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设计论文范文

税制设计论文篇1

关键词:税务硕士；课程设计；专业硕士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6-0296-03

引言

随着中国研究生教育制度改革的推进，税务硕士的培养在财税学科研究生教育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改革趋势，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单纯的科学硕士学位教育不能满足社会对高端税务专业实践人才的需要[1]；第二，随着财税学科博士培养规模的扩大，原来赋予科学硕士的培养目标在相当程度上被博士所取代。因此，在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总量既定的前提下，通过增加专业硕士进而减少科学硕士的比重，成为财税学科研究生学位教育改革的必然方向。2010年，税务硕士专业学位被正式纳入到新增专业硕士学位的招生计划中。改革的方向既已确定，接下来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科学合理地设置税务硕士培养的相关课程。最近两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税务硕士课程设置的问题，苏建（2010）通过对维也纳经济大学税法硕士项目的考察，详细介绍了该校税务硕士课程设置的实际情况，并总结了可借鉴的经验[2]。古建芹（2010）把税务专业硕士课程分为基础课和专业课两个层次，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大类，并提出了具体的课程体系构想[3]。黄静和杨杨（2011）强调，为突出税务专业硕士的特点和优势，在课程设置上应强调实践性、应用型和职业性[4]。他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为教学实践部门所接受，本文的研究将在借鉴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主张。

一、税务硕士课程设置需要遵循的原则

1.税务硕士课程的设置要符合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高端税务实践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紧迫。需求主体主要有两类，一是属于政府机构的财税部门；二是属于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作为政府机构，对内需要那些深谙国家税收法规政策，能够对现有税源进行评估，有能力对本辖区未来税收收入做出合理预测的实践型人才；对外需要了解国际税收基本惯例，能够维护国家税收权益的人才。企业则需要那些了解企业经营过程，能够为企业进行正确的决策提供税收实务支持方面的人才。比如，企业在兼并重组时会遇到税收问题，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会遇到国际税收问题，企业在选择公司组织形式时会遇到税收问题，凡此种种。在解决这些问题过程中，通过合理的安排达到为企业节约税收并尽可能地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是企业管理者追求的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有经过良好技能训练的、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税收实务型人才的支持。但是当前财政税收专业培养的学生，无论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都无法满足政府财税部门和企业对税务实践型人才的需要。因此，我们对税务硕士的人才培养要着眼于满足政府和企业的现实需求，课程设置自然也应该为实现这一目标服务。

2.税务硕士课程的设置应该符合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方向。中国现行的税收制度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所得税和财产税在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较小。流转税以商品的流转额为课税对象，便于税务部门征收。相对而言，所得税和财产税则对税务部门的征管水平要求较高。目前个人所得税采取分项课征的形式，而且主要集中在对工薪所得的课税，由纳税人所在工作单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这些安排在相当程度上简化了税收征管。财产税在中国的税制结构中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5]。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税收制度改革的不断向前推进，中国的税收体系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特征是：流转税在整个税制结构中的地位将下降，而所得税和财产税在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将上升。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所得税和财产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而流转税则无法做到。在中国居民收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提高所得税和财产税在税制结构中的地位是一种必然选择。未来可以预见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方向是：（1）由分项课征向综合课征转变；（2）由单位代扣代缴向个人直接申报转变。在财产税方面，可以预见的变革是对私人房产在保有环节征税。税收制度的变化必将对税务硕士的培养提出新的要求。因此，税务硕士的培养要预见到这种变化，并针对即将发生的变化进行课程设计。这类课程在眼下看来可能并不是十分重要的，但以发展的眼光看却是必须掌握的技能。

3.税务硕士的课程在重视实践能力培养的同时，也应重视学生理论素养的提升。在从事与税务相关的实践工作中，具体的实务操作固然重要，但运用基本理论来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与税收实务相关的基础理论包括管理学、法学和经济学等方面，这些方面的理论知识应该成为税务硕士全部知识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在税务硕士的培养过程中，管理学和法学的基础知识尤其重要。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与税务相关的实践工作更多地是属于管理学方面的知识，对于税务硕士来说，掌握管理学尤其是公共管理理论的一些基础知识是必要的。从法学的角度来看，国家税收制度在本质上属于法律范畴，了解税收的相关法律是税务硕士应该具备的基本技能。总之，税务工作的实践中会遇到各种纷繁复杂的实际问题，没有坚实的基础理论作支撑，就会发生“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情形，无法发现解决问题的一般规律。缺乏基本理论素养的学生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往往发展潜力不大，所以在税务硕士的课程设计中，不但要“授之以鱼”，还要“授之以渔”。

4.税务硕士要与财税科学硕士的课程设置有明显的区别。由于税务硕士在某种程度上是从财税专业科学硕士脱胎而来，而且税务硕士培养刚刚起步，缺乏办学经验，这就使得税务硕士的课程设置很容易陷入以往科学硕士课程设置的思维定式。再者，近些年来由于科学硕士的培养为适应市场需求的需要，在课程设置上也在向“实践性”靠拢，“科学性”有所下降，从而陷入了既要保持“科学性”又想追求“实践性”的矛盾状态，成了一锅“夹生饭”。结果是科学硕士既没有体现较高的“科学性”，也没有在“实践性”方面取得突破。所以，如何在课程设置上将税务硕士与传统的科学硕士培养区分开来，成为当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让财税专业的科学硕士回归其阳春白雪的本位，强调其科学研究的属性；另一方面，税务专业硕士则应专注于实践特色，注重解决实践问题。

二、中外税务硕士课程设计的比较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开办了税务专业硕士教育，比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德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一些大学在专业硕士层次上设有税务学位的培养计划，其中比较著名的大学包括纽约大学、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等。国外大学对税务硕士的培养通常被纳入到企业管理、会计、财务管理或法律等专业的范畴。这些专业尽管没有税务硕士的独立名称，但都偏重于对学生进行税收实务技能的培养。这些学位培养计划的大多数毕业生通常专注于一个具体的税收制度领域，比如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或者房地产税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市场分工比较细有关，同时也受到一国税收制度复杂程度的影响。税务硕士毕业以后的服务对象是个人、公司和政府，从事的具体工作内容有多种选择，可以为私人和公司进行财务方面的税收筹划、申报纳税等，也可以在政府部门从事税收检查，税收征收管理等工作。为适应这些工作的需要，大学在培养税务硕士时设置的主干课程一般包括：会计、审计、道德伦理、财务管理、财务报告分析、公司与个人税务筹划、税法、税收战略。那些想专攻具体类型税收实务知识的学生可能会选择附加的专题，比如所得税和财产税等课程。

中国税务硕士的培养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合理的课程设计仍在探索中。为了规范各高校对税务硕士的培养，全国税务专业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于2011年出台了税务硕士课程设计的指导性方案。该方案规定，税务硕士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少于36学分，其中学位课24学分，非学位课至少8学分，专业实习4学分。学位课程包括：外语、中国经济问题、现代经济学（含宏、微观经济学）、税收理论与政策、中国税制专题、国际税收专题、税务管理专题、税务筹划专题。非学位课包括：税务稽查专题、高级税务会计、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纳税评估实务、税务实务、税收信息化、税务争议专题、公文写作、财务会计理论和实务、财务报表分析、经济法专题、战略管理、公共管理、数量分析方法等。

比较中国和国外大学税务硕士课程培养方案，我们会发现一些共性的特点：其一，重视实务操作，两种方案都以培养实践性人才为目标。其二，会计和财务管理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三，两种方案都认识到了法律知识在税务硕士培养中的重要性。两种课程体系的差异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课程设置的立足点不同，国外大学税务硕士课程设置的立足点通常是财务会计、企业管理或法律，以这些课程为基础，然后向税务专业知识领域延伸；国内出台的税务硕士课程设置是以税收实务和税收理论为基础，然后向财务会计、经济、管理、法律等相关领域扩展，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税收实务知识占绝大部分比重。第二，对知识结构点和面的处理方法不同，国外的课程设置是由面及点，即从主题课（会计、财务管理、企业管理）次级主题课（税收实务一般性知识）具体税种的专题课（所得税、房地产税或财产税）；而国内目前设计的培养方案没有涉及到具体税种的课程安排，缺少由面及点的层次感。第三，课程的数量差异明显，国外大学的课程数量显然要小于国内培养方案所规定的数量。第四，国外大学的课程设置很少安排经济学课程，而国内培养方案涉及到经济学的课程有三门，即中国经济问题、现代经济学和数量分析方法。第五，在国外大学的课程设置中，有道德和伦理学的课程安排，国内的培养计划中则没有类似的课程安排。

通过比较，我们看到两种课程设置体系代表了两种思维方式，但所要实现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很难说哪一种课程设计更具有优越性。两种方案的形成都受到如下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对税务硕士的需求水平。二是现行的税收制度，那些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政府主要收入来源的国家，为税务硕士服务社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而那些以流转税为主体的国家，社会对税务硕士的需求则受到制度性限制。毫无疑问，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代表的直接税，无论在征税方面还是在纳税方面都比间接税要复杂得多。随着中国税收制度改革进程的向前推进，直接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比重必将上升，而间接税所占的比重将随之下降，社会对某一税种的税收服务需求将增加，这将对税务硕士的课程设置施加影响。

三、中国税务硕士课程设置的优化

依据前文提出的税务硕士课程设置的四点原则，对比国外已有的经验，我们可以对目前国内的税务硕士课程设置做出如下评价：（1）目前的指导性方案基本体现了培养税务实践型人才的目标。在全部22门课程中，实务性质的课程有14门之多，比重高达近70%。而且还规定教学实践不少于6个月，其中在财政、税务部门、注册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相关涉税部门实习不少于3个月。（2）税务课程的设置虽然在强化实践教学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对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方向把握不够。随着中国个人所得税、财产税以及环境税等各项税收制度改革的向前推进，财产评估和环境评估等课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税务硕士的培养应该为即将到来的税收制度改革做好人才储备。（3）去除实践教学和毕业论文环节，真正用于课堂教学的时间只有一年，用一年的时间完成规定的课程教学，在实践中是很难做到的。（4）与财税科学硕士相比较，许多课程并无明显差别。根据我们的调查，国内高校在财税科学硕士的培养方案中，几乎都开设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税收理论与政策、中国税制、税收筹划、税务稽查、税务管理等课程。这样的课程安排，使得当下税务硕士培养与科学硕士培养的目标边界并不明晰，甚至与本科教学也很难拉开档次。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税务硕士发展的前途。

由于中国的税务硕士培养指导性方案刚刚出台，并未经过实践检验是否可行。在笔者看来，还是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方面。（1）课程数量可以做适当的合并精简，一些专业课程虽然名称不同，但内容有交叉重复。比如可以将税务管理、税务风险管理、税务争议专题合并为一门课，因为这三门课都属于税务管理的范畴；还可以将税务稽查、纳税评估、税收信息化合并为一门课程，因为这三门课都属于税务稽查的范畴。（2）为适应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需要，可以考虑增加房地产评估或资产评估这类课程。（3）借鉴国外经验，重视对税务硕士道德的培养，税收伦理学也应该成为税务硕士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4）在课程内容安排上强化案例教学，以此区别于科学硕士和本科生的培养。另外，要对科学硕士的课程进行重新规范，尽量减少其中的实务型课程，强化其学术精神的培养。（5）为完成课程教学计划，有几种方案可供参考：第一种是延长学制期限，由二年改为二年半或三年；第二种是效法国外专业硕士培养，取消毕业论文环节；第三种适当缩短实践教学时间。

参考文献：

[1] 雷根强，童锦治，林文生.关于税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若干展望[G]//中国税收教育研究会.中国税收教育研究.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10:1-4.

[2] 苏建.维也纳经济大学税法硕士项目对中国税务硕士教育的启示[G]//中国税收教育研究会.中国税收教育研究.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10:15-18.

[3] 古建芹.税务专业硕士学位教育研究[G]//中国税收教育研究会.中国税收教育研究.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10:19-22.

[4] 黄静，杨杨.税务专业硕士学位教育问题探析[C].“中国税收教育研究会”第五届研讨会论文集，2011.

税制设计论文篇2

【关键词】物业税 博弈 物业税税基评定

2003年10月,中共中央第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实施城镇税费建设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税费”。2007年10月1日起实施的《物权法》为开征物业税提供了法律保障。随着物业税在北京、辽宁、江苏、深圳、宁夏、重庆、安徽、河南、福建、天津等十省市模拟试点工作的进行,物业税又再次被推向风口浪尖。但物业税的具体开征还面临着困难,理论界对开征物业税的制度设计还存在不少争议,本文认为,只有首先解决物业税税基的价值评定问题,才能为开征物业税扫清前期障碍,讨论税制的制度设计问题远比探讨技术操作更为重要。

一、物业税的相关理论

物业税是以土地、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各类房屋以及与其相配套的设备、设施和场地等为课税对象,要求其所有者或承租人每年都要缴纳一定税款,而应缴纳的税值会随着不动产市场价值的变化而变化。“物业”一词是实物与权益的综合体,通常在国外被称为不动产,而在我国大陆则习惯称之为房地产。国内学者对物业税作了一系列的研究,甚至有人认为,物业税就是财产税,也可以称之为不动产税。这些观点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物业税的设计基础。下面,本文阐述物业税和我国现存财产税的关系。

1、物业税是财产税的一种

财产税是整个税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概念上来说,财产税是指以纳税人所拥有和支配财产本身(财产的价值或数量)为课税对象的税收统称,包括不动产和动产。相比所得税是对国民生产的流量课税,财产税则是对社会财产的存量课税,其价值并没有参与再生产的循环。财产税以财产的可转让性和可保有性,又可分为财产转让税和财产保有税。

我国现行财产税制中的主要税种有房产税、车船税和契税。物业税也是财产税的一种。物业税的本质的实际内容就是房地产保有阶段的税收。物业税,是针对土地、房屋等不动产征税,要求其承租人或所有者每年按照不动产的价值都要缴付的一定税款。物业税的课税对象是不直接参与流转的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由不动产的所有或支配人直接承担而很难转嫁。因此,物业税具有财产税的主要特征,属于财产税的范畴。

2、物业税设计的理论基础

一般说来,尽管国内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开征物业税,但是关于物业税的理论基础却存在较大的分歧,主要有“公平论”、“税制完善论”、“财政收入论”、“受益论”和“资源配置论”等观点。

(1)征收物业税的“公平论” 。“公平论”包括普遍征税和平等征税。所谓普遍征税,是指税收管辖权范围内的所有法人和自然人,也即所有有纳税能力的人都应毫无例外地纳税。所谓平等征税,是指所有的纳税人依照其所拥有的不动产价值取得的收入或实际支出等客观因素来确定。税收的公平标准主要是依据能力原则,要求纳税人应当根据他们的支付能力纳税。公平论是税收理论的基础,具有普适性,可适用于物业税。物业税对财产收入的公平调节功能,优于所得税。但是单纯强调物业税的公平说,并不能真正反映物业税的本质和特征。

(2)征收物业税的“税制完善论”。该理论认为完善的现代税制应包括所得税、商品税和财产税这三大体系。税制完善论从税收功能角度来认识物业税,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但是,一个税种的设立并不单是为了使税收体制在理论上得到完善而存在,更重要的是该税种的设立所能发挥的作用。因此,单纯的税制完善说也不能反映物业税的本质和特征。

(3)征收物业税的“财政收入论”。税收都具有组织财政收入的功能和作用,对土地、房屋等课征物业税,是为满足财政支出需要,而筹集国家财政收入。依照国际通行的做法,物业税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在我国现行税制下,中央税收比例较大,地方税收较低,使得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是通过土地出让金取得,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问题。该理论认为物业税的开征实际上是把一部分的一次性收入变成了长期现金流,增强了政府收入的长期性,激励地方政府做出更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决策。

(4)征收物业税的“受益论”。物业税“受益论”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是指以税收主要为纳税人服务,即完全用于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并没有带来福利的损失。受益论的观点主要建立在两大假设的基础上——“用脚投票”和“城市土地利用分区”。在这种理论下,住户不会因物业税的征收或提高调整其房屋消费,个人按照对住房和公共服务的偏好选择居住地区,配置到公共部门的资源是有效的,因为财产税每年列支的税费,相当于支付地方公共服务的成本。

(5)征收物业税的“资源配置论”。征收物业税的“资源配置论”是建立在征收物业税的作用方面来论述的。这种观点将物业税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期望通过征收物业税达到合理配置土地等资源的作用,促进社会公平,优化资源配置。这种观点需要国家在研究现行已经开通和征收房地产使用税费的基础上,合理计算并重新设计部分税种,达到科学管理的目的。综上,在各种有关理论的争论中,本文比较倾向于“公平论”、“受益论”和“资源配置论”。物业税的实施,必须以实现公平为基本目标,并体现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程度,这对地方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3、开征物业税的意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内外的相关成功经验表明,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高效完备的税收制度。建立“宽税基、少税种、低税率”的税制体系已被国际证明为有效的市场调控的手段。我国现行房地产税制的诸多弊端难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房地产健康、有序发展的需要,而开征物业税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我国现行房地产税收制度,存在税权划分不清、税种设置不完整、计税依据和征收范围不合理、税收政策不统一、配套的辅助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完善税收体系工作,需要多个部门的共同协作和努力。本文期望以研究物业税开征为契机,对设计适合我国税收体系的税基价值评定进行初步研究。

4、物业税税基评定中的“中国特色”

税基即“课税基础”,具体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某种税的经济基础,例如流转税的课税基础是流转额,所得税的课税基础为所得额,选择税基是税制建设上的一个重要问题,选择的课税基础宽,税源就比较丰富,调控的力度也会比较大;二是指计算交纳税额的依据或标准,即计税依据或计税标准,包括实物量与价值量两类。

对于物业税的税基评定来说,课税基础应该是纳税人所拥有的“物业财产”。中国《民法通则》第5章第1节对所有权进行规定时,就使用了财产所有权概念。此处的财产,其实指的就是从法学角度所理解的物的概念。但我国《担保法》第34条规定的财产,既包括物,也包括土地使用权等权利;中国《继承法》第3条规定的个人财产,同样既包括物,也包括著作权、专利权等权利。这说明在中国现行法律中财产既可以指客体又可以指对客体的权利。所以说,物业税的税基评定就是对征税客体和对客体的权利的价值评定。中国法律中对财产这个概念的解释,为物业税的税基认定范围扫清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障碍——土地的国有性质。

众所周知,我国的土地是国家所有的,土地具有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房地产的升值归根结底为土地的升值。土地的使用权是使用人的权益,也可看作是使用人的财产。因此,物业税的征税对象应为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对物业税税基的认定,应该是土地使用权价值和房屋所有权价值的统一,至于是分开征税还是统一征税,应视我国物业税的税制设计具体而定。

二、物业税税基价值评定的几种观点

1、税基评定的“基准地价说”

这种观点认为,物业税的税基价值认定可以直接通过基准地价简单得到。《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对基准地价的定义是:“基准地价是指在城镇规划区范围内,对现状利用条件下不同级别或不同均质地域的土地,按照商业、居住、工业等用途,分别评估确定的某一期日上法定最高年期土地使用权的区域平均价格”。认为基准地价是我国地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我国城市土地市场中地价的变化趋势,是我国政府法定的公示地价之一。在刚刚开始研究制定基准地价时,期望其能够成为国家对地价进行宏观调控的依据和政府征税的客观依据,引导土地充分利用和合理流转。但事实证明,我国房地产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基准地价已经不再适用,且基准地价也不适合作为物业税税基价值的评定基础。

(1)基准地价的形成基础不够科学。我国城镇土地定级估价开始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当时土地市场很不发达,为了揭示城镇土地资产的价值,实行“以城镇土地分等定级为基础、土地收益为依据、土地市场交易样点为参考”的城镇基准地价评估方法。城镇土地的定级采用的是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即根据影响城镇土地级别的因素因子,对城镇土地的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划分出土地的级别。在土地级别划分的基础上,搜集每一个级别的交易样点,将每一个级别的交易样点地价分用途进行平均,得到每一个级别每一用途的平均价格,作为基准地价。这种方法存在明显的弊病,由于在城镇土地定级的过程中,因素因子的选择、因素因子的影响权重、因素因子的等级功能分数、划分土地级别的数目等都是人为确定的,使得定级过程中的随意性很强。

(2)基准地价数据陈旧,已经无法满足需要。以上海市基准地价为例,目前的基准地价体系是1998年的,2003年有所修订,但数据与现实土地交易价格相差甚远。2007年9月,上海青浦赵巷地块成交的楼面单价近万元,该地块的基准地价仅为700元/平方米,成交价格已是基准地价的近15倍。因我国经济有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这对基准地价的调整造成了不少压力,许多小城镇尚没有建立基准地价体系,有的虽然建立了相关体系,但基准地价已经数年没有更新,形同虚设。

(3)基准地价仅仅是“土地使用权区域的平均价格”,物业税的税基价值不仅包括土地还包括房产,因此,基准地价不适合作为物业税的征税依据。即使仅将基准地价作为对物业税征税过程中对土地价值的征税依据,其脱离现实情况的数据不能真实反映纳税人拥有财产存量的多少,也会造成税收的损失和不公平性,从而无法实现开征物业税的意义。

2、税基评定的“市场交易价格说”

这种观点认为,物业税的税基价值评定可以直接通过对市场交易价格的分析和调整得到。认为市场交易价格最能反映纳税义务人拥有财产的多寡,通过分析剔除交易价格中的不理性因素,以此来评定物业税的税基价值。但这种观点有不少弊病。

(1)虽然有市场可比的交易价格,但物业税的征收对象是以被“占有”形式存在的,并未在征收阶段实际参与市场交易。以变动的市场价格衡量纳税人占有的存量财产,在税收上缺乏统一的标准,且财产所有人并没有通过财产市场价格的涨跌获得任何利益。因此,以市场交易价格征税有一定的不公平性。

(2)公开市场价格的取得和应用存在一定难度。市场交易的公允价值是指信息完全对称的情况下,无关联的买卖双方自愿公平交易所形成的价格,而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信息完全对称的市场不可能存在,尤其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发育不成熟的半市场化行业,公允价值很难得到。即使调整后的市场价格能够反映理论上的公允价值,其取得和应用由于市场的多变性和征税对象的独一无二性都存在一定难度,可操作性极差。

(3)市场交易价格不能反映征税客体的理性价值。在经济学中,存在信息完全对称的市场状态,而现实的市场却存在着许多信息不对称和非理性因素。物业税的征收要体现“公平论”、“受益论”和“资源配置论”的主要观点,就不能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去确定税基的价值。税基价值的评定要能够引导市场价格的良性发展,而非简单地肯定、迎合和追逐市场价格。因此,市场交易价格也不可取。

3、税基评定的“评估价值说”和“认定价值说”

理论界对于物业税税基比较肯定的观点应该是“评估说”和“认定说”。这两种观点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相悖的观点。相同的地方是指“评估说”和“认定说”都认为物业税的税基价值评定工作应该由专业人士来从事,而其相悖之处在于对从事物业税税基评定工作的机构的性质和组织方式意见不一。大多数国家的物业税都以房地产的评定价值作为计税基础,且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财产评定体系,有专门的财产价值评定机构。以专门机构的评定价值作为税基价值有以下优点。

(1)按专门机构的评定价值征税,能比较客观地反映房地产价值和纳税人的承受能力,使多占有财产的纳税人多缴税,少占有财产的少缴税。按评定值征税可以较好地调节土地级差收益,保护土地资源,也可以促进纳税人合理利用房产、土地,规范房地产市场交易和促进房地产资源的有效配置。

(2)按专门机构的评定价值征税,税基具有弹性。随着房地产市场价值的涨跌,房地产价值随之上下浮动,评定价值也会相应调整,体现了公平的原则。但评定价值不会完全按照市场交易价格变化,而是在剔除了市场的非理性因素而得出的合理价格,能够充分体现专业性。

(3)按专门机构的评定价值征税,对社区的公共投入可以得到相应回报。社区公共投入增加会提高社区内财产的市场价值,而财产市场价值的提高又会带来税收收入的增加,使得居民的权利和义务相对应,符合征收物业税的“受益论”。

按照专门机构的评定价值征税具有以上优点,但这些优点都要依靠合适的制度设计才能够发挥。在制度设计方面,必须使政府部门和评定机构既可以互相协作,又可以互相制衡,高效、公正地完成整个物业税的征收工作。但“评估说”和“认定说”之间也有不同的观点,在于这两种观点对物业税税基评定的机构性质和组织方式认识不同。

“评估价值说”认为物业税税基价值应由“评估”得到,“评估”是一个中介行为用语,指社会中介通过现有的评估方法,确定物业税税基的方式;“认定价值说”认为物业税税基价值应由“认定”得到,“认定”不是一个中介行为,带有“定”的性质,“认定权”应由国家设立的专门机构行使,以保持涉税财物价值认定的权威性和可靠性。

三、物业税税基评定的路径选择

要确定物业税税基认定的路径首先要分析物业税税基认定的利益相关者,毕竟,一种制度设计的最终出台是依靠利益相关者各方的博弈而最终形成的。

1、物业税税基评定的利益相关者

物业税税基评定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包括:物业税的缴纳者、地方政府、国家相关部委和税基认定机构等;与物业税税基评定的间接利益相关者更是种类繁多,例如开发商、商业银行以及房地产相关产业等。各类参与者的利益诉求不一样,受到的资源约束不一样,对物业税税基评定的态度也不一样。在物业税税基评定制度形成的过程中,这些利益相关者都会从自身的诉求出发,参与共同博弈,最终达到均衡。分析物业税税基评定的利益相关者就是期望通过分析这些参与者各自的不同目的和行为,从而设定使整个物业税税收体系良性发展的机制。

2、税基评定价值应当对物业交易价格有引导作用

在价值和价格两个词越来越被混用的今天,我们不得不重述价值和价格的区别:价格是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是随价值上下波动的,偶尔会偏离价值较远。因此,价格和价值两个词绝对不应混用。物业税税基评定的一大使命就是税基认定价值应当对物业交易价格有引导作用。因此,税基评定是对征税客体“价值”的认定,这同样符合物业税征收的“公平论”,剔除了市场价格的非理性因素。

3、由公立机构负责税基评定更加符合中国国情

物业税税基评定的路径选择就是指税基评定的途径——是通过中介机构以及公立机构来实现。根据国内外的研究结论和上述分析,本课题认为物业税税基评定还是宜选用公立机构,理由有以下几方面。

(1)从利益相关者博弈过程来看,公立机构能够更平等的完成制衡职责。由物业税的利益相关者分析,其构成各方属于社会的“强势群体”,如果由社会中介机构评估税基,则中介机构的性质和“唯利是图”的经营模式注定很难完成在整个机制中的制衡作用,最后很可能沦为某一利益集团的附属物。如果由国家公立机构完成税基的评定工作,能够保证各个利益集团力量的对等,很好地完成制衡任务,并保护纳税人的利益。因此,本课题研究认为,物业税税基评定应该由公立机构完成,或者即使不由公立机构完成,也应该由公立机构履行对中介机构的指导和复核职能,促使中介机构行为的规范化,并在纳税义务人在税基评定方面产生税收争议的时候,提供一个“认定”之所。

(2)从公立机构的性质和财力保障来看,更能够保证税基评定的公允性和准确性。公立机构由国家授权成立,其组织形式较为规范,财力有保障,可以公允独立地完成税基评定工作。从税基评定机构的长远发展来看,其还能从工作中促进评定方法的改进,进而引导评估中介行业的发展。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税基评定都是由公立机构完成的。例如英国开征的住房财产税,其住宅房产的价值是由其国内政府的内设部门进行评定的,美国各地政府也都拥有自己独立的房地产评定部门。另外,我国香港特区政府则成立了差饷物业估价署从事专门评定工作。

(3)从全国物业税征收体制来看,税基评定宜采用分级管理的方式,使税基评定机构与税务部门层层对应。考虑物业税征收的可操作性,物业税税基评定和救济机制宜采用分级管理方式与税务部门层层对应。例如县级物业税征收的税基价值评定工作应由县级税基价值评定机构完成,市级物业税征收的税基价值评定工作应由市级税基价值评定机构完成,税收救济应使产生税基价值评定争议的当事方可以向上级税基价值评定机构反映。如果采用中介机构评估税基价值的方式,则税基评定争议必须向公立机构提出申请,以保证争议救济的公正性和严肃性。

本文认为,我国物业税的开征肩负着促进资源利用效率、完善税制的重要职责,应该遵循公平、客观、科学的原则,对物业税理论的研究也应是长期的。本文从物业税税基评定的理论基础和路径选择提出了部分看法,期望通过对制度的研究,促进物业税的早日出台。

【参考文献】

[1] 谢附瞻:中国不动产税收政策研究[m].中国大地出版社,2004.

[2] 任宏、王林:中国房地产泡沫研究[m].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

[3] 深圳市物业税评估体系课题组:构建我国物业税评估体系的初步设想[j].研究与探索,2005(12).

税制设计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财经专业税收课程教学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当前高职院校财经专业税收类课程在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应遵循高职教育的特点,根据不同专业岗位能力分析的结果设置课程,同时对税收类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提出了若干建议。

税收作为影响企业经营管理活动最重要的方面,一直受到各类企业的重视。掌握一定的税收基本理论知识,熟悉税收法规制度,正确进行各种税费的计算与申报,对涉税交易和事项进行会计处理,乃至采用合法手段减轻企业税负,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等等,是不同层次、不同岗位财经专业人员应具备的职业能力。通过高职院校毕业生的跟踪调查,税收知识的相对欠缺是很多财经类专业学生的通病。近年来,各高职院校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纷纷在财经类专业中增开了税收方面的课程,继《税法》或《国家税收》之外,《税务会计》、《纳税筹划》、《纳税理论与实务》等也屡屡被纳入相关专业课程体系之中。然而,这些课程无论是在课程体系设置、课程内容安排,还是在教学方法上,都存在着一定的误区。

一、课程设置

据笔者了解,目前高职院校财经类专业中税收类课程设置存在两种趋向:

(一)相关课程开设不足

有些院校仅仅只开设一门《国家税收》或《税务会计》课程。从市场上通行的教材来看,《税务会计》涉及的知识模块通常是税费计算与涉税事项会计处理,而《国家税收》则仅涉及税费计算知识模块。课程体系不能满足相关专业所面向岗位的职业能力需求,学生税收知识欠缺现象依然突出。

(二)相关课程开设过滥

许多院校不管是会计专业、财务管理专业或是税收或财政专业,均在《国家税收》或《税法》之外加开《税务会计》、《纳税筹划》等课程,实行一刀切,而没有深入把握各门课程的内涵。课程定位不准,造成不同课程之间内容交叉重叠,功能互相混淆。

如,各税种的计算既是《国家税收》课程里的主要内容,又在《税务会计》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如两门课程同时开设则必然造成学生相同的知识学两遍;“所得税会计”是许多高职院校《财务会计》或《高级会计》教材中的重点章节,而《税务会计》教材中往往也有大量篇幅介绍,税务会计老师通常都会把暂时性差异的确定,递延所得税的计算与账务处理等等作为重点内容进行详细讲解,造成两门课程之间不必要的重复。又如,税法教师在讲解相关税种的计算时,由于受课时限制,会将某些内容省略,认为学生在《税务会计》课程里还会学到;而税务会计教师则认为各税种的计算是学生应掌握的基本知识,无须重复讲授,这样就造成学生知识面上的盲点,相关税收知识欠缺。

针对上述现状,笔者认为各高职院校应深刻反思当前财经专业税收类课程的设置情况,在准确定位各专业所面向岗位群的基础上,深入进行各岗位的工作任务分析,进行相应的职业能力分解,重新构架各专业所需要的税收知识体系,据此为各专业设置相关课程,既要避免开课不足、应有知识的欠缺,又避免了盲目贪多求全,更避免了各专业课程开设一刀切。会计、财务管理专业的学生对税收知识的要求与财政、税务专业的学生应有所不同;财务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也应有别于会计专业。根据会计专业主要面向的岗位群,税费计算与申报及涉税会计处理应是其主要的职业岗位能力之一。笔者认为,高职会计专业应将《税务会计》课程作为专业必修课,取代《税法》或《国家税收》课程;同时开设《税务筹划》作为选修课,以拓展学生的职业发展能力;财务管理专业面向的岗位群较之会计专业有所延伸,其核心岗位能力还应包括筹资管理,进而可细化到减轻企业税务成本,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因此,应将《税务筹划》也作为专业必修课程开设;税务、财政专业则不必开设《税务会计》课程,税务专业可将《税法》与《税务筹划》作为必修课,财政专业仅需开设《国家税收》课程即可。同一专业开设的各门课程应按照知识的递进性依次开设,如会计专业,应由《基础会计》、《财务会计》到《税务会计》,及至《税务筹划》,并要严格区分各门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准确把握课程特色,力求把重复内容缩减到最小。来源于/

二、课程内容体系

纵观当前税收类教材,无论是《税法》、《国家税收》,还是《税务会计》、《纳税理论与实务》,抑或是《税务筹划》,其内容编排体系大多是按税种分列,教师在讲授这些课程时,也多局限于按税种讲授。这样安排,讲求知识的整体性与系统性,对宏观的《税法》或《国家税收》教材来说也许没问题,对研究型的本科、研究生学习来说也是适宜的,但对于要从事企业财务工作的高职学生而言,其实有着致命的缺陷。现实工作中,企业发生的各类涉税事项往往不只涉及单个税种,如购销产品就涉及增值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与教育费附加或者资源税等,房地产销售业务,会涉及到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与教育费附加、土地增值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等,不同的涉税事项可能还要进行不同的所得税纳税调整,这都需要学生综合运用税收知识才能进行正确的计算、申报及会计处理,而学生在以分税种的模式学习税收知识后,掌握的知识是零散的,综合运用能力较差,遇到这样复杂的涉税问题往往不能作出圆满的处理。在教学实践中也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学生对单个税种的涉税处理都掌握得较好,可一遇到综合性的题目就丢三落四,在以企业整个经营活动为背景的会计综合实训中要完成所有纳税申报就更难了。用人单位屡屡反映学生涉税处理能力较差,课程内容体系的编排问题不能不说是一大影响因素。

因此,笔者认为,在安排税收类课程内容体系时,同样应遵循高职教育的特点,在岗位能力分解的基础上开发课程标准,依据岗位工作过程组织教学内容。具体而言,《税务会计》、《纳税理论与实务》、《税务筹划》等课程内容应打破单一的按税种分类的编排方法,紧密结合工作实际,采取分行业、分经营业务大类设置专题的方式。比如《税务会计》课程,对于与制造业、流通业联系紧密的增值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资源税等的计算与会计处理,可以购销业务为专题串联起来;房地产开发、销售业务通常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增值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等相联系,可将相关税种的学习以房地产开发为专题串联起来。课程内容的组织直接与工作过程衔接,方便学生进行多税种有机联系的学习,提高其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又如《税务筹划》,分税种讲授税务筹划的技巧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以企业投资、筹资、日常经营以及资产重组等各主要经营活动类别为主线排列知识或许会让学生更容易形成清晰的思路,而分制造类企业、流通企业、房地产企业及服务行业等等行业大类讲授税务筹划的方法可能更贴近工作实际、更能满足高职学生实践应用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出口退(免)税的申报、会计处理或筹划,在很多院校税收课教学中都被忽略了,教师们在教学实践中很少深入讲解,有的甚至完全遗漏了。实际上,很多企业都会涉及到出口退税业务,熟练掌握出口退税的程序、退税的计算与申报及会计处理或出口退税筹划同样应是会计、财务管理、税务等人员要具备的重要岗位能力。

三、课程教学方法

高职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培养的学生既要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更要具备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以面向岗位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因此在高职教育教学中,理论教学应与实践教学并重,两者互相融合,交替进行。但是,当前高职院校的税收类课程普遍存在实践教学偏弱的现象,实践课时很少,更没有系统科学的对应实训教材,有的学校课程计划里甚至根本就没有安排实践教学的内容,有的学校实践条件简陋,实践形式单一。比如《国家税收》课程,其实践课可能就是象征性地填几张纳税申报表,时间既短,内容也不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有些学校把《税务会计》的实践课与《财务会计》合并在会计综合模拟实训当中,手工会计模拟在实验室进行,共用一套财务会计资料,完全没有突出税务会计应集中训练的内容,以上现象的普遍存在,使得许多院校税收类课程的实践教学流于形式。至于《税务筹划》,出现在高等教育课程体系当中还是近几年的事,其理论教学尚处于摸索阶段,实践教学更没有真正开展起来。此外,笔者在对财经专业高职毕业生进行调查时发现,很多学生因在校期间没有接触过电子报税软件,当工作中需要利用报税软件进行网上申报时产生极度不适应感。事实上,大多数职业院校都没有配备这类实训设施,也没有进行过类似训练。

由此,笔者认为高职教育财经专业税收类课程的实践教学条件亟待改善,实践教学形式亟待改进。任务驱动式教学方法作为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新成果,其在实践课程教学中的作用已日益为人们所认识,《税务会计》、《国家税收》及《税务筹划》等税收类课程实践性极强,更应广泛采用任务驱动式教学法。通过设计适当的工作任务来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引导学生去自主学习和探索,提高教学效果。例如,在税费计算与申报知识模块的学习中,应在实践课中为学生提供多税种纳税人企业的、包含了各项涉税业务在内的资料,将其细化成具有独立工作任务的多个小单元,由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和判断,正确进行税费计算并填制相应的纳税申报表。同时,在企业普遍实行电子报税的今天,税务会计课还必须增加模拟电子报税的训练,购买仿真电子报税软件,建立电子报税实训室,由学生独立完成电子报税业务,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让学生熟悉电子报税的流程,增强动手能力,缩短就业适岗期。对《税务筹划》的教学,应将会计师(税务师)事务所和企业作为主要实践场所,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下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除实践课教学以外,税收类课程在理论课教学中同样应注意深入把握职业教育的特点,避免空洞的理论讲授,应大量采用学生乐于接受也易于接受的案例教学法、情境教学法等。在选择教学方法时以任务驱动为导向,教师根据所讲授的理论知识精心选择实际工作中会遇到的案例,组织学生分析和讨论,直至解决问题,将复杂的、抽象的理论知识简单化、形象化,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果,实现理论教学向实践教学的平稳过渡。

总之,高职教育不同于普通本科教育,而税收类课程又有其特殊性,在组织教学时应牢牢把握两者特色并实现有机结合,科学设置课程体系,合理安排教学内容,精心选择教学方法,以提高教学效果,满足市场对财经专业学生税收知识结构的需要。

【参考文献】

[1]罗先锋.关于《税务会计》教学几个问题的探讨[J].职业教育研究,2006,(7):91-92.

[2]胡鲜葵.对《税务会计》教学的几点思考[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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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红云,赵永宁.财经院校开设《中小企业纳税筹划》课程的必要性[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5,(6):174-177.

税制设计论文篇4

关键词：税收文化；税收文化传统；税收文化建设

1、税收文化的含义

迄今为止，在财税著作中还很少发现税收文化的概念，它似乎是1个带有感彩的时尚新词，然而税收文化的历史同国家1样悠久，因为有国家就必须有税收收入，有税收收入就必然会形成税收文化。然而，目前在我国对于税收文化的含义尚无1个统1的观点。1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税收文化是税收人员在长期税收实践中形成并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职业道德和职业理念的总和，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管理功能。这种观点把税收文化看成是1种行政管理文化，认为税收文化的目的即是使广大税务人员形成1致认同的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调动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提高税务人员的素质。另1种观点认为，税收文化是指公民纳税意识的提高从而促使纳税人能自觉的依从税法。这种观点认为，在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广大纳税人缺乏税收意识，税收文化的目的即在于使纳税人自愿依从税法，消除税收文盲现象。还有人把税收文化理解为税收的历史轨迹，典章制度，言论著述，教育培训以及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

以上3种观点都强调应从我国税收征纳的实践去把握税收文化的概念。但前两种观点把税收文化的概念分别局限于强调征税人的管理和纳税人的税收意识，而第3种观点又过于强调税收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忽视了税收文化的内在要素构成。实际上，“税收文化”可以分解为“税收”和“文化”两部分。文化，从社会存在的意义上说，就是历史演进过程的沉淀及其轨迹，量化为所谓传统文化，质化为所谓文化传统。而税收作为1个历史范畴，它的历史轨迹映印着国家权力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步履和足迹。因此，由不同的历史土壤滋生和催长的税收实际上承载和积淀着极其深厚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逐渐衍生为特定的税收精神，形成特定的社会心理和税收环境。这种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围绕税收而形成的并影响国家税收的全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总和就是税收文化，它包括财税体制、税收法规、税收监管、税务人员和纳税人等要素。显然，分析我国的税收文化必须考虑我国税收文化的历史，即我国的传统税收文化。

2、我国的传统税收文化

我国的税收文化历史悠久，“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司马迁语），说明随着中华民族第1个国家—夏朝的建立，为满足国家财政运转需要的赋税也随之出现。从税收制度的雏形（夏商周的贡助彻）到税收制度的确立（鲁国的初税亩），再到税收制度1系列变革（战国的租赋制，隋代的租调制，唐代的两税法，明代的1条鞭法），传统税收的根本制度和主要精神基本保持不变，从而积淀成我国的税收文化传统。

（1） 我国传统税收文化的优点

在我国几千年的税收文化中，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传统。有“富民强国”的民本主义思想，如“仁政惠民”、“与民休息”等；有重视税源涵养的思想，如用财、聚财、生财的3财之道治税理论等；有强调税收促进生产发展的思想，如轻赋薄徭、以农为本等；有发挥税收的社会调控功能的思想，如实施均输平准、设立常平仓等。

（2） 我国传统税收文化的弊端

我国的传统税收文化植根于中国宗法社会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和大1统中央集权的政治上层建筑之中，因此，中国宗法社会特有的家国同构造成的政治伦理化倾向对传统政治文化和税收文化影响颇深，由此造成的我国传统税收文化的弊端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弊端之1是作为税负承担者的社会成员和拥有征税权的政府之间的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性。古代中国是1个封建君主专制的臣民社会，统治者与百姓是君臣关系，统治者至高无上，庶民伏地称臣。在这种“家天下”的宗法社会里，税收被认为是作为“子民”的臣民对作为“父母”的君主的无条件的供奉，是无权利的义务。同时，立法权操持在君主1人手中，君主可以无需争得公民同意、无需承担什么义务而任意开征新税。弊端之2是征税权力的人治特征和随意性。与纳税人形成的“皇粮国税”非交不可的强制性义务观相反，对拥有立法权、征税权的权力者而言，法只是手中把玩的道具，因而出现所谓“人情大于王法”等现象。由于征税与纳税体现了1种君父和臣民般的身份，因此，不纳税成了有地位、有身份的象征，皇亲国戚或功勋显著者就享有免税特权，这更巩固了人们对不纳税身份的崇拜心理，并逐渐形成了对税收的片面认识，认为税收如同洪水猛兽，收税就是苛政，只有“不纳粮的闯王”才值得欢迎。弊端之3是重农抑商的农本主义特性。我国自春秋战国以来，政治家的主流思想1直强调农业为本，工商为末。在税收上就是限制农民弃农经商，对工商业课以重税，并在各方面加强对商人的压制和剥夺。这种农本主义特性加上我国文化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使商人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严重压抑了商品经济的自然发展。

3、我国税收文化的现状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210多年来，在汲取我国传统税收文化中优良因素的基础上，随着财税体制的规范、税收征管的完善、税法的普及以及纳税人和税务人员素质的提高，我国公开、公平、公正的税收法制环境逐步取得成效，良好的税收文化已在我国初步形成。然而，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作为政治文化1部分的税收文化也随着经济体制的变迁而处于变革之中。由于税收文化是由1系列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等要素构成的，当这些不同要素的发展速度不同时，就会出现税收文化的混乱和滞后现象。在我国税收文化传统中的不良税收文化因素尚未清除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就更加明显。

（1）纳税人与征税人的地位不平等

在现代民主国家里，纳税是民主政治的体现，不但纳税人之间平等，纳税人和征税人之间也应是平等的。但我们传统的认识是国家是领导人民的，（虽然也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在具体事务关系上，很难体现这1点。）税务机关代表国家，当然也居于领导地位，发号施令、言出法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百姓则处于被领导的地位，不管税务机关的决定是否公正合理，必须服从。当然，从理论上税，纳税人对不合理的决定有权抗争，但由于国家和百姓地位错位，这项规定很难实行。例如，许多纳税人交纳个人所得税而拿不到正式的法定收据—税务机关的发票，至多只有代扣代缴单位开的白条收据。纳税人交钱纳税，征税人却怕麻烦而不开收据，这典型说明了双方地位的不平等。

（2）由于征税方权利大于义务而带来的征税权的随意性

在传统的人治文化影响下，时至今日，许多税务人员在心中仍只有权力没有义务的意识，仍未真正确立依法治税的观念。在现实中，道德观还不时地左右着法制观，荣誉感还在1定程度上作为衡量税收征缴的是非标准，“纳税光荣”长期来也1直成为税务机关广为宣传的颂词。正是在这种治税意识下，税务机关中不遵循税法要求、随意性减免税收、税外收费等问题长期得不到纠治，“收人情税、关系税，以补代罚、以罚代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等现象仍时有发生。而这种征税权力的人治性在税收政策上的表现就是计划纳税。虽然我国早已提出“依法治国”和“依法治税”的概念，但在事实上多半还是按计划征税，实行指令性的税收计划。如果税务机关到了年底尚未完成税收计划，多在计划之外去征税补足。相反，未到年终税收计划已完成，则为了不做大基数，加大来年的收入任务，以后征税10分消极。这种行为不仅带来了地方干预、长官意志，还干扰税源，侵蚀税基，造成了税负的区域不平等现象。

（3）由于纳税人义务大于权利而带来的纳税意识的漠然性

我国传统上的仇税嫉税心理在建国初期达到了极致，当时广大群众以“民国万税”为旧社会的主要特征，把个人不纳税的“大锅饭”体制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虽然在改革后人们对税收的认识逐渐加深，但与国外流传的“惟有死亡和税收是不可避免的”相反，在我国部分纳税人中流传的则是“要致富，吃税务”，这集中的表现为他们对税收了解的肤浅性、对税法熟悉的局限性、履行纳税义务上的逃避性以及行使纳税人权力的集体无意识性。而这种意识的根源则在于纳税人权力和义务的严重非均等状态。由于我国长期把纳税 “义务说”当作课税的理论依据，过多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特点，强调纳税是每1个社会成员应尽的义务，而很少顾及纳税人应享有的权利，致使广大纳税人只承担纳税义务而享受不到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以致产生对纳税的反感和对征税的抵触心理。

（4）体制环境存在的问题

除了征纳双方外，影响税收文化的其它1些因素的缺陷也加剧了税收文化的混乱。首先是“抑商”的文化传统阻碍了税收文化的完善。无论是在建国初遏制私营工商业发展的大1统的公有制经济中，还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中，“无商不奸”的传统思想使许多人对私营企业主仍存有偏见，甚至在当今社会贫富拉大的情况下产生了仇富心理。其次是在改革以前的苏联模式的财税体制下，税收作为国家的1项职能被异化为国家主义的机制，其后又出现了非税论和税收万能论的思潮，使我国对税收的职能始终界定不清，税收文化更是无法得以发展。而目前的各级政府间税权关系不清及政府与国企关系理不顺依然未能提供1个促进税收文化发展的体制环境。最后是税收立法工作的滞后和税种体系结构的不健全，在1定程度上阻碍了税收目标的实现，不利于良好税收文化的形成。

4、我国税收文化的建设与完善

完善我国的税收文化就必须要明确税收文化的内涵，税收文化的建设并不只是税务机关单方面的职责，也不仅仅是提高纳税人的税收意识和社会上的纳税氛围，而是1个从完善财税体系、健全税收法规、加强税收监管到提高征税人素质和纳税人意识的各要素互相联系的系统工程。要建设完善这1系统工程应着重加强以下3个方面的建设。

（1） 加强理论建设，（2） 更新思想观念

税收文化建设首先应从理论上入手，进行税收文化理论的研究，以此引导征纳双方的思维、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第1，针对我国税收文化理论上的混乱现状，界定税收文化的合理范围，加强税收文化的理论研究。同时，批判吸收其他国家尤其是转轨国家税收文化的理论观点，结合我国国情加以分析和利用。第2，对纳税人而言，应通过税法的宣传教育，使纳税人弱化“纳税光荣论”，认识到依法纳税并非光荣与否的道德问题，而是守法与否、大是大非的法律问题。第3，对税收机关而言，要实现由单纯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变，树立现代税收服务观，把为纳税人服务、让纳税人满意作为税收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并将税收服务贯穿于税收征管、稽查、监控和培养税源的全过程。第4，对政府机关而言，各级政府应更新税收观念，认识到为政必须理财，理财必先治税，治税重在依法；坚持依法治税，重在依法治官，严在依法治权。

（3） 加强制度建设，（4） 改进工作方式

税收文化制度是税收文化的核心和准则，它既通过固定的行为规范，推动税收文化理论的发展，又将其成果作用于税收文化的行为。第1，要注重税收文化的物质基础即税收活动中1切有形实体的建设与完善，它是保证税收功能有效发挥，实现税收文化目标的客观条件。如健全税收征管手段和设备、提高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改善纳税人申报和税务人员工作的环境等。第2，在工作服务上，要优化服务方式，拓展服务领域。如开通税法咨询热线、推行多元化的纳税申报方式、设立相对独立的税收服务组织机构并把税收服务的窗口延伸到纳税人中去等。第3，在税法宣传上，要贴近百姓生活，实际而具体。如通过对公共建设运用多少税收收入、效率如何以及低保解决了多少人的温饱等的宣传，让人们切实认识到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同时要运用多种宣传方式，如通过开展知识竞赛宣传税法、在发票上印制税收小知识等。第4，完善我国财税体制，使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关系分明、政府与企业的上缴利税关系分明、企业与员工的代扣代缴关系分明，为税收文化的完善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第5，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法体系，考虑制定税收基本法，并充实有关纳税人权利的内容，作为税务机关在征税工作中尊重纳税人的行为准则。同时要构建税收的司法保障体系，并研究设立税务警察和税务法庭。第6，加强税务系统自身的制度建设，如建立领导责任制、首问负责制、行为规范制度及监察处罚制度等。

（5） 加强行为建设，（6） 塑造良好形象

税收文化行为是税收文化理论导向的结果，是税收文化制度约束的反映，也是税收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要达到的终极目的。第1，对税务机关而言，要注重税务机关的公众形象，加强税务机关的对外信息工作，公开和办事程序，并采取社会协商对话、公众咨询活动和基层访问等形式开展社会沟通，缩短公众与税务机关的距离。第2，对税务人员而言，要强化税务人员职业道德意识，加强对税务人员的热爱税收的事业观教育、依法治税的法制观教育、文明征税的公德观教育和廉洁奉公的廉政观教育，使他们在正确的价值观指导下，提高自身素质和服务水准，依法治税、文明收税。第3，对纳税人而言，应使他们在自己脑海中形成全新的纳税观念，调整自己的行为，依法纳税，合法节税。第4，由于税收工作涉及诸多部门和方面，单靠税务机关难以对整个税收工作实施全面有效的管理，因而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需要加强同其它部门的协作配合，最终建立起全社会密切联系的协税护税网络。

税制设计论文篇5

【关键词】 营业税； 增值税； 现金流量； 项目投资决策

一、引言

交通运输业是生产制造业的延伸，生产资料的运进和产成品的运出都依赖交通运输，然而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对交通运输业仍以全额计征营业税，这一现状与我国增值税抵扣链条之间的隔阂和矛盾日渐增加。李婧、郝红（2012）认为物价攀升与物流环节过多、物流成本过高有莫大的关系，而且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实行增值税的国家都将交通运输业纳入了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对交通运输业征收增值税是大势所趋。

为了克服增值税与营业税两税并存所存在的弊端，从2012年1月1日起，上海率先实行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改革，对交通运输业按11%的税率征收增值税。自2012年8月1日起至2012年年底，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试点范围扩大至北京、天津等10个省市。2013年8月1日已逐步扩大至全国。

罗飞娜（2011）认为增值税与营业税最大的区别在于，增值税可以获得以成本为依据的进项税额的抵扣，增值税的税收负担不仅与纳税人的收入水平有关，还与纳税人成本中可以获得抵扣的项目有关，而营业税不可以抵扣成本中包含的已纳税额。周艳（2012）认为交通运输企业征收营业税，在外购机器设备方面的支出无法得到抵扣，对购买交通运输劳务的企业来说，该劳务只能按7%的税率计算抵扣进项税，其他10%的部分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交通运输业在由营业税改征为增值税后部分外购货物和劳务的进项税可以进行抵扣，新增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每年计提的折旧额以及运输过程中产生的相关税金等都会发生改变，导致与项目投资决策相关的现金流量及评价指标也会跟着发生变化。本文根据这些变化提出假设并建立模型，再运用具体案例比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前后交通运输企业现金净流量和相关投资评价指标的变化，以评价税制改革对交通运输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

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影响交通运输企业项目投资决策的理论分析

（一）基本假设

为了便于研究问题，本文对项目投资作如下假设：

1.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假设

本文探讨的交通运输企业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企业新购进的设备、材料、劳务等所含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允许抵扣。

2.新增投资项目的持续经营假设

本文研究对象为持续经营中的交通运输企业新增项目，因此涉及的相关现金流量均为增量现金流量，且新增的投资项目不会提前报废，在经营期内不会发生盘亏损毁的现象，也不会发生较大幅度的减值。

3.项目投资决策模型简化假设

本文研究的新增投资项目为单纯固定资产项目，只需购入运输设备，不需要安装，不需要新增流动资金，不发生无形资产和长期待摊费用，企业项目投资的建设期为零，外购固定资产所需资金在项目计算期期初一次性投入。

（二）理论分析

为清晰认识税制改革前后项目投资决策的现金流量和相关评价指标的变化，笔者设定下列符号以构建相应公式：交通运输企业期初外购运输工具不含税原值为V；新增设备项目经营期和折旧年限均为n；按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净残值率为？鬃；假设企业在税制改革前后每年的营业收入R和每年的营业成本及费用C均不含增值税；w表示成本费用中可抵扣部分的比重；营业税税率为Ty；Tg为税制改革后交通运输企业增值税销项税税率；Tz为企业购进材料和运输工具负担的增值税税率；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费用率之和为Tm；企业所得税税率为Tq。

1.税制改革前（营业税下）因新增运输工具而产生的各种增量指标

年固定资产折旧：；回收固定资产余值：V（1+Tz）？鬃；营业税：RTy；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RTyTm；营业收入：R；经营成本：C；利润总额：R-C-RTy（1+Tm）-；所得税费用：R-C-RTy（1+Tm）-Tq。

根据上面可知每年的现金流量情况如下所示：

NCF0=-V（1+Tz）

NCF1-（n-1）=R-C-RTy（1+Tm）-[R-C-RTy（1+Tm）-

]Tq

NCFn=R-C-RTy（1+Tm）-[R-C-RTy（1+Tm）-]Tq+V（1+Tz）？鬃

2.税制改革后（增值税下）因新增运输工具而产生的各种增量指标

年固定资产折旧：；回收固定资产余值：V？鬃；城市维护建设税与教育费附加：（RTg-CwTz）Tm；利润总额：R-C-（RTg-CwTz）Tm-；所得税费用：R-C-（RTg-CwTz）Tm-Tq。

根据上面可知每年的现金流量情况如下所示：

NCF0=-V（1+Tz）

NCF1= R-C-（RTg - CwTz） Tm-[R-C-（RTg-

CwTz）Tm-]Tq+VTz

NCF2-（n-1）=R-C-（RTg-CwTz）Tm-[R-C-（RTg-

CwTz）Tm-]Tq

NCFn = R-C-（RTg-CwTz） Tm-[R-C-（RTg-

CwTz）Tm-]Tq+V？鬃

3.税制改革后产生的现金流量变化

通过比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前后有关增量指标，可以得到税制改革前后现金净流量的差额。

ΔNCF0=0

ΔNCF1=VTz+[RTy（1+Tm）-（RTg-CwTz）Tm]（1-Tq）-Tq

ΔNCF2-（n-1）=[RTy（1+Tm） - （RTg-CwTz）Tm]（1-Tq）-Tq

ΔNCFn =[RTy（1+Tm）-（RTg-CwTz）Tm]（1-

Tq）-Tq-VTz？鬃

根据上文的分析比较得知，交通运输企业由征收营业税改为征收增值税后，新增的项目投资在项目经营期内的现金净流量变化情况如下：

（1）在项目经营期的第一年，由于新增设备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以从当期销项税额中一次性予以抵扣，使企业当期因新增设备需要交纳的增值税税额减少，从而使现金净流量增加VTz；由于新增设备原值以扣减增值税以后的金额入账，使得账面价值减少导致每年计提的折旧额减少，在营业额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利润总额会增加，相应地就要多交企业所得税进而使现金净流量减少Tq；企业在营业期内新购入的燃润料等材料的进项税额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部分可以进行抵扣，经营成本中可抵扣的部分越多，所交的税越少，又由于增值税和营业税计税方式的不同，使以它们作为税基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发生改变，进而影响营业税金及附加，营业税金及附加又会影响到企业利润，使现金净流量增加[RTy（1+Tm）-（RTg-CwTz）Tm]（1-Tq）。

（2）在以后的项目经营期内，由于新增设备的账面价值减少导致每年计提的折旧额减少，因折旧额通过影响利润影响企业所得税，从而使企业所得税增加，进而使现金净流量减少Tq；企业由征收营业税改为增值税使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发生改变，引起营业税金及附加的变化，进而使企业利润受到影响，使现金净流量增加[RTy（1+Tm）-（RTg-CwTz）Tm]（1-Tq）。

（3）在项目报废期，因折旧额的变化而使现金净流量减少Tq；本文直接用新增设备原值乘以净残值率作为投资项目在报废期的现金流量，因新增设备净残值的变化而减少的现金净流量为VTz？鬃，营业税金及附加的改变导致现金净流量增加[RTy（1+Tm）-（RTg-CwTz）Tm]（1-Tq）。

三、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影响交通运输企业项目投资决策的案例研究

为了分析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企业项目投资决策的具体影响，下面结合具体的案例分别从现金流量、项目投资决策评价指标、项目投资决策评价结果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假设M企业在新的会计期间，新购买了一批运输工具，相关数据如下：V=1 000万元，n=10，？鬃=5%，R=700万元，C=490万元，w=70%，Ty=3%，Tg=11%，Tz=17%，Tm=10%，Tq=25%，案例中的收入和成本都是不含增值税的，项目计算期内每年的现金净流量用NCF表示。

（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企业现金流量的影响

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税制改革前后各期现金净流量的分布状况及差额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不仅使新增项目投资每期的现金流量数额发生了变化，而且使每期项目投资现金流量的分布状况也发生了改变。由于增值税下新增项目投资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使企业在项目计算期的期初减少了大量现金流出，这样为企业新项目的投产和正常运转奠定了良好的财务基础。在之后的项目计算期，由于外购新设备的进项税额已经抵扣完毕，企业经营过程中外购的材料和劳务中可以进行抵扣的进项税额不多，这使得营业税下和增值税下现金流量的差别不大。

（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企业项目投资评价指标的影响

项目投资评价指标主要包括投资回收期、投资收益率、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其中，投资收益率是以会计利润为基础计算的指标，容易受会计政策因素影响，大多数情况下不被采用。所以，本文主要分析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前后投资回收期、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这三个评价指标的变化。

根据前面的案例，假设投资者要求的报酬率是8%，分别计算出营业税下和增值税下企业的投资回收期（PP）、净现值（NPV）和内部收益率（IRR），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不仅使新增项目投资的现金流量数额和分布状况发生了改变，而且也使企业相关的财务评价指标发生了变化。

（三）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企业项目投资评价结果的影响

接上例，交通运输企业在交营业税的情况下，由于该项目的投资回收期较长，净现值小于零，内部收益率也小于投资者要求的报酬率，故该项目不可行。在交增值税的情况下，由于购买设备时可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营业税金及附加和所得税的计税基础等都发生了改变，使现金流量增加，该项目的投资回收期没有超过项目计算期的一半，投资回收期较短，净现值大于零，内部收益率大于投资者要求的报酬率，该投资项目具有可行性。

四、结论

通过上文的理论与案例分析可以得出，交通运输企业在缴纳增值税的情况下现金净流量有所增加，且项目投资评价指标优于缴纳营业税情况下的评价指标。存在的问题是：首先，在新增设备交付使用的当期，可抵扣数额巨大，而在没有购置的期间，可抵扣税款数额较小，仅为燃润料等的购入税款扣除，这可能会导致纳税人在各期间缴纳的增值税税款起伏变化，有逃税的嫌疑。其次，交通运输企业的人工成本、期间费用和其他成本项目中的部分耗费是不可抵扣的，这些是交通运输企业征收增值税的不利因素。

本文的研究局限在于，理论推导建立在一定假设条件之下，过于理想化。但总体来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有利于交通运输企业的项目投资决策。随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全面实施，用上市公司公布的数据实证检验交通运输企业现金流量的变化及其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将成为下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 李婧，郝红.营业税改增值税对企业税负及利润影响——基于上海试点方案的研究[J].财会通讯，2012 （11）.

[2] 罗飞娜.交通运输业改征增值税的探讨[J].经济研究，2011（9）.

[3] 周艳.“营改增”对物流企业的影响探微[J].财会月刊，2012（10）.

[4] 赵娥，齐鲁光.增值税转型改革对项目投资决策的影响[J].财会月刊，2009（7）.

[5] 宋艳敏.从财务视角分析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的影响[J].财会月刊，2009（10）.

税制设计论文篇6

【关键词】 税制优化理论 房产税 不完全信息

作为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税制优化在现代经济学研究领域里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研究税制优化理论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立足于经济现状和发展前景，充分应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现行税制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可行性分析，从而为税制改革提供基础性理论指导。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有关税制优化理论研究在西方国家税收理论中先后形成了最优税理论、供给学派的税制优化理论和公共选择学派的税制优化理论等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流派。其中有些流派的理论对西方国家的税收政策实践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在我国，对税制优化进行系统研究的起步较晚，在财政理论体系属于薄弱环节。因此，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研究税制优化的有关问题，对进一步改革完善我国的税收体制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近几年国务院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是逐步推进房产税改革，如何利用税制优化理论为房产税改革提供更符合经济规律的理论指导是值得探讨的。

一、税制优化概念

课税会对经济和社会产生影响，因此客观上要求有某些税收原则来指导税制设计，使得课税效应能够达到趋利避害的效果。指导税制设计的税收原则有很多，最优税收吸收了“公平”和“效率”这两个主要原则，它运用社会福利函数工具，将这些税收原则结合为一体来进行经济分析。社会福利取决于个人效用，但不是个人效用的简单累加，它还取决于个人效用的公平分配程度：当个人效用不平等加剧时社会福利会减少，社会福利反映了税收制度的公平含义，如果税制设计能减少不平等，则它是公平的，社会福利的提高意味着实现了公平原则。效率原则包括税收的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行政效率也包含在社会福利中，因为征管成本高就意味着政府在筹集一定的税收收入时需要课征更多的税收毛收入，纳税人需要缴纳更多的税款，从而减少了个人效用；征税导致的负激励效应会干扰经济，影响劳动力供给，减少生产因素的投入，从而降低个人效用乃至社会福利，因此经济效率同样包含在社会福利中。这样，公平、效率两个原则全部转换为社会福利，变成可计量的“税收制度”，如果设计为最高社会福利水平，就意味着实现了公平和效率原则，这就是最优税收的含义。税制设计就是寻找能在公平和效率之间达到最佳平衡的税收制度。

税制优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通过改革使现实税制逐步逼近最优税制，最大限度地利用相关经济及社会条件，改革和完善税制的过程。如何利用这些相关条件，对税制进行有效的改革就成为税制优化的核心。

二、现代西方三大税制优化理论的主要观点

最优税理论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拉姆齐（Frank Ramsey）、阿特金森（Atkinson）、斯蒂格里茨（Stiglitz）、米尔利斯（Mirlees）等人。最优税理论热衷于用数学方法研究税制优化问题，其理论分析方法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行政管理能力假设以及标准福利函数假设的基础上。在这种假设的环境下，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和信息的可获性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也不存在影响最优税制实现的客观阻挠条件。也就是说，最优税制考虑的不是现行税制的优劣，而是对税制的重新设计，其理论精髓在于认为税制优化应尽量减少税收的超额负担。在税制改革上，最优税理论主张综合性和彻底性。由于这些观点偏离现实的税制，尽管最优税理论在西方税制优化理论中占据了正统地位，也同时招致了不少税收理论界的批评。

供给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阿瑟・拉弗（ArtherB.Laffer）、罗伯特・蒙德尔（Robert Mundell）、保罗・罗伯茨（Paul Roberts）和诺曼・图尔（Norman Ture）等。供给学派所倡导的理想税制最重要的目标是促进经济效率，当然也没有抛弃公平原则。该流派对税制优化理论不同于最优税理论所设想的最优税制，其研究的立足点是现行税制，对最优税理论税制设计主张持不赞同的态度。该理论直接服务于税收政策，对税制改革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认为通过对现行税制的改革和完善就可达到税制优化的理想目标。该学派在优化税制方面的主要观点是让市场充分运行，并将国家干预经济的程度与范围降到最低限度，其税收理论的核心是减少并尽可能取消税收对市场运行和对经济主体行为的扭曲作用，强调要尽力降低税收的超额负担，实现税制的效率目标，其理论精髓在于主张利用减税来刺激供给，认为降低边际税率对经济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詹姆斯・布坎南（J.M.Buchanan）。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最优的税制就是那种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得到公众一致赞同的税制，赞同的程度越高，税制优化的程度也就越高。因此，税制优化实际就是由现行税制向公众一致赞同程度最高的税制逼近的一种过程。要建立优化的税制绝不是个简单的税制问题，还必须对税收转化为公共支出的过程进行研究，凡不考虑分配和由税收筹资提供的公共服务程度大小而建立起来的税收制度，不会是优化的。优化的税收制度不仅应促使个人真实地揭示其对公共开支的偏好水平，还应将政府的实际公共开支水平限定在公众所意愿的水平之上，也就是需要通过税制来限制政府的公共开支水平。而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以公共的个人偏好作为评定税制优劣的标准和最优税流派及供给学派的税制优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通的。

尽管三大税制优化理论流派各执一词，但最优税理论和供给学派理论也有一些共同的主张，例如均强调税制的效率目标，不主张高累进税率，认为公共支出不影响税制优化，这些共同的主张被各国应用到本国的实际中，特别是供给学派主张的大幅度减税政策，形成了一股波及主要发达国家与相当部分发展中国家，以“低税率、宽税基、简税制、严征管”为特征的全球性税制改革浪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税制优化理论对世界性税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税制优化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80年代的税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但也导致了由于过分减税而产生的财政收入锐减，偏重效率原则加剧了社会再分配的矛盾。正因为此，近十余年来，西方税收理论界致力于对供给学派税收理论进行反思，从而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税制优化理论。

新税制优化理论分析了市场机制中存在的不充分、不完全信息及不确定性等现实，论证了政府必然要运用“扭曲性”的税收工具进行调节，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定的效率损失。因而，作为政策决策者来说，应致力于确定那些“扭曲性”税收所带来的效率损失或超额负担的大小，从而尽可能使效率损失达到最小，使税制有助于或较少干预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与此同时，新税制优化理论还通过引入不同的“社会福利函数”，探讨了效率与公平以及政府其他目标的协调问题。新税制优化理论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税制改革中新的主要理论基石。

总的看来，新税制优化理论与供给学派税制优化理论相比，其最大的区别在于新税制优化理论不仅仍然强调税制的效率目标，从而继续保留了供给学派的轻税政策主张，而且更加注重公平目标与效率目标的协调统一，而不单纯只强调效率目标。因而新税制优化理论在注重效率原则的同时也强调政府应运用税收工具对市场运行进行调节，以实现税制公平的目标。因此，上世纪90年代的西方税制改革不仅仍然运用“减税”措施以刺激社会总供给，而且也强调要通过“增税”来调节社会经济活动，较好地体现了公平原则。

四、西方税制优化理论对我国房产税改革的启示

第一，房产税改革应综合考虑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偏重任何一方，必将是以损害另一方为代价的。房产税贯彻效率原则首先要处理好税收中性与税收调节的关系。税收中性强调市场的有效性，主张减少市场干预；税收调节强调市场的局限性，主张加强干预。应当明确，税收中性是相对的，税收调节是绝对的。贯彻效率原则，其次要以有效税制而不是最优税制为目标。一个理论上良好的税制很可能实际效果会大打折扣，这是因为受技术手段、人员素质、法制环境等因素影响，政府的征税能力可能达不到相应的要求，考虑到我国政府税务部门实际税收管理能力的现状，房产税的改革也应尽量考虑征管能力和征管成本，而不是盲目追求最优税制，否则结果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税收公平是指社会公平即结果公平。公平目标是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追求的目标，但无论是按照收益原则还是能力原则，要达到税收公平是很困难的。虽然理论上纳税人多拥有房屋和地产则多征税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但在实践中不动产税收对富人的影响往往要小于中低收入阶层，这是因为富人除房地产之外还拥有大量金融资产。因此，房产税改革要注意尽量不缩小征收范围，也要注意保护中低收入人群的利益，向公平的目标靠近。

第二，将不确定性引入房产税改革中。税制优化理论中莫里斯与维克里论证的不对称信息对经济的影响及其在税收领域的具体表现对房产税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广泛的不确定性，建立优化税制不能忽视这个问题。传统的优化税制理论尚未充分考虑不确定性问题。因此，在进行房产税改革时，需要引入不完全信息作为既定前提和约束条件，这能够增强税制的适用性并构筑较为完整、符合实际的微观基础。比如，在房产税征收过程中始终存在不确定性的问题：纳税人房产价值的确定；不完全信息所导致的偷税、避税的可能性；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对税基的影响；纳税人纳税观念的变化；居民消费函数和投资函数的改变；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等。从不确定性角度研究如何优化房产税制度是可取的，将不确定性引入房地产税制设计中可以运用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

第三，在房产税改革中要注重信息的收集与应用。西方税制优化理论用数理方法刻画了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最优商品税与所得税的特征与条件。参照这些原则进行商品税与所得税的具体设计时，就必须注重相关信息、数据的收集、处理、测算与应用，如某些重要商品的价格弹性、交叉弹性以及我国劳动供给弹性等。只有运用好这些相关数据，才能使税收制度的设计量化。同样的道理，在进行房产税改革时，政府应通过建立或完善信息平台尽可能多地获取纳税人的信息情报，信息越充分、全面，税制设计就越完善，也就越有利于政府税收政策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李进都：房地产税收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2] 岳树民：中国税制优化的理论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 陈多长：房地产税收论[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5.

[4] 曹燕萍：从西方国家的新税制优化理论看我国国内商品税[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0（1）.

税制设计论文篇7

关键词：涉税课程群；课程设置；应用型人才

本文系山东科技大学2009年 “群星计划”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qx0902162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

一、当前会计专业涉税课程群建设基本情况

会计专业涉税课程群主要包含财政学、税法、税务会计和税收筹划四门课。其中，财政学和税法是必修课，54学时，分别在第三学年的上下学期开设，税务会计和税收筹划是选修课，36学时，在第四学年的上学期开设。这样的涉税课程群设置使得会计学专业的学生基本掌握了涉税的基本知识，然而距离应用型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仍然有较大差距。

二、当前会计专业涉税课程群建设存在的基本问题

（一）涉税课程群课程设置的基础课程。涉税课程群中的财政学需要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基本分析方法和基本结论，因此，财政学要在开设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上为同学们讲授。因为税法除了要用到财政学中所学的基本知识外，还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会计学知识，所以对于会计专业的学生来说，要在学习了初级会计学之后再来学习税法。当前，我校的财政学课程是微观经济学和中级财务会计同时开设的，显然有悖于一般的学习规律，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二）忽视了涉税课程群的实践教学

1、纳税实务操作不足。涉税课程群以介绍和操练中国现行税制和税收征管法规及运用为核心内容，同时也是一门会计专业学生就业时，应试财税系统公务员、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评估师执业资格、企业财务人员招聘等的重要考试科目和内容。注重培养学生的实务操作能力，充分体现高级应用型经济管理人才的办学特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影响。而我校目前几乎没有纳税实务操作的实训。

2、缺少实习时间。涉税课程群是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要尽可能多给学生安排一定的实习时间。学生在课堂上所学的知识毕竟是纸上谈兵，他们需要一个演习的练兵场。他们需要通过为纳税人税务登记、代领发票、申报纳税、建账、制作涉外文书的实习缩短了理论与实践的距离，更为深刻地理解书本上的知识。但目前学校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三）涉税课程群的教学方法单一。由于税法教学内容越来越丰富，而且实践性很强，在教学计划学时少的情况下，教师为完成教材内容而多以讲授为主，而没有充足的时间采用案例教学和课堂讨论等费时较多的教学方法。这样学生不能积极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教学效果甚微，不能达到培养实际操作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的目的。

三、涉税课程群建设创新

（一）完善涉税课程群课程设置。遵循涉税课程群的教与学规律，考虑涉税课程群的先期课程和后续课程，相关课程设置如表1所示。（表1）

（二）增加涉税课程群实践教学时间。在以上涉税课程群开设时机的基础上增加相关的实训和实习时间。具体安排如表2所示。（表2）

（三）积极探索多种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最大优化是减少上课学生人数，实行小班化教学。学生人数少，教师就可以在实验室中授课，并能严格掌控学生，学生上课效率才会提高。当前教学方法的改进迫在眉睫，最关键的是让学生参与进来，引进案例教学、课堂讨论、学生发言等多样化教学方法，从而激发学生兴趣，提高教学效率。

（作者单位：1.山东科技大学；2.滨州市联通公司）

主要参考文献：

税制设计论文篇8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长沙 410000）

摘　要：本文结合新形势下的宏观经济形势及宏观调控的重点，论述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深化的方向和大体思路，说明当前税制存在的问题及近些年来税制改革的大体历程，具体从税制结构的设计，降低税率，加强税收管理和遗产税、增值税、消费税、房产税等税种优化的角度出发论述，为进一步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功能完善的税收制度提供一点建议。

关键词 ：新形势；税制改革；税种优化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4）16-0137-01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也出现了诸如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合理，城乡贫困人口与低收入人群过多等一些不可忽视的经济社会问题。而现阶段这些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跟税收功能不健全、税收制度不完善有关。因此，研究完善我国税收制度发挥税收对经济社会的调节功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我国税制改革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经济环境

首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带来的深刻制度调整。近几年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很不相同，主要呈现两个不同的发展速度。主要是发达国家“后工业化”进程缓慢，出现“再工业化”。全球金融危机向主权债务危机转化，增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再次，国际贸易出现新态势。发展中国家越来越主动发起对华反倾销的调查。世界主流生产方式和生活观念逐渐发生变化。低碳生活逐渐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主题。它也影响税制的调整，尤其是对税收制度的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

2.我国现行税制概况及存在的问题

首先，税负水平不合理。一般来说计算税负水平有三种方法，分别是小、中、大口径。小口径只计算政府的税收收入，中口径计算政府的预算内收入，而大口径也就是全口径则计算政府的全部收入。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可以定义为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保基金收入，这构成全口径的政府收入。

其次，税种结构也不太合理。有些税种在征税范围上存在交叉和重叠，如增值税和营业税是两个并列的税种，企业所得税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而有些税种重复设置，有些性质相近、征收有交叉的税种未能调整，如增值税与部分营业税的部分税目。

再次，增值税的征收范围过窄，只包括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两个环节，没有涉及到交通运输、建筑安装和其他第三产业，而从课税对象看也并没有涉及到不动产。同时，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不完整，致使内在制约机制的作用削弱。

3.我国税制改革深化的方案设计

增值税改革方向：降低居民生活消费品和战略性新型产业的增值税税率，提高增值税的起征点，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降低征收成本，加强税收的控制。主要从两个方面开展：一是扩大增值税的地方分享比例；二是在普遍征收中性增值税基础上，对部分第三产业，如餐饮、娱乐等，允许地方再征收一道消费税。同时，对其它地方税进行改革，清费立税，扩大地方税收来源。

消费税改革方向：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如将高档皮毛皮革制品、高档家具等传统的高档消费品、奢侈品以及高档保健品、高档电子产品等新型高档消费品、奢侈品和一次性用品纳入征税范围；提高某些高消费行为、非环保消费行为的营业税税率或在征收营业税基础上加征消费税。另外，应适当提高高尔夫球及球具、游艇及实木地板等税口的税率。对节能型、新能源型汽车免征消费税。

所得税改革方向：企业所得税，统一内外税制使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以更公平的姿态竞争。具体做法是，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先外资企业实际税率大概7%-8%，职位国内企业的1/3-1/4。因而需在税率、税基和税收减免上统一。个人所得税制方面，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机制和计征方法进行规范，包括对工资薪金所得项目多种计征方式的统一和规范，取消各种特殊计征方式统一规范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等劳动所得项目的税前扣除标准和办法将税前扣除分为经营（工作）费用和生计费用两部分，分别规定扣除标准，使个人所得税简捷、规范，功能增强。

4．结论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也出现很多问题，收入差距过大，不同企业税负差别较大，个税不能很好的起到调节收入分配问题及个税的计算和税率都需改革，企业所得税也存在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实行两套税率、税基、税收抵免也不相同。本文从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出发，结合国内外关于税制改革的研究和我国税制改革的历程及目前税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税制改革的大致方向，具体从降低税率、扩大征税范围、所得税、消费税、增值税和完善并开征新税种的必要性及具体做法展开论述，希望能为进一步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功能完善的税收制度提供一点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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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铁成.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