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作制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9-28 00:42:58
耕作制度论文篇1
关键词：耕地保护；土地管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DF4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Abstract: arable land protection work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upply of grain,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f China's population still showed a tendency of increase year by year, but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peasant consciousness, government system and collection work, fo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system implementation is not in place, the existence of such a situation not only influence the farmer's life, but also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has caused some obstacles. Therefore, we must set up a new land management system, this paper mainly analysis the drawback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mechanism under the present stage and the proposed solutions.
Keywords: prote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l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中图分类号：F30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口数量占据着世界人口数量的25%，农业的发展是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要实现经济的发展，必须要保证粮食的安全，保证粮食的根本就是保障耕地。就现阶段来看，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对耕地的保护制定了完善的保护措施，也建立了相关的保护机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是，由于各种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这些管理机制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下面就根据我国耕地的特征探讨一种新型的土地管理机制。
1、现阶段下耕地保护机制中的弊端
1.1. 农民缺乏耕地保护意识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村的劳动力。但是，目前的农业生产成本也呈现出一种逐年上升的趋势，农业的生产成本逐年升高，在这种模式下，虽然农产品的产量增加，但是农民的收入却未得到同等程度的提升。这就给农民造成一种意识：耕种难以提高收入，甚至会越来越穷，虽然目前国家已经颁布了一些保障农民收益的法律法规，也降低了税收标准，但是依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严峻的问题。此外，在土地方面，很多农民都对土地安全有着或多或少的担心，也有少数农民与政府进行交涉，但是这种交涉往往是为了得到自己应有的补助，同时，很多农民也希望政府及早的收回土地，好得到自己的补助，这样就能够利用这些补助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也不需要进行耕种。因此，我国农民缺乏保护土地的意识，这就导致耕地保护工作的进行困难重重。
1.2 农村集体组织缺乏保护耕地的意识
一直以来，我国土地都是归集体所有，关于土地的管理工作也是由村委会和集体组织进行统一管理，但是，这种管理方式难以起到实际作用，在管理工作的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缺陷。在很多地区，土地所有权也从集体手中转移至乡干部手中，这些干部受到利益的驱使，滥用手中的职权谋取私利，这就导致大量的耕地被挪作他用，难以得到基本的保证，这种情况的存在不仅影响着农民的生活，也给农业的发展造成了一些阻碍。
1.3 征收导致耕地面积日益减少
近年来，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在不断的推进，征收工作也进行的如火如荼，虽然征收工作是为了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带来不利的影响。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提高收益，提高土地的使用税费，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对然制定了一定的措施，但是，官员为了政绩的考核，将土地低价转让，这就导致大量的耕地被占用。这种不合理的征收工作不仅难以对耕地实现有效的保护，也制约了农业的发展。
2、新形势下耕地保护土地管理新办法
2.1 对土地管理模式进行统一的规范
为了避免地方政府出现土地不合法转让的情况，政府有关部门必须要建立好完善的分级规划管理制度，根据国土的实际情况进行统一的规划和管理，由县级管理机构监督乡镇管理机构、市级管理机构监督县级管理机构、省级管理机构监督市级管理机构、国家级管理机构监督省级管理机构。这样就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组成一个有机的网络，避免滥用耕地情况的产生。
2.2 将土地管理重心转移至城镇规划区域
很多地区的耕地都位于城镇周围，地方政府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时，耕地面积并未发生变化，这就实现了对耕地的合理保护，因此，在下一阶段，可以将土地管理工作的重点放置于城市规划区，并以城市为中心做好区域管理工作，这样就能够全面提升耕地保护工作的质量。
2.3 对各级土地管理新型实施分级监测的制度
对于土地管理实施分级监测的制度能够有效提升耕地保护工作的有效性，但是这种分层管理制度也存在着一定的难度，由于不同地区耕地的管理方式与管理面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就给管理信息数据库的建设带来一些难度。因此，在建设数据库时，要根据各个地区的具体差异进行建设，这可以利用现阶段先进的科技手段进行，这样，就可以将土地规划、土地管理等信息归纳总结至统一的数据库中，继而为管理人员提供准确的参考信息。
3、结语
总之，耕地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也是国家发挥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当前的耕地保护政策中还存在着各种弊端，因此，建立一种新的土地管理机制，同时将土地管理的重点由乡村中转移至城市中，这样才能够将宏观调控与耕地保护相结合，也才能够实现既定的保护目标。在加强管理的同时也要健全外部监督机制，通过社会、法律以及行政部门的有效配合，形成一个严密的监督网络，这样才能够有效的保护耕地资源。
参考文献：
[1]车文学.论建立耕地保护的土地管理新机制[期刊论文].中国土地科学,2007,12(15)
[2]李科威.论建立耕地保护的土地管理新机制与策划[期刊论文].黑龙江科技信息,2012,05(05)
[3]张全景,欧名豪,王万茂.中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耕地保护绩效及其区域差异研究[期刊论文].中国土地科学. 2008(09)
耕作制度论文篇2
关键词：江南；耕作农具；土壤耕作
The Soil Cultivation System in Jiangnan of Modern Times
Abstract:
The soil cultivation system is an essential link of the farm crops system， which has close relation with crops planter system. This article will aim at the soil cultivation system in Jiangnan of modern times. Firstly， we will carry on the concrete soil cultivation link of each main crops， then discuss the cultivation system in different crops distribution area combining with the crops planter system.
key words: Jiangnan; cultivation farm tools; soil cultivation
土壤耕作制度简言之就是土地如何耕作的问题，实质在于通过犁、耙等工具的机械作用改变土壤耕层构造和地面状况，以调节土壤水肥气热等因素，为作物播种、出苗、生长与发育提供适宜的土壤环境。其由一系列的技术环节所构成，主要有翻耕、耙地、耖田、起垅、开沟、筑畦、中耕、耘耥等[1]。从历史上来说，土壤耕作制度是不断发展的，对此诸多前贤学人已有相关研究[2]。对于江南所在的中国南方水田的土壤耕作制度而言，以郭文韬先生的研究最为突出。他认为古代中国南方水田的耕作系统大体分为三个环节，即水田的耕耙耖、旱作的开垅作沟及套复种的免耕播种。具体来说，又有两种结合方式，一种是稻麦两熟田的水耕与旱耕结合，即耕耙耖耘与开垅作沟的结合，另一种是套种田的耕与不耕结合[3]。不过，虽然诸多前贤学人已有开创之作，但由于他们的研究基本都是总体性的，故对于作物种植过程中具体的土壤耕作环节问题却论述不多。基于此，本文就力图对这一问题进行较为细致深入的探讨，时空范围则限定在近代的江南东部平原地区[4]。在具体论述过程中，我们将先对近代江南地区的耕作农具进行简要论述，然后再对各主要作物种植过程中的具体土壤耕作环节进行探讨[5]，最后再与作物种植制度相结合以探讨不同作物分布区内的土壤耕作体系问题。
1、 近代江南地区的耕作农具
土壤耕作需要借助于一定的耕作农具，而这些农具又是与一个地区的环境特征及具体的作物种植相适应的，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耕作农具也应该是土壤耕作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近代江南地区的土壤耕作农具有两个系统：一个是畜力耕作系统，主要农具为犁、耙、耖，由畜力牵引进行；一个是人力耕作系统，主要农具为铁搭，由人力使用进行[6]。当然，这两个系统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某些情况下也可相互结合，如在冬播作物的种植过程中，前期的土壤耕作可凭借畜力或人力进行，但后期的开垅作沟与中耕管理环节却通常只能由人力进行。
畜力耕作系统的最主要工具就是犁。与自然环境与具体的作物种植制度相适应，近代江南地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犁型，即小犁与大犁，也就是水地犁与旱地犁。水地犁主要用于水稻播种及插秧前的水田耕作，而旱地犁主要是用于耕稻板田，也就是割稻后的土地耕作，另外棉花等旱作也是使用这种犁。水地犁犁头为尖形，犁耳为鱼背状，这样在耕作时土就自然会向左右两侧分散。旱地犁的构造略同于水地犁，惟是犁底较短，犁辕较长，犁身稍偏于后，原因在于旱地犁较水地犁耕作时费力，所以犁身较短，这样耕作时就能减少负土量。同时，旱地犁重量较轻，犁辕较长，则这样耕作时拖拉才会更加有力[7]。由于自然环境的关系，水地犁在江南地区的应用中占优势地位。犁外，就是耙与耖。耙的作用在于把大土块弄碎以利于作物种植的进行。耖则是水稻耕作过程中的特有农具，其作用在于进一步把土块弄碎，起熟化水田土壤的作用。对此，《王祯农书》云：“耖，疏通田泥器也，耕耙后而用此，泥壤始熟矣。”但其更主要的作用还在于把泥浆荡起混匀，再使其沉积成平软的泥层，以利于插秧的进行。正如邝璠所云：“耙过还要耖一番，田中泥块要匀摊。摊得匀时好插秧，摊弗匀时插也难。[8]”对于秧田整治而言，又有一种称为耱的农具。耱又名耢，用于摩平整细田面，通常是一块平板，摩刮起的泥土运至凹处逐渐填放、刮平。在江南水田地区这项作业通常被称“落平”[9]。对此，《王桢农书》亦有言：“平板，平摩种秧泥田器也。用滑面木版，长广相称，上置两耳，系绳连轭架车，或人拖之。摩田须平，方可受种。即得放水浸渍匀停，秧出必齐。”
铁搭是人力土壤耕作的主要农具，其也有多种形制，以适应于不同环境与不同工作环节下的工作。如在浙江平湖县，每年秋收之后，为种植春花作物，此时须将田土翻转一次，俗称翻寒田，工具就向用大铁搭，亦称铁耙（俗称寒田铁搭），此种为铁搭中之最大者，四股之端各有铁角，翻土最为有力。春花收获后，在种水稻前，田地亦须翻转一次，俗称翻白田，相比之下，翻寒田是深耕，故用大铁搭，而翻白田较浅，只用中等铁搭（俗称尖刺），其股端为尖形。种水稻所用工具则为小号铁搭（俗称摊耙），功用在于将田土摊匀。又凿沟所用之铁搭，名带翘，大小略小于寒田铁搭，股较细，为防止折断，在尽头横套铁条一枝[10]。嘉善县，铁搭则有满封、套封、平齿、尖齿之分类，满封、套封用于水田翻耕，而尖齿、平齿大多用于旱地耕作[11]。铁搭整地后，通常再用相同的工具弄碎泥块，也有用人力拖拉耙进行的，在耙上放大石条，由人拉动耙田。
曹幸穗先生认为，近代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出现了一种简单化趋势，即人力代畜力，从“犁耕文化”倒退到了“锄耕文化”[12]，而其实质就是人力耕作系统对畜力耕作系统的代替。当然，这种趋势不是从近代才开始的，而是很早就已出现。如据曾雄生的研究，南宋以后，由于人口的迁移、增长及在此基础上的多熟制的推行，江南地区能够用于饲养耕牛的土地日益减少，于是耕牛的饲养量也就日渐降低。到了明代，这种现象更加严重，以致于人们不得不以铁搭代替耕牛耕地，所以《沈氏农书》与《补农书》也很少提到养牛的情况[13]。只是到了近代这种趋势更趋严重。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人口压力所导致的土地零细化。由于人均耕地面积少，因而单靠人力加简单的铁搭就足以胜任了，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耕牛的使用也就变得没有必要。如在崇德县：“耕地面积狭小，又无荒山草地，平时耕种，人力足以胜任，故牛之饲养尤少，几云绝迹。[14]”开弦弓村，也是“农田较小，每户的土地又是如此分散，以致于不能使用畜力，农民只用一种叫做‘铁鎝’的工具”[15]。常熟兴隆镇亦存在同样的情形，“田少劳多，历史上很少养牛，个别富裕人家偶有饲养”[16]。对于这种情形，德国人瓦格纳也说：“南方的稻田常是极小，以致兽力无所施，这上面固然全靠锄头（即铁搭——笔者注），即在较大的田地上，锄头的使用也是完全普遍的。[17]”与之相反，在那些相对耕地面积较多而人力较少的地方耕牛的饲养就会增多。如在吴江县，其东北部地区相比于西部地区，由于人口少而耕地面积多，故全县的耕牛基本上就都分布于此[18]，自然畜力耕作系统也就更为盛行。当然，这种趋势并非是直线进行下去的，在某一短暂时期内也曾有所反复。如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地区的耕牛饲养就一度有增长的迹象[19]。之所以如此，除移民习惯的因素外，背后的关键原因可能还在于人口大量死亡所导致的战后人地关系的相对松弛。
2、水稻种植过程中的土壤耕作
水稻整地，分秧田与本田两种。秧田整地，多选择土质肥沃、灌溉便利的冬闲田或绿肥田为之，细细耕耙。如果是冬闲田的话，一般都要冬翻，预备播种前再行翻垦，灌水后反复耙碎，然后进行掏秧沟的工作（据笔者所见，此项工作通常用脚踏进行）。通常沟深半尺左右，两沟间即为撒播稻谷的畦面（俗称秧扇），有时为保证秧沟笔直，先用草绳对面拉直，再沿绳掏出秧沟。秧沟做好后平整田面，并去除稻根等杂物，再用推秧板推平田面，然后便可播种了[20]。为防止过多的稗草混于秧苗间，有时会采取如下措施：“将面泥丕刂去，扫净去之，然后垦倒，临时罱泥铺面，而后以所浸谷下之。[21]”据笔者在江南农村所见，每条秧畦宽约1.5米左右。秧田整地的基本技术要求，姜皋认为要“宜平宜松”[22]。
本田整地，因前作的不同而有多种形式，如《双林镇志》所载：“冬日刈稻后即将田垦转，以深为贵，至来春三月重加翻劚，谓之钞田，欲其土块细碎得水易融合也。有冬不及垦，直至插秧时爬转者，曰筅箒田，以稻本尚留也。又有垦板田，有虽垦而未加钞者，曰镬蓋田，以土片大如镬蓋也。又有并不垦转，蓄水在田，近夏至径插青，谓之烂水田，此皆惰农所为，良农不出此。至若得种春花之田，菜麦既收，翻平沟稜而细削之，谓之折麦稜。[23]”不过总体言之，主要分为三种，即冬闲田、绿肥田与冬作田，此外还有一种就是长期渍水的冬水田，只是在江南地区并不占重要地位。但不管哪种形式，具体耕耙耖的三个环节基本不变，只是每一环节进行的次数各不相同，通常耖只在插秧前进行一次，耕与耙则可能需要进行多次[24]。
冬闲田，俗称白板田，一般先要进行冬耕，但不耙。对于冬耕的基本要求是力求早，正如农谚所言：“正月犁田是块金，二月犁田是块银，三月犁田是块铁，四月犁田是个鳖”[25]，这样经过一个冬天的冻融与曝晒，土壤疏松，又可除草沤肥与消灭害虫，因而对于春种有极大的好处。正如宋应星所言：“稻田刈获不再种者，土宜本秋耕垦，使宿藁化烂，敌粪力一倍。[26]”而对于冬闲田的具体耕作环节问题，包世臣曾有详细论述：“刈稻即起板，勿耢。……入春冻解，又耕之，及时，又耕之，乃耢。冬不耕者，老土耗下泽，流土刮上膏，土板不经冻，块硬稻柔，不能起土，收常减。春不耕者，土性冻涩不和，亦减收。[27]”是为三耕一耙。当然，各地情况并非整齐划一，如吴兴县第六区，先冬耕或春耕一次，分秧前再耕一次，然后耙平；第九区则是先冬耕，然后临插秧前再耕一次，然后耙平，则在这两个地方耕作环节为两耕一耙[28]。而在桐乡县，传统习惯则是多不从事冬耕：“农民狃于习惯，每年种稻一次后，多不从事冬耕，坐令大好空间，逐年荒废，殊堪惋惜。[29]”
对于绿肥田，通常为二耕一耙，立夏至小满时节犁转土地直接把绿肥翻入土中，或者先把绿肥作物砍成二至三段再翻耕。第一次通常干耕，几天后灌水以让绿肥充分腐烂，然后插秧前再浅耕一次，耙耖后便可插秧[30]。对于绿肥田的土壤耕作，松江县广大农民的基本经验之一是“早车（耕）田，慢种秧”，就是说翻耕红花草和移栽之间应保持一定的间隔，以利红花草充分腐熟[31]。其具体的土壤耕作环节为：小满前一周左右时，把绿肥翻入土内七八寸深，小满时节再用水车向田内车水，当田内积水到达一定程度时再用牛牵引进行耕田，耕过之后再用耙进行碎土作业；没有耕牛的农家则用铁鎝进行耕翻[32]。
冬作田则通常为两耕两耙，冬作物收获后随即平整沟稜，先干耕，时间允许的话可以进行一两天的晒田作业，然后灌水耙田，待插秧前再进行一次耕耙作业，随后耖平即可插秧。在旧松江府地区，冬作田的具体耕作环节为：耕田开始前先整理田畴，然后犁翻土地，有用牛力，亦有用人力者，耕后耙，是为第一次；耙后灌水入田，四五日后再犁、再耙，是为第二次；也有少数农家为力求精细而进行第三次者[33]。嘉善县冬作田的传统大田耕作亦多为两耕两耙[34]。
而对于长期渍水的烂水田，一般是一年只种植一季水稻，水稻收获后通常不耕，只是到来年插秧前再行耕耙耖的工作，一般只进行一次。对于这种田块，由于常年积水而又只耕耙一次，因而对于作物的生长很是不利，所以曾在中国工作的德国农学家瓦格纳说：“耕作仅限于种稻之前幾时，……土壤的耕作这样少，而土壤的流通空气也很少，结果便看见这种长在水中的土地完全普遍的发生一种沼铁，很有害于植物的生长。[35]”
以上我们主要从畜力耕作系统的角度论述了近代江南地区水稻种植过程中的土壤耕作环节。与之相比，人力耕作系统由于没有畜力等外力的协助，因而在具体的耕作环节上可能就相对简单一些。如在开弦弓村，人们先用铁鎝翻地，“翻地以后，土地粗，地面不平。第二步就是耙细和平地，使用同一工具。一个人翻耙平整一亩地需要四天”。平整土地后灌水入田，每亩田再用一天的时间加以平整，然后就可以插秧了。也就是说，具体的耕作环节只有一耕两耙，并不进行冬耕。至于铁搭耕地的具体过程，则如下[36]：
农民只用一种叫做“铁搭”的工具，它的木把有一人高，铁耙上有四个齿，形成一个小锐角。农民手握木把的一端，把耙举过头先往后，再往前甩，铁齿由于甩劲插入泥土，然后向后拉耙，把土翻松。
平湖县的人力翻垦工作，也只是在春花作物收获之后、将种水稻之前，用铁搭将田翻转一次，然后用摊耙将田土摊匀，即行插秧[37]。吴兴第一区，本田整地也是只靠人工进行，虽亦为冬闲田，但冬季多不耕地，通常只是于预备插秧时用铁鎝翻土一次，再耧平即可[38]。在此更是只有一耕一耙。至于具体的耕作法及效率问题，光绪《松江府志》则有此记载：“一土大一锄，以旧稻幹根为准，以锄去根二，三锄去根六，所谓三铁搭六稻幹。如此来而往复，一人日可锄一亩。”
对于翻垦稻田的技术要求，沈氏认为一是要深，二是要趁好天气，他说：“古称‘深耕易耨’，以知田地全要垦深。切不可贪阴雨闲工，须要老晴天气，二、三层起深。[39]”此外的另一项技术措施就是要力求做得平整，这样才能够使整个稻田都能够均匀的得到水的维护[40]。田整好后插秧，当秧苗长到一定程度时便进行耘耥的工作，以清除田间杂草与疏松土壤。 3、其他作物种植过程中的土壤耕作
棉花，对于前作而言亦有好几种情形，即冬闲田、草子田与冬作田。冬闲田，一般也要进行冬耕，把表土翻到下层，把底土翻到上面，然后来春播种时再整理一遍。“隔寒将地岔起，以冀害虫冻死，曰岔地。清明后耙松，曰倒地，以牛犁之，曰翻。若土块过粗，再驶一过，曰划。[41]”不论冬季还是春季的整地，“宜多次”，如此才能使“泥土细熟”[42]。当然，在具体的整地环节上可能各地情况不一，如在嘉定，冬闲田就先于冬间翻耕一次，然后到播种前再仔细整地一次[43]。太仓县则不冬耕，通常是于清明前后耕起整地[44]。绿肥田，则到谷雨左右再行耕田，连同绿肥作物翻入田中以做基肥，在川沙就有此种方式施行：“掩入苜蓿头以作基肥，总以土壤匀细、经画井然为合宜。[45]”冬作田，又具体分为两种情况。如果是元麦、蚕豆等冬播作物的话，则到立夏左右收获之后再行耕耙土地。如在嘉定就是如此，春花收获后直接用犁耕地，然后用铁耙（又称为划耙）弄碎土块，并平整土地[46]。太仓县具体环节亦同[47]。如果是小麦、油菜等冬作地，由于小麦与油菜的收获期要到小满左右才开始，而这通常已错过了棉花播种的最佳时机。正如农谚所云：“谷雨早，小满迟，立夏种花正当时”、“立夏花，大把抓；小满花，不回家。[48]”为把握农时，人们便采取了免耕播种的方法，即在冬小麦收获前一二十天把棉籽播于麦田内，待小麦收获后再行发育。对此，包世臣曾说：“沟塍种小麦者，及小满可于麦根点种。刈麦，棉长数寸，锄密补空，每窝三茎，深锄细敲，无减专种。[49]”在川沙这种方式被称谓“攒花”，只是小麦通常要条播方可。但由于可将“花子及时播入”，因而也就“毋庸翻垦”[50]。
与水稻整地相比，棉花整地过程中没有耖的工序，耕耙次数也没有那么多，相对较为简便一些。但棉花种植过程中需要做畦开沟，这项工作要在耕耙之后进行。在南汇，做畦的工作俗称分畹，“令土凸起成行，畦背之阔无过六尺，高七寸，此行与彼行交错如犬牙，俾一泄水”，但通常是“阔以三尺为度”，且“尤须中高边低，取其泄水”。做好畦播种后开沟。沟分两种，即直沟与横沟，直沟是与畦相平行的沟，横沟又称腰沟，与畦相垂直。“每塍周围务开极深水沟一条（深一尺五寸阔一尺），其在田心每隔三四畹开沟一条（较周围之沟略浅狭），每畹头开小水沟一条（长约五六尺），尤须开浚极深腰沟一条，不然多雨时恒恐水积伤苗。[51]”与南汇相比，嘉定的畦宽在1.5米至3米之间，通常在2米左右，也是中间稍高、两边稍低以便于泄水，畦与畦之间为排水沟，沟深在10到20厘米之间，每隔二三畦的沟开得稍微深一些，畦的两头也分别开沟一条，类似于腰沟的开浚。棉花播种于畦的中间，临近排水沟的两侧则种植大豆[52]。畦做好后播种，在棉花的生长过程中再进行多次的中耕锄草工作。
麦类作物，水稻收获前几天先排水干田，收获后随即耕翻土地，很多情况下根本就不进行耙的作业[53]。即使耙的话，由于时间紧促，一般也只能是一耕一耙，然后作畦开沟，畦宽通常与上述棉花畦相类似。沟也分两种，即横沟与腰沟。正如《王祯农书》所言：“起土仑为疄，两疄之间，自成一畛。一段耕毕，以锄横截其疄，泄利其水，谓之腰沟。”对于麦田整理的技术要求，《农政全书》有言：“玄扈先生曰：耕种麦地，俱须晴天，若雨中耕种，令土坚土各，麦不易长，明年秋种亦不易长。南方种大小麦最忌水湿，每人一日只令锄六分，要极细，作垅如龟背。”沈氏则认为：“垦麦棱，惟干田最好。如烂田，须垦过几日，待棱背干燥，方可沈种。”张履祥亦说：“种麦又有几善，垦沟揪沟，便于早：早则脱水而埨燥，力暇而沟深，沟益深则土益厚；早则经霜雪而土疏，麦根深而胜壅，根益深则苗益肥，收成必倍。[54]”畦做好后播种，在作物的生长过程中要注意适时清沟理墒，对此徐光启曾言：“冬月，宜清理麦沟，令深直泻水，即春雨易泻，不浸麦根。[55]”在此过程中有时还同时进行敲菜麦沟的工作，就是用铁锹拍打麦的畦棱以使之紧实，一方面起壅土的作用，一方面也有利于行水。
其他一些冬播作物，如油菜、蚕豆等，与小麦的整地技术基本相同，在此不赘述。只是就油菜来说，在某些地方畦可能要作的比麦窄一些，如笔者在湖州所见的油菜畦，大约只有50——60厘米宽，高约30厘米左右，畦面很窄，宽约十几厘米左右，极为类似于北方的红薯沟。草子，一般都是采取免耕播种的方式进行播种。“于稻将成熟时之时，寒露前后，田水未放，将草籽（红花草）撒于稻肋内，到斫稻时，草子已青，冬生春长，三月而花，蔓延满田，垦田时翻压于土下，不日即烂，肥不可言。[56]”
桑树[57]，作为一种多年生植物，对于已成型之桑园自然翻耕无法用牛力进行，只能由人力用铁搭进行。按照沈氏的记述，一年之中，桑园的翻土要进行两次。第一次是在秋后、冬季前进行，称为垦，“垦地须在冬至以前，取其冬月严寒——风日冻晒。必照垦田法，二三层起深”。第二次是在春季进行，称为倒，也就是按与第一次相反的方向进行，“若倒地，则春天雨水正多，地面又要犁平（即扒平——陈恒力注），使不滞水，背后脚迹，尽数揉平”。对于垦地与倒地，要在晴朗天气时进行，“非天色极晴不可。若倒下不晒一日，即便逢雨，不如不倒为愈”。此外，桑园还要随时锄草，称为丕刂，亦是“尤要天晴，尤要草未生而先丕刂”[58]。包世臣也认为：“凡桑田皆宜春秋两耕，隔间三尺。[59]”当然，每一个地方不一定都是完全按照包氏、沈氏等所说的方法进行，如在吴兴，翻耕就只在冬季进行一次[60]。
4、余论
土壤耕作制度是与一个地区的作物种植制度紧密相连的，有什么样的作物种植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土壤耕作制度与之相配套，以达到用地与养地的有机结合。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性，江南地区可大体分为三个作物分布区，即桑稻区、稻区及棉稻区[61]。棉稻区，作物种植夏作以棉稻为主，轮作方式以一年棉一年稻与两年棉一年稻占主要地位。同时，由于地势较高，受水害的程度轻，因此本区冬季作物的种植就相对比较普遍，但由于冬播作物的种植主要是在轮种水稻时才种植，棉花播种后则通常是休闲或播种绿肥，而棉花又是本区最主要的作物，所以总体的作物种植制度以两年三熟或三年四熟为主。稻区，则由于地势过于低洼很大程度上并不利于冬季作物的种植，因此本区大部分地区是以一年一熟为主，只种一季水稻，冬季或休闲或种绿肥作物。但由于本区自然环境的差异性及开垅作沟与良好的水利设施等保障措施的实行，水稻——麦油等一年两熟的种植制度在本区也占有一定的地位。桑稻区，则一方面由于地势低洼，另一方面也受蚕桑高收益的影响，冬季作物的种植也并不普遍，在种植制度上则以一年一熟制占优势地位，绝大多数地方一年只种一季水稻，冬季或休闲或种绿肥作物[62]。
由于作物种植制度的不同，则各区间土壤耕作体系也必然就有所不同。棉区，棉稻轮作，则土壤耕作体系结合了水田的耕耙耖、旱作的耕耙与开垅作沟及棉麦套种与草子撒播过程中的免耕播种环节。具体耕作环节为：一年棉一年稻，则结合方式为：耕耙（或免耕播种）、开垅作沟——免耕播种（若种绿肥）——耕耙耖——耕耙、开垅作沟；两年棉一年稻则为：耕耙（或免耕播种）、开垅作沟——免耕播种（若种绿肥）——耕耙、开垅作沟——免耕播种（若种绿肥）——耕耙耖——耕耙、开垅作沟。稻区，一年一作的话，则为耕耙耖——免耕播种（若种绿肥）；一年两作，则为耕耙耖——耕耙、开垅作沟。桑区，由于桑的情形比较特殊，只有人力垦倒这一环节，而对于粮食作物而言，由于一年一作占优势地位，则土壤耕作制度主要为耕耙耖——免耕播种（若种绿肥）。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由棉区至桑区，土壤耕作制度呈现逐渐简化的趋势。棉区由于冬季作物种植广泛，且夏作物采取水旱轮作的方式，因而土壤耕作制度也就最为复杂；桑区，田以一年一熟为主，地也只是以人力垦倒，因而也就最为简单；稻区，即有大量的一年一熟制，也有相当程度的一年两熟制，因此土壤耕作体系处于两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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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巽洁等：《中国耕作制度》，农业出版社，1993年05月第1版，第195页。
[2] 如郭文韬：《中国古代的农作制与耕作法》，农业出版社，1981年12月；（日）天野元之助：《中国传统耕作方法考》，载华南农学院主编：《农史研究》第3辑，农业出版社，1983年4月。
[3] 郭文韬：《略论中国古代南方水田的耕作体系》，《中国农史》1989年第3期。
[4]大体相当于原苏、松、嘉三府、太仓直隶州全部及湖州府大部。
[5] 对于大豆，由于一般是间作于其他作物行间，土壤耕作方式也就与其间作的作物相同，因此不予以专门论述。
[6]受资料所限，在论述过程中将主要围绕畜力农具耕作系统展开进行，对人力农具耕作系统只能简单论及。虽然就实际情形而言，由于近代江南地区存在着一个人力代畜力的趋势，因此人力耕地在近代江南地区或许居于更为重要的地位，但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实在有限，因此只能简单提及。
[7] 《浙江农佃制度之调查》，《中外经济周刊》第207号，1927年4月9日，见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392页。
[8] （明）邝璠：《便民图纂》卷1《耖田》。
[9]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第18卷《农机具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3月，第50页。当然，耱并非完全由畜力来牵引，在缺少耕畜的地方亦有用人力拖拉的。同样，耙也有用人力拖拉进行的。
[10] 据《浙江农佃制度之调查》《中外经济周刊》第207号，1927年4月9日，见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394页；刘大钧：《我国佃农经济状况》，上海太平洋书店，1929年9月，第156——158页。
[11] 嘉善县志编纂委员会：《嘉善县志》，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4月，第224页。
[12]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1月，第103—106页。
[13] 曾雄生：《跛足农业的形成——从牛的放牧方式看中国农区畜牧业的萎缩》，《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
[14]赵文彪：《崇德、德清兽疫防治之经过及畜产调查》，《浙江省建设月刊》第8卷第9期，1935年3月，第14页。
[15]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第125页。
[16] 常熟市兴隆镇志编纂委员会：《兴隆镇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8月，第181页。
[17] （德）瓦格纳：《中国农书》，王建新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9月，第232页。
[18]吴江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吴江县志》，江苏科技出版社，1994年7月，第191页。
[19] 如《乌青镇志》卷7《农桑》所载：“清咸丰庚申、同治甲子吾乡两次兵燹以后，村落为墟，田地荒芜，豫、楚、皖及本省宁、绍、台之客民咸来垦荒，其耕耘多用牛功，……既省费，亦省功，乡民亦有用牛力耕田者。”
[20]姜彬主编：《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32—133页。
[21] 民国《乌青镇志》卷7《农桑》。
[22] 姜皋：《浦泖农咨》。
[23] 《双林镇志》卷13《农事》。
[24]当然，各工作环节在每次操作时可能并非只进行一遍。
[25]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上海农谚》，中华书局，1961年，第197、198页。
[26]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乃粒》，见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页。
[27] （清）包世臣：《齐民四术》卷1上《农一》上《任土》。
[28]何庆云、熊同龢：《吴兴的稻麦事业》，《浙江省建设月刊》第8卷第6期，1934年12月。
[29] 《拟请督导各乡农民，从事冬耕期增副产而除螟患案》，1946年7月28日。桐乡市档案馆，档案号：M8—12—65。
[30] 邹超亚主编：《南方耕作制度》，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48页。
[31] 《上海市松江县城东人民公社单季晚稻丰产经验调查研究报告》（初稿），1959年12月25日，上海松江区档案馆，档案号：6—11—20。
[32]满铁：《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1940年，第82页。
[33] 《松江米市调查》，1936年7月1日，第41页。要指的一点是，由里面的论述可知此处的松江指的是原松江府，而非单纯指松江县。
[34]嘉善县志编纂委员会：《嘉善县志》，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233页。
[35] 瓦格纳：《中国农书》，王建新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238页。
[36]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25—126页。
[37]张宗弼：《浙江平湖农业调查报告》，《统计月报》第1卷第3期，1929年5月。
[38]何庆云、熊同龢：《吴兴的稻麦事业》，《浙江省建设月刊》第8卷第6期，1934年12月。
[39] 陈恒力：《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25页。
[40] F. H. King：Farms of Forty Centuries。
[41] 民国《嘉定县续志》卷5《物产》。
[42]民国《南汇县续志》卷19《风俗志二·物产上》。
[43]满铁：《上海特别市嘉定区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1939年11月，第66页。
[44]满铁：《江苏省太仓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1939年11月，第68页。
[45] 民国《川沙县志》卷5《实业志·农业》。
[46]满铁：《上海特别市嘉定区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1939年11月，第66页。
[47]满铁：《江苏省太仓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1939年11月，第68页。
[48]农业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农谚》（上），农业出版社，1980年5月，第507页。
[49]（清）包世臣：《齐民四术》卷1上《农一》上《作力》。
[50]民国《川沙县志》卷5《实业志·农业》。
[51] 民国《南汇县续志》卷19《风俗志二·物产上》。
[52] 满铁：《上海特别市嘉定区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1939年11月，第63页。
[53]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东大农科1924年所作的《江苏省农业调查录》（沪海道属、苏常道属及金陵道属）里很明显的看出来。就所有的春花作物来说，这一点似乎很普遍。
[54]陈恒力：《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1983年7月，第39、106页。
[55]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26《树艺·谷部下》。
[56] （清）姜皋：《浦泖农咨》，见《续修四库全书》第9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57]严格来说，桑并不能算做大田作物，不过考虑到桑树在近代江南地区的重要性及大面积种植，因此在此把其作为一种大田作物对待。
[58]陈恒力：《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42——43页。
[59] （清）包世臣：《齐民四术》卷1上《农一》上《任土》。
[60]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4编《农林畜牧·蚕桑》，（丁）174页。
[61]李伯重：《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耕作制度论文篇3
[关键词]巴州区 农用地 整治潜力
[中图分类号] S157.3 [文献码] B [文章编号] 1000-405X（2014）-1-244-2
土地整治是指对低效利用、不合理利用、未利用以及生产建设活动和自然灾害损毁的土地进行整治，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活动；是盘活存量土地、强化节约集约用地、适时补充耕地和提升土地产能的重要手段；是保障发展、保护耕地、统筹城乡土地配置的重大战略。而土地整治潜力分析是土地整理的基础，是制定土地整治目标与方针的依据。农用地整治是土地整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通过工程技术手段和权属调整，以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降低生产风险，改善生态条件，使耕作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提高生产效率。本文以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为例进行农用地整治潜力分析，以求得巴州区农用地整治办法。
1区域概况
1.1巴州区概况
巴州区是巴中市的下辖区，地处四川省东北部，大巴山南麓，坐标为东经106°21′～107°7′，北纬31°31′～32°4′，总面积为2566平方公里，总人口131万人（2006年）。全区辖4街道、11个镇、13个乡，东西长72km，南北宽62km，幅员面积2558.82平方公里。巴州区境内除溪河地势较低，山峰地势较高外，大部分在海拔400―800米之间，地貌多属低山和丘陵。巴州属于亚热带大陆性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6.9℃，1月份平均气温5.2℃，8月份平均气温27.3℃，年平均降雨量1150毫米，无霜期长，光照适宜，雨量充沛，气候温和，但秋季多雨，冬季多雾，霜、雪较少，降水时空分布差异较大，常有夏伏旱、秋霪雨及风、雹等灾害性天气发生。
1.2巴州区农用地现状
据2010年巴州区土地利用现状更新调查数据，巴州区全区农用地面积231851公顷，占全区幅员面积的90.61%。其中，耕地面积为104680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45.15%；园地面积为1413公顷，占农用地面积0.61%；林地面积为96634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41.68%；其他农用地面积为29124公顷，占农用地面积的12.56%。2010年末，全区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67658公顷。
2农用地整治对象分析
巴州区农用地整治的重点整治对象是坡度6°―25°的耕地。到2010年，巴州区耕地面积为104680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40.91%，占农用地面积比例为45.15%，全区人均耕地0.09551公顷，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坡度6°―25°的耕地面积为90916公顷。根据巴州区农用地分等定级数据，2010年巴州区耕地中自然质量等别为5的占15.12%，其余自然质量等别均为6，而利用等5等以下的耕地面积占59.39%，巴州区农用地综合等别范围在Ⅲ至Ⅶ之间，等别为Ⅵ以下的占89.90%。由此可见，巴州区耕地具有数量大，质量差，利用效率低等特点。因此耕地整理的主要对象，一是质量不高的耕地，二是利用效率低下的耕地。
3农用地整治潜力分析
3.1耕地数量增加潜力测算
新增耕地面积潜力主要表现为经过整理后耕地有效使用面积的增加，主要通过对道路、沟渠的综合整治，土地平整、大田并小田减少田坎占地，以及土地利用结构调整来增加耕地面积。
依据巴州区历年土地整理项目新增耕地率的调查统计，土地整理新增耕地率一般为8%到10%。确定各乡镇新增耕地率后，依据公式测算并调整，得出巴州区新增耕地面积及新增耕地率。经测算，巴州区新增耕地总面积为6273公顷，各村镇新增耕地率为8%-11%（表1）。
3.2耕地质量提高潜力测算
理论产能核算：通过开展农用地分等定级，掌握了农用地资源的质量状况和相对差异，是核算农用地产能的重要数据基础。农用地产能核算的成果同样可以为农用地整理所获得的生产能力核算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上的可能。按照《农用地分等规程》对调查和收集的产量数据参照研究区域的耕作制度进行标准粮的换算，并参照《农用地产能核算技术规范》通过高产试验田以及专家种田的产量水平进行回归模型的建立。研究区域属于晋南盆地区，主要耕作制度为一年两熟，基准作物为春玉米，指定作物为夏玉米、冬小麦、大豆3种。在晋南盆地区范围内以指定作物审定品种的区域试验单产和专家咨询单产视作农用地理论单产的样本点，从中剔除标准粮理论单产最高和最低的样点，使得样本点所对应的自然质量等指数符合正态分布。通过农用地产能核算课题研究与试验，以线性回归模型拟合程度最高。
以农用地分等单元为基本单元，建立分等抽样单元的理论单产和相应的耕地自然等指数的函数模型，将所有分等单元的自然等指数代入函数模型求算耕地理论单产。
可实现产能核算：在晋南盆地区内以抽样分等单元指定作物最高单产为农用地可实现单产为样本点，从中剔除标准粮可实现单产最高和最低的样点，使得样本点所对应的利用等指数符合正态分布。通过农用地产能核算课题研究与试验，以线性回归模型拟合程度最高。
以农用地分等单元为基本单元，建立分等抽样单元的可实现单产和相应的耕地利用等指数的函数模型，将所有分等单元的利用等指数代入函数模型求算耕地可实现单产。
核算的结果：从巴州区统计年鉴中可以得到全县和各乡镇（有的可以到行政村）的各种农作物（包含指定作物）的单产数据，依据农业统计数据，将核算区域内的不同区域单元的指定作物单位面积产量视作核算区域内的不同区域单元的指定作物的实际单产。然后，根据标准粮换算系数和种植制度，将指定作物的实际单产换算为标准粮实际单产，以此计算区域标准粮总产。巴州区实际产能为408408161t，实际单产为8519133kg/hm2。
整治后可提高的产能：巴州区水田面积为87100.19公顷，其总的理论产能、可实现产能和实际产能总产依次为198.14、184.73和127.59万吨，实际产能是可实现产能的69.07%，理论产能的64.39%；巴州区总的旱地面积为25489公顷，其总的理论产能、可实现产能和实际产能总产依次为55.29、47.4和33.8万吨，实际产能是可实现产能的71.31%，理论产能的61.13%。表明巴州区的耕地产能有很大的提高潜力，农用地产能反映的是农用地综合生产能力，把所有种植的作物都通过产量比系数和标准耕作制度的轮作比系数换算成标准粮产量。当然，还有其他影响因素，如实际调查时，指定作物单产有可能偏高等，导致分析时利用潜力过高。
4讨论与思考
4.1对巴中耕作方式和农业发展的建议
通过实验结果，我们已经发现巴中耕种一季的冬水田水稻土和休耕田土的肥力状况明显好于旱地沙土。充分说明了水稻田冬季休耕是符合当地实际的科学的耕作方式。巴中位于四川的东北部，属于山地地区，且冬季气温较低，不利于植物生长。因此，对于两年三熟制的，种植“水稻+小麦或者水稻+油菜”的水旱轮作田要注意人工土壤肥力的补充；而对于排水条件不好的地区，稻田应该冬季休耕，以恢复土壤肥力，保证一季水稻高产，而不应该强行水旱轮作，即种两季；同时对于山前肥力状况不好的旱地应退耕还林，大力发展经济林。这样既有利于水土保持，又对肥力较低的土地进行了充分利用，还改善和优化了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结构。最终达到了增加农民的收入的目的。
4.2农村闲置土地的合理利用
由于巴中地理位置偏僻，农村比较落后，农业土地利用大都以种植业为主，产出有限，从庄家上得到的收入很少；外加近年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大量农村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在实际调查中我们发现，土地被撂荒的现象普遍存在，占到总耕地面积的约15%―20%。但土壤肥力却因为撂荒（无意识的休耕）而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在一定程度上防治了耕地的退化，并且这种常年休耕的土壤由于肥力高，因而生产能力较强。如果能对这部分耕地加以科学合理地利用，将可以产生较高的生产潜力和经济效益。同时，这种土地利用还可以采用工厂式的集约化管理，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现有的落后的、粗放的、低效的土地利用方式。不但改善了生态环境还提高了生产力。还可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提高农民收入。
4.3农田保护性耕作的适宜性分析
虽然免耕有利于增加土壤肥力，但并不是任何地区都适合。巴中的自然免耕是在特定的气候、土壤和耕作制度下形成的，它有利于当地农业的发展。温度低于年均7℃的地方，不适宜保护性耕作的推广[6]。而对于水分要求来说，年降雨量250～800mm的地区更适合于保护性耕作的发展。因此，在考虑应用农田保护性耕作措施时，必须要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通过各地多年多点的研究，寻求适合当地的农田保护性耕作措施。
5结论
通过对巴州区农用地整理研究可以将其按照不同的区域制定相应的利用措施。一级区域为当前重点整理区域，该区域可实现产能较高，整理难度较低，应进行优先整理；二级整理区域在一级整理区整理结束后，可参照一级整理区的整理模式进行土地的整理开发；三级区域现阶段整理难度较大，该区域农用地产能开发前景有限，如加大投资可能会造成资金浪费，投入产出不成比例，可维持农用地利用现状，加强现有耕地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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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制度论文篇4
（1）中国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
中国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农业起源于没有文字记载的的远古时代，它发生于原始采集狩猎经济的母体之中。在我国的古史传说中有所谓“神农氏”。据说神农氏之前，人们吃的是爬虫走兽、果菜螺蚌，后来人口逐渐增加，食物不足，迫切需要开辟新的食物来源。神农氏为此遍尝百草，备历艰辛，多次中毒，又找到了解毒的办法，终于选择出可供人们食用的谷物。接着又观察天时地利，创制斧斤耒耜，教导人们种植谷物。于是农业出现了，医药也顺带产生了；同时人们还掌握了制陶和纺织的技术。这种传说是农业发生和确立的时代留下的史影。现代考古学为我们了解我国农业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状况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目前已经发现了成千上万的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的遗址，遍布在从岭南到漠北、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原的辽阔大地上，尤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最为密集。著名的有距今七八千年的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河北武安磁山以种粟为主的农业聚落，距今七千年左右的浙江余姚河姆渡以种稻为主的农业聚落，以及稍后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等。近年又在湖南澧县彭头山、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岩等地发现距今上万年的栽培稻遗存。由此可见，我国农业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一万年以前，到了距今七八千年，原始农业已经相当发达了。
从世界范围看，农业起源中心主要有3个：西亚、中南美洲和东亚。东亚起源中心主要就是中国。中国原始农业具有明显的特点。在种植业方面，很早就形成北方以粟黍为主、南方以水稻为主的格局，不同于西亚以种植小麦、大麦为主，也不同于中南美洲以种植马铃薯、倭瓜和玉米为主。中国的原始农具，如翻土用的手足并用的直插式的耒耜，收获用的掐割谷穗的石刀，也表现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色。在畜养业方面，中国最早饲养的家畜是狗、猪、鸡和水牛，以后增至所谓“六畜”（马、牛、羊、猪、狗、鸡），不同于西亚很早就以饲养绵羊和山羊为主，更不同于中南美洲仅知道饲养羊驼。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作物和畜禽起源中心之一。我国大多数地区的原始农业是从采集渔猎经济中直接发生的，种植业处于核心地位，家畜饲养业作为副业存在，随着种植业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以采集狩猎为生活资料的补充来源，形成农牧采猎并存的结构。这种结构导致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与定居农业相适应，猪一直是主要家畜，较早出现圈养与放牧相结合的饲养方式；游牧部落的形成较晚。同时，我国又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总之，中国农业是独立起源、自成体系的。中华文明建立在自身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一度流传的所谓“中华文明西来说”不符合历史实际。
从中国自身的范围看，农业也并非从一个中心起源向周围扩散，而是由若干源头发源汇合而成的。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各有不同的起源；华南地区的农业则可能是从种植薯芋类块根块茎作物开始的。即使同一作物区的农业也可能有不同的源头。在多中心起源的基础上，我国农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基于各地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的差异，经过分化和重组，逐步形成不同的农业类型。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成为不同民族集团形成的基础。中国古代农业，是由这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农业融汇而成，并在他们的相互交流和碰撞中向前发展的。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多元交汇”。
（2）中国精耕细作农业形成发展的诸阶段
农业可以划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等不同的历史形态，它们是依次演进的。使用木石农具、砍伐农具占重要地位，刀耕火种，撂荒耕作制，是原始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主要特点，它基本上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相始终。传统农业以使用畜力牵引或人力操作的金属工具为标志，生产技术建立在直观经验的基础上，而以铁犂牛耕为其典型形态。我国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夏朝进入阶级社会，黄河流域也就逐步从原始农业过渡到传统农业。从那时起，我国农业逐步形成精耕细作的传统，以此为基本线索，可以把中国传统农业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夏、商、西周、春秋是精耕细作的萌芽期，黄河流域的沟洫农业是其主要标志。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青铜农具，尤其是开垦用的青铜钁和中耕用的钱（青铜铲）和镈（青铜锄）逐步应用于农业生产，但仍大量使用各种木石骨蚌农具，尤其是木质耒耜仍然是主要耕播工具。人们较大规模地在河流两岸的低平地区开垦耕地，为了防洪排涝建立起农田沟洫体系，与此相联系，垄作、条播、中耕技术出现并获得发展，选种、治虫、灌溉等技术亦巳萌芽，休闲制逐步取代了撂荒制。为了掌握农时，人们除了继续广泛利用物候知识外，又创造了天文历。使用耒耜挖掘沟洫导致两人协作的耦耕成为普遍的劳动方式，沟洫和与之相联系的田间道路把农田区分为等积的方块，为井田制的实行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耒耜、耦耕和井田制三位一体，成为中国上古农业的重要特点，也是中国上古文明的重要特点。不过，这一时期农田的垦辟仍然有限，耕地主要集中在各自孤立的城邑的周围，稍远一点就是荒野，可以充作牧场，所以畜牧业有较大发展地盘。未经垦辟的山林川泽还很多，从而成了这一时期特有的以保护利用山林川泽天然资源为内容的生产部门——虞衡。人工养鱼和人工植树发生了，还出现了园圃的萌芽和开始饲养水禽（鸭、鹅）。这一时期，我国北部、西部和东部某些地方出现了游牧部落，最先强大起来的是被称之为西戎的游牧或半游牧部落群，他们由甘青地区向中原进逼，迫使周王室从镐（今陕西西安西南）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形成“华夷杂处”，即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错杂并存的局面。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农业虽然还保留了它所由脱胎的原始农业的某些痕迹，但无论工具、技术、生产结构和布局都有很大进步和变化，精耕细作技术已在某些生产环节出现。
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是精耕细作技术成型期，主要标志是北方旱地精耕细作体系的形成和成熟。
我国大约从春秋中期开始步入铁器时代，奴隶社会也逐步过渡到封建社会，并在秦汉时期形成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帝国。全国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中下游。铁农具的普及和牛耕的推广引起生产力的飞跃，犂、耙、耱、耧车、石转磨、翻车、扬车等新式农具纷纷出现，黄河流域获得全面开发，大型农田灌溉工程相继兴建。铁器的普及使精耕细作技术的发展获得新的坚实的基础。连种制逐步取代了休闲制，并在这基础上形成灵活多样的轮作倒茬方式。以防旱保墒为中心，形成了耕—耙—耱—压—锄相结合的旱地耕作体系。施肥改土受到了重视。传统的品种选育技术臻于成熟。农业生物技术也有较大发展。中国传统历法特有的二十四节气形成，传统指时体系趋于完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林业、畜牧、蚕桑、渔业等均获得全方位发展。北方草原骑马民族崛起，进入中原的“戎狄”却融合于农耕民族，形成了大体以长城为分界的农区与牧区分立对峙的格局。在分裂时期的魏晋南北朝，北中国农业生产由于长期战乱受到破坏，南方的开发却由于中原人口的大量南移进入新的阶段，精耕细作传统没有中断，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的交流在特殊条件下加速进行。作为丰富的农业实践经验的总结，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吕氏春秋·任地》等3篇以及《氾胜之书》、《齐民要术》等杰出农学著作。
隋、唐、宋、辽、金、元是精耕细作的扩展期，主要标志是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和成熟。
建立在南方农业对北方农业历史性超越基础上的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是中国封建时代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肇始于魏晋南北朝，唐代是重要转折，至宋代进一步完成。“灌钢”技术的流行提高了铁农具的质量，江东犂（曲辕犂）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犂臻于完善，水田耕作农具、灌溉农具等均有很大发展。在这基础上，水田耕作形成耕—耙—耖—耘—耥相结合的体系。这一时期南方小型水利工程星罗棋布，太湖流域的塘埔圩田则形成体系，梯田、架田、涂田等新的土地利用方式逐步发展起来。复种虽然在这以前巳零星地出现，但直到宋代才有了较大的发展，其标志是南方（主要是长江下游）水稻和麦类等“春稼”水旱轮作一年两熟制度的初步推广。通过施肥来补充和改善土壤肥力也被进一步强调。农作物品种、尤其是水稻品种更加丰富。农业生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水稻跃居粮食作物首位，小麦也超过粟而跃居次席，苎麻地位上升，棉花传人长江流域。茶树、甘蔗等经济作物也有发展。传统农区和半农半牧区的大牲畜饲养业由极盛而渐衰，但猪、羊、家禽饲养仍有发展，耕牛继续受重视，养鱼业有新的发展。这一时期农业科技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也得到了总结，陈旉《农书》和王桢《农书》、《农桑辑要》是其代表作。
明清是精耕细作深入发展期，主要特点是适应人口激增、耕地吃紧的情况，土地利用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由于封建地主制的自我调整，明淸封建经济继续有所发展，并孕育着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国家统一、社会空前稳定、精耕细作技术的推广等因素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而人口的空前增长又导致了全国性的耕地紧缺，以至在粮食单产和总产提高的同时，每人平均占有粮食数量却呈下降趋势。为了解决民食问题，人们一方面千方百计开辟新的耕地，另一方面致力于增加复种指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更充分地利用现有农用地。内地荒僻山区、沿江沿海滩涂、边疆传统牧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成为主要垦殖对象。传统农牧分区的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在耕地面积有了较大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对森林资源和水资源的破坏，加剧了水旱灾害。本时期江南地区的稻麦两熟制巳占主导地位，双季稻的栽培由华南扩展到华中，南方部分地区还出现了三季稻栽培。在北方，两年三熟制或三年四熟制已基本定型。为了适应这些复杂的、多层次的种植制度，品种种类、栽培管理、肥料的积制和施用等技术均有发展。低产田改良技术有新创造。在江浙和广东某些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出现陆地和水面综合利用，农—桑—鱼—畜紧密结合的基塘生产方式，形成高效的农业生态系统。但农业工具却甚少改进。原产美洲的玉米、甘薯、马铃薯等高产作物的引进和推广，为我国人民征服贫瘠山区和高寒山区，扩大适耕范围，缓解民食问题做出重大贡献。棉花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推广，引起了衣着原料划时代的变革。花生和烟草是新引进的两种经济作物。甘蔗、茶叶、染料、蔬菜、果树、蚕桑、养鱼等生产均有发展。出现了一些经济作物集中产区和商品粮基地。若干地区间形成了某种分工和依存关系。这一时期，总结农业生产技术的农书很多，大型综合性农书以《农政全书》、《授时通考》为代表，地方性农书如《补农书》、《知本提纲》等具有很高价值，代表了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
二、“精耕细作”的内涵
“精耕细作”这个词，人们在谈论中国农业和农业史时经常使用，出现的频率很高。但在古书中只有“深耕疾耨”、“深耕熟耘”等提法，这虽是精耕细作内容之一，但并不等同于精耕细作。精耕细作一词出现于晩清。新中国成立前后，这一概念日益广泛地被人们使用。所以，它是现代人对中国传统农业精华的一种概括，指的是传统农业的一个综合技术体系。这一技术体系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包括改善农业环境和提高农业生物生产能力的一系列技术措施，并以“三才”理论为其指导思想。
（1）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
扩大农用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农用地的产量（即土地生产率）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两条途径。随着人口的增加，中国历代都在扩大耕地面积和农用地范围，并创造了圩田、涂田、梯田等多种土地利用方式。但不晚于战国时代，人们已经认真考虑如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把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放在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上。如战国初年李悝指出“勤谨治田”亩产可提高20%，他的“尽地力之教”，就是要发挥土地生产潜力，提高土地生产率。要通过提高单产来提高总产，就不能盲目扩大经营规模。从先秦诸子到历代的农学家，无不强调集约经营、少种多收。这种主张的产生不单纯因为人口增加，耕地紧缺和小农经济力量薄弱；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认识到，集约经营、少种多收，比之粗放经营、广种薄收，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人力财力的使用上，都是更为节省的。明末《沈氏农书》引老农的话说：“三担也是田，两担也是田，五担也是田，多种不如少种好，又省气力又省田。”
中国传统农业土地利用水平是不断提高的：夏、商、西周，休闲制代替了原始农业的撂荒制，出现了畎亩结合的土地利用方式。春秋战国至魏晋南北朝，连种制取代了休闲制，并创造了灵活多样的轮作倒茬和间作套种方式；隋唐宋元，水稻与麦类等水旱轮作一年两熟的的复种有了初步的发展。明淸，除了多熟种植和间作套种继续发展以外，又出现了建立在综合利用水土资源基础上的立体农业的雏形。上述土地利用方式的依次进步，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各个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农业的基础种植业是依靠绿色植物吸收太阳光能转化为有机物质的。我国传统种植制度的特点是多熟种植和轮作倒茬、间作套种相结合，一方面尽量扩大绿色植物的覆盖面积，以至“种无闲地”；另一方面，尽量延长耕地里绿色植物的覆盖时间，以至“种无虚日”，使地力和太阳能得到充分的利用，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至于在水土资源综合利用基础上多种生物共处和多层次配置的“立体农业”，对土地、资源和太阳能的利用就更为充分，而单位农用地产出的数量、质量和品种也更为丰富了。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主攻方向，也是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基础和总目标。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与精耕细作是互为表里的。
（2）改善农业环境和提高农业生物生产力的种种措施
从农业的总体来分析，农业技术措施可以区分为两部分，一是适应和改善农业生物生产的环境条件，二是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我国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包括这两方面的技术措施。
我国古代人民把农业生产的环境条件概括为“天”和“地”两个方面。古人的所谓“天”，尤其是农业生产中的所谓“天”主要是指气候，由于气候变化表现为一定的时序，所以又称为“天时”或“时”。 农业是人指导的自然过程，是以自然界生物的自然再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长、发育、成熟、繁衍都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中国主要处于北温带，四季分明，这种情形就更为明显。中国古代农时意识之强烈世所罕见。《尚书·尧典》说“食哉唯时”，表明人们很早就认识到把握农时对以食物生产为中心的农业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农业生产首先要与气候的年周期节律保持一致。中国古代，虽然在园艺和花卉的促成栽培上已经懂得创造和利用局部的人工小气候，但总的说来还不可能控制和改变大的气候环境，所以人们总是强调对它的自觉适应和充分利用，“不违农时”、“勿失农时”成为全民的共识。这些要求推动了历法的进步，逐渐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长期指导农业生产的二十四节气。不过中国古代对农时的掌握不是采取单一的手段，而是综合考虑物候、天象、气象、节气等多种因素，形成一个指时体系；其中尤以二十四节气与物候的结合相互补充最具特色。
农业环境中“地”（土壤、地形等）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我国古代人民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并自觉地把改造农业环境的努力侧重在土地上，在实践中形成很有特色的“土宜论”和“土脉论”。“土宜论”建立在对各类不同土壤的特性以及土地与植物关系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它要求人们按不同的土壤、不同的土类和不同的地区特点来发展农业生产。“土脉论”把土壤看作有气脉的活的机体，它可以追溯到西周晚期。中国传统农业关于土壤肥力可以变动和通过人工培肥可以使“地力常新壮”的理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来的。在“土宜论”和“土脉论”的指导下，人们综合运用耕作、施肥和灌溉等措施，不但给作物生长创造了良好的土壤环境，而且把大量条件差、产量低的土地改造成良田。耕、耙、耱、压、锄相结合的北方旱地耕作技术，耕、耙、耖、耘、耥相结合的南方水田耕作技术成为传统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农田施肥起源很早，而且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甚至到了“惜粪如惜金”的地步。肥料来源除天然肥和绿肥以外，包括人们在农业生产和生活中的一切可以利用的废弃物。《沈氏农书》说：“作家第一要勤耕多壅，少种多收。”简明地概括了中国传统农业中的若干基本特点。中国古代农业又很重视发展农田灌溉，不同于古代欧洲收成取决于天气好坏。合理排灌也是改善土壤环境的重要措施，这方面有先秦的农田沟洫、战国以后的灌淤压碱，南方稻作的烤田技术等。用地养地相结合是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我国古代土地之所以利用率不断提高而地力长久不衰，被世人视为奇迹，主要就是依靠建立在土宜论和土脉论基础上的合理的耕作、施肥、灌溉和栽培等综合措施，而不是依靠什么黄土的“自行肥效”。
中国古代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的主要途径有二，一是通过驯化、引进、育种相结合来取得高产优质的作物和禽畜品种，二是根据农业生物的特性采取相应的增产措施。在良种选育方面，采取了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种内杂交和种间杂交等多种手段，成绩斐然。其中田间穗选与单种、单收、单藏、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相配合的系统选育法，把育种、繁种、和保纯复壮结合起来，最有特色。又注意到外部形态与内部特性的相关性，畜禽繁育与外界环境的协调。中国古代农业在长期发展中培育和积累了丰富的作物与畜禽品种资源，成为最可宝贵的农业遗产之一。“因物制宜”，是中国传统农业的重要原则之一。它建立在对各种农业生物的形态、习性及其对外部环境的要求深入细致观察的基础上。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传统农学对农业生物内部（如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不同生长部位和生育时期）、生物群体中同一生物不同个体和不同种类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有着深入的认识，并巧妙地加以利用，趋利避害，使之向人类所需要的方向发展。这些生物技术措施，比之土壤耕作措施，意义可能更为重大，影响可能更为深远。
（3）“三才”理论——精耕细作的指导思想
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是建立在直观经验的基础之上的，但它不局限于单纯经验的范围，而是形成自己的农学理论。这种农学理论是在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表现为若干富于哲理性的指导原则，因而又可称为农学思想，“三才”理论是它的核心和总纲。“三才”指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该词最初出现在《易传》中。人们认为林林总总的大千世界是由天、地、人三大要素构成的，并把世间一切事物都放到这样一个大框架中去考察。中国古农书无不以“三才”理论为其立论的依据。这种理论把农业生产看成稼、天、地、人诸因素组成的整体，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贯穿于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各个方面。例如土脉论、地力常新壮论、有风土而不唯风土论、三宜原则等，都是从“三才”理论中派生出来的。正是在这种整体观的指导下，人们看到了生物体这一部位与那一部位之间、这一生育阶段与那一生育阶段之间的关联，看到了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种生物之间的关联，并加以利用。也正是在这种整体观的指导下，我国古代农业重视农业系统中废弃物质的再利用。在“三才”理论系统中，人不是以自然主宰者的身份出现的，而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因而产生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农业生物在自然环境中生长，有其客观规律性。人类可以干预这一过程，使它符合自己的目标，但不能驾凌于自然之上，违反客观规律。因此，中国传统农业总是强调因时、因地、因物制宜，即所谓“三宜”，把这看作一切农业举措必须遵循的原则。但人在客观规律面前并非无能为力；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就有了主动权，可以“盗天地之时利”，可以“人定胜天”。“三才”理论是精耕细作技术的重要指导思想。精耕细作的基本要求是在遵守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争取高产。精耕细作重视人的劳动（“力”），更重视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知”）。上文谈到一系列精耕细作技术，都是建立在对农业生物和农业环境诸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基础之上的。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观是一种有机统一的自然观。这大概没有比在中国古代农业科技中表现得更为典型的了。“三才”理论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结晶。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的升华。它是在我国古代农业实践中产生，并随着农业实践向前发展的。
总之，精耕细作是指以土地的集约利用方式为基础，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内涵丰富的一个农业科学技术体系。天人相参、天人相协是它的灵魂和精髓。
由于中国传统农业实行精耕细作，单位面积产量比较高。在精耕细作形成的战国时代，粮食亩产二石已有一定的普遍性，比西周亩产一石或一石多增长60~100%。西欧粮食收获量与播种量之比，据罗马时代《克路美拉农书》记载为4~5倍，据13世纪英国《亨利农书》记载为3倍。而从《齐民要术》看，我国6世纪粟的收获量为播种量的200~24倍，麦类则为200~44倍。据《补农书》记载，明末清初浙江嘉兴、湖州地区水稻最高产量可达4~5石，合今毎市亩910~1125斤，比二十世纪末美国加州的产量还高。我国古代农业的生产率，无疑达到了古代世界农业的最高水平。
精耕细作技术首先是在种植业中形成的，在大田生产和园艺生产中表现尤为突出。但在发展过程中，其基本精神也贯彻到农业生产的其他领域中。畜牧、蚕桑、养鱼、林木等生产各有特点，但集约经营、精细管理，通过改善农业环境提高农业生物品质的途径、尽量增加每个生产单位的产出量，则是一致的。至于园艺中分化出来的花卉、园林、盆景和观赏鱼培育等，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艺术化了。
三、“精耕细作”形成和发展的原因
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我们试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1）从自然环境及人对自然环境的应对看精耕细作的形成和发展
农业生产是以生物的自然再生产为基础的，它直接在自然的环境中进行，自然环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依以开展的地盘。农业伊始各地所驯养的动物和所培育的植物，显然是与各地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有关的。我国原始时代形成的北粟南稻的作物构成，直至唐宋才发生较大的变化，而原始时代即已驯养的“六畜”，一直延续至今。农区和牧区分野的形成，也是与这些地区分别宜于农业和牧业的发展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并非单纯的自然再生产，它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再生产，以人类对生物自然再生产过程的干预为其特征。因此，人们在农业生产中，一要适应自然条件，二要能动地改造自然条件。当然，这种改造不能脱离原来的基础，不能超越自然条件所许可的限度。我们把这种对自然条件的适应与改造的统一称之为“应对”。应该指出的是，人类适应与改造自然的能动性之发挥，并不以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前提。马克思曾经说过：“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的必然性，因而妨碍人的发展。”[1]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相对不利的自然条件，反而更能激发人们适应与改造自然的勇气和才智。我国主要处于温帯，地大物博，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广阔的发展余地。但我国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并不总是有利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严峻的。例如黄河流域中下游雨量并不充沛，而且降雨集中在秋季，春旱多风，秋季又容易发生涝灾，旱涝频仍，在历史上还存在过相当严重的内涝盐渍化的问题；而精耕细作农业恰恰在这一地区首先发生。
上文谈到，精耕细作萌芽于黄河流域的沟洫农业，而沟洫农业正是我国古代人民在改造黄河流域低洼盐碱地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上古时代的黄河流域从总体上看是半干旱的草原，但在河流两岸比较低洼的地区有较多的沮洳薮泽，形成气候相对温湿、植被相对丰富的局部生态环境。我国自原始社会末期起，农业向低平地区扩展，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干旱的威胁，却面临着如何排水洗碱、把低洼地改造成良田的突出问题，古代人民用修建沟洫体系的办法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沟洫系统从挖掘田间的排水沟——“畎”开始，人们把沟土翻到田面上，形成长垄，称作“亩”。人们在这种畎亩农田上实行垄作，它为条播和中耕提供了基础。我国中耕技术出现很早，商周时中耕就备受重视，当时出现了专用的青铜中耕农具——“钱”和“镈”，它们由于广泛使用甚至发展为最早的金属铸币。是否实行中耕是中西传统农业重要的区别之一；日本学者称中国的传统农业为“中耕农业”，而与西欧的“休闲农业”相区别。中耕是以实行条播为前提的，而条播和中耕都是在垄作的形式下发展起来的。垄作、条播和中耕技术的结合，加上适当的密植，就可以形成行列整齐、通风透光的作物群体结构，使作物的生长由无序变为有序，这成为我国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最初表现形态。可以说，精耕细作农业技术首先是我国古代人民在农业实践中“应对”自然条件而产生的。不独畎亩技术为然，形成并成熟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旱地“耕—耙—耢—压—锄”防旱保墒耕作体系，也是当地先民为了缓解黄河流域春旱多风的威胁而创造的。唐宋以来成为全国粮仓的长江下游精耕细作农业区，在《尚书·禹贡》所反映的战国时代是“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的，劳动人民为了克服低洼易涝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危害，经过长期摸索，建立了治水与治田相结合的塘埔圩田系统，发展了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才使这一地区的面貌彻底改变。我国农民改造利用盐碱地、干旱地、山区低产田等，有许多独特的创造，反映了我国人民适应和改造自然的勇气和智慧。
（2）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交流与精耕细作的形成和发展
农业是古代世界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从事不同类型的农业，成为区别不同民族的重要依据之一。我国古代农业不是象其他文明古国那样发生在自然条件单一的一隅之地，而是发生在十分宽广的地域内，它跨越寒温热三带，有辽阔的平原盆地，连绵的高山丘陵，众多的河流湖泊，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各地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形成大大小小有相对独立性的地理单元。活动于不同地理单元的居民，基于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的多样性而形成的相对异质的农业文化；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往往是不同民族集团形成的基础。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构成博大恢宏的多元交汇体系。在这样一个农业体系中，中国古代人民的农业实践，无论广度和深度，在古代世界都是无与伦比的。各地区各民族人民丰富的农业实践，他们之间农业文化的交流和融汇，为精耕细作优良传统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基础。由于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在现今汉族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历史成果中，实际上包含了历史上许多民族的贡献在内；而少数民族农业的许多历史成果，也同样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例如，现今汉族人民的主食稻和麦，在我国首先是百越族和西部少数民族首先栽培的。对中华民族的健康做出特殊贡献的大豆，之所以在春秋战国时代跃居为主要粮食，与从东北地区的山戎传进“戎菽”有关。棉花、甘蔗、茶树、漆树等重要经济作物和经济林木的栽培利用，也以少数民族为早。对古代农业起革命作用的生产工具是铁器，而春秋时代冶铁业最发达的是苗蛮系统的楚国。最初的水利灌溉，大概也是从楚越等地发展起来的。汉唐良种马身上流动着西域蒙古等少数民族良种马的血液，汉唐畜牧业的兴盛直接与少数民族传进良种良法和优良饲料有关。西域的葡萄、瓜果、蔬菜传入中原，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物质生活和农业内容。而新疆灌溉农业则是汉族的屯丁和移民协同当地各族人民兴办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之所以首先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形成，与这里地处中原，便于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的交流与融汇有关。例如，对北方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作了系统总结的《齐民要术》，就记载了许多少数民族首先培育或引种的作物或品种，其中出于“胡”（当时中原人对北部和西部游牧民族的泛称）地、冠以“胡”名的就有十几个之多；周边地区和周边民族的农业技术、牲畜种类、畜牧技术、农副产品加工等技术，也都在《齐民要术》中留下了印记。我国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既以南方土著民族长期积累的水稻栽培和资源利用等方面的丰富经验为基础，又与南迁的北方人带来的先进工具和技术有关，同样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农业文化交流和融汇的产物。正是这种交流与融汇，使精耕细作体系不断扩充它的地盘，不断丰富它的内容，使之成为覆盖宽广、影响深远，延续不断的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精耕细作是多元交汇体系的产物。
3、地主制经济下的小农经济与精耕细作形成发展的关系
社会经济制度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我国古代每次农业生产高潮的出现，都是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或调整分不开的。但农业生产并不单纯地受社会经济制度的制约。农业生产一定程度的发展，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建立或这种经济制度的调整提供了客观需要和物质基础，而这种经济制度建立和调整后，又反过来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形态的演变产生深刻的影响。精耕细作与封建地主制的关系正是如此。
精耕细作以“三才”理论为指导思想。“三才”理论把农业生产看作农业对象（“稼”）、农业环境（“天”和“地”）和作为农业主体的“人”相互联系的动的整体，不但要求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及其变化来确定不同的种植制度和生产内容，而且把精细的管理贯彻到从耕种到收获、保藏全过程的各个环节中。具有较大的经营自主权和较高的生产主动性的劳动者，是实行精耕细作的必要条件。精耕细作技术在沟洫农业中萌芽以后，产生了加强小农经济独立性的要求，它与西周以来“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的公田劳役制发生了深刻的矛盾，铁农具的逐步普及使这一矛盾更为尖锐。这是春秋战国以来一系列经济制度的变革、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形成深层原因之一。井田制瓦解后在小农分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庶民地主，可能采取的经营方式或剥削方式主要有3种：一是使用奴隶，二是使用雇工，三是使用佃农。事实上战国以后奴隶制和雇工制都有所发展，但始终没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租佃制开始时尽管并不显山露水，但却是扎扎实实地向前发展，到了西汉中期已经明显地占了优势。这是为什么？重要原因之一是，分租的形式使农业劳动者有独立经济和一定的生产自主权，比之奴隶制和雇工制更能适应精耕细作农业的要求。
封建地主制的建立，反过来大大推动了精耕细作农业的发展，精耕细作技术体系从此进入了它成型、成熟和持续发展的时期。在我国封建地主制下，虽然与西欧中世纪农奴制下一样，农业生产主要是由个体农户经营的，但西欧中世纪农民是人身严格隶属于封建领主的农奴，份地比较固定，只有使用权，实行劳役地租，经营上受领主较多的干预和农村公社古老习惯的束缚。相比之下，我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农民人身相对自由，土地可以买卖，实行实物地租，经营比较自主，因此，他们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比西欧中世纪农奴为高。但在多子继承、土地可以买卖和兼并盛行的条件下，他们的经营规模狭小，生产条件不稳定。这样，中国古代农民就有必要、有可能，而且也愿意用多投劳动、精耕细作的方法，争取在有限土地上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品。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我国封建地主制经济具有其特有的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再生能力，从唐宋以迄明清，地主经济制度一再进行了自我调整。在赋税制度方面，中唐时“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代替了以前“以身丁为本”的“租庸调”制，至明中叶和清初，相继实行“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基本上取消了严重影响农民正常生产秩序的徭役制。在租佃制度方面，唐宋时代契约性租佃关系基本上取代了以前的私属性租佃关系，明中叶以后，定额租逐渐代替分成租居于主导地位，又出现了使佃农的土地使用权相对独立并有较大处置权的押租制和永佃制。这些调整加强了小农经济的独立性，使他们进行生产的条件获得某种改善，从而使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精耕细作农业继续获得发展。
封建地主制经济对精耕细作发展的影响，除了积极的一面外，也有消极的一面。由于地主阶级的租赋债利基本上攫取了农民的全部剩余产品乃至部分必要产品，处于生产第一线的大多数农民经常陷于贫困境地，难以扩大生产规模，缺乏采用高效大型农具的动力，因此，精耕细作只能向多劳集约的方向发展，以致劳动生产率不能与单位面积产量同步提高。而且相当一部分农民由于生产手段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没有条件精耕细作，只能实行粗放的经营。以上这些情况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的严重障碍。
（4）人口增减、分布、转移与精耕细作形成发展的关系
农业生产与人口发展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之间的关系。人类社会中存在的这两种生产是相互制约的。人口的消长、转移和分布受多种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响，例如生产力发展状况、社会经济制度、统治阶级政策、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分布等等。在这各种因素中，农业生产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农业生产出维持人类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从而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或现实可能性。在我国古代社会中，人口的增长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大体同步。另一方面，人口的消长、转移和分布又反过来对农业生产发生重大影响。在手工操作为主的传统农业时代，人口的增长提供了农业生产的最重要条件——劳动力，对于多劳集约的我国古代农业尤其如此。所以农业总是在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发展起来，而人口的转移往往导致农业重心的转移。例如秦汉时代南方地旷人稀，实行“火耕水耨”的粗放经营，人口增加，这种粗放经营就遭到人们的责难，而魏晋以来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为南方精耕细作农业体系的形成准备了重要的条件。又以耕作制为例，撂荒制是以人烟稀少，有大量可垦荒地的存在为前提的。撂荒制转为休闲制，和人口增加有关。而连作制和复种制的发展，显然是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和耕地的相对不足。一般而论，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以人多地少为发展的重要条件。
从全国范围看，清代以前每人平均占有土地并不算少。汉唐人口最高只有5000多万，清初人口估计可能超过1亿。就明洪武二十四年人口数和垦田数看，每人平均占有耕地14.6亩，还谈不上人多地少。但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局部的相对的人多地少早就出现了。例如战国初年三晋地区就被称为“土狭而民众”，这既与经济发展有关，也是土地兼并造成的现象。[2]类似的局部的相对的人多地少的情况历代都有，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就是从这些“人多地少”的地区首先发展起来的，因为这种情况迫使人们致力于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单产。
到了清代，地主制经济制度的调整导致农业生产的高涨，这就为人口的激增提供了物质基础或现实可能性（当时人口的增长还与安定的政治局面和“摊丁入亩”、“滋生人口永不加賦”的政策有关）。这种全国性人多地少的格局形成以后，多熟种植及与其相关的农业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农业的精耕细作更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中译本，第5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2] 春秋末年的墨子说过：“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楚晋越，若使此四国得意于天下，此皆十倍其国之众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余也。”（《墨子》卷5《非攻下》）入战国以来，黄河下游地区经济繁荣人口增加是事实，但不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变化；三晋“土狭民稠”，是当时土地兼并造成的假象，所以孟子要呼吁“制民恒产”（《孟子·公孙丑上》）。
四、“精耕细作”与农业现代化
（1）中国传统农业的落伍和农业现代化的艰难起步
中国传统农业虽然曾经创造过历史的辉煌，但在近世逐步落伍了。这是一个隐蔽发生的过程。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茶叶和生丝的出口受到严重的挫折，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了。十九世纪末，许多朝野有识之士发出必须振兴农业的痛切呼吁，纷纷介绍和引进西方的农业科学技术，从此开始了中国农业现代化步履维艰的过程。
中国传统农业的落伍，既有农业科技外部的原因，也有农业科技内部的原因。外部原因就是前面提到的，封建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狭小、分散，制约了生产条件的改善、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它不但使精耕细作在多劳集约的轨道上滑行，而且使相当一部分劳力不足和生产条件恶劣的农民不可能实行精耕细作。有些为贫困所迫到僻远山区垦荒的农民，甚至采用原始的刀耕火种方式，这种现象在唐宋以后延绵不断，成为传统农业的历史赘疣。以精耕细作为重要内容的传统农学集中保存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所撰写的农书中，它的基础原本主要是农民的生产实践，但在封建地主制下，相当一部分农民却不可能按照精耕细作的要求来从事生产，这就是传统农业的历史悖论。内部原因是中国传统农业科技自身的缺陷。它重综合而轻分析，重定性而轻定量，重应用轻机理，注意对农业生物和农业生态系统的外部特征及相互关系的观察和利用，而忽视对其自身要素和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中国古代人民善于在农业实践中进行观察并积累了丰富经验，有些农学家甚至已经注意到了农业生产中某些数量关系，但始终没有达到可控实验的水平，因此，中国传统农学缺乏精确的数据和精确的概念体系。它借用哲理性的概念（如“气”、“阴阳”等）阐述农业生产过程的机理。这些概念能较好地反映世间各种事物的统一性及其相互联系和转化，但又是模糊的、多义的，可以在自然与社会、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之间渗透的。它涵容丰富的内容，可以对各种事物作出左右逢源的解释，这些解释所反映的主要是事物共性的一面，却难以深入反映事物的特性；而且由于给人一种无所不适的满足，也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欧洲中世纪的农业技术是远远落后于我国的；但他们有希腊、罗马时期遗留下来的为求知而独立探索的传统，有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体系，他们的思维方式虽拙于综合而长于分析。文艺复兴以来，理性精神昂扬，逐渐形成了建立在可控实验基础上的近代科学。相当于明末清初的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在农业技术上虽然仍然落后于我国，但在农业实用技术之外已出现了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当时已发明了光学显微镜，并用它发现了细胞，观察研究了植物的授精过程，揭示了生物生命过程的奥秘，从而酝酿着生物学和农学的飞跃发展。而同时期的中国农学却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和研究手段。代表了中国传统农学最高水平的明代马一龙的《农说》和清代杨屾的《知本提纲》，仍然用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阐述农作物的生长过程和农业生产原理。与西欧同时期相比，中国传统农学的基础学科，尤其是生物学显然是落伍了。我国传统农学落后于西方，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2）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继承和发扬精耕细作传统的必要性
现在我们仍然面临着继续实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没有完成的农业现代化的任务。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无疑应该努力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但这并不等于要抛弃传统农业中的一切。我们要抛弃的是传统农业中落后的成分，但对其中合理的成分应当继承和发扬。从根本上说（而不是就所有的技术细节说），精耕细作是传统农业中合理的、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成分。
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继承发扬精耕细作传统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上文谈到，精耕细作是中国各族人民在“应对”既定自然条件的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包含了对我国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深刻理解，这些认识的正确性是不会由于社会制度的更替而过时的。比起古代，我国自然条件没有根本性变化，人多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不足的情况有增无减，依靠精耕细作，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仍然是发展农业生产唯一正确的选择。扩大一点说，世界人口总是不断增加，而耕地却不可能无限的开垦，所以从总体看，世界农业必然要走集约经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的道路。
耕作制度论文篇5
关键词：Seminar教学法;耕作学;课程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0-0057-02
在20世纪50年代初，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耕作学科的原因有两个：①现代科学对合理耕作制度的技术体系和理论基础进行系统研究并开始应用;②在社会实践的发展过程中，结合有关作物的套作、间作、复种、布局及用地养地等方面的具体内容，其根本原因是我国结合耕作制度发展和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一门与作物栽培学、土壤学、农业气象学、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等关系密切的综合性较强的边缘学科就是耕作学，从近些年来看，对耕作制度的研究已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热门关注，对于多熟制、旱农以及免耕、少耕等问题已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强烈关注和重视。将seminar教学法应用于耕作学课程的教学中，使得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使学生在农业生产中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得到较大提高，并且通过讨论提高学生的发散思维，加强合作交流，促进理论与技能的实践应用能力及科研创新能力。
一、Seminar教学法
Seminar教学法作为一种区别于传统讲授式教学单向式、垂直式和机械式的教学方法，它是以教师和学生为共同体的教学主体，是学生为探究某一问题而与教师共同探讨的一种交互式教学路径。Seminar独具特色与其活力与创新。Seminar教学法的表现特点：第一，Seminar教学法不仅能够使学生充分理解和吸收所学的知识，同时也是一个教学互动的过程，能够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创新性，营造了课堂教师―学生、学生―学生之间的氛围;第二，Seminar教学法中教师提出某一问题，供学生讨论，能够启发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创造动机和创造性思维，学生能够在交流当中进行思维发散，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第三，Seminar教学法的教学内容与课程的科学前沿相关联，督促学生查阅资料和相关文献，总结科学前沿，提出问题。从而改变传统讲授式教学模式;第四，Seminar教学法给每个学生提供了参与平台，提高学生团队合作精神。
二、耕作学的飞速进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是立国之本”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近年来，可持续农业为世界农业发展指明了方向。由于各个国家农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21世纪，世界农业发展呈现多元化的格局。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农业发展方式、类型的日新月异提供了充足条件。随着无污染、无公害、反季节性农产品倍受青睐，出现了立体高效型农业、超级型农业、设施型农业、观光型农业、保健型农业等新型农业。高新技术有助于解决农业生产要素的科学配置问题，减少及消除资源超耗、浪费及环境破坏，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是高新技术的两大核心框架。转基因技术、克隆技术、胚胎移植技术等生物技术在农业中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全球卫星定位（GPS）、计算机、遥感等信息技术成为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新潮流。同时精细农业也是中国农业前进的方向。
三、Seminar教学法在耕作学课程中实施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1.耕作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Seminar教学法在耕作学中的重要性。耕作学从性质上属于自然科学，但它与社会经济条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它与作物栽培学、土壤学、农业气象学、生态学、农业经济学等相互联系与渗透。它有其特定研究对象和以种植制度为主体的内容系。其主要研究的任务是农业的全面增产技术体系与农作物合理布局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Seminar教学法不仅给学生提供了在课题中获得相关学科知识的平台，而且Seminar教学法重点强调了实践、合作与对话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性。
2.耕作学着实强调实践与理论相结合，从生产实践中获得研究方向和课题，从而服务于农业生产。提高单位面积土地的产量和品质是农业生产中的终极目标，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经济现状的重要课题是在耕作学中获知的。在Seminar教学法中一条独特的途径是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结合。Seminar教学法通过理论数据分析和生产实践和运用耕作学知识来解决农业生产中的确切问题。
3.耕作学教学以学生主动学习为主可在Seminar教学法中体现。近年来，耕作学的研究范围还是实践意义，其研究进展在国际上的十分迅速，大量的研究论文每年都有发表。学科的前沿，理清学科的重点，把握学科研究方向和阅读重点是教师必须依据的。Seminar教学法的推广使得学生必须阅读和查阅相关问题的大量阅读材料和相关文献。这样非常有利的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学习的主动性及能力，从而使学生的课题与学术前沿接轨。
四、Seminar教学法在耕作学课程的应用
在耕作学教学过程中实施Seminar教学法，应该不拘泥于课本知识，要结合生成实践和科学前沿，对实际生产问题的灵活处理，将较近科研成果和实际生产问题植入Seminar教学，让学生的创新能力得到更好的培养。比如研究耕作学的种养结合与庭院经济中分为不同的研究小组，例如庭院立体种植模式和庭院的立体养殖模式等。研讨会以Seminar的形式进行，可邀请学科的资深教授、生产一线专家参加，还可以邀请兄弟院校的专家参加，并对某一题目的实际工作和研究报告进行讨论，大家可对演讲者合理提问。具体实施方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根据耕作学科的特点，老师提出研讨章节的具体题目，学生查阅相关文献，追踪并把握研究发展动态和科学前沿。利用课堂时间（1小时30分钟）进行研讨。
2.主持人介绍（2～3分钟）。主持人有任课老师担任或者邀请专家担任，简要介绍研讨内容的主题及科学前沿。
3.宣读主题报告内容（约30分钟。由报告小组派出代表发言，发表想法，陈述观点，也可结合自己认为感兴趣的命题进行陈述。报告内容要求学生用精练的语言、主题明确、简介精简明了，针对耕作学前沿中某一具体问题研究进展利用多媒体进行论述。同学或者邀请专家提问（约15min），要求报告小组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或发表看法，或对相对的命题进行辩论。这是研讨过程中最精彩的部分，能够充分体现学生的学术积累和思辨才智。
4.由主持人进行总结（约5分钟）。邀请专家点评、简短地对讨论进行总结，对学术问题进行评价，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加深对讨论内容的理解和印象，并做好阶段性的总结
5.发表小组总结（约5分钟）。主要由发表小组对本次讨论内容的准备、发表的学习心得进行总结。
6.Seminar的课程整改。研讨结束后由发表小组根据讨论的内容和专家的建议认真修改报告的内容，为了能够使资料得以保存，最终由学生将报告内容装订成册。
五、总结
Seminar教学法能够激发学生多方面的思维方式、对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学生形成主动探索和不断思考的学习习惯，有利于使理论知识得到更好理解，对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也是轻松易举的事情。在耕作学课程的教学中置入Seminar教学法，结合传统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探索及创新能力，具有较好的推广和应用价值。
耕作制度论文篇6
项城市国土资源局 河南项城 466200
[摘要]为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的需求的不断增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耕地的数量和质量都应不断提高，达到耕地的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动态平衡。为此，本文主要对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概况、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管理措施。
[
关键词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管理措施；问题；概况
一、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概况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是指依据地区内现有耕地资源的数量，综合考虑耕地需求状况与后备土地资源的供应能力，分析耕地资源的余缺状况，合理协调耕地数量满足人口对作物需求的平衡状况。在一定时期、一定行政范围内开垦增加的耕地总量不少于减少的耕地总量，从而使耕地总量保持稳定。《土地管理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确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不减少;耕地总量减少的，要组织开垦与所减少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原则是开源和节流。开源就是不断地开发或开垦新的耕地，扩大耕地面积;节流就是严格控制占用耕地，减少耕地的损失。
二、现阶段我国耕地资源存在的主要问题
1、耕地总量锐减，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
近10年来，因各项建设占用、农业结构调整、灾毁等减少耕地达1.03亿亩，周期开发复垦增加耕地7400万亩，增减相抵，耕地净减少2899万亩，年均净减少耕地290万亩，相当于每年减少了3个中等县的耕地面积。
从人均耕地面积看，建国初期我国人均耕地面积约2.7亩，而从1978年到1994年，人均占有耕地又从1.55亩减少至1.19亩，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国有1/3的省（区、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其中广东、福建、浙江人均耕地在0.6亩以下，已低于日本人均0.7亩耕地的水平。
2、耕地质量严重衰退
全国耕地水土流失总面积为6.81亿亩，每年流失土壤10亿吨。其中黄土高原和西南地区最为严重；其次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人为因素是造成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随着人口不断增加，涵养水土的林地和草地面积越来越少，特别是在许多不宜开垦的陡坡地进行开垦，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全国沙化耕地面积为3800多万亩，其中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的11个省（市），占全国沙化耕地面积的80%以上。耕地沙漠化的主要原因是过度开垦、过度放物、工交城建破坏植被、水资源利用不当等人为因素。
我国盐渍化耕地面积为11450万亩，主要分布在黄淮平原，黄土高原和沿海地带。盐渍化土壤的有机质含量低，微生物活动能力差，土壤板结。这是我国主要中低产耕地类型之一，严重制约了水稻、玉米、大豆、小麦等农作物产量的提高。
由于缺乏地力补偿机制，以及农业收入太低，农民负担太重，造成农民忽视培肥地力，采用粗放经营，掠夺性使用土地，结果使耕地肥力不断下降，农业生产发展后劲日渐不足。而且，由于农民缺乏养肥土地的知识，用肥结构不合理，使耕地有机质含量低，地力下降速度加快。
3、现行土地产权制度不合理
土地产权是指以土地作为财产客体的各种权利总和。在现行城市土地产权制度中，由于城市土地产权主体不明确直接导致耕地难以有效保护；城市土地产权结构不合理，加速了对耕地的蚕食。在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中，集体土地所有权产权不明确；集体土地产权界定不明晰；现行集体地产权结构不合理；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不合理，导致土地资源配置和耕地质量保护困难。
三、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管理的措施
1、制度创新
所谓制度创新是指能够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的变革，而产生一种更有效益的变迁过程。一个较高效率制度的建立能充分协调耕地问题各方的关系，优化配置土地，使劳动、资本、技术等充分发挥作用，从而促使社会的协调发展。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2、技术创新
科学技术的每次突破性进展总能导致人地关系的组织水平、组织结构、组织形式的革新。据有关专家的研究，中国粮食单产的提高主要依靠科技的进步。1976年开始推行杂交水稻，水稻平均亩产量提高了20%，七八十年代的农业科技革命使粮食单产提高40%。因此，应在种子、栽培、农药、灌溉、农机、水土保持、土壤改良、植保等方面加大科技投入，不断创新，提高粮食作物的单产，改善耕地质量。
3、文化创新
我们常说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只有在思想上人人都了保护耕地的意识，才能保证各项政策的顺利执行。首先要在全民中进行国土资源教育，纠正以往“地大物博”的不正确思想，改变传统社会中不自觉保护环境、保持耕地的机制和规范，建立完善的“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意识；其次要摒弃掠夺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再次紧跟世界潮流，追踪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创新精神；最后，要发挥民族文化，辨证地吸收其他国家的生活方式，使其符合我国的国情。
4、加强耕地资源的综合管理
针对前述的我国耕地资源现状和现有问题，要进行加强耕地资源的综合管理。目前，由于数据管理、更新、辅助决策等方面的原因，而使耕地资源几套数据并存的状况，需要形成一套完整可靠的分级耕地动态监测和管理系统，以实现对耕地资源的有效保护和耕地的分级目标管理责任制。各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还要继续加强有关耕地资源的信息交流。要计划使用耕地，国家重点企业建设用地，应进行论证，尽可能用非耕地和次等耕地；城镇扩建要尽量少占优质耕地。制度、技术、文化创新是解决耕地问题的相互关联的子系统，制度创新是保障，技术创新是动力，文化创新是前提，三者的结合导致最终目标：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全面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必须做好健全基本农田保护机构、基本农田保护制度、耕地保护标志管护措施、基本农田巡查制度和基本农田监测制等多项制度措施。并严格按照“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把保护放在首位”的原则，以耕地占补平衡为目标，加大土地宣传力度，强化土地执法监察，确保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参考文献
[1]李彦芳,张侠.耕地保护重在质量——对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的反思[J].经济论坛.2004(14)
[2]郑海霞,封志明.中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数量和质量分析[J].资源科学.2003(05)
耕作制度论文篇7
关键词：农田保护，建设用地，目标对策
随着固始区域化经济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农业结构调整和土地制度的不完善等重多因素，是导致耕地损失根本原因。因而我们固始的耕地保护——特别是基本农村保护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耕地田的数量在减少，质量在降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固始县政府已在逐步加强耕地工作，切实对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的耕地实行特殊保护和整体保护，将质量好的土地优先用地农业，特别是粮、棉、油等基本农产品的生产，大力整治中低产品，增加农业收入，提高土地产出率，通过土地整理、复垦与开发增加耕地数量，从而在耕地数量和质量两方面保持动态平衡。
1.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
基本农田是耕地中土壤肥力和水利、交通设施较好的土地，是粮棉油生产基地，是农民的“吃饭田”“保命田”，是一定时期保证人民生活的基本的不得占用的耕地。固始县根据上级分解下达的基本农田保护的数量指标和本县的实际情况，到2010年全县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确定为138524.61公顷，保护率为86.98%。论文参考网。县政府将基本农田规划中的耕地数量指标和保护区布局向各乡分解下达，各乡负责落实，并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论文参考网。基本农田保护区以乡（镇）为单位进行化区定界。由固始县国土资源规划局与农业局组织实施，划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由县政府统一设立保护标志，并予以公告。划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由国土资源规划局建立档案并抄送农业局。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后，必须经上级政府组织验收方能生效，县政府要求各乡（镇）把保护好基本农田列入政府日常的工作。论文参考网。
2.严格控制各项建设用地
严格控制城镇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城镇发展用地尽量少占耕地，不占好地，占用的耕地必须进行补偿，对能源、交通、水利等建设项目用地本着节约用地原则，统一规划，合理安排。为挖掘土地利用潜力，对砖瓦窑等工矿废弃地和村庄空闲地、废弃地、边角地进行整理复垦，加以利用，同时，逐步对旧村庄进行改建，提高土地利用率。
3.规定保护区内的严格禁止行为
《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果业和挖潜塘养鱼。基本农田保护区内设立保护区标志，并设立公开告示保护区内的严格禁止行为。禁止行为包括：单位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的建窑、建房、建坟或者擅自挖砂、采石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等擅自将保护区内的耕地转为非耕地的行为。一经发现，严厉查处，按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4.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基金
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一经破坏难以再恢复耕种条件。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基金可以使基本农田长期处于保护之中。县政府将保护基金专款用于土地的再造、规划、水利和管理。基本农田保护基金包括：造地补偿费，荒芜费，耕地占用税。建设单位用地除交纳其他用地款外，应交纳造地补偿款。造地补偿款收费标准由政府统一制定，向社会公开，任何单位用地都必须交纳造地补偿款。固始县政府出台文件适当提高征地款，这样可以养活土地资源只开发不利用现象。社会建设项目难免要战胜耕地，适当开发复垦一些耕地，作为后备土地资源，补充到基本农田中。土地开发复垦须要一定的经济条件，一定的时间，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造成符合耕种条件的耕地。基本农田保护基金专项专用，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5.利用耕地从事农业生产的生产者有保持和培肥地力的责任
保持和培肥地力是生产者应尽的责任，对保持耕地的可持续利用，提高单产有十分重要意义。固始县是农业大县，经济条件不发达地区，大部分农民超出农村，到处打工或从事第三产业，农村中耕地出现荒芜现象，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推选了一系列措施，保护农民利益，提高粮食价格，提高了农民种地的利益和积极性。同时，也相应制定一些奖惩措施，对荒芜田地的农民进行一定的处罚，或签订一定的合同，对于确实有别的生存门路不愿种田的可以将其土地承包给有种田经验的能手，这样可以利益兼顾，又可保持土地肥力。对于土地的种植要注意科学化，机械化，信息化，不能走传统农业的老路。
6.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监督检查制度
政府在宏观管理上一直要紧紧跟上，各乡（镇）要管理好本辖区内的基本农田保护区，组织专门人员定期进行检查，并向社会公布检查结果。对错误的做法及时进行纠正，对违法用地的单位或个人及时上报县政府进行依法查处。县国土资源局对各乡（镇）进行动态监测，发现问题，联合有关部门立即查处。解决不了的，上报上一级政府解决。保证基本农田保护区的数量和质量。同时，县设立举报电话，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群众监督。
实践告诉我们，保护耕地是一项带根本性、全局性的大事业，仅靠喊口号、讲道理是做不好的，必须有一套有目标、有考核、有问责的过硬制度，从根本上改变耕地保护工作责任缺位的现象。同时，完善和强化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度，全面推行节约集约用地的新机制。主管部门还要把耕地保护列为重要考核指标，要更多地关注资源保护特别是耕地保护情况，指导基层领导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保护资源的关系。
参考文献
[1]晏涵,刘觉民,任国平,黄怡,刘丽,胡浩怡.长沙市耕地保护和利用问题的探讨[A].2007年中国土地学会年会论文集[C],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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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何晓丹,吴钰骅,张敏.土地利用规划中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J].农机化研究,2006,(04).
耕作制度论文篇8
关键词：重庆市；耕地利用强度；耕地产能潜力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7－0062－04
引言
近年来，我国耕地资源日趋减少，土地质量退化严重。在我国土地资源数量有限、质量既定的条件下，提高耕地的生产能力以及合理利用土地、大力提高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是积极探索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对耕地产能利用强度和耕地产能潜力的评价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可以掌握各区域土地利用强度和生产能力潜力分布的规律，也可以为各区域耕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及土地流转提供科学依据。
耕地利用强度可以定义为人类为满足自身需要而对耕地生态系统的改变或干扰程度，它可以指导农业及土地集约化对土地质量的影响，强度增加意味着对耕地的干扰增强[1]。而耕地产能潜力反映了区域耕地集约化利用所能提高的产量和产值，揭示了不同层次产能之间的差异。耕地产能潜力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理论产能潜力。它反映了理论生产能力和可实现生产能力之间的差异，反映了耕地的远景产能潜力。二是可实现产能潜力。它反映了可实现生产能力与实际生产能力之间的差异，反映了耕地的近景产能潜力[2]。本文在对重庆市耕地进行产能核算的基础上，从理论产能、可实现产能两个层次对重庆市各区域耕地利用强度以及产能潜力进行评价。
一、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域概况
重庆市是中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简称“渝”，是长江上游最大的经济中心，西南工业重镇和水路交通枢纽。位于东经105°11'～110°11'、北纬28°10'～32°13'之间，地处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和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结合部。东邻湖北省、湖南省，南靠贵州省，西连四川省泸州市、内江市、遂宁市，北接四川省广安市、达州市和陕西省。东西长470km，南北宽450km，幅员面积82 403km2。1997年3月设立重庆直辖市，2007年全市共辖19个区：万州区、涪陵区、黔江区、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万盛区、双桥区、渝北区、巴南区、长寿区、江津区、合川区、永川区、南川区；17个县：綦江县、潼南县、铜梁县、大足县、荣昌县、璧山县、开县、忠县、梁平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城口县、垫江县、武隆县、丰都县；4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重庆气候处于南温带与亚热带的过渡带，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农业气候资源较为丰富，农业气候条件较为优越，特别是农业立体气候显著，具有夏热冬暖，光热同季，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湿润多阴等特点。全年平均气温19.0℃，年总降水量1 439.2mm，四季宜农，利于农、林、牧综合发展。截至2007年末，重庆市农用地为6 935 541.85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84.30%，其中耕地占土地总面积的27.22%。 粮食生产在重庆市种植业中占主要地位，2007年底，重庆市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252.39×104t，总产量1 148.00×104t，其中，稻谷播种面积为71.60×104hm2，产量496.96×104t，分别占全市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和总产量的28.39%和43.29%。玉米、甘薯、小麦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分别为47.48×104hm2、41.13×104hm2、27.66 104hm2和234.88×104t、173.41×104t、81.13×104t，各占全市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和总产量的18.81%、16.30%、10.88%和20.46%、15.11%、7.49%。2007年全市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全市农作物生产播种面积的比重达71.42%，粮食产量在1000×104t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在350kg以上[3]。
（二） 研究基础和数据来源
1.研究基础
对重庆市耕地利用强度和产能潜力的评价是以耕地产能核算结果为基础，本文根据农用地分等成果数据和调查数据等图件、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利用回归分析分别建立重庆市耕地理论产能、可实现产能模型，计算确定重庆市耕地实际产能，并对产能进行核算，最终得到本文需要的三个基础指标：各县区理论、可实现和实际单产[4]。产能核算大致思路分为：
（1）耕地理论产能
耕地理论产能是依据自然质量等指数进行核算的，主要思路是建立耕地标准粮理论单产和相应的自然质量等指数的函数关系。即按照《农用地产能核算技术规范》要求，以二级指标区为单位，按照调查的样本单元的指定作物提取该单元相对应的指定作物自然质量等指数，并将提取的自然质量等指数与指定作物标准粮单产建立函数关系模型。产能核算过程中，首先建立指定作物理论单产样本值与相应的自然质量等指数数据库，然后建立分作物区试产量与自然质量等指数数学模型，在进行核算耕地分等单元理论总产后，最后进行行政区域理论产能核算[5]。
（2）耕地可实现产能
耕地可实现产能依据利用等指数进行核算，主要思路为建立抽样单元的可实现单产和相应的利用等指数的函数关系。即按照《农用地产能核算技术规范》要求，以二级指标区为单位，建立抽样单元可实现单产样本值与样本地块相应的利用等指数的函数关系模型。在产能核算过程中，根据建立的函数关系，进行耕地分等单元可实现产能单产核算，然后核算耕地分等单元可实现产能总产的核算[5]。
（3）耕地实际产能
以水稻统计单产为基准，根据标准粮换算系数，把指定作物统计单产换算为水稻实际单产；根据标准耕作制度核算乡（镇）域实际单产；实际单产乘以基期年乡（镇）耕地面积得到乡（镇）域实际单产。乡（镇）域实际产能相加得到县域实际产能，县域实际产能除以县域耕地面积得到县域实际产能单产[6]。
2.数据来源
（1）农用地分等成果资料
分为各区县级和市级农用地分等成果资料。
区县级农用地分等成果资料包括：农用地分等单元底图、自然质量等指数、利用等指数、分等标准耕作制度、基准作物和指定作物、农用地分等相关参数、农用地分等技术报告资料、农用地分等评价单元数据库等。
市级农用地分等成果资料包括：农用地分等单元地图、农用地分等技术报告、农用地分等评价单元数据库等。
（2）产能核算基础资料[7]
产能核算资料收集是在区县级政府的领导下，由区县国土资源管理分局负责协调区农林水利局和统计局等相关部门共同完成。
农用地产能核算资料主要包括：
①县（区）各乡镇核算基期年耕地面积（2007年末）；
②县（区）2008年统计年鉴；
③县（区）2005―2007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和粮食总产量；
④县（区）2005―2007年主要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产量；
⑤县（区）2005―2007年农业种植结构和粮经比变化情况；
⑥县（区）2005―2007年自然灾害发生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情况。
（三）研究方法
对重庆市耕地利用强度和产能潜力评价主要通过利用各区域理论、可实现和实际单产代入相关公式进行计算，获得的重庆市各区域耕地潜力数值通过比较分析法进行评价，分析耕地利用强度和产能潜力的关系采用的是回归分析法。
二、重庆市耕地利用强度评价
（一） 区域耕地理论利用强度评价
耕地理论利用强度反映耕地农业科技利用的水平，数值上等于可实现单产与理论单产的比值。
耕地理论利用强度评价按下式计算：
STi =YPi / YFi（1）
式中：STi――i区域的耕地理论利用强度；
YPi――i区域的可实现单产；
YFi――i区域的理论单产。
（二）区域耕地可实现利用强度评价
耕地可实现利用强度反映目前耕地可实现生产能力的发挥程度，数值上等于实际单产与可实现单产的比值。
耕地可实现利用强度评价按下式计算：
SAi＝YOi / YPi （2）
式中： SAi ――i区域的耕地可实现利用强度；
YOi ――i区域的实际单产；
YPi ――i区域的可实现单产。
三、重庆市耕地产能潜力评价
耕地产能潜力包括理论产能潜力和可实现产能潜力。县（区）级耕地产能潜力的最小评价单元为乡（镇）域；市级耕地产能潜力的最小评价单元为县（区）域。
（一） 区域耕地理论产能潜力评价
耕地理论产能潜力反映耕地远景产能潜力，数量上等于耕地理论单产与可实现单产的差值。
区域耕地理论生产潜力评价按下式计算：
LTi＝YFi-YPi （3）
式中：LTi――i区域的耕地理论产能潜力；
YFi和YPi含义同上。
（二） 区域耕地可实现产能潜力评价
耕地可实现产能潜力反映耕地近景产能潜力，数量上等于耕地可实现单产和实际单产的差值。
区域耕地可实现产能潜力评价按下式计算：
LAi＝YPi-YOi （4）
式中：LAi――i区域的耕地可实现产能潜力；
YPi和YOi含义同上。
四、重庆市耕地利用强度和生产潜力评价结果分析
（一） 利用强度和生产潜力的评价结果
汇总重庆市各区县耕地理论和可实现利用强度及生产潜力如表1。各区县耕地理论和可实现利用强度及潜力图分别如图1、2、3、4所示。
从表1可知，重庆市耕地理论利用强度为0.84。由图1可知，理论利用强度较高的区县分布于渝东北中山区和渝中平行岭谷低山丘陵区。理论利用强度最高的区县包括忠县、梁平县、涪陵区、垫江县和石柱县，均为0.89；理论利用强度最低的区县分布于渝东南低、中山区，最低的区县为武隆县，为0.74；相对较低的区县包括彭水县、酉阳县、秀山县和黔江区，均在0.80以下。
重庆市的耕地可实现利用强度为0.85。由图1可知，重庆市各区县可实现利用强度较高的区县主要分布于渝西方山丘陵区的部分区县和渝东南低、中山区的秀山县，包括江津区、合川区、铜梁县、荣昌县、秀山县等，最高的是江津区，为0.97。可实现利用强度相对较低的区县主要分布于渝东北中山区的部分区县和主城区周边，包括城口县、巫溪县、九龙坡区、江北区和大渡口区等，最低的是城口县，仅为0.56。
由表1可知，重庆市耕地理论产能潜力为2 121.89kg/hm2。由图3可知，重庆市理论产能潜力较高的地区分布在渝东南低、中山区和渝西方山丘陵区的部分区县。理论产能潜力最高的区县是渝东南低、中山区的武隆县，为3 313.50kg/hm2，渝东南的秀山县、酉阳县、彭水县的理论产能潜力都在3 000kg/hm2以上。理论产能潜力最低的区县为石柱县，仅为1 278.91kg/hm2，理论产能潜力相对较低的区县均分布于渝中平行岭谷低山丘陵区，包括涪陵区、忠县、万州区、梁平县和垫江县等。
重庆市耕地可实现产能潜力为1 643.26kg/hm2。由图3可知，可实现产能潜力较高的区县主要集中于三个部分，一是主城区，二是渝中平行岭谷低山丘陵区的石柱县、丰都县和涪陵区，三是渝东北中山区的城口县、巫溪县、巫山县和云阳县。可实现产能潜力较低的区县主要分布于渝西方山丘陵区的合川区、铜梁县、江津区和荣昌县。
（二） 利用强度和产能潜力的关系
在定义上，耕地利用强度是人类为满足自身需要而对耕地生态系统的改变或干扰程度，产能潜力为耕地的近景或远景生产潜力。在数值上，理论和可实现利用强度分别为可实现单产与理论单产的比值及实际单产与可实现单产的比值，理论和可实现产能潜力分别为理论单产与可实现单产的差值及可实现单产与实际单产的差值。因此，不论从定义上还是数值上可知，利用强度越高，则利用潜力越低；利用强度越低，则利用潜力越高。由此可知，耕地利用强度和潜力存在着较高的线性负相关关系，如图5、6所示。
由此说明，土地利用强度越高，其利用潜力越小；土地利用强度越小，其利用潜力越大。由图5、6可知，理论产能利用强度与理论产能潜力和可实现产能利用强度与可实现产能潜力的函数模型分别为：
理论产能：y＝-146331x+14391R2＝0.9194
式中：y――评价区域理论产能潜力；
x――评价区域理论产能利用强度。
可实现产能：
式中：y――评价区域可实现产能潜力；
x――评价区域可实现产能利用强度。
从计算模型可以看出，理论产能利用强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理论产能生产潜力可以挖掘146.31kg/hm2；可实现产能利用强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实现产能生产潜力可以挖掘98.69kg/hm2。
参考文献：
[1] 崔永清，门明新，等.河北省不同耕作区综合产能空间分异规律[J].农业工程学报，2008，24（5）：84－88.
[2] 李天杰，郧文聚，赵烨，等.基于农用地分等成果的山西省耕地生产能力核算试验研究[R].基于农用地分等成果耕地生产能力核算试验研究研讨会，2006，（11）.
[3] 郧文聚，王洪波，等.基于农用地分等与农业统计的产能核算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07，21（4）：32－37.
[4] 国土资源部.农用地分等规程[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3．
[5] 重庆市土地勘测规划院.重庆市农用地分等定级与估价研究[M].北京：地质出版社，2007.
[6] 重庆市统计局.重庆统计年鉴（200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7]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农用地产能核算技术规范[S].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