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设计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1 13:16:17
税制设计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税制设计税收政策税收管理和谐社会
一、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税制设计
在保证税收总体规模满足公共支出需要的同时，具体税制设计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环节。为此，必须在进一步完善税制的过程中，结合具体税制的特点，将社会和谐贯彻落实到税制设计的每一个环节。
1．建立以人为本的税制
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大笔支出常常会给民众带来沉重的负担。现行个人所得税制以个人为单位，没有考虑到家庭支出的需要，扣除项目偏少，且没有考虑到以上大笔支出负担。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个人所得税制征管工作的开展，但就现实而言，这样的个人所得税制没有做到以人为本，不利于社会和谐和民生改善。结合自行申报纳税方式的推广，应该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适当扩大扣除范围，提高扣除标准，将按月计税改为按年计税，同时允许以家庭为单位申报个人所得税。
2．促进就业的税制
增值税从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型，能够让增值税的“中性”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增值税转型对扩大就业有着积极意义。生产型增值税不鼓励投资，对投资甚至有抑制效应，自然不利于就业的扩大，而消费型增值税，由于固定资产投资所对应的增值税能够得到扣除，有助于投资规模的扩大，相应地，能够促进就业的增长。
更多的具体税制改革，需要在税制设计中融人促进就业的理念。企业所得税就是这样的一个税种。在设计企业所得税制时，应该考虑给带来更多人就业和再就业机会的企业，例如从事服务行业的企业予以税收优惠。
3．促进城乡同步发展的税制
中国已经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农民负担大为减轻。但在当前，城乡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现实尚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较大，城乡税制统一的条件尚不具备，需要给农民较长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政策。具体说来，应该实行更为优惠的税收政策，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作。这样，需要进一步探索适合特定时期农村特点的税制，创造城乡税制统一的条件。例如，可以通过完善农产品加工的增值税制度，落实支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都有助于农业的发展，有助于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
4．促进环境保护和资源充分合理利用的税制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民生的改善离不开这种和谐。进一步完善税制，应该按照有助于环境保护的要求，有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按照资源充分合理利用的需要，完善相关税制，开征新税种。例如，按照建立健全资源开发有偿使用制度和补偿机制的要求，建立资源税税率(税额)有效调整机制，进一步完善资源税制，将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有助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再如，进一步完善消费税制，提高某些对环境保护不利商品消费的税率。又如，开征环境保护税(碳税等绿色税收)和物业税等一些新税种。这些新税种会促进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产生更为直接明显的效果。环境保护税会直接限制污染物的排放量，有利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物业税的开征，有助于土地这种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会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有助于房价的稳定。
二、现行税制设计的主要不足
比照上述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税制设计要求，现行税制凸显出以下不足。
1．税种设计不够完善
税制的设计不科学，税收职能的发挥与社会管理的需要不尽和谐。一是征税依据没有体现市场价值。比如，不动产计税没有考虑市场价值实行动态征收，现行不动产税制仍然是依据历史成本为征税对象。二是征收范围仍然偏窄。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并不是专门的环境保护税种，只是针对使用煤、石油、天然气、矿产品和盐等自然资源所获得的收益征收。对一些重要的非矿产资源，如淡水资源、森林资源等没有纳入征税范围，使得这些资源的使用成本偏低，变相刺激了这些非矿产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使用，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另外，生态税收基本处于缺位状态，制约了循环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三是主体税种功能弱化。1994年分税制改革，名义上形成了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的框架，但事实上，由于我国经济水平较低，所得税没有成为主体税种，而仅发挥辅助税种的作用，从而使我国税制体系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以流转税即间接税为主体的单一主体税制结构。个人所得税采用分项计征模式，税率和费用扣除方法不尽合理，加之征收管理薄弱，难以充分发挥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作用，远未成为我国主体税种，因而在调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有限。四是企业所得税按隶属关系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制度，严重制约了企业跨地区的重组、联营、兼并，不利于企业之间打破地域竞争。五是增值税与营业税并存，影响了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也加大了这两个税种的征管难度；生产型增值税不仅无法彻底消除重复征税的弊端，而且抑制科技进z；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偏小，调节力度不足。
2．间接税与直接税的比例不合理
“十五”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直接税的比重有所上升，间接税的比重有所下降。比如，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从2001年的19．2％提高到2005年的24．6％，国内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税占税收收人的比重，从2001年的58．6％下降到2005年的53．7％，但间接税比例高、直接税比重低的格局并未发生本质变化。由于现行税制中流转税占税收收入比重过大，造成原先确定的流转税与所得税“双主体”的税制模式名不符实，不利于充分发挥直接税的宏观调控作用。同时，在具体税种的设置方面也有不少问题：有些税种重复设置，有些税种性质相近、征收有交叉；有些税种已经或者将要逐步失去存在的意义，该废止的没有废止，该合并的没有合并；有些国际上通行、中国也应当开征的税种没有开征。
3．税收负担的公平性亟待加强
从税收负担的公平性看，由于我国长期对内、外资企业分别实行两套不同的所得税、财产税和行为税制度，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过多过滥，对不同地区的企业实行不同的税收优惠；对城乡实行两套税制，个别税种存在着对外国产品的非国民待遇，税率、税收优惠和费用扣除标准不同，结果使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税收负担存在较大差异，不利于企业之间开展公平竞争。现行税制未能充分体现公平竞争和国民待遇原则，即一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税收歧视，另一方面存在着“超国民待遇”，主要表现在：一是税收负担不平等。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实际税收水平不同，小规模纳税人往往要负担更多的税收；二是不同经济成分税负差异过大。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股份制经济及其他经济成分分别实行不同的税收政策；三是不同区域的企业税负水平不一。我国是将优惠政策置于沿海发达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税收高于东部经济特区；四是内外资企业税负不一。外资企业所得税负担税率差不多8％，而内资企业的综合负担税率在33％以上。另外，由于直接税特别是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以及遗产税和赠与税具有较强的收入再分配功能，直接税收入比重过低，尤其是来自所得税类的比重过低，必然会影响税制公平收入分配功能的正常发挥，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4．税收调控力度欠缺
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不够，税收职能的发挥与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不尽和谐。现行税收体制在公平税负，引导投资向落后地区转移，刺激贫困落后地区的消费和出口，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财力优势等方面还显得比较乏力。中国现行税制是以间接税为主体，间接税最大的缺点是逆向调节作用，收入越低，承担的税收负担相对越重。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的加剧，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长，差距不断扩大，就更需要发挥税收的宏观调控职能，我国目前调节个人收入的税种只有个人所得税，而个人所得税收收入规模小，征管水平低，其占国家税收收人的比重很低，还没有成为我国地方税的主体税种，因而在调节居民收入差距方面作用有限。
5．地方税收体系不完善
由于地方税体系不完善，地方税收的聚财增收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分税制将75％的增值税和全部的消费税划归中央，把以第三产业为主要税源的营业税划归地方，而经济落后地区往往第三产业不发达，营业税税源极为有限，这就造成了地方税收收人不足，财政困难。而且我国现行税收政策存在城乡分割问题，如在城市征收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只在市、县、镇、工矿区征收，这种税收政策格局对调节城乡区域经济发展不利。加之我国财政管理体制不健全，没有一个明确、合理的税权划分与税权分配模式，从而造成了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财权与税权不相匹配的混乱局面。
三、和谐社会背景下税制设计的途径
(一)优化税制，强调公平与效率的兼顾
建立和谐社会必须实现税收可持续发展，既能尽可能地满足以国家为主体的财力分配需要，又不至于损害未来需要，从而使整个税收运行有利于经济、政治、社会的可持续和谐发展。从当前情况来看，强调税制公平与效率的兼顾比任何时候都更具现实意义。一般而言，直接税通常用以调节和解决公平收入分配问题；而间接税更能体现政府的效率目标；双主体的税制结构则致力于实现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公平与效率是构建新的税收制度的指导思想，是判断既定税收制度是否合理的标准，也是进行税制改革的基本纲领。兼顾效率与公平制度体系包括：第一，通过制定有关的法律、法规，保障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收入；第二，运用累进税率的个人所得税调节高收人，运用遗产税、赠与税等适度限制非劳动收入，调节社会成员的个人收入分配关系；第三，建立强制性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社会保险互助互济功能，对完全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及失去工作岗位等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的劳动者予以支持帮助，保证这些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等。
(二)完善税制，营造和谐的税收环境
所谓税收的和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税收征收与纳税人之间的和谐；二是税收要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条件。为此，要把建立以纳税人为主导的税制作为中国税制改革的长远的理想目标。因为以纳税人为主导的税制是最符合征纳税人行为规律的税制，也是动力机制和信息机制最健全的税制，运作成本最低的税制。同时，摆正征纳税人的关系，在征纳税人关系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分配上体现公正的总原则。所有的纳税人服从税收权力的强制，在税法面前做到所有的征纳税人都是平等的。
(三)更新理念，牢固树立和谐意识
税务部门在构建和谐社会、设计税制的进程中，要着重树立以下五个税收理念：一是树立税收经济观。经济决定税收，税收来源于经济。税收工作要始终围绕和服务经济建设大局，通过发挥税收职能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二是树立税收法治观。要不断加强税收法治建设，依靠税收法律制度规范征纳双方的行为，坚持依法征税，倡导诚信纳税，提高公民的税法遵从度，营造和谐的税收法治氛围。三是树立税收诚信观。要在全社会打造诚信税收，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忠于职守、依法征税、文明执法，纳税人应当诚实守信、依法纳税、履行义务，社会各界应当关心税收、理解税收、支持税收，使税收更好地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财力支撑。四是树立税收效率观。要通过追求效率的税制设计，使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得到解放，使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和劳动得到尊重与发挥。同时，要讲求征税效率、纳税效率和用税效率，降低征收成本，优化办税效率，提高投资效益。五是树立税收生态观。在税制设计和税收政策的制定上，要特别注重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和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国情，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
(四)公开透明，增强税制设计效果
税制设计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均田制；租庸调制；两税法
一、唐两税法的主要内容
两税法由唐德宗时期的宰相杨炎提出，并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式实施。有关两税法的记载。见《旧唐书·杨炎传》：“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人。户元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夏秋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从古书中可以看到，两税法的内容主要包括：(1)纳税人。“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即不分本地人，还是外来户，以居住地为标准，只要在当地有居所的人都是纳税人。无固定居住地的商人也要缴纳1／30的税收。(2)课税对象。“以资产为宗”，这就是说，两税法的课税对象就是纳税人所拥有的资产。这里的资产指田亩，而不包括货币资产这种动产和房屋这种不动产。(3)课税依据。“以贫富为差”，就是以居户的户等及其占有的土地和财产多少为依据。(4)纳税期限。由“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可知，夏季税收的纳税期限最迟在六月底以前，秋季税收的纳税期限最迟在十一月底以前。(5)税率。“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税率与大历十四年的税率相同。
二、唐两税法产生的背景
(一)政治背景
唐两税法是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深刻变革，其产生的政治背景主要有三：一是朝廷与地方藩镇之间的收入竞争；二是朝廷内部的党争；三是社会矛盾激化。
1朝廷与地方藩镇之间的收入竞争。两税法实施前期，朝廷与地方藩镇之间的政治和经济矛盾已经非常尖锐，中央政府几乎失去了驾驭地方藩镇的能力。“安史之乱”以后，由于朝廷内部斗争和吐蕃侵逼京西，朝廷对藩镇采取姑息政策。“安史平而藩镇之祸方始”，“安史之乱”后。又产生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各地藩镇借“安史之乱”之际扩张势力，破坏租庸调，随意征税。造成王赋不入和税权落空地方，朝廷迫切需要加强自己的财权。封建社会的经济权力，归根结底是建立在田制税法上，田制税法不但体现着支配阶级对被支配阶级剥削榨取的深度，也体现着支配阶级内部对于那种榨取物分配的实况。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要想稳定自己的统治，增加自己的财权，必须改革赋税制度。“唐朝统治者改革税制的主要目的在于解救财政危机，保证中央政府的收入。”两税法把以往“苛捐杂税”合并。纳人中央政府的控制范围，但并不确定统一的税率，而改用摊派的办法，由中央派人依据各州具体情况确定税额并划分其上供、送使、留州的份额，这些措施反映了中央对地方的财权之争。也就是说，唐朝政府实施两税法的主要意图在于通过赋税制度的改革来改变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以增加中央政府的财力。
2朝廷内部的党争。两税法的颁布施行，与当时杨炎与刘晏之间的党争有很大的关系。杨、刘之间的党争源于代宗时期。代宗时，元载为相，势倾朝野，培养杨炎为接班人，“载亲重炎，无与为此”。但是，到了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唐代宗治元载罪，就派刘晏等进行审讯，最后，处死了元载，杨炎也受到牵连，被贬为道州司马。大历十四年五月代宗死，德宗即位，随即任杨炎为相。“炎坐载贬，晏快之，昌言于朝。及炎人相，追怒前事，且以晏与元载隙陷，时人言载之得罪，晏有力焉。炎将为元载复仇”。“杨、刘矛盾的发展，引起理财政策的变化，其中两税法的颁布最为重要，杨炎改变刘晏理财政策的目的是剥夺刘晏的权力，带有明显的朋党偏见。”林伟洲也认为杨炎欲动摇刘晏的地位，“最根本的手段便是提出一新的赋税方法，与其竞争，甚或取代，两税法的产生便有这种政治作用”。唐德宗即位后，宰相杨炎立即提出“废租庸调、设两税法”。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德宗大赦天下，颁布了两税法后，杨炎在当月便提醒德宗说：“尚书省，国政之本，比置诸使，分夺其权，今宜复旧。”随后，德宗当月就罢免了刘晏转运使、租庸使等职务，二月贬刘晏为忠州刺史，七月赐刘晏自尽，杨炎达到了复仇的目的。
3社会矛盾的激化。唐中期以前的赋税不仅重，且极度不公。贵族和官员凭借勋位，可以获得税收的减免，而所减免的税收被朝廷转嫁给了底层劳动人民。杨炎曾日：“凡富人多丁，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征于下。”贞观初年，朝廷文武官员不过642人，而高宗时内外文武官员达13465人，玄宗时内外文武官员达18805人。除行政开支外，安史之乱所引起的勤王平乱的军费开支也很大。这时，朝廷为了满足日益扩大的财政支出的需要，不得不加重对农民的赋税。玄宗敕文日：“重征百姓”，“江、淮之间，此事尤甚。”@对南方的重税引起了人民的反抗，“广德初，‘群盗’蜂轶，连陷县邑”。“人不堪命，皆去为盗贼。上元、宝应间，如袁晃、陈庄、方清、许钦等乱江淮，十余年乃定”。阶级矛盾激化，唐王朝统治受到威胁，必须统一赋税，整顿经济，以减轻农民负担。
(二)经济背景
在两税法产生以前，中国的赋税制度大都是“以人丁为本”，而“以人丁为本”的前提条件是纳税人必须取得相应的土地和资产。由于唐朝前期实行均田制，广大农民基本上都有田可耕，社会经济繁荣，“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实施得很顺利，税源也很充裕。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赋税制度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这时就需要有新的赋税制度以代替旧的赋税制度。“盖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租调之法坏而为两税。”这句话直接阐述了两税法产生的经济背景，即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不符合时宜，促使了两税法的产生。
1唐均田制的失败。均田制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未对全国土地进行彻底的分配，均田制实施得不够彻底。原因主要包括：(1)均田制给予王公贵族、地主和官员占有土地的特权。均田制度规定，对有战功而被授予勋位的人，按官职的高低，可得勋田六十亩至三十顷；五品以上官员及皇宫贵族，按职务和贵族地位之高低，可得永业田五顷至一百顷；在职官员，按职务性质的不同，可得职分田八十亩至二十顷。此外，朝廷还依据官署衙门性质和等级的不同分配公廨田。(2)当时朝廷所分发的土地，仅限于其自身占有的空荒土地，其他私人占有的私有土地未进行重新分配。其他私人占有的土地是指平民占有的土地和贵族官员及寺院占有的土地。早于均田制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在唐中期发展十分迅速。朝廷放松了土地买卖的限制后，众多豪门贵族和朝廷官员大量购买土地，许多官员成了大地主，而许多大地主本身又是官员，加剧了封建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不仅贵族和官员占有大量土地，当时的寺院也占有大量土地。当时的寺院经济已经是“驱策田产，积聚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3)朝廷所占有的大量屯田、营田等没有用来重新分配。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农业生产条件还很落后，但仅屯田就收一百九十一万三千九百六十石。由此可见。朝廷所占田产数量相当大。“京畿地狭，民户殷繁。计丁给田，尚犹不足。”对土地分配的不彻底，限制了均田制应有功能的发挥，埋下了被淘汰的祸根。
2唐租庸调制的失败。唐初实行的租庸调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也就是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后再对农民征收租庸调。租庸调制是“以一丁身为本，不以资产为宗”的赋税制度，即“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不管田产之多寡有无，凡是丁男都要交纳等量的租调。“租”是按人口计算的，每丁征粟二石，南方产米的，则交稻三石；“庸”是农民应服的劳役。每丁每年二十日，闰年加两天；“调”是对农村家庭手工业剩余生产物的课征，以绢或币缴纳，凡纳绢者每丁每年二丈，另缴银三两，纳币者二丈五尺，另缴麻三斤。租庸调制失败的原因主要有：(1)均田制实施得不彻底。由于均田制的实施不彻底，加上封建大土地私有化的发展。导致了土地被大量的兼并。农民除了缴纳租庸调外，还必须交纳其他多种苛捐杂税，农民大量流亡。成了庄园经济的庄客，均田制下的小农经济被打破。到了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公元713—756年)，均田制已名存实亡。这时，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也必将退出历史舞台。(2)户籍久不更造。“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徙，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而户部岁以空文上之。……兵兴，财用益屈，而租庸调弊坏。”战乱的兴起使得朝廷无暇对居民户籍进行编造。这时，“以人丁为宗”的租庸调制，引起了税负在不同家庭之间的转移，国家无法再依据户籍进行公平课税。(3)贫富差距过大。“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其后，国家奢费无节，而大资起。兵兴，财用益屈，而租调法弊坏。”在土地兼并、户口流亡、贫富悬殊的情况下，再按丁身征租庸调已不可能，也不合理，只有因循大历时户税按户等和地税按田亩征税的方法，才能减轻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负担。
三、唐两税法对我们的启示
(一)历史意义
两税法舍弃了按人征税的传统人头税，全面开启了按土地和资产征税的税制新历程。他所体现的赋税思想、税制设置观念及其实施的结果，无论是对我国的赋税史，还是对当时唐朝的统治以及唐后我国经济重心的分布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两税法的创立，实现了从“以人丁为本”向“以资产为宗”的转变。唐中期以前，田赋制度实行人税与物税并行征收。两税法则以田产和资产的数量为课税依据，废除了对人课税的庸、调，也就等于废除了“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两税是由按户等征收税钱的户税和按田亩征收解斗的地税组成，其主要特点是资产税”。这样，两税法实现了赋税制度从“以人丁为本”向“以资产为宗”的转变，开辟了以资产为课税依据的历史先河。杨炎的“以资产为宗”的课税观念，要比马克思的“社会财富的分配决定于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而不是决定于人口的多少”的观念早上一千多年。
2两税法的创立，开辟了我国古代以货币计税的历史先河。两税法产生以前，田赋的缴纳都是以实物为主的，而两税法规定，可以用相同价值的货币代替实物完成对田赋的缴纳，确定了税钱的合法地位。这样，征税的客体由以实物缴纳为主转为以货币缴纳为主，极大地方便了国家对赋税征纳的统计和管理。一般来说，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会形成以货币计税的税收制度。但唐德宗即位时，商品经济还不够发达，在这种情况下，以货币为计税依据的两税法还能得以推广，在中国赋税史上。意义就更加重大。
3两税法的创立，公平了税负，节约了征纳成本。两税法实施以前，唐朝的贵族官僚以及封建大地主等可以凭借自己的特权获得税收的减免。两税法“以资产为宗”，实行资产多者多纳税，资产少者少纳税的制度，公平了税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降低了农民的税收负担。此外，两税法设立以前，赋税杂役名目繁多，劳动人民“旬输月送无休息”，官府也为此忙碌不断。“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两税法不但合并了徭役，还将纳税期限集中在每年六月和十一月，大大节约了赋税的征纳成本。
4两税法的实施转移了中国的经济重心。两税法的实施，使得唐朝的经济重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每岁县赋入倚办，正于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道，合四十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量天宝供税之户，四分有一。”从此以后，江南地区成为中国历朝历代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迄今为止，再未北移。
(二)现实意义
一千二百多年前实施的两税法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但是，成为历史的仅是两税法的概念或其含义，两税法所体现的税收思想或税制设计原则，永远不会成为历史。因为两税法所体现的税制设计思想，对于我国目前，以至未来的税制改革，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那么，两税法体现了哪些可以用于指导税制设计的税收思想或原则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税制设计的公平原则。在现代社会，人们一般从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两个角度来体现税制设计的公平原则。对于税制的公平原则，一般可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纳税能力或经济能力相同的人应当缴纳数额相同的税收，称作“横向公平”。也就是说，如果在征税之前两个人的福利水平相同，在征税之后，他们的福利水平也应该相同。二是纳税能力或经济能力不同的人应当缴纳数额不同的税收，称作“纵向公平”。税制设计所要求的横向公平原则和纵向公平原则，在两税法中也有体现：(1)两税法提到“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即居无定所的商人也要交税，税率与有定所的人基本相同。这体现了税收的横向公平原则，即“相同能力的人缴纳相同的税收”。(2)两税法还提到“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就是说男子不分十六岁还是十八岁，均以其所持有的土地和财产数量为依据进行课税。这体现了税收的纵向公平原则，即“能力大者多纳税，能力小者少纳税，无能力者不纳税”。此外，“以资产为宗”，也体现了税制设计的纵向公平原则。因为在两税法出台以前，由于土地兼并、人丁转死。均田制已名存实亡。一方面，人丁多的户口占有的土地不一定就多；另一方面，丁口相同的家庭，其纳税能力不一定相同。而在封建社会，土地是人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占有的土地越多，纳税能力越强；反之亦然。所以，两税法“以资产为宗”恰恰体现了税制设计的纵向公平原则。转2税制设计的效率原则。在税制设计过程中，人们经常以效率原则衡量税收制度的优劣。人们不仅评价税收制度所形成的行政效率，还评价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效应。税收制度所形成的行政效率与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往往是相互联系的。换言之。较低的行政效率一般总是阻碍经济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行政效率则总是能够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两税法提到“其租庸杂徭悉省”，体现了税制设计的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原则。两税法将租庸调以及户税、地税、青苗钱等合并，统一开征两税，纳税项目减少，缴纳时间集中，省去了原来的“旬输月送”的麻烦和税吏催缴的痛苦。这样，就等于简化了税制，集中了税款征纳时间，自然地就提高了税收制度的行政效率。税收制度行政效率提高了，税款征纳成本就降低了，即税收执行成本降低，相应地税收的经济效率就提高了。相反，在两税法颁布以前，户税、地税、青苗钱等杂税徭役分开征收，征纳时间也不尽相同，造成“旬输月送”，这大大增加了赋税征纳及运输过程中的无形损耗，无疑降低了税制的经济效率。
3税制设计的确定原则。根据现代税制理论，税收制度必须符合帕累托效应的要求，不增加社会经济的额外负担，不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才有可能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利。如果政府不遵守事先的约定(税法对课税对象、税率等的规定就可以理解为政府对纳税人所应缴纳税收的一种事先约定)，经常而且随意地扩大课税范围或提高税率以满足支出扩大的需要，那么就会给纳税人以错误的预期，迫使纳税人改变其经济行为，从而影响税制设计的预期经济效率，并最终影响社会福利的增进。两税法避免了不确定性因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两税法提到了“量出以制人”，就是说先确定财政支出规模，然后以财政支出规模来确定财政收入规模。这就是说，朝廷在一定时期内的支出总量要预先确定下来，再根据支出总量确定收入总量，而不能随意地扩大收入，增加赋税总量。两税法的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朝廷的乱课税行为，使得朝廷不能随意增加赋税的课征，这就等于给了当时臣民以正确的税赋预期，体现了税制设计的确定原则。此外，两税法规定“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也就是说，夏季税收最迟在六月底以前完成，秋季税收最迟在十一月底以前完成。这也体现了确定原则，因为规定了纳税时间，给了纳税人和课税主体以确定的纳税期限。
4税制设计的简化原则。税制设计的简化原则，是我国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则。如2008年1月1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合并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把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定为25％。税制设计的简化原则在两税法中也有体现。比如两税法规定“租庸杂徭悉省”，也就是说，把租庸调以及户税、地税、青苗钱等苛捐杂税一起合并，统一开征两税。两税法把原先多个纳税项目或纳税对象合并，把他们的税款征纳时间集中在六月和十一月。这样，两税法的实施等于简化了税制，体现了税制设计的简化原则。
5税制设计的低税率原则。现代西方税制理论认为，税率会影响纳税人对自己行为的抉择，过高的税率可能会使经济人的行为发生扭曲，影响社会福利总量的增长。基于此，低税率成了西方税制改革的一个原则，我国也不例外。比如，最近几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扣除额不断提高，这就等于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税率。两税法提到，“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这就是说，无固定居所而进行流动经营的商人所缴纳的税收是其营业额的三十之一，约3.3％，这一税率是非常低的。低税率体现了两税法的“轻徭役”原则。此外，从“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也可以看出，有固定居所的人其税负也不高，与“不居处而行商者”相同，也相当于3.3％。另外，两税法的课税对象虽然“以资产为宗”，但这里的资产仅指田亩，而不包括货币资产这种动产和房屋这种不动产，这就等于有了一部分的“必要扣除”，降低了纳税人的税负，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就等于降低了税率。
税制设计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会保障税制度设计配套改革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社会保障基金也逐步实现了社会化的统筹与管理。但在实践当中，现行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方式—统筹缴费暴露出欠规范、不统一和无法为社会保障提供稳定资金来源等弊端。开征社会保障税，应成为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完善的必由之路。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遵循国家、企业、个人（职工）三方共同负担原则；坚持公平为主，兼顾效益原则；预算管理，专款专用原则；政令统一、政事分开原则，本文提出如下关于社会保障税税制设计方案：
一、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税制设计
1.纳税人。根据国外通行做法，我国境内各类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外资企业的中方人员、自由职业者（包括个体工商户）均为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义务人。考虑到我国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且不平衡，农民负担能力有限，近期内暂不将农民列入纳税行列。可选择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以乡镇或县为单位建立统筹式的区域性社会保障制度，待条件成熟时，再逐步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障税的征税范围。
2.征收对象与计税依据。社会保障税以纳税人的工资薪金或生产、经营利润为征税对象。雇员，以其因雇佣关系取得的、由雇主支付的工资薪金为征税对象；雇主以其因雇佣员工而支付雇员的工资薪金为征税对象。自营者，以其生产、经营利润为征税对象；企业、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者，如果对经营成果不拥有控制权和所有权，而只取得固定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的，等同于雇员，以其取得的工资薪金和承包、承租所得为征税对象；如果对生产、经营成果拥有控制权和所有权，除固定上缴被承包、承租单位一部分经营成果外，其余经营成果全部归承包、承租者所有的，按自营者征税，以其工资薪金和承包承租经营所得为征税对象。自营者，是指同时既为雇主又为雇员的城乡个体工商业户以及依法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作为征税对象的工资薪金应以1998年9月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统计局规定的工资总额统计项目为标准。同时，社会保障税应税工薪收入应是职工的全部工薪收入，在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前提下，既设起征点又设上限。社会保障税的计税依据应为工薪收入（工薪支出）或生产经营利润，不作任何税前扣除。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雇员应纳税额=雇员取得的工资薪金×适用税率
雇主应纳税额=雇主支付雇员的工资薪金×适用税率
自营者应纳税额=自营者的生产、经营利润×适用税率
纳税人取得（支付）的工资薪金或生产、经营利润为外币的，应按照国家外汇牌价（原则上为中间价）换算成人民币计税。
3.税率。社会保障税是为实施社会保障制度而筹集资金的一种形式，是专税专用、权利与义务相匹配的特殊税种，在性质上与个人所得税不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的5个社会保险险种中，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涉及的人群范围广，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涉及的基金金额也最大，并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考虑到目前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承受能力，本着征税简便、降低税收成本的原则，根据社会保障税的专款专用和受益原则特点，社会保障税的税率根据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保障项目统一采用综合比例税率予以确定。其中，养老保险项目的税率为10%，医疗保险项目的税率为6%，失业保险项目的税率为6%.其他保障项目的税率视具体情况确定，统一合并征收。为便于与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较好地衔接，雇主的负担率应高于雇员的或起码应与雇员基本相等；自营者的税率应基本上等于雇员与雇主税率之和。
4.税负调整制度。社会保障税实行限额征收，超过限额部分的工资薪金或生产、经营利润不再征税。考虑到中国现行的养老、失业、医疗保险金在工资薪金中的扣缴办法，这一限额对工资薪金应规定按月缴纳，对自营者的生产、经营利润应规定按年缴纳。为照顾低收入阶层，以体现社会保障税的立法意图，社会保障税应规定起征点。未达到起征点的，免予征税；超过起征点的，就工资薪金或生产、经营利润全额征税。起征点的大小可参照中国现行的最低生活水平标准制定。纳税人缴纳的社会保障税税款，可申请在其个人所得税前予以扣除。具体办法由税法另行规定。但对社会保障税的政策优惠如税收减免、税收抵扣等制度必须规范化，做到全国统一，以利于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对于少数民族边远地区，可以用专门条例做出特别规定。
5.征收管理。将社会保障税划为中央税，由国税机关负责征收。雇员和雇主的社会保障税按月计征；自营者的社会保障税按年计征，按月预缴，年终汇算清缴，多退少补。雇员、雇主应缴纳的社会保障税于月份结束后7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自营者应缴纳的社会保障税于月份结束后10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预缴，年度结束后3个月内汇算清缴。自营者少缴纳的社会保障税税款，于下年度补缴，多缴纳的社会保障税可抵缴其下年度应缴纳的社会保障税税款或本年度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雇员应缴纳的社会保障税税额，由其雇主在申报缴纳应纳社会保障税时一并代扣代缴。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社会保障税由纳税人向其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雇员在多处取得工资薪金的，由纳税人向其户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如果其雇主已代扣代缴社会保障税，在申报缴纳时，可申请退还多缴的税款或者抵缴其应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二、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需要解决的几个相关问题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配套改革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筹集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筹集办法多由地方做出规定，难以收效；筹资机制不规范，地区间、部门与行业间负担不一，统筹面窄，社会互济范围小，多头管理，自收自支，缺乏宏观调控和监督机制，挤占、挪用时有发生；现收现付所形成的隔代支付与社会老龄化的矛盾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措施，参保的权利与义务透明度不够，影响参保积极性和参保范围的扩大。目前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只有养老、失业、工伤、生育等一些单项法规，法律层次低，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从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筹集与改革取向的长远目标出发，开征社会保障税，必须首先对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进行配套改革：
1.必须尽快制定颁布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律——《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法》是规范社会保障各主体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法律依据，也是社会保障税开征的法律依据。国家通过《社会保障法》可以明确参加社会保障的各主体在社会保障中的权利与义务，把社会保障范围、基金筹集、托管运营和发放，以及国家对基金的保障与监督管理等在法律上得以规范，从根本上保证社会保障税的征收与管理，确保社会保障税收入的稳定增长。通过《社会保障法》可以规定社会保障税收入的安排使用，做到有法可依，税务机关负责及时足额把社会保障税征收入库，财政部门负责社会保障税的预算管理和资金安排与监管，满足不同社会保障项目的资金需要，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社会保障资金的社会化发放工作。同时，通过《社会保障法》，鼓励商业性人保业务，构造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2.改变社会保障收付模式，将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改变为部分积累以至完全积累模式，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设立基金积累的个人账户，增大受益原则的透明度，确保资金筹集与运用管理的规范性、合理性与公正性。
3.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为了改变收付模式，理顺关系，平稳过渡，转制成本应由政府承担，所需资金用国有资产变现解决。
4.通过《社会保障法》明确规定发行国债和社会保障，用于弥补社会保障支出缺口。
（二）财政预算制度的配套改革
我国现行的财政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缺位”和“越位”，不但公开性和透明度太低，而且预算内预算外收支严重倒置和扭曲，最突出的就是按照公共财政要求应列为预算内收支的社会保障基金，由于收入制度上为社会保险费而列入预算外收入和支出，而又缺乏强有力的收入弥补机制和监督制约机制使资金被挪用流失，出现社保不保等严重问题。社会保险费作为一种公共收入，其收入属准税收性质，其支出具有明显的公共性特征，但却长期列为预算外收入，没有受到严格的公共管理和监督。开征社会保障税后，应进行财政制度的配套改革。社会保障税作为一项税收，由国家税务机关征收，为社会保障预算提供了固定的资金来源，社会保障基金征收和支付实行“两条线”，按照公共财政的基本原则，列入国家预算内管理，财政部门负责税务机关征收的社会保障资金的接收工作、社会保障基金财政账户的收支核算工作，以及监管社会保障资金的使用及票据管理工作。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执法地位和预算管理地位，从财政制度上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规范，建立完善的预算制度，优化支出管理。社会保障税的开支，应与社会保障预算制度的完善结合起来。社会保障税收入是一种基金性收入，与一般预算收入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专门的用途，其收支应自成体系，单独管理。我国可以在目前由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组成的复式预算的基础上，增加一项社会保障预算，将社会保障的收支全部纳入社会保障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这样有利于将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运用，置于国家法律的制约和监督之下，更好地保证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和有效使用，即使在社会保障预算内部，不同税目的收入也必须专门用于相应的支付项目。在社会保障预算、公共预算、债务预算和国有资产预算之间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在资金运用上应遵循各方平衡、相互调剂的原则，以充分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的效率。在财政制度上，还要加大财政支持社会保障资金的力度，允许通过资本市场变现部分国有资产用于社会保障预算。同时，通过立法，发行社会保障和国债专项用于弥补社会保障预算的入不敷出的缺口，在公共预算的编制中留有一定空间，每年划出部分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障预算的平衡和积累，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发挥财政对经济的“内在稳定器”作用。还要增强社会保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和公众的监督，使社会保障制度深入人心，维护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
（三）税收制度的配套改革
开征社会保障税，应对现行税收制度进行配套改革，具体是：
1.个人所得税制度的配套改革。由于社会保障税和个人所得税税基的基本一致性，即都是对雇员（个人）工资薪酬收入总额征收。两者不同的是，社会保障税的起征点和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不同，现行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为800元，个人收入超过800元以上部分征收个人所得税，而社会保障税的起征点比个人所得税应低得多。开征社会保障税后，应考虑个人薪酬收入超过800元部分的重复纳税问题。同时，个体经营者或个人取得劳务报酬收入缴纳社会保障税也存在与个人所得税重复征税问题和总体税负问题，应合理设计社会保障税的税基和税率以及对个人所得税的税基和税率进行必要的调整，在课征个人所得税时，对个人薪酬收入或劳务报酬收入已纳社会保障税的税款从税基中给予必要扣除。
2.企业所得税制度的配套改革。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度的税前扣除项目应明确规定，允许企业将缴纳的社会保障税在税前列支，以避免重复征税，增加企业总体税收负担。
3.税收征管制度的配套改革。由于社会保障税的专项税收特点及与其个人账户对称性强等特殊性，开征社会保障税后，新的《税收征管法》应相应根据社会保障税的特殊性增加补充条款。如个人纳税账户与个人领取社会保障费和保障项目是否对称及其操作的条款；向当地劳动保障部门、财政部门和社会保障资金经办部门提供征收单位的欠缴额等条款。
（四）工资制度的配套改革
社会保障税税基为所得额，在征管中容易遇到收入不明的问题。此外，现行工资制度不规范，加大了社会保障税征管的难度。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深化工资制度的改革。在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同时对国家公务员、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作相应调整，使其工资组成包含社会保障支出。由于目前分配中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发放给职工的各种补贴上，应将已固定化的补贴收入加入工资基数，作为社会保障税的税基，体现量能负担原则。其次，应实现工资性收入的货币化，建立实名制的个人工资性收入银行账户，用人单位通过银行支付工资，以利于税务部门的稽核检查。
（五）相关政策的配套改革
对破产企业或经营困难企业的扣款顺序政策进行调整。把社会保障税列为第一还款顺序，按税、贷、货、利的还款顺序，而税款项中应将社会保障税列为首位。
参考文献
（1）董树奎《对我国社会保险费征收管理体制的分析》，《税务研究》2001年11期。
（2）李明《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障税》，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
（3）江苏省地方税务局课题组《建立我国社会保障税制的相关问题》，《税务研究》2001年11期。
（4）石坚、付广军《社会保障税：前景与目标》，《税务研究》2001年11期。
（5）刘小兵《中国社会保障税的制度设计及其释义》，《财政与税务》2002年1期。
（6）麦正华《关于设计社会保障税改革方案的思考》，《税收研究资料》2000年11期。
（7）郭传章、王磊、蔡作岩《开征社会保障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税务研究》2001年第11期。
税制设计论文范文第4篇
基金项目：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科研基金资助项目(05130537)
内容摘要：确立合理的社会保障筹资方式是完善健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问题。通过现有筹资方式存在问题和开征社保税必要性的分析，旨在从税目、纳税人、课税对象、税制等几方面提出我国社保税的税制设计方案。
关键词：社会保障社保税问题税制
社会保障是指通过再分配国民收入，使社会公众在就业、生活、医疗、教育、养老诸方面的基本条件得到保证的各种制度和安排的统称。实行社会保障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安定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社会成员提供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而充足的社会保障资金是社会保障制度存在、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基础，因此，确立合理的社会保障筹资方式是一国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中的核心问题。
现行社会保障资金筹集与管理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是社会保障统筹缴费制度，单位和个人的缴费按比例分别计入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各地区、各行业差距明显，人口众多且管理制度相对滞后，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缺乏法律保障
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方式属于规费范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应，但由于国家未颁布《社会保障法》，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制度、资金收支、公民权益、法律责任等都未用法律的形式明确的规定下来，资金使用也存在较大风险，无法解决保值增值的问题，这就制约了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有些地方政府先后制订了一些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但这些文件法缺乏法律保障，一旦出现行政诉讼或司法诉讼，难以作为仲裁机构仲裁或法院进行判决的法律依据。
统筹层次低且筹资标准不统一
目前，全国只有12个省份实现和基本实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养老保险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省级统筹，其他保障项目主要还是县市级统筹。资金筹集比例各地间有很大差别，按照国务院颁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权自行制定缴费率，其初衷在于保持政策的灵活性，以便各地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问题，以养老统筹为例，河北规定为16，北京、天津为18，上海为25.5。不仅地区之间统筹比例参差不齐，造成各地社会保障负担轻重不一。就是同一地区的不同企业间也实行差别政策，如北京规定三资企业为16，集体企业为27，这就不仅阻碍了不同地区、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还阻碍了人力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这也是社会保障基金拖欠的主要原因之一。
筹资总量不足且保障水平低
由于社会保障收费制度并非国家统一制定的法规，缺乏法律依据和强制性，对缴费人也缺乏应有的约束。同时，由于近年来一些大的国营、集体企业经济效益下降，部分企业濒临倒闭，无力缴费；有些企业虽然能维持生产，但是经济困难，资金紧张，造成严重欠费。基于以上原因，不能及时、足额上缴的情况普遍存在，此外，偷、漏现象也很严重，据统计，20__年底，全国累计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高达439亿元，对80万户企业养老保险费缴纳情况稽核显示，少报、漏报缴费人数320.6万人，金额达23亿元。这就使本来紧缺的社保资金更显不足，社会保障的总体水平降低。在此情况下，财政不得不常年加大对其补贴，20__年，各级财政仅补助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就达544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474亿元。
两套机构征收且效率低下
按照《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规定，社会保障费可由地方税务机关或社会劳动保障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社会保障经办机构征收。这条规定造成税务机关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同时征收，导致责任不清，任务不明。还容易造成两套机构互相推诿、互相扯皮的现象，导致社会保障基金不能及时、足额的征缴。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由于现行社会保障资金的征收中存在种种弊端。因而，改革现有的制度，实行“费改税”已十分必要。
社会保障税开征的必要性
社会保障税亦称“社会保险税”，指以企业的工资支付额为课征对象，由职工和雇主分别缴纳，税款主要用于各种社会福利开支的一种税，此 税1935年起始于美国，现在已成为西方国家的主要税种之一。社会保障税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安全阀”和“减振器”的作用。除了具有税收的一般特点以外，还具有强烈的累退性、有偿性、再分配性和总偿还量不断扩大的特性，是当今世界各国所得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改社保费为社保税，对于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资金筹资机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具有重大意义。
有利于解决我国现有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其原因在于它自身存在着保障资金来源不稳定、管理操作不规范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使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而开征社会保障税后，可以以法律的形式规范社会保障制度，使社会保障基金有稳定、及时、足额的收入保证，可以减轻企业负担，实现公平竞争，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稳定。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对国民收入分配进行再次的适度调节，保持社会收入公平，防止两极分化。
有利于缓解进入老龄社会后给企业和国家财政带来的巨大压力
按照国际惯例，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上的国家为人口老龄化的国家。20__年，我国的老年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0.8；预计到203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0，总量达到3亿人。20__年我国离退休人员达到4000万人，退休金支出超过了1500亿元；预计到2020年，我国退休人员将达到7000万人，因此届时退休金支出将超过8000亿元。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快，退休人员增加很快，相应的退休金支付量迅速增加，要做到社会化发放，仅仅依靠现有的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体系是无法承担的。而社会保障税的收入通常纳入政府的财政预算范围之内，因而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只有开征社会保障税才能逐步缩小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走出社会保障支付危机的困境。
有利于实行全国统筹制度
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基金才便于政府在更大的空间内调剂余缺，平衡地区差距。目前的省级统筹只能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过渡形式，全国统筹才是终极目标，毫无疑问，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将为全国统筹创造有利条件。
社会保障税的税制设计
开征社会保障税，要按照循序渐进、平稳过渡的原则，实事求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和做法，认真设计出切实可行的社会保障税制。
税目
税目设置应与社会保障的项目相对应。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的项目主要有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女工生育保险等五项。前三项保险对社会经济影响最大，其改革在各地进行得也最为广泛和深入，因此应重点设置这三大税目；后两项保险在多数地方尚处于试点阶段，加之这些保险行业特点突出、覆盖面窄，故暂不宜将其作为税目，可通过商业保险方式解决，将来条件成熟时再逐步纳入社会保障税的范畴。
纳税人
普遍性和公平性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所追求的两个重要目标，而且，社会保障有一个“大数法则”，即参加保险的人数越多，互济功能就越大，抗御风险的能力就越强。这充分说明社会保障实施范围越普遍，越能体现出公平性，社会保障的功能也越能得以充分发挥。因此，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应当是我国境内的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具体包括：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合伙制企业及其职工，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中方员工、自由职业者、国家公职人员。鉴于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不高且地区发展不均衡、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可暂不把全部农民和乡镇企业作为纳税人。但可先将有一定规模和符合一定条件的乡镇企业列入征税范围，还可选择少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民承受能力较强的地区进行试点。
课税对象
课税对象规定为纳税人支付的工薪总额或取得的工薪收入。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企事业单位以实际支付的工薪总额为课税对象；个人以其所获得的工薪总额（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浮动工资、各种工资性补贴）为课税对象。另外对于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等非工薪收入者则以毛收入为征税对象；对不易核定的，可授权征收部门在当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一定限度以内确定。
税率
税率是税收制度的中心环节，税率的高低决定着纳税人的负担。一般来说，社会保障税率主要取决于保障支出的基本需求、保障水平以及纳税人的承受能力。考虑到我国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较低，企业和个人的纳税能力有限，社会保障税的税率不能定得过高。可考虑实行分享比例税率并采取差别税率，不同项目设置不同的税率。
在目前情况下，可继续延续以前的征收率，即养老保险税率为28，其中雇主缴纳20，雇员缴纳8；失业保险税率为3，其中雇主缴纳2，雇员缴纳1；医疗保险税率为8，其中雇主缴纳6，雇员缴纳2。这样实现了与以前缴费制度形式的衔接。
税种归属选择
建立单独的社会保障预算对基本社会保险的收、支和结余进行统一管理应该作为中央政府的基本职责之一。但是，目前我国的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计划是由省、地或县市一级政府负责，中央并没有统一起来。所以，如果要将社会保险税作为中央税，财政体制必须进行相应的大调整，但这项工作十分复杂，因而近期内将社会保障税作为中央收入难度很大，短期内社会保障税只能作为地方税。只有当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及基金的统筹层次提高到全国统筹，社会保障税才有条件成为中央的收入。
参考文献：
1.苏丽华.开征社会保障税——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必由之路[J].黑龙江对外经贸，20__
2.许娟，王帅.关于开征社会保障税及其相关问题研究[J].黑龙江对外经贸，20__
3.吴文昆，张祖华.关于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几点思考[J].市场论坛，20__
4.李建平.社会保障“费”改“税”的制度性约束[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__
5.焦东瑞.我国社会保障费的现状及发展趋势[J].经济师，20__
6.隋英杰.我国社会保障中的“费改税”问题[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__
税制设计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教学方法；应用型人才；课程考核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4-0180-03
从字面看，“教学”既包括“教”也包括“学”，那么教学方法是教师“教”的方法和学生“学”的方法的总和。在教与学的关系中，学生的“学”是由教师的“教”指导的，教师“教”的方法往往决定了学生“学”的方法，所以在教学方法中应当重视教师“教”的方法。教师的教学方法涉及教学过程的所有重要环节，具体包括课程内容的组织、教学形式的设计、课堂教学的方式和手段、学生参与教学过程、学生获取知识的方式以及考核学生学业成绩的方法等。每一种教学方法都有它特有的作用和局限性，这就决定了教学目标的实现必须依靠多样的教学方法体系。本文以《中国税制》课程为例谈谈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下，教学方法的改进路径。
一、《中国税制》课程的教学目标和基本内容
应用型人才不仅要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宽泛的知识面，还要具有实际业务操作能力。在此目标下，《中国税制》课程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制定税法的基本原则和税收的经济效应等基本税收理论与知识；熟悉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并能运用基本税收理论分析税收制度，提高学生税收经济学方面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理论分析能力；掌握现行税法中主要税种征税办法和具体规定，如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税种的相关规定，通过授课和实践让学生熟练掌握这些规定和方法，能够计算各个税种的应纳税额，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运用税收理论分析经济现象和税收制度，使学生初步具备设计、解释税收制度的能力，能探讨税收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为此《中国税制》的主要教学内容包括两大方面：一方面是税收基础理论。主要包括：税收基本概念、本质及其特征；制定税收制度的基本原则；税收负担与税负转嫁分析税收法律关系的构成及税法的分类等。另一方面现行税收制度中各主要税种税款的计算及征纳管理。
二、《中国税制》课程教学方法改进路径
（一）重视运用热点新闻讲解税收理论知识
应用性人才必须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只有掌握了相关的理论，才能更好地分析和解决问题，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实践操作过程。税收理论知识很重要，但初学者会觉得枯燥，本部分并不太好讲。很多教师还是习惯于课堂讲授的单一教学组织方式，这种方式以教师为主体，偏重于对概念与理论的系统讲授，学生只是被动接受知识，很难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学生更会觉得课堂沉闷。沉闷的课堂又影响教师讲课的激情。两者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要打破这种沉闷的现象，在理论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热点问题导入、新闻导入、案例导入等方法调动学生学习兴趣。比如讲到税收原则时，可以用当前国家调控房地产的“国五条”中对个人转让房产按差价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这个热点问题作为切入口，因为该问题在各大网络和媒体已引起广泛关注，甚至可能涉及到一些学生自己家庭投资理财行为，所以学生们会很感兴趣。再比如讲到税负转嫁时，可以用香港限制游客携带奶粉数量这一新闻作为讲课背景，分析为什么新西兰的奶粉、法国的香水、意大利的时装等在香港的零售价格要远低于大陆。每个时期都会有一些热点问题或经济政策可以用税收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选择这些热点问题，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好奇心。课堂讲授理论知识切忌“空对空”，理论来自实践，理论的讲解也要回到实践中去，否则教师照本宣科的“教”，学生“照本背诵”的“学”，教学效果肯定不理想。但是要真正做到“理论回到实践中去”不仅需要教师投入时间精心备课，更需要教师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课堂组织能力，能够将理论讲解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对新闻热点的分析也要能够放得开、收得回。除此之外，还可以采取提问、讨论等方法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二）重视知识与实践的结合
应用型人才必须具有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对于《中国税制》课程而言，要具有准确计算各主要税种税款的能力。这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应当重视学生税法基本条款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实践教育可以增加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从社会层面，实践教育可以增强学生对社会的了解，提高其社会能力和社会责任感。为了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适合通过案例教学和大量的练习来让学生巩固消化所学知识。
教师通过对案例的介绍、分析和讨论，才能将抽象的概念和复杂的法律规定讲深、讲透，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行同步思维、思考和训练，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才能使课堂气氛活跃、内容生动形象。比如增值税是我国最大的流转税，其税法内容繁杂，税款计算考虑的特殊情况多，是《中国税制》课程教学中的难点。为了使学生系统、全面掌握增值税的计算，可以设计一个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稍复杂些的工业企业，尽量将增值税计算殊业务的处理囊括在企业的经营业务中，以此为案例训练学生的操作能力。在案例讲解规程中，可以给学生发放增值税专用发票票样，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增值税价外税的特征及由此特征决定的增值税计税依据的税务处理。通过认知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学生可以更加直观地体会增值税税款计算流程，更好理解增值税税法的相关知识。为进一步规范案例教学，教研室可以组织任课教师编制典型教学案例集，每年进行更新，为教师教学提供丰富资料，并建议教师在授课时使用统一的典型案例组织教学。同时为了节省课堂教学时间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编写税收实务习题集，根据课程进度设计典型例题和练习题印发给学生。每次课堂上挑选一两个典型例题作为课堂精讲题目，而习题留作学生业余同步训练，这一做法成本低，效果好。
（三）重视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应用型本科人才除必须具有深厚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能力外，还必须具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也是本科教学的重点和难点。让学生独立思考，就需要允许和鼓励学生提出不同的观点和探索不同的做法，是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基本条件。本科院校都会设置毕业论文、学年论文等实践环节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课程教学中也可以通过自学、撰写课程小论文、读书笔记等方法提高学生的能力。
《中国税制》课程要求学生掌握19个税种的税款计算及税款的缴纳和管理，由于课堂教学有限，不可能也不应该对每个税种一一讲解，所以除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几个主要税种详细、系统讲解外，其他税种都应当采取学生自学的方法。
课程小论文也是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在教学中应根据我国当年税收政策或者其他税收领域的热点问题布置课程小论文，学生充分利用网络、图书馆、资料室等资源。查资料、写文章，一是可以拓展学生知识面，开阔视野；二是学生能够了解学科前沿，逐步培养学生驾驭资料、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兴趣和能力；三是通过锻炼，学生掌握文章写作的基本技巧和方法。
课外阅读在教学过程中，还应结合课程内容提供经典著作、学科前沿性论文等阅读资料，要求学生阅读这些资料。通过课外阅读促使学生关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税收现象和税收问题，运用所学专业理论知识进行理解分析，提醒学生主动学习、自觉学习。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时常关注社会经济现实的习惯，训练学生运用税收理论知识来理解分析财政现象与财政问题的能力，同时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丰富课余生活。
（四）重视课程考核方法的改进
高校课程考试是教学中的重要环节，对教学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关系到教学目标的实现。科学的考试方法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学习，很好地落实教师“教”的内容。相反，不科学的考试可能会毁掉教学中教师所做的一切努力。为了保证上述《中国税制》课程教学方法能达到应有的效果，应当重视课程考核方法的改进。可将《中国税制》课程考核分三个部分：一是正常的闭卷考核。主要考察税收理论知识和主要税款的计算与缴纳，这部分占课程总成绩的60%；二是其他小论文、课外阅读笔记，占总成绩的20%；三是平时考勤和作业，也是占总成绩的20%。为了督促学生自学，保证自学的效果，期末考试试卷中自学部分的分值应占到卷面分数的20%。为了防止小论文的写作流于形式，教师应安排一定的课堂时间，给每个学生不超过五分钟的时间讲解自己论文的核心的观点，这样为学生提供了参与课堂教学的机会，既锻炼了能力，又激活了课堂，并为毕业设计和顺利走上工作岗位奠定了一定基础。然后教师依据学生的论文观点和现场表达能力给学生打分，作为评定课程总成绩的依据之一。为了鼓励学生完成课外阅读，将课外阅读落到实处，要求学生根据课外阅读撰写读书笔记，教师定期检查并给予等级评定，作为最终评定课程总成绩的依据之一。
参考文献：
[1]马凤岐，王伟廉.教学方法改革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的地位[J].中国大学教学，2009，（03）.
[2]曾振平，沈振峰.论高校教学方法创新与创新型人才培养[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09，（05）.
[3]何菊芳，季诚钧.“读、议、练”教学模式：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财政学课程教学改革[J].中国大学教学，2011，（09）.
[4]魏小文，陈爱东.财税应用型创新复合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构建[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2，（06）.
基金项目：湖南教育厅高校教学改革项目：地方商科院校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构建研究
税制设计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收入分配； 税收遵从； 城镇居民； 基尼系数
【中图分类号】 F81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20-0096-05
一、研究背景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的不断完善，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控作用逐渐加强，从税收角度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成果日渐丰富。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开始试着反向思考收入分配差距对税收遵从度的影响。Adams[1]提出的公平理论认为，社会成员会根据个人付出与自己获得绝对报酬量的纵向比较、个人付出与他人付出的横向比较进行行为调整，如其产生不公平感，会采取一定的措施来改变别人或自己的经济行为状态。Thibaut et al.[2]发现社会成员的国家制度公平感影响其遵守法律和法规的程度，如果认为国家的制度缺乏，社会成员往往会通过违法的方式使国家的制度重新达到公平。Song and Yarbrough[3]通过对家庭调查样本数据的分析，Westat Inc[4]根据调查数据，Spicer and Becker[5]，Scott and Grasmick[6]通过实验性税收游戏数据，Alm et al.[7]运用历史数据分析，Kim et al.[8]对社会公平以及纳税遵从等变量的动态回归分析，Richardson[9]通过对跨国数据的研究等都验证了纳税人对税制公平的感知影响其纳税遵从。
国内学者在税制公平和纳税遵从等问题的研究中也开始注意到税制带来的收入分配对税收遵从的影响。陈成文和张晶玉[10]、苏月中和郭驰[11]、童疆明[12]等，从收入水平、纳税人地位、税制公平性以及税率等角度展开研究，均发现税制的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对纳税遵从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效应。
通过上述有关居民收入分配与税收遵从的研究不难发现，收入分配对税收遵从及税收政策有效性的反向影响已开始纳入学术界研究视野。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微观视角探讨税制收入分配因素对税收遵从的影响，从宏观视角分析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税收调节现状，进而提出通过税制优化调节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促进税收遵从的政策建议。
二、税制收入分配因素对税收遵从的影响分析
随着Adams[1]提出的公平理论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税制收入分配引起的公平问题及其对税收遵从的影响方面的研究逐步得到了拓展。通过对影响纳税人税收遵从公平感的判断，可以分为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三个维度，其中分配公平维度是由税制设计本身决定的，在三个维度中居于中心地位。随着国外实验方法、历史数据以及动态回归分析等的应用，纳税人对社会公平的感知在其税收遵从决定中存在着重要关系逐步被反映出来。同时，国内学者通过问卷调查、实验分析以及规范分析等方法进行的研究也使得我国税制收入分配因素对税收遵从影响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逐步得到了明晰和度量。
（一）税制收入分配因素对税收遵从的影响机制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税制收入分配因素影响税收遵从的机制分析，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税收实验、模型分析、根据问卷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从收入水平、纳税人地位、税制公平性以及税率等角度展开，众多研究均发现税制公平性对税收遵从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效应（如表1）。
从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发现，在既定的税制下，纳税人既关心自己缴纳税款带来的自身收入的减少和福利水平的降低，又关心税制带来的相对收入变化。当税制带来较为公平的收入分配状态时，纳税人会获得公平感，从而在较大程度上实施税收遵从；而当税制并未带来较为公平的收入分配状态，甚至扩大收入分配差距时，纳税人会获得不公平感，纳税人会设法实施偷逃税等税收不遵从行为，以减少自己应缴纳的税款，来补偿这种不公平感（如图1）。同时由于税收稽查覆盖面有限，总有部分纳税人获得偷逃税的成功，容易形成模仿效应，导致原来实施税收遵从的纳税人也变得不遵从。因此，保持税制的收入分配公平是税收管理的最重要原则，它要求经过税制调节后形成比征税前更为公平的社会收入分配状态，一旦经过税制调节后无法形成比征税前更为公平的社会收入分配状态，纳税人就会产生税收不遵从的动机。
（二）我国税制收入分配公平对税收遵从的影响程度
在税制收入分配因素对税收遵从的影响机制逐步明晰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国内学者通过问卷调查、实验分析以及规范分析等方法对我国税制收入分配因素对税收遵从影响程度进行了统计描述和度量（如表2）。虽然国内学者的问卷范围和试验对象存在差异，但从表2中的税制分配公平对税收遵从的影响程度研究概况可以发现：税制收入分配公平对税收遵从的影响存在显著正相关，即当纳税人认为税制促进了收入分配公平，能够提高其税收遵从。
三、我国税制对城镇居民收入分配调节现状
从税收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来看，税制通过税种设计、税率选择、税基设定，向社会成员普遍课征以调节收入分配，弥补市场分配机制的不足，缩小收入差距。就我国税制而言，当前调节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主要有流转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个人所得税①。
就流转税类而言，现行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均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呈正向变化，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并且不同收入组城镇居民承担的流转税绝对额存在较大差距。本文采取刘怡和聂海峰[22]估算广东省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在不同收入群体的负担的方法，通过对比各收入组所承担的流转税税负情况，发现我国城镇居民各收入组承担流转税绝对额的差异并不足以抵销收入的差距。与流转税绝对额相反，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税负均呈现明显的累退性。城镇居民困难户组承担的流转税税负最高，为8.58%，远高于最高收入组（5.73%）和高收入组（6.07%），甚至比平均值（6.31%）高2.27%，累退性非常显著。可见，在我国城镇居民各收入组中，中低收入群体承担了过高的流转税税收，流转税类在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方面作用消极（表3）。
就具有难以转嫁特征的个人所得税而言，在我国税制中起着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重要角色，在其税收要素中超额累进税率、费用扣除、加成征收等规定体现了“高收入者多缴税，低收入者少缴税”的原则。在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组别的个人所得税支出中，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趋势较为明显，表4中的数据体现了其累进性。但表4中的数据同样表明，我国个人所得税对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效果比较弱，个人所得税对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较小。按2011年相关数据估算，我国城镇居民最低收入组个人所得税税负为0.059%，即使在负担最重的最高收入组其个人所得税负也仅为2.159%，这与税率设计相差较大。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在调节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方面有正向作用，体现了一定的累进性，但其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作用未得到有效的发挥。
就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来源透明性较低的“隐性收入”（主要包括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等）税负而言，个人所得税对于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调节发挥了正向的调节效果②。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基尼系数由2011年的0.5602下降到0.5538，并且在2005年到2011年财产性收入税后的基尼系数均小于当年税前的基尼系数（见表5）。但其调节力度却很弱，如2011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基尼系数在经过个税调节后仅降低了约1%（见表5），并且，2011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在税前平均为648.97元，征税后只减少了79.5元，为税前的12.25%。
上述分析表明：目前占我国税收收入比重最大的流转税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公平调节具有负面影响；受税收收入占比小和税制设计不完善等因素影响，个人所得税对城镇收入分配公平调节功能有限。尤其是现行税制对我国城镇居民隐性收入调节作用微弱，亟须完善优化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公平的税制体系和促进城镇居民收入税收遵从的机制设计。
四、调节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促进税收遵从的政策建议
通过本文的分析，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居民收入分配较为公平的社会，需要一个税负合理的税制体系，如果税制体系不能通过合理征税来改进其收入分配状态，会使得居民降低其税收遵从度，特别是难以查实的隐性收入的税收遵从度。因此，本文建议继续优化现行税制，从以下几个方面调节居民收入分配，促进我国城镇居民税收遵从。
首先，完善税制体系，实现税收公平原则。从国际经验来看，在一国税制体系完善中注重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协调已成为世界性趋势，即通过间接税体现税收效率原则，通过直接税体现税收公平原则。在进一步的税制体系完善中应把促进收入分配公平作为税收制度的重要目标，从而促进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公平和税收遵从度提高。如应在体现效率基础上，考虑增值税等流转税的公平目标；应进一步明确公平为目标的税种，如考虑完善个人所得税，促进其公平收入分配功能实现；应加强促进居民收入分配相关税种的立法，如财产税等。
其次，优化税收征管，促使隐性收入显性化。通过税收征管优化和税收征管的实施可以减少纳税人对税制体系不完全信息带来的不公平感。同时，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实施，完善统一的纳税人身份识别码制度、第三信息报告制度和交易的非现金结算等制度，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通过加强税源（如税务登记、税源预测与监控、账簿凭证、纳税信息的采集等）管理、纳税评估、汇算清缴、税务审计、反避税以及税收政策管理等措施可以促使纳税人隐性收入显性化，提高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
最后，提倡约束并举，增强居民纳税意识。开展“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以及“税收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宣传，平衡居民纳税负担与公共品收益的公平感，从而有效地提升居民的纳税意识。形成公民纳税的“社会约束”，实行法律、法规、政策等硬约束与道德规范、舆论氛围等软约束共同作用的纳税环境，增强居民自觉纳税意识。
【参考文献】
[1] ADAMS J S. Inequity in Social Exchange. In L. Berkowitz（Ed.），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65（2）：267-299.
[2] THIBAUT J， et al. Procedural Justice as Fairness[J]. 26th Stanford Law Review，1974，26（6）：1271-1289.
[3] SONG Y D，YARBROUGH T E. Tax Ethics and Taxpayer Attitudes： A Survey[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78，38（5）：442-452.
[4] WESTAT Inc. Individual Income Tax Compliance Factors Study Qualitative Research（Report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Z].1980：5-8.
[5] SPICER M W， Becker L A. A Fiscal Inequality and Tax Evasion：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J]. National Tax Journal， 1960，33（2）：171-175.
[6] SCOTT W J，GRASMICK H G. Deterrence and Income Tax Cheating：Testing Interaction Hypotheses in Utilitarian Theories[J].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1981，17（3）：395-408.
[7] ALM J，BETTY R J，Michael M. Estimating the Determinants of Taxpayer Compliance with Experimental Data[J]. National Tax Journal， 1992，45（1）：107-114.
[8] KIM C K， Evans J H， Moser D V. Economic and Equity Effects on Tax Reporting Decisions[J]. 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2005，30（7-8）： 609-625.
[9] RICHARDSON G. Determinants of Tax Evasion：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 ccounting，Auditing and Taxation，2006，15（2）：150-169.
[10] 陈成文，张晶玉.社会公平感对公民纳税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6（4）：57-65.
[11] 苏月中，郭驰.纳税遵从行为的实证研究[J].税务研究，2007（6）：50-53.
[12] 童疆明.社会公平感与税收遵从的实验分析[J].新疆财经，2008（4）：57-62.
[13] WRNERYD K E，WALERUD B.Tax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Some Interview Data on Tax Evasion in Sweden[J].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1982（3）：187-211.
[14] ROBERT M，et al. A Study of Admitted Income Tax Evasion[J]. Law & Society Review， 1978，13（1）：73-89.
[15] COWELL F A. Tax Evasion and Inequity[J].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1992，13（4）：521-543.
[16] BLOOMQUIST K M. Tax Evasion， Income Inequality and Opportunity Costs of Compliance[C]. Paper presented at the 96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National Tax Association，2003：91-104.
[17] 罗延平.基于期望理论的纳税遵从行为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8] 邱伊莎.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的非理性因素分析[D].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19] 肖玲.税收道德与纳税遵从相关性研究[D].湖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20] 张国强.基于累积前景理论的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研究[D].河北经贸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21] 刘沙沙.不对称信息下影响高收入个人税收遵从决策的主导因素研究[D].南京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税制设计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共分为8章。论文的前4章主要研究生态税收的一般理论问题，并对若干国家的生态税收进行了探讨。后4章结合我国实际，对我国生态税制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论文的基本逻辑是：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在对外部性理论进行扩展研究的基础上，研究生态税收在消除隔代外部性、代内外部性和跨国外部性中的可能作用，从而为我国可持续发展中的税收政策设计提供理论框架。
第1章“序论”。本章首先对本论文的选题背景进行了说明。从本世纪60、70年代以后，随着“公害”的显现和加剧以及能源危机的冲击，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资源危机和环境恶化，终于使人类进一步认识到，环境问题是一个发展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涉及到人类社会文明的问题。伴随着发展模式的变化，人类的发展观也从传统的增长观，逐步发展到协调发展观，并最终认识到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在这种大背景下对经济手段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的研究引起了重视，其中利用税收手段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服务已经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工具。本论文的选题正是在这样的宏观理论和政策背景下确定的；本章第2节说明了本论文的研究意义，认为在发达国家目前进行的生态税收研究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专题研究多、综合研究少，实证研究多、规范研究少，对发达国家研究得多，对不发达国家研究得少，对环境保护研究多、对资源保护研究少。而与此同时在生态税收研究领域我国还尚未完全起步，因此研究该课题的意义有：（1）有助于丰富税收理论研究的内容、完善税收理论体系；（2）通过对生态税收的研究，可以确定税收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从而指导我国的税制建设；（3）有助于对我国税收政策进行深入研究；（4）有利开发新的环保工具，促进资源与环境保护工作。第3节对本研究的主题和框架进行说明；第4节讨论本论文的研究方法。本论文试图在以下几个方法的结合上作出努力：（1）历史分析与实际分析的结合；（2）比较研究的方法；（3）一般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4）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本章最后一节对本论文中将要用到的一些重要概念进行约定或讨论。对几个核心概念如“可持续发展”、“环境”、“资源”和“生态税收”进行了讨论，当然对生态税收概念的讨论是重点。本节在对一些生态税收概念表述的基础上，对税收类型按税收目的进行了新的分析，从而提出生态税收的概念，并同时对生态相关型税收进行了讨论。
对于一篇试图对某一学科前沿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论文来说，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并对之进行评价，继承其合理的成份，并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进一步研究似乎是必要的，也是十分有益的。尽管税收理论的发展史对于生态税收的研究是一个薄弱的环节，但不可否认，生态税收的思想也是曾经有过的，有些甚至至今还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在对前人思想成果进行总结基础上，对生态税收开征的理论依据问题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系统论述对于理解和把握生态税收的特点，进而研究其在实现资源与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是极其有益的。因此第2章“生态税收思想的发展及其理论基础”，着重研究生态税收思想的来源和发展，及征收生态税收的理论基础问题。第1节通过对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关系的分析说明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从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政策理论的角度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及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进行了探讨。环境经济学用集合物品和外部性理论说明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若干政策工具，如直接管制工具、社会规范工具、财务管理工具等，而生态税收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财务管理工具。第2节着重讨论了庇古的外部性理论及庇古税收的基本原理，并讨论了将收入型税收用于生态目的的可能性，最后总结出生态税收的思想来源有几个方面：（l）环境经济学中用外部性对环境问题的解释；（2）庇古的建议；（3）保莫和欧姿对庇古建议的改进等。第3节研究了生态税收的理论基础问题，在前面对外部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进一步扩大了对外部性的研究，认为生产中的外部性不是外部性产生的唯一来源，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外部性还包括消费中产生的外部性、当代人对后代人产生的隔代外部性及同代人之间的跨国外部性等。对这些不同的外部性应有不同的生态税收来解决。同时，也正是这些外部性的客观存在使生态税收的存在具有了一定的基础。
第3章“生态税收引入和生态税制设计的一般分析”，在研究生态税收目标和作用机制的基础上，研究了生态税收作为一个税系在一个国家引入和设计中的一般理论问题，及生态税收设计中需要考虑的特殊因素。本章第1节讨论一个国家在一定的体制背景下引入生态税收的可能途径，进而引出生态税收改革的概念。认为生态税收的引人方式基本有4种即，开征新的税收，如引入新的生态专用税收；以庇古建议为基础引入一些税收，如新加进庇古税或调节税；通过将环境政策融入到现存的税收法律中，对现行税种或征收进行重新定位。如改变或对现有税率进行差别设计、改变税收优惠、税收扣除等；用生态收入型税收全面替代现存的税收。本节还提出了生态税收改革的主要内容它包括3个主要方面，即从现行税收体系中去除从生态环境角度来看不需要的要素；采用差别税率鼓励从生态角度来看需要的行为：用对生态有益的税收或税制要素来取代现有的税收或税制要素等。本节还从生态税收的征税对象角度对之进行了分类，它包括投入税，加工或安装税，产品或排放税等。本章第2节提出了生态税收不同层次的目标，其终极目标是与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相一致的，其中介目标是减少环境中的污染、减少使用能源、减少使用自然资源、刺激循环使用和修复、转向优先发展的和小规模的活动、转向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等。而短期目标是减少污染产品的消费、筹集资金、取代现有规章制度等。本节认为生态税收发挥作用的几个主要途径是：由于对自然资源（能源和水）的征税，刺激了节约技术方面的投资；对环境不友好产品的征税，将会产生技术创新，对清洁产品的市场也会出现；通过降低对劳动力的征税，劳动力会变得更便宜；公司现行旨在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投资将被旨在使资源合理使用的技术投资所替代；某些环境法规可以取消。第3节从税制设计的一般原理出发，结合生态税的特殊性对生态税收的设计问题进行了一般研究，认为生态税收的设计与一般税种的不同之处是应特别注意其可接受性问题，也要考虑到生态有效性与征税点和污染点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从税种选择和纳税环节的选择、税基的确定、税率的设计等方面对生态税收的设计进行了探讨，最后还对生态税收设计中需要考虑的财政和调节效应，及生态税收的专款专用和生态税收补偿进行了分析。
理论的分析并不就能给实际带来可操作性的结论。在开放的世界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均可为我所用。在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分析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从中归纳出对我有用的结论是我们以免走弯路，从而提高改革效率的一个有效方式之一。第4章“生态税制的国际实践及其评价”，对在生态税制建设处于前列的主要国家的实践进行了较充分的描述，并对之进行评价，试图总结出对我国生态税制建设有参考意义的结论。第1节首先介绍了美国的生态税收，它包括对产生臭氧的化学品征收的消费税、对汽油的征税。对使用汽车相关的其它征税、开采税、对固体废物处理的征税等，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大部分与环境相关的计划大部分是由州和地方政府来实施的。另外它们是一个大混合，即每个州的标准都不一样。但美国无论在联邦层次上，还是在州层次上对环境税收越来越重视，从现有的环境税收的实施效果来看，它们的作用是显著的；第2节对荷兰的生态税收进行了研究，荷兰特别为环境保护目的而设计的生态税收主要包括燃料税、噪音税、垃圾税、水污染税、土壤保护税、地下水税、超额粪便税、汽车特别税、石油产品的消费税等。对它们的主要征收规定进行了描述，最后认为在荷兰，不同的税种被用于生态目的。这个国家的生态税收以征收生态税收的政府级次，和用于生态目的的税收类型为两个特征。对水和土壤环境问题，重要的作用由低一级的政府去完成。大部分用于生态目的的税收主要是特定税而不是庇古税、筹集收入的税或是生态税收改革的类型。生态税收必须在更广泛制度和结构意义上去设计，以便决定哪一层次的政府、税务机关或政治单位能最好地控制环境质量或生态系统。生态税收单位的理论思想在实践中是否合理取决于相关国家的制度结构。第3节对瑞典的生态税收进行了描述，它包括对燃料征收的一般能源税、对能源征收的增值税、二氧化碳、硫税、对电力能源的征税、对化肥、电池等的征税等。得出的结论是瑞典的环境税已经占到税收体系的重要部分。其环境税的核心是对能源的征税，而对能源的征税是从多方面来进行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征税使能源的消费水平下降，并促进技术革新，事实上这种作用也己经产生。第4节讨论了欧盟的生态税收问题，认为碳税是目前在欧盟层次上唯一的生态税收，但这还只是一个建议，具体的执行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至少直到1993年底该税并没有按照预定的时间表进行。可以说这种类型的税种很大程度上是国际和国内政治压力的结果。
第5章“生态税收在中国”，本章首先为具体研究我国生态税制的建设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进行背景分析。着重分析在我国建立生态税制的特殊背景，并进而提出了在我国这样一个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建立和引进生态税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对我国生态税制建设的政策框架进行了研究，这为下面几章研究具体的生态税制或生态税种提供一个政策前提。第1节通过对我国税收理论发展的历史分析，认为我国传统的税收理论对税收作用的认识并不完全，提出传统税收理论对税收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调节功能的忽视，并认为随着经济实际和经济理论的发展，税收理论也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同时指出，理论上对生态税收的缺乏认识和实际中对生态税收的忽视是我国在新的历史阶段上建立新的生态税制的一些观念和行动上的最大阻力之一；第2节对解放以来我国税收制度中所具有的生态效应或相应的生态税收条款进行分析，从而对我国建设生态税制的现实基础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在我国税制中一直没有专门的出于生态目的的税种，但也存在一些当初并非为了生态目的，但实际上具有生态效果的一些税种，如94年开征的消费税等。另外在税制中也存在一些生态税收条款，尽管还是零星的，不完整的，但至少在税制设计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利用税收来达到环境保护或资源保护的目的。这一点正是我们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生态税收体系，从而将税收的生态作用发挥的一个重要历史条件之一；第3节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论述了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需要引入生态税种，建立生态税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本节首先对我国建立生态税的国际国内背景进行了分析，认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并迅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而且在很多国家已经成为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和行动计划，说明了传统的发展观已经从根本上得到了动摇。可持续发展己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观的一个指导思想，而税收手段的利用己经成为我国贯彻二十一世纪议程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政策手段之一，明确列入了政府的文件。但事实上在税制设计中还没有真正贯彻。故重新认识现行税制结构，调整税制设计思想，将生态税收放入到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去认识，设计出合理的生态税种是新时期税制设计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本节然后以排污税为例，通过将生态税收与补贴、许可证交易、押金等经济手段进行比较，得出利用税收政策是实现环境目标的一个非常理想的方式。本节还从生态税收与公民环境意识关系的角度分析了生态税收的必要性，认为增加全民环境意识己是当务之急。除了进行宣传等手段外，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利用经济手段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其中通过税收对资源开采、对环境污染等的征税将直接影响到纳税人的切身利益，也最容易使其意识到改变行为方式之必要。因此征收生态是从经济角度树立环境意识的一个重要手段。最后从二十一世纪税制改革方向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认为在产业生态化的背景下，二十一世纪作为生态世纪对税制建设的一个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使税制体现生态功能。现行税制中的效率和公平观与可持续发展观念中的效率和公平观是有矛盾之处的。因而现行税制也必将按可持续发展观进行调整。其最终目标就是生态税制模式将有可能最终取代现行税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生态税制体系将在现行税制体系中占一定的地位。如果说二十世纪的税制中以经济发展长为核心的税制，那么二十一世纪的税制将是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税制。这种税制模式中生态税将是占有重要地位的。我国的税制结构调整也应该考虑到二十一世纪对税制的这种要求。第4节对我国生态税收建立的若干宏观性问题进行了分析，根据我国现行生态税制基本上缺位，税制设计中基本没有考虑到生态税收思想的的情况下，我国生态税收的中期模式就是要将生态税收思想贯彻到税制改革中去。其基本内容主要有：调整现行税种的生态要素比例、将现有的具有生态税收基础的税种进行改造，使之更能符合生态税收目标的要求、开征新的生态税种，为环境工程筹集必要的资金等。
第6、第7章在前几章对生态税收理论分析、实证描述的基础上着重研究在中国建立生态税制的问题。由于环境与资源保护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两个最基本的标志，因而本论文研究生态税收的作用也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的。即环境保护中的税收及资源保护中的税收。这两章结合我国实际，在对我国现行的环境收费和资源收费（税）进行重新认识的基础上，探讨了改革我国现行税制，建立生态税制一些具体问题。尽管是一些实际的问题，但由于研究对象的限制和研究目标的限制，主要还是从理论角度来探讨我国生态税的设计的。
第6章“生态税收与环境保护：对利用税收参与我国环境保护的探讨”，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探讨生态税收在改善和保护环境中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提出在我国开征若干环境税的政策建议。本章的核心思想：环境保护是一个极其综合的工程，涉及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消费模式的变化、生产方式的变革、科技进步等，因此要将生态税收政策贯穿于有利于实现环境保护的各个环节。通过税收的作用使刺激环境友善行为，刺激清洁生产。
刺激传统的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消费模式的转变。刺激有利资源节约和环境改善的技术。因此，必须对我国现有税制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造，除了新开征环境税外，还应从生态税收条款等角度对现行税制进行改革。本章第1节对环境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案例研究了将税收用于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并对我国现阶段加强环境保护的迫切性再进行论述，最后认为我国如果要在二十一世纪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改变目前事实上还在沿袭的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彻底改变先发展后治理的观念，将环境保护放在与经济发展重要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政策工具都应该研究，直至有效地利用。其中利用生态税收来保护环境则不仅能为环境保护提供新的资金来源，更能对保护提供动态的刺激，通过税收政策保护资源与环境是税收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第2节对污染征税的效应进行一般性的理论分析，认为利用生态税收保护环境，最主要的手段是对污染征税，通过对污染征税控制外部性从而减少污染是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中最有效率和最公平的一种手段。从效率角度来研究污染税的作用，它能使社会生产达到最适点，也能使企业改进生产技术并积极创新，因此在矫正环境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灵”、保护生态环境、取得环境保护收入等方面具有高效率。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征收污染税便污染者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并利用由此产生的强大的市场竞争力量来迫使企业选择适当的污染控制技术，和研究开发新的更有效的减少污染的工艺过程，实现既降低成本又减少污染量、从而提高社会福利的目的，政府还可利用这种税收所筹集到的资金补偿受害人，这体现了污染征税的公平原则。第3节从产品生命周期角度来研究在环境保护中可采取的可能的税收手段。从产品的生产周期来看，一个产品从生产到消费，再到变成废物后的回收处理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通过税收来进行调节。因此对污染的征税或其它税收手段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将征税与税收支出、差别税率等结合起来，从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在每个环节将税收贯彻到环境保护中去。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用于环境污染控制，就是要将污染的控制贯彻到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将之用于生态税收的建设，则应通过税收对产品生命周期进行全过程参与，其作用是：通过税收改变企业行为，刺激企业推行清洁生产、引导可持续消费。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过程中，利用生态税收去影响产品的成本是一个重要方面，但另一方面从税收支出的角度去鼓励环境友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也是一个重要方面。第5节进一步研究几个具体税种的设想，我国目前对污染的征税可通过两个方面来进行：（l）引人新税种；（2）在现有税制的基础上调整税制要素，这就是我国生态税制建设中的中期目标。对于前者改排污费为排污税是一个方向。尽管我国没有纯粹意义上的排污税，但对排污的收费制度已经实施了十多年，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只是在制度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比起用税收手段有一定缺陷。将排污费改为污染税是一个方向。我国征收排污税的主要征收范围是在城市，其次是对农村的乡镇企业。至于排污税的收入如何使用的问题，总的原则是将之专款专用于环境保护事业。也可用于对环保投资的贴息贷款。如果在短期内收入较大，也可考虑通过技术提供等办法扶植因排污税而倒闭的企业或鼓励企业兼并。另外，对特定消费品如汽油、柴油、碳等产品征收硫税或碳税开征嗓音税、对城市居民开征垃圾税等也都是可行的；除了开征新的税种外，还可对现有税收制度进行一些调整，使之更体现环境保护的要求；如对消费税要进行一定的调整，从环境评价角度看只要对环境产生直接或间接损害的都应该征收较高的消费税，使消费或生产的外部性内部化；在企业所得税中加入生态税收条款。如企业环保设备投资达到一定比例的可以享受一定程度的所得税优惠，对环保设备投资可加速折旧、对利用三废生产的产品所得免征所得税等；在个人所得税中加入生态税收条款等。第7章“生态税收与资源可持续利用：对我国资源课税理论和实践的再认识”，着重探讨生态税收与我国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关系问题。由于资源是一个十分广泛的概念，本章所用的资源概念主要是指自然资源。第1节从我国现行资源的开采和利用现状来说明不完善的资源价格体系是造成资源不可持续利用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资源空心化现象，除了人口急剧增长引起的消费需求增加、技术水平落后造成的资源利用率低下之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资源管理体制、管理政策及法规等的不健全，归根到底是缺乏健全的市场机制对资源利用的调节，即资源定价机制的不健全。我国资源产品的定价在很长时期内没有考虑到开采成本或获取成本，而且没有将资源使用或开采所造成的环境成本考虑在内，更没有将由于资源的不合理使用对后代人产生的资源基础的不完整因素考虑在内，即没有考虑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因而其价格是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不合理的价格源于
对资源价值基础的不完全的认识。第2节从资源价值决定机制角度来说明我国传统的资源价值观是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的，因而必须对资源的价值决定进行重新认识，进而在此基础上对资源的定价方式进行再探讨。本节首先对劳动价值论关于资源价值决定的理论进行了评价，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确定资源价值决定的基础理论是不可动摇的，但由于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未经人类劳动的自然矿产资源是否具有价值，因而按这种理论无法说明资源价格的正确构成。用这种理论甚至无法说明对资源开采或利用的环境成本的征税问题。因而用劳动价值论作为指导思想来作为资源定价的基础是不全面的。即要在此基础上结合可持续发展理论对资源定价机制进行修正。这时资源的定价可以考虑三个层次，（1）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按照投入在资源或环境上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价值确定资源的基础价格。（2）按社会成本给资源定价，（3）对资源的定价更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即要考虑对于未来人产生的外部性。由于生态税收参与到资源价值决定后对经济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l）在宏观上由于资源价值纳入到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会使政府从资源密集型发展战略转向资源低耗高效的发展战略，否则按持续发展标准计算的增长率会大大低于gdp的实际增长。（2）由于对资源产品的广泛的征税，使外部性成本和可持续价值都能内部化，从生产角度来看，生产厂商将更注重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来降低能耗，会积极寻找替代资源。从消费角度来看，最终形成与持续发展相适应的可持续消费模式。（3）税制结构的改革是必然的。税收收入的大部分将用于对资源和环境污染等的征收，因此纳税环节将由传统的对资源、对产品、对所得征税等向前移到对资源的开采征税、对原料的生产征税、对原料的投入征税、对生产过程、生产方式征税，对产品征税、对污染征税、对消费征税。对所得的征税将减少，对劳动的征税和对资本的征税也将减少。第3节从我国现行资源税的理论依据出发，结合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要求，对我国资源课税体系提出若干改革设想。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可以基本说明为什么我们可以对国有资源征资源税问题，但如根据外部性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则用该理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对资源征税的必要性，无法说明应该按何种标准去征收资源税的问题。我国资源税在实践中实际上并没有将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分开，从我国资源的价格来看，其长期以来偏低的状况说明了对绝对地租部分的补偿是不充分的。而现行资源税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调节资源的节差收入，并不是想把资源的环境成本等内在化，它既不利于资源按社会成本定价，更不能使之按可持续成本定价，因而其在反映可持续发展上是不充分的。在此基础上本节提出了我国资源税改革的的中介目标可分为几个层次：（1）通过资源税参与资源价格的形成过程，使资源的绝对地租部分能充分归国家所有，彻底改变无偿开采和使用资源的现象。（2）资源税要能够调节资源开采企业的级差收入。要将级差地租i的部分收归国有，这也是保护不同类型的资源同等开采的一个重要前提。（3）资源税要体现由于资源开采产生的外部性成本。这既是社会效率最大化的要求，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4）资源税应逐步体现可持续价值，应通过资源税取得保证后代人资源基础完整所需的部分资金。关于资源税的制度设计本节作了初步的探讨，认为我国资源税征收范围原则上应包括所有不可再生资源和部分其存量己处于临界水平，再进一步消耗会严重影响其存量或其再生能力己经受到明显损害等资源。如我国的水资源、森林资源、土地资源、海洋资源等。生产率的设计应逐步实施，即（1）税率设计要有利于调整资源的边际成本价格。（2）税率设计要能够对级差收入进行调节。（3）在上述基础上在税率设计中要考虑到资源开采利用对环境的损害成本。（4）考虑到资源的可持续价值或使用者成本后再对资源税率进行设计。目前对这个数值的计算尚有较多的不确定因素。
税制设计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共分为8章。论文的前4章主要研究生态税收的一般理论问题，并对若干国家的生态税收进行了探讨。后4章结合我国实际，对我国生态税制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论文的基本逻辑是：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在对外部性理论进行扩展研究的基础上，研究生态税收在消除隔代外部性、代内外部性和跨国外部性中的可能作用，从而为我国可持续发展中的税收政策设计提供理论框架。
第1章“序论”。本章首先对本论文的选题背景进行了说明。从本世纪60、70年代以后，随着“公害”的显现和加剧以及能源危机的冲击，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资源危机和环境恶化，终于使人类进一步认识到，环境问题是一个发展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涉及到人类社会文明的问题。伴随着发展模式的变化，人类的发展观也从传统的增长观，逐步发展到协调发展观，并最终认识到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在这种大背景下对经济手段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的研究引起了重视，其中利用税收手段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服务已经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工具。本论文的选题正是在这样的宏观理论和政策背景下确定的；本章第2节说明了本论文的研究意义，认为在发达国家目前进行的生态税收研究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专题研究多、综合研究少，实证研究多、规范研究少，对发达国家研究得多，对不发达国家研究得少，对环境保护研究多、对资源保护研究少。而与此同时在生态税收研究领域我国还尚未完全起步，因此研究该课题的意义有：（1）有助于丰富税收理论研究的内容、完善税收理论体系；（2）通过对生态税收的研究，可以确定税收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从而指导我国的税制建设；（3）有助于对我国税收政策进行深入研究；（4）有利开发新的环保工具，促进资源与环境保护工作。第3节对本研究的主题和框架进行说明；第4节讨论本论文的研究方法。本论文试图在以下几个方法的结合上作出努力：（1）历史分析与实际分析的结合；（2）比较研究的方法；（3）一般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4）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本章最后一节对本论文中将要用到的一些重要概念进行约定或讨论。对几个核心概念如“可持续发展”、“环境”、“资源”和“生态税收”进行了讨论，当然对生态税收概念的讨论是重点。本节在对一些生态税收概念表述的基础上，对税收类型按税收目的进行了新的分析，从而提出生态税收的概念，并同时对生态相关型税收进行了讨论。
对于一篇试图对某一学科前沿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论文来说，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并对之进行评价，继承其合理的成份，并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进一步研究似乎是必要的，也是十分有益的。尽管税收理论的发展史对于生态税收的研究是一个薄弱的环节，但不可否认，生态税收的思想也是曾经有过的，有些甚至至今还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在对前人思想成果进行总结基础上，对生态税收开征的理论依据问题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系统论述对于理解和把握生态税收的特点，进而研究其在实现资源与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是极其有益的。因此第2章“生态税收思想的发展及其理论基础”，着重研究生态税收思想的来源和发展，及征收生态税收的理论基础问题。第1节通过对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关系的分析说明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从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政策理论的角度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及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进行了探讨。环境经济学用集合物品和外部性理论说明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若干政策工具，如直接管制工具、社会规范工具、财务管理工具等，而生态税收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财务管理工具。第2节着重讨论了庇古的外部性理论及庇古税收的基本原理，并讨论了将收入型税收用于生态目的的可能性，最后总结出生态税收的思想来源有几个方面：（l）环境经济学中用外部性对环境问题的解释；（2）庇古的建议；（3）保莫和欧姿对庇古建议的改进等。第3节研究了生态税收的理论基础问题，在前面对外部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进一步扩大了对外部性的研究，认为生产中的外部性不是外部性产生的唯一来源，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外部性还包括消费中产生的外部性、当代人对后代人产生的隔代外部性及同代人之间的跨国外部性等。对这些不同的外部性应有不同的生态税收来解决。同时，也正是这些外部性的客观存在使生态税收的存在具有了一定的基础。
第3章“生态税收引入和生态税制设计的一般分析”，在研究生态税收目标和作用机制的基础上，研究了生态税收作为一个税系在一个国家引入和设计中的一般理论问题，及生态税收设计中需要考虑的特殊因素。本章第1节讨论一个国家在一定的体制背景下引入生态税收的可能途径，进而引出生态税收改革的概念。认为生态税收的引人方式基本有4种即，开征新的税收，如引入新的生态专用税收；以庇古建议为基础引入一些税收，如新加进庇古税或调节税；通过将环境政策融入到现存的税收法律中，对现行税种或征收进行重新定位。如改变或对现有税率进行差别设计、改变税收优惠、税收扣除等；用生态收入型税收全面替代现存的税收。本节还提出了生态税收改革的主要内容它包括3个主要方面，即从现行税收体系中去除从生态环境角度来看不需要的要素；采用差别税率鼓励从生态角度来看需要的行为：用对生态有益的税收或税制要素来取代现有的税收或税制要素等。本节还从生态税收的征税对象角度对之进行了分类，它包括投入税，加工或安装税，产品或排放税等。本章第2节提出了生态税收不同层次的目标，其终极目标是与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相一致的，其中介目标是减少环境中的污染、减少使用能源、减少使用自然资源、刺激循环使用和修复、转向优先发展的和小规模的活动、转向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等。而短期目标是减少污染产品的消费、筹集资金、取代现有规章制度等。本节认为生态税收发挥作用的几个主要途径是：由于对自然资源（能源和水）的征税，刺激了节约技术方面的投资；对环境不友好产品的征税，将会产生技术创新，对清洁产品的市场也会出现；通过降低对劳动力的征税，劳动力会变得更便宜；公司现行旨在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投资将被旨在使资源合理使用的技术投资所替代；某些环境法规可以取消。第3节从税制设计的一般原理出发，结合生态税的特殊性对生态税收的设计问题进行了一般研究，认为生态税收的设计与一般税种的不同之处是应特别注意其可接受性问题，也要考虑到生态有效性与征税点和污染点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从税种选择和纳税环节的选择、税基的确定、税率的设计等方面对生态税收的设计进行了探讨，最后还对生态税收设计中需要考虑的财政和调节效应，及生态税收的专款专用和生态税收补偿进行了分析。
理论的分析并不就能给实际带来可操作性的结论。在开放的世界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均可为我所用。在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分析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从中归纳出对我有用的结论是我们以免走弯路，从而提高改革效率的一个有效方式之一。第4章“生态税制的国际实践及其评价”，对在生态税制建设处于前列的主要国家的实践进行了较充分的描述，并对之进行评价，试图总结出对我国生态税制建设有参考意义的结论。第1节首先介绍了美国的生态税收，它包括对产生臭氧的化学品征收的消费税、对汽油的征税。对使用汽车相关的其它征税、开采税、对固体废物处理的征税等，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大部分与环境相关的计划大部分是由州和地方政府来实施的。另外它们是一个大混合，即每个州的标准都不一样。但美国无论在联邦层次上，还是在州层次上对环境税收越来越重视，从现有的环境税收的实施效果来看，它们的作用是显著的；第2节对荷兰的生态税收进行了研究，荷兰特别为环境保护目的而设计的生态税收主要包括燃料税、噪音税、垃圾税、水污染税、土壤保护税、地下水税、超额粪便税、汽车特别税、石油产品的消费税等。对它们的主要征收规定进行了描述，最后认为在荷兰，不同的税种被用于生态目的。这个国家的生态税收以征收生态税收的政府级次，和用于生态目的的税收类型为两个特征。对水和土壤环境问题，重要的作用由低一级的政府去完成。大部分用于生态目的的税收主要是特定税而不是庇古税、筹集收入的税或是生态税收改革的类型。生态税收必须在更广泛制度和结构意义上去设计，以便决定哪一层次的政府、税务机关或政治单位能最好地控制环境质量或生态系统。生态税收单位的理论思想在实践中是否合理取决于相关国家的制度结构。第3节对瑞典的生态税收进行了描述，它包括对燃料征收的一般能源税、对能源征收的增值税、二氧化碳、硫税、对电力能源的征税、对化肥、电池等的征税等。得出的结论是瑞典的环境税已经占到税收体系的重要部分。其环境税的核心是对能源的征税，而对能源的征税是从多方面来进行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征税使能源的消费水平下降，并促进技术革新，事实上这种作用也己经产生。第4节讨论了欧盟的生态税收问题，认为碳税是目前在欧盟层次上唯一的生态税收，但这还只是一个建议，具体的执行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至少直到1993年底该税并没有按照预定的时间表进行。可以说这种类型的税种很大程度上是国际和国内政治压力的结果。
第5章“生态税收在中国”，本章首先为具体研究我国生态税制的建设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进行背景分析。着重分析在我国建立生态税制的特殊背景，并进而提出了在我国这样一个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建立和引进生态税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对我国生态税制建设的政策框架进行了研究，这为下面几章研究具体的生态税制或生态税种提供一个政策前提。第1节通过对我国税收理论发展的历史分析，认为我国传统的税收理论对税收作用的认识并不完全，提出传统税收理论对税收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调节功能的忽视，并认为随着经济实际和经济理论的发展，税收理论也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同时指出，理论上对生态税收的缺乏认识和实际中对生态税收的忽视是我国在新的历史阶段上建立新的生态税制的一些观念和行动上的最大阻力之一；第2节对解放以来我国税收制度中所具有的生态效应或相应的生态税收条款进行分析，从而对我国建设生态税制的现实基础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在我国税制中一直没有专门的出于生态目的的税种，但也存在一些当初并非为了生态目的，但实际上具有生态效果的一些税种，如94年开征的消费税等。另外在税制中也存在一些生态税收条款，尽管还是零星的，不完整的，但至少在税制设计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利用税收来达到环境保护或资源保护的目的。这一点正是我们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生态税收体系，从而将税收的生态作用发挥的一个重要历史条件之一；第3节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论述了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需要引入生态税种，建立生态税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本节首先对我国建立生态税的国际国内背景进行了分析，认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并迅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而且在很多国家已经成为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和行动计划，说明了传统的发展观已经从根本上得到了动摇。可持续发展己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观的一个指导思想，而税收手段的利用己经成为我国贯彻二十一世纪议程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政策手段之一，明确列入了政府的文件。但事实上在税制设计中还没有真正贯彻。故重新认识现行税制结构，调整税制设计思想，将生态税收放入到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去认识，设计出合理的生态税种是新时期税制设计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本节然后以排污税为例，通过将生态税收与补贴、许可证交易、押金等经济手段进行比较，得出利用税收政策是实现环境目标的一个非常理想的方式。本节还从生态税收与公民环境意识关系的角度分析了生态税收的必要性，认为增加全民环境意识己是当务之急。除了进行宣传等手段外，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利用经济手段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其中通过税收对资源开采、对环境污染等的征税将直接影响到纳税人的切身利益，也最容易使其意识到改变行为方式之必要。因此征收生态是从经济角度树立环境意识的一个重要手段。最后从二十一世纪税制改革方向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认为在产业生态化的背景下，二十一世纪作为生态世纪对税制建设的一个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使税制体现生态功能。现行税制中的效率和公平观与可持续发展观念中的效率和公平观是有矛盾之处的。因而现行税制也必将按可持续发展观进行调整。其最终目标就是生态税制模式将有可能最终取代现行税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生态税制体系将在现行税制体系中占一定的地位。如果说二十世纪的税制中以经济发展长为核心的税制，那么二十一世纪的税制将是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税制。这种税制模式中生态税将是占有重要地位的。我国的税制结构调整也应该考虑到二十一世纪对税制的这种要求。第4节对我国生态税收建立的若干宏观性问题进行了分析，根据我国现行生态税制基本上缺位，税制设计中基本没有考虑到生态税收思想的的情况下，我国生态税收的中期模式就是要将生态税收思想贯彻到税制改革中去。其基本内容主要有：调整现行税种的生态要素比例、将现有的具有生态税收基础的税种进行改造，使之更能符合生态税收目标的要求、开征新的生态税种，为环境工程筹集必要的资金等。
第6、第7章在前几章对生态税收理论分析、实证描述的基础上着重研究在中国建立生态税制的问题。由于环境与资源保护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两个最基本的标志，因而本论文研究生态税收的作用也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的。即环境保护中的税收及资源保护中的税收。这两章结合我国实际，在对我国现行的环境收费和资源收费（税）进行重新认识的基础上，探讨了改革我国现行税制，建立生态税制一些具体问题。尽管是一些实际的问题，但由于研究对象的限制和研究目标的限制，主要还是从理论角度来探讨我国生态税的设计的。
第6章“生态税收与环境保护：对利用税收参与我国环境保护的探讨”，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探讨生态税收在改善和保护环境中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提出在我国开征若干环境税的政策建议。本章的核心思想：环境保护是一个极其综合的工程，涉及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消费模式的变化、生产方式的变革、科技进步等，因此要将生态税收政策贯穿于有利于实现环境保护的各个环节。通过税收的作用使刺激环境友善行为，刺激清洁生产。
刺激传统的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消费模式的转变。刺激有利资源节约和环境改善的技术。因此，必须对我国现有税制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造，除了新开征环境税外，还应从生态税收条款等角度对现行税制进行改革。本章第1节对环境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案例研究了将税收用于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并对我国现阶段加强环境保护的迫切性再进行论述，最后认为我国如果要在二十一世纪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改变目前事实上还在沿袭的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彻底改变先发展后治理的观念，将环境保护放在与经济发展重要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政策工具都应该研究，直至有效地利用。其中利用生态税收来保护环境则不仅能为环境保护提供新的资金来源，更能对保护提供动态的刺激，通过税收政策保护资源与环境是税收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第2节对污染征税的效应进行一般性的理论分析，认为利用生态税收保护环境，最主要的手段是对污染征税，通过对污染征税控制外部性从而减少污染是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中最有效率和最公平的一种手段。从效率角度来研究污染税的作用，它能使社会生产达到最适点，也能使企业改进生产技术并积极创新，因此在矫正环境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灵”、保护生态环境、取得环境保护收入等方面具有高效率。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征收污染税便污染者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并利用由此产生的强大的市场竞争力量来迫使企业选择适当的污染控制技术，和研究开发新的更有效的减少污染的工艺过程，实现既降低成本又减少污染量、从而提高社会福利的目的，政府还可利用这种税收所筹集到的资金补偿受害人，这体现了污染征税的公平原则。第3节从产品生命周期角度来研究在环境保护中可采取的可能的税收手段。从产品的生产周期来看，一个产品从生产到消费，再到变成废物后的回收处理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通过税收来进行调节。因此对污染的征税或其它税收手段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将征税与税收支出、差别税率等结合起来，从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在每个环节将税收贯彻到环境保护中去。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用于环境污染控制，就是要将污染的控制贯彻到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将之用于生态税收的建设，则应通过税收对产品生命周期进行全过程参与，其作用是：通过税收改变企业行为，刺激企业推行清洁生产、引导可持续消费。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过程中，利用生态税收去影响产品的成本是一个重要方面，但另一方面从税收支出的角度去鼓励环境友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也是一个重要方面。第5节进一步研究几个具体税种的设想，我国目前对污染的征税可通过两个方面来进行：（l）引人新税种；（2）在现有税制的基础上调整税制要素，这就是我国生态税制建设中的中期目标。对于前者改排污费为排污税是一个方向。尽管我国没有纯粹意义上的排污税，但对排污的收费制度已经实施了十多年，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只是在制度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比起用税收手段有一定缺陷。将排污费改为污染税是一个方向。我国征收排污税的主要征收范围是在城市，其次是对农村的乡镇企业。至于排污税的收入如何使用的问题，总的原则是将之专款专用于环境保护事业。也可用于对环保投资的贴息贷款。如果在短期内收入较大，也可考虑通过技术提供等办法扶植因排污税而倒闭的企业或鼓励企业兼并。另外，对特定消费品如汽油、柴油、碳等产品征收硫税或碳税开征嗓音税、对城市居民开征垃圾税等也都是可行的；除了开征新的税种外，还可对现有税收制度进行一些调整，使之更体现环境保护的要求；如对消费税要进行一定的调整，从环境评价角度看只要对环境产生直接或间接损害的都应该征收较高的消费税，使消费或生产的外部性内部化；在企业所得税中加入生态税收条款。如企业环保设备投资达到一定比例的可以享受一定程度的所得税优惠，对环保设备投资可加速折旧、对利用三废生产的产品所得免征所得税等；在个人所得税中加入生态税收条款等。第7章“生态税收与资源可持续利用：对我国资源课税理论和实践的再认识”，着重探讨生态税收与我国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关系问题。由于资源是一个十分广泛的概念，本章所用的资源概念主要是指自然资源。第1节从我国现行资源的开采和利用现状来说明不完善的资源价格体系是造成资源不可持续利用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资源空心化现象，除了人口急剧增长引起的消费需求增加、技术水平落后造成的资源利用率低下之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资源管理体制、管理政策及法规等的不健全，归根到底是缺乏健全的市场机制对资源利用的调节，即资源定价机制的不健全。我国资源产品的定价在很长时期内没有考虑到开采成本或获取成本，而且没有将资源使用或开采所造成的环境成本考虑在内，更没有将由于资源的不合理使用对后代人产生的资源基础的不完整因素考虑在内，即没有考虑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因而其价格是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不合理的价格源于
对资源价值基础的不完全的认识。第2节从资源价值决定机制角度来说明我国传统的资源价值观是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的，因而必须对资源的价值决定进行重新认识，进而在此基础上对资源的定价方式进行再探讨。本节首先对劳动价值论关于资源价值决定的理论进行了评价，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确定资源价值决定的基础理论是不可动摇的，但由于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未经人类劳动的自然矿产资源是否具有价值，因而按这种理论无法说明资源价格的正确构成。用这种理论甚至无法说明对资源开采或利用的环境成本的征税问题。因而用劳动价值论作为指导思想来作为资源定价的基础是不全面的。即要在此基础上结合可持续发展理论对资源定价机制进行修正。这时资源的定价可以考虑三个层次，（1）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按照投入在资源或环境上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价值确定资源的基础价格。（2）按社会成本给资源定价，（3）对资源的定价更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即要考虑对于未来人产生的外部性。由于生态税收参与到资源价值决定后对经济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l）在宏观上由于资源价值纳入到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会使政府从资源密集型发展战略转向资源低耗高效的发展战略，否则按持续发展标准计算的增长率会大大低于GDP的实际增长。（2）由于对资源产品的广泛的征税，使外部性成本和可持续价值都能内部化，从生产角度来看，生产厂商将更注重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来降低能耗，会积极寻找替代资源。从消费角度来看，最终形成与持续发展相适应的可持续消费模式。（3）税制结构的改革是必然的。税收收入的大部分将用于对资源和环境污染等的征收，因此纳税环节将由传统的对资源、对产品、对所得征税等向前移到对资源的开采征税、对原料的生产征税、对原料的投入征税、对生产过程、生产方式征税，对产品征税、对污染征税、对消费征税。对所得的征税将减少，对劳动的征税和对资本的征税也将减少。第3节从我国现行资源税的理论依据出发，结合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要求，对我国资源课税体系提出若干改革设想。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可以基本说明为什么我们可以对国有资源征资源税问题，但如根据外部性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则用该理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对资源征税的必要性，无法说明应该按何种标准去征收资源税的问题。我国资源税在实践中实际上并没有将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分开，从我国资源的价格来看，其长期以来偏低的状况说明了对绝对地租部分的补偿是不充分的。而现行资源税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调节资源的节差收入，并不是想把资源的环境成本等内在化，它既不利于资源按社会成本定价，更不能使之按可持续成本定价，因而其在反映可持续发展上是不充分的。在此基础上本节提出了我国资源税改革的的中介目标可分为几个层次：（1）通过资源税参与资源价格的形成过程，使资源的绝对地租部分能充分归国家所有，彻底改变无偿开采和使用资源的现象。（2）资源税要能够调节资源开采企业的级差收入。要将级差地租I的部分收归国有，这也是保护不同类型的资源同等开采的一个重要前提。（3）资源税要体现由于资源开采产生的外部性成本。这既是社会效率最大化的要求，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4）资源税应逐步体现可持续价值，应通过资源税取得保证后代人资源基础完整所需的部分资金。关于资源税的制度设计本节作了初步的探讨，认为我国资源税征收范围原则上应包括所有不可再生资源和部分其存量己处于临界水平，再进一步消耗会严重影响其存量或其再生能力己经受到明显损害等资源。如我国的水资源、森林资源、土地资源、海洋资源等。生产率的设计应逐步实施，即（1）税率设计要有利于调整资源的边际成本价格。（2）税率设计要能够对级差收入进行调节。（3）在上述基础上在税率设计中要考虑到资源开采利用对环境的损害成本。（4）考虑到资源的可持续价值或使用者成本后再对资源税率进行设计。目前对这个数值的计算尚有较多的不确定因素。
税制设计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共分为8章。论文的前4章主要研究生态税收的一般理论问题，并对若干国家的生态税收进行了探讨。后4章结合我国实际，对我国生态税制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论文的基本逻辑是：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在对外部性理论进行扩展研究的基础上，研究生态税收在消除隔代外部性、代内外部性和跨国外部性中的可能作用，从而为我国可持续发展中的税收政策设计提供理论框架。
第1章“序论”。本章首先对本论文的选题背景进行了说明。从本世纪60、70年代以后，随着“公害”的显现和加剧以及能源危机的冲击，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资源危机和环境恶化，终于使人类进一步认识到，环境问题是一个发展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涉及到人类社会文明的问题。伴随着发展模式的变化，人类的发展观也从传统的增长观，逐步发展到协调发展观，并最终认识到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在这种大背景下对经济手段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的研究引起了重视，其中利用税收手段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服务已经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工具。本论文的选题正是在这样的宏观理论和政策背景下确定的；本章第2节说明了本论文的研究意义，认为在发达国家目前进行的生态税收研究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专题研究多、综合研究少，实证研究多、规范研究少，对发达国家研究得多，对不发达国家研究得少，对环境保护研究多、对资源保护研究少。而与此同时在生态税收研究领域我国还尚未完全起步，因此研究该课题的意义有：（1）有助于丰富税收理论研究的内容、完善税收理论体系；（2）通过对生态税收的研究，可以确定税收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从而指导我国的税制建设；（3）有助于对我国税收政策进行深入研究；（4）有利开发新的环保工具，促进资源与环境保护工作。第3节对本研究的主题和框架进行说明；第4节讨论本论文的研究方法。本论文试图在以下几个方法的结合上作出努力：（1）历史分析与实际分析的结合；（2）比较研究的方法；（3）一般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4）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本章最后一节对本论文中将要用到的一些重要概念进行约定或讨论。对几个核心概念如“可持续发展”、“环境”、“资源”和“生态税收”进行了讨论，当然对生态税收概念的讨论是重点。本节在对一些生态税收概念表述的基础上，对税收类型按税收目的进行了新的分析，从而提出生态税收的概念，并同时对生态相关型税收进行了讨论。
对于一篇试图对某一学科前沿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论文来说，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并对之进行评价，继承其合理的成份，并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进一步研究似乎是必要的，也是十分有益的。尽管税收理论的发展史对于生态税收的研究是一个薄弱的环节，但不可否认，生态税收的思想也是曾经有过的，有些甚至至今还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在对前人思想成果进行总结基础上，对生态税收开征的理论依据问题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系统论述对于理解和把握生态税收的特点，进而研究其在实现资源与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是极其有益的。因此第2章“生态税收思想的发展及其理论基础”，着重研究生态税收思想的来源和发展，及征收生态税收的理论基础问题。第1节通过对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关系的分析说明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从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政策理论的角度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及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进行了探讨。环境经济学用集合物品和外部性理论说明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若干政策工具，如直接管制工具、社会规范工具、财务管理工具等，而生态税收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财务管理工具。第2节着重讨论了庇古的外部性理论及庇古税收的基本原理，并讨论了将收入型税收用于生态目的的可能性，最后总结出生态税收的思想来源有几个方面：（l）环境经济学中用外部性对环境问题的解释；（2）庇古的建议；（3）保莫和欧姿对庇古建议的改进等。第3节研究了生态税收的理论基础问题，在前面对外部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进一步扩大了对外部性的研究，认为生产中的外部性不是外部性产生的唯一来源，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外部性还包括消费中产生的外部性、当代人对后代人产生的隔代外部性及同代人之间的跨国外部性等。对这些不同的外部性应有不同的生态税收来解决。同时，也正是这些外部性的客观存在使生态税收的存在具有了一定的基础。
第3章“生态税收引入和生态税制设计的一般分析”，在研究生态税收目标和作用机制的基础上，研究了生态税收作为一个税系在一个国家引入和设计中的一般理论问题，及生态税收设计中需要考虑的特殊因素。本章第1节讨论一个国家在一定的体制背景下引入生态税收的可能途径，进而引出生态税收改革的概念。认为生态税收的引人方式基本有4种即，开征新的税收，如引入新的生态专用税收；以庇古建议为基础引入一些税收，如新加进庇古税或调节税；通过将环境政策融入到现存的税收法律中，对现行税种或征收进行重新定位。如改变或对现有税率进行差别设计、改变税收优惠、税收扣除等；用生态收入型税收全面替代现存的税收。本节还提出了生态税收改革的主要内容它包括3个主要方面，即从现行税收体系中去除从生态环境角度来看不需要的要素；采用差别税率鼓励从生态角度来看需要的行为：用对生态有益的税收或税制要素来取代现有的税收或税制要素等。本节还从生态税收的征税对象角度对之进行了分类，它包括投入税，加工或安装税，产品或排放税等。本章第2节提出了生态税收不同层次的目标，其终极目标是与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相一致的，其中介目标是减少环境中的污染、减少使用能源、减少使用自然资源、刺激循环使用和修复、转向优先发展的和小规模的活动、转向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等。而短期目标是减少污染产品的消费、筹集资金、取代现有规章制度等。本节认为生态税收发挥作用的几个主要途径是：由于对自然资源（能源和水）的征税，刺激了节约技术方面的投资；对环境不友好产品的征税，将会产生技术创新，对清洁产品的市场也会出现；通过降低对劳动力的征税，劳动力会变得更便宜；公司现行旨在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投资将被旨在使资源合理使用的技术投资所替代；某些环境法规可以取消。第3节从税制设计的一般原理出发，结合生态税的特殊性对生态税收的设计问题进行了一般研究，认为生态税收的设计与一般税种的不同之处是应特别注意其可接受性问题，也要考虑到生态有效性与征税点和污染点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从税种选择和纳税环节的选择、税基的确定、税率的设计等方面对生态税收的设计进行了探讨，最后还对生态税收设计中需要考虑的财政和调节效应，及生态税收的专款专用和生态税收补偿进行了分析。
理论的分析并不就能给实际带来可操作性的结论。在开放的世界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均可为我所用。在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分析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从中归纳出对我有用的结论是我们以免走弯路，从而提高改革效率的一个有效方式之一。第4章“生态税制的国际实践及其评价”，对在生态税制建设处于前列的主要国家的实践进行了较充分的描述，并对之进行评价，试图总结出对我国生态税制建设有参考意义的结论。第1节首先介绍了美国的生态税收，它包括对产生臭氧的化学品征收的消费税、对汽油的征税。对使用汽车相关的其它征税、开采税、对固体废物处理的征税等，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大部分与环境相关的计划大部分是由州和地方政府来实施的。另外它们是一个大混合，即每个州的标准都不一样。但美国无论在联邦层次上，还是在州层次上对环境税收越来越重视，从现有的环境税收的实施效果来看，它们的作用是显著的；第2节对荷兰的生态税收进行了研究，荷兰特别为环境保护目的而设计的生态税收主要包括燃料税、噪音税、垃圾税、水污染税、土壤保护税、地下水税、超额粪便税、汽车特别税、石油产品的消费税等。对它们的主要征收规定进行了描述，最后认为在荷兰，不同的税种被用于生态目的。这个国家的生态税收以征收生态税收的政府级次，和用于生态目的的税收类型为两个特征。对水和土壤环境问题，重要的作用由低一级的政府去完成。大部分用于生态目的的税收主要是特定税而不是庇古税、筹集收入的税或是生态税收改革的类型。生态税收必须在更广泛制度和结构意义上去设计，以便决定哪一层次的政府、税务机关或政治单位能最好地控制环境质量或生态系统。生态税收单位的理论思想在实践中是否合理取决于相关国家的制度结构。第3节对瑞典的生态税收进行了描述，它包括对燃料征收的一般能源税、对能源征收的增值税、二氧化碳、硫税、对电力能源的征税、对化肥、电池等的征税等。得出的结论是瑞典的环境税已经占到税收体系的重要部分。其环境税的核心是对能源的征税，而对能源的征税是从多方面来进行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征税使能源的消费水平下降，并促进技术革新，事实上这种作用也己经产生。第4节讨论了欧盟的生态税收问题，认为碳税是目前在欧盟层次上唯一的生态税收，但这还只是一个建议，具体的执行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至少直到1993年底该税并没有按照预定的时间表进行。可以说这种类型的税种很大程度上是国际和国内政治压力的结果。
第5章“生态税收在中国”，本章首先为具体研究我国生态税制的建设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进行背景分析。着重分析在我国建立生态税制的特殊背景，并进而提出了在我国这样一个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建立和引进生态税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对我国生态税制建设的政策框架进行了研究，这为下面几章研究具体的生态税制或生态税种提供一个政策前提。第1节通过对我国税收理论发展的历史分析，认为我国传统的税收理论对税收作用的认识并不完全，提出传统税收理论对税收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调节功能的忽视，并认为随着经济实际和经济理论的发展，税收理论也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同时指出，理论上对生态税收的缺乏认识和实际中对生态税收的忽视是我国在新的历史阶段上建立新的生态税制的一些观念和行动上的最大阻力之一；第2节对解放以来我国税收制度中所具有的生态效应或相应的生态税收条款进行分析，从而对我国建设生态税制的现实基础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在我国税制中一直没有专门的出于生态目的的税种，但也存在一些当初并非为了生态目的，但实际上具有生态效果的一些税种，如94年开征的消费税等。另外在税制中也存在一些生态税收条款，尽管还是零星的，不完整的，但至少在税制设计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利用税收来达到环境保护或资源保护的目的。这一点正是我们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生态税收体系，从而将税收的生态作用发挥的一个重要历史条件之一；第3节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论述了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需要引入生态税种，建立生态税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本节首先对我国建立生态税的国际国内背景进行了分析，认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并迅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而且在很多国家已经成为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和行动计划，说明了传统的发展观已经从根本上得到了动摇。可持续发展己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观的一个指导思想，而税收手段的利用己经成为我国贯彻二十一世纪议程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政策手段之一，明确列入了政府的文件。但事实上在税制设计中还没有真正贯彻。故重新认识现行税制结构，调整税制设计思想，将生态税收放入到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去认识，设计出合理的生态税种是新时期税制设计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本节然后以排污税为例，通过将生态税收与补贴、许可证交易、押金等经济手段进行比较，得出利用税收政策是实现环境目标的一个非常理想的方式。本节还从生态税收与公民环境意识关系的角度分析了生态税收的必要性，认为增加全民环境意识己是当务之急。除了进行宣传等手段外，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利用经济手段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其中通过税收对资源开采、对环境污染等的征税将直接影响到纳税人的切身利益，也最容易使其意识到改变行为方式之必要。因此征收生态是从经济角度树立环境意识的一个重要手段。最后从二十一世纪税制改革方向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认为在产业生态化的背景下，二十一世纪作为生态世纪对税制建设的一个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使税制体现生态功能。现行税制中的效率和公平观与可持续发展观念中的效率和公平观是有矛盾之处的。因而现行税制也必将按可持续发展观进行调整。其最终目标就是生态税制模式将有可能最终取代现行税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生态税制体系将在现行税制体系中占一定的地位。如果说二十世纪的税制中以经济发展长为核心的税制，那么二十一世纪的税制将是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税制。这种税制模式中生态税将是占有重要地位的。我国的税制结构调整也应该考虑到二十一世纪对税制的这种要求。第4节对我国生态税收建立的若干宏观性问题进行了分析，根据我国现行生态税制基本上缺位，税制设计中基本没有考虑到生态税收思想的的情况下，我国生态税收的中期模式就是要将生态税收思想贯彻到税制改革中去。其基本内容主要有：调整现行税种的生态要素比例、将现有的具有生态税收基础的税种进行改造，使之更能符合生态税收目标的要求、开征新的生态税种，为环境工程筹集必要的资金等。
第6、第7章在前几章对生态税收理论分析、实证描述的基础上着重研究在中国建立生态税制的问题。由于环境与资源保护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两个最基本的标志，因而本论文研究生态税收的作用也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的。即环境保护中的税收及资源保护中的税收。这两章结合我国实际，在对我国现行的环境收费和资源收费（税）进行重新认识的基础上，探讨了改革我国现行税制，建立生态税制一些具体问题。尽管是一些实际的问题，但由于研究对象的限制和研究目标的限制，主要还是从理论角度来探讨我国生态税的设计的。
第6章“生态税收与环境保护：对利用税收参与我国环境保护的探讨”，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探讨生态税收在改善和保护环境中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提出在我国开征若干环境税的政策建议。本章的核心思想：环境保护是一个极其综合的工程，涉及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消费模式的变化、生产方式的变革、科技进步等，因此要将生态税收政策贯穿于有利于实现环境保护的各个环节。通过税收的作用使刺激环境友善行为，刺激清洁生产。
刺激传统的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消费模式的转变。刺激有利资源节约和环境改善的技术。因此，必须对我国现有税制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造，除了新开征环境税外，还应从生态税收条款等角度对现行税制进行改革。本章第1节对环境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案例研究了将税收用于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并对我国现阶段加强环境保护的迫切性再进行论述，最后认为我国如果要在二十一世纪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改变目前事实上还在沿袭的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彻底改变先发展后治理的观念，将环境保护放在与经济发展重要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政策工具都应该研究，直至有效地利用。其中利用生态税收来保护环境则不仅能为环境保护提供新的资金来源，更能对保护提供动态的刺激，通过税收政策保护资源与环境是税收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第2节对污染征税的效应进行一般性的理论分析，认为利用生态税收保护环境，最主要的手段是对污染征税，通过对污染征税控制外部性从而减少污染是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中最有效率和最公平的一种手段。从效率角度来研究污染税的作用，它能使社会生产达到最适点，也能使企业改进生产技术并积极创新，因此在矫正环境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灵”、保护生态环境、取得环境保护收入等方面具有高效率。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征收污染税便污染者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并利用由此产生的强大的市场竞争力量来迫使企业选择适当的污染控制技术，和研究开发新的更有效的减少污染的工艺过程，实现既降低成本又减少污染量、从而提高社会福利的目的，政府还可利用这种税收所筹集到的资金补偿受害人，这体现了污染征税的公平原则。第3节从产品生命周期角度来研究在环境保护中可采取的可能的税收手段。从产品的生产周期来看，一个产品从生产到消费，再到变成废物后的回收处理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通过税收来进行调节。因此对污染的征税或其它税收手段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将征税与税收支出、差别税率等结合起来，从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在每个环节将税收贯彻到环境保护中去。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用于环境污染控制，就是要将污染的控制贯彻到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将之用于生态税收的建设，则应通过税收对产品生命周期进行全过程参与，其作用是：通过税收改变企业行为，刺激企业推行清洁生产、引导可持续消费。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过程中，利用生态税收去影响产品的成本是一个重要方面，但另一方面从税收支出的角度去鼓励环境友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也是一个重要方面。第5节进一步研究几个具体税种的设想，我国目前对污染的征税可通过两个方面来进行：（l）引人新税种；（2）在现有税制的基础上调整税制要素，这就是我国生态税制建设中的中期目标。对于前者改排污费为排污税是一个方向。尽管我国没有纯粹意义上的排污税，但对排污的收费制度已经实施了十多年，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只是在制度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比起用税收手段有一定缺陷。将排污费改为污染税是一个方向。我国征收排污税的主要征收范围是在城市，其次是对农村的乡镇企业。至于排污税的收入如何使用的问题，总的原则是将之专款专用于环境保护事业。也可用于对环保投资的贴息贷款。如果在短期内收入较大，也可考虑通过技术提供等办法扶植因排污税而倒闭的企业或鼓励企业兼并。另外，对特定消费品如汽油、柴油、碳等产品征收硫税或碳税开征嗓音税、对城市居民开征垃圾税等也都是可行的；除了开征新的税种外，还可对现有税收制度进行一些调整，使之更体现环境保护的要求；如对消费税要进行一定的调整，从环境评价角度看只要对环境产生直接或间接损害的都应该征收较高的消费税，使消费或生产的外部性内部化；在企业所得税中加入生态税收条款。如企业环保设备投资达到一定比例的可以享受一定程度的所得税优惠，对环保设备投资可加速折旧、对利用三废生产的产品所得免征所得税等；在个人所得税中加入生态税收条款等。第7章“生态税收与资源可持续利用：对我国资源课税理论和实践的再认识”，着重探讨生态税收与我国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关系问题。由于资源是一个十分广泛的概念，本章所用的资源概念主要是指自然资源。第1节从我国现行资源的开采和利用现状来说明不完善的资源价格体系是造成资源不可持续利用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资源空心化现象，除了人口急剧增长引起的消费需求增加、技术水平落后造成的资源利用率低下之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资源管理体制、管理政策及法规等的不健全，归根到底是缺乏健全的市场机制对资源利用的调节，即资源定价机制的不健全。我国资源产品的定价在很长时期内没有考虑到开采成本或获取成本，而且没有将资源使用或开采所造成的环境成本考虑在内，更没有将由于资源的不合理使用对后代人产生的资源基础的不完整因素考虑在内，即没有考虑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因而其价格是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不合理的价格源于
对资源价值基础的不完全的认识。第2节从资源价值决定机制角度来说明我国传统的资源价值观是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的，因而必须对资源的价值决定进行重新认识，进而在此基础上对资源的定价方式进行再探讨。本节首先对劳动价值论关于资源价值决定的理论进行了评价，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确定资源价值决定的基础理论是不可动摇的，但由于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未经人类劳动的自然矿产资源是否具有价值，因而按这种理论无法说明资源价格的正确构成。用这种理论甚至无法说明对资源开采或利用的环境成本的征税问题。因而用劳动价值论作为指导思想来作为资源定价的基础是不全面的。即要在此基础上结合可持续发展理论对资源定价机制进行修正。这时资源的定价可以考虑三个层次，（1）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按照投入在资源或环境上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价值确定资源的基础价格。（2）按社会成本给资源定价，（3）对资源的定价更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即要考虑对于未来人产生的外部性。由于生态税收参与到资源价值决定后对经济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l）在宏观上由于资源价值纳入到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会使政府从资源密集型发展战略转向资源低耗高效的发展战略，否则按持续发展标准计算的增长率会大大低于gdp的实际增长。（2）由于对资源产品的广泛的征税，使外部性成本和可持续价值都能内部化，从生产角度来看，生产厂商将更注重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来降低能耗，会积极寻找替代资源。从消费角度来看，最终形成与持续发展相适应的可持续消费模式。（3）税制结构的改革是必然的。税收收入的大部分将用于对资源和环境污染等的征收，因此纳税环节将由传统的对资源、对产品、对所得征税等向前移到对资源的开采征税、对原料的生产征税、对原料的投入征税、对生产过程、生产方式征税，对产品征税、对污染征税、对消费征税。对所得的征税将减少，对劳动的征税和对资本的征税也将减少。第3节从我国现行资源税的理论依据出发，结合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要求，对我国资源课税体系提出若干改革设想。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可以基本说明为什么我们可以对国有资源征资源税问题，但如根据外部性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则用该理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对资源征税的必要性，无法说明应该按何种标准去征收资源税的问题。我国资源税在实践中实际上并没有将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分开，从我国资源的价格来看，其长期以来偏低的状况说明了对绝对地租部分的补偿是不充分的。而现行资源税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调节资源的节差收入，并不是想把资源的环境成本等内在化，它既不利于资源按社会成本定价，更不能使之按可持续成本定价，因而其在反映可持续发展上是不充分的。在此基础上本节提出了我国资源税改革的的中介目标可分为几个层次：（1）通过资源税参与资源价格的形成过程，使资源的绝对地租部分能充分归国家所有，彻底改变无偿开采和使用资源的现象。（2）资源税要能够调节资源开采企业的级差收入。要将级差地租i的部分收归国有，这也是保护不同类型的资源同等开采的一个重要前提。（3）资源税要体现由于资源开采产生的外部性成本。这既是社会效率最大化的要求，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4）资源税应逐步体现可持续价值，应通过资源税取得保证后代人资源基础完整所需的部分资金。关于资源税的制度设计本节作了初步的探讨，认为我国资源税征收范围原则上应包括所有不可再生资源和部分其存量己处于临界水平，再进一步消耗会严重影响其存量或其再生能力己经受到明显损害等资源。如我国的水资源、森林资源、土地资源、海洋资源等。生产率的设计应逐步实施，即（1）税率设计要有利于调整资源的边际成本价格。（2）税率设计要能够对级差收入进行调节。（3）在上述基础上在税率设计中要考虑到资源开采利用对环境的损害成本。（4）考虑到资源的可持续价值或使用者成本后再对资源税率进行设计。目前对这个数值的计算尚有较多的不确定因素。
税制设计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共分为8章。论文的前4章主要研究生态税收的一般理论问题，并对若干国家的生态税收进行了探讨。后4章结合我国实际，对我国生态税制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论文的基本逻辑是：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在对外部性理论进行扩展研究的基础上，研究生态税收在消除隔代外部性、代内外部性和跨国外部性中的可能作用，从而为我国可持续发展中的税收政策设计提供理论框架。
第1章“序论”。本章首先对本论文的选题背景进行了说明。从本世纪60、70年代以后，随着“公害”的显现和加剧以及能源危机的冲击，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资源危机和环境恶化，终于使人类进一步认识到，环境问题是一个发展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涉及到人类社会文明的问题。伴随着发展模式的变化，人类的发展观也从传统的增长观，逐步发展到协调发展观，并最终认识到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在这种大背景下对经济手段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的研究引起了重视，其中利用税收手段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服务已经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工具。本论文的选题正是在这样的宏观理论和政策背景下确定的；本章第2节说明了本论文的研究意义，认为在发达国家目前进行的生态税收研究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专题研究多、综合研究少，实证研究多、规范研究少，对发达国家研究得多，对不发达国家研究得少，对环境保护研究多、对资源保护研究少。而与此同时在生态税收研究领域我国还尚未完全起步，因此研究该课题的意义有：（1）有助于丰富税收理论研究的内容、完善税收理论体系；（2）通过对生态税收的研究，可以确定税收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从而指导我国的税制建设；（3）有助于对我国税收政策进行深入研究；（4）有利开发新的环保工具，促进资源与环境保护工作。第3节对本研究的主题和框架进行说明；第4节讨论本论文的研究方法。本论文试图在以下几个方法的结合上作出努力：（1）历史分析与实际分析的结合；（2）比较研究的方法；（3）一般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4）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本章最后一节对本论文中将要用到的一些重要概念进行约定或讨论。对几个核心概念如“可持续发展”、“环境”、“资源”和“生态税收”进行了讨论，当然对生态税收概念的讨论是重点。本节在对一些生态税收概念表述的基础上，对税收类型按税收目的进行了新的分析，从而提出生态税收的概念，并同时对生态相关型税收进行了讨论。
对于一篇试图对某一学科前沿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论文来说，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并对之进行评价，继承其合理的成份，并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进一步研究似乎是必要的，也是十分有益的。尽管税收理论的发展史对于生态税收的研究是一个薄弱的环节，但不可否认，生态税收的思想也是曾经有过的，有些甚至至今还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在对前人思想成果进行总结基础上，对生态税收开征的理论依据问题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系统论述对于理解和把握生态税收的特点，进而研究其在实现资源与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是极其有益的。因此第2章“生态税收思想的发展及其理论基础”，着重研究生态税收思想的来源和发展，及征收生态税收的理论基础问题。第1节通过对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关系的分析说明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从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政策理论的角度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及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进行了探讨。环境经济学用集合物品和外部性理论说明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若干政策工具，如直接管制工具、社会规范工具、财务管理工具等，而生态税收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财务管理工具。第2节着重讨论了庇古的外部性理论及庇古税收的基本原理，并讨论了将收入型税收用于生态目的的可能性，最后总结出生态税收的思想来源有几个方面：（l）环境经济学中用外部性对环境问题的解释；（2）庇古的建议；（3）保莫和欧姿对庇古建议的改进等。第3节研究了生态税收的理论基础问题，在前面对外部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进一步扩大了对外部性的研究，认为生产中的外部性不是外部性产生的唯一来源，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外部性还包括消费中产生的外部性、当代人对后代人产生的隔代外部性及同代人之间的跨国外部性等。对这些不同的外部性应有不同的生态税收来解决。同时，也正是这些外部性的客观存在使生态税收的存在具有了一定的基础。
第3章“生态税收引入和生态税制设计的一般分析”，在研究生态税收目标和作用机制的基础上，研究了生态税收作为一个税系在一个国家引入和设计中的一般理论问题，及生态税收设计中需要考虑的特殊因素。本章第1节讨论一个国家在一定的体制背景下引入生态税收的可能途径，进而引出生态税收改革的概念。认为生态税收的引人方式基本有4种即，开征新的税收，如引入新的生态专用税收；以庇古建议为基础引入一些税收，如新加进庇古税或调节税；通过将环境政策融入到现存的税收法律中，对现行税种或征收进行重新定位。如改变或对现有税率进行差别设计、改变税收优惠、税收扣除等；用生态收入型税收全面替代现存的税收。本节还提出了生态税收改革的主要内容它包括3个主要方面，即从现行税收体系中去除从生态环境角度来看不需要的要素；采用差别税率鼓励从生态角度来看需要的行为：用对生态有益的税收或税制要素来取代现有的税收或税制要素等。本节还从生态税收的征税对象角度对之进行了分类，它包括投入税，加工或安装税，产品或排放税等。本章第2节提出了生态税收不同层次的目标，其终极目标是与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相一致的，其中介目标是减少环境中的污染、减少使用能源、减少使用自然资源、刺激循环使用和修复、转向优先发展的和小规模的活动、转向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等。而短期目标是减少污染产品的消费、筹集资金、取代现有规章制度等。本节认为生态税收发挥作用的几个主要途径是：由于对自然资源（能源和水）的征税，刺激了节约技术方面的投资；对环境不友好产品的征税，将会产生技术创新，对清洁产品的市场也会出现；通过降低对劳动力的征税，劳动力会变得更便宜；公司现行旨在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投资将被旨在使资源合理使用的技术投资所替代；某些环境法规可以取消。第3节从税制设计的一般原理出发，结合生态税的特殊性对生态税收的设计问题进行了一般研究，认为生态税收的设计与一般税种的不同之处是应特别注意其可接受性问题，也要考虑到生态有效性与征税点和污染点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从税种选择和纳税环节的选择、税基的确定、税率的设计等方面对生态税收的设计进行了探讨，最后还对生态税收设计中需要考虑的财政和调节效应，及生态税收的专款专用和生态税收补偿进行了分析。
理论的分析并不就能给实际带来可操作性的结论。在开放的世界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均可为我所用。在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分析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从中归纳出对我有用的结论是我们以免走弯路，从而提高改革效率的一个有效方式之一。第4章“生态税制的国际实践及其评价”，对在生态税制建设处于前列的主要国家的实践进行了较充分的描述，并对之进行评价，试图总结出对我国生态税制建设有参考意义的结论。第1节首先介绍了美国的生态税收，它包括对产生臭氧的化学品征收的消费税、对汽油的征税。对使用汽车相关的其它征税、开采税、对固体废物处理的征税等，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大部分与环境相关的计划大部分是由州和地方政府来实施的。另外它们是一个大混合，即每个州的标准都不一样。但美国无论在联邦层次上，还是在州层次上对环境税收越来越重视，从现有的环境税收的实施效果来看，它们的作用是显著的；第2节对荷兰的生态税收进行了研究，荷兰特别为环境保护目的而设计的生态税收主要包括燃料税、噪音税、垃圾税、水污染税、土壤保护税、地下水税、超额粪便税、汽车特别税、石油产品的消费税等。对它们的主要征收规定进行了描述，最后认为在荷兰，不同的税种被用于生态目的。这个国家的生态税收以征收生态税收的政府级次，和用于生态目的的税收类型为两个特征。对水和土壤环境问题，重要的作用由低一级的政府去完成。大部分用于生态目的的税收主要是特定税而不是庇古税、筹集收入的税或是生态税收改革的类型。生态税收必须在更广泛制度和结构意义上去设计，以便决定哪一层次的政府、税务机关或政治单位能最好地控制环境质量或生态系统。生态税收单位的理论思想在实践中是否合理取决于相关国家的制度结构。第3节对瑞典的生态税收进行了描述，它包括对燃料征收的一般能源税、对能源征收的增值税、二氧化碳、硫税、对电力能源的征税、对化肥、电池等的征税等。得出的结论是瑞典的环境税已经占到税收体系的重要部分。其环境税的核心是对能源的征税，而对能源的征税是从多方面来进行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征税使能源的消费水平下降，并促进技术革新，事实上这种作用也己经产生。第4节讨论了欧盟的生态税收问题，认为碳税是目前在欧盟层次上唯一的生态税收，但这还只是一个建议，具体的执行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至少直到1993年底该税并没有按照预定的时间表进行。可以说这种类型的税种很大程度上是国际和国内政治压力的结果。
第5章“生态税收在中国”，本章首先为具体研究我国生态税制的建设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进行背景分析。着重分析在我国建立生态税制的特殊背景，并进而提出了在我国这样一个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建立和引进生态税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对我国生态税制建设的政策框架进行了研究，这为下面几章研究具体的生态税制或生态税种提供一个政策前提。第1节通过对我国税收理论发展的历史分析，认为我国传统的税收理论对税收作用的认识并不完全，提出传统税收理论对税收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调节功能的忽视，并认为随着经济实际和经济理论的发展，税收理论也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同时指出，理论上对生态税收的缺乏认识和实际中对生态税收的忽视是我国在新的历史阶段上建立新的生态税制的一些观念和行动上的最大阻力之一；第2节对解放以来我国税收制度中所具有的生态效应或相应的生态税收条款进行分析，从而对我国建设生态税制的现实基础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在我国税制中一直没有专门的出于生态目的的税种，但也存在一些当初并非为了生态目的，但实际上具有生态效果的一些税种，如94年开征的消费税等。另外在税制中也存在一些生态税收条款，尽管还是零星的，不完整的，但至少在税制设计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利用税收来达到环境保护或资源保护的目的。这一点正是我们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生态税收体系，从而将税收的生态作用发挥的一个重要历史条件之一；第3节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论述了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需要引入生态税种，建立生态税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本节首先对我国建立生态税的国际国内背景进行了分析，认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并迅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而且在很多国家已经成为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和行动计划，说明了传统的发展观已经从根本上得到了动摇。可持续发展己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观的一个指导思想，而税收手段的利用己经成为我国贯彻二十一世纪议程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政策手段之一，明确列入了政府的文件。但事实上在税制设计中还没有真正贯彻。故重新认识现行税制结构，调整税制设计思想，将生态税收放入到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去认识，设计出合理的生态税种是新时期税制设计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本节然后以排污税为例，通过将生态税收与补贴、许可证交易、押金等经济手段进行比较，得出利用税收政策是实现环境目标的一个非常理想的方式。本节还从生态税收与公民环境意识关系的角度分析了生态税收的必要性，认为增加全民环境意识己是当务之急。除了进行宣传等手段外，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利用经济手段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其中通过税收对资源开采、对环境污染等的征税将直接影响到纳税人的切身利益，也最容易使其意识到改变行为方式之必要。因此征收生态是从经济角度树立环境意识的一个重要手段。最后从二十一世纪税制改革方向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认为在产业生态化的背景下，二十一世纪作为生态世纪对税制建设的一个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使税制体现生态功能。现行税制中的效率和公平观与可持续发展观念中的效率和公平观是有矛盾之处的。因而现行税制也必将按可持续发展观进行调整。其最终目标就是生态税制模式将有可能最终取代现行税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生态税制体系将在现行税制体系中占一定的地位。如果说二十世纪的税制中以经济发展长为核心的税制，那么二十一世纪的税制将是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税制。这种税制模式中生态税将是占有重要地位的。我国的税制结构调整也应该考虑到二十一世纪对税制的这种要求。第4节对我国生态税收建立的若干宏观性问题进行了分析，根据我国现行生态税制基本上缺位，税制设计中基本没有考虑到生态税收思想的的情况下，我国生态税收的中期模式就是要将生态税收思想贯彻到税制改革中去。其基本内容主要有：调整现行税种的生态要素比例、将现有的具有生态税收基础的税种进行改造，使之更能符合生态税收目标的要求、开征新的生态税种，为环境工程筹集必要的资金等。
第6、第7章在前几章对生态税收理论分析、实证描述的基础上着重研究在中国建立生态税制的问题。由于环境与资源保护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两个最基本的标志，因而本论文研究生态税收的作用也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的。即环境保护中的税收及资源保护中的税收。这两章结合我国实际，在对我国现行的环境收费和资源收费（税）进行重新认识的基础上，探讨了改革我国现行税制，建立生态税制一些具体问题。尽管是一些实际的问题，但由于研究对象的限制和研究目标的限制，主要还是从理论角度来探讨我国生态税的设计的。
第6章“生态税收与环境保护：对利用税收参与我国环境保护的探讨”，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探讨生态税收在改善和保护环境中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提出在我国开征若干环境税的政策建议。本章的核心思想：环境保护是一个极其综合的工程，涉及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消费模式的变化、生产方式的变革、科技进步等，因此要将生态税收政策贯穿于有利于实现环境保护的各个环节。通过税收的作用使刺激环境友善行为，刺激清洁生产。
刺激传统的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消费模式的转变。刺激有利资源节约和环境改善的技术。因此，必须对我国现有税制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造，除了新开征环境税外，还应从生态税收条款等角度对现行税制进行改革。本章第1节对环境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案例研究了将税收用于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并对我国现阶段加强环境保护的迫切性再进行论述，最后认为我国如果要在二十一世纪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改变目前事实上还在沿袭的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彻底改变先发展后治理的观念，将环境保护放在与经济发展重要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政策工具都应该研究，直至有效地利用。其中利用生态税收来保护环境则不仅能为环境保护提供新的资金来源，更能对保护提供动态的刺激，通过税收政策保护资源与环境是税收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第2节对污染征税的效应进行一般性的理论分析，认为利用生态税收保护环境，最主要的手段是对污染征税，通过对污染征税控制外部性从而减少污染是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中最有效率和最公平的一种手段。从效率角度来研究污染税的作用，它能使社会生产达到最适点，也能使企业改进生产技术并积极创新，因此在矫正环境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灵”、保护生态环境、取得环境保护收入等方面具有高效率。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征收污染税便污染者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并利用由此产生的强大的市场竞争力量来迫使企业选择适当的污染控制技术，和研究开发新的更有效的减少污染的工艺过程，实现既降低成本又减少污染量、从而提高社会福利的目的，政府还可利用这种税收所筹集到的资金补偿受害人，这体现了污染征税的公平原则。第3节从产品生命周期角度来研究在环境保护中可采取的可能的税收手段。从产品的生产周期来看，一个产品从生产到消费，再到变成废物后的回收处理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通过税收来进行调节。因此对污染的征税或其它税收手段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将征税与税收支出、差别税率等结合起来，从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在每个环节将税收贯彻到环境保护中去。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用于环境污染控制，就是要将污染的控制贯彻到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将之用于生态税收的建设，则应通过税收对产品生命周期进行全过程参与，其作用是：通过税收改变企业行为，刺激企业推行清洁生产、引导可持续消费。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过程中，利用生态税收去影响产品的成本是一个重要方面，但另一方面从税收支出的角度去鼓励环境友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也是一个重要方面。第5节进一步研究几个具体税种的设想，我国目前对污染的征税可通过两个方面来进行：（l）引人新税种；（2）在现有税制的基础上调整税制要素，这就是我国生态税制建设中的中期目标。对于前者改排污费为排污税是一个方向。尽管我国没有纯粹意义上的排污税，但对排污的收费制度已经实施了十多年，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只是在制度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比起用税收手段有一定缺陷。将排污费改为污染税是一个方向。我国征收排污税的主要征收范围是在城市，其次是对农村的乡镇企业。至于排污税的收入如何使用的问题，总的原则是将之专款专用于环境保护事业。也可用于对环保投资的贴息贷款。如果在短期内收入较大，也可考虑通过技术提供等办法扶植因排污税而倒闭的企业或鼓励企业兼并。另外，对特定消费品如汽油、柴油、碳等产品征收硫税或碳税开征嗓音税、对城市居民开征垃圾税等也都是可行的；除了开征新的税种外，还可对现有税收制度进行一些调整，使之更体现环境保护的要求；如对消费税要进行一定的调整，从环境评价角度看只要对环境产生直接或间接损害的都应该征收较高的消费税，使消费或生产的外部性内部化；在企业所得税中加入生态税收条款。如企业环保设备投资达到一定比例的可以享受一定程度的所得税优惠，对环保设备投资可加速折旧、对利用三废生产的产品所得免征所得税等；在个人所得税中加入生态税收条款等。 第7章“生态税收与资源可持续利用：对我国资源课税理论和实践的再认识”，着重探讨生态税收与我国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关系问题。由于资源是一个十分广泛的概念，本章所用的资源概念主要是指自然资源。第1节从我国现行资源的开采和利用现状来说明不完善的资源价格体系是造成资源不可持续利用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资源空心化现象，除了人口急剧增长引起的消费需求增加、技术水平落后造成的资源利用率低下之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资源管理体制、管理政策及法规等的不健全，归根到底是缺乏健全的市场机制对资源利用的调节，即资源定价机制的不健全。我国资源产品的定价在很长时期内没有考虑到开采成本或获取成本，而且没有将资源使用或开采所造成的环境成本考虑在内，更没有将由于资源的不合理使用对后代人产生的资源基础的不完整因素考虑在内，即没有考虑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因而其价格是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不合理的价格源于
对资源价值基础的不完全的认识。第2节从资源价值决定机制角度来说明我国传统的资源价值观是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的，因而必须对资源的价值决定进行重新认识，进而在此基础上对资源的定价方式进行再探讨。本节首先对劳动价值论关于资源价值决定的理论进行了评价，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确定资源价值决定的基础理论是不可动摇的，但由于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未经人类劳动的自然矿产资源是否具有价值，因而按这种理论无法说明资源价格的正确构成。用这种理论甚至无法说明对资源开采或利用的环境成本的征税问题。因而用劳动价值论作为指导思想来作为资源定价的基础是不全面的。即要在此基础上结合可持续发展理论对资源定价机制进行修正。这时资源的定价可以考虑三个层次，（1）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按照投入在资源或环境上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价值确定资源的基础价格。（2）按社会成本给资源定价，（3）对资源的定价更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即要考虑对于未来人产生的外部性。由于生态税收参与到资源价值决定后对经济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l）在宏观上由于资源价值纳入到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会使政府从资源密集型发展战略转向资源低耗高效的发展战略，否则按持续发展标准计算的增长率会大大低于gdp的实际增长。（2）由于对资源产品的广泛的征税，使外部性成本和可持续价值都能内部化，从生产角度来看，生产厂商将更注重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来降低能耗，会积极寻找替代资源。从消费角度来看，最终形成与持续发展相适应的可持续消费模式。（3）税制结构的改革是必然的。税收收入的大部分将用于对资源和环境污染等的征收，因此纳税环节将由传统的对资源、对产品、对所得征税等向前移到对资源的开采征税、对原料的生产征税、对原料的投入征税、对生产过程、生产方式征税，对产品征税、对污染征税、对消费征税。对所得的征税将减少，对劳动的征税和对资本的征税也将减少。第3节从我国现行资源税的理论依据出发，结合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要求，对我国资源课税体系提出若干改革设想。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可以基本说明为什么我们可以对国有资源征资源税问题，但如根据外部性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则用该理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对资源征税的必要性，无法说明应该按何种标准去征收资源税的问题。我国资源税在实践中实际上并没有将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分开，从我国资源的价格来看，其长期以来偏低的状况说明了对绝对地租部分的补偿是不充分的。而现行资源税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调节资源的节差收入，并不是想把资源的环境成本等内在化，它既不利于资源按社会成本定价，更不能使之按可持续成本定价，因而其在反映可持续发展上是不充分的。在此基础上本节提出了我国资源税改革的的中介目标可分为几个层次：（1）通过资源税参与资源价格的形成过程，使资源的绝对地租部分能充分归国家所有，彻底改变无偿开采和使用资源的现象。（2）资源税要能够调节资源开采企业的级差收入。要将级差地租i的部分收归国有，这也是保护不同类型的资源同等开采的一个重要前提。（3）资源税要体现由于资源开采产生的外部性成本。这既是社会效率最大化的要求，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4）资源税应逐步体现可持续价值，应通过资源税取得保证后代人资源基础完整所需的部分资金。关于资源税的制度设计本节作了初步的探讨，认为我国资源税征收范围原则上应包括所有不可再生资源和部分其存量己处于临界水平，再进一步消耗会严重影响其存量或其再生能力己经受到明显损害等资源。如我国的水资源、森林资源、土地资源、海洋资源等。生产率的设计应逐步实施，即（1）税率设计要有利于调整资源的边际成本价格。（2）税率设计要能够对级差收入进行调节。（3）在上述基础上在税率设计中要考虑到资源开采利用对环境的损害成本。（4）考虑到资源的可持续价值或使用者成本后再对资源税率进行设计。目前对这个数值的计算尚有较多的不确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