格尔所继承并系统化的唯心史观。

为什么要区分这三者呢，这是因为归根到底马克思的任务是指向对黑格尔唯心史观的批判，但是为了论证的需要，这些不同层次的批判又必须被综合起来。如果不能准确地区分，就有可能迷失于细节而忘记了马克思的任务。

实际上，“哲学史”概念本身就是黑格尔的发明，正因为有了“哲学史”的视域，历史上的哲学争论才不致沦为偶然随意和无目的的诡辩，而成为可以被系统化综合看待的演进历程。马克思接受这一概念的积极因素，但是却不认可其所谓绝对精神的神秘必然性。马克思在论文中说，“希腊哲学看起来似乎遇到了一个好的悲剧不应遇到的结局，即暗淡的结局……说发生、繁荣和衰亡是每一个人事方面的事物所注定了必定要走一通的铁环，这确是一个老生常谈的真理……不过英雄的死亡与太阳的西落相似，而不像青蛙鼓胀了肚皮因而破裂致死那样。”[1]13

正是在唯心史观的逻辑推演下，伊壁鸠鲁的命运就被黑格尔裹挟到其绝对精神的运动系统中。在马克思看来，这恰恰暗示了伊壁鸠鲁不同于唯心史观的真正价值，因为只有具备唯物主义价值的东西才会被黑格尔刻意整合并忽略。

同时，黑格尔对伊壁鸠鲁的偏见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历史中唯心主义传统的模仿和必然结果。即，正因为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哲学家都对伊壁鸠鲁怀有偏见，认为其思想是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唯物主义的别子，才会有黑格尔对其的轻视。因此，马克思要想驳倒黑格尔，就要先揭示出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对伊壁鸠鲁的理解为什么是错误的。

（一）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

如果以亚里士多德（约公元前384―前322）作为古希腊哲学的最高峰，那么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前370年）和伊壁鸠鲁（约公元前341―前270年）两人恰恰处在分水岭的两边。人们自然就会根据历史顺序，认为后者剽窃了前者，普鲁塔克甚至把两者的不一致解释为伊壁鸠鲁只吸收了错误的东西。

然而仅凭时间上的先后和学说上的相似这两点就得出后者剽窃前者的结论就未免过于武断了，因为不同之处也可能恰好是后者对前者的改进。马克思发现，历史上的确也曾经有人看到过这一点，但遗憾的是由于罗马帝国和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偏见，这种理解在历史上被湮没了。马克思说，“当西塞罗说伊壁鸠鲁把德谟克利特的学说弄坏了的时候，他至少还承认伊壁鸠鲁有改进德谟克利特学问的意向，还想张开眼睛去看它的缺点；而当普鲁塔克说它的思想不一贯，并说他对于坏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偏爱时，因而也就怀疑他的意向，那么莱布尼茨则甚至于连他善于摘录德谟克利特的能力也都否定了。”[1]18这其实揭示出哲学史逻辑之外的问题，即历史的和文化的现实环境对哲学思想的筛选。就此而言，并不存在真正超越历史与阶级之上的所谓价值中立的评价，某种思想能不能被尊重和接受，必然要受某时某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这现象本身就是时代经济生活的反映。

在欧洲主流的神学和哲学影响下，唯物主义的哲学非但不会被重视，而且无法逃脱被边缘化的命运。且不说普通人不会关注其细节，即使饱学之士也往往会忽视不同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之间的内在差异，而把他们进行粗略的归类。正是在这些原因的作用之下，伊壁鸠鲁被当做对德谟克利特的粗略模仿才成为唯心主义哲学史上的共识。

（二）从知识论的角度看

伊壁鸠鲁的哲学强调感性直观能力，这对于以沉思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哲学传统来说必然属于异端。对此黑格尔是心知肚明的，“伊壁鸠鲁并不把存在看作一般的存在，而看作感觉到的东西，把以个体的形式出现的意识看作本质的东西……这样也就很明显，既然把感觉到的存在认作真实的东西，那么概念的必要性也就根本被取消了，一切便分崩离析而失去了思辨的意义，而是肯定了对于事物的一般流俗的观点；这样，事实上它并未超出一般普通人的常识，或者毋宁说是把一切降低到一般普通人的常识观点”。[4]48黑格尔的讽刺，实际上代表了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对伊壁鸠鲁的否定，这并不难理解，特别是在康德之后，德国唯心论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远离感性直观。然而，马克思却看到这种对伊壁鸠鲁哲学狂妄自大的否定恰恰说明了西方哲学已经病入膏肓，哲学必须再一次从理性的天上走入感性的人间。

（三）从伦理学的角度看

伊壁鸠鲁的哲学最容易被误解为享乐主义，因为伊壁鸠鲁把感性直观作为一项原则，所以如果不仔细分析就难免就会演绎出这样一种理论结果，即伊壁鸠鲁承认肉体的欢愉就是幸福，所以在中世纪伊壁鸠鲁的作品会被列为禁书。另一方面，历史上的哲学家们虽然能够比较公允地对待伊壁鸠鲁的伦理学，黑格尔甚至说道德学是伊壁鸠鲁哲学中最好的部分，但是却总是力图把这种伦理学变为自己唯心主义道德系统中的教条。马克思讽刺天主教的伽桑狄时说他总是力图“使他的良心和他的异教的知识相协调，使他的伊壁鸠鲁和教会相适合，这当然是白费气力的。这正如一个人想要在希腊名妓雷伊斯的皎洁美好的身体上披上一件基督教尼姑的道衣。”[1]9由此可见，历史上对伊壁鸠鲁伦理学的两种极端态度，实际上都不可救药地误解了伊壁鸠鲁。

对马克思来说，这些误解在另一个侧面反倒证明了伊壁鸠鲁的特殊价值。在形而上学上坚持原子论的唯物主义态度，必然会反对空洞的纯粹思辨；在认识论上坚持感性直观的原则，必然要求伦理学上对幸福目标的践行。这就给予正在寻找突破黑格尔唯心主义困局的马克思最为有力的武器，然而这一武器究竟能不能被运用，还需要被进一步检验和阐明。也就是说，马克思必须证明伊壁鸠鲁的哲学具有超越其他唯物主义的优势，即他的原子论不能仅仅是某种突发奇想的先验设定，而必须是能够获得合理证明的认识条件，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博士论文》第一部分的主要工作。

二、两种唯物主义自然哲学的差别

一提到两位古希腊哲学家的差别，就难免让人想到原子论；在继续讨论之前，这里有必要稍微对古希腊的原子概念进行一点澄清。在古希腊哲学中所运用的“原子”概念不同于近代物理学中的“原子”概念。近代物理学把原子假定为组成事物的最小颗粒，这就意味着借助一定的手段和工具，原子是可以被经验到的。而古希腊的原子说到底是一种形而上学概念，它绝不在经验之内，而毋宁说是保证经验得以成立的某种理念。亚里士多德在谈论德谟克利特时，也没有把原子作为其哲学的核心概念来看待。他说，“留基伯与他的同门德谟克利特以“空”与“实”为元素，他们举“实”为“是”，举“空”为“无是”：他们并谓是即不离于无是，故当空不逾实，实不逾空。”[5]14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很清楚，即德谟克利特哲学的根本原则是“实”与“空”这一对相互对立统一之范畴，即使把此处的“实”定义为原子，这个“实”也不是经验意义上的“实物”，而是先验意义上的“是”。因此要理解马克思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评价，就必须清楚这一论证的关键并不在经验领域，而是在形而上学领域。

《博士论文》第一部分第三节对两者自然哲学的区分是一般性的区分，这不同于论文第二部分对两种原子论具体细节的区分。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既然一般性的区分是两者的主要区别，那么为何篇幅只占用了一节，而原子论只是形而上学中的一个部分，为什么还要把它单独拿出来并用一章的篇幅来讨论呢？

马克思的这一设计大概出于以下考虑，即原子论虽然只是形而上学的一个部分，但却是最为关键的一个部分，因为它直接决定某种唯物主义的基础是否牢固。如果丝毫没有论证，只是凭空把原子和虚空作为自然哲学的基本原则，那么这种自然哲学即使是唯物主义的，也仍然是一种独断的迷信。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之所以能够超越德谟克利特，最为核心的原因实际上就是他对原子的规定和说明，因此必须给予最大的篇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般性的区分不重要，恰恰相反，一般性的差异暗示了马克思以伊壁鸠鲁哲学为武器批判黑格尔唯心史观的目的。

综合考虑《博士论文》对两种自然哲学的一般和具体的双重论证，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考察伊壁鸠鲁对古希腊唯物主义的创新与超越。

（一）在真理问题上的分歧：两者对现象与本体关系认识的差异

马克思发现，两位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承认“原子和虚空”的形而上学原则，但是德谟克利特在对这一原则的运用中却出现了巨大的矛盾。

这个矛盾最先表现为“真”的问题。真理问题表面上看是属于知识论问题，实际上涉及形而上学问题，因为知识论问题只关注认知的条件及过程，而真理问题却关注认知的对象和前提，涉及对世界的设定。德谟克利特在这些问题的表述上的确粗糙，一方面由于他坚持现象与本质的差异，认为除了本体（或者说原子、实有）为真以外，其他一切现象都是主观的因而是不可信的，这样他就把真理存在的基础给否定掉了。而另一方面他又发现现象显然是被灵魂所把握的，而灵魂则是实有的本体，既然如此，那么被灵魂所把握的现象显然也应该具有真理性，这样他又把真理性的标准从认识论上树立了起来。马克思将这一情况称为德谟克利特的“二律背反”。其实说到底，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德谟克利特在追求本体的同时不愿意承认感性所获得的现象的真实性，这就等于在本体论上坚持唯物主义的同时，在认识论上却坚持唯心主义，如此一来怎能不产生矛盾呢。

而伊壁鸠鲁却克服了这一矛盾，他坚持感性确定性的第一原则，认为“一切感官都是真理的报道者”，而概念必须以感性所获得的现象为标准进行校正。这样来看，伊壁鸠鲁的原子理念就不是一种先验设定的东西，而是借助经验所推演出来的东西，当然由于并不具有更多文献上的支持，马克思也没有就此继续展开。

这却给人们留下一个问题，一个如此重视感性确定性的人，为何没有将这一经验论原则贯彻到底，反倒还笃信原子论的形而上学，休谟不就是太强调经验而最终成为了怀疑论者吗？马克思后文中的解释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一疑问，实际上伊壁鸠鲁区分了“始基的原子”与“元素的原子”，前者是质料性的，类似于近代物理学中的原子概念，而后者则是构成性的，具有形而上学原则的意味。因此不要小看伊壁鸠鲁强调感性确定性的认识方式，这一认识方式本身其实就是他的原子论原理。马克思说，“正如原子是他的原理一样，同样他的认识方式本身也是原子论。发展的每一环节，对于他，立即就转变成一个固定的、仿佛通过空虚的空间从它们的联系中分离开了的现实；一切规定性都采取了孤立的个体性的形态。”[1]45因此虽然表面上看，伊壁鸠鲁可能有坚持感性确定性原则而放弃原子论的倾向，但是实际上他以另外一种动态的方式理解并承认了原子论。也就是说，他坚持的感性确定性本身实际上是“元素的原子”的实践过程，而他借助这一行动所否定的原子，则是质料意义上的“始基的原子”。而这种放弃也不是彻底的放弃，最终它必然通过元素原子的运动重新被构建出来。

（二）寻求知识与追求幸福：两种哲学目标的差异

由于德谟克利特在形而上学问题上坚决区分本体和现象，因此处于本体领域内的原则就不可能对现象界产生影响。但是同时由于他在认识论问题上，又坚决认为只能通过经验才能达到本体的认识，所以他又必然广泛地涉猎一切实证知识。“古代的轶事就算是一个传闻吧，但也不失为一个真实的传闻，因为它描述了德谟克利特的本质的矛盾。据说德谟克利特曾经自己弄瞎他的眼睛，以使感性的目光不致蒙蔽他理智的敏锐。正如西塞罗所说，这个自己弄瞎眼睛的人也就是那走遍了半个世界的同一个人。但是他没有获得他所寻求的东西。”[1]21

而伊壁鸠鲁恰恰相反，尽管他一再强调感性直观的重要性，但是他却并不因此就毫无节制地汲取一切经验。这是因为，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哲学目标不是为了获取纯粹的知识，不是那种把握本体，而是最终指向幸福的生活。因此伊壁鸠鲁始终把他的哲学看做活生生的实践哲学，具有伦理学意义上的现实关怀。“伊壁鸠鲁在哲学里面感到幸福和满足。他说，‘你必须为哲学服务，如是你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一个人倾心降志以从事于哲学，他用不着等待；他立刻就会得到解放。因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1]22通过伊壁鸠鲁，人们最终发现哲学最根本的任务不是“真”，而是“善”，这也是人们寻求知识的目的和真谛。如果知识无助于人们获得生活的幸福，那么此类知识的价值何在。

通过这一比较，马克思发现德谟克利特虽然是唯物主义，但是他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内在矛盾性却决定了他的唯物主义最终不但会走向怀疑论和不可知论，而且无论拥有多少知识，也只能在空洞的理念世界中徘徊。反观伊壁鸠鲁的哲学，则始终把感性直观的现实作为判断的基础，把生活幸福的现实关怀作为实践的原则，因而伊壁鸠鲁的哲学是健康的实践哲学，这才是马克思努力寻找的打破唯心主义哲学的钥匙。

（三）必然与偶然：现实的可能性是自由的条件

如果说实践的原因是要把握本体，实践的结果是要获得幸福，那么德谟克利特哲学的内在矛盾就注定了他这种唯物主义的悲剧，即一方面无法追溯到实践的原因，另一方面无法获得实践的结果。哲学家实践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世界和思想之间建立一般性关系的过程。而这一悲剧就造成了德谟克利特把必然性作为现实世界的反思形式。换句话说，德谟克利特对必然性的强烈要求实际出于他对待实践问题上的绝望。

伊壁鸠鲁不但避免了这一困难，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进一步对必然性和偶然性进行了重新规范。在他看来，必然性是根本不存在的，他的意思是指必然性由于超出了人类经验认知的范围，因此必然性不是可以被直观把握的概念，而是被推论出来的概念。也就是说，偶然性和主观任性都是可以通过直观被把握的，人们只有在观察到偶然性和主观随意性之后，在掌握了经验资料后才有可能推论出事物发展顺序的规定和联结，即必然性。因此，马克思指出伊壁鸠鲁的必然性是一种有条件的必然性，即“在有限的自然里，必然性表现为相对的必然性，表现为决定论。而相对的必然性只能从真实的可能性推演出来，这就是说，有一系列的条件、原因、根据等等，那种必然性是通过这些东西的中介的。真实的可能性就是必然性的显现。”[1]24而偶然性对他来说则只是一种具有可能性价值的现实性，而抽象的可能性则正是真实的可能性的反面。所以偶然性要么是被感性直观直接捕捉到，要么则是通过理性自身的想象所获得。以这样一种视角来看待世界，当然不免有其消极意义，但是伊壁鸠鲁的本意并不是否认一切联系和原理，而是认为物理学中的定理恰恰不是第一重要的，说到底定理所规定的必然性的出现也是建立在人类构造的偶然性基础上。因此，自由才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向人类敞开，人们通过实践去追寻自由并获得幸福，才是可能的和可以被期待的。对自由的规定才成为马克思进一步来论述原子偏斜的目的。

三、结语

麦克莱伦在评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动机和旨趣时写道，“马克思选择这一题目是想通过考察希腊历史上相似的时期来阐明当代的后黑格尔哲学境况……黑格尔哲学正是由于它的完整性和普遍性，从而具有非现实性，并且反对着这个继续被分裂的世界……马克思认为在这样的时期会出现两个可供选择的替代：要么无力地模仿以前的东西；要么进行真正的彻底的变革。”[6]27的确，当唯心史观成为新的宗教，绝对精神化身新上帝的时候，如何能够打破这一悲剧的命运，重新发现一条自由之路，就成为后黑格尔时代哲学家的必然使命。

马克思在为唯物史观寻找出路的过程中，再次发现了古希腊唯物主义的丰富资源。与德谟克利特的内在矛盾相比，伊壁鸠鲁对感性直观的重视、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偶然性与自由辩证关系等问题的阐释无不令人印象深刻，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看到了哲学中另一条隐蔽的林中小路。虽然青年马克思此时还没有投身于“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但是他对伊壁鸠鲁的哲学史意义上的辩护和他对伊壁鸠鲁感性直观的褒扬，已经迸发出了哲学革命的火种，就此而言《博士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算作唯物史观的理论萌芽。正是在马克思的重新诠释下，由伊壁鸠鲁开启的具有朴素辩证意味的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最终为马克思在20世纪重写哲学史提供了锐利武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马克思博士论文[M].贺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M].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7.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于光远译.人民出版社，1984.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M].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

[5]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5.

[6]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M].王珍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古希腊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一、中国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自然观的差异

西方哲学的传入过程也正论文联盟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崩解与现代学术的重构过程,此时才有了“中国哲学”的提出与确立,才有了“中国哲学史”的创立与建构。也正因如此,20世纪“中国哲学”之确立、“中国哲学史”之建构,几乎都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甚至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的。但是中国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自然观毕竟是根植于两种不同的文明土壤两种自然观,其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在自然观上研究目的不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彭林认为“西方文化是以神为文化中心的宗教文化,人的灵魂是要靠上帝来管理的。中国文化则不然,它是以人为中心的,人的灵魂是要靠自己来管理的。这是东西方文化的重要区别之一。”对“道”的不懈探求,是先秦诸子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而古希腊哲学是以追求“真理”为宗旨,他们都认为“真理”是人们的知识应当追求的目标,是人应当服从的规律。,

其次,自然观方面中国先秦哲学明显抽象于古希腊哲学。本文以老子的“道”和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的“道”为代表进行比较。老子的“道”被用来指万物的本原;赫拉克利特的“道”被用来指火与万物相互交换的过程,而巴门尼德的“道”则用来指认识万物的途径。在综合程度上,老子的“道”是最高的,它既是“有”和“无”的统一,又是“动”和“静”的统一,因此也显得空洞和含糊,以至于使后人很难理解其本意而被窜改得面目全非;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的“道”在综合程度上尽管不如老子的“道”,但却阐发了“一”和“多”、对立面的斗争与同一,开始意识到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区别,因而显得更具体和明确;由此可以说明先秦自然哲学的抽象性和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具体性。

再次,中国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在在自然观上本位不同。中国哲学以人为本位以及西方哲学以自然为本位的思想基础。以《大传》和《形而上学》为例,《易大传》以阴阳之道建立起了卦爻体系,解释天地万物及其运动,其核心是以天地为准则,作为人事的依据,它既是周以来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的集成,又为秦汉“天人感应说”奠定了基础;《形而上学》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最主要的著作,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的思想,在《形而上学》中得到哲学的概括,并形成完整的体系。《形而上学》在实体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世界的体系,并解释生成和发展,其核心是以目的作为事物的原因。它不是以人为本位,而是以神为本位;它是古代灵魂说的引申,并最终与犹太神学相结合,成为基督教神学的重要来源。

二、中国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自然观不同的原因

1.自然环境对中国先秦哲学和古希腊哲学自然观的影响

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始终要受制于时空局限,所以,在一定的时空、人文环境里,人们的思维便会形成一些基本的定势,成为相对稳定的世界观念,从而导致不同时空内的人们产生思维形式上的差别,形成了世界人类思维形式的多元形态。希腊的地形是众所周知的四面开阔,他们面对的也只是狭小的几乎不见大风大浪的地中海。而中国却是实实在在的四面闭塞,南面是世界最高大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西边是沙漠和帕米尔高原,北边是绝少人烟的西伯利亚;东面是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所以希腊人的眼光是开阔的,他们更容易看到他们自身以外的其他地方,而中国人则自然而然的认为中国是世界乃至宇宙的中心。

2.社会经济对中国先秦哲学和古希腊哲学自然观的影响

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不仅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之中,还生活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之中。中国是个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历来靠农业维持生存。直到今日,中国的农业人口还在全体人口中占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在一个农业国家里,财富的首要基础是土地。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一切社会、经济思想以至政府的政策措施都以土地的分配和利用为中心。中国古代的哲学家通常不亲自耕地,但他们家庭的兴衰和农业生产的好坏直接联系在一起:农业收成好,他们受益;农业收成坏,他们也受连累。因此他们的世界观主要反映了农民的思想。而古希腊哲学家们大多生活在城镇中,城镇又正是商人的聚居地,他们的社会组织不是根据家族的共同利益,而更多的是反映的城镇的共同利益。

3.两种不同的追求目标对中国先秦哲学和古希腊哲学自然观的影响

中国的先秦哲学都在探究“道”,都在论说自己对“道”的理解。“道”可以理解为中国先秦哲学家追求的所谓的根本的、终极的东西。尽管先秦诸子各家各派所谓“道”在具体内容上有许多不同,但相同之处是他们都把探究“道”作为学术的目的,认为无论天地自然还是人类社会,都有其“道”;无论做人还是办事都应当知“道”、有“道”、守“道”、从“道”、顺“道”。古希腊哲人大都把“真理”看作是认识追求的目标。柏拉图认为,真正的哲学家“就是那些喜欢知道真理的人”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对象就是“适用于一切存在物的”真理。而真理就应该是某种超验的、永恒的理念,是思想和物的符合。

三、以包容的心看待差异,走出东西之争

中国的先秦哲学和古希腊哲学是两种哲学的源头,两种不同的哲学导演了人类历史上两种文明,一种是“克己”的,追求“大一统”的东方文明;这种文明的形态相对稳定,而内部斗争空前激烈,它适合了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和封建统治者的集权一元控制;而另一种是重视科学、追求真理,重视个人创造能力和独立思考精神的西方文明;这种文明的形态是相对动荡易变的,他适合了古代游牧经济,经过变易,也适合了当代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在两种文明的竞赛中,一段时间内,东方文明占据了上风,而到了近代,东方哲学应该融入更多的西方文明,吸取其重视个性和创新精神,这样才能适应中国文明现代化的需要。

古希腊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西方古典学 古希腊史研究 学术综述

2014年，我国古希腊史研究硕果累累，学者们更注重研究方式，改进研究方法，变换新的角度采用新视角来认识古希腊史。我国学者一方面与国际保持同步，吸取国外学者的研究经验，另一方面也坚持着自己的研究方向，这为我国的学术界持续稳步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一时段，古希腊社会，文化，风俗，宗教，神话仍然是我国古希腊史研究领域的热门，与此同时，古希腊与古代中国的比较研究也悄然成为研究的新热点。

关于古希腊著名城邦斯巴达，一直是研究的热点。李新伟的《古史新证：古代斯巴达地区的新发现》（载《光明日报》，2014年4月23日，第016版）一文，根据2008年及2010年的多次考古活动发现，瓦西列俄斯遗址的大型建筑与彩色笔画具有明显的宫殿风格，结合了目前拥有的资料和研究成功认为，瓦西列俄斯遗址应该就是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提到的迈锡尼文明时期斯巴达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这一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荷马史诗》这样一部传奇剧作，虽然时间久远，但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瓦西列俄斯遗址的发现就是古史新证的又一重要成果"。李怡净、罗文君的《论古代斯巴达的优生政策》（载《铜仁学院学报》，2014年9月，第5期，第16卷）一文，论述了古代斯巴达的优生政策，作者从古代斯巴达优生政策的内容、特点、背景及影响展开分析，反映了古斯巴达对生物遗传、教育方面的认识，给后世带来无穷的影响。虽然靠着优生政策古斯巴达在战斗力上一时无两，但其"违反人权和道德伦理的部分也不为世人所认同"，严重限制了古斯巴达的自我发展。

古希腊神话的研究成果丰富，王以欣、张大丽的《古希腊的财神与财富观念》（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3月，第43卷，第2期）一文以独特的角度，看待古希腊文化。作者通过古代文献与古希腊诸神的艺术形象，分析财神的神话家室、宗教功能以及艺术形象，找出其原始形象和逐渐在文学作品中的变化，指出古希腊的财神普鲁托斯本为神明收人膜拜，却因社会财富的不均导致世人对其进行丑化，贤者虽提出警世名言但收效甚微，从侧面表现出即便是文明高度发达的古希腊，受财富的影响世人也被迷乱心智，虽然与宗教观念不强有关，但其主要原因在今日同样发人深省。

唐晨曦的《巨人之战与泛雅典娜节的起源》（载《历史教学问题》，2014年，第3期）一文，从神话角度探讨古希腊泛雅典娜节日的起源，通过介绍"巨人之战"、"皮里科斯舞和上下战车比赛"，论证了泛雅典娜节就是为了庆祝雅典人取得巨人之战胜利而来的，也侧面凸显了雅典人与雅典娜亲密无间的关系。

邢颖的《论古希腊泛雅典人节中的城邦意识》（载《历史教学问题》，2014年，第3期）一文，通过泛雅典人节这一切入点，论述了"随着雅典城邦走向成熟，雅典人的城邦意识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通过对不同时期古希腊政治与泛雅典人节之间联系的分析，证明了"随着雅典城邦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从城邦最初的统一到城邦制度的确立再到走向成熟，雅典人的城邦意识也随之发生变化"。

在古希腊神话中，米诺斯被称作宇宙之子，在古希腊学者的不同的著作中，米诺斯以不同的形象出现。李建松的《米诺斯海权：神话还是现实？--对其真伪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史林》，2014年，第2期）一文，从各个方面探讨了米诺斯海权的真实性。他从古典作家，近现代多数学者，当代学者这三个方面逐一详细分析，论证思维严密。首先，他先分析的是古典作家笔下的米诺斯海权，并详细解说了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亚里士多德等人对米诺斯海权真伪的态度以及修昔底德对米诺斯海权深信不疑的原因。其次，他又分析了近现代学者对米诺斯海权真实与否的看法，作者持严谨态度，不但浅述了18、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的研究结论，也看到了考古学在解决米诺斯海权问题时的长处与不足之处。第三，作者又描述了当代学者对米诺斯海权的争议，并由此总结了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的差异。作者主张从殖民地问题和政治、军事控制问题上来着手米诺斯海权问题，为学术界研究米诺斯海权的真实性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师学良的《论柏拉图的米诺斯：传统与变化》（载《都市文化研究》，2014年，第1期）一文，从希腊神话米诺斯形象这一角度着手，谈论了柏拉图笔下的米诺斯身兼传说、历史、神话的形象，更凸显了米诺斯身上的法官审判色彩。从侧面论述了"雅典外邦人对米诺斯立法原则的批判'破除'了旧有的克里特立法根基，而为'订立'新城邦马格奈西亚的法律提出了更全面的、以诸项德性为核心的立法原则"。柏拉图由此制定的法律事实上对后世罗马法的起源产生了重大影响。

古希腊社会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点，晏绍祥的《"衰世"不衰重构公元前4世纪希腊历史图景》（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2月26日，第A05版）一文指出，"我们不应当以希腊人是否能够走向他们从未尝试过的所谓统一来判断其优劣，也不能片面强调城邦体制对其无法形成统一国家的制约。多样化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创造，正是希腊世界固有的特征。"作者从多个角度和多个层面论述了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是一个城邦制度充满活力，政治上新实验层出不穷，思想与文化创造力勃发的时代。

古希腊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许多历史、哲学大家在这时期出现。关于古希腊的著名人物，王茜的《雅典演说家埃斯基涅斯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5月）从三个方面对埃斯基涅斯进行了全面而条理的分析。第一方面论述了雅典政治与演说家的关系以及埃斯基涅斯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家庭背景。第二方面阐释了埃斯基涅斯在其政治生涯里所实施的政策及其政治立场的变化，再到其被迫退出政坛，出走罗德斯岛的过程。第三方面重点分析了埃斯基涅斯的三篇演说词，并于文章末尾综合讲述了埃斯基涅斯的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造成雅典被征服这一不可抗拒结果的原因。文章有理有据，分条阐述更显得条理清晰。

张巍的《Eunomia：梭伦的理想政制》（载《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一文为我们讲述了梭伦试图建立的一种被称为Eunomia的理想城邦秩序。文章主要是分解读梭伦诗篇的方式，讲解城邦失序的真正根源，探寻心智秩序与城邦秩序这三个方面向我们介绍了Eunomia。文章中引用了梭伦的诗篇，使其看起来更有说服力，内容交织着翔实的史料和作者自己谨慎周密的思考，大大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作者于结尾处对梭伦与柏拉图各自的理想政制的最终根源进行了对比，更加鲜明的揭示了Eunomia的本质和某种意义上梭伦与柏拉图的关系，给予读者深刻的启发。

吕量厚的《希罗多德波斯史及其对古希腊知识精英波斯观的塑造》（载《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一文，先于导言部分向读者详细的介绍了《贝希斯敦铭文》，并展现了其对于希罗多德研究的重要意义，在对于《贝希斯敦铭文》研究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也在加深着学者们对于一些历史遗留事件的解读。作者通过《历史》卷三和《贝希斯敦铭文》异同之处的对比，揭示了《历史》和《贝希斯敦铭文》的关系。作者在肯定《历史》史料价值的同时，也毫不避讳的揭露了《贝希斯敦铭文》对希罗多德写作《历史》时的政治影响和误导，批判了希罗多德在史料选择上不严谨及盲从的缺点，对其个人的学术研究态度和理性思维能力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判。尽管《历史》一书有缺陷，但作者还是指出了这本书带给后世深远的积极影响，并以清晰的条例逐一论述。整篇文章引用了大量的史学资料，做到了有理有据，并站在公正的角度看待历史人物。

武晓阳的《古典作家对亚历山大之评价-以库尔提乌斯和阿里安的评价为例》（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4年）论述了库尔提乌斯和阿里安对亚历山大事迹的记述。尽管他们的主要史料来源不同，写作风格各异，但评价亚历山大的行为是两位古典作家关注的重要内容。他们既称赞亚历山大卓越的军事才能、优秀的个人品行、显赫的历史功绩，同时又注意到他在采用东方服饰、习俗、礼仪，过度追求荣誉及具体事件处理等方面的 "不足"，并表达自己的看法。本文就库尔提乌斯和阿里安对亚历山大的评判进行初步分析、探讨，为我们较为合理地认识和评价亚历山大提供了参照。

陈莹的《继承与重塑--试析斯特拉波笔下的荷马形象》（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一文，作者以斯特拉波的《地理志》为出发点，认为斯特拉波将荷马塑造成一个希腊地理学创始人及古希腊英雄时代历史学家及教育家，实则是反映了公元一世纪，部分希腊文人试图将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相交融。在文中作者详细介绍了斯特拉波对荷马形象的确立，侧面指出荷马乃至整个希腊文明对于当时希腊文人来说，是一个向罗马文化靠拢的媒介，希望借此取得罗马的重视，想必这才是斯特拉波笔下荷马真正的形象。

郝标陶所写的《亚里士多德再发现》（载《大众考古》，2014年，第5期）一文向读者揭示了《雅典政制》这本史学著作的写作和再发现过程。首先，作者先讲述了亚里士多德的生平，这问他以后成为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并写出《雅典政制》打下坚实的基础。《雅典政制》一书流传到现世的过程可谓极其艰难而又富有转折性。而它的再发现过程也是充满了戏剧性，在这里，作者向我们详细的描述了各个领域的专家为了辨别被认为是《雅典政制》的破损纸草的真伪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对这一书出自谁人之手做出的科学理性的判断。文章的最后，作者指出了《雅典政制》一书对于后世研究古希腊历史的重要性以及该书对世界各地深远的影响。

中西文明比较研究一直是是世界古代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春秋战国与古希腊作为中西方主体文明的源头，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周丽娜的《春秋战国与古希腊国际体系比较分析》（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4月）截取历史的横断面，创新研究方法，通过文献分析、对比分析、系统分析等方法挖掘出春秋战国与古希腊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动因、制度因子和文化基因，较为清晰地展示了文明发端时期中西方国际体系的某些特质，为当今国际体系的转型及中国崛起与西方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现实意义。

陈强和黄红星的《壮族都老制民主与古希腊城邦民主之比较》（载《学术论坛》，2014年，第7期）一文，分别条理清晰的概述了壮族都老制民主和古希腊城邦制民主的具体所指，以及从职责、法律、公民权利、地域、规模和发展水平等各个方面比较了这两种制度的异同之处，使读者对这两者可以有更加直观，明确的认识。另外，作者由古观今，积极吸取西方民主政治经验，并结合我国本土的古代民主制度，综合二者，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建议。

徐晓旭的《古代中国和希腊族群祖先谱系研究方法述评》（载《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3期）一文用谨慎的语言向我们详细的介绍了顾颉刚、迈尔斯、迪勒、徐旭生、霍尔、王明珂这六位在研究族群祖先谱系上极具代表性的学者。作者不但对他们的方法进行回顾和评析，也将他们的方法作出了清晰的对比，文章语言有理有据，主题思想鲜明。作者对族群祖先谱系研究方法认识极为深刻并恰到好处的将其体现在文章之中。文章给读者提供了关于研究族群祖先谱系方法这一问题的极佳建议，并指出了研究的大致方向，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

李永斌的《古典学与东方学的碰撞：古希腊"东方化革命"的现代想象》（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一文，通过对具体史料的分析以及对"东方"、"东方化"、"东方化时代"、"东方化革命"等一系列概念的考量，指出，希腊历史上的"东方化"，是确实发生过的历史现象，但是其范围主要局限在艺术领域，是指古希腊艺术的一种风格。但艺术上的"东方化"并没有引起希腊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因而"革命"无从谈起。"东方化革命"是对艺术史上"东方化时代"的扩大化理解，更深层次背景则是古典学与东方学、古典主义与东方主义在现代政治语境中碰撞的结果。

体育竞技活动作为城邦公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在推动城邦国家向前发展，推动雅典民主政制向前发展上有着重要的意义。田亦娟的《古代雅典竞技发展与民主演进的互动关系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4月）将竞技作为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文化因素来考查，并阐明民主演进对竞技本身的影响。文章以竞技的发展为出发点和中心，以竞技与民主的互动关系为线索，并以民主为落脚点和最终归宿，对古代雅典竞技与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出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竞技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表征，它的繁荣是以发达完善的民主政治为后盾的，在民主的政治氛围中，文化环境是相对宽容的，公民的自由度与幸福感大大提升，从而让人们自愿而非被迫参与到竞技事业中来，政治机制的良好运作为体育文化的繁盛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尽管这些竞技活动并不对奴隶、妇女开放，也只有少数的外邦公民参与其中，但体育文化已深深融入到雅典人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竞技带来的政治控制力、文化传播力和国际影响力值得我们深思。

王大庆所写的《从体育运动看古希腊人对女性的性别建构》（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6月）一文，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探讨了古希腊女性在体育运动上的参与度。作者通过对史料进行广泛而细致的研究，大量的了解历史并对其掌握的资料进行综合，最后得出古希腊女性体育运动的有限性这一显著特征 并具体阐述了其有限性表现的三个方面，使文章更显条理。而后作者通过对斯巴达少女的体育活动和着衣的性别形象的观察，完成了对古希腊建构女性性别角色和性别形象方式的研究。最后，作者又在限定女性参与体育活动的社会原因之外，又看到了其自然原因。

王大庆的另一篇文章《古希腊赛会中体育竞技活动的仪式性特征》（载《河北学刊》，2014年5月）一文，从独特的角度看待宗教节庆活动问题。作者通过介绍赛会贯穿始终的仪式、赛会仪式中的常规与变化以及赛会仪式的意义和古希腊宗教的特点，指出了古代希腊宗教重仪式轻信仰的特点。但同时作者也指出，古希腊人对宗教的"重"与"轻"只是关注方面的，而非其有高低之分。

关于古希腊的民族问题，徐晓旭的《希腊人和蛮族人：一对不断被修改的画像》（载《历史研究》，2014年，第6期）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当下历史学者们对于希腊人和满族人两级对立的研究，并列举简述了诸多学者关于此问题方面的著作，使读者对希腊人与蛮族人的对立问题有了更系统而深刻的认识。作者在讲述各个学者著作观点的同时，也注意分析了学者的主观思想和文化背景对其研究希腊人与蛮族人对立问题的影响，这有利于读者更好的理解这些学者的理论。这篇文章也点出了这一问题理论和讲解体系的关键词与大体框架，并指出了它们的反作用。在文章末尾，作者也提出了研究该问题需要面临的任务，表明了作者对于该问题发展方向以及发展前景的美好期盼。

李渊的《古希腊人的自我与异族观念》（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4年）一文，提出古希腊人在各个时代都与异族人相交，认识自我与异族之间的不同是每个时代都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古典时期，血缘、文化是主导因素，其他因素没有过多作用；但在希波战争之后，文化的因素突然成为唯一主导因素，而政治因素也渐渐凸现出来；此后，从马其顿崛起到托勒密王国，政治因素逐渐成为最重要因素支配着其他因素，也成为古希腊人区别自我与异族的最主要标尺。

宗教活动在希腊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家庭祭祀又是古希腊宗教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对家庭和城邦产生了重要影响。孙永亮的《古典时期希腊的家庭祭祀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5月）一文从家庭祭祀的仪式、祭祀的内容以及祭祀发挥的作用等方面，论证了其与古希腊的政治文明制度、经济发展状况和思想渊源具有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是由古希腊文明的政治经济特点决定的。古典时期希腊男性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在家庭祭祀中同样以男性为主。希腊宗教具有多神教的特点，在家庭祭祀中可以祭拜各种神，这些都是以他们的政治生活为基础的。正是这些特点，为我们了解古希腊人的生活方式、生活习俗以及古希腊的演进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白雪的《古风时代希腊人的葬仪》（载《古代文明》，2014年4月）一文提出了，在古风时代古希腊人的葬仪便初具规模并渐渐完备起来，它是古希腊文化综合了地域性、历史性以及民族特色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结果。通过葬礼活动，古希腊人将家族成员紧紧地聚集起来，增加了家族凝聚性和团结力，从而维护了自身价值观。而在葬仪中的种种规矩，显示着古希腊森严的社会等级也在约束着人们。在此同时，妇女们在葬仪中虽然面临着被迫死亡的恐怖，但还是间接地提升了她们的社会地位，有一定社会进步意义。

关于古典时期雅典的社会风俗研究，黄建的《古典时期雅典的婚姻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4月）通过论述古希腊人的婚姻观、婚姻对象、婚姻嫁妆等内容，揭示了西方家庭婚姻生活的历史轨迹，加深了读者对西方两性生活历史和希腊文明的认识。雅典人的婚姻和家庭互相作用，婚姻关系到家庭以及城邦的延续与发展，而城邦的意志也渗透到包括婚礼在内的许多个体、家庭事务中。妇女们在婚姻中没有自主的权利，婚姻事务的决策权属于她们的男性监护人。妇女在宗教上也是依附于男性公民的。夫妻结合的前提是新娘脱离父亲的家内宗教，转而依附丈夫家内的宗教。在古典时期，无论家庭富裕或者贫穷，女性的监护人都会为她们提供一份嫁妆，但嫁妆的实质只是男性公民间财产的转移，妇女们并没有权力支配和使用嫁妆。雅典古典时期的婚姻充分体现了雅典社会的男权特征。

关于古希腊文化，吕厚量撰写了《蜂后与主妇：古希腊作家色诺芬眼中的私人领域》（载《光明日报》，2014年1月22日，第015版）一文。作者认为，政治、军事等公共领域的事务成为希腊古典时期的重要研究主题。色诺芬在现存的作品中屡次使用蜂后作比喻，蜂后比喻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蜜蜂和蜂后的关系往往是政治性的，同民众和政治领袖的关系彼此对应。色诺芬十分自然的将蜂后与优秀政治领袖在东方文化背景下的密切联系，以及蜂后在古希腊语境下的政治含义结合起来。在色诺芬心目中，理想的家政管理工作是可以在政治领导艺术的支配下完成的，私人领域同政治生活间并不存在天然的鸿沟。色诺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引发了希腊人对私人领域的关注，其对私人领域的理解与研究方式具有十分值得当代学者们注意的时代特征。

吕量厚的另外一篇文章，《雅典古典时期上埃菲比亚文化》（载《世界历史》，2014年，第4期）一文开篇向读者讲述了在古典政治时期埃菲比亚制度的具体所指以及其特点，同时也点出了学术界对于埃菲比亚制度起源的争论和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自身看法。接着，文章又讲解了埃菲比亚誓词的内容和它对公元前5世纪雅典古典文学作品以及埃菲比亚制度的影响，向受众展示了誓词的重要意义。埃菲比亚元素在很早的历史时间段就已经扎根于雅典社会中，这一点，作者列举了几部具有代表性的古代雅典文学作品，以佐证埃菲比亚元素充斥在古代雅典社会的各个角落。关于埃菲比亚传统与古代雅典的民主制度兼容性的问题，作者在文章里也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并总结出埃菲比亚制度不但不违背自由原则，反而还是古代雅典古典政治理念与其战争背景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观点。最后，作者分条讲解了埃菲比亚制度的特点以及在学术研究上的现实意义，使读者可以更清晰的了解到埃菲比亚制度。

关于希腊化时期，杨婵的《希腊化时期的阿卡亚同盟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4月）一文主要向读者系统的讲解了阿卡亚同盟。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介绍了阿卡亚同盟，一是阿卡亚同盟的概况，其中作者主要讲述了阿卡亚同盟的发展，重建以及解体的这一过程；二是阿卡亚同盟的架构，在这里，作者主要阐述了同盟的组织结构以及它与各盟邦之间政治、经济和法律的关系；三是阿卡亚同盟的外交关系，主要是指阿卡亚同盟与马其顿、罗马以及埃托利亚同盟的关系。文章涵盖面广泛，并从各个角度阐述了阿卡亚同盟，使读者对其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对古典文献的解读，为学者们的研究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资料。陈德正、韩薛兵的《校注》（陈德正、韩薛兵：商务印书馆，2014年8月）为我们将中国最早的希腊、罗马专史《希腊志略》、《罗马志略》用现代标点符号进行点校整理，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竖排改为横排，对原书中的专名注明现代通用译名并加注英文及希腊文或拉丁文，必要时作简释，个别错讹之处也以脚注注明。原书所附地图多模糊不清，地图中地名与正文出入较大，校注者据原图和正文地名重新制作。此书的出版必定倾注了作者多年的心血也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史学功底，为我们填补了在这两部名著研究上的空白，意义重大。

郭子龙和张强的《埃斯奇奈斯涉同性恋法律译注》（载《古代文明》，2014年1月）从古希腊法制入手，选译了《诉提马尔霍斯》正文中涉及同性恋的法律，包括"适用对象"8条，"刑律"14条，"判例"3条，进行了译注。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古希腊人对同性恋行为的态度，展示了其背后的法律以及制度诸因素。古希腊人虽然不禁止同性恋行为，但雅典人将从事易者排除在城邦政治之外，情节严重者甚至会丧失公民权。

关于历史文明的转型期也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晏绍祥的《莫米利亚诺与"希腊人的过失"》（载《读书》，2014年，第3期）一文开篇向读者展示了希腊文明与罗马帝国势力逆转的过程，并围绕着各个时期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解释引出来意大利学者莫米利亚诺及其观点。作者简单的介绍了莫米利亚诺的生平，使读者对其有了最基本的了解，接着又点出他最初的两本专著，以便于下文对他所著的《外族的智慧：希腊化的局限》一书中的观点进行论述并得出希腊人文化上的自大与虚无态度导致其不断遭遇失败这一结论。虽然学术界内对莫米利亚诺的论断和著述褒贬不一，但他的学说却也为我们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作者于文章末尾提倡读者在面对这个问题时要有自己的判断，展示出了作者独特的历史观。

以上研究成果，向广大读者展示出了一个离我们遥远而又神秘的古希腊社会。学者们对待同一问题有着各不相同的研究视角，并勇于向一些定论质疑，努力拓宽古希腊史研究领域，为我国古希腊史研究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此背景下我们应共同努力，为以后我国古希腊史研究领域更好的向前发展打下坚实牢靠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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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以欣、张大丽.古希腊的财神与财富观念[N].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3-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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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王大庆.从体育运动看古希腊人对女性的性别建构[N].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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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武晓阳.古典作家对亚历山大之评价-以库尔提乌斯和阿里安的评价为例[J].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4.

[28]陈莹.继承与重塑--试析斯特拉波笔下的荷马形象[N].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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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陈德正、韩薛兵.《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校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31]郭子龙、张强.埃斯奇奈斯《诉提马尔霍斯》涉同性恋法律译注[J].古代文明，2014，（1）.

[32]王茜.雅典演说家埃斯基涅斯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14.

作者简介：陈德正（1962.9-），男，汉族，山东潍坊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世界古代史教学与研究。

张亚伟（1992.5-），女，汉族，山东青岛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世界古代史的学习与研究。

古希腊哲学论文范文第6篇

一、 引言

科学与哲学，远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分支，科学哲学创立于20世纪初，它的两端连接着科学和哲学，是哲学家和科学家共同关注的一个领域。它以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为研究对象，探讨科学的本质、科学知识的获得和检验、科学的逻辑结构等有关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

相类似的，城市规划作为一门学科，是19世纪末工业革命对城市产生巨大影响之后才兴起的。而城市规划活动及其理论思想，则是伴随着城市的形成、发展而不断演变的。城市规划本身是一个复杂而综合的社会与技术过程，主导其思想演变的除却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外，作为哲学一个影响深远的分支，科学哲学也起着不容忽略的作用。

如前所述，科学哲学萌芽于古希腊时期，真正创立于20世纪初，这两个时期也是城市规划思想起源和发展最重要的时期。与古希腊时期相比，古罗马的哲学和社会思想总体上处于一种全面的庸俗化状态，虽然在技术尤其是工程技术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可是在哲学与科学方面取得的建树很少，其城市规划思想主要也是为实用主义和歌颂皇权、炫耀财富、表彰功绩服务的。而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对世俗和精神世界全面占领，学者们基本上没有学术自由，经院哲学方法上的基本取向是反经验的，科学没有存在的基础，也没有生存的理由和空间，科学方法论的讨论基本上被忽视了。中世纪时期的思想基本上对哲学与科学贡献并不多，其城市规划思想以体现宗教图景和自然秩序为主。因此，本文试图从科学哲学这一视角，着重分析从古希腊时期和近代在学科的萌芽和起源时期，科学哲学的发展对西方城市规划思想演变的影响。

二、 古希腊时期哲学对城市规划思想的启发

古希腊是科学思想的摇篮，近代科学的各个学科，几乎都能在古希腊的科学里找到其思想源头。科学史上的古希腊，不仅指政治历史意义上的古希腊，而是包括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2世纪，跨越政治历史意义上的古希腊、马其顿帝国、古罗马的近8个世纪的时间［1］。

古希腊人对宇宙万物充满着好奇，其思考的对象已触及世界的起源、理性的作用、方法论等方面。古希腊哲学一方面是一种以理性为取向的自然哲学，承认世界论文联盟运动是有规律的，整个宇宙万物之间是和谐有序的。其中代表的思想有以泰勒士（thales）和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所代表的自然实体主义和以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和柏拉图（plato）所代表的数学形式主义。所谓实体主义是相对于形式主义而言的，它们的共同目标是追问事物的本性。实体主义者把本性问题转换成事物的实体构成问题，形式主义者则把问题转换成事物的构成形式问题。而另一方面，怀疑论者们又认识到知识和理性的相对性和局限性，提倡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这种种的哲学思考和探索，都对古希腊的城市规划思想起着深刻的影响。

（一）《理想国》与泰勒斯和德谟克利特所代表的自然实体主义自然哲学

泰勒斯首先认识到宇宙的和谐性。他提出“万物源于水”的命题，认为宇宙万物起源于水，又复归于水，因此世界是统一的。［2］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则提出原子和虚空的概念，认为万物的本原不是自身也会发生变化的水、土、气、火等具体的物质形态，而是自身不变的物质元素，即原子。原子是最小的、不可见的、不能再分的物质微粒，而虚空是原子运动的场所。由于原子的大小、形态、次序、位置不同，原子彼此的碰撞结合成世界万物。［3］

尽管对宇宙万物本原的描述不同，但古希腊的哲学家们都意识到，在多变的经验感觉之下，大自然其实是有着不变的性质和规律的。这种思想被广泛接受，并被运用于对社会事务的有序安排中。他们认为，在家庭、团队、政府、社会等不同层面上，不同的构成单元有不同的角色和位置，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但同时又相互依赖和协助，共同构成一幅和谐、统一、有序的图景。这些理念为柏拉图的《理想国》提供了思想基础。

《理想国》是柏拉图的著名代表作，书中以对话的形式，叙述了柏拉图对于政治制度和理想城市形态等问题的探索和设想。柏拉图强调这个“理想国（城市）”是用绝对的理性和强制的秩序建立起来的，首先，应该通过劳动分工和社会角色的分类来重整城市秩序；其次，城市居民应分为各个阶层，即哲学家、武士、工匠、农民和奴隶。柏拉图认为，理想国的完整性和均衡性只存在于整体之中，为了城邦应不惜牺牲市民的生活。［4］这种思想对于古希腊后期的城市规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希波丹姆斯模式”与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所代表的数学形式主义自然哲学

形式主义者力求找到变化背后不变的东西，因而更加发展了抽象思维，强调了概念的重要性。毕达哥拉斯最先提出了数的形式主义，认为“数为万物的本质，宇宙的组织在其规定中是数及其关系的和谐体现。”其后，以巴门尼德（parmenides of elea）为首的爱利亚学派从逻辑上论证了不变的概念才是事物的本质。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进一步发展了理念论，把形式主义推向极端，同时也高扬了理性的地位，把自然之秩序、规则高悬于感性具体多变的自然事物之上。“万物皆数”的数理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想，不但对天文学、物理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也被成功应用到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中。

这种哲学思想同样在建筑学和城市规划中得到充分诠释。在建筑学中，不仅可以利用数学原理取得工程成就，而且在建筑形式上追寻数学比例可以求得形式美，以直达世界的本质，感受到和谐的宇宙秩序。古希腊建筑的各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大多构成和谐的比例关系，直至今日，比例依然是当今建筑师处理建筑形式考虑的重要因素。而希波战争后的城市规划建设中，古希腊法学家希波丹姆斯（hippodamus）提出了一种显现强烈人工痕迹的城市规划模式，即“遵循古希腊哲理，探求几何与数的和谐，强调以棋盘式的路网为城市骨架并构筑明确、规整的城市公共中心，以求得城市整体得秩序和美”。［5］希波丹姆斯模式被大规模应用于希波战争后城市的建设以及古罗马大量的营寨城中。

（三）雅典卫城与普罗泰哥拉为代表的怀疑论学派

在庞大的古希腊哲学体系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毕达哥拉斯等学者在哲学方向上坚持理性主义，注重客观性，认同认识论上的可知论，表现出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但同时，有一批学者从批判的角度，坚持用怀疑的眼光审视一切，致力于寻找理论中的不足和不完备性，寻求理论自身的有效适用边界，从而从另一个角度大力推动了哲学与科学的发展。［6］这些学者被称之为“怀疑论者”。

怀疑论者的代表人物普罗泰哥拉（protagoras）提出了其学派最基本的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万物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衡量者……在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之间恰好存在着重大差别。那些事物是什么，对于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来说是不同的。” 普罗泰哥拉相信民主体制和个人主义，反对权威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效用和价值的感受和标准，统一标准既没有必要，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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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古希腊诸多的城市和建筑群，都突出反映了注重人的尺度、人的感受以及同自然环境协调的思想，不追求平面视图上的平整对称，而是顺应和利用各种复杂地形以构成活泼多变的城市和建筑景观。雅典卫城就是其中的典范代表。“雅典卫城的建筑群布局以自由的、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为原则，既照顾到从卫城四周仰望它时的景观效果，又照顾到人置身其中时的动态视觉美，堪称为西方古典建筑群体组合的最高艺术典范。”［8］

三、 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对城市规划思想的影响?

（一）近代主要自然科学与哲学发展回顾

17~19世纪，是欧洲封建社会制度瓦解和灭亡的时期，也是自由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是西欧社会结构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起源于法国的理性与科学思想启蒙运动极大地推动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自然科学精神。启蒙运动使人们相信人类凭借理性能够完善地认识整个世界。近代的自然科学家们相信，确定的知识必须是精确的、经过数学分析的，事物可以通过精确量化来达到确定性的目的。而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分析几何、牛顿（sir isaac newton）和莱布尼兹（gottfriend wilhelm leibniz）的微积分等新数学手段的发明，也为研究复杂现象提供了精确的手段。

与此同时，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偏重于逻辑理性推演的唯理性主义成为推动近现代自然科学进步的有力武器。笛卡尔主义者认为，客观世界是可以被认知的，只要为人类知识找到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即绝对正确的、不容怀疑的第一原理），然后按照演绎逻辑的规则，就可以推导出一切人类知识。这种认识论后人称之为基础论。笛卡尔的哲学思想还强调，认知事物的基本方法是把每一个考察的难题分解为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适当地、圆满地解决的程度为止，然后按照顺序，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地上升到对复杂对象的认识。［9］

另外必须一提的是牛顿力学的机械论自然观，其机械运动观念在几个世纪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对物质世界存在客观规律性的主体思想和信仰，不断鼓舞、推动着人们对自然的无穷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18、19世纪不仅开启了一个科学方法的新时代，也使之成为一个信仰科学的时代。

在近代一系列的科技革命中，一场生物学的革命极大地动摇了之前人们对人与世界的认识，这就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有关进化论的思想，它指出人类只不过是宇宙中整个生物进化链条中的一环。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摧毁了以人为宇宙中心的传统宇宙观，沉重地打击了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的自我陶醉观念，使人们对世界、对人与人的制度的本质等进行了重新思考，人们开始不再把社会看成是静止的、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进化过程。”［10］

（二）科学哲学影响下的近代主要城市规划思想简述

上述的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对社会各方面的作用广泛而深远，包括催生了城市规划学科的诞生。

在17世纪西方建筑、园林和城市的建设中，强调唯理秩序的古典主义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从思想根源上来说，此时的古典主义是唯理主义的直接产物。“它要求在社会生活和一切文化艺术的式样中建立起高贵的体裁和统一的规则，这些规则是不依赖于感性经验的，是理性的、绝对的、唯一的、超时空的，这种文化为较严格地创造自然或人工环境提供了依据。”［11］在唯理主义思想的主导下，西方古典主义园林呈现出一个个完整而有序的景观。而建筑师和规划师们随即从中提取了规整、平直的道路系统和圆形交叉点的美学潜力，并迅速将之运用到整个城市空间体系中。这种古典主义城市规划思想，为其后西方各国的城市建设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18、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更由于工业革命的巨大推动力，使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急剧城市化使城市产生了大量严重的社会问题，城市生活质量的极度下降使人们深感不安，力图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前述的基础论和唯理性，使人们相信物质世界存在基本原理和客观规律性，不少怀有社会良知的思想家们开始构思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国家和城市形态。摩尔（thomas more）、圣西门（henri saint-simon）、傅立叶（charles fourier）、欧文（robert owen）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哲学背景下产生的，而他们所认同的解决问题的基础和根本途径，是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民主社会。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虽然很不成熟，在当时的小范围社会实践中也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但其进步性对其后的城市规划思想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田园城市”思想。

近代自然科学对自然界的全面探索，也促使了人们对社会现象的全面考察。19世纪90年代，霍华德受伦敦政府的委托，对当时英国的城市进行调查，并提出一整套整治方案。于是，霍华德对各种社会问题如土地所有制、税收、城市贫困、城市膨胀、生活环境恶化等，都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思考。他认为，只要牢牢掌握了简单的事实，社会的剧烈变革就会迅速开始。他倡导一种全面社会改革的思想，对城市的性质定位、社会构成、空间形态、运作机制、管理模式等进行了全面的探索。［12］霍华德的规划思想，充分体现了19世纪末人们对于人与世界之间关系认知的改变，把严峻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环境问题综合考虑，以改良社会为城市规划的目标取向，设想了一种先驱性的模式，将物质规划与社会规划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霍华德也被誉为近代人本主义规划思想的两位大师之一。

作为一名生物学家，另一位人本主义规划思想大师盖迪斯（patrick geddes）的规划思想，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烙印更加明显。盖迪斯强调城市规划不仅要注重研究物质环境，更要重视研究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他提出“城市学”的概念，指出“城市改造者必须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复杂统一体，其中的各种行动和思想都是有机联系的”。除了强调城市研究方法的综合性，盖迪斯还提出了区域协同的综合观，首创了区域规划的综合研究。同时，他还极度重视人文要素与地域要素在城市规划中的基础作用，他的思想体现了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13］盖迪斯对城市问题的认识，在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更飞跃了一个层次，不但为近现代城市规划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

近代各类城市规划思想活跃，与霍华德、盖迪斯等人文主义者不同的，是一些深受唯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影响的工程师和建筑师。他们基于近现代技术提出了各种被后人称之为“机械理性城市思想”的城市规划主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马塔（autoro soriay mata）的带形城市模式和戈涅（(tony garnier）的工业城市模式。这些城市规划思想，深受笛卡尔由分解到综合的机械论思想影响，强调功能分区和城市空间分布的秩序，对此后的《雅典》的城市功能分区思想奠定了基础。

四、 结语

科学哲学的萌芽、起源和演变，都与同时代的自然科学发展密切相关。同样，西方城市规划

古希腊哲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马克思;自我意识;博士论文;开端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马克思“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并非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开端，在此之前，马克思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正是在此之前的大量的积淀和酝酿才诞生了提纲，但正是这十一条犹如一发重炮打响了整个世界，对于这场震惊世界的哲学革命，一定有其深刻的根源，而这个根源便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前提和开端。

一、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前提：黑格尔哲学的解体和青年黑格尔派运动

黑格尔哲学在黑格尔逝世以后发生解体，不仅是青年黑格尔派与老年黑格尔派的争论，青年黑格尔派自身也产生分歧，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站在实体的立场上，而以鲍威尔为代表的站在自我意识的立场上，但无论是施特劳斯还是鲍威尔都还在黑格尔哲学的内部，站在黑格尔哲学当中的某一个立场上，而且把这一原则进行了彻底的发挥。

作为早期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马克思曾加入以鲍威尔为精神领袖的“博士俱乐部”，因为鲍威尔当时对黑格尔哲学的阐释主要依靠“自我意识”这一原则，通过这一原则，他对圣经故事，基督教进行了激进的批判，几乎达到了无神论的高度，因此鲍威尔也成为了“博士俱乐部”中当之无愧的领袖，“博士俱乐部”中的主要成员为鲍威尔，科本和马克思。科本也是站在自我意识的立场上，但是他更多的对古希腊的自我意识哲学进行阐释，而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正是古希腊自我意识哲学。

当时“博士俱乐部”的成员被称为黑格尔派的最左翼，“除了某些隐蔽的分歧，马克思当时在理论上同鲍威尔和科本最为接近。他们自称是哲学上的‘山岳党人’，”他们试图通过古希腊的自我意识哲学来对基督教德意志世界进行批判，通过怀疑派的怀疑，斯多葛派的共和主义以及伊壁鸠鲁派对宗教的敌视，来完成他们对基督教德意志世界的批判，所以，他们在探讨古希腊自我意识哲学的时候希望通过古希腊自我意识哲学来找到现实的批判的武器，从而对基督教德意志世界进行批判。

二、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基础――哲学、政治

马克思哲学思想在黑格尔哲学解体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运动这一背景下逐渐形成并清晰起来。从哲学上来讲，马克思当时最接近鲍威尔，甚至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题目都与鲍威尔有关。

从政治立场上来讲，马克思更靠近康德，费希特，而不是黑格尔，他认为黑格尔哲学中散发着一种阴郁古怪的调子，但是在哲学上马克思又暗暗地与黑格尔有着某种不可分的联系，因为当马克思用康德哲学来做法学理论时，他似乎隐隐感觉康德费希特在哲学上的自我意识立场使得“应有”和“现有”存在无限的分离。

从哲学上来讲，自我意识的立场，特别是康德费希特的立场，在本体论上是二元论和主观主义的，因为他设立了那个自在之物是自我不可能真正达到的领域，费希特的非我是自我的无限的阻力，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它就成为坏的无限性，这种坏的无限性意味着自我永远也不可能真正达到或把握或消化非我，这是一种主观思想，而黑格尔要求把这种主观思想变成客观的思想，所以，在道德哲学中他用粗鲁的，惹人恼火的表达方式，道德就是按照一个国家的习惯生活。

总之，马克思当时的政治立场和康德费希特更加接近，哲学的立场大体上也是黑格尔哲学当中的自我意识，由此看出《博士论文》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个比较确定的开端。

三、马克思哲学思想开端的较为确切的根据――《博士论文》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与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几乎同时出版，但在《博士论文》中并没有体现出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所造成的影响。

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基本立场很显然是自我意识，马克思在序言中说道：“普罗米修斯的自白，‘总而言之，我痛恨所有的神’，就是哲学自己的自白，是哲学自己的格言，表示它反对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马克思在自我意识的哲学中徘徊踱步，但是马克思没有白白地进入“自我意识”这所“学校”，这使得马克思后来在哲学上的成果远远超越了其他哲学家。

尽管马克思明确地站在“自我意识”哲学的立场上，但是他对抽象个别的自我意识怀有深深的警惕，因为他认为抽象个别的自我意识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即“应有”和“现有”，“应当”和“是”之间无限的分离和对立，这一点如果被保留下来并不断夸大的话，在哲学上会犯时代错误。

马克思哲学的开端站在自我意识的立场上，同时他对自我意识立场有着某种隐含的保留，也就是说“尽管马克思明确声称自我意识的立场，但却仍然保持着对自我意识哲学的某种批判态度。”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 余源培，吴晓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导读（上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古希腊哲学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针对“体育与智育并重、力量与知识并举”的完人教育理想既促成了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繁荣，又维护了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纯洁性的说法，通过对完人教育理想的本体溯源以及在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中的转变过程，发现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的现实选择是完人教育理想的破灭与重塑，而能够与其保持一致的“非功利性”和“非职业化”的古希腊竞技体育独有特征只不过是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与完人教育理想矛盾对立的产物，直至柏拉图等哲学家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矛盾，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独有特征亦随之丧失，与现代竞技体育也就相差无几了。

古希腊竞技体育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如:宗教祭祀、祈福避祸、纪念英雄、政权更迭、战争和外交等等，由于年代久远，文献遗失，如今已经无从考证了。不过，与此相关的另一种说法，即古希腊的体育旨在施行体智并重，心身并举的完人教育的说法却广为流传，日益深人人心。这是由于现代竞技体育存在的一些弊端与恶习，诸如职业化所带来的过度训练，功利化所带来的只重视成绩，商业化所引发的暗箱操作、金钱交易等，一些学者据此证明，现代竞技体育已经偏离了古希腊竞技体育的正常轨道，丧失了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精神，要想克服这种弊端，必须复兴希腊奥林匹克竞技会的精神，重塑体育与智育并重、力量与知识并举的完人教育理念。

事实上，我们对古希腊竞技体育和完人教育理想的理解存在偏差。因为，这种理想在古希腊从未成为现实，而且在这种理想指导下的古希腊竞技体育，也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无缺。应该说，古希腊竞技体育的进一步发展，使其与完人理想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是柏拉图等哲学家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矛盾，此后，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独有特征亦随之丧失，与现代竞技体育也就大同小异了。

1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特征与思想基础

1)非功利性。考古的发现与相关的研究不断证实，古希腊的体育竞技与今天大不相同。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非功利性，不但竞技的承办方不会从活动中牟取任何收益，就连竞技的优胜者，亦不会从中获取某种物质好处，而更多得到的是精神奖励。这种非功利性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古代奥运会的纯洁性，因为，功利性因素的涉人，难免会带来一定的腐败机率。现代奥林匹克的创立者顾拜旦对此亦深有感触，因而主张抵制奥运会的商业化，并把商业化与奥运会的变质腐化联系起来，而力图维护其非功利性。但别具讽刺的是，第1届现代雅典奥运会因为出现了资金紧张，雅典政府为此不得不进行商业操作，靠民间募捐和发行纪念邮票等方式才勉强度过了难关。可见，所倡导的非功利性只是古希腊竞技体育的一种理想礼。

2)非职业化。古希腊奥林匹亚竞技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坚持业余化原则，拒绝接受职业运动员的参与。业余化的好处非常明显，首先，运动员无需仅仅参加某一项或某几项运动，因而不会导致体育技能的畸形发展;其次，运动员参与比赛的目标在于娱乐性和参与性，而不必过分在意比赛结果;最后，非职业化可以吸纳更多的体育爱好者参与比赛，彰显古希腊竞技体育的基础。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古希腊竞技体育在其初始阶段，更多是贵族精英内部的自娱自乐，而极少吸收平民阶层的参与，贵族阶层的闲暇亦是促成这种非职业化的重要原因。

3)完人理想。一般人认为，现代竞技体育的诸多弊病与不足，主要发端于商业化(功利化)和职业化(专业化)因素。因此，为了克服现代竞技体育的弊端，有必要复兴古希腊的体育精神，倡导古希腊的“完人”教育理念。古希腊人认为，要将竞技体育教育与知识教育一道，作为培养完善人格的必需环节;形体美和心灵美对于造就个人的美德同样重要。所谓完人理想就是体育与智育并重发展的理想，而这种体育与智育并重的“完人”教育理念在价值层面上体现为古希腊崇尚健全思想寓于健全身心、尊重生命、追求公平、和谐发展的体育精神，于竞技体育活动中表现为“非功利性”和“非职业化”的特征，可以说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繁盛，离不开古希腊人对完人理想的无限追求。

2《荷马史诗》与完人教育理想的幻觉

古希腊历史因其结构复杂而令人眼花缭乱，仅就现今考古的发现已经证明，它至少是克里特、迈锡尼、希腊城邦以及东方古代4种文明交错混合而成的结果，因此，详细考证其“竞技体育”和“完人理想”的各自的发展史及两者的关系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从《荷马史诗》中可以约略地看出“完人教育理想”与“古希腊竞技体育”的基本形态。《荷马史诗》是以古希腊迈锡尼时期的特洛伊战争为背景，塑造了古希腊的一大批英雄人物。他们可谓是古希腊完人教育理念的最初起源与标准样板。本来，把完美人格作为教育的榜样，这在古代是通行的做法，是无可厚非。但是古希腊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把这种完美人格作为榜样，而且把这种完美人格作为现实的目标，期望通过一定的教育手段与培育程序，把每一位希腊公民都塑造成这种完美人格范本一样的人。不过，因为伴随着竞技体育和智育的各自发展深化，这种完人的教育不是在体育与智育之间顾此失彼，就是对两者浅尝辄止，因而既不能造就真正的运动员，也无法培养伟大的哲学家，雅典教育的实际结果是只培养了运动员，而无法在智育方面取得大的成效。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错位，根本原因在于希腊人未能分清《荷马史诗》是介于半神话与半史实的作品，从而以信史的态度完全接受了《荷马史诗》中虚幻的“完人”理想。古希腊人一旦接受其为信史，同时把其中的“完人”理想贯彻到现实之中，就有混同想象与现实之虞。换句话说，如果泛泛地讲体能与智慧并重，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但是如果把体能提高到以一挡万，把智慧说成了神人不及，那么这样的两相并著，在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古希腊人为自身设定了一个太过高远的目标，因而导致其在实践之中，不是过于注重了体能的培养，就是太过偏向于智能的提高，而很难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所以古希腊人对《荷马史诗》的盲目推崇，导致其确立了过于高远虚幻的教育理想。

3完人理想的幻觉与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背道而行

从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特征及完人教育理想的来源考察来看，古希腊竞技体育的“非功利性”和“非职业化”两大特征，正好可以映衬“完人”教育理念，并与这种幻觉保持一致性。但从历史上来看，应该说古希腊竞技体育与完人理想之间的根本矛盾，使得这些特征失去了不断发展的土壤，不可能在现实中长久存在，即使存在也只是在古希腊竞技体育的初创阶段。因为，古希腊人较早确立的身心并重、体智并举，培养卓越之完人的教育理念，有更深刻的内涵。他们所谓的体育，并非我们现代泛泛所讲的身体运动，而更多地特指竞技运动，也即体育比赛;他们所谓的智慧，也并非今天所说的文化教育，而更多的是指智慧教育、哲学教育。按照这样的考证，真正的完人既是运动竞技场上优胜的运动员，亦是学园中通晓智慧的哲学家。这种理想的设定是很高的，也只有在少数贵族，才可以做到这种既研究哲学，又进行竞技的体智并重。这就难怪在公元前500年至480年期间举行的奥林匹亚竞技会上，优胜者或都是贵族，或都是职业竞技者，而真正的业余竞技者实际上就是这些贵族，他们之间才真正体现着“非功利性”和“非职业化”的竞技体育理念。

伴随着古希腊的竞技体育活动越来越被重视，获胜者的奖赏越来越丰厚，体育与智育各自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竞技体育的职业化与专业化就再所难免，竞技者要想获得竞赛的胜利，必须很早就跟从专业教练，进行相应的训练;训练的种类几也从以前的无所不包，变为专门修习其中的一两种;而训练的方法，则愈加专业化。其中既包括具体的竞技技艺，还包括相应的饮食学、卫生学等知识;因而一些优胜者为了提高自己的成绩，不断提出新的方法、发明或改进锻炼规则，接受特殊的饮食制度，遵守卫生条例。比如，公元前460年和456年两届奥林匹亚竞技会长跑冠军德洛麦就发明了肉食食谱，以补充竞技者的营养。所有这些均进一步促进了竞技体育继续朝向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

另一方面，随着优胜者所获奖赏的不断提高，古希腊的竞技体育亦愈加难以保持早期的非功利性。竞技体育的功利化倾向不断增强。比如，雅典的梭伦就曾经颁布了一项法律(元前580)，规定每个奥林匹亚竞技优胜者可获得五百德拉克马的奖励，折桂的竞技者免除赋税，且终身由城邦供养，仅此一点，就足以断送雅典长久以来在竞技体育方面所维持的非功利性特征。此外，商业化操作跟着也兴盛起来，最初是商业庙会与节日庆典，其次是负责供应事务的妇女或，再次，竞技学堂及竞技馆，也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在这种情况下，体育不断强大，智育不断孤弱，所谓体智并重、身心并举的完人教育理想已经名存实亡了。

因而，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繁盛，根本称不上是其完人教育理念的必然结果，应该说是竞技体育本身与完人教育之间固有矛盾的特有产物，而始于古希腊竞技体育草创阶段的“非功利性”和“非职业性”特征也只能在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中如昙花一现，随着竞技体育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商业化倾向增强，这些特征便愈加岌岌可危了。

4完人理想的重塑与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的相向而行

在古希腊竞技体育职业化与商业化之后，非功利性和非职业化的理想已名存实亡，但希腊人仍然对完人理想不离不弃，并根据这种完人理想的幻觉对新兴的职业化竞技体育加以指责，认为古希腊竞技体育的职业化过分强调了体育的重要性，而忽视了智育的必要性，背离了完人理想的初衷，因而必须加以遏制。这样的要求层出不穷，却从未得到实现。法国历史学家瓦诺耶克指出，“从色诺芬尼时起，体育课和思想文化课的苛求似乎是二律背反的”，但是，这种矛盾一直延续下来，却始终未能得到克服。

过去在谈及古希腊的体育与智育并重的完人教育理想时，论者经常引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相关的论断，柏拉图r5,曾说:“神赐给人两种艺术:音乐和体操。神不是赐给灵魂和身体的……而是让它们在灵魂和身体之间融合，达到张弛有度。因为，单方面沉迷于体操的人难免失之粗野，只注重音乐的人则会流于柔弱。”就表面来看，柏拉图似乎同样是在强调智育的重要性，要求增加智育在教育中的比重，以便复兴古典时期的完人教育理想。但这只是表面而已，究其实质，柏拉图等人的批判在实际上非但没有扭转，反而促进了古希腊竞技运动职业化、专业化的进程。就他们的理论而言，他们业已放弃了古典时期的“完人”教育理想，转而主张“专业人”的教育理念。具体来讲，柏拉图所作的工作大体可分为以下3个方面:

1)他区分了竞技体育与一般体育。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目标是成为奥林匹亚运动会的优胜者，获得物质利益与精神荣誉;一般体育的目标在于强身健体，为精神活动奠定物质基础。大体说来，柏拉图所作的这种区分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职业竞技与大众体育的区分。这在今天来说已成为常识的区分在古希腊却极有重要意义。正因为缺少这种区分，古希腊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完人理想的内容规定为竞技体育与智育兼举并重，要求教育在这两者之间实现兼收并蓄，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古希腊竞技体育的专业化，使得这种并重化为一纸空文，结果造成教育对竞技性体育的单方面强调，而忽视了智育的重要性。或者说由于竞技体育的专业化，使得教育无法在体育与智育之间维持应有的平衡。所以柏拉图对竞技体育与一般体育所作的区分，一方面部分地挽救了古典希腊的完人理想，另一方面也促成了竞技体育的独立化与专业化。古希腊竞技体育从此摆脱完人理想的束缚，无需再在体育与智育之间藏头露尾，也无需理会外界的指责，走上了与现代竞技体育相似的发展道路。

2)他区分了完人与职业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人分为卫国者、战士和农民，这3类人的分类，实际上是在向专业化作妥协，前文之所以说他只是部分维护了古希腊的完人理想，原因即在于此。承认单个人不能既是智力突出的卫国者，同时又是擅长体育的战士，即承认卫国者与战士必需由不同的人分别担任，必须进行职业化与专业化。但是要想具体地在同一个体身上，把体育和智力活动均达到极至，即既要在竞技赛场上成为佼佼者，又要在课堂中堪比哲学家，则始终是不可能的。柏拉图关于3种人的分类，恰恰解决了古希腊长久以来所面临的难题，把古希腊竞技体育从完人理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有利于推动古希腊竞技体育的专业化与职业化进程。当然，由于柏拉图对智慧或智育的偏爱，造成其对古希腊竞技体育的评价不高，甚至有时过激地主张取消古希腊竞技体育，但是这些并不能抹杀其理论在客观上促进了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独立发展这一事实。

3)他提出智育高于体育。苏格拉底明确把知识等同于美德，这在古希腊是第一次。在此之前，希腊人更多地是把力量与知识并重的人称为具备美德。柏拉图继承了这一发明，进一步提高知识在美德中的比重，认为卫国者、国王的美德全在于智慧，在于懂得如何治理国家。卫国者固然也需要进行体育训练，但这种训练更多的是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而非出干美德和竞技方面的要求。就这一点而论，柏拉图不仅否定了完人教育的理想，确立了专业人的方向，而且在3种不同的专业人之间确立了在智育、美德和竞技体育3方面选择上所表现出来的高下优劣关系。

正是依靠这3点区分，柏拉图得以从理论上解决了古希腊竞技体育和完人理想之间的对立与矛盾，使得随后的古希腊竞技体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此后的古希腊竞技体育基本就在与现代竞技体育相似的意义上高歌猛进，其表演性和专业性不断加强，其弊病和不足亦如影随形。延续了上千年的奥林匹亚竞技会一度在泛希腊化时期达到了顶峰，此后渐趋衰落，到公元393年，信奉基督教的狄奥多西大帝，接受安布罗斯主教的请求，颁布取消竞技会的救令，古代竞技会方才沉睡人历史的长河之中直至再次复兴。

古希腊哲学论文范文第9篇

从14世纪后半叶开始，在意大利兴起了一场对古典语言及文化（古希腊和古罗马语言及文化）深入研究的运动，史称人文主义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诞生了一种对西方文化和整个西方社会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史称人文主义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在文学、艺术、政治、科学等各个领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复兴时期，史称文艺复兴。

——　题记

文艺复兴一词源于意大利语rinascimento，意为“复兴”、“再生”，意为使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再次出现，即古典文化的重生。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文学艺术的成就很高，人们也可以自由地发表各种学术思想和演说，这和黑暗的中世纪截然相反。14世纪末，由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的入侵，东罗马（拜占廷）的许多学者，带着大批的古希腊和罗马的艺术珍品和文学、历史、哲学等书籍，纷纷向西逃亡避难。当地的一些学者惊叹于古罗马的艺术，文学的魅力，自发的传播这种外来文化，意图达到古罗马时期的成就。

一些东罗马的学者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办了一所叫“希腊学院”的学校，讲授希腊辉煌的历史文明和文化等。这其中的核心：重视人的作用——也就是后来的“人文主义”，与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人们追求的精神境界是一致的。于是，许多西欧的学者要求恢复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与艺术的统治地位。文艺复兴之产生于意大利实属历史之必然。

古罗马人把文学、哲学等提高人的精神素养和文化修养的学问称作“人文科学”，人文主义者主张对古典人文科学进行认真、系统的研究，人文主义运动因而得名。

早在彼特拉克之前，意大利北方城邦国中就已经有一些语言学家、教师、法学家、律师、公证员对古典著作兴趣浓厚，出于工作的需要，他们与古典语言联系密切。在工作中他们需要使用拉丁语，因此努力学习古典著作，希望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自己的拉丁语更接近古罗马优秀作家的语言，从而提高工作质量。这些人在历史上被称为“人文主义先驱”。而人文主义正是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

14世纪时，随着工场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关系已在欧洲封建制度内部逐渐形成；在政治上，封建割据已引起普遍不满，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欧洲各国大众表现了要求民族统一的强烈愿望。从而在文化艺术上也开始出现了反映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利益和要求的新时期。新兴资产阶级认为中世纪文化是一种倒退，而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则是光明发达的典范，他们力图复兴古典文化——而所谓的“复兴”其实是一次对知识和精神的空前解放与创造。表面上是要恢复古罗马的进步思想，实际上是新兴资产阶级在精神上的创新。

当时的意大利处于城邦林立的状态，各城市都是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国家，即城邦，14世纪后各城市逐渐从共和制走向独裁。独裁者耽于享乐，信奉新柏拉图主义，希望摆脱宗教禁欲主义的束缚，大力保护艺术家对世俗生活的描绘。与此同时圣方济各会的宗教激进主义力图屏弃正统宗教的经院哲学，歌颂自然的美和人的精神价值。哲学、科学都在逐渐地朝着比较宽松的气氛中发展，也酝酿着宗教改革的前奏。

西欧的中世纪是个特别“黑暗的时代”。基督教教会成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它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把上帝当做绝对的权威，什么文学、什么艺术、什么哲学，一切都得按照基督教的经典《圣经》的教义，谁都不可违背，否则，宗教法庭就要对他制裁，甚至处以死刑。《圣经》里说，人类的祖先是亚当和夏娃。由于他们违背了上帝的禁令，偷吃了乐园的禁果，因而犯了大罪，作为他们后代的人类，就要世世代代地赎罪，终身受苦，不要有任何欲望，以求来世进入天堂。在教会的管制下，中世纪的文学艺术死气沉沉，科学技术也没有什么进展。

中世纪的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在多种条件的促生下，于欧洲的意大利首先出现。此时意大利呼唤人的自由，陈腐的欧洲需要一场新的提倡人的自由的思想运动。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也为这场思想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可能。城市经济的繁荣，使事业成功财富巨大的富商、作坊主和银行家等更加相信个人的价值和力量，更加充满创新进取、冒险求胜的精神，多才多艺、高雅博学之士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这为文艺复兴的发生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和适宜的社会环境。

首先，古罗马光辉灿烂的文化是文艺复兴产生于意大利的基础。

罗马文化中，以法律成就最突出，共和国时代的《格列哥法典》、《提奥多西法典》以及东罗马帝国的《民法大全》都举世闻名，对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思想有深刻影响。古希腊文化是奴隶主民主政治全盛时期的产物，罗马文化则是古希腊文明的直接后继者，由于民主政治、共和政体提供了较多的学术自由，古希腊、罗马文化蕴含了较多的科学性、民主性、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等与资本主义新经济、新的生活相协调的文化因子，因而被新生的资产阶级的一些著名人物顺理成章地借鉴过来，托古改制，创建新文化。这中间蕴含着文化变革和传承地秘密。

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新兴的阶级，它有反抗中世纪黑暗与专制的迫切愿望，却由于自己的不够成熟，无法提出自己完善的思想文化观念，它必须借助一种文化去反抗，因而古希腊、罗马文化必然成为他们最好的选择。“文化一旦摆脱中世纪空想的桎槁，也不能立刻和在没有帮助的情形下，找到理解这个物质的和精神的世界的途径，它需要一个向导，并在古代文明的身上找到这个向导，因为古代文明在每一种使人感到兴趣的精神事业上具有丰富的真理和知识。人们以一种赞美和感激的心情采用了这种文明的形式和内容，它成了这个时代的文明的主要部分。”在古典文明中，文艺复兴的巨人们不仅找到了光荣的榜样与导师，找到了崇高的智慧和广博的学识，找到了丰富的素材，优美的风格以及高超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使他们不朽的作品在学习和借鉴古典文化的基础之上达到极高的造诣；而且使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及早地接受和利用了罗马文化中的有益之处，借以举起反对封建神学思想地大旗，掀起了资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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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意大利保留和吸收了大量的古典文化遗产，为文艺复兴最早产生于意大利，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意大利是罗马文化的直接继承者，本身就拥有和保留着大量的古典文化的遗产和文献。保留了大量的古代国家图书馆、教堂图书馆和私人藏书室。帝国时代，罗马有二十八个国家图书馆，最著名的是攸里乌斯·凯撒罗马大图书馆。私人藏书室较多，如圣奥古斯丁藏书室。至中世纪，王室图书馆和教会图书馆的地位显著。这些图书馆收藏了大量的古典文献。如：共和国时代的罗马的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和万民法以及浩瀚的历史学著作等等。这些一手资料为人文主义者的“复兴”古典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意大利的许多城市组织起研究古典文化的学术团体，如：罗马学园、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园和那不勒斯的蓬塔诺学园等，这些团体对推动古典文化的研究和古典哲学思想的传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古典文化的研究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中世界文化，人们的思想焕然一新。

意大利人对古典文化亦进行了大量的搜集整理工作。吸收和保留了大量的古希腊文化，14世纪初期承袭着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遭到土尔其人的入侵，被迫与罗马教会联合，以争取西方的支持。由此君士坦丁堡与意大利之间，使者、学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者往来不断，许多希腊文手抄稿被带到意大利，尤其是143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许多拜占庭学者逃亡到意大利，讲授希腊文明，吸引了大量文人学士，对古典手稿、抄本的搜集、整理、研究、鉴赏在意大利蔚然成风，恩格斯说：“拜占庭灭亡之时抢救出来的手稿，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典古代雕塑，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古代；在它的光辉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出人意料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好像是古典古代的反照，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过。”

丰富的材料使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能够从中吸取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并加以利用。“借用他们的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于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从古典文化中寻找适合本阶级的文化成份，专心从事新的文化思想创作，拉开了文艺复兴的序幕。

由上所述，发生于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之所以最早出现在意大利，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的最早和意大利是古典文化的故乡。“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文艺复兴的产生是资本主义萌芽于发展的需要。科学文化是有其继承性的，任何一种新的文化都是在旧的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文艺复兴提供了良好的“创作平台”。

古希腊哲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古希腊 人才 启示

古代希腊并不只是今天希腊半岛这块地方，它包括了希腊半岛本土和希腊人在它的东方和西方建立的希腊殖民城邦。从公元前500年左右开始，希腊许多城邦人才辈出，学派蜂起，进而推动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古希腊人中出现的一大批哲学家和科学家，他们是以后许多学科的鼻祖。如最早期的哲学家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米尼、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芝诺、阿那克萨哥拉、德谟克利特、普罗泰哥拉、苏哥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天文学家默冬、欧多克斯、阿克斯塔克、希帕克斯、托勒密，数学家欧几里德、阿波罗尼、希罗，物理学家阿基米德，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盖伦，地理学家希西塔斯、埃拉托色尼、生物学家特奥佛拉斯特。在文学、历史和艺术方面，希腊人同样毫不逊色，诗人荷马、预言家伊索、悲剧大师埃斯库罗斯、喜剧大师阿里斯托芬、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等等。

在古代世界所有民族中，少有像希腊人那样对近代世界发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评述的：“这个小小的希腊民族在哲学方面正如在许多其他方面的多方面的才能和活动，保证了它在人类历史上的卓越地位。”[1]

当我们看到古希腊群星荟萃，人才辈出，不禁会产生疑问古希腊何以出现这么多天才人物？我们在古希腊人的书中来找一下答案。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开篇就讲到，哲学和科学的诞生需要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惊异”，第二个条件是“闲暇”，第三个条件是“自由”。 [2]“惊异”，就是人们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困惑和惊奇，也就是一种好奇心和求知欲。“闲暇”，也就是有时间，知识阶层不用为了生活而忙碌奔波。“自由”，就是说知识是一门自由的学问，它要求自由地思考、自由的发表意见，不受他种目的和利益的支配。亚里士多德指出了哲学和科学诞生的条件，也揭示了古希腊何以成为科学和哲学的发源地及古希腊人才辈出的道理。古希腊人正是具有这三个方面的条件，所以才能够在各个方面人才辈出。

古希腊人对智慧无比地崇尚，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记述了西方历史上第一个自然哲学家泰勒斯的一段故事：泰勒斯夜里专注于观察天空，不小心掉进了井里，这场景被一位女奴看见了，她笑泰勒斯光热衷于天上发生的事，却连脚底下的事情都没有看见。从这个故事可见泰勒斯观察天空时的专注。有关数学家欧几里德的一个小故事说明欧几里德很强调学习研究的非功利性。有一个青年向欧几里德学习几何学，刚学了一个命题，就问欧几里德学了几何学有什么用处，欧几里德很不满地对仆人说：“给这个学生三个钱币，让他走。他居然想从几何学中捞到实利。”[3]

古希腊民主制的城邦为希腊人提供了自由。在古希腊大大小小的城邦数百个。各邦有大有小、有强有弱，外邦人可以自由出入各邦。其中雅典是民主制城邦的代表。在城邦内部，公民是能够真正享受到充分民主的。每个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能参与政事，发表政见或直接担当起国家重任。这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尽管其中带有相当程度的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成份并且排斥奴隶阶级的参与，但它毕竟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尝试行使民利的第一次伟大的实践。民主制的城邦无疑更有利于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所以雅典在文化领域取得的成就也最为突出。古希腊最为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哲学家、科学家、戏剧家都是雅典人。

古希腊奴隶制为希腊人提供了闲暇。大量的奴隶从事体力劳动使得自由民从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这一方面保证了古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们有大量的时间来思考，另一方面，由于奴隶从事体力劳动使古希腊人轻视体力劳动。这也就造成古希腊人发达的思维技巧，但是在实验科学方面严重不足。

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各方面的人才，怎样创造人才辈出的条件和环境，古希腊人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第一，从长期来看，要力争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长期稳定。据研究表明，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科学技术大发展大繁荣的先兆期，但随后都由于战乱和社会动荡而趋于消亡和失败。因此，必须确保国家长治久安；要大力发展经济，筑牢滋养人才辈出的物质基础。

第二，在社会制度和社会管理层面，要鼓励和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思想的解放，是历史前进的先导。周秦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文化最繁荣的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碰撞，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期。而在汉帝国的鼎盛时期，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对后世汉民族思想的禁锢产生了深远影响。当前，在中国学术界，要防止学术的官僚化，在法律的框架内，欢迎各种不同的声音。

第三，在科学研究的制度设计和管理设计过程中，尽一切可能，摒除功利主义色彩的影响。目前，在我国科技界，最广受诟病的话题是对科研人员的绩效管理。由于科学界公信力的丧失或缺乏，使得各级科研管理机构对指标性的学术评价高度依赖，由此形成了论文写作发表中的不良学术风气。因此，各级科研管理部门和决策机构，应深刻认识科学研究的规律，改进评估方法、减少评估频度并进而优化科研资源的分配。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2]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3]吴国盛：《科学的历程（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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