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稚产业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16 21:20:01
幼稚产业论文篇1
随着中国与欧盟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协议，使中国加入WTO的前景更趋明朗。加入WTO意味着中国将进入国际性贸易规则的框架，中国经济将全面与世界经济接轨，这将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但中国的国内产业也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 中国在申请加入WTO的谈判中，始终坚持的原则之一即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入WTO会由于市场开放对国内的某些产业造成冲击，另外政府因履行多边义务会丧失一部分制定和调整政策的权利。乌拉圭回合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和差别待遇也十分有限，但发展中国家毕竟获得了一定的缓冲机会，在某种程度上，暂时减轻市场开放对国内产业的压力。为迎接加入WTO所面临的挑战和机会，我们应及早采取相应的政策，在加入的初期，通过援引GATT及WTO规则中对发展中国家的例外条款，对幼稚产业进行一定的保护。 一、关于幼稚产业保护的理论 中国准备加入WTO必然要承担开放市场的义务，但这并不等于立即、全面开放市场，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是有条件的，对不具备竞争能力的行业在一定时期内都需要实行一定程度的保护。 德国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李斯特曾经系统地提出了幼稚产业保护的理论。所谓“幼稚产业”，是指那些当前还不成熟，经不起外国的竞争，如果采取适当的保护政策，扶植起竞争能力将来可以具有比较优势，能够出口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的产业。对这些产业在开放的初期，应该采取过渡性的保护措施。约翰－穆勒也曾指出：幼稚产业保护论是保护贸易可以成立的唯一理由，此理论在贸易理论中占了重要的地位，它既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贸易的中心问题，也是发达国家保护增长产业的重要理论支柱。 关于幼稚产业的选择，穆勒认为：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与自由贸易理论并非是绝对冲突不可协调的，只要某种工业适于建立，并且经过相当时间的保护这项工业能够自立，达到其它国家的发展水平，这一工业是值得保护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一定条件下是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我们目前面对的是一个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主义相伴而行的时代。从理论上讲，贸易自由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贸易自由化可以形成合理的国际分工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发挥一国的比较优势。而一个封闭的市场会因价格扭曲带来超额利润，吸引更多厂商进入被保护的行业，从而使厂商“过度进入”，最终使生产分割，规模下降，无法取得规模效益，而使整个社会福利受到损失。 然而，贸易自由化实施的结果是它体现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则处于劣势。关贸总协定曾给予发展中国家一些优惠政策，如允许发展中国家对幼稚工业进行一定的保护，虽然它偏离了关贸总协定的一般规则，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较快，市场扩大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在WTO新体制下开始要求把知识产权等纳入多边贸易体制，以巩固和扩大其优势，并要求对原有的幼稚工业保护条款进行重新解释，并用有关条款实行严格限制。 二、幼稚产业的确定与保护 加入WTO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必然对中国经济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开放，竞争会加剧，对不同部门和行业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我们应在WTO的规则下，既享受有关的权益也承担相应的义务。然而市场的开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我们首先应在WTO原则下确定需要适当保护的产业，并实行相应的扶持政策，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中美协议客观上承认了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说明中国可引用幼稚工业保护这样的例外条款，在国内市场受到强烈冲击而导致损害时，采取临时措施加以补偿，这大大减少了入世后对中国产业的不利影响。 根据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我们可以确定对那些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大潜力、且有一定的发展水平但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较弱的产业进行保护，加入WTO后，这些产业将受到很大的冲击，进行适当的保护是必要的，因此在制定产业发展战略时，对此应有相应的措施。 目前，我国的幼稚产业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电讯服务、金融保险、汽车、石化领域以及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某些领域。加入WTO，这些产业将受到很大冲击，因此，应调整产业发展战略，确定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并采取具体措施加以扶持。在确定重点产业时，要考虑的问题包括：该产业在整个世界上的发展状况及在我国的现状、产业结构、发展模式、前景和由于保护而产生的损益比较。 >具体来看，高新技术产业近二十年来得到了飞速发展，其高度的渗透性和辐射性刺激了各国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和贸易的增长。可以说正是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增长点导致美国经济90年代以来的持续增长，信息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重要的增长源泉。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已不允许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施独立的发展计划，只能在世界经济主流中依据自身的条件寻找最佳的位置。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新技术是世界各国争夺的制高点，发达国家为占据我国信息技术产品市场，在技术方面将会对我国实行更加严密的封锁，因此，立足发展本国的信息产业是至为关键的。据预测，我国信息产品市场到2010年将达6万亿人民币，信息产业即将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因此，当务之急是根据技术进步和市场发展趋势对信息产业实施战略性结构调整。 从电讯服务业的现状看，我国目前国有电讯企业不仅在增值业务的技术和经验上处于劣势，而且在承担着固定通讯设施建设和“普通服务”等政府经营方面也处于不利地位。目前国际电讯公司的合并和结盟已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从产业发展看，合并与重组是推动该产业向前发展的主流，而我国目前电讯业还未根本改变传统的运营机制，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电讯业不能完全脱离国际电讯市场的重组和资本扩张，也不可忽视国内的现状而采取轻率的市场开放政策，政府的宏观调控仍将对该行业的发展起主导作用，不仅如此，还要向国际电讯业进军，挑战国际市场。 中美世贸谈判协议规定：从中国“入世”之日起，将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入电讯服务业，外国电讯公司可在合资公司拥有49%的股份，经营一年后增加到50%，外国ICP获准在华投资，外国公司可参与卫星通讯业务，因此，我们应对此作出迅速反映，做到开放与政府的调控并举，制定相应的管理法规指导电信企业在开放发展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 加入WTO对金融保险业的冲击迫在眉睫，中美谈判协议规定外资银行在中国加入WTO后两年可以从事人民币业务，进入五年后可以以事零售银行业务，享受国民待遇，地域限制和客户限制都在5年内取消，外国银行可设立分支机构。开放金融保险市场会对国内银行业产生较大的冲击，金融机构面临挑战，在向金融自由化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提高国内金融保险业的竞争能力抵御外来的压力，同时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管理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从汽车工业来看，加入WTO后，中国在2006年前将进口关税从80%-100%下降至25%，中国同意外国生产商和金融机构提供购车款并允许外商建立自己的分销渠道，在通用、福特等国际著名的汽车厂商摩拳擦掌，准备大举进军中国市场之际，作为国内受进口保护最高的工业部门，我国的汽车工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有资料显示20-25年内中国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汽车消费量也会随之提高。因此，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并援引GATT及WTO中对发展中国家的例外条款对该产业进行一定程度的保护是当务之急。 三、实施保护的措施 应该看到，加入WTO，市场开放，确实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它也给我们的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我们应抓住机遇，增强竞争意识，利用开放的契机，加快改革的步伐，使我国经济真正融入世界经济的潮流中。为迎接加入WTO后的挑战，我们应及早采取相应的对策。 （一）根据选择性保护理论选择需要保护的产业 即使是发达国家也曾通过贸易、非贸易壁垒保护那些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民族工业，因此，在加入WTO的初期，我们应在不违背WTO的原则下，对某些不具备竞争力的幼稚产业实行一定程度的保护，选择和确定那些在国际国内市场有很大潜力，又有一定发展基础和相对优势的产业进行重点保护，对这些行业从研究与开放投入、税收、信贷等方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如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产业以及我国现有的支柱产业，如电讯产业、金融保险业等，帮助这些产业形成大企业集团，以提高其国际竞争能力，充分利用入世对我国企业和产业可能造成的巨大压力，激发这些企业和产业的自我调整和应变能力。 （二）调整产业发展战略 加入WTO后新条件下的产业发展战略应首先确定产业的定位，即某一产业的发展水平，包括规模、技术及在国际同行业中的地位。政府有关部门应重点研究产业政策的调整方向，确定需要重点扶持的产业，在不违背WTO的原则下，有重点地保护。当然，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在开放时应从国家长远发展利益出发，对这类行业中的劣势企业加大保护力度，特别 是应用产业政策手段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给予支持，以抵消市场开放对些产业的冲击，促进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在保护过程中，通过适当的方式对其弱势方面加以帮助，提高其竞争能力。可以由国家投资立项，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扶持，协调国内同类企业的关系，加强相互间的技术合作，组建高科技的大企业集团，实现规模经营，争取打入国际市场。 （三）发挥优势，迎接挑战 加强对WTO规则的研究，利用这些规则维护我国的利益。加入WTO，必然使我国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接轨，应按产业分别研究加入WTO对本行业的影响及应采取的战略和对策，对不同的产业实行不同的应对策略，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将我国经济迅速融于全球经济中。开放市场，受到冲击是必然的，关键是如何看待这些冲击，政府应下大力量进行产业重组，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有效加强整个民族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加入WTO，为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提高产业的整体水平提供了很好的契机，我们应把握机遇，未雨绸缪，制定对策，迎接挑战。
幼稚产业论文篇2
[关键词]中国近代教育史；幼儿教育史；幼儿教育政策；幼儿教育制度化；幼儿园的职能
家庭不能完全承担起幼儿教养的责任，是公共幼教机构产生的重要原因。有关家庭与公共幼教机构在幼儿照料和教育中的地位及其关系的认识，决定着公共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公共幼教机构的职能。曾有学者联系欧美以家庭为主导的幼儿教育政策倾向，以及对公共幼教机构实践的非制度化的强调，批评我国幼教界使学前教育“制度化”的倾向。①本文试图围绕这一问题，分析中国近代公共幼教机构产生和初步发展的历史，揭示当时业界关于幼儿家庭教育与公共教育之间关系的观点产生的历史背景，同时分析这种观点对公共幼教事业发展的影响。
一
20世纪初，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作为“新政”的一部分，中国政府人为地自国外搬来了学校教育制度，自上而下建立了一套教育机构，幼儿公共教育机构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它不是中国社会中自然生长出来的教育实体，“在科举时代，只有童子应试，没有谈到六岁以下的儿童应该受学校教育。自从光绪二十八年办新学的上谕颁布以后，学校渐兴。到了宣统三年，幼稚教育从东洋输进中国来。”②这里所说的“幼稚教育”即指公共幼教机构。
在教会人士把幼儿公共幼教机构带到中国来之前，中国虽也有“慈幼院”“育婴堂”之类的慈幼机构，但它们是类似现在福利院或者孤儿院性质的机构，收养失去父母或被遗弃的婴幼儿，而且均以养育为目标。虽然戊戌时有些慈善家认识到“养与教同为仁政，谓惠谓忠，似教更重于养”③，出现了给年龄较大的儿童办学堂的行动，但国人却从未有为现代意义上的学龄前儿童创办公共教养机构的行动。中国传统的“蒙养”教育主要在大家族中进行，《周易・蒙》从自然现象中揭示出的“启蒙”思想，包含了“慎始”“养正”和“时中之教”等内涵，成为中国古代儿童教育的指导思想。而我国传统的蒙养教育，所指对象的年龄段并不十分明确，大致指五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时期，“蒙学公会”表达的立会宗旨可以反映出传统的蒙养思想：“蒙养者，天下人才之根柢也，根本不正，萌芽奚遂?是以屯难造物，受之以蒙，圣经遗制，规利宏远。某等痛愤时难，恐善良种子播弃蕾落，受人蹂躏，用是仰体圣心，立为蒙学公会，务欲童女，均沾教化为主。”同样，该会在确定自己关注的年龄范围时也继承了传统：“本会立报于养育幼孩之法，则重在五岁至七岁，以母仪为本；于启发童蒙之法，则重在八岁至十二岁，以师范为重。”④对于七岁以前儿童，照旧希望仰仗“母仪”进行“养育”。只在康有为的《去家界为天民》中，对公共教养机构“育婴院”作了一些设想，也是仿照传统家庭和宫廷中的“家庭教育”设计的，其中被称为“女保”的工作人员扮演着母亲的角色。
中国人最初建立公共幼教机构的行动，源于两湖总督张之洞办理新式学堂，与近代学制相伴产生。1903年9月，湖北巡抚端方在武昌建立中国第一所公共幼教机构――湖北幼稚园，从“幼稚园”之名到设施物品，再到工作人员均由官方从日本输入，其《开办章程》亦露出浓厚的日本色彩。园内附设女子学堂，培养幼稚园保姆。这一努力在1904年初由张之洞厘订、颁布的《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中部分地得到了肯定，如招收三至七岁的儿童，比前述的“蒙学公会”关注的年龄范围提前了一些，这是向日本学习的结果；再如“保育教导要旨及条目”和“屋场图书器具”的规定，几平是日本1899年颁布的《幼稚园保育及设备规程》的翻版。⑤但正如当时设立的新式学堂中必须将声光化电等西洋自然科学与中国的尊孔读经结合在一起一样，新生的公共幼教机构从名称到举办方式也未脱“中体西用”的思路。事实上，按章程本义，蒙养教育根本不想通过办理日本式的公共幼教机构来实现，只想“酌采外国幼稚园法式”，而更想保存中国传统的家庭早期教育。章程倡议的，实际上是在传统的孤儿院(“育婴堂”)和寡妇院(“敬节堂”)中，添建讲堂，由日本女教习讲习家庭教育或保育教育幼儿之事，为“绅富之家”培养“女师”“乳媪”，辅助其家庭抚养和教育。来堂学习的必须是节妇、孤儿院乳媪或有夫家的妇人，未出嫁的女子是不可以聚众学习的。⑥这一讲堂就是所谓的“蒙养院”，它的宗旨是“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这种机构除被充作“院中学保姆者练习实地保育之法”的附近幼儿或育婴堂的弃儿以外，并不真正向公众开放，因此，按这种精神开设的蒙养院是否称得上是“公共幼教机构”值得怀疑。《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颁行后，原来独立设置的湖北幼稚园也不得不更名为“湖北蒙养院”，而且撤销了附设的女子学堂。这种被修正成“家庭教师养成所”的“新生事物”自然不会引起多少社会关注，当时的社会也不可能产生对这样一种机构的大量需求。而这一制度却遗留给社会一种观念――蒙养院就是孤儿院，与正常人家无关。这种观念保留了相当长的时间，张雪门先生在1926年的《参观三十校幼稚园后的感想》中还说：“幼稚园三字，七年前向人探询，恐怕就有人说是孤儿院。”⑦而这种观念自然是公共幼教机构发展的障碍。
尽管当时政府并不重视兴办公共幼教机构，却出台了干预和支持家庭教育的政策。《章程》中明言：“保姆学堂既不能骤设，蒙养院所教无多，则蒙养所急者仍赖家庭教育，惟有刊布女教科书之一法”，加上刊布“初等小学识字课本及小学前二年之各种教科书”，致使“为人母者皆自行其教育于家庭之中，母不能教者或雇保姆以教之，是家家皆自有一蒙养院矣”。⑧事实上，这倒是与当时中国宗法制社会的家庭状况相适应的政策，通过普及家庭教育的知识，或加强“女教”，来实现“蒙以养正”之功。以这种方式加强蒙养教育表明当时的政策制定者还未把幼儿教育与幼儿公共教育划上等号。
可见，当时幼教机构的凤毛麟角不只是出于缺少女师的缘故，根本的原因实为社会的共识是幼儿“在家教育”，况且当时中国的家庭状况也使幼儿有条件留在家中。那些由蒙养院培养出来的女师、乳媪所组成的“业界”，更不可能有在社会中拓展公共幼教事业的抱负。
事实上，这也是当时欧美社会的共识，甚至社会中“有教养阶级”对公共幼教机构还存有偏见，⑨认为那是在干预家长的教育权利，放纵那些对幼儿不负责任的家长。公共幼教机构招收的通常是离家工作的劳动者的子弟，更免不了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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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而这种偏见又得到了许多关于婴幼儿收容机构儿童发展状况不佳的研究结果的支持。因此，社会“有教养阶级”主导的政府对这类机构的接受程度还不如中国政府，他们甚至采取抵制的态度。但由于工人对公共教育有广泛的需求，加上一批热心慈善事业和儿童教育的人士的创办和研究，幼儿公共教养机构仍顽强地在世界范围内扎根并生长起来。
二
中国的情形却有所不同，幼教机构首先是被作为公共教育机构的一部分引入中国的，像其他“舶来品”一样，人们甚至一时还搞不清楚它究竟有什么用，更不知道该怎么办理这种机构。虽说社会对此相当陌生和漠视，但未遇到对立和抵制。中华民国政府对它的态度，比抱有“中体西用”思想的清政府更有好转。在1912年学制中首先在名称上废弃了带有清政府官办机构色彩的“院”字，而代之以“园”，大抵是希望这一机构真正像在日本一样，成为为幼儿举办的独立的教育机构，而不再是附设于孤儿院和节妇院的机构。1912年《师范学校令》中规定：“女子师范学校于附属小学外，应设蒙养园。”同年公布的《师范学校章程》又规定：“地方长官得酌量情形于一定期限内以公立小学校代附属小学校或以公私立之蒙养园代附属蒙养园。”进一步为蒙养园打开了独立设置之门。
但蒙养园的教育模式与清末相比却没有什么改变。在1915年颁布的《教育部公布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中，对蒙养园的保育目标、保育项目和场地设备仅作了简单规定，与《奏定蒙养院章程》大致相同。1916年，教育部又在《国民学校令》中提出：“国民学校得附设蒙养园”，应该说在法令上表现出想借普及国民学校的机会同时推动公共幼教机构的发展。
然而，实际的情况是蒙养园依然少见，以至于g币范学校培养出来的保姆竟找不到工作。⑩究其原因，与清末并无不同，即社会对学前教育的认识仍以“家庭教育”为主导，人们对公共幼教机构少有需求。另外，一味地模仿日式幼稚园也面临着经费、师资上的困难。
到“五四”时期，时势开始有了变化。一方面，新文化运动对封建宗法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文化界许多人士表示了对当时家庭教育的怀疑，发表了传统家族制度不适宜造就新社会公民的言论，家族生活使“人们只知爱其族，不知爱其国”。蔡元培更从适合幼小儿童特性的教育之角度，举古人易子而教的事例，分析了家庭教育条件和家长教育能力的不足，倡导建立从胎教院、乳儿院到蒙养院的社会公共教育机构，“小儿断乳以后，就送到蒙养院受教育，不用他的母亲照管。他的母亲就可以回家，操他的家政，或营他的职业了”。11恽代英也从借改造儿童教育来改造社会的角度出发，花费很多笔墨批驳了杨效春的《非儿童公育》为保存家庭而反对儿童公育的观点。12他还在《中华教育界》上发表了《儿童公育在教育上的价值》，从教育要普及于一生、教育要普及于全民、教育场所的合宜和教育者的称职四个方面证明了公育在儿童教育上的价值。”13
这些争论无疑使知识分子中幼儿“在家教育”的观念开始动摇，教育界也终于在笼统的政令之外，有了推广幼儿公共教养机构的动议。1920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六次议决案》的“推广蒙养园案”阐明了需广设蒙养园的两个理由：“吾国今日女学幼稚，母教莫兴，而为父兄者教育知识亦多缺乏，故子女于学龄时期之前即未受适宜保育，但儿童值此时期，身心之发育甚为敏速，其发展之不适宜，于将来品性之成就影响匪浅，故必于此时间施以相当之保育，以补救家庭教育之缺点，而养成善良之根本，则学校教育方克收美满之功效，此就事实言之，蒙养园之急宜推广者一也。家庭教育基于亲子之情爱，多失于放任，学校教育出乎教师之理想，易取严格，儿童由家庭入于学校，其境遇之变迁，过于急遽，而身心之发育，或不免受障害，若蒙养园其形式之组织同于学校，其保育之方法类于家庭，能调和家庭与学校境遇之变迁，使适于自然之发展，此就理论言之，蒙养园之急宜推广者二也。”14这两个理由都指出了家庭教育的不足。
另一方面，整个教育界的转向也使幼教机构的举办方式有了一些变化，最重要的就是不再盲目搬用日本的做法。“从以后，新教育的声浪渐高，许多欧美留学生都有几分真心为教育而努力，尤其是杜威、罗素接着来中国演讲，不独引起一般青年的兴奋情绪，即使一般平时只知道做官的教育人才也渐受感动。因此引起小学的改进，中学的改进，学制的改革，全国教育人士的大集会等。幼稚教育也就在这个波浪中推进……在以后，我国幼稚园由模仿日本式转而模仿欧美式。”151922年11月在美国教育家孟禄的影响下制订颁布的新学制中，抛弃了带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名称“蒙养园”，而改称“幼稚园”①，确立了它在学制中的地位，并仍保留1912年学制规定的各级学校附设幼教机构的命令，以推动幼儿公共教育机构的广泛设立。
但是，这时对欧美的“模仿”已经与以前有所不同了，教育界出现了一批热心儿童教育的人士。他们不是把建立外国式的幼教机构作为自己谋生的手段，而是将它作为一项事业与本国的社会发展紧密相联。这批人开始真正去研究公共教育机构在中国社会中的价值和适合中国社会的方式。而这些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国人对于幼儿公共教育机构的漠视态度。
陈鹤琴可以说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清醒地认识到：“幼稚园这种教育机关，在中国本来是没有的，现在我们既然来创办这件事，就应当先自己问一问，用种甚么目标，怎样的办，倘是一些主张都没有，仍旧像中国初办教育时候，今日抄袭日本，明日抄袭美国，抄来抄去，到底弄不出什么好的教育来，我以为无论对于任何事体，要想去办，总得先计划一下，规定那几种步骤去做，否则只是盲目的效法，那里会有好的结果呢!”16于是，1923年春，他以私人身份创办了南京鼓楼幼稚园，开始试验本土幼稚教育的办法。不久，东南大学教育科派助教张宗麟加以辅助，逐渐又有加入者。“一面根据儿童心理学来做实验工作，一面搜集适合于国情的幼稚园用的材料，同时对于各国已有的幼稚园材料加以分析。”17这些研究首先得到了教育界的关注，到了1924年全国中华教育改进社在东南大学召开第三次年会时，幼稚教育已成为独立的一组。
基于对当时中国幼稚园教育的自己问题①的反思，陈鹤琴、张宗麟从1925年开始，又在鼓楼幼稚园进行持续三年多的课程试验，总结出适合中国长江流域儿童的幼稚园一年课程，编辑出参考材料作为教师的课程资源，编制了儿童工作与习惯的进度表，作为教师制订教育目标的参考，并对西洋玩具和设备进行修改。“虽然是极初步的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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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但是有此一举，国内呆板的课程风气为主一变。”18
这些工作渐渐打开了幼稚教育事业的局面。到了1926年，“国内渐有响应者，如《教育杂志》出版幼稚教育专号，而参观南京教育者非到鼓楼幼稚园参观不可。”19幼稚教育专号刊载了当时中国教育界对幼稚教育的探索成果，内容包括课程编制、设备、教材、各科教学法，一直到开办幼稚班的具体计划和幼稚生生活状况的举例，像是当时的中国幼稚园开办手册。《教育杂志》(19卷第4、5、6号)还在接下来的几期连续在扉页为这个专号做广告：“年来国内教育界人士，咸殚精疲力于大学教育之扩张与中学学制之变更；而对于幼稚教育，视若蔑如。实则幼稚教育为一切教育之基本；如放弃基本教育不讲，而徒驰鹜高远，此真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本社有鉴于此，故年来特别提倡小学教育……兹特更进一步于本年二月号刊出‘幼稚教育专号’一册。”鼓楼幼稚园也约东南大学教育科编印幼稚教育月刊一种，就是后来风行全国的《儿童教育》的前身。有了这些宣传，“各地行政当局及学术机关，对于幼稚教育都有些许印象，所以只要一有机会，便来提倡”。20
在这些有识之士的努力之下，幼稚园的举办有了方向和适合本土的方法，加上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受到怀疑，公共幼教机构开始得到一定社会阶层的认可。许多“大人先生”开始把送子女进幼稚园看成是“有面子的事”，以致在1927年以后，“父母要送子女进幼稚园，好比代子女谋差”，城市里幼稚园的数量由此大增，幼稚师范毕业生的境遇也有了转折：“不但幼稚师范毕业生全数回到幼稚园里来，甚至普通女师毕业生也有很多改任幼稚园的事。”21“一时物色幼稚教师，比聘请大学教授还难。”22自清末以来，幼儿公共教育机构终于开始在中国的城市中有了一席之地。
三
当时幼教界人士在向国外学习的过程中，把握住了国际教育的一种趋势，即公共幼教机构是为了解决工业化社会中儿童照顾和教育的问题。例如，英国还掀起了保育学校运动”。而在中国，清末那种幼儿教育以家庭教育为主、蒙养院为辅的政策定位此时发生了变化，文化界、教育界已无意维护家庭在幼儿教育中的主导地位，“辅助家庭教育”被理解成多办幼稚园。当时的幼教界甚至有将幼稚园教育等同于幼儿教育的倾向。
很快有人注意到了这种倾向，赵廷为在1927年《教育杂志》的幼稚教育专号上发表的《幼稚儿童与家庭教育》一文，提醒教育者重新认识自“五四”运动以来饱受批判的家庭教育客观上对幼儿发展的重要影响，批评父母卸责的态度和幼教界忽视支持和帮助家长的做法：“我以为提倡幼稚教育分二途进行。一途是幼稚园及其他正式的幼稚教育机关之推广。这是大家所认为重要的，因为若无正式的幼稚教育机关，幼稚教育决无进步的可能。但是更根本的方法是研究并提倡家庭的教育。一则因为在许多没有幼稚园的区域内，家庭将继续为幼稚教育之惟一的机关，二则因为家庭的生活是儿童最亲切的生活，无论他人幼稚园或否，从这种生活中，他总不免受到最重要的教育的影响。有些父母，自把儿童送人小学或幼稚园后，便以为子女的教育已付托有人，此后可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这显然是一种莫大的谬误。文明尽管变迁，工业革命的影响尽管巨大，家庭之教育的职能总不会完全失去，至于幼稚儿童的教育，更是家庭所不能卸责的了。”
而“现今流行的家庭教育，有根本改善的必要，而教育界应努力使一般的父母得到关于儿童本性的知识，并明晓其对于子女教育的责任之重大。换言之，公立教育对于家长的教育及家长预备的教育，也不应加以完全的忽视。”公共幼教机构不可放弃“辅助家庭教育”的职能。由此，赵廷为提出使“幼稚园职能推广”的想法，即幼稚园应不仅为幼稚教育之正式的机关，且应为家庭教育的模范。“现在流行的幼稚园，完全不与家长联络，未免是眼光狭隘。其实，如果幼稚园不进行一种家长的教育，以得到家长的合作，幼稚园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24这种目标就是使幼儿身心健康地发展。
1927年，陈鹤琴对幼稚教育提出的十五点主张的第二点也强调：“幼稚教育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不是家庭一方面可以单独胜任的，也不是幼稚园一方面可以单独胜任的，必定要两方面共同合作方能得到充分的功效。”25他批评了当时大多数幼稚园不与家庭合作而狭隘地专注于园内的教育的错误，还提出了四种家园合作的方法。
但这些观点都是建立在肯定幼儿公育的基础上的，甚至可以说建立在幼稚园教育优于家庭教育这一观点的基础上的，这与欧洲社会上层所持的家庭教育优于公共教育的一般观念大为不同。在中国，从未对“幼儿教育的合适场所”这一问题有过激烈争论。这或许与教育价值取向有关，中国社会很重视儿童的早期社会化，反对因亲子情爱而可能导致的家庭教育的“放任”，而欧美国家则更强调家庭亲情和宽松的气氛对幼儿人格发展的重要性，并怀疑公共幼教机构是否能提供这方面的条件。例如，1939年国际公共教育大会通过的题为《学前教育的组织》的第17号建议第1条指出，要“保持家庭生活的完整性的价值”，“尽力延长在家庭中教育并通过家庭进行教育的意义”，毫不含糊地表明在儿童教育中，家庭教育占主导地位；同时，鉴于现代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中许多妇女离开家庭外出就业，无法尽到抚育子女的责任这一社会现象，指出可以由学前教育机构帮助承担养护与教育儿童的职责。可见，在欧美国家看来，公共学前教育机构只是家庭抚养与教育的补充。26因此，欧美国家对幼儿教育的重视表现在通过多种多样的儿童社会工作普及幼儿养育和教育的知识，以此来支持家庭。而建立公共幼教机构往往并不是政策优先考虑的方面。幼儿公共教育机构事实上是在大众的需要中自然地生长起来的。而中国则是一个一举建立完整近代学制的国家，它将建立公共幼教机构放在政策优先地位，希望以人为推广幼稚园的努力引起人们对幼儿早期教育的关注。无论在1928年陶行知和陈鹤琴联袂向全国教育会议提出的“注重幼稚教育案”中，还是后来出台的一系列政令中，支持家庭教育均要通过幼稚园来进行，客观上将幼稚教育事业的视界局限在兴办公共幼教机构上。伴随的另一个情况就是，欧美国家办理幼儿公共教育机构往往非常注重吸取家庭环境的特点，从房间布置、班级混龄构成到教养人员与幼儿的交往方式，均尽力使幼儿感受到像家庭一样的自由和灵活，因此，公共幼教机构更注重同家长的联系，以回应社会对公共幼教机构刻板的批评。而急于帮助幼儿社会化的中国则更希望幼教机构的环境与家庭环境有所不同，教养人员要做与家长不同的事，也更关注与小学的衔接，并希望借普及义务教育的力量发展幼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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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但客观上，中国的幼教师资队伍素质较差，于是，政府和社会便非常重视对公共幼儿教育机构在教育内容和方法上的标准化和制度化，以便达到一定的水准。1932年，教育部公布了幼稚园课程标准，规定了幼稚园课程内容大纲、最低限度要求及教育方法要点。尽管明确规定了幼稚园教育要不同于小学①，但“社会上一般人之对于幼稚教育，仍以小学教育相待，而以遣儿童人幼稚园读书识字为目的”27而“一般人的态度总以小孩子的教育不关重要：早学一两年，或迟学一两年，没有多大关系”28，于是，“无幼稚园之地方，不易提倡，已有者不易发达。”29这也折射出当时幼教界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向家长宣传儿童心理和教育的知识，未在社会上明确幼稚园的独特职能和存在的价值，使幼稚园事业的发展更加举步维艰。
时代变迁，中国社会对公共幼教机构的需求日渐增多，但家长们对于幼儿身心发展的知识仍然贫乏，对幼儿家庭教育和幼儿园教育仍然有不恰当的期待，业界有必要从儿童发展的角度而不只是从推广和改革公共教育机构的角度来看待加强幼儿的教育对家庭的多方辅助是普及幼教，促进幼儿早期身心健康发展的根本，而这种广阔视野下的幼教实践也会加强公共幼教机构在社会上的地位。
参考文献：
[1][9][26]参见陈桂生．“学前教育”辨析．学前教育研究，2002，6
[2][10][22]张宗麟．中国幼稚教育略史．见：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220，221，222
[3]转引自曾桂林．施善与教化：中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史述论．见：http：／／www．mca．cn／redian／llet6．html
[4]转引自汤志钧，陈祖恩冲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105～106
[5]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96(有关日本1899年《幼稚园保育与设备规程》的内容，参见翁丽芳．幼儿教育史．台北：心理出版社，1998．338-339)
[6]张之洞．札学务处办敬节育婴学堂．见：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冲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91～92
[7]张雪门．参观三十校幼稚园后的感想．见：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冲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184
[8]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95
[11]蔡元培．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见：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冲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119
[12]恽代英．驳杨效春君“非儿童公育”．见：恽代英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36~144
[13]恽代英．儿童公育在教育上的价值．见：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冲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121~136
[14]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六次议决案．教育杂志，12卷12号
[15][17][18][19][20][21]张宗麟．幼稚园的演变史．见：张宗幼儿教育论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392，394，395，394，395，395～396
[16][25]陈鹤琴．我们的主张．见：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148，149～150
[23]参见陈鹤琴．幼稚教育之新趋势．见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冲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167
[24]赵廷为．幼稚儿童与家庭教育．教育杂志，19卷第2号
[27][29]舒新城冲国幼稚教育小史．教育杂志，19卷第2号
[28]陶行知．如何使幼稚教育普及．见：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冲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141
幼稚产业论文篇3
成书背景
1924年，张雪门在北平大学边任职员边学习。在此期间，他在时任教导主任高仁山先生的悉心指导下，计划用一年时间研究福禄倍尔的教育思想，用一年时间研究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再用一年时间研究世界各国的幼稚教育，然后以毕生精力研究我国的幼稚教育。
张雪门研究我国的幼稚教育是从幼稚园的课程人手的。在社会调查、参观访问的基础上。1926年。由他拟订的“幼稚园第一季度课程”在《新教育评论》上发表，并引起了同行的高度关注。同年秋，他兼任《新教育评论》编辑。1928年秋，孔德学校开办幼稚师范，请他主事学校工作。受“骑马者应从马背上学”的启示，他采取半日授课、半日实习的方式进行教学，实习场所除了孔德幼师开办的幼稚园及由他创办的艺文幼儿园外，还包括一个蒙养园。也就是在这个期间，他着力研究幼稚园的教育。并采取边教学、边研究、边整理的方式，撰写《幼稚教育概论》一书，用其自己的话说：等到书教完毕，这本书也就草草告成了。在本书的自序中他写道：人过的若是机械生活，过久了，有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吃饭、睡觉、看书、编讲义、上课、下课，一天一天，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地过；骤然放了一天课，空下来反弄得怅怅无所适从……。从中，足见其当时工作和写作的辛勤。
《幼稚教育概论》一书，成稿于1929年6月，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内容精要
全书共分八章。第一章，幼稚生的生理。简要而概括地介绍了6岁以前幼儿的生理特征。阐述了幼儿的生长发育与成人的不同之处，及护理的方法和措施等。第二章，幼稚生的心理。包含幼稚生的游戏心，占有心、好奇心、恐惧心、合群心、同情心以及幼稚生的知觉、记忆、想象、思维、兴趣、审美心、道德心、情绪等。第三章，教育之意义与目的。张需门从开展说、预备说、个人主义、社会主义等观念出发，引出儿童心身与环境、个人与社会、现在与将来的关系，并指出：儿童心身的发展全仗于环境的刺激，全仗于对环境的反应；个人的思想感情要受社会影响：最后得出幼稚教育的目的是以儿童为本位，成就儿童在该时期心身的发展，并培养其获得经验的根本习惯，以适应环境的结论。第四章，课程。课程是什么?张雪门认为，课程是人类的经验。“课程源于人类的经验”“课程是适应生长基本价值的选品，随时代而变迁。”第五章，教具。主要介绍了福禄培尔的二十种恩物及其教育作用：蒙台梭利的十四种教具及其对训练感官的功能。最后，还提出了选择教具的标准等。第六章。教材。张雪门说：何为教材?教材和教具相似，就是能够引起儿童学习的动机，能够满足儿童生活需要者。第七章，方法。他指出教材和方法是一件事。而不是两件事。没有教材就没有方法，没有方法也就得不到教材。因此，幼稚园应采用“做学教合一”的方法，即对于幼稚生来讲，“做什么，学什么；学什么，做什么；学就是做，做就是学，学和做打成一片。”对于教师来讲，“教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教什么；做就是教，教就是做，教和做都由于自己。”第八章，教师。幼稚园的教师在教学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他强调：“教师在课程中与其说是教授儿童，还不如说是指导儿童。教师的职责不单是知识的传授，乃在于能够利用儿童对于活动的自然倾向，使之和几种境遇相接触，因而唤起需要知识的觉悟。”并进一步指出，教师应看清自己职业的重要，应具有高尚的人格和很好的修养；应具有健全的学识，像贤人君子那样，担当起教育幼儿的责任来。
简要评价
全书以幼儿的生理、心理为基础来论述幼稚园的课程、教具、教材、教法、教师等，一环扣一环。好比一条链，把幼稚园各个方面的教育都简明扼要地阐述得清清楚楚。书中所体现的幼教思想不仅在当时，而且对我们今天的幼儿教育仍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幼稚教育概论》一书的内容，借用了许多国外的教育理论，但决不是照抄照搬，而是经过了一番改造，结合我国的实际来阐释中国幼稚园面临的问题，并试图开创中国化的幼稚教育理论。这也给我们今天如何学习、借鉴和吸纳国外教育理论提供了一个参考。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张雪门论述了幼稚园教师的地位、职业、人格、学识、修养，虽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和要求已发生了变化，但仍有学习和继承的价值。就是说，今天的幼儿园教师仍需从这些方面来严格要求自己。
总之，《幼稚教育概论》有较强的可读性和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值得今天的幼教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学习。
名言选萃
好多人以为课程就是知识，甚至于将课程当作了书本上的知识看待。其实课程的范围很大，技能、知识、兴趣、道德、体力、风俗、礼节等种种的经验，都包括在课程里。换一句话来说，课程是适应生长的有价值的材料。
课程的来源，是出于人类的经验。可是儿童的经验，决不是成人的经验；儿童的生活，又决不是成人的生活：而儿童的社会，也决不是成人的社会。
教材和方法是分不开的一件事，实不是两件事。没有教材就没有方法：没有方法。也就得不到教材。方法，本来是从教材上产生，并不是离开了教材，另有方法。
人类生长的历程，并不是一步能够跨过的；所谓历程，就含有一步进一步的意思。教师所应注意的，儿童现在究竟发达到哪一步，就从哪一步起开始引导，使他一步进一步地学习，也就是使他一步进一步地生长。
一个人的生长，本来是一种活动，除活动以外，更没有别的种种。但是人类的生活。是团体的生活，是社会的生活。幼稚园是社会生活的小团体。于是对于事物的活动，常附带有对己对人的两种关系。
“生活就是教育，五六岁的孩子们在幼稚园生活的实践，就是行为课程。”这种课程“应完全根据于生活，她从生活而来，从生活而开展，也从生活而结束，不像一般的完全限于教材的活动。”
幼稚产业论文篇4
关键词：陈鹤琴；幼儿体育教育理论；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4-0116-05
陈鹤琴（1892-1982年），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百官镇，原名绥福。1914年8月北京清华学堂毕业，1917年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与心理学，师从美国著名教育家克伯屈、孟禄、桑代克等人，1919年毕业并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指导员、第二院(幼稚师范院)院长等职；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等；发起组织幼稚教育研究会、中华儿童教育社；主编《儿童教育》、《幼稚教育》等；主要著作有《幼稚园的课程》、《中国幼稚教育之路》等，被辑入6卷本《陈鹤琴全集（第一卷～第六卷）》。［1］
陈鹤琴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中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奠基者，也是中国幼儿心理学的开拓者，被誉为“中国幼儿教育之父”、“中国的福禄贝尔”。［2］陈鹤琴幼儿教育理论内容丰富，包含着多方面对幼儿体育的完整的、独特的认识，能够增进幼儿身心的健康、快乐与幸福。笔者拟对陈鹤琴幼儿体育教育理论进行系统地、深入地挖掘和研究，为新世纪的幼儿教育改革和幼儿素质教育提供借鉴与参考。
1 陈鹤琴的幼儿体育教育理论体系
1.1 幼儿健康第一的教育主张
陈鹤琴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十分重视，儿童的健康问题是他长期以来潜心研究的课题。陈鹤琴通过长期、连续的观察发现，身体不强，就不容易学，常见多病的小孩子，对于他的学业，发生许多的妨碍，不肯听话，又容易发脾气；与此相反，身体强健的儿童举动活泼，脑筋敏捷，作事容易，乐于听从，比较有病的小孩子真是大相径庭!陈鹤琴遵循人体生长发育的规律指出，如果儿童的身体不强健，到了成年，也不会健强的；儿童的智力与行为都是跟着其健康走的，因此，幼稚园首先应当注意的，就是儿童的健康。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幼儿教育的现状是：一边是不顾儿童心理特点的封建传统教育，一边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被外国教会垄断的幼儿教育，二者都严重地摧残了我国儿童的身心健康。当时，中国人以体弱多病而闻名于世，外国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对此，陈鹤琴不禁感慨：“身体衰弱就是缺少活力，生命力薄弱，一切勇气毅力都会减低。当你正在年轻有为的时候，国家正需要你，你却因为缺少活力，缺少生命力而拒绝这个神圣伟大的请求，这该多么惋惜啊!”［3］当陈鹤琴从美国学成归来后，激烈地批判传统教育对儿童身心的束缚和压迫，主张教育救国，尊重与发展儿童的天性及才能，反对以成人为本位的观点。［4］并提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要强身先要注意幼年的儿童”。［5］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鹤琴仍然十分关心儿童的健康。1950年，他在《怎样做人民的幼稚园教师》一文中，谈到幼儿教师修养问题时，要求幼儿教师要了解怎样保护儿童的健康，希望幼儿教师对儿童健康抱十分关心的态度，并向幼儿教师提出了保护儿童健康的11点要求。1951年，他提出了体育要居首位的口号以及幼儿教育要遵循健康第一的主张。1979年6月，年近90的陈鹤琴还高度关注我国幼儿的身心健康问题。同年6月，他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恢复和发展幼儿教育的提案，提案中指出:幼儿期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期，是一个人身体发展极为重要的时期。因此，陈鹤琴希望所有关心与从事幼儿教育的人们重视和普及幼儿教育，以培养具有体魄强壮，品德良好和智力发达的祖国幼苗。
1.2 和谐、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
陈鹤琴在深入地研究我国的幼儿园课程实际后，从体、智、德、美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幼儿教育目标。陈鹤琴认为教育目标首先要解决的是做怎样的人的问题。通过教育，培养出的人应该具有“健康的体格，养成卫生的习惯并有相当的运动技能；研究的态度，充分的知识，表意的潜力；协作精神、同情心和服务他人的精神；能欣赏自然美和艺术美，养成欢天喜地的快乐精神，消泯惧怕情绪。”［6］
陈鹤琴认为：“活教育的目的就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7］由于现代中国所面临的任务和使命如此神圣，陈鹤琴认为具有健全的身体是做一个现代中国人必备的条件之一。因此，陈鹤琴在《儿童心理之研究》、《家庭教育》等著作中，在鼓楼幼稚园实验以及各类教育实验中都高度重视儿童体、智、德、美诸育的和谐、全面发展。陈鹤琴说：“对于如花含苞、如草初萌的儿童，我们应当用好的教育方法去教育他们，使他们的体、德、智、美从小都好好发展，那么老大的中国，未尝不可以一变而为少年的国家。”［8］
从1928年《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的制定到1951年发表新时期的《幼稚园课程》，体现了陈鹤琴幼稚园课程理论的发展，标志着其幼稚园课程理论的形成。在《幼儿教育的新动向》一文中，陈鹤琴首次系统地就体、智、德、美诸育方面，提出新中国幼儿教育的四项任务:“保证幼儿的健康和身心的正常发育，发展幼儿的智力和创造力，培养幼儿初步的国民道德和国际主义精神以及其他优良品德，培养幼儿的爱美观念，增进幼儿愉快的精神。”［9］
1.3 融于五指活动的体育教育内容
幼稚产业论文篇5
[关键词]早期教育；文化；香港研究
本文关注香港幼稚园的教育实践，文中主要研究数据和结论均来自笔者和研究生们在香港所做的一系列研究。首先，我们将对世界范围内影响幼儿教育的因素进行概要的介绍；其次，我们将对影响香港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的特定情境性因素进行分析；最后，我们将通过实例展现香港当前主流和新兴的幼儿教育实践，并对多种“文化――情境”因素在塑造香港幼儿教育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讨论。
世界范围内影响幼儿教育实践的因素
许多因素影响着幼稚园的教育实践，这些因素包括儿童的特点、教师的特点和行为、教育资源的可获得性、幼稚园的办学理念、家长观念和行为以及教育政策。但是，与儿童早期发展相关的教育政策对幼稚园的教育实践有着最重要的影响。这是因为政府负责诸如制定教师资格和班额大小的标准，颁布课程大纲并确定是否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等等。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影响制定幼儿教育政策的因素进行分析。
幼儿教育政策的影响因素
以下因素影响着世界范围内幼儿教育政策的制定：相关研究、国家的发展目标和发展现状、国际会议、对多样性的尊重、对幼儿教育中政府角色的认识、技术的进步以及对培养适应全球化社会儿童的渴望。但是，由于这些因素在不同的情境中发挥作用，因此“文化”既调整又调和着这些因素作用的发挥。
相关研究
有关人类生理学、早期教育的经济效益以及早期儿童发展和学习的研究对幼儿教育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研究表明，人脑在生命第一年中发展最为迅速，与此同时，环境刺激对人脑的发育起着积极的作用(Shonkoff&Philips，2000)。进一步说，研究者对政府投资于幼儿教育与投资于成人教育相比所产生的巨大经济回报给予了大量关注(Heckman，2004；Lynch，2004)。这使得世界范围内对儿童早期服务机构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很多国家或地区的政府考虑提供儿童早期服务机构，以此作为保障“每个儿童的权利”、实现儿童潜能最大发展的有效方式，并将其视作国家或地区人力资源发展的一种投资。
与以前相比，我们对儿童的发展和学习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在教育心理学领域，研究范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重视知识传授转向重视知识建构；同时，鼓励教师完成从知识传递者向儿童学习和创造性的促进者的身份转变。游戏和学习不再被认为是课程的对立面，游戏的潜在教育价值获得了重视和认可。
国家的发展目标和发展现状
国家发展的目标和策略受国家发展现状的影响。例如，一些国家致力于早期教育的普及；然而另外一些已经完成普及目标的国家则把重点放在提高早期教育机构的教育质量上。
国际会议
国际会议(例如，联合国儿童权利大会、消除对妇女歧视大会)体现了对于期教育的关注。国际发展组织(1DA)，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银行已将其所秉持的信念、价值观和哲学观带到了发展中国家。例如，整合服务、社区参与、赋权、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女童教育等观念在发展中国家得到了推进。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国际化发展的文化正在影响着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区域政策和实践。
多元文化
科技的进步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在发达国家中甚至在某些民族内部，文化多样性也显著提高，这意味着理解多样性是促进早期儿童发展的重要内容。
对幼儿教育事业中政府角色的认识
在某些国家看来，儿童早期养育应当由家庭承担主要责任。因此，免费的幼儿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并不普及。但是，政府通过其他社会政策为家庭提供支持。与此密切相关的便是社会关于母亲在幼儿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和所承担的责任的认识以及性别平等等观念。
发展和全球化
由于教育政策的起点是国家的发展现状和发展目标，因此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变革对各国的政策制定产生了直接影响。在影响不同区域和国家幼儿教育政策发展的同时，全球化也以积极的和不尽如人意的方式影响了早期儿童教育的实践。对其他地区幼儿教育事业发展了解和交流的增加，引发了世界不同地区的学前教育改革。但与此同时，全球化也导致传统价值观的消减。在一些地区，全球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例如，当前认识逐步深化的关于儿童是如何学习的观念(例如通过游戏学习)和教师直接教学之间的矛盾在――些亚洲国家中仍然非常普遍。
影响香港教育实践的因素
社会文化因素
香港的地理位置、社会政治、教育和文化体系已经并将继续影响香港的幼儿教育政策制定部门和服务机构(见Rao，Koong，Kwong&Wong，2003)。与早期教育密切相关的是关于早期学习的文化观念。过去，在中国，教师被认为是知识的源泉，教师通常采取的是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但现在，儿童花在以游戏为基础的学习活动上的时间要远远多于过去，同时教师的直接教学(上课)也大大减少了。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早期学习的观念已经让位于被认为是优质幼儿教育实践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儿童和教育的观念也同样影响着教育实践。例如，幼稚园一日活动的安排具有高度结构性。这部分是由儿童的年龄特征决定的，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应该在儿童的早期阶段培养其纪律性和行为的适宜性的观念(Rao，McHale&Pearson，2003；Rao&Li，待发表)。
学前教育政策
1．覆盖率和普及率。在香港，学前教育机构属于私立教育机构范畴。香港的学前教育机构包括：托儿中心和幼稚园。其中，托儿中心接收6周至6岁的儿童，而幼稚园则接收2岁8个月至6岁的儿童。早期教育机构接受两个政府部门的监督管理。教育统筹局(EMB)负责管理所有接收3-6岁儿童的早期教育机构，社会福利署则负责监督所有接收3岁以下儿童的早期教育机构。绝大多数幼稚园为半日制，提供上、下午半日课程，各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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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时；而绝大多数托儿中心则提供全日制课程。绝大多数幼儿进入幼稚园，因为家长认为接受幼稚园教育是孩子进入小学学习所必需的。
在香港，大约95％的3岁以上儿童都进入了学前教育机构。幼儿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反映了政府政策的支持和家长对于幼儿教育价值的认可。香港政府不提供免费的早期教育，因此提供早期教育的责任便落在私立机构或非营利性组织上。但是，政府为了保证早期教育的普及，提供了一项学费减免计划。这项主要针对贫困家庭的计划旨在确保没有一个儿童会因为经济原因而无法接受学前教育。政府的这一态度与其自由宽松的幼教政策实际是相吻合的，因为保育和教育学前儿童的主要责任仍然在家庭。
2．学前教育质量。制定、监督和强化学前教育质量标准的权力由香港政府行使，而当前政府的准入标准反映了初次和继续注册幼稚园应达到的最低要求。目前香港没有独立的幼儿教育质量认证机构。一方面，香港关于学前教育机构运作的相关法规极其松散；但与此同时，其他相关政策和促进因素对于促进学前教育质量的提升起了积极的作用：整体来说，非常明显的是，香港政府正致力于提升幼儿教育的质量。政府对教师培训给予了大量的财政拨款，同时还通过将教师津贴与教师资格挂钩，确保所有幼稚园教师最终都能得到专业训练。
我们(Rao等，2003)进行的针对香港学前教育质量的研究，主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1)由政府执行的结构性评量，如硬件环境、健康／安全、教师资格和师幼比例等；(2)与管理相关的评量，如管理／评价和家园互动等。我们发现幼教机构的过程质量具有很强的多样性，较高质量的幼教机构远远超出了政府设定的标准。结构性和与管理相关的评量能够预测幼教机构的过程质量，其解释率达到27％。这些研究结果对于《表现指标(学前机构)》等相关法规的完善和学前教育机构管理具有启示意义。
师幼比例是评价学前教育质量的一个主要指标。香港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对师幼比例的最低标准作了多次调整。例如，1994年，幼稚园的全日制班级和托儿所(3岁)的师幼比最低标准为1：20；到了2003年，这一标准为1：15；而目前，香港幼稚园的师幼比的最低标准在1：10左右(Wong&Rao，2004)。
3．课程纲要。各国或地区政府一般不要求幼稚园严格地按照一个预成的课程进行教学。香港政府同样也不要求这么做。很多原因促成这一局面的形成，其中包括大家普遍认识到的幼稚园课程应当是一个包含广阔领域的整合课程，应当关照幼儿早期发展速度的个体差异，幼儿是通过游戏进行学习的等理论，也包括大家认识到的幼儿应当成为学习过程的积极参与者而非知识的接受者等观念。但是，基于各国或地区的现实需要，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政府颁布了较为宽泛的学前教育课程大纲。这些大纲能够保证幼稚园课程涵盖儿童发展的主要领域，幼稚园能够实施发展适宜性的教学，以促使儿童达到早期学习发展的特定标准。此外，香港和很多国家或地区一样，幼稚园教师的学历和专业资格低于中小学教师，因此制定课程大纲是非常重要的。
1996年香港课程发展处出版了《学前教育课程指引》(香港教育署，1996)，这一课程纲要提倡儿童中心的教学方法，强调儿童的全面发展，并体现了当前关于有效的早期学习和教学的主要观念，同时对促进儿童智力、社会性、个性、身体和艺术发展提出了建议。
香港政府看到，一些幼稚园提供了过于正规的学业课程，他们对6岁以下儿童运用了不适宜的教学方法。因此，香港教育署于1999年列出了关于幼稚园教学“要与不要”的内容清单。幼稚园“要”做到：课程内容包括道德、认知、身体、社会性和艺术的发展内容，并通过组织相应的活动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组织多种以儿童为中心的学习活动，运用母语作为教学语言，并尊重儿童的个体差异。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优质的幼儿教育课程都体现出上述特点；同时，其中有一些内容也体现了香港的地区特色。例如，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道德发展，课程纲要强调了这一方面的内容。
绝大多数的香港人以粤语为母语，但是家长同时出要求儿童学习英语。香港幼稚园的教学语言通常混合了粤语和英语，但最近发现这种粤语和英语混合的教学实践实际导致了儿童两种语言能力的低下。香港教育署的“要与不要”文件指出，将这两种语言的学习分离有助于改善这一局面。文件指出的幼稚园中的“不要”也反映了香港的这一特点：不要求托儿所(3～4岁)的孩子写字，不要让孩子进行机械的重复练习，不要采用单向讲授为主的教学形式，以及不要设计一个对儿童来说难度过高的课程。虽然所有幼稚园和托儿中心都以这一课程大纲为标准，但并非所有的早期教育机构都实施了大纲的建议，在小部分幼稚园中仍然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幼儿教育实践(Rao，2002)。
4．币资培训和教师资格。教师资格是决定学前教育质量的决定因素。香港教师的专业训练包括：关于儿童发展的知识，适合于儿童早期教育的内容，促进儿童早期发展与学习的教育技能，观察／记录／评价儿童发展和学习的技能，成功与家长合作的技能，尊重教学专业化的职业态度。
师资培训课程考虑到，不同层次的培训应具有不同的标准，不同年龄段幼儿的教师应具备不同的能力，教育者必须能够应对特殊情境带来的挑战。例如，SAKS期间，香港的幼稚园教师及时调整了他们的教学实践。
5．教育改革。香港政府对教育管理工作作了回顾和分析，以提高教育机构的整体办学质量。第一阶段的回顾分析工作于1999年进行，聚焦于教育的目标。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指出(1999)，幼儿教育的目标应该包括：(1)让幼儿体验幼稚园生活和学习的乐趣，促进幼儿学习好奇心和兴趣的形成；(2)让幼儿体验丰富且愉快的小组生活；(3)让幼儿获得全面发展；(4)促进幼儿自信心的发展。在公开征求意见以后，大家接纳了这些目标。第二阶段的回顾分析则重点考察了如何发展现行的学科结构、课程和评价机制以实现上述教育目标。第三阶段的回顾分析工作于2000年9月进行，教育统筹委员会颁布了全盘的教育改革计划，因此它实际将前两个阶段的工作推向了高潮。该计划强调早期教育提供个体的终身学习和全面发展的基础。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推进该计划的目的在于：提高早期教育者的专业能力口强教育质量保证体系，改革监控机制，促进幼小衔接，促进家园合作(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2000)。这些改革措施直接或间接对香港幼儿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当前主流和新兴的香港幼儿教育实践
香港的幼稚园都有高度结构化的作息时间表，儿童严格地按照作息时间表从一项活动进入下一项活动。这种做法与儿童普遍只参加半日幼稚园活动有关，因此儿童很少有时间进行自由游戏活动。
1．语言和读写。作为一项关于幼儿中文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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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发展研究的一部分成果，我们对香港三所幼稚园和一所托儿中心中3叫岁儿童的课堂教学进行观察研究(Li&Kao，2005)。观察聚焦于教师使用的教学策略，并对课堂事件进行现场记录。以下是观察记录的一个片断。
教师B3：请你们保持安静，看白板。[孩子们安静下来并转向白板。活动室后排的几个男孩仍然在聊天，教师停顿了几秒钟以等待他们停止闲聊。他们不再聊天，将目光转向教师。]
教师B3：大家看这个宇，是什么?这是“flower”(花)。[教师读出这个新字，并示范这个字的书写。教师引导孩子注意这个宇中各笔画的位置和书写顺序。接着，教师讲了一个关于这个字的故事，以便孩子们能够更好地记住这个字。)
教师B3：下面跟着我，大声地朗读：“flower(花)!flower(花)!flower(花)!”[幼儿反复朗读，全班集体朗读和幼儿单独朗读交替进行。朗读之后，教师组织孩子用15分钟的时间书写他们刚刚在集体教学中学习的汉字。)
上述观察记录中有很多内容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儿童行为和教学方法的观念。儿童被要求坐有坐相、保持安静并举止得体。事实上，早期行为和情绪控制学习被认为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所必需的(Ho，1994)。
对于儿童在幼稚园中学习汉字书写，香港的教师一般会采用直接教学的方式。课后，儿童必须继续练习他们在课堂中学习的内容(汉字抄写就是他们必须完成的家庭作业)。儿童有专门的练习册进行书写练习。与香港不同的是，中国大陆幼儿园关于书写的教学是被明文禁止的。因此，事实上可以通过立法和教育的形式改变传统的教学实践。
观察中还发现，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的研究以及师资培训工作影响着早期的语言教学和学习。例如，读写萌发这一概念对于幼稚园读写教育具有重要影响。幼稚园的教育环境中有大量的图书。教师会为儿童阅读这些书本，他们也鼓励儿童自己阅读图书并将书中的故事复述给教师听。教师会采用探究式的教学形式，如通过方案教学(projectapproach)对幼儿进行语言和读写教学；语言和读写活动是方案教学的重要内容。
2．早期数学教学。研究发现，在香港幼稚园中，数学并非是以学科知识的形式呈现的，它渗透在幼稚园的整个课程体系当中。结果表明，幼稚园的数学教学与儿童一日生活中的其他活动整合在一起，教师通过“集体教学”“小组教学”和“每日常规”等形式向儿童教授加法概念。教师通常会在集体教学或小组教学环节中向儿童教授与主题或儿童日常生活经验密切相关的概念。教师运用多种资源提高儿童学习的参与度，并帮助他们通过对实物的直接操作进行学习(Ng，2005)。
教师鼓励儿童通过包含新信息和动手动脑的活动积极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来，并不断对他们获得的经验进行解释。与此同时，教师也强调步骤的适宜性和获得正确答案的重要性。纸笔练习仍然是儿童学习过程的重要任务。教师并没有形成一套更为灵活的评价儿童学习过程的评价形式(Ng&Rao，2005)。
观察发现在幼儿的作业练习中有大量的书写和数学学习内容。集体教学中，教师请幼儿完成这些练习，孩子围坐在桌子旁做练习。对于练习的内容或主题，教师和孩子都很少进行深入的讨论。孩子集中注意力完成练习，而教师则给予孩子们指导和帮助，在必要的地方帮助孩子擦去错误答案并更正。孩子们对于铅笔和橡皮的用途非常熟悉，急切希望尽快做好这些作业，并能够令教师满意。在某个班级中，教师允许首先完成练习的孩子们在课堂上做家庭作业。孩子变得非常活跃，完成练习后他们就开始聊天(Pearson&Kao，2005)。
观察显示，一些幼稚园中的教师正经历着从教学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变的过程，尽管这一转变进行得非常缓慢。儿童积极地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来，教师鼓励儿童在学习过程中进行意义建构。然而，教师的某些行为仍然反映出传统的教育观念；例如，他们强调儿童的计算速度、努力程度、坚持性、适宜行为、自我控制和课堂纪律。
3，社会性发展。作为一项关于社会性发展的文化类型研究的一部分，我们观察了香港三所幼稚园(二个班级)中的儿童。观察的重点放在幼稚园的设施、课程和师幼互动上。结果表明，幼稚园强调幼儿的小组成员身份并表现出集体主义的发展趋势。儿童积极自我概念的发展与其强烈的幼稚园认同感有密切的联系。有两所幼稚园，每天清晨孩子们走进园门时，都会奏响园歌。所有孩子都穿着园服，幼稚园要求孩子们保持园服的整洁。幼稚园中绝大多数班级活动都以集体教学的形式进行，所有孩子都进行相同的活动(Pearson&Rao，2005)。强调同一性和学业成绩对于香港幼稚园的教学方式有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教师与儿童的互动过程也反映出传统的教育价值观的影响。从本质上说，师幼互动是具有层次性的，但与此同时，教师面对儿童的时候又带着自己的感彩。
Chen(2004)对香港四所幼稚园中40名平均年龄为52个月的儿童(包括21名女孩)作过观察研究。Chen在其为期10个月的针对幼稚园的235个小时的观察和90个小时对儿童进行的个别访谈基础上得出了她的研究结论。她的主要发现与同伴小组和教师在儿童性别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有关。在自由游戏过程中，女孩倾向于形成相对稳定的同性别的游戏小组。与以往研究的结果一致，儿童在学年末表现出喜欢与同性别的同伴一起游戏，喜欢“性别一致”的玩具。然而教师仍然反复强调性别隔离。他们在各教学转换环节里要求男孩和女孩分开排队，小组的划分也往往基于同一性别。教师倾向于对男孩的行为要求更宽容，而对女孩的行为要求则相对严格。教师存有刻板的性别角色概念，例如在角色扮演游戏中，经常会邀请男孩扮演医生或消防队员。在访谈中，教师表现出中国传统的关于社会中男女性别角色的观念。
Wu(2005)正在对香港幼稚园课程中自由游戏的作用开展研究。她的预实验结果表明，儿童进行自由游戏的时间非常少。她发现游戏往往作为儿童完成练习作业的奖赏，而教师不会干预儿童的自由游戏。
香港早期教育的文化：谁的文化?
香港幼稚园课堂教学实践反映了什么?观察研究能够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体系对香港教育改革的影响或反映出香港幼儿教育工作者的观念吗?研究表明，教育政策和文化观念直接影响着幼稚园教育。相关研究则影响教育政策、课程大纲、教育质量以及幼教工作者的观念。与此同时，小学的课程体系和家长对于幼稚园的期望也影响着幼稚园教学。
观察表明香港幼稚园的课堂教学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中国传统的课堂强调一致性、纪律、行为控制和学业成绩，这些特点在师幼互动中有清晰的表现(Ng&Rao，2005；Pearson&R．ao，2005)。在语言和数学的教学中可以看到教师非常强调儿童对新知识的练习。
然而，关于儿童早期教学的研究也影响了教育政策的制定、幼教工作者的观念、课程大纲，继而又进一步影响了幼儿教育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到教育改革对于课堂教学实践的影响。例如，香港幼稚园的教师都尽他们的最大努力让儿童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鼓励儿童进行意义和知识的建构。儿童都参与方案教学(Project approach)。
虽然幼稚园不应该超出课程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但我们的观察和其他关于香港幼儿教育的研究均表明在幼稚园的高年龄班级中出现了小学教学内容下放的现象。在这些班级中，教师运用了更多正式的、以直接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来帮助儿童掌握更多的相对复杂的概念。家长通常把学前教育视为小学阶段的准备教育，因此他们有时希望幼稚园教学中关注幼儿的学业成绩。
“发展适宜性教育”“儿童中心课程”以及“基于游戏的学习”等概念影响了世界范围内幼儿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事实上，香港的教师培训课程反映了西方国家对于儿童个体性、儿童中心和通过游戏进行学习的重视。香港的幼稚园教师在访谈中表达了他们所体验到的为了满足为幼儿人小学作准备的要求和进行儿童中心的教学的矛盾，但是他们的实际行为则通常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标准(Ng，2005；Pearson&Rao，2005)。
中国的幼儿教育被认为是传统中国文化、西方和社区文化的结合(Wang&Spodek，2000)。那么香港的幼儿教育有中国特色吗?事实表明是有的。香港的幼稚园教育虽说明显体现了西方国家的教育改革观念，但中国传统文化仍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因此香港的幼稚园课堂中出现了中国传统观念与西方国家儿童观和学习观认识交织的局面。香港目前正经历着关于儿童早期教学方式的变革。与20年前相比，香港的幼稚园呈现出更多的儿童中心倾向。但是，儿童的在园生活仍然高度结构化，幼稚园中仍然有正式的作息时间表和常规训练。基于目前这种高度结构化的香港学前教育环境，要形成适合于幼儿发展的教育还需要进行持续的努力，包括改变家长和教师的观念，以及获得新版《学前教育课程指引》和学校管理委员会的支持。
幼稚产业论文篇6
陈鹤琴
评 价
陈鹤琴，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中国幼儿教育界的泰斗级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一生主要从事于一系列开创性的幼儿教育研究与实践。在幼儿教育领域，陈鹤琴先生享有崇高的地位。
简 介
陈鹤琴，中国近现代教育家。1892年3月5日出生。浙江省上虞县百官镇人。1911年2月（清宣统三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年秋转入北京清华学堂（1928年改名清华大学）。1914年（民国3年）8月毕业，同年考取公费（“庚款”）留学美国，与陶行知同行，就读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硕士学位。此后，一直致力于祖国的幼儿教育事业。1959年，他不得不离开了自己长期从事而又深为热爱的幼儿教育工作。后，陈鹤琴先生得到昭雪。除了担任社会和政府的一些要职之外，他当选为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1981年“六一”儿童节时，他虽然身患重病，但仍然不忘儿童，并为儿童题词：一切为儿童，一切为教育，一切为四化。1982年，他在连说话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还写下了“我爱儿童，儿童也爱我”的肺腑之言。由此可见，陈鹤琴先生把毕生的精力全部献给了祖国的儿童教育事业，他不愧为著名的幼儿教育家。1979年后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1982年12月30日陈鹤琴在南京病逝，终年91岁。
幼儿教育理论
陈鹤琴学前教育课程思想是他学前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学习和继承他的学前教育课程思想的合理内容，对于我们今天的学前教育课程思想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在此我们重点介绍一下陈鹤琴教育思想的核心――“活教育”。
“活教育”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目的论、课程论、教学论三大部分。
有感于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病，以及当时我国所面临的民族生存危机，陈鹤琴明确提出“活教育”的目的在于“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其中，“做现代中国人”包含五方面的条件：第一，要有健全的身体；第二，要有建设的能力；第三，要有创造的能力；第四，要能够合作；第五，要乐于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很显然，这五方面的条件，体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要求。
针对传统教育“把书本作为学校学习的唯一材料”，把读书和教书当成了学校教育活动内容的实际状况，陈鹤琴将“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材料”概括为“活教育”的课程论。“活教材”并不是否定书本知识，而是强调儿童在自然、社会的接触中，在亲身观察和活动中获得经验和知识的重要性，主张把书本知识与儿童的直接经验相结合。如给儿童讲鱼，就要让他看到真正的鱼，观察鱼的呼吸、游动，甚至解剖鱼体，研究鱼的各部。这样获得的知识真实、亲切，而且还能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和研究精神。
随着课程内容的改变，其组织形式也因之变更。陈鹤琴认为，“活教育”的课程形式应该符合儿童活动和生活方式，符合儿童与自然、社会环境的交往方式。因此，“活教育”的课程打破以学科组织的传统模式，而改成活动中心和活动单元的形式，具体包括五方面的活动，称为“五组活动”，即儿童健康活动（包括体育活动、个人卫生、公共卫生、心理卫生、安全教育等）、儿童社会活动（包括动物园、植物园、劳动工厂和科研机关等）、儿童艺术活动（包括音乐、美术、工艺、戏剧等）、儿童文学活动（包括童话、诗歌、谜语、故事、剧本、演说、辩论、书法等）。这五种活动犹如人手的五根指头是相连的整体，所以又称为“五指活动”。“活教育”教学论的基本原则是“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是一种有吸收、有改造、有创新、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曾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对当前的教育改革依然富有启迪。
张雪门
评 价
张雪门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幼儿教育家，他在中国幼儿教育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我国北方和台湾的幼教界有重大影响。
简 介
张雪门（1891～1973），浙江鄞县人。张雪门终生致力于幼稚教育。一生淡泊名利，热爱儿童，始终坚持在幼稚园、幼稚师范最基层的岗位上辛勤工作。张雪门一贯正视幼稚园师资的培训和师范教育。他曾主持孔德幼稚师范，任北平幼稚师范学校校长，主张“骑马者应从马背上学”，实施由一年级看、二年级做、三年级管的教育方法，加强学生见习和实习。他编著了《幼稚园行政》、《儿童保育》等书。编译了《福禄贝尔尔游戏辑要》、《蒙台梭利及其教育》。著有《幼稚园的研究》、《幼稚园教育概论》、《小国幼稚园课程研究》。一生撰写了200多万字的幼教文稿、重要论著已收入由戴自俺主编的《张雪门幼儿教育文集》。
幼儿教育理论
张雪门先生的幼儿教育理论充满了时代感与新鲜感，对当前中国幼儿教育不失其重要指导意义，同时更激励我们坚定信心，在幼儿教育平民化道路上持续探索和推动教育改革的深入。
张雪门的幼稚园行为课程理论的基本思想就是“生活即教育”、“行为即课程”，强调通过儿童的实际行为，使儿童获得直接经验；同时要求根据儿童的能力、兴趣和需要组织教学，主张采取单元设计的方法，打破各种学科的界限。这种课程理论虽然从学校教学的一般规律来看，有一定争议性，但对学前儿童的教育来说，则有比较明显的积极意义。幼稚师范教育思想是张雪门的幼稚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研究幼稚教育如仅限于研究幼稚园教育，抛弃了师范教育，这无异于“清溪流者不清水源，整枝叶者不整树木，决不是彻底的办法”。张雪门的幼稚师范教育思想和实践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就是他非常注意实践，从一开始起就从“骑马者应从马背上学”这一基本指导思想出发把见习和实习放在突出地位。总而言之，张雪门先生的幼儿教育思想对中国幼儿教育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国外幼儿教育的先驱
昆体良
评 价
昆体良是古代罗马著名的教育家。他是教育史上大大发展完善教育方法和思想的先驱。在幼儿教育理论界，他也是受人尊敬的著名学者。
简 介
昆体良，古罗马时期的著名律师、教育家和皇室委任的第一个修辞学教授，也是公元1世纪罗马最有成就的教育家。他出生在西班牙，其父在罗马教授雄辩术颇有名声。昆体良少年时随父亲到罗马求学，受过雄辩术教育。他当过10年的律师。公元70年被任命为一所国立拉丁语修辞学校的主持人。由于在雄辩术方面的造诣以及在办学上的卓越成就，当罗马帝国在公元78年设立由国家支付薪金的雄辩术讲座时，他成了该讲座的第一位教师。昆体良在拉丁语修辞学校工作了二十年左右，大约在公元90年左右退休。
幼儿教育思想
昆体良非常重视幼儿教育，主张在幼儿时期就应该进行智育和德育。
他认为，幼儿教育是在家庭里进行的，父母、保姆、家庭教师都是幼儿的教育者。尤其强调保姆必须是一个具有良好的品德和说话准确的人，因为她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幼儿。重视家庭和环境在幼儿早期教育中的重要性。
他深信，每一个儿童都具有才能上的个别差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精细地观察学生能力的差异，弄清每个学生天性的特殊倾向”；教师在识辨了学生的能力和个性以后，就必须因材施教；注重对幼儿书写和阅读能力的培养。
小编的话：
幼稚产业论文篇7
贸易保护主义的基本立足点是发展本国生产力，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在经济自由化和一体化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的大前提下，贸易保护主义除了使用传统的关税作为保护的手段之外，还加强了对非关税壁垒的设置和使用，如苛刻的技术标准环境标准等，以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贸易保护与贸易自由化这对矛盾体将会以怎样的方式存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应如何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基于对以上课题的关注，本文在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表现形式，并试图透过现象揭示保护的实质。然后，本文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最终得出“新贸易保护主义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这一结论。文章的最后部分，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作者提出了几点具体的应对措施，建议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熟练掌握WTO相关规则，借助政府和中介机构的力量，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地抵制外国无节制抢占和恶意冲击，以保护各国在自由贸易过程中应得的利益。
关键词：新贸易保护主义；贸易自由化；世界贸易组织
引言
新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要表现形式。其目的是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的约束，通过贸易保护，达到保护本国就业，维持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的支配地位的目标。它们在维护民族利益，保护资源与环境的旗帜下，行保护之目的，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形式上的隐蔽性，手段上的欺骗性和战略上的进攻性等特点。
在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研究中，关于理论来源和特征的研究比较多。本文拟对新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实质进行归纳分析，并试提出新贸易保护主义将在一定时间内长期存在的观点。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则是通过对当今国际经济形势的分析，根据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状，提出运用贸易规则、规避贸易风险；发挥中介作用、建立预警机制；加大政府协调、实现公平竞争；提高商品质量、冲破贸易保护；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等具体有效的措施。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研究
（一）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渊源
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重商主义”思想，之后经历了“保护幼稚工业”理论、超保护贸易理论、新贸易保护主义四个里程碑式的阶段。
1、重商主义（15-17世纪）
15-17世纪，随着新大陆和新航线的发现，商业活动的范围空前扩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开始产生。通过对美洲、非洲、亚洲的殖民掠夺，西欧积累了巨额的货币财富。与此同时，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封建自然经济的迅速瓦解，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生活对商业资本有着很大的依赖，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也在增加。当时充当交易媒介的货币，主要是黄金和白银等金属货币，它们成为社会各界追逐的对象和社会财富的象征，而拜金主义也成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旋律。社会经济的这种剧烈变化，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中来。在经济思想和政策方面，表现为重商主义的兴起，这便是贸易保护的起点。
重商主义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重商主义流行于15世纪到16世纪中叶的西欧各国，以“货币差额论”为中心，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威廉·斯塔福。早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在对外贸易中少买多卖或不买，用以积累货币，而且积极鼓吹国家采取强制手段禁止货币输出。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资本高度发展，工场手工业已产生，信贷事业开始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迅速发展。当时的封建王朝和商业资产阶级更加需要货币，“他们开始明白，一动不动的放在钱柜里的资本是死的……人们开始把自己的金钱当作诱鸟放出去，以便把别人的金币引进来。”lwkoo.cn 硕士论文
晚期重商主义以“贸易差额论”为中心，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托马斯·孟（Tomas Mun，1571-1641），他指出：“货币产生贸易，贸易增多货币。”晚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国家应该允许货币输出到国外，购买本国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或进行转口贸易，发展生产。但晚期的重商主义者仍然坚持买少卖多的原则。贸易差额论在认识上比货币差额论向前推进了一步，但不论是货币差额论，还是贸易差额论，都把货币和财富混为一谈，认为一国拥有的黄金和白银越多，就越富有。总之，财富就是金银，金银是财富的唯一形态，是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尺度。
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在当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但它把货币和财富混为一谈，而且只局限于流通领域，认为财富和利润都是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对外贸易是财富和价值增值的源泉。这反映了商业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货币差额论将货币与商品绝对地对立起来，设法要把侥幸得到的货币保存在国内并把它贮藏起来，而且孤立地对待货币运动。贸易差额论才开始认识到货币运动与商品运动的内在联系。 2、“保护幼稚工业”理论（19世纪40年代）
19世纪20-40年代，资本主义工业尚处于萌芽状态或正在成长时期，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要求保护幼稚工业，特别是当时的德国。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与自由贸易理论相对立的“保护幼稚工业”理论形成了。“保护幼稚工业”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list，1789-1846)。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他提出了保护贸易理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各国经济发展必须经历五个阶段，即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不同时期应实行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他从德国当时所处的现状出发，认为德国正处于农工业时期。而想要过渡到农工商业时期，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依靠国家实行高关税等保护贸易政策，进而建立强大的工商业基础。经过比较，他认为使用动力和大规模机器的制造工业的生产力远远大于农业，所以保护和发展工业生产力需要特别重视。而对于农业的保护，他认为，通过保护使工业发达以后，农业就会随之得到发展。
“保护幼稚工业”理论在德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应该说保护关税政策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提高了他们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同时，对经济不发达国家，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该理论在对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的利益也予以承认的基础上，提出保护对象应以将来有前途的幼稚工业为限，保护贸易为过渡时期，自由贸易才是最终目标。
但是，李斯特的整个理论体系是错误的，不科学的。他把自己的生产力理论与古典学派的价值论对立起来，片面强调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保护幼稚工业”理论是以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全为前提假设。
3、超保护贸易理论（20世纪30年代）
20世纪初，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过渡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使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失业使市场问题进一步尖锐。经济大危机之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干预对外贸易，实行高关税、外汇限制、数量限制、鼓励出口等措施，以改善国内的经济状况。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各国经济学者提出了各种支持超保护贸易政策的理论根据，其中有重大影响的是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及凯恩斯主义的超保护贸易理论。凯恩斯主义主张，重商主义保护贸易的政策能够保证经济繁荣、扩大就业。他们认为，政府应该仔细分析贸易顺差和逆差对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影响，以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大量的失业问题。贸易顺差可以为一国带来黄金，可以扩大支付手段、压低利率、刺激物价上涨、扩大投资，有利于缓和与扩大就业量。而贸易逆差则会造成黄金外流，使物价下降，最终导致经济萧条和增加失业。
超保护贸易主义旨在垄断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市场进行进攻性的扩张。它把保护的对象由幼稚工业，扩展到包括国内高度发展或出现衰落的垄断工业。保护的目的也由培养自由竞争能力，转变为巩固和加强对国外市场的垄断。保护的战略由防御转向进攻。凯恩斯主义超保护贸易理论同样有其局限性。理论中提出的对外贸易乘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外贸易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规律性。
但凯恩斯主义过分夸大了他们的意义，忽略限制新投资，阻止对外贸易顺差的其他重要因素。超保护贸易理论的特点是不择手段的保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保护高度发展的工业，以加强其国外的垄断地位，其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贸易理论。超保护贸易理论不是消极地防御外国商品侵入国内市场，而是加紧侵占国外市场。凯恩斯主义者反危机方案旨在解决国内日益严重的失业和摆脱不断产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超保护贸易理论对危机起到了缓解作用，但在其原有制度条件下，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和失业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
4、新贸易保护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
幼稚产业论文篇8
张虹：首先，祝贺您当选OMEP主席！作为OMEP历史上第一位华人主席，请您谈谈对新当选为OMEP主席的感想。
孔美琪：我很感谢OMEP给予我的这个担任主席的机会，我要感谢出席本次工作会议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委员会代表的信任。OMEP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使全世界的幼教工作者可以在一起工作，为进一步促进全球幼教事业的发展而努力。
我是香港人，我的根在中国，能在这次于上海举办的OMEP工作会议上当选为OMEP主席，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感到非常荣幸。
张虹：您出身幼教世家，您母亲对您的职业选择与专业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孔美琪：我母亲原是香港维多利亚幼稚园校长，小时候，每天一放学我就去母亲的幼稚园，她处理校务工作，我就一个人尽情地玩。所以说，我是在幼稚园长大的。后来我到美国念大学，起初我是不想学幼教专业的，因为觉得学了幼教专业就要继承母亲的事业，当时我想年轻人应该有自己的事业。读书时我数学成绩比较好，所以我当时的理想是读医科。但在美国必须本科毕业后才能报考医学院，所以我本科选学了儿童心理学。大学三年级时，我去旧金山一家儿童医院实习，接触的都是脑瘫儿童。每次看到这些残障儿童我都很心疼，很希望能给予他们更多的帮助。这时，我意识到教育工作很重要，也觉得教师这个职业很适合自己。实习结束回到学校，我便决定转修儿童教育专业了。毕业后，我在美国一所公立学校工作了一年。暑假回香港，正好碰上了维多利亚幼稚园20周年校庆活动。当时幼稚园有位老师休产假，母亲就安排我去做了老师。有一天，我看到幼稚园一位经验还算丰富的老教师在教孩子用数手指的方法计数，我觉得这方法不合适，孩子一旦养成了习惯就不容易改掉了。于是，我和她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她并不理解，当时我很郁闷。这时，母亲给我看了一份广告，说是有个地方正在招标，要办一所幼稚园，她鼓励我去投标，尝试自己办所幼稚园，去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我觉得这是个机遇，当然也是个挑战。于是，我决定留在香港。我花了四年时间修完了香港大学的幼儿教育硕士课程。为了能更好地和香港其他幼稚园的老师、园长沟通，我还特意选修了一门行政课程。后来，我又在英国杜伦大学攻读了教育学博士学位。所有这些学习经历都为我的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张虹：受您母亲的积极影响；您早已是一位成功的办园者.作为香港和内地十几所社会声誉甚高的幼儿园的办园者，您认为什么样的幼儿因才是高质量的幼儿园？
孔美琪：作为办园者，我觉得要想提高办园质量，课程是关键。现在很多幼儿园在追逐国外的课程，我觉得我们要做的不是简单地照搬国外的课程，而是要把国外先进的课程理念和国内的课程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本土化的过程是很重要的。当年，有人问我：“你怕不怕你的办园理念被别人学走，去办一所一模一样的幼稚园？”我说：“不怕！别人只能学到今天的我，不能学到明天的我。我们的教学资源是共享的，大家可以一起来看看。”课程是要慢慢去完善的，我们设计课程时并不是把所有东西都写下来的，因为文本是死的，但实践时老师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智慧地应对。所以，办一所高质量的幼儿园。对教师的培训是很重要的。老师不是从学校一毕业就学完了的，而是需要不断地看，不断地学。我常和老师们说，到一所好的幼儿园参观，要看出他们的办园理念，想想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到一所不怎么好的幼儿园参观，也有可以学习的东西，比如，可以想想，不好的地方在哪里，要怎么改正。最近我们在做一个全球学习项目，促使老师们放眼全球，开拓视野。今年有8位老师去了美国洛杉矶，在一所幼儿园待了五天。跟班全程参与教育教学活动，老师们感觉收获很大。早在1998年，我就带我的园长们出国去参观、学习。回来后分享经验。现在我不亲自带队了，让她们独当一面，去沟通，去学习，回来后我听听她们的想法。因为如果总是由我带队，就什么事都由我做主了，现在请她们来做主，她们的收获会更多，成长会更快。
张虹：您接受过中西两种文化的教育，请谈谈两种文化对幼儿教育在认识上的异同。
孔美琪：我觉得对于幼教的认识，中西方还是比较接近的，要说有什么不同，主要是家长的要求不同。越是发达的国家，他们的家长就越看重孩子的语文能力、数学能力等，越希望孩子上好的学校。有人说，现今“小学是幼教的指挥棒”。的确，作为一名办学者，我有时觉得很为难。为什么呢？比如在香港，公立小学规定不可以组织入学考试，但私立小学照样组织入学考试。如果我不让我幼稚园的孩子去学那些东西，家长就会抱怨。所以，我也想以我的力量来推动小学低年级课程的改革，推动小学老师教学理念的变革。孩子从幼稚园到小学的过渡衔接是很重要的。衔接得不好的话。对孩子心理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另外，有一点，我觉得国内包括香港和国外差异挺大的。我在美国做老师时。幼儿如果不小心磕破了头，擦伤了皮肤，我们帮他处理好伤口就行了，孩子回家后，家长是不会说什么的。只认为这是意外。但在国内，家长的接受程度就不同了，所以老师压力比较大。在香港也是这样。还有对培养孩子适应能力的认识。一次，我幼稚园的一位保健医生要辞职，一位家长跟我说，这个保健医生很好，她要是不留下来，我们也要跟着她走了。我对这位家长说，孩子是不可能永远在一个不变的环境里成长的，孩子要学习适应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目前内地家长大多只有一个孩子，如何做家长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从政府对幼儿教育的管理和支持来看，我觉得目前中国也有很多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就拿上海的幼儿教育来说，政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幼儿园等级评估制度，幼儿园可按办学水平申报一级、二级、三级不同的等级，优质幼儿园还可被评为示范园。这些措施能有效激励幼儿园不断提升办园质量，追求卓越品质。更值得肯定的是，幼儿园在申报等级接受评估前，幼儿园所在地的教育行政督导部门会主动到幼儿园来指导，帮助幼儿园发现问题，改进工作。所以幼儿园申报等级接受评估的过程也是自身办园质量不断提升的过程。
张虹：您对自己新任OMEP主席以后如何有效推动世界幼儿教育发展。推动中国幼教进一步融入世界幼教发展潮流有怎样的谋划或工作思路？
孔美琪：在英格丽德・塞缪尔森教授担任OMEP主席的六年中，她为实现世界学前教育的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把OMEP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未来的OMEP希望能在更大范围影响各国政府的相关决策。为此，我们要增加在世界舞台上的出镜率，要让全球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要联合起来，让各国政府高层意识到幼教的重要性，从而更加关注幼教，给幼教以更大的投入。我们工作的两大主题就是继续为世界学前教育的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作出努力。一是要努力让所有儿童都能公平地享受到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和保育：二是要努力让2015年后全球所有相关项目都能涉及儿童，如权利保护、卫生保障等。我们要加强各国的通力合作，要让世界各处的人们都能看到OMEP的身影。我们希望在全球的妇女、儿童运动中，OMEP能成为领袖。还有，要吸引更多国家的幼教组织加入OMEP，要吸引年轻人成为OMEP成员，为OMEP注入新鲜血液。要加强现有的72个国家和地区委员会的合作，增强各洲之间相关全球项目的合作。此外，还要做好自身规章制度建设，做好年度工作报告，保护好OMEP的权益，向社会各界做好筹款工作。以支持OMEP的相关研究，等等。
张虹：请谈谈您对世界幼教和中国幼教发展的展望，谈谈您心中的幼教梦，好吗？
孔美琪：每个孩子都拥有梦想，而我们是造梦人。我的幼教梦是希望每个孩子都能有公平的机会去接受高质量的幼儿教育，每个幼儿园老师都能像小学老师、中学老师一样受到尊重。我曾经作过一个比喻，说我们幼儿园教师就像灰姑娘，常常只能分到一点面包屑。我希望我们幼教人今后可以平等地立足于社会。国家主席说，“每个人都应该有个中国梦”，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也说，“中国幼儿教育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每个孩子都有一个梦想可以去实现”。希望大家和我一起沿着前辈的足迹继续追梦前行，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世界各地的儿童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让我们携起手来，努力实现我们共同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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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EP简介：世界学前教育组织（OMEP）是一个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咨询关系的非政府性、非赢利性国际组织。目前全世界共有72个国家或地区加入该组织。OMEP成立60多年来，致力于促进和改善世界各国0～8岁儿童教育，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每年一度的工作会议和国际学术研讨会议是OMEP的重要活动，在国际学前教育界具有重大影响。
经国家教育部批准，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以OMEP中国委员会的名义于1988年申请加入OMEP，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国。最近几年来，中国学前教育正在快速发展，OMEP中国委员会在组织中国幼教工作者开展群众性的科学研究活动，推动中国幼教融入世界幼教发展潮流等方面作出了应有的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