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文化论文范文

和合文化论文篇1

论文摘要：和合思维是中华和合文化传统的内在精髓和灵魂，与西方注重矛盾思维的传统相比，它以对立和谐与系统和谐为其观测视域和理论致思，体现了独具特色的东方智慧。建设和谐文化和确立和谐思维方式，必须以继承中国传统和合思想为基础，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在继承和创新的历史实践中开创中华文化复兴的新篇章。

中国和合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积淀深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和谐文化的伟大实践中，开掘优秀的中华和合文化传统，积极继承这份宝贵的思想遗产，在改造和重释的基础上使之实现创造性的转生，并最终重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辉煌，是一项重要的前提性的思想工作和理论任务。这不仅是因为任何新文化的创造都不能脱离已有的思想传统，而且因为承续和改造渗透和存活于现实中的传统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创造活动。

一、和合思维是中华和合传统的精髓

中华和合传统作为一种古老而又鲜活的文化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和伸张性，它广泛地渗透在和谐经济、和谐政治、和谐思想、和谐社会、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生活、和谐生态等诸多方面，但贯穿其中的精髓、灵魂、本根、命脉是和合辩证思维或称和合辩证法。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对于一个时代来说，哲学既从总体上最高度地概括各种文化的已有成果，又从本质上最深度地反映文化的根本特性。而辩证方法作为真正的哲学本体论，作为最抽象的形而上的思维，处在哲学体系的最高位置，是哲学的大脑和心脏。因此，可以说，在上下5000年的中华文明发展中，和合辩证思维是贯穿其中的文化之根和文化之魂。

2o世纪90年代中期，笔者就开始从辩证法的形态人手思考中国传统辩证法的和合特点问题，并把它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的选题。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中，笔者逐渐体认到，在中国传统的阴阳和谐、天人合一、主客依存、和同之辩中蕴含了一种具有独特价值和别具特色的辩证思维，它代表了典型的东方智慧特征，在统一的人类辩证思维的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但是，长久以来，我们对它的价值和意义却认识不够，甚至当作保守和落后的东西，将其视为粪土。这些年来，特别是20世纪9o年代中期以来，理论界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和”文化的独特价值，但对这种价值并没有上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予以认识。毕竟人们受“左”的教条主义思维的束缚太久太深，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或许人们在经过多次正反两个方面生活实践的磨砺之后，会逐渐认识到教条主义思想的危害，但是，真正从辩证法的高度识别教条主义思维的表现及其错误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对于那些专门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也不例外。不少搞哲学的人至今仍然认为，辩证法的概念、范畴、命题、观点、原理及其形态，都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大的普适性，而且辩证法的形态只能是单元和单一的，理由似乎很简单，因为它是哲学方法论。实际上，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别的学科的理论观点一样，也有其适用的时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同样会向反面转化。例如，一分为二，作为对立统一辩证方法的中国式表达，它的适用范围就不是无限的，世界上许多事物可能是一分为三、一分为四、一分为五，或一分为多，把它们作“多分法”的分析也许更方便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律；同时，一分为二、合二而一、一分为多，也体现了不同哲学形态的方法论维度，我们只有把它们真正辩证地统一起来，对事物作多维的分析和思考，才能全面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本质。

现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提出了“和谐文化”的概念。和谐文化建设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而且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实践的理论升华。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央领导同志又在多次讲话中，强调把崇尚和谐、维护和谐内化为“和谐思维方式”的重要性。和谐思维方式是和谐文化的内核，是和谐精神与和谐理念在思想方法上的集中反映，是和谐文化的神髓所在。它与中国传统的和合辩证思维一脉相承、血脉相连，因此，建设和谐文化，确立和谐思维，就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国和合文化传统尤其是和合辩证思维，在吸取新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使其在现代的“和谐文化”与“和谐思维方式”中获得新的创生。

二、和合思维体现了独具特色的东方智慧

中华和合思维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关系如何呢?这是我们在探讨这个论题时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作为最高形态的辩证思维方法，是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它代表了人类科学思维的根本准则，其他民族的哲学思维和新的思维成果只能是从某一个方面论证或应证它，而不可能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辩证法体系。现在不是也有人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和谐文化”与“和谐思维方式”吗?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作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它的实质和核心是“对立统一”即矛盾，而不是和谐；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作为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它主张的是矛盾分析方法，而不是和谐思维方式。这种观点看似非常“正宗”和“正统”，其实，它既违反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也背离人类辩证法发展的客观历史。诚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人类科学思维的结晶，代表了现时代辩证法发展的最高发展水平，但不能说它就是人类辩证思维的最高和最后的形式，也不能说它就是人类惟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唯物辩证法首先对自身采取唯物辩证的态度，认为它至多只是代表了人类思维无限发展长途中的一个阶段即现时代的最高成就，只是为人类通向更深刻、更全面、更科学的思维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而不是辩证思维发展的终结。同时，唯物辩证思维也要求我们承识人类辩证思维形态的多样性。由于世界的无限广大和认识对象的无限丰富，亦由于人类认识世界和观照对象的致思取向的多向度和多维性，任何辩证法形态都不可能超越思维的观测视域，“全息”地、毫无遗漏地把握世界的全部本质属性，这是整个人类无限发展着的认识才能完成的任务。人类认识的这种辩证本性决定了辩证思维的形态必然是多元和多样的，不会也不可能只存在一种辩证法的理论形态，哪怕这种理论形态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最高水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中国传统的和合辩证法的关系就是这样。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繁衍生息、生产生活和哲学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具东方智慧特色的和合辩证法体系。这种辩证法的独特性就在于从“和合”的视域出发，对事物的内在矛盾性和系统性中的同一性、统一性、平衡性、协调性、有序性、互补性、互渗性进行了具体的探讨，揭示了其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机理及其本质规律。“和”在中国哲学中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基本哲学范畴，它与“同”相对，是指事物内部诸多差异要素的和谐有序与有机融合。自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并论证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之后，齐国晏婴又进一步从“可否”相和的角度发挥了“和合”辩证思想。后来的道家和儒家则分别从哲学本体论与人伦政治的角度阐释和发展了“和合”思维。特别是孔子的“中庸”或“中和”之道，从本体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基础上论述了如何达到“和合”的正确途径，为抽象的和合哲学理论与生活实践的结合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应该说，从史伯、晏婴到老子、孔子，“和合”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已初步形成。它奠定了后来中国2000年多年辩证法发展的“轴心”思想与“和合”传统。

那么，中国的和合辩证思维与西方的辩证传统相比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直截了当地称自己的辩证法为“矛盾辩证法”。针对杜林对“矛盾辩证法”的攻击，恩格斯指出，“矛盾辩证法在从古希腊人起直到目前为止的哲学中所起的作用”，是包括杜林在内的任何人所否定不了的l3]。列宁更一步提出了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和同一性的相对性原理。他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显然，这里所说的斗争的绝对性和同一的相对性，并不是说斗争和对立可以离开同一、统一而存在，或者说，在事物发展的质变阶段，只有斗争性而没有同一性，这是不可能的；提出斗争的绝对性恰恰在于突出“矛盾辩证法”所关注的“变易性”和“否定性”原则。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所说的：“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里，马克思把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把批判性和革命性看作辩证法的本质，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坚持的是“否定性”的思维原则。

中国传统辩证法与西方传统不完全相同。如果说西方传统在理论致思上属于“矛盾辩证法”的话，那么，中国传统则属于“和合辩证法”。“矛盾辩证法”强调的是“否定性”的原则，“和合辩证法”突出的则是“和谐性”的原则。与“矛盾辩证法”一样，中国传统的和合辩证法主要探讨的也是“对立面的统一”，这些对立面之间不仅存在着本质和属性上的差别和差异，而且存在着对立和斗争。“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国语·郑语》)，只有不同的他物之间相互作用，才能产生和合体；“若以同裨同，尽乃弃也”(《国语·郑语》)，假如相同事物之间进行机械结合，那么它的发展也就完结了。故差异和对立是和谐产生的前提，“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国语·郑语》)，只有一种相同的元素是无论如何形成不了“和谐”的。在这一重要的前提性问题上，中国的和合辩证思维与西方的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辩证法”是一致的。但是，在“对立面”的同一性或统一性的问题上，中国传统的和合辩证思维显示了独特的理论致思，这就是深入到事物内部，集中地对“对立面”的同一性即其和调性、协同性、有序性、平衡性、互补性、互济性展开了具体细致的探讨，揭示了其在事物变化和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由于理论取向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虽然也论述了矛盾的同一性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但它只是把“同一性”作为对立面赖以存在的“居所”以及为其实现向反面转化提供由此达彼的“桥梁”来看待的，这就是为什么“同一性”有时被界定为保守性即保持旧事物存在的原因。尽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哲学教科书加入了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作用表现的内容，但那只是举例式的说明，而不是哲学的论证，完全是外加上去的。因“观测视角”的制约，在一个矛盾辩证法的体系内，企图同时对矛盾同一性的作用机理进行具体剖析，就像人想观看自己的后背一样是不可能的。中国传统的和合辩证法与此正好相对应，它把哲学的“眼睛”安放在后背，因而能看见矛盾辩证法所看不到的东西，这正是它的独特贡献和智慧特色所在，也是它能与西方的矛盾辩证法相互补充、交相辉映的原因所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的和合辩证思维不仅具有朴素的“对立相和”的辩证法思想，而且包含了朴素系统论的思想萌芽。“和合”不仅是阴阳和谐、对立和谐，而且是杂多和谐、系统和谐。“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故“和”作为多样性的统一，它又表达了系统论的基本要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所概括的实质上是系统论基本思想。把朴素的对立和谐辩证法与朴素的系统和谐辩证法有机地“和合”在一起，使“和合”性的原则与“和合”的思维尽显无遗，这是中国传统和合辩证思维的又一特色。

三、和合辩证思维对建设和谐文化的时代意义

“和谐文化”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来的一个崭新概念，是《决定》最引人注目的闪光点。我们说它是一个“崭新概念”，倒不在于过去没．有人提出过。实际上，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提出来了。但是，对于我们党来说，在正式的文件和文献中提“和谐文化”却是第一次，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标志着我们党在文化理论、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上的一个重大转换和突破。和谐文化概念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新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在文化观念上的必然反映，是我们党由过去的革命战争时期转到现在的和平建设时期文化理论创新的必然表征。所谓和谐文化，是指以和谐为核心理念、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的一种文化形态和文化特性。和谐文化重在崇尚和谐、追求和谐、维护和谐、创造和谐，从和谐的视角观察对象，用和谐的思想分析事物，用和谐的态度对待问题，用和谐的方式处理矛盾，用和谐标准评判效果，培育和谐的理念，倡导和谐的精神，使和谐观念内化为人们的一种思想信念、心理结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价值标准、审美情趣，外化为一种道德准则、生活习俗、风土人情、文化产品、社会制度，在全社会形成一种人人讲和谐、个个促和谐、创建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在和谐文化的建设中，和谐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确立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哲学思维在任何一种形态的文化中都具有统帅的作用，它为这种文化的产生、变化、发展和传播提供基本的原则、理念以及赖以成立的内在根据，同时也从总体上把千差万别的文化现象按其内在的本质贯穿和整合起来，使之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和谐整体。没有哲学思维，对于一个人来说，其内在的灵魂就失去了赖以安顿的精神家园；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其凝聚的信念就失去了得以稳固的精神支柱。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没有哲学思维，“就象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

因此，和谐文化建设必须以和谐哲学思维为基础。但是，和谐的哲学思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能从继承和改造传统的和合辩证思维才能获得。我国具有深厚的和合辩证思维的传统，虽然它处在朴素的水平，有些思想甚至隐含在神秘的卜筮和谶纬迷信中，但是，其核心的理念以及基本的原则和精神在经过改造和重新诠释之后，却能升华为科学的概念和思想。正如对“实事求是”这一古代成语的改造一样，我们对传统和合思维的态度也是这样。例如，“和合”、“中和”、“一分为二”、“合二而一”、“无物不阴阳”、“凡物必有合”、“万物莫不有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及阴阳相生、相求、相召、互补、互济、和顺、合德等等概念和思想，在一般哲学的意义上都能为我所用，我们需要做的工作，一是剔除其中非科学的猜测、臆造、想像乃至迷信的成分；二是给予现代的阐释和论证，使其由建立在原来五行、八卦、元气等朴素水平上的思想上升到科学的高度。

和合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和合文化;合作学习;教学变革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5）12A-0020-04

2011年7月，我校成功申报了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自筹课题“‘和合文化’理念下学校整体改进的校本研究”。课题研究给我校教师、学生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也使课堂发生了深刻的转变。

一、教师：和合共进，智慧共享，助推专业成长

长期的教学实践告诉我们，要改进学生的学习方式必须首先改进教师的教学方式。教学中学生“主体”的体现，需要教师“主导”的更加完善。课堂的组织引导、合作学习课题的确定、合作时机的选择等等都需要教师的教学活动有实质性的改进和提高。

1.课题研究保护教师持续高效的教研热情，让智慧共享，助推专业成长

我们推出了学科月课改半日教研活动，鼓励学科组就课堂教学中发生的、具有学科特点的典型问题进行行动性专题研究。这些专题研究过程包括组内方案申报、课题组审核、方案修订、过程实施、期末评估。教师在平时的课堂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科月课改半日教研活动中解决问题。这种不断的循环为“和合文化”理念下中学课堂教学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具体的策略。

2.课堂观察保证课题研究高质量地进行

课例研究是我校学科月课改半日教研活动的主要形式，针对部份教师在听评课过程中存在的“直觉道来”、“无关痛痒”、“缺乏可行的改进建议”、“缺少观点主张”等问题，我们让部分新城校区教师跟随高中部教师做课堂观察研究，让全体教师学习规范的听评课范式，通过数据记录、分析和教学情况研究，谋求教师教学方式的转变、学生学习方式的改进。课堂观察与传统的听评课活动相比，是基于教师合作基础上的听评课，重视证据、量化和质化的评课话语，关注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双任务取向，因此课堂观察所具备的专业特质帮助解决了目标导引教学中的一些问题，使得我们的课题研究高质量地进行。

3.教师角色，从桌间巡视走向专业调控

在合作学习中教师应当做什么，是课题研究初始老师们疑惑的话题。以往学习小组中教师的活动被称为“桌间巡视”。然而，在合作学习中，丰富多彩的学习同时展开，因此难以把握每一个学生的多样思考，就这一点而言，桌间巡视价值甚微。随着课题研究的推进，老师们逐渐认识到，在合作式课堂教学中，教师必须进行两项工作：关注不能顺利参与合作学习的困难学生，关照展开合作学习有困难的小组。因此，在小组学习开始不久，教师应该努力让每一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合作学习，鼓励难以融入小组的学生同组员沟通，而不是分别回答个别学生的提问。对难以开展讨论的小组，教师应对该小组提供实际的帮助、推进小组的合作学习。

4.课题研究的过程，成为教师自我反思的过程

如果说期初课题工作会议是引领，那么期末课题总结会议则是教师自我反思的过程。基于反思，老师们对课题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新的思路，对自己的教学行为又有了新的思考、新的改进，研究更建基于学生的学习，这是我们课题研究过程收获的最宝贵的财富。教师以自身的实践场所――课堂为中心，与教学的改进、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形成一种同心圆的模式。

二、学生：合作学习，成长共赢，丰富团队文化

组建学习小组，是课题研究的前期工作。在课题研究方案中，我们提出分组的基本原则是组间同质、组内异质、优势互补。以小组的形式对学习过程中发现的疑难问题、课堂教学中的重难点问题及学生或教师新提出的部分问题进行研讨并获得成果，是团队精神的体现，是合作学习的核心内容与关键环节。

1.小组创建，从互教关系走向互学关系

在平时的课堂中，我们不难发现，很多老师其实也在自觉不自觉地使用小组学习模式，但都是侧重在小组成员间构筑互教关系，如老师指示“懂的学生教不懂的学生”。这种“互教关系”是一种单向的关系。平常的课堂中有的老师也会尝试建立“互学关系”，如指示学生“不懂的学生不要总是一个人思考，可以问问组内的同学”，给学生提供挑战高水准学习的机会。在互学关系中，不懂的学生可以针对自身切实存在的问题请教、探讨，真正解决自己在实际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很明显，互学关系下的合作学习效益较高。因为合作学习把学生推向了主动学习的层面，同时他们学习的阶段性成果又成为了他们继续学习的动力。“互教关系”极不自然，甚至可以扭曲成为“多管闲事”，而“互帮互学”关系则是“若无其事的优势”结成的关系。随着学习小组的创建，小组合作从互教关系走向互学关系，各类学生均获得了成长共赢。

2.合作学习，提升学生学习力

目标导引下的同伴合作式课堂，其最终的指向是学生，是学生的学习力。在传统课堂教学中，无论怎样的因材施教，学生个体学习力的增长在大班额的班级授课中，都成为难以达到的目标。虽然实际教学中，也不乏教师通过献身性努力，确实使个别学生摆脱了低学习力的案例，但是这种案例比较鲜见。如果我们的目标建立在全体学生或者大部分学生学习力的提升上，那么，我们势必要改进课堂学习方式。课题研究的内涵就是要通过基于小组的合作学习来提升学生的学习力。合作学习中，学生对于伙伴之间的相互宽容、相互关照的互动能力比教师更加优越;低学习力学生主动求教伙伴的能力得到锻炼;在互教互学的过程中，知识更容易成为学生网状学习经验中的结构点，从而变得更清晰，更牢固，也更有连结性。这种基于“差异互补”原理、采取“异质分组”原则建立起来的课堂教学模式，正是提升学生学习力的关键。在改进课堂学习方式的过程中，教师的固有观念也得到转变：低学力学生的转变并非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事实上，低学力学生是可以突然在某个时间点上摆脱低学力状态的;“学力”也并不是自下而上地堆积起来的，而是需要从一定的高度加以引领。合作学习，成为低学力学生“冲刺与挑战的学习”。

3.合作学习模式极大地丰富了团队文化

团队文化是学生在团队交往的过程中，自己创造并共同遵守的一套关于日常活动规范、价值和兴趣倾向的稳定模式。任何一种教学其本质都是教育，我校自2006年起开展了“同伴互助计划”的德育活动，现在这一教育方式进入教学领域，“同伴互助计划”中已积累的优秀经验便也自然延伸至我们的课堂。长期以来，“应试教育”的环境使学生容易滋生出扭曲的竞争意识，合作精神和合作能力缺失比较严重。可以设想，如果学生在学校的学习成果，多半是建立在其他同学失败的基础上，而不是相互合作基础上的共同进步，那么他们人格中的合作、奉献的品质就会缺乏生长的土壤。我们在课题研究中，倡导合作、互助、共赢的团队文化，很多评价与小组挂钩而不直接针对组员，评价注重小组合力，注重小组的学习提升度等等，这些方式都直接指向团队文化建设。课题实施过程中，很多班级课堂之外小组合作的延伸，更是成为学生成长共赢、丰富团队文化的助推器。

三、课堂：和谐民主，思维共振，转变教学方式

“和合文化”理念之下的中学教学变革，主体是学生，主阵地在课堂，其变革的关键词锁定“目标导引、合作学习”。

1.课堂，始终紧扣目标

教学目标指引着教学的方向，规约着教学的内容，是课堂的旗帜和灵魂。课堂教学有了合理、恰切、明晰的教学目标作引导，教学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有效性，减少随意性和盲目性。本课题的“目标导引”是合作式课堂教学的基础和保障，它直接决定了学案的样式和内容、课堂研讨问题的深浅、学生合作时机的选择。概括而言，“目标导引”在本课题的意义和操作价值在于：导入切中目标;样例体现目标;方式承载目标;评价对应目标。在具体实践中我们特别关注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制定合理、明晰的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目标导引”中应该最先考虑的因素。合理、恰切、明晰的教学目标的制定一般要经过解读标准、分解目标、叙写目标的过程。

（1）明确课标要求。课程标准是教学目标的纲领，教学目标的准确定位必须基于课程标准。在设定一堂课的教学目标前，必须认真研读课程标准，以便将课程标准的大目标进行剖析分解，并落实为本节教学内容的具体目标和要求。

（2）分析教材和学情。不同的教材内容、不同的学生对于教学目标的设定，有着重要和关键的制约作用。在明确课标要求的基础上，认真分析教材具体内容和学生具体情况，深刻理解本节教材的编写意图，明确教学的重点、难点，知识的内在联系，厘清学生现有的知识基础及“最近发展区”，这些都是设定教学目标的必要步骤和过程。

（3）目标分解与落实。依据课标对本节教学内容的要求，根据教材的编写意图、教学内容及学生现实情况，把课程标准的大目标分解成课时教学目标。

（4）叙写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是学生通过课堂学习预期达到的结果（即学生行为的变化），叙写出的目标要具有可观察性、可测量性和激励性。[1]

二是设计学生课堂学习的评价方案。

教学目标体现着教师的美好愿望，学生究竟是否达到？达到的程度如何？评价方案的设计是“目标导引”的一个重要环节。学生课堂学习评价方案的设计原则我们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评价设计要基于教学目标。规范的教学目标是一把可供评价的尺子，根据教学目标去设计、制定评价标准，才能够尽可能准确地估量学生对目标的达成情况。所以，无论是设计过程评价（表现性评价）还是结果评价（检测性评价），都应该与教学目标保持高度的联系性甚至一致性。

（2）评价设计要先于教学设计。评价的设计应在明确教学目标之后、教学设计之前完成，而不是在所有教学环节完成之后。“为评而教”能发挥对学生学习的积极影响，能有效促成教学目标的达成。

（3）课堂评价的形式要多元化。课堂评价的形式有表现性评价（如课堂提问、同伴合作、展示研讨），检测性评价（课堂练习板演、课外作业等），师生互评，生生互评等。本课题更注重对学生整体综合式、多元捆绑式的评价，由单纯鼓励竞争变成以鼓励合作为主，在合作中学习，在合作中竞争，更在合作中成长。

三是以教学目标设计教学程序。

在有了清晰而准确的教学目标和学生课堂学习的评价方案后，就要紧紧围绕教学目标和评价方案设计课堂教学程序。在这几年的实践中，我们提炼出了五环节课堂教学流程：

五环节中，目标是主线，应始终或明或暗地贯穿于课堂中的各个环节。目标导入旨在引起学生的学习意向和兴趣，传统教学中的优秀做法都可以应用在此处，比如开门见山宣读目标、设置情景导入课题等等;独立自学、同伴合作和展示提升是主体环节，独立自学是同伴合作的前提，展示提升是同伴间互教、互研与互评的自然延伸;归理评价是师生对课堂教学中所涉及的知识、技能、方法、思想和精神的盘点，具体的操作方式可以是对教学内容的当堂检测，也可以是同伴组内的研讨以及学生的口头总结，从一定角度看，学生在归理评价环节的表现可以视为教学目标当堂达成程度的度量手段。

2.课堂，始终面向学生

我们都知道罗慕洛运用光栅印刷技术设计的那张特殊海报，其中的儿童视角在我们的课堂教学中是一个常被忽略的问题。儿童是什么？是缩小的成人？还是成人的准备阶段？都不是，儿童是一个特定的年龄，是独特的人生阶段，它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和唯一性，不是谁的准备，不是谁的缩小版。在教学过程中，儿童视角是教学提升品质、提高有效性必须要考量的一个最最关键的因素。我们应该具有真正的儿童视角，我们设定的教学目标，和儿童学习的目标应该尽可能地趋近。我们看到的儿童，应该真正回归儿童的本质含义，我们的教学才能真正从本质上促进儿童的学习。[2]

课题研究中，我们指导教师蹲下身子、放下身段，从教者的视角，但更从学生的视角去审视课堂，去设计课堂。长期以来，我们教师习惯站在“教”的这一边，站在成人的这一边，看不到学生的世界，合理还是不合理，好抑或是不好，很大程度上，我们都以成人的标准去判断，以成人的眼光去审视，用我们的意见、感受、想法去代替、解释学生的意见、感受和想法。我们的课题研究就是希望教师从惯常的思维和认识中跳脱出来，用学生的眼光去看，站在学生的立场去想，让课堂始终都面向学生。

3.观念转型，从同步学习走向合作学习

所谓学习，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一种相遇和对话，是学生和教材、文本的相遇与对话，是学生和同伴、老师的相遇与对话，也是学生和自己的相遇与对话。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与他人的合作，通过合作中的探求，进一步遭遇多元的思想，冲击、激发自己的思想，从而实现这样的相遇和对话。从这一点上说，学习原本就具有合作性，只有具有合作意味的学习，才有可能达到最终的共通与融合。

回想我们传统的同步学习，教师更多的是关注“中层”学生，其中原因首先在于大家都认为“特高分”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同时对学困生的转化教师也常常感到有心无力，因此教学往往就倾向于“中层”学生。如此，“上层”学生由于内容的简单失去一定的学习挑战性，“下层”学生又由于内容的不容易理解而失去学习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同步学习的机制致使部分学生学习权丧失，最终往往是不同步，即严重的两极分化。

我们的课题正是要研究如何从同步学习走向合作学习。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应该把教学内容的水准设定在比通常的教学水准更高的层次上，但同时在教学中必须针对最低水准学生的问题加以组织，如此，“上层”学生的学习才能形成，同时，“下层”学生的问题也可以关照到，课堂教学中“每一位”学生的学习也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在从同步学习走向合作学习的课堂中，鉴于实际情况中出现的越是学习力低下的学生，越是缺乏主动合作、主动请教的能力，我们不断地引导教师指导“下层”学生如何请教，引导教师在课堂上明确合作学习的地位。例如，当课堂中出现约三分之一学生举手发言的情况时，就应开展合作学习，借助多方位的意见交流，展开多层面的思想交锋，只有这样，才能将限于三分之一举手学生的学习，扩展为全部学生的学习。保障所有学生的富有挑战性、富有学习张力的学习，正是合作学习的精髓所在。

参考文献：

[1]邹娓娓.目标导引下的同伴合作式课堂教学实践――以《光现象》期末复习课片段为例[J].湖南中学物理，2013（1）.

和合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朋辈教育;大学生;校园文化建设

高校校园文化是大学生汲取文化知识，养成思想观念以及培养能力素质的重要外部环境，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长期置身于校园文化之中，其思想认识、道德观念、能力素质也潜移默化地受到校园文化的影响，因而高校校园文化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然而，当前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却出现学生参与性不高、活动影响力不大、校园覆盖面不广等问题，严重制约着高校校园文化的育人功效。实践证明，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积极推广朋辈教育，更大层面调动了大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有力地拓宽了教育的覆盖面，满足了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现实诉求，成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新路径。

一、朋辈教育的新内涵与特点

朋辈，很多时候也称为同辈或者同伴，指的是年龄接近、具有相同背景或者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大多以非正式群体的形式存在。因此，高校朋辈教育指的是高校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具有相同背景或者具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大学生分享经验、知识、观念或者技能，以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成长的教育方式。朋辈教育的模式和方法最早是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工作领域，通过同伴之间的互相鼓励和帮助实现彼此问题的有效解决。在发达国家，朋辈教育的理念与机制被广泛地运用于预防艾滋病及其他的安全教育领域，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之所以必须创新性地将朋辈教育的理念与机制融汇其中，是因为朋辈教育平等性、双向性等特点与校园文化建设的诉求直接契合。

（一）突出的平等性和双向性

朋辈教育的主体和受体一般是由在年龄、兴趣、态度、价值观、社会地位等方面较为接近的个体构成的，因此在朋辈教育中，朋辈教师与朋辈学生之间无论是实际年龄、心理特点还是生活的时代背景都比较接近，这就有效地消弭了传统课堂教育中师生之间强烈的年龄、身份和学识的反差。朋辈教师与朋辈学生都是以同辈大学生的身份进行的，双方之间地位平等、话语特点相似，教育的方式开展也灵活，这有助于双方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受知识、学习技能，具有突出的平等性。再者，朋辈教师与朋辈学生不仅可以通过教学相长的方式巩固专业知识，还能够挖掘同龄人身上的优点，觉察自身的不足，进而不断完善自己。朋辈教育的双方可能是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不同的专业知识背景也能促使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转换教与学的角色，汲取不同学科的养料，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开拓自己的学科视野。

（二）强烈的针对性和可接受性

朋辈教育的开展是在充分了解朋辈教师的知识技能以及朋辈学生的学习需求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科学匹配的。朋辈教师的专业优势与朋辈学生的学习诉求在朋辈教育过程中具有明显的针对性，保证了在朋辈教育中真正实现供需的紧密对接，避免资源的浪费，促进朋辈学习效能达到最大化。与此同时，学生之间的相近性和趋同性使朋辈教育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同辈群体更好地提供了个体间交流各种社会信息、看法的平台，其成员间可以平等自由地探讨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增加了个体社会经验和社会思考力。”[1]朋辈教师与朋辈学生之间的年龄背景、社会地位、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相似性使朋辈教育的内容更容易为朋辈学生所接受并认可。在朋辈教育中，朋辈教师所运用的表达方式、话语特点与同龄的朋辈学生都是相契合的，能够轻松愉快地实现知识、观念、技能的有效传递。

（三）显著的互动性与示范性

一方面，朋辈教育的双方都是来自大学生群体，生活空间和时间的重叠性增加了朋辈师生之间交流互动的机会。当前许多高校教师因为时间或者居住地点的关系，当大学生出现思想困惑或者认识错位时候，很难及时地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疏通。但是朋辈教育则有效地避免了这一问题。另一方面，“高校优秀朋辈群体来源于广大学生，成长于广大学生中间，更易于感染和激励同龄人的心灵，更易于营建共同提高、共享新知识和文明的学风、校风”[2]。在教育互动中，双方所体现出来的优点和长处，很容易被对方发现、欣赏并接纳，成为对方学习、模仿的榜样，实现优势互补。所以，朋辈教育无论是对于教育者还是学习者而言，在思想引导、才艺学习、素质提高等诸多方面都能体现出教和学的示范性。

二、朋辈教育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耦合

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推广朋辈教育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耦合。校园文化建设，学生是策划者、参与者、推广者、受益者，而朋辈教育作为自我教育的一种有效形式突显了学生的主体性，两者之间的耦合是实践的基础。

（一）朋辈教育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体耦合

国外的朋辈教育缘起于朋辈互助，大学生之间的互助善用彼此资源，通过学生主体的参与来实现学生“助人――自助”的良性循环。大学生往往喜欢朋辈教育者，因为其年龄、背景等相似，在交流过程中能注重共情，给予求助者积极关注和主动反应，从而提供有效的指导。朋辈教育依靠大学生之间互相学习、模仿，实现朋辈教师与朋辈学生之间的共同进步，其实施主体无疑是大学生，这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体性诉求是契合的。高校校园文化归根结底是服务于大学生的成才发展，其文化理念与文化内容只有为大学生所接纳、认可才有可能实现其育人旨归。因此，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必须充分重视大学生主体性的发挥，避免出现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由学校党政职能部门、辅导员“唱独角戏”的局面，让大学生的主体性与参与性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彰显。朋辈教育通过鼓励大学生参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恰好满足了校园文化建设强调大学生主体性、参与性的诉求。

（二）朋辈教育追求覆盖面与高校校园文化扩大影响力诉求耦合

朋辈教育颠覆了传统的只是依靠专业教师开展教育教学的模式，让具有专业技能的大学生扮演朋辈教师的角色，指导其他大学生更加顺利地参与到校园文化建设中去。朋辈教育将具有专业技能的大学生聚集起来，共同服务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全局，不仅通过校园文化建设的实践将大学生凝聚起来，而且无形中培育扩大了校园文化建设的师资力量，让更多的大学生能够受益于校园文化。传统 “师―生”的校园文化建设模式，因为局限于师资力量、场地经费不足等原因，校园文化影响力的覆盖面远远不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运用朋辈教育模式，让大学生群体内部力量进行自我教育，使校园文化活动有更多的可能性惠及全体学生，有效地破解了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影响力不足的问题。

（三）朋辈教育的渗透力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潜移默化作用耦合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对大学生的影响往往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实现的，这种教育力的实现是以大学生的文化认同作为重要的前提。朋辈教育运用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为大学生进行良性互动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他们之间相似的心理特点、生活背景等使之建立和谐融洽的关系更加成为可能。在朋辈教师与朋辈学生交往过程中，心理相容程度更高，朋辈学生对朋辈教师具有更强的信任感。换言之，朋辈教师指导朋辈学生参与校园文化活动，让朋辈学生在和谐融洽的氛围中能够更加自觉地接受校园文化的熏陶，剔除自身错误的思想观念，提升自身的文艺才能素质，体现了教育的渗透力。

三、朋辈教育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运用的意义与优势

20世纪中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被正式提出来。经过了几十年的探索和发展，无论是理论或者实践维度，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随着时代环境的不断变迁，当前校园文化建设面临着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推广朋辈教育，可以由学校挑选音乐、舞蹈、美术、体育等专业的学生来担任其他专业学生（下称非专业学生）的指导老师，传授相关知识与技能，进而丰富校园文化的内容、提升校园文化的品味以及深化校园文化教育力。这种寓文化教育力于日常生活的教育模式与校园文化影响力的作用机制相契合，能更大程度、更广层面地调动大学生参与到校园文化的建设中来，增强校园文化建设的影响力与渗透力，成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突破与创新。

（一）促使校园文化建设从自为存在到自觉发展的转变

大学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是大学精神的传承者和实践者。将朋辈教育的模式引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能够更加凸显大学生的主体地位，调动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校园文化建设的行列中去，实现大学生从校园文化纯粹的享受者、受益者向校园文化的发展者、创造者转变。一方面，将大学生嵌入到校园文化发展的全过程，能为大学生主动将自己的才能、品格、思维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出来开拓空间，从而让他们不仅展示能力，而且有机会、有平台为繁荣校园文化“添砖加瓦”;另一方面，朋辈教育也为教与学寻找到重要他者来观照自身，有力地激发了大学生的自我教育。“所有的育人的活动都只有通过同学们的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才能够充分发挥作用。”[3]在朋辈互动过程中，教育双方都能从对方身上发现别人的优势，觉察到自身的不足，进而不断调整自我的价值取向和人格建构朝向良性的方向发展、进步。

（二）促使校园文化建设从部分受益到全员覆盖的转变

大学生身处大学环境之中，校园文化以文化活动等有效形式促进大学生高尚理想和健全人格的形成。然而，在现实中因为师资或者空间等资源的限制，部分大学生却只能充当校园活动的“看客”。校园文化未能很好地凝聚和引导全体师生，构建起全体师生与校园文化互融共生的格局，使得校园文化育人功能的发挥大打折扣。而利用朋辈教育模式创新校园文化建设的路径则能够有效破解这一难题。一方面，校园文化建设遵循以学生为主体的思路，充分挖掘学生的自主性与创造力，有助于促进学生由“被参与”、“看客”的状态向“主动参与”、“主人翁”的状态转变。另一方面，朋辈教师来自不同的专业，各具不同的文艺、体育等方面特长，将这股力量补充到校园文化建设的队伍中去，不仅在数量上能够满足文化活动的师资力量要求，而且在兴趣爱好方面也能满足大学生的多样化需求。

（三）促使校园文化建设从零敲碎打到长效机制的转变

传统意义上的校园活动，尤其是需要教师指导开展的文艺、体育活动，指导教师往往是聘请相关院系的专业教师担任。这些教师本身承担着教学和科研任务，时间和精力相当有限。他们在指导校园文艺、体育活动的过程中，也就只能采取“打游击战”的形式来进行，无法建立长远的、系统的、全面的规划与体制。校园文化活动受制于资源的紧缺，导致校园文化活动无法与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形成长期、有效、稳定的互动，窄化了校园文化的价值，而朋辈教育的引入则有效地破解了这一难题。校园文化建设主体力量的扩充，有效地解决了资源紧缺、师资有限等问题，保证了高校能够将校园文化活动与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目标等统一起来，进行长远的布局规划，形成稳定有效的校园文化建设体制。

四、朋辈教育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的运用

朋辈教育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的运用创造性地发挥了艺术、体育等专业学生的力量，让他们去带动非专业学生提升自身的艺术才能和修养，以更好地参与到校园文化建设中，这是一个持续系统的过程。朋辈教育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互促互进需要组建专业的队伍，构筑有效的平台以及建立长效的机制，以保证朋辈教育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有力、有序、有效运用。

（一）重视选拔培训，保证朋辈教师队伍的专业性

高校依靠音乐、舞蹈、美术、体育等专业学生对非专业学生进行指导，朋辈教师是校园文化活动开展的主导者与承担者，他们的能力素质直接影响到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实效。因此，朋辈教师队伍建设应该坚持“精心选拔，全面培训”的原则，确保朋辈教师的专业性与适应性。首先，可以通过学生自愿报名、院系审核推荐、学校答辩面试的形式，重点考核申请学生的专业技能和思想素质，真正挑选出专业知识扎实、文艺技能出众、奉献精神突出的朋辈教师。其次，学校重点培训他们的教学技巧，保证他们不仅有优秀的专业技能传授给非专业学生，而且有高超的教育教学技巧，与非专业学生建立和谐融洽的合作关系。因为朋辈教师实施朋辈教育的成效，不仅取决于他们的专业技能和思想素质，与他们的教育教学素质也直接相关。

（二）搭建对接平台，保证校园文化建设的长效性

“朋辈教育者应积极开展朋辈交往，建立彼此信任的、平等的生活化的同伴情感。”[4]为此，朋辈教师队伍组建以后，学校应该积极为朋辈教师与朋辈学生搭建长效互动的平台，让他们更好地进行互动，建立稳固的朋辈情感，进而能够在稳定良性的情感共振中实现优势互补，共同进步。首先，学校可以采用点对面的运作机制，为每个班级分别配备一到两名朋辈教师，并要求他们定期组织文艺培训活动。其次，学校应该积极创设校园文化建设成果展示的平台，推动朋辈教育的理念与机制最大限度地运用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学校每年可以通过举办艺术节的形式，组织校、院、系多层级的歌曲串烧、舞蹈比赛等，并要求朋辈教师积极指导班级文艺赛事的组织排练，深化校园文化建设的成果。“活动是校园文化的表征，是校园文化的重要内容。”[5]朋辈教育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推广的进程中，善于依托活动或者比赛的形式，为每位大学生提供展示文艺风采的舞台，不仅是扩大和深化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教育力的需要，而且还有力地激发了朋辈师生教与学的主动性。

（三）凝练明确目标，保证两者有机交融的自觉性

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推广朋辈教育，要科学准确地凝练出两者交融的目标，反过来还要用这些目标来调节完善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促使朋辈教师自觉地用这些目标来导引自己的教学。朋辈教育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推广中可以确立“四个一”的目标，即“一首歌，一支舞，一套拳，一件乐器”。具体说来，高校可以要求朋辈教师培养所对应班级的每位学生掌握一首歌曲的审美能力和表演能力;能够对一个舞蹈剧目进行理解，掌握基本技能，具备基本编排能力;能够对一套基本拳法有所了解，并熟练地表演出来;通过器乐学习，能够初步掌握至少一种乐器，并能熟练弹奏一首曲目。教育目标的确立，有助于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进而全面准确地反映校园文化建设的工作实效和工作状态，为校园文化建设的进一步推进提供更加具体细致的参考。

（四）重视大众普及，保证校园文化影响的广泛性

高校通过挖掘艺术和体育等专业学生担任朋辈教师，带动非专业学生参与校园文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校园文化的参与面和质量水平。但是，要建设更加开放、多元、繁荣的校园文化，还要发挥非专业学生骨干的带动作用，掀起新一轮的朋辈教育，逐步形成校园文化建设“人人参与、普遍受益”的新局面。新的朋辈教师可以从非专业学生骨干中培养和挑选，扩大朋辈教师的数量，甚至可以直接为每间宿舍配备新的朋辈教师;还可以拓宽教学改革的思路，挑选专业素质强的学生组建通识教育课程教学团队，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为非专业学生开设相关课程。

高校发挥朋辈的教育作用，丰富和创新校园文化活动，提升大学生的文艺、体育素养，从而加强校园的文化建设，这是新时期新形势下各高校的应然选择。然而，朋辈教育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联姻也是一项长期、复杂、系统的工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反馈、调整、升华。

参考文献：

[1]边社辉，王湃，郑建辉.朋辈教育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应用实践[J].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2）：83-85.

[2]张勇，王峰，李永山.激活朋辈教育功能，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探索与实践[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2）：114-116.

[3]欧阳康.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J].高等教育研究，2008（8）：29-31.

[4]段惠方.朋辈教育在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养中的运用[J].教育探索，2014（4）：106-107.

和合文化论文篇4

一、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关系

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是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措施[1]。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在调动员工积极性，增强企业凝聚力，保证企业发展目标实现上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企业文化可以在大的领域里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观念、价值、精神表现的形式与载体；思想政治工作借助企业文化方式，可以不断丰富工作内容、深化工作效果。企业文化通过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手段的综合运用，把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内容转化为企业的价值观，进而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发挥员工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从而为企业多作贡献。

二、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有效结合的意义

当前形势下，国有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经营环境正在发生着变化，企业的思想建设工作出现了新的难点。如何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结合起来，是工作实践中必须认真探索的新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促进生产经营活动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围绕生产经营活动并为之服务，企业文化正好具有这样的连接功能，它为思想政治工作与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密切结合提供了最佳的方式，使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了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坚持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培育高质量的职工队伍，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提高企业竞争力，为推动企业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出新贡献。

（二）增强企业凝聚力

企业文化建设可以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强大的文化氛围，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融思想性、娱乐性和艺术性于一体，以其特有的文化品位成为职工普遍认可并主动追求的方式。这种广大职工在活动的参与中自觉地受教育的好形式，可以打破思想政治工作的沉闷气氛，克服员工的逆反心理，增强共同思想政治工作的活力，进一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三）提升干部队伍素质

以人为本，把思想政治工作团结群众、教育群众、鼓舞群众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进一步从上级要求和群众期盼中找到切入点和着力点，提高认识问题能力、组织工作能力、应对复杂局面能力，增强政工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

三、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应该紧紧围绕企业深化改革、提高经济效益、增强职工素质的有效途径，确立与社会的正确价值导向相符合的企业价值观，培育具有时代特征和鲜明个性的企业精神，塑造良好的职工形象和企业形象，使之成为顺利实现企业改革和发展目标的思想保证。

（一）围绕深化企业改革

深化改革，建立行之有效的企业制度，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必然要求。要充分发挥宣传、教育、引导作用，更新职工观念，把解决职工思想问题、维护职工的切身利益有机结合起来，确保职工在企业的主人翁地位，帮助职工消除理论上的困惑、思想上的疑惑、心态上的失衡，自觉投身企业改革，保证改革健康顺利进行。

（二）围绕提高生产效益

始终把推进企业发展、提高生产效益作为主线，集中精力，找准与企业效益结合的着力点，开展丰富多彩的劳动竞赛活动、层次多样的技能培训等，在制定计划、组织活动等各个方面都要把提高效益放在首要位置，努力为企业求突破、求发展提供坚实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三）围绕提高职工素质

提高职工的思想觉悟和道德素质，能很好地提高职工的创造性与积极性。同时，要适应科技浪潮的冲击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必须针对职工在知识、素质、技能等方面的现实情况，不断创新方法和形式，为职工的学习成才创造更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促使职工成为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的主人，努力形成提高职工素质的合力，共同为企业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和合文化论文篇5

“和合”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之一。将“和”与“合”两个单独的字连用成为一个概念，为中国古代思想家所独创，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概念。和合文化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客观地承认不同，比如阴阳、天人、男女、父子、上下等，相互不同；二是把不同的事物有机地合为一体，如阴阳和合、天人合一、五行和合，等等。和合范畴显然比一般性地提和平、和谐或合作、联合内涵更为丰富，外延更为广泛，层次也更深入。和合这一概念，体现了中华民族历来就有对事物整体辩证地认识的优良传统。在中国，“和合”文化的基本精神已植根于人们的潜意识之中。

临海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浙江县级市中唯一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公元前85年置回浦县，公元621年置台州，置县设郡已有2000多年。临海素有“千年台州府，满街文化人”的美誉，是历史上“唐诗之路”的宗教文化重要中转站，是唐鉴真大师东渡日本的驻锡地，是道教南宗创始人张伯端的诞生地，也是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大师的受戒地，儒释道文化源远流长。去年临海市成功举办了“千年古城·和合临海”文化交流活动，台州市委常委、临海市委书记蔡永波在活动中说，当前，我市正处在全面建设高水平小康社会的关键点上，正在全力打造活力品质幸福临海，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关心和支持，需要充分发挥和合文化的作用，传递正能量，通过深入挖掘佛教和合思想，弘扬和合文化，助力临海和合圣地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和谐社会构建。

二、临海农行全面实施“幸福家园”工程积极践行和合文化

2014年以来，农行临海市支行根据上级行部署，以打造和合文化为契机，全面实施“幸福家园”工程建设，三年来持续推进和加强，已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1.顺应形势，精心设计，全行推进，深得民心。在新形势下，基层农行员工的需求丰富多彩、层次各异，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我行把加强人文关怀作为全行的一项战略性任务来抓，围绕“幸福家园”建设，确定了“一个总目标（以员工生活的更加美好为目标）、三大载体（亲情关爱计划、权益保障计划、素质提升计划）、三个具体目标（为员工创造温馨、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营造民主的工作氛围，搭建多渠道、宽领域的成长成才平台）、达到的最终目的（不断增强员工的归属感、成就感和幸福感，实现员工与农行共创价值、共同成长）。实践证明，这一工作思路，符合我行的经营管理实践，也符合企业和合文化建设的要求。

人文关怀是涉及全行员工、方方面面，融入全行经营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一项长期、持续性的过程。在搞好总体设计基础上，充分发挥工会部门牵头抓总作用，建立了上下联动、横向协作、全员参与的工作机制，推动成立了由支行党委书记、行长任组长，工会主席任副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出台了相应的制度办法和配套措施，分步骤、分阶段、持续化的推进实施。“幸福家园”成为临海农行加强人文关怀、建设和合文化的“民心工程”，得到了上级行的充分肯定和员工的积极支持。

2.重点推进“职工之家”建设，解决基层员工最迫切的现实需求,使员工“触摸”到幸福。按照幸福家园工程建设的总体设计，大致分三个层次，一是抓“有形的”，主要包括职工之家建设、文化活动等，使员工“触摸”到幸福。二是抓“无形的”，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员工心理疏导等，培养积极向上的阳光心态，使员工体验和感受到幸福。三是抓“长远的”，如加强民主管理、员工素质提升、成长成才等等，使员工期许幸福。我们在这三年里重点从员工最需要的衣食住行入手，加强职工之家建设，改善员工工作生活环境。一是坚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的原则，职工之家建设进展顺利；二是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职工之家建设成效显著；三是做实“民心工程”，职工之家建设深得人心。

3.加强员工关爱和心理疏导，为员工减压减负，让员工“体验”幸福。一是文体活动经常化。提倡“快乐生活、健康工作”，改变过去文体活动分散化、无序化的状态，将各类文体活动制度化、人本化、经常化、普及化，不断提高活动的吸引力和覆盖面。二是技能练兵和比赛全员化。充分发挥工会组织贴近员工的优势，围绕提升员工综合素质目标，组织或者协助相关业务条线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劳动竞赛活动，达到“以练促学，以比促练”的目的。三是心理疏导科学化。高度重视对员工“心”的关爱，引导各经营单位举办心理健康或精神卫生讲座，开展心理咨询活动，舒缓员工的工作和生活压力。通过每月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到基层网点与员工谈心谈话及组织全员户外拓展等活动，帮助员工减轻心理压力。四是爱心帮扶制度化。有效激发了全行员工和谐友爱、爱岗敬业的激情。

4.加强职业规划，突出青年和女员工群体，激励广大员工立足岗位干事创业，让员工“期许”幸福。目前，我行40岁以下青年员工占比43%，他们学历较高、能力较强、思想活跃。我们充分发挥系统工会和系统团委的组织优势，实施青年员工“梦想启航”工程，以“青春导航”、“青春成长”、“青春建功”和“青春圆梦”四个行动为载体，为青年员工成长成才建平台、拓渠道。突出青年员工成长性，召开大学生入职座谈会、建立大学生员工成长档案和后备人才库。

三年来，临海农行的幸福家园工程建设虽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达到了预期设计的目标。但在心理关爱、权益保障、素质提升、员工职业生涯规划及员工自我价值实现等方面仍需进一步探索，与和合文化建设仍有较大差距。在今后一个时期工作中，要高点定位，将幸福家园工程上升到建设和合文化的新标杆、新高度，勇于创新，力争在深层次问题上有所突破。

三、打造银行“和合文化”品牌的路径和措施

1.“以人为本”是银行和合文化的核心。银行员工的利益需求是多方面的、会变化的，最根本的是生存利益，最有效是全面发展。建设银行和合文化，就是要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银行得以体现。作为各级高管层，要根据员工的特长和个性来设计员工的职业生涯。对内，要尊重员工、关心员工、理解员工、重视员工、依靠员工、团结员工、培育员工，千方百计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只有充分激发员工的主人翁精神，才能齐心协力渡过难关、求得更大的发展。只有充分考虑员工的多层次需要，创造员工自我实现需求得到满足的良好环境，才可能促使员工创造出远远超越他们收入的价值。只有形成“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的亲情化氛围，使银行发展的成果与员工分享，员工与银行同步成长，才会使员工具有“成就感”和“家园感”。对外，要以客户为中心，树立服务为本的经营理念，用诚恳的服务态度、娴熟的服务技能、灵活的服务方式、先进的服务手段、优质的服务质量来赢得客户。这对提高银行吸收存款的数量和优化贷款的质量，资本的积累和自身发展，实现持续经营、稳健发展起着积极的推进作用。

2.“合规”是银行和合文化的根基。“合规”是全球银行业的一个普适价值观，研究银行和合文化，就是要将合规的价值观根植于员工的头脑。合规是银行内部的一项核心管理活动，这就要用稳健经营的经营理念来校正员工的行为习惯，确保银行的活动与所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规定、规则、自律性组织制定的有关准则，以及适用于银行自身业务活动的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相一致。“合规”包含着两个层次的涵义：一是要有一个合格的“规”。这个“规”必须是符合法律并能适应银行经营特点、提升经营管理层次、保障银行健康发展又能调动员工积极性的；二是员工都要去“符合”这个合格的“规”。

3.“风险意识”是银行和合文化的灵魂。一家银行采取什么样的业务发展战略,部门之间的业务关系是否顺畅,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的银行工作人员是否能够在重大的风险问题上达成基本的共识,规章制度是否充分合理并得到贯彻执行,出现了例外情况如何处理,这些问题都能体现银行的风险管理,都可以从中找到银行和合文化的影子。风险管理和合文化建设是银行治行之本、动力之源、持续发展之基,只有培育良好的风险管理和合文化,把风险管理理念贯穿于银行业务的整个流程,使风险管理由高深抽象的理论变为现实生动的银行和合文化,并转化为员工的自觉意识和行为准则,才能使风险管理机制有效发挥作用,才能使政策和制度得以贯彻落实。

4.“形象”是银行和合文化催生的核心竞争力。银行和合文化除仁和为人、合作做事等功能外，还具有塑造形象的功能。将信息传达给银行内部和社会公众，使其对银行产生一致的价值认同感和亲和力。对于银行来说，形象的作用远远超过银行本身的有形资产，谁的形象好，谁就能赢得客户、赢得市场。银行良好的内部形象可以激发全体员工的自豪感、责任感和崇尚心理；良好的外部形象则能够更深刻地反映银行和合文化的特点和内涵，使银行在竞争中独树一帜，取得社会公众的信任，从而确保稳固占领市场。

5.“社会效率”是银行文化体现的社会责任。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在社会中扮演着资金引导的作用。由于我国企业直接融资的渠道还不够顺畅，信贷的“卖方市场”仍是当今以至今后一段时期存在的主要矛盾。信贷支持什么、限制什么、禁止什么，应当符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产业政策。为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贷款应发放给能增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借款人。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考虑，在选择信贷方案、评审贷款业务时通常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项目的经济效益上，而忽视对社会效益的考查。一些贷款项目经济效益很好，但对生态和人们生活环境带来巨大危害。一旦商业银行向他们提供贷款资金，虽然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会获得较高的贷款利息和收益，但由于项目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社会消除它们的成本往往超过企业为社会创造的效益，最终使得社会总体利益受到损失。

6.“职业操守”是银行和合文化内化的结晶。良好的银行职业道德操守是银行管理者长期教化的过程，银行和合文化的软约束比规章制度的硬约束更重要，良好的职业道德操守能够弥补银行内部控制的缺陷、漏洞和不足。作为银行高管层，应当给员工提供富有人情味的工作环境，使他们得到尊重，才更容易理解并接受与业务相关的政策和规章制度，减少他们与管理者之间的摩擦或矛盾，从而降低道德风险。首先，银行应当向全体员工强调操作风险的危害性，阐明其控制的立场与态度，传达行为取向信息；其次，要在银行内部培养员工共同的价值观，增强操作风险控制意识和自觉性；第三，要通过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使各个业务环节上的管理者和员工，都清晰地明白该业务可能存在的风险点、银行内部的风险控制政策、对风险的容忍度以及违规操作可能遭受的惩戒，增加操作风险控制行为的针对性。

综上所述，银行业和合文化既是银行企业文化的精华，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以人为本，仁和为人，和合化人，和合润事，合作做事，倾力打造银行和合文化的品牌，弘扬和合精神，竭诚为临海经济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和合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创业文化 经济文化一体化 创业文化理论体系

创业文化理论体系构建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应对当前激烈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依托。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严峻挑战。而要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就要充分调动各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要增强和改善各方面的工作，其中包括创业文化建设，尤其是创业文化理论体系的构建。因为，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表明经济不能离开文化而孤立进行和发展。而创业文化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能否充分真正发挥作用又取决于创业文化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1.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最根本的在于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我国面临的形势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此，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综合国力既包括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也包括政治、文化等软实力，其中文化是综合国力的要素之一，而且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从同志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到同志提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所强调的都是这个问题。民族和国家的真正强大不独有赖于经济实力的雄厚，更有赖于基于雄厚经济基础的文化价值的深厚强大。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十七大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从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任务的完成，都需要我们不断地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因此，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2.创业文化理论体系构建可以推动创业活动的发展，对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具有重要作用

要想更好的应对我国当前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严峻挑战，需要社会各界群众的齐心协力，不断增强和改善各个方面的工作，尤其是文化领域的各项工作，其中包括创业文化理论体系的构建。

创业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体系的科学构建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精神动力，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深层支撑，对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功能和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创业文化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创业文化通过为社会提供创业人才、技术、创意、创新的支撑，促进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在科技进步和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创业文化理论在经济领域、经济活动中的渗透无处不在。

同时，创业文化理论体系引导创业者抓住创业机遇，通过创业教育与创业实践，实现自身价值，积累社会财富，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业虽然是一种高风险的活动，但是创业者的创业实践活动正是在市场薄弱的地方寻找自我发展的机会，在市场需求和短缺中寻找创造财富的机会。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意识的体现，这种创新价值观要想在实践活动中得到良性的发展、充分的体现，就必然需要一种科学的创业文化理论体系加以支撑。同时，创业过程中无法避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阻碍，这需要创业者具备丰富的创业知识，优秀的创业能力，良好的创业心理素质，以及优良的创业意志品质，而这些素质和能力正是创业文化理论体系的应有之义。因此，创业者进行创业实践活动的过程，既是其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过程，同时也是创业文化理论体系的实践过程。

3.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表明经济不能离开文化而孤立进行和发展

在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离不开文化的深层支撑。创业文化理论体系指导下的创业文化与经济发展特别是与知识经济的关系更为密切，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和依托。“文化活动中具有经济功能，经济活动中具有文化取向，文化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文化化，愈益使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互渗透和融合，越来越呈现出文化与经济一体化。”1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揭示了一个事实，即经济不能离开文化而孤立进行和发展。

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创业文化理论体系不仅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寓教于乐，产生一种精神动力；而且还带来经济效益，为社会创造财富，是一种不可替代的软实力。在经济社会里，创业文化与经济紧密相连，在新的时期赋予文化新的内涵，作为一种产业来做，才能体现其真正的价值，发挥出其优势。

经济文化一体化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为创业文化理论体系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创业文化理论体系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量。

一方面，创业文化理论体系的发展需要较多的投入，无论是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供给，还是文化人才的培养都需要资本的投入。创业文化理论体系的构建也必须根植于经济生活的土壤。只有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才能为文化的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财力、物力。也就是说文化发展日益经济化。

另一方面，经济日益文化化。创业文化理论体系决定着资源的开发、组合，影响着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速度，检验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合理性，推动着先进创业价值体系的形成，协调着市场和环境的结合与互动，以及创新人才素质的提高。创业文化理论体系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念、社会心理以及人们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文化因素构成经济活动的背景，并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主体的精神状态、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进而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因此，我们要顺应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历史趋势，就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促进经济文化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

和合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跨文化管理；跨国公司；研究现状及不足

跨文化经营管理活动由来已久，它最早起源于国际间商业贸易的往来，那时的管理主要取决于个人的经验和能力。跨文化管理研究相对起步较晚，根据Negandhi的考查，跨文化（cross-culture）成为一个明确的研究对象，始之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尼福尼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的大规模的项目性研究①。在此之前，企业界及管理学界则很少注重文化的研究。

我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了合资企业和跨国公司，进而我国理论界才真正地开始研究跨文化管理问题。由于我们对跨文化管理的研究起步较晚、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深度、广度不够以及组织与管理研究方法方面的限制，导致我国跨文化管理研究成果不太显著，进展比较缓慢。但随着我国企业更多地跨国经营、跨国经营的广度和深度增加以及外国跨国企业在我国的深入融合和发展，通过有效利用跨文化管理这一手段，以化解中外企业因文化差异产生的文化冲突，达到跨文化的沟通及融合，从而不断提高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管理水平，已经迫在眉睫。

笔者在我国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的跨文化管理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四类：（1）基于成熟理论的应用研究（2）有关跨文化管理的理论研究（3）案例研究（4）有关跨文化管理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与研究。

一、基于成熟理论的应用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基于国外已有成熟的理论框架（如Hofstede的国家文化模型等）的分析维度，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或企业文化进行比较，进而总结出我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对有效地进行跨文化管理提出建议。

钱珺，王桂琴（2003）基于卡尔德跨文化三层次模型，认为跨国并购中的文化冲突主要来源于民族文化差异、企业文化差异以及个体文化素养差异，同时基于霍夫斯特德的国家文化模型考察了文化维度对跨国并购企业管理的影响，认为在跨国并购中，企业应该恰当地运用跨文化管理，最终实现文化协同，提升企业的文化。异于跨国并购的视角，高嘉勇，王艳琼（2009）基于霍夫斯泰德的模型分析了中国、俄罗斯等六国间商业广告中的文化差异阐明文化差异在广告跨文化中的重要影响，以求对企业全球化经营以及跨国广告的创意设计有所裨益。

宋冬梅，李国振（2006）以特朗皮纳斯的文化理论为研究工具，通过对中欧国际商学院的中国和欧美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试图找出东西文化之间的差别以及对跨文化管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文化差异不会由于教育、语言水平的趋同而消失，文化差异将为跨文化管理带来重要影响。不同于卡尔德跨文化三层次模型，苏宗伟，吴艳丰（2009）以新加坡在华企业为例，认为文化差异主要来源于民族文化和企业文化，同时基于特朗皮纳斯的文化理论分析比较了中新两国民族文化的差异，并在总结新加坡在华企业文化冲突的表现方式和原因的基础上，认为应该借鉴“东方管理的三为思想”来实施跨文化的人为管理的策略。

这类研究主要是应用已有理论框架及其分析维度来研究中国情境下的跨文化管理问题，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让我们可以从不同理论维度，不同视角来更加深入地认识跨文化管理。但这些研究没有考虑已有理论及其分析维度在中国情境下的概念对等性和测量对等性问题，更重要的是没有通过应用这些理论发展出适合中国情境的跨文化理论。

二、有关跨文化管理的理论研究

有关跨文化管理的研究中更多的还是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不同的是，这类研究的研究对象和问题普遍，主要是针对跨国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面对的各种跨文化管理的障碍进行理论研究，如跨文化管理的内涵、利弊及策略等。

（一）跨文化管理的内涵

跨文化管理的主体是企业，手段是文化，对象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虽然跨文化管理目前还没有一致的定义，但国内学者普遍接受的是，跨文化管理（或交叉文化管理）是跨国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是对涉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事、物的管理，它研究的是在跨文化条件下如何克服异质文化间的冲突，进行卓有成效的管理。其目的在于如何在不同形态的文化氛围中，设汁出切实可行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机制，最合理地配置企业资源，特别是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利用企业的潜力和价值，从而最大化地提高企业的综合效益。（赵曙明、张捷（2005））。②

（二）跨文化管理的基础研究

1.文化差异、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

有关文化对组织行为影响的研究主要有“差异论”和“权变理论”。差异论强调了文化的差异问题及对文化差异的整合协调；而权变理论认为由于全球管理人员的行为变得越来越相似，因此尽管各公司在技术、结构及全球定位等方面存在差异，也并不一定都需要进行跨文化管理。而且大多数学者也都主张从文化差异角度来研究跨文化问题，并强调跨文化管理的重要性。③把文化差异作为跨文化管理研究的切入点，已经得到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基于这一视角，也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相关研究普遍接受由于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进而在跨文化交流与沟通产生了文化冲突，而跨文化管理的核心就是有效地克服异质文化的冲突，进行文化协同与整合。

2.跨文化管理的整合策略

之所以把整合策略也纳入理论研究，是因为目前的相关整合策略较少是基于跨文化管理实践研究得出的，但这些策略中不乏新的观点，对于我们制定跨文化管理策略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加拿大著名跨文化组织管理学家南希·爱德勒提出了解决跨文化冲突的三种方案：凌越、折衷、融合；相应地，跨文化管理模式也主要有三种：占领式、共存式、融合创新式。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对于大多数跨国企业而言，通过融合的方式吸收异质文化中的精华，形成自身特有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方式，是适应跨国文化环境，降低文化障碍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最佳选择。（周桂荣，齐善鸿（2007）等）。而其他学者从另一角度也提出了有效实现跨文化管理的策略，如本土化策略、标准化策略、全球化策略、文化创新策略、文化渗透策略、文化互补策略、文化规避策略等（李彦亮（2006）等）。

在引用外国跨文化管理研究的基础上，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开始了中国的跨文化管理研究，虽然更多的是理论研究，但对于弥补我国跨文化管理的理论空白，解决跨文化的认知及继续研究问题，具有极大的贡献。此外，这些研究中的很多视角都值得我们在后继研究中继续探讨。

三、案例研究

这里的案例大多是以合资企业为例，在对合资企业双方文化差异等的对比分析基础上，提出跨文化管理研究的新视角，以期实现有效地文化整合和跨文化管理实践。

唐炎钊，陆玮（2005）认为文化维度理论和文化比较理论在研究视角上均存在不足之处，并在继承传统跨文化管理的基础上，以跨文化企业内部为研究视角，构建了跨文化管理的“钻石结构”模型，并对大亚湾核电跨文化管理的实践活动进行了深入分析。与唐炎钊等研究案例不同，陈晓云等（2005）以汽车行业为例，认为汽车工业的国际化将取决于其跨文化管理能力，为了了解文化差异和冲突的影响，选择了中德合资等五家合资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在合资汽车企业的跨文化管理中，中外文化之间存在着融合区和冲突区，并且基于上海汽车的4S跨文化管理框架及其共同利益思想，提出了基于共同利益的跨文化管理模型。

范作申（2005）以中日合资企业为例，认为企业经营文化具有独特性与多样性、积极性与消极性等特征，并在双方交流与合作中存在差异的基础上，对经营中产生文化冲突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必须实现中日企业管理模式的“杂交”，创造出相互融合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模式。董琳，黎永泰（2009）则以中—欧合作企业为例，认为合作企业的成功，既得益于双方战略合作关系在各个领域的良好发展，更有赖于准确理解各方企业文化方面的差异；在策略方面，认为中欧双方均需在跨文化管理的管理目标取向方面动态调整策略，使自己适应环境的变化。

侧重跨文化管理模式的研究中，敖依昌，王渝（2009）通过中美两大管理文化的比较研究，以中美合资企业长安福特马自达汽车公司为典型案例，探讨了跨文化管理的成功经验，认为要实现跨文化管理的有机整合，必须以标准化为基本框架，以本土化为变通，两者有机互补、构建具有动态调节机制的跨文化管理模式。

在基于已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对不同合资企业的跨文化实践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有关跨文化管理的模型。这些模型是在中国情境中提出的，更加契合中国特色，同时也为深入研究我国跨文化管理提供了方向，但因这些模型更多是基于合资企业，是否适用其他跨国企业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有关跨文化管理评价指标体系的探讨

由于文化这个概念的含义相当广泛，所以在跨文化研究中不应仅将观察到的差异解释为文化差异，这样解释会过于笼统。研究者需要解构文化，即用某个具体的文化特征上的差异来解释研究得到的差异现象。而如何选择合适的切入点，把文化分解成不同的维度，在测量对象和测量工具方面建立规范的参照系，构建适合中国情境的跨文化管理评价指标体系，是目前我国跨文化管理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也是今后最值得关注和继续研究的。

现今用来评价跨文化管理有效性的指标体系大多采用国外已有的成熟量表，对于这些评价指标/维度，许多学者都作了详细说明，在此不再赘述④⑤。

在我国进行相关研究较早的是台湾企业和学术界。在本土化量表中，郑伯壎的VOCS（Values in Organizational Cultural Scale）在中国文化测量研究方面有一定的开创性。这份量表一共有83个题项，分为九个维度：科学求真、顾客取向、卓越创新、甘苦与共、团队精神、正直诚信、表现绩效、社会责任和敦亲睦邻。（刘丽珍（2007））。

其他的学者也作了相关研究，如何丽红，周慧（2008）基于跨文化冲突的融合度、社会责任度、员工之间冲突的融合度及跨文化管理的创新度等方面，构建了在华跨国公司的跨文化管理评价指标体系，对在华跨国公司的管理具有借鉴意义。张洪烈，潘雪冬（2011）基于内外部因素构建了适合我国外派人员的跨文化管理有效性指标体系，并以云南省的跨国公司外派到东南亚国家的人员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该指标体系的内部因索包括跨文化悟性及认同能力、跨文化人际交往能力和跨文化心理认知及管理能力等三类20个衡量指标。外部因素由外派人员的选聘、外派人员的培训、外派人员家庭成员的跨文化适应能力以及跨国公司的外派支持管理等21项衡量指标组成。

如前所述，这类研究是我国跨文化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就目前已有的评价指标体系而言，只能算作了初步的尝试，相应的测试量表也尚未设计，进而其信效度、普适性等都还有待定量研究和验证。

五、结语

尽管我国近些年的相关研究成果显著，其中也不乏中国情境下的创新性研究，这些研究中也都有值得借鉴并继续研究的地方，如案例研究、有关跨文化管理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等，但这些研究都只能算是初步的研究，尤其是在如何有效地设计组织文化战略和结构；了解和预测管理理论与实践的跨文化适用性等方面。

虽然笔者认为我国的跨文化管理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类，但其相应的分类标准和归纳总结是否合理，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笔者认为，一流的管理需要有一流的企业和企业家，要构建适合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使中国模式也达到如美国模式、日本模式那样的影响力，必须培育出世界级的大企业和企业家，这不仅是理论界的巨大的挑战，更是企业界的巨大挑战。因此，我国要想真正有效地实现跨文化管理，必须培养更多的具有全球观念的人力资本；而在理论研究上，还需要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不断创新研究视角、不断探索研究方法。倘若我国的跨文化研究要想更多的得到国际的认可，必须特别重视研究方法的探索和规范。■

注释：

① 万君宝.西方跨文化管理研究的层次分析与时间演进——文献综述，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7，9（4）：94。

② 此外，类似定义的学者还有，范作申（2005），李彦亮（2006），周桂荣、齐善鸿（2008），张洪烈，潘雪冬（2011）等。

③ 肖伟.基于动态平衡模型的虚拟团队跨文化管理框架体系，科技进步与对策，2006，23（10）：5。

④ 项保华，刘丽珍.跨文化管理中的文化测量研究综述，上海管理科学，2007，29（4）：43-46。

⑤ 刘明.跨文化管理中的文化分维研究述评，科技管理研究，2009（6）：541-543。

参考文献

[1]钱珺，王桂琴.浅析跨国并购企业的跨文化管理，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9-13。

[2]苏宗伟，吴艳丰.新加坡在华企业跨文化管理差异与冲突研究，上海管理科学，2010，10（5）：7-13。

[3]宋冬梅，李国振.中西文化差别的实证研究及对跨文化管理的影响，上海管理科学，2006，28（1）：77-78。

[4]敖依昌，王渝.从跨文化视角论中外合资企业管理的标准化与本土化策略选择，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5（2）：32-39。

[5]陈晓云，李本乾，沈建华.基于共同利益的上海汽车工业跨文化管理模式，软科学，2005，19（4）：56-58。

[6]范作申.跨文化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从文化角度论中日合资企业经营，日本学刊，2005（1）：140-154。

[7]董琳，黎永泰.中—欧合作企业中的文化差异与跨文化管理策略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96-101。

[8]唐炎钊，陆玮.中外合资企业跨文化管理的“钻石结构”模型研究——大亚湾核电跨文化管理的探索，南开管理评论，2005，8（4）：79-84。

[9]何丽红，周慧.论在华跨国公司跨文化管理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中州学刊，2008，9（5）：59-62。

[10]张洪烈，潘雪冬.中国跨国公司外派人员跨文化管理有效性指标体系构建研究——以云南省外派至东南亚国家为例，经济问题探索，2011（8）：141-148。

[11]赵曙明，张捷.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中的文化差异整合策略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5，42（5）：32-41。

[12]周桂荣，齐善鸿.国际商务活动中的跨文化管理与文化进化，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8，29（5）：157-159。

[13]李彦亮.跨文化冲突与跨文化管理，科学社会主义，2006（2）：70-73。

和合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　斯图尔德　跨文化整合　社会层次　修教　齐政

在阐释现代国家所面临的种种跨文化事实和民族文化自身的应对机制时，中国学者习惯于借鉴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新进化论”，尤其是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JUdian H.steward)的“跨文化整合”理论，以便排除研究中的新、老命题理解上的困扰。这些学者的工作自然会引发学术界的争议。但现在看来，他们所造成的影响无疑越来越扩大了，而引发争议的实质尚未得到澄清，为此我们需要从一个十分具体的老命题出发，兼顾东、西方理解上的内在关联性去推动人类学理论的“中国化”，才能平息这种带根本性的争议。

自从多民族国家在东方确立以来，人们都注意到“一体”和“多元”总是并行存在，只不过人们通常将“一体”和“多元”作分时段的理解，强化它们交替推进的一面。费孝通则在文化的框架内强调“一体”和“多元”的辩证统一并存，并进而归结为“多元―体格局”今天看来，这已经是一个老命题了，但若忽视了这一老命题的前提，即必须处在文化框架内，则同样会引发争议。比如韩国的金光亿就正面提出了质疑。为此，对这个老命题作出新的诠释势在必行。其实，费孝通的这一提法并非空穴来风，其理论渊源正在于斯图尔德的“跨文化整合”理论，同时注意到了中华文化演进的“特殊历史”过程。费孝通正是希望从这一命题出发，带动西方人类学理论的“中国化”。

斯图尔德提出“跨文化整合”和“社会层次”理论，其目的是为了阐释美国现代社会结构的需要。但必须看到，同样的需要并不仅限于美国，而是古今中外社会发展的通例，因而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在中国，必然会有相似的内容和相似的理论诠释。如果我们只关注西方的理论，忽视中国自身的理论传统，我们就难以对西方的理论加以消化和吸收。笔者在这里以《礼记・王制》篇的相关论述为切入点，对斯图尔德的“跨文化整合”理论作一番再认识。

一、斯图尔德及其《文化变迁论》

斯图尔德的“跨文化整合”理论集中体现于其名著《文化变迁论》一书中。他立足于文化变迁的三大动因：“特殊历史”过程、对生态环境的“适应”和“文化传播”，提出了“跨文化整合”和“社会层次”等理论，并将社会整合的复杂程度划分为家庭、群落(村落或社区)、酋邦和国家四个层次的跨文化整合提升。然而，在借鉴斯图尔德的理论时，后人很容易失之偏颇，即对他的整个理论架构缺乏关注，而过分地强调他那些具有创新意义的特有概念。

中国学人对斯图尔德理论的推介有三个重点：一是特定民族文化对所处生态系统的适应；二是文化建构的“蛋糕式”模型；三是多线进化模式。第一个推介至关重要，因为该理论源于当时刚刚定型的生态系统生态学，而将系统论思想引入文化人类学具有创新意义。但仅关注其理论的创新性还远远不够，重要的是将斯图尔德观念中的“文化与生态”的耦合作为一个整体去对待，并试图通过“文化生态”这个整体去剖析文化变迁的机制。第二个推介同样也十分重要，但在斯图尔德看来，这样的模型是针对特定的民族文化而言的，文化不会孤立存在，它必然与其他文化相互影响，因而文化的传播在跨文化分析中具有特殊意义。也正因为如此，他特别强调社会文化之间的分野。在他的书中，这个模型仅是一个铺垫，落脚点则是美国现代社会的多元文化并存，特别是在这样的整合模式中共享与非共享的并存。如果不注意这一部分，就很可能肢解斯图尔德的思想。对第三项内容的推介也是如此，因为这是与博厄斯文化相对主义得以兼容的前提，是文化人类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使得进化论与相对论可以被放到同一个理论层面上去加以探讨。

但在斯图尔德的理论中还有更为重要的思想，即他没有将一个民族的“特殊历史”过程对生态环境的适应和民族文化的传播加以等量齐观。他坚持认为这三个动因所导致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其中每个民族的“特殊历史”过程在文化的变迁中具有很高的稳定性。比如，美国境内的各个少数民族即使进入现代社会，这一“特殊历史”过程的影响还会继续存在，发生变迁的仅是为了适应现代国家需要而非变不可的那部分内容，而且即使发生改变也是在传统可以兼容的范围内才得以实现的。也就是说，斯图尔德所谈的文化变迁高度重视传统的力量，而不是强化文化传播的理论，他所理解的文化传播显然与传播学派的理解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也正因为如此，将斯图尔德的文化传播观混同于此前的文化传播论显然是一个失误。

被喻为“熔炉”的美国现代社会，反映了早期的学者在骨子里是希望它融为一体的。而斯图尔德却更尊重事实，敢于承认“一体”与“多元”文化可以长期并存、延续。这从字面上看似乎是一个悖论，为了使这两者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斯图尔德才提出了他的“文化涵化”概念。在他看来，多元文化的并存并不像前人所理解的那样简单地被最终“同化”掉，而是在“主流”与“非主流”之间相互都发生变迁的情况下达到和谐兼容，最终的结果不是“同化”，而是并存文化中的某些部分实现了趋同，文化的其他部分则长期保持下去直到永远。由于这样的思想在中国的传统中早有根基，中国学者理解起来并不困难。但中国学者常常不愿意看到多元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乃至地位的相互转换，因而在推介中有意识地淡化了有关“文化涵化”的论述。但感情替代不了事实，斯图尔德的“文化涵化”概念，就实质而言，是将“经典进化论”、怀特的“一般进化论”以及他自己所创造的“多线进化论”衔接起来，使之成为解释美国现代社会的工具，以致于其“跨文化整合”理论和“社会层次”的分野成了文化逻辑推理的必然结果。

在斯图尔德看来，“跨文化整合”理论显然是文化传播的必然结果，因为文化的传播无论就何种意义上来说，都不可能是整个文化的迁移。发生空间位移的仅仅是文化内部的某些文化要素和结构单元而已，而且在位移之后又会被接收者加以改造利用和消化吸收，因此，被传播的文化内容在传播前和传播后并不具有同质性。于是，所谓整合显然不是就文化的整体而言，而是就参与传播的那些文化要素和结构单元而言，是它们在跨文化背景下实现了共享，具有了“合”的含义，但单就“合”而言，似乎也具有了整体性意味。斯图尔德强调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在《文化变迁论》的下文表述中就明确地提出了“亚文化”的概念，即在美国现代社会中，不仅有作为一体而存在的文化整合，也存在着没有参与整合的独享内容，必然也就有了“亚文化”的并存。在这样的理解下，“一体”与“多元”都处于文化的框架内，并不矛盾也不冲突，而是处在辩证统一之中，在“主流文化”和 各“亚文化”之间并存。《文化变迁论》的第十二章就致力于解读波多黎各的社会结构，在这个个案中不仅看到美国国家社会文化层面的影响，同时还强调在波多黎各社会中并存着很多“亚文化”的内容，这样的内容不会被简单地同化而消失掉。由此看来，费孝通提出的“多元一体”理念显然是在斯图尔德上述思想上的一种升华。费孝通所说的“体”是指参与跨文化整合的那个部分，而“元”则是指各“亚文化”的独享内容，“体”和“元”都在文化的框架内，而不是在其他的社会范畴之中，如政治、宗教，等等。

斯图尔德并没有将他的理论分析的“解剖33"停留在美国的现代社会中，而是进一步指向了人类漫长的历史过程。他进而强调文化的整合是一个古已有之的事实，只不过可以划分为从家庭、社区、酋邦到现代国家四个阶段，也就是四个不同的社会复杂层次。在这样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经典进化论前辈们的学理影子。这对今天而言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斯图尔德的分析与前辈们有着实质性的不同。在斯图尔德看来，经历复杂化变迁历程的并不是各种民族文化的整体，而仅仅是参与文化整合的那一个有限文化组成部分而已；前辈们则恰好是将文化构成部分的演化去替代整个文化的进化，并强调这是人类共性心理推动下的产物。在斯图尔德看来，这种分阶段的复杂过程仅是文化传播的表现形式。由于推动文化变迁的其他两个动因没有发生改变，因而作为文化整合部分复杂程度的推进并不会损害作为“多元”存在的“亚文化”的整体性延续，以至于复杂化仅停留在跨文化的视野范围内，而不适应于纳入其间的一切并存的“亚文化”中，这些“亚文化”的很多核心文化内容事实上是可持续运行的。这就意味着复杂化与简单延续也处于辩证统一的状况之中，也是可以互动交替的。笔者认为这才是斯图尔德理论的精髓所在。金光亿把“多元一体”理解为文化“多元”和政治“一体”的拼合，显然仅是他个人的理解，与斯图尔德的进化和费孝通的命题都无关。

斯图尔德理论的后续影响可以从他的后继者中得到印证。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致力于强调“一般进化”与“特殊进化”在同一文化中的并存，同时又明确地指出跳跃式的“一般进化”具有阶段性的区别，而连续性的“特殊进化”仅是一个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因而一旦适应后就会处于停滞状况，也就是他所说的“特化”。从表面上看，萨林斯似乎忽视了文化的传播，但萨林斯的后继之作正面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他的《历史之岛》一书正是立足于文化传播而编撰的历史人类学专著。塞维斯(Elman R，Service)强化了“族际间断”和“地域间断”原则，其立足点在于斯图尔德的“文化整合”模式，意在强调在文化整合的场域内，并存于文化之间“主流”与“非主流”的地位具有可互换性。但这样的互换并没有吸收相关文化的核心内容，因此在文化的总进程中也必然具有暂时性，它与“文化核心”内容的可长期持续性不可同日而语。塞维斯的整个理论建构只是将斯图尔德有关理论加以具体化和深化而已，但他的“酋邦论”则彰显了文化演进中的“历史特殊性”，对斯图尔德原有理论的补充也就显得更为精准。托马斯・哈定(Thomas G.Harding)强化了文化适应的“创新”与“保持”的并存，深化了文化的可积累性。但同时他也提出一个十分具体的功利原则，这是因为无论是“创新”还是“保持”都必然要支付社会代价，如果支付的代价与成效不相称，无论是“创新”还是“保持”都无从谈起。而这样的理解显然比斯图尔德前进了一大步。拉帕波特(RoyA.Rappaport)在“文化适应”理论框架内注意到了文化规约下“社会合力”的能动性，致使文化对所处环境的“适应”与“非适应”最终都可以通过“社会合力”去加以调控，从而使人类的能动性和创新价值得到了极大的彰显。

无论是斯图尔德还是他的后继者显然都不屑于全面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斯图尔德也关注中国，但他关注的仅是中国文化的表象，而不是关注中国的哲学命题。对此，我们没有理由深责，但却有责任在借鉴他们的理论时反省我们自己的理论渊源，以利于消化和吸收，否则的话，西方人类学理论的“中国化”将无从谈起。

二、“修教”、“齐政”与国家整合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而延续，中华民族有悠久的传统，因而在中华文化中早就存在多民族国家的治国理论。这种治国理论的源头荟萃于《礼记・王制》篇中。如下一段文字在今天读来，既古朴又新颖；若与斯图尔德对现代美国社会的剖析相比较，又会萌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慨，这同样是一个“多元”与“一体”辩证统一的微妙结合：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问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日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日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日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日寄。南方日象。西方曰狄鞭，北方曰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居民必彖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成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

若将斯图尔德的《文化变迁论》与《王制》篇的叙述相对照，不免会使今天的人们感到震惊，因为除了在术语使用上两者差异甚大之外，它们所要表述的思想却极为相似。比如，《王制》篇中提到的“性”，在斯图尔德的著作中表面上找不到一个同义词，很容易将其理解为“性质”的“性”，但其实这里所说的“性”正如列维一斯特劳斯所说的“文化的本质就是人性”，两者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性。借助其他先秦典籍的提示，这里的“性”可以用《孟子・告子》篇中的“食色性也”作注脚。而孟子这一命题的源头出自《礼记・礼运》中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他所要表达的真实含义就是生存与繁衍，而这正是人类存在的根本。因此，《王制》篇意强调“性”的“不可推移”性，说到底，其实就是斯图尔德所指的“文化核心”。由于这样的“文化核心”因所处环境的不同而设置，就本质而言只存在“合适”与“不合适”的差异，不存在“先进”与“落后”或者“对”与“错”的差异，《王制》篇中则将“宜”作为“性”客观存在的理想境界。总之，《王制》篇所提到的“性”和“宜”，恰好是对斯图尔德“文化核心”的中国式表述，其内容涉及到斯图尔德文化模型中的基础设置。而《王制》篇中提到的“俗”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这一用语中，《王制》强调的是人的本位立场，它被理解为人类作出的制度性设置而不是纯自然的产物。因此，对习俗追求的理想境界就是要实现“制”，也就是要使之成为制度化的规范。这与斯图尔德“蛋糕式”文化建构模型的第二层次类似，不同之处在于《王制》篇是将自然界的天地格局作为使习俗制度化的蓝本去理解，也就是“因天地寒媛燥湿”而作出的应对。

由于文化的这两个层次都植根于互有区别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因而多民族国家在实施制度化 的管理时，均不允许轻易改变“宜”和“俗”，这也就是斯图尔德所说的国家层面上的“跨文化整合”。关于国家层面上的制度化设置原则，《王制》篇作了如下十四个字的归纳：“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按照先秦时代的文字结构惯例来看，这十四个字中使用了两个具有强制意味的字，即“教”和“政”，这两个字在结构上都从“支”，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反文。查《说文解字》所得“支，小击也”，所谓“小击”就是强制性地使之就范。在这里，《王制》篇的作者明确承认多民族国家要“修教”、“齐政”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而且必须具有强制性。但强调的要点不在于强制性本身，而在于这种强制性必须有节制、有分寸。这个分寸就是不允许轻易改变各民族已有的制度性的设置，也不允许轻易改变他们的生存范式。否则的话，就会“过犹不及”。如果换用斯图尔德的“文化层次”观来说，那就是在国家整合层次上，没有参与共享的文化内容是不允许轻易改动的，轻易改动就会有损于多民族国家的和谐，也会有损于跨文化的制度性共享。

《王制》篇对“国家整合”模式的建构意在强化外部表象的趋同和共享，并没有把此类可以共享的“文化内容”绝对化，因而在表述中，对“政”与“教”的实施目标分别表述为“齐”与“修”。从字义的角度来说，“齐”只是表面的平齐，而“修”则是对外部纹饰的表述，即对并存民族文化的核心也就是“俗”与“宜”绝对不追求统一，也不追求递变速度的相等。这与斯图尔德等人将现代国家的“文化整合”视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且是不可更改的必然，显然有着实质性的差异。

在斯图尔德看来，作为“亚文化”而存在的那些传统，在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或者说是等着被“涵化”。而《王制》篇的作者只是将这样的整合作为一个各民族共同的事业去对待，因而该篇的结语是“然后兴学”。“兴学”两个字的含义在于强调这是共同的事业，而且是相互影响的过程。在《王制》篇中对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也就是“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对语言翻译的高度重视，对行为差异的理解和宽容以及对相互沟通的关注，在《王制》篇的作者看来这是国家建构过程中一个不断推进，也是不断磨合的过程，而且要永远地进行下去。这与斯图尔德等人把现代国家的建构视为一个终极的事实，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即便是在现代国家建构完成之后，和谐社会的维护还必须一贯到底地坚持下去，才能确保多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

此外，在对“俗”的“制”和对“性”的“宜”的理解上，《王制》篇也有新意。它强调的是习俗的定型，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磨合的过程，最终形成“食节事时”的规范和制度化；对“宜”而言，也是意在强调只有通过所持文化的人群与所处生态环境的磨合，才能实现“宜”。其结果希望实现的是“乐事劝功”，也就是“俗”和“宜”两者不是一次性完成的结果，而是有一个终极的目标，但又是一个需要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因此，“宜”值不值得肯定，其评估的标准在于是否合适，而不在于其他。在这一点上全金秀对现代技术的得失评论显然是正确的。总之，《王制》篇的作者始终坚持文化的动态发展观，甚至对建构“全国整合模式”所必须实施的“修”与“齐”也作了动态的理解。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机械地照搬斯图尔德的结论，就不能推动其理论与中华文化传统的接轨，这显然为学人所不取。

三、结论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