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所个人工作计划范文

财政所个人工作计划篇1

一、提高思想认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计划生育工作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产生了巨大影响。近几年来，*县财政部门充分认识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从有利于*发展的大局出发，切实加大财政投入，力促我县计划生育方面达到四个目的：出生人口素质明显提高，出生婴儿性别比趋向正常，育龄群众享有基本的生死保健服务，初步形成新的婚育观念和生育文化，从而达到造福全县人民，推进社会稳定，促进我县可持续协调发展的目标。

二、切实加大投入，为计生事业经费提供保障

加大计划生育投入，确保人均计划生育事业费投入达到规定标准，是财政部门的重要职责，也是贯彻执行全县计划生育总体部署的重要内容。

我县在编制计划生育事业经费投入预算时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全县“十一五”期间人口控制目标，认真贯彻《*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为“十一五”期间全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及事业发展提供可靠的经费保障。

在具体预算编制上遵循了以下四个基本原则：第一，建立健全计划生育经费财政投入保障机制，确保对计划生育经费投入的增长幅度不低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幅度；第二，坚持“财政效益”的原则，少花钱，多办事，把事办好，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第三，按照建立节约型社会的要求，大力优化计划生育经费支出结构，保证重点，压缩一般；第四，对计划生育经费实行分类管理，分别测算，国家测定的项目据实测定。

为切实对计生事业经费提供保障，我们还出台了以下保障措施：

1、预算安排优先考虑计划生育，支出拨付优先考虑计划生育，确保计划生育事业经费安排到位，拨付到位，确保计生事业经费支出增长水平快于全县财政支出平均增长水平，确保计生经费投入力度达到上级规定标准。

2、全县计划生育经费投入分正常事业发展部分和国家确定的项目两部分。计划生育经费以上年实际拨付数为基数，按照每年不低于10%的增长幅度进行测定；对国家确定的项目：农村计划生育免费技术服务、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资金、村级计生主任工资补助和农村计划生育特困家庭救助等，根据工作需要据实测定和安排。

3、根据县委、县政府的要求，对计生经费按月及时拨付，县财政局、县计生局按月将计生事业费拨付到乡镇计生办，确保计生工作的正常开展。

4、改进和完善经费投入目标责任考核办法。财政、计划生育部门根据市制定的计划生育经费考核办法，修订完善全县的考核办法，以保证考核的科学性、公正性、真实性。确保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所需经费得到落实。

5、计划生育主管部门根据国家和省市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各项财务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计生事业经费管理，确保计生事业经费用到实处。

经过以上措施，我县的计生事业经费投入快速增长，今年到目前为止，全县投入计生事业经费已达*万元，比去年全年还增长了*%，比20*年的*万元增加了*万元，增长了*%。三年的计生事业经费投入增幅分别达到了*%、*%、*%，均快于当年财政支出总体增长水平。人均财政投入由20*年的*元提高到*元，人均增加*元。

三、加强计生事业经费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为保证乡镇计生经费及时到位，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乡镇计划生育经费按人口及标准核定后，由县财政局直接拨付到县计划生育局，由县计划生育局再直接拨付到乡镇计生办，确保计划生育经费的落实到位，防止计划生育经费被挤占和挪作他用。二是会同审计等部门搞好各乡镇财政所计划生育经费审计工作，督促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一旦查出问题，及时予以纠正，并把计划生育资金审计情况作为年底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以保障这项工作的落实。

同时我们还积极做好各种计生惠民政策的落实工作，既促进计生事业的顺利开展，又切实为民造福，增加群众福利，减轻群众负担。主要有两项：

（一）认真执行计划生育“四种手术费”免费制度

按照上级规定，从20*年10月1日以来，县乡两级“四种手术”实行免费，费用由财政负担。为落实“四种手术”免费政策，财政部门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对农村孕情、环情、节育及技术常规所规定的各项医学检查全部由乡镇计生服务站根据计划生育工作需要，按规定进行免费服务，所需费用成本由县财政通过转移支付补助给乡镇财政，由乡镇财政拨付补助给计生办。二是农村按规定流产、引产及技术常规所规定的各项医疗检查等，统一由县计生服务站免费服务，其费用由县财政负担。三是为保证计生工作的顺利开展，县级财政管理范围内的各项费用由县计生委财务科根据正常进度，申报资金拨付。

（二）对实行计划生育好的困难乡、村和农户进行重点帮扶

对经济状况差，计划生育政策落实好的乡、村、和农户，我们优先安排扶贫资金，积极研究扶贫项目，帮助他们尽快脱贫致富，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积极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良好氛围。我们先后与*乡*村、*村结成帮扶对子，先后为他们送去了扶贫资金、扶贫项目，不仅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而且进一步推动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另外，还积极落实好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政策、独女户奖励政策、村级计生专职干部补帖政策、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政策，实施了“春蕾女童”计划，建立了农村五保老人供养制度，既让群众从计划生育上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又解除他们将来养老的后顾之忧，为顺利开展计划生育减少困难。

财政所个人工作计划篇2

大家知道，预算执行审计结果报告和工作报告反映的问题一般分为三个大部分：一是财政部门组织本级政府预算收支的审计情况；二是本级政府各部门预算执行的审计情况；三是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而作为对预算执行审计的计划管理，针对上述三种审计内容，主要也是三种方式。一是本级政府的财政部门、地方税务机关以及经收本级政府收支的国库。是每年必审的部门，只要将其列入当年的预算执行审计计划则可。二是本级政府的各部门预算执行审计单位，审多少，审哪些则一般由各业务处室提出全年审计计划建议，综合处室汇总，再由组织预算执行审计的相关部门在上述计划中根据项目或单位完成时间和当年预算执行审计的重点要求，挑选出当年预算执行审计的部门单位报局办公会审定。三是其他财政收支计划的确定。一般来说，其他财政收支所反映的问题，主要是根据上年度审计工作计划确定的一些财政专项资金审计项目，结合报告反映年度的工作重点，加以选择在报告中反映。确切地说，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计划，在当年预算执行审计计划和当年审计工作计划中没有得到体现。

这种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主要是方便简单、与各业务部门不产生矛盾。但是这种管理办法也有其不科学和不完善的地方：

1、片面追求审计覆盖面，忽略了财政资金的内在联系和资金流动过程的连续性。审计本级政府的预算执行部门单位，一般说来除了发展改革委员会、交通部门、教育部门等少数重点部门单位，为了保证审计覆盖面，其他预算执行部门单位很少安排连续两年或多年进行审计。但是，作为地方政府预算安排的财政资金，为了体现政府的工作，资金分配在各个年度间是有一定联系的。大多数审计部门在预算执行审计计划管理上一般对一个部门是不会按照财政资金的分配情况连续多年安排进行审计，忽视上述财政资金流动的连续性和财政资金安排的内在联系，选择的预算执行审计部门单位，不能够反映财政资金的内在联系。

2、没有协调好年度审计重点与长期审计重点的关系。预算执行审计既有长期的重点，又有年度重点。有一些问题应该连续审计，连续披露，锲而不舍，体现长期重点；而每一年的预算执行审计应该各有侧重，体现出年度重点，而且重点应该有机结合起来。从各地的实际情况来看，两者之间缺乏有机结合。特别是当预算执行审计年度重点要反映的问题而在年度计划中不能体现时表现尤为突出。

3、预算执行审计与其他专业审计的衔接不够，存在脱节的现象。预算执行审计是龙头，财政审计、投资审计等其他审计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预算执行审计与其他专业审计的衔接上缺少“预算执行”这个衔接点，没有用“预算执行”这个纽带来串联其他专业审计，从形式到内容缺乏必然联系，显得比较松散，形成了“预算执行审计是个筐，其它专业审计都可装”的现象。

4、其他财政收支反映的问题不够及时。由于当年计划安排的财政专项资金审计、企业审计、投资项目审计等，一般要在第四季度才能出结果，而预算执行审计结果报告和工作报告一般在第三季度向政府和人大报告，所以当年的审计结果报告和工作报告只能将上个年度的财政专项资金审计、企业审计、投资项目等审计情况进行反映，所反映的其他财政收支问题则一般是前个年度情况。这些问题由于时间间隔较长，一方面冲淡了审计结果报告和工作报告的时效性，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审计机关效能的负面影响。

多年来的审计实践表明。预算执行审计是一项总揽全局的系统工程，必须将财政审计、行政事业单位审计、专项资金审计、建设项目审计等列入财政预算执行审计范围，形成一个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审计整体。尤其是财政预算管理改革后，审计范围更广、直接审计对象更多，这就需要调整审计计划管理方式，建立由综合部门牵头、以财政审计为主体、各专业审计共同参与，既明确分工，又相互配合的审计组织体系，即建立预算执行审计与各项专项审计有机结合的预算执行审计工作运行机制，通盘考虑本级预算执行审计工作，按照整合财政审计资源的要求，预算执行审计要坚持“统一审计计划，统一审计方案，统一审计实施，统一审计报告，统一审计处理”的原则，做到全局一盘棋，有计划、有重点的开展工作。

1、加强立项前的调查研究工作。预算执行审计计划中部门单位的确定是计划工作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确立审计的部门单位前，加强调查研究，保证计划的科学性，是完成预算执行审计任务的前提条件。因此，在编制审计计划前，可以通过搜集、研究宏观经济信息和决策动态，走访人大、财政等有关机构和部门，召开专家学者咨询会，网上征求意见等方式，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同时，对审计的必要性、项目的风险、审计的难度、可能的结果等进行充分的评估，切实保证审计项目的重要性、针对性和可行性。

2、将预算执行计划的“一上一下”模式改为“二上二下”模式。前面说过，预算执行的计划主要是各业务处室提出，预算执行审计部门挑选，饭厅局办公会审定下达，实际上就是“一上一下”，基本上不可能进行调整。为了保证预算执行审计的年度审计重点与长期审计重点，可以实行“二上二下”模式，即：由计划管理部门根据国家宏观政策、根据前期调研掌握的情况，提出各业务部门预算执行审计计划草案，交各业务部门讨论、论证，各业务部门和组织预算执行审计部门结合本部门掌握的情况，提出修改意见；计划管理部门结合上述意见对计划进行修改，报厅局办公会审定下达。

财政所个人工作计划篇3

一、健全制度，加强管理，细致认真地做好本单位计生基础工作

财政局机关和二级单位现有在职员工228人，已婚育龄妇女41人，其中：一孩41人（放环41人），二孩2人（女扎2人），多孩0人。

一是健全了办事机构。财政局领导充分认识到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建立健全了计划生育办事机构和各项规章制度。

二是做好基础性工作。每月及时上报各种表格、组织人员检查、发放各种学习资料和药具，督促已婚育龄夫妇全部签定计划生育合同。

三是加强培训。为提高全体干部职工对计生工作的理解与支持，逐渐熟悉计生工作业务，财政局内部常年坚持以会代训制度，每两个月还举办一期计划生育法律知识培训班，邀请计生和法律方面专业人才来局传经送宝。

四是落实独生子女保健费等政策。

二、发挥职能，统筹安排，为全市计生工作提供坚强的财力保障

一是把计生事业费纳入财政预算，使之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每年初，将计生事业费列入财政预算，按照计生工作的有关规定，根据全市财政经济的发展水平，逐步提高人口与计划生育经费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使计划生育事业费增长幅度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完全达到了国家对这项工作的具体要求。对拨款进度随时进行检查，并联合审计、物价、计生等部门到基层单位检查计划生育经费落实情况，督促计生经费的全面落实和解决。

二是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后，为保证乡镇场计划生育工作的正常运转，市财政局与各乡镇一同出主意、想方法，把乡级计划生育所需各项经费纳入乡级财政预算，切实保障了基层计划生育事业经费的必要投入。

三是对计生专项经费进行监督检查。督促乡级财政部门落实好上级有关计划生育经费的规定，加强对计生经费的管理和监督，指导乡级财政部门对计划生育工作开展较好的贫困村和农户优先安排贫困资金。为做到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等计生经费的专款专用，市财政局与审计局、计生局开展联合检查，对计生经费的投入使用情况进行跟踪问效，全面检查，确保了专款专用，发挥了资金效益。计划年底再会同有关部门对全年经费到位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大检查。

三、严格把关，专款专用，确保计划生育经费取得实效

一是市级计划生育事业经费投入已达到上级规定的要求，并按照上级要求，切实做到专款专用。2010年，拨付专项计划生育事业费1507.6万元，人均13.45元；2011年计划生育事业费财政预算是1734万元（人均15.3元）。2011年1－9月份，已拨付专项计划生育事业费1225万元，其中：60万元用于奖励终生只要一个女孩的农村独女户家庭。除满足个人部分支出外，重点用于购置医疗器械设备、服务用车、办公自动化设备、网络建设等，“四术”达到全部免费，各项指标完全达到了上级要求。

二是对收取的计划外生育社会抚养费严格按“收支两条线”管理使用，做到了统一征收，专户储存，专款专用。2010年，征收社会抚养费544万元；2011年1－9月份征收社会抚养费260万元。

财政所个人工作计划篇4

文章标题：计划财务科科长竞职演讲稿

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

按照本局中层干部竞争上岗方案，我积极报名竞争。我竞聘的第一志愿是计划财务科科长，按照方案程序，现向大家汇报。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基本情况

本人****年**月毕业于****学校《财会专业》，****年**月至今，一直在***单位从事财务会计工作。****年**月取得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会计专业》大专毕业文凭。****年**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年**月起任计划财务科科长。

二、竞争理由

本人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思想上积极上进，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敬业爱岗，熟悉财经法律、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掌握会计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对工作充满热忱，勤恳工作，遵纪守法，廉洁奉公，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依法办事，搞好服务。我认为自己符合竞争计划财务科科长职位条件，自荐竞聘，愿为发展交通事业而奋斗。

三、做好计划财务科科长的决心和信心

几年来，通过组织开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活动和内部审计、会计电算化的推广与实施，使我系统的会计基础工作明显提高，会计工作为企业、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我对今后的计划财务工作充满信心，同时也有决心做好。

1、根据政策、规定和财政部门的要求，认真编制局本级、****所、****处的年度财务收支综合预算，坚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适当留有余地，正确区分轻重缓急，确保重点，统筹兼顾，合理地安排各项支出。同时，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编制交通建设专项计划。

2、积极做好省、市安排项目可行性研究的评估、上报、下达，并做好实施阶段的监督检查。认真编制公路、水路年度投资计划，搞好交通建设资金的专项核算和管理，规范资金管理。第一，财政补助资金，根据工程管理部门提供的工程项目实施情况，及时向财政部门提出申请，使资金尽快到位。第二，银行贷款，要事先与银行商定，以最佳效益为原则，确定到位时间和金额。第三、“四自”工程贷款数额大，投资回收期较长。目前尚无法归还到期贷款，要与有关银行密切联系，及时办理到期贷款的展期或期限变更手续，保证贷款不逾期。第四，严把建设资金支付审核关，要审核凭证是否合法，支付金额是否符合工程进度和文件、合同规定，手续是否完备，使交通建设资金安全、高效、及时拨付给有关单位。

3、加强规费征收管理，规范票据管理，严格执行预算外资金管理制度，坚持“收支两条线”，把规费及时解缴上级或财政专户。对所属单位的规费征收、管理要组织抽查，加强监督管理，使规费征收规范有序，做到应征不漏，避免重征。

4、加强内部审计，实施财务监督，督促所属单位进一步规范会计基础工作，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推动政务公开，加强廉政建设，进一步促进交通事业的发展。组织业务能力强、思想素质好的财会人员参加内部审计。在审计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保守秘密，忠实履行法律赋予的权力和义务，严格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会计制度、财务制度来审计。审计财务收支是否真实、合法，专项资金是否专款专用，内部控制制度是否严密。坚决抵制违反财经纪律、铺张浪费、假公济私等行为，切实维护国家、单位、个人利益和会计工作秩序。

5、认真贯彻执行《统计法》，负责搞好交通行业综合统计，准确、及时上报各种统计报表。加强统计基础工作，建立统计台帐，并指导、督促所属单位依法做好统计工作，为领导决策提供信息。

6、积极参与企业改制工作，严格审核报损处理，及时拨付企业改制基金，确保企业人员安置工作顺利进行。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做好产权登记、年检。积极配合财政部门，搞好小汽车购置审批和政府采购审批。积极帮助所属单位衔接财税方面的工作，尽力为基层多办实事。

7、加强会计人员、统计人员队伍建设，组织会计、统计人员参加上岗培训、业务培训。发动会计人员参加学历教育和会计电算化等级考试、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鼓励会计人员自觉学习财经法律、法规和会计制度，进一步提高会计、统计人员素质，培育我们的职业荣誉感，激发敬业精神，使我系统的会计和统计工作再上一个台阶。

8、强化科室内部管理，带领本科同事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和业务知识学习，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认真贯彻“收支两条线”和“四统一”政策，积极配合会计核算中心，做好局和交通管理所的会计报帐，同时做好建管处和各专项工程的核算管理，搞好会计档案、统计档案的整理、立卷，努力做好职责范围内的各项工作和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积极为领导当好参谋。

不管这次竞聘能否成 功，我愿服从组织决定，继续加强政治、业务学习，不断努力，勤恳工作，努力为交通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谢谢大家！

竞聘人：***

****年**月**日

财政所个人工作计划篇5

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将开展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年度预算，确保按时足额到位。

第三条奖励扶助对象依据本办法规定，享受奖励扶助政策待遇，不影响其享受法律、法规、规章所规定的其他奖励优惠政策待遇。

第四条鼓励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人为农村计划生育家庭提供捐助。

县级以上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受理捐助，捐助款项纳入当地财政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订的各项惠民便民政策，要确保农村计划生育家庭优先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提高实行计划生育的农村独生子女户和双女结扎户家庭的优惠补助标准，给予其人均、户均增发相当于当地补助标准1/2以上的补助资金。

第二章奖励扶助对象

第六条凡户籍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夫妻均为农村居民，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适用本办法。

第七条享受本办法规定奖励扶助政策的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包括：

（一）依法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并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家庭；

（二）依法终身只生育两个子女并自觉主动落实了结扎措施的家庭；

（三）依法生育两个子女，其中一个子女未满18周岁死亡，只剩下一个子女，并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不再生育的家庭；

（四）离婚或丧偶前依法只生育过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儿，离婚或丧偶后不再婚或再婚后不再生育的家庭；

（五）再婚夫妻一方依法只生育过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过，再婚后不再生育的家庭；

（六）再婚双方依法各只生育过一个女儿，再婚后不再生育的家庭。

第三章奖励、救助与扶助

第一节奖励

第八条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妻，依法生育两个子女，自觉主动落实结扎措施的，按下列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

（一）在本办法颁布施行后依法生育的双女户，在产后六个月内自觉主动落实结扎措施的，一次性发放奖励金1500元；

（二）在本办法颁布施行后依法生育的，除双女户以外的计划生育家庭，在产后六个月内自觉主动落实结扎措施的，一次性发放奖励金1200元；

（三）在本办法颁布施行前依法生育的双女户，在本办法颁布施行后六个月内自觉主动落实结扎措施，女方年龄在35周岁以内的，一次性发放奖励金1000元；

（四）在本办法颁布施行前依法生育的，除双女户以外的计划生育家庭，在本办法颁布施行后六个月内自觉主动落实结扎措施，女方年龄在35周岁以内的，一次性发放奖励金600元。

第九条农村计划生育家庭依法生育一个男孩并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一次性发放奖励金1000元。

符合生育二孩条件，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并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农村计划生育家庭，一次性发放奖励金2000元。

第二节救助

第十条农村独生子女未满18周岁，因意外伤残经设区的市组织医学专家鉴定为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或生活自理能力的，每年发放600元的救助金，直至其年满18周岁止。

前款规定的对象，符合社会救助条件的，按照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以及特困户生活救助等制度的规定给予救助。

第十一条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夫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给予每人每年不低于600元救助金，直至年满60周岁止：

（一）独生子女死亡，不再生育也不收养子女的；

（二）农村计划生育双女户家庭，一个或两个女儿死亡，不再生育也不收养子女的；

（三）除双女户以外的依法生育两个子女的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子女全部死亡，不再生育也不收养子女的。

第十二条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夫妻本人依法落实计划生育手术，因手术出现并发症，经设区的市组织医学专家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一次性发放4000元补助；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一次性发放2000元补助。

前款规定的对象，符合社会救助条件的，按照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农村五保户供养、特困户生活救助等制度的规定给予救助。

第三节扶助

第十三条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独生子女考生和双女结扎户女儿考生，报考普通高中、中专和普通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时，按照分数线总分降20分录取，具体办法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制定。

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独生子女考生和双女结扎户女儿考生，报考普通高等院校和普通高等职业教育学校时，按照分数线总分降10分录取，具体办法由自治区教育厅负责制定。

第十四条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免除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子女年满18周岁前）所承担的农村一事一议的筹资筹劳。

第十五条农村独生子女户和双女结扎户及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每年缴纳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费用，由其户籍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负担。

第十六条发展改革部门在以工代赈、异地搬迁中应当优先安排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并在项目、资金安排上给予适当倾斜。实施异地安置扶贫、库区移民搬迁项目时，在人均补助标准的基础上，给独生子女户、双女结扎户家庭人均增发1/2以上的补助资金。

第十七条民政部门要将生活困难，符合救济、救助条件的农村计划生育家庭优先纳入五保户供养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实现应保尽保。

第十八条农业、水利、林业、扶贫、科技、劳动保障、卫生和金融等部门，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开发、扶贫到户贴息贷款、沼气池项目安排、劳动力转移、技术培训、农业新技术和优良品种推广应用、改水改厕等方面，应当优先照顾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并在项目、资金安排上给予适当倾斜。

第十九条教育部门在实施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免费提供教科书、免杂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政策时，应当优先安排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子女。

第二十条妇联组织在实施“春蕾计划”、“双学双比”等项目时，应当优先安排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并在项目、资金安排上给予适当倾斜。

第四章资格确认

第二十一条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按下列程序确认：

（一）奖励扶助对象向户籍所在地村委会提出申请；

（二）村委会调查核实，将符合条件的奖励扶助对象名单在村民聚集地公示七日无异议后，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查；

（三）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人员进村入户、走访群众调查核实，将符合条件的奖励扶助对象名单在村民聚集地公示七日无异议后，报县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

（四）县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组织人员进行复核后，由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与符合奖励扶助条件的对象签订《广西*自治区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合同》，免费发给《广西*自治区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证》；

（五）奖励扶助对象凭《广西*自治区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证》享受奖励扶助。

第二十二条县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年度建立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永久档案，录入计算机管理。

第二十三条享受本办法奖励扶助的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的，按照以下规定处理：

（一）夫妻一方或双方由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的，从发生变动之月起，停止享受有关奖励扶助政策待遇，已领取的奖励扶助金不再收回；

（二）子女由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的，从当月起停止享受有关奖励扶助政策待遇；其父母仍属农村居民的，继续享受有关奖励扶助政策待遇。

第五章资金保障和部门职责

第二十四条奖励救助金按下列比例负担：

（一）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奖励金，属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县的，由自治区财政负担50%，市级财政负担20%，县级财政负担30%；属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较好县的，由自治区财政负担40%，市级财政负担30%，县级财政负担30%；属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薄弱县的，由自治区财政负担30%，市级财政负担30%，县级财政负担40%；

（二）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奖励金，属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由自治区财政负担60%，市级财政负担20%，县级财政负担20%；属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由自治区财政负担50%，市级财政负担20%，县级财政负担30%；属非国家、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由自治区财政负担40%，市级财政负担30%，县级财政负担30%；

（三）本办法第十条第一款和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救助金，由自治区财政全额负担；

（四）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救助金，由户籍所在地县级财政全额负担。

第二十五条本办法规定的扶助项目所需资金，由相关部门依据职能负责落实。

第二十六条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负责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的确认工作。

第二十七条县级以上财政、人口和计划生育、审计、监察等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资金按时足额到位、专款专用。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违反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停止享受奖励扶助政策待遇，由县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收回已领取的全部资金，上缴财政专户。

第二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追究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并追缴其非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弄虚作假或以其他手段骗取奖励扶助金的；

（二）贪污、挪用、截留、克扣奖励扶助金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七章附则

第三十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设立举报电话，鼓励公民和社会进行监督。

第三十一条各级人民政府要做好本办法与本地区相关政策的衔接工作。各市、县（市、区）现行奖励扶助制度规定的标准低于本办法规定的奖励扶助标准的，按本办法规定的标准执行；现行奖励扶助制度规定的标准高于本办法规定的奖励扶助标准的，可按原标准执行。

自治区鼓励各市、县（市、区）根据本办法的精神，制定配套奖励扶助办法或在本办法的基础上适当提高奖励扶助标准。各地制定的奖励扶助办法，报自治区人口计生委备案。

第三十二条本办法所称的生育包含收养。

第三十三条本办法所称的奖励、救助与扶助资金具体发放的有关规定，由自治区人口计生委、财政厅负责制定。

第三十四条本办法涉及的计划生育政策问题，由自治区人口计生委负责解释。

财政所个人工作计划篇6

然则，“类型化”方法当如何适用于财政立宪制度之研究?笔者以为，“财政国家”之立宪制度体系均可由“纵”、“横”两面分析之。以纵向面而言，除非人数为几万人以下、面积极为狭小的城市国家或者岛屿国家，囿于财政管理上的信息成本和执行成本，全国性政府必然不能对所有公共事务予以直接处理。由此，政府层级之设置、收支职能之划分乃势所必然，此中必然衍生出“财政收支划分制度”等重大课题，并以“集权国”、“分权国”为两“极”而衍生不同的宪法类型。而每一级政府的财政制度中，亦无非包括“收入”与“支出”两个内容———就“收入面”而言，其制度形态可以区分为“所有权者国家”与“税收国家”等数种类型;就“支出面”而言，可区分为“计划国家”与“预算国家”、“全能国家”与“夜警国家”等数种类型，盖前者以财政支出之控制手段作为类型化标准，而后者则是以财政支出之社会职能作为类型化标准。对此，笔者在本文中拟作初步之探讨。

一、“集权国家”抑或“分权国家”:财政收支划分制度的宪法类型

在国家学上，就全国性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通常有“联邦制”与“单一制”两种宪法类型。一般而言，单一制国家的全国性政府在制定财政分权规则等方面具有更为强势的地位，故而其财政制度上中央集权的属性更为明显;联邦制国家的联邦成员在财政分权规定之制定与形成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参与权甚至主导权，故而其财政制度上地方分权的特征较为典型。当然，现代单一制国家也普遍在宪法或法律文本中设定“地方自治”等分权制度，它亦得作为“分权国家”之形态而存在。是故，以全国性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在财政资源配置份额上孰重孰轻为标准，我们或可将所有国家区分为“集权国家”与“分权国家”两种类型，以此对中国的财政收支划分制度予以更为深入的分析。

(一)由“集权国家”走向“分权国家”:中国财政收支划分制度的宪法类型?

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乃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之典型特征，它决定了高度集权的财政收支管理制度模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中央政府的经济计划支配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财政管理则沦为国家经济计划之“附庸”;如此，则经济计划制定权之所在，即财政决策权之所在。但是，正如胡书东先生所言，计划经济体制的实施必然产生两类信息问题，其一是因为管理宽度和长度而产生的信息问题，其二是由于产品供需复杂而产生的信息问题，财政分权是应对这两类信息问题的合理选择———当管理幅度太宽，管理链条太长的时候，微观经济单位和中央计划当局之间存在极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责任不对等问题，中央计划当局不可能及时发现和纠正微观单位的机会主义行为;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下，地方当局和企业也没有积极性和客观物质条件“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自己的信息有时将资源配置和利用推向生产可能性曲线，以达到帕累托最优。③为了解决经济计划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信息成本与执行成本问题，中苏两国在财政收支管理体制方面均进行了积极探索。譬如，从1917年到1957年，苏联施行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联盟预算占国家预算总额的70%－80%。从1957年开始，苏联开始下放大批中央企业，并着力通过制定《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和加盟共和国预算法》、《加盟共和国预算法》及《自治共和国和各地方苏维埃预算法》扩大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力;从1957年到1965年期间，联盟中央财政收入平均占国家财政收入的48．8%，支出占42．6%。从1965年开始，勃列日涅夫重新收回下放的企业和财权，恢复联盟中央财政的主导地位，到1981年中央财政支出比重上升到54．5%。④相对而言，中国的财政收支管理体制改革则比苏联走得更远。早在1955年，各省市负责人向反映，中央对经济统得过死，严重束缚地方和企业的手脚，要求中央向地方放权;这些意见引起了主席的重视。1956年，他提出中国不应当学习苏联集权式的模式，应当注意美国分权式的联邦制模式，他还主张地方权力过小对建设社会主义不利。1957年11月，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国务院改建管理体制的文件，决定于1958年实行“下放权力”的改革，其中包括:下放计划权、企业管理权、物资分配权、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投资和信贷管理权、财政权和税收权、劳动管理权等。此后，中国政府进行了长期的“权力下放”改革试验。胡鞍钢认为:“到1975年，中央占财政总收入只有11．8%，是历史最低点，在世界各国这一比重也是最低的，同期中央占财政总支出的49．9%。由此看来，很难说当时的中国的计划经济是属于一个典型的中央集权经济，说是地方分权型的计划经济也许更确切。”⑤从制度比较意义上讲，中国当时的财政体制可能更加接近于“权力下放”体制而非真正的“地方分权”体制———“权力下放”是指“权力在同一机关内部转移的技术，其中一个高级机构的决定权向同一机关的下级机构转移”。⑥但实际上，中国的地方政府经由“权力下放”改革而逐渐获得相当之自限，这不仅使中国的制度模式迥异于前苏联高度集权的传统社会主义财政体制模式，而且此种改革试验还在实质上奠立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财政联邦主义”制度模式之历史基础。自20世纪70年代末、尤其是1994年以后，中国的“放权”改革开始突破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收支划分制度模式，向财政分权改革及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转型。具体而言，国务院于1993年12月15日颁布《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对于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收入作了比较明晰的划分，并规定从1994年1月1日起分设中央税务机构与地方税务机构，由中央税务机构即国税系统专门负责中央税收的征缴工作。分税制的建立，不仅极大地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而且地方政府，尤其是县市等基层政府，亦经由分税制改革而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财政收支上的独立地位。譬如，在财政收入方面，地方固定收入包括:营业税(不含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交纳的营业税)，地方企业所得税(不含上述地方银行和外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地方企业上交利润，个人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不含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交纳的部分)，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牧业税，耕地占用税，契税，遗产或赠予税，土地增值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等。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包括:增值税、资源税、证券交易税。一般而言，虽然各省区以下的财政分权体制各不相同，但是县(市)级政府一般可以获取部分增值税，以及大部分的土地出售收入。

(二)由“行政分权国家”转向“分权国家”:中国财政收支划分制度的“愿景”

在法国宪法上，“地方分权”之有别于“权力下放”，因为它是“建立于地方利益的概念上，是区别于国家的公共团体，由民选议会自由治理，由宪法规定并受法律保障，具有法人资格、财政自和自身的审议与执行机关，得在行政法院和审计法院的监督下负责独立于国家的财产管理和公共服务。”⑦更为明确地说，此种“地方分权”乃是以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地方自治”等制度作为载体，而形成的一种“分权制度”而非“行政分权制度”。依据中国现行宪法第89条第4项、第6项、第14项、第15项和第17项之规定，国务院有权“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体划分”，“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乃至“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区域划分，批准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的建置和区域划分”，“审定行政机构的编制，依照法律规定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人员”。因此，在宪法和法律没有明确确认“地方自限”的条件下，中国能否成为“分权国”并建立真正的财政分权制度，这在宪法释义学上不无疑问。其实，从功能主义公法学的视角来看，中国在经过多年的财政收支体制改革之后，尽管宪法文本明确规定了国务院有权规定中央和省区政府之间的职权划分，国务院实际上却并不可能仅凭单方面的政治决断自由地行使此项权力。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央政府与省区政府之间的艰难博弈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经济学家钱颖一等人正是由此而将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财政包干制”、“分税制”称为“市场保护型联邦主义”(market－preservingfederalism)，其特点在于:多级政府的存在及其在各自权限范围之内的自治，次中央一级政府在其权限范围内对经济生活拥有决策权，而中央政府则有能力维护市场的统一与贸易自由，各级政府之间共享的财政收入有限而政府间的借贷受到严格控制以确保财政预算的硬性约束，政府间的权力分配规则趋于稳定化而不能由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单方改变。他们认为，中国的权力下放改革在1959年和1970年就曾经试行，但是1978年以后则开始向市场化转轨，1980年开始的“财政包干制”增强了地方政府尤其是省级政府的财政权力，在改革中获益的地方政府使得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更加难以逆转。⑧毋庸讳言，中国目前的财政分权体制还存在诸多问题，譬如:财权与事权不完全匹配，分权规则缺乏权威、稳定的法律依据，省以下财政分权体制尚不规范、各省区、市县之间财力配置严重失衡，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难以得到有效监控等等;这些问题说明:中国的财政收支划分制度亟需实现“行政分权国家”向“分权国家”的彻底转型。

二、“税收国家”抑或“所有权者国家”:财政收入制度的宪法类型

以财政收入来源之不同，“财政国家”可以被区分为不同的宪法类型。譬如，我国学者马骏认为:“根据收入来源不同，历史上主要存在六种财政国家:领地国家(domain－state)，贡赋国家(tribute－state)、关税国家(tariff－state)、税收国家(tax－state)、贸易国家(trade－state)、自产国家(owner－state)。自产国家和税收国家是20世纪财政国家的两大主要类型。”⑨马骏先生所谓之“自产国家”，即财政宪法学之所谓“所有权者国家”，它与“税收国家”构成现代国家财政收入制度之宪法类型的两“极”。葛克昌教授指出:“所谓‘租税国’乃相对于‘所有权者国家’。远古时期，国家从事农牧活动，以土地收入为主要财源，其后国家独占盐铁酒专卖权、货币制造权、部分企业统营权，以其收入为财政主要来源。现代共产主义国家，原则上把生产工具收归国有，故此种‘企业者国家’亦可归入广义‘所有权者国家’概念之内。”瑏瑠此番见解深刻揭示了传统社会主义的财政经济制度模式之核心特征，但是当今中国之财政收入制度则似乎已经形成“所有权者国家”与“税收国家”的混合形态，尽管其中或许还存在些许潜在冲突。

(一)“所有权者国家”乃是传统社会主义财政收入制度模式之典型特征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并实施“高度集权”、“政企不分”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所有制结构上，1975年《宪法》与1978年《宪法》均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此为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经济制度之基础，学者多将其归因于意识形态等因素之决定性影响。但是，正如林毅夫教授所指出，中国、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是亚洲、中南美洲等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都曾经选择大致相同的传统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的逻辑起点是其“赶超型发展战略”选择，此种战略的核心是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而其实施保障则是高度统制的管理体制，其中包括:为控制经济命脉而推行经济的国有化或过高的国有经济比重;政府参与稀缺资源的配置和实行贸易垄断，为扶持没有自生能力的工业而建立产业保护制度和设置进入障碍;为了向处于战略优先地位的产业提供优惠的投入条件而订立利率上限并控制金融业，实行金融压抑;为了鼓励工业发展和鼓励工业企业家而实行向城市倾斜的社会福利政策;等等。瑏瑡据世界银行(1995)统计，二战后各国盛行国有化浪潮，20世纪70年代到达鼎盛时期。1978年，国有企业在8个工业化国家的比重达到8%，在发展中国家达到23%;英、法、西班牙及印度、墨西哥、巴西等诸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倍受执政党推崇。瑏瑢可见，传统社会主义诸国之所以形成“所有权者国家”模式，并非意识形态因素所独使然，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其选择的“赶超型发展战略”———此种发展战略不仅需要“扭曲产品及生产要素价格”的政策环境，它还需要以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等高度集权的资源配置机制以及国营企业上缴的“利润”、农业税、产品价格剪刀差中的“隐性农业税”等组成的财政收入作为制度基础，方可有效运作。

具体而言，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之作为“所有权者国家”，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制度配置:

第一，工商业部门国有化并由国营企业收入构成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在产业体系中，重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技术与人才。因此，中国以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为蓝本，试图通过“三大改造”实现各生产部门的国营化或集体化，以此支撑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选择。具体而言，在各工商经济部门实现国营化之后，国家就可以通过行政手段直接获取企业的利润，为重工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马斯格雷夫指出，虽然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将公营企业的利润说成是税收，但是它与税收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这种“利润税”的年税率取决于计划的资本投资范围。从统计数据上看，从1950年到1957年期间，国家财政收入主要由各项税收与企业收入组成，但是企业收入由建国初期仅占14%的比重迅速扩展为47%的比重，1958年企业收入即已超过各项税收的收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瑏瑥这说明，工业部门国有化并由国家直接征收国有企业的利润本身就是“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实施的重要途径，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乃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模式的重要基础。

第二，农业集体化并通过农业税及价格剪刀差为工业发展提供资本积累。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曾经提出了原始社会主义积累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为了将投资集中于重工业，必须主动推迟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严格控制消费，甚至不惜降低消费，以很低的价格从农民那里购买产品，同时通过税收和制定很高的工业品价格削减农民的购买力。实际上，斯大林从1929年起决定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控制粮食生产，为超高速的工业化取得资金。这样，粮食收购实际上就变成了余粮征集制的性质。美国学者奥尔森也认为:“集体农庄主要是征税的一种工具，而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要求。

意识形态所倾向的组织体系是国家农庄，在农庄内工人被支付工资，而国家获得剩余产品。但国家农庄的大部分产出以工资形式支付给个人，所以这些农庄不用向政权提交大量的剩余。斯大林故而选择了集体农庄，并规定集体农庄成员有义务供应它所要求的数量的产品:集体农庄无法保有所需的资源，以向其成员支付国家农庄的工资。集体农庄不像国家农庄，似乎是为了‘税收征集’的目的而不是为了‘集体主义’治理而组织起来的。”20世纪40年代以后，“农业集体化”被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升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最终成为所谓“莫斯科共识”的重要内容，并为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所采纳。从这种意义上说，农业部门集体化并由国家通过农业税、“价格剪刀差”等方式征收农业的“剩余产品”，这也是“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方式。是故，政府从“集体农庄”等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获取巨额财政收入，亦为传统社会主义“所有权者国家”模式之重要内容。

(二)“税收国家”乃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收入制度之基本形态

如前揭所言，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中存在的诸种弊端，中国政府自20世纪50年代起即开始了以“放权”为内容的改革进程;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此种“放权改革”并不仅仅停留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下放权力之层面，而是逐步走向政府向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放权让利”、进而允许私营企业存在并对其逐渐放松管制程度的市场化改革道路。具体言之，从1978年以后，最初是为了“调节企业的利润水平”、“加强对企业的财务监督”，后来则主要是为了“增强国营企业的活力”，经过了1979年到1983年试点之后，中央政府从1983年起对国营企业全面开征企业所得税，以部分取代原来的国营企业上缴利润。从1984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央政府又试图从“税利并存”过渡到完全的“以税代利”，其具体做法是对盈利的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国营大中型企业按55%的比例税率征税，国营小型企业按照新的8级超额累进税率征税)和国有企业调节税。但是，1987年开始实施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使得国营企业所得税名存实亡，故而从1988年开始我国又对国营企业实行“税利分流，税后还贷，税后承包”的改革试点，在此情形下企业所得税税率有所调减，而国有企业调节税则最终被取消。

与此同时，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不仅为政府财政收入开拓了广泛的税源，更是契合了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其宪法地位被逐渐承认。譬如:1988年通过的第一条宪法修正案承认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并规定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9年通过的第十六条宪法修正案将“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定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通过的第二十二条宪法修正案则进一步明确宣布“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非公有制经济逐步被承认的过程，其实也是中国内资企业税收制度及整体税制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1986年国务院颁布了《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暂行条例》、1988年国务院颁布了《私营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特别是1994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统一实行33%的企业所得税比例税率。从国家财政收入的各个项目来看，1978年国营企业收入为历年最高(571．99亿元)，此后逐年降低，到1993年仅有49．49亿元;而税收收入则由1978年的519．28亿元逐年增加，1993年增至4255．30亿元，2004年更是增加到26396．47亿元。当前，税收已经成为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占财政收入的90%左右。

葛克昌教授认为:“租税国家与所有权者国家之区分，主要在于租税国家承认私有财产权，纳税义务人之经营基本权活动(如职业与营业自由)受宪法保护;国家对生产工具再无概括及全面之支配权;国民无公法上之服劳役义务;并肯认私法自治原则，以自行安排其社会及经济生活。”瑐瑡通过数十年的改革开放，纳税人之私有财产权、营业自由权以及私法上之当事人自治原则已经为中国宪法和法律所肯认;由此来看，则“税收国家”在中国已然确立。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政府依然拥有数额巨大的国有资产，尤其是城市土地之所有权依然归属于国家所有，其经济收益成为市县等地方政府极为依赖的财政收入。因此，在财政收入制度上，中国依然属于“所有权者国家”与“税收国家”的“混合形态”。然则，传统“所有权者国家”模式强调“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甚至不惜以行政管制为手段维持部分国有企业的经营权垄断地位、维护土地等国有资产的垄断收益，它与“税收国家”形态或许会产生些许制度摩擦。中国《物权法》制定过程中所产生的宪法争议，正好折射出此中潜在的价值冲突。当然，正如胡书东博士所言，企业之存在不仅可以为政府提供充足的政府财政收入来源，而且可以解决本地区劳动力就业等社会问题，更可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加地区经济发展之“政绩”。故而，中国政府不仅对国有企业有“父爱主义”倾向，对非国有企业同样存在“父爱主义”倾向;其中的关键并不在于企业是否国有，而在于企业是否能够为相关政府带来前述三大好处。

或许，正是在税收收入、经济效率等因素的刺激之下，从20世纪80、90年代起中国国有企业数量、就业人数、产出比重等等均在逐年下降:2002年中国国有企业数量不到30000家，占全国企业总数仅为16．22%;国有企业现价总产出为17271．1亿元，总产出占国家工业总产出的比率降至15．59%。瑐瑣当然，尽管中国的国有企业之数量虽然在市场竞争条件下有所调减，但是政府却通过强化行政管制等方式依然保持了对社会经济的强势控制。如果中国脱离“所有权者国家”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之后，又能避免沦为过度干预市场运作的“统制型国家”模式;如此，则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国家”、“税收国家”将可以继续得到巩固与完善。

三、“计划国家”抑或“预算国家”:财政支出制度的宪法类型

(一)由“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中国财政支出制度的宪法类型之惑

近年来，王绍光先生所提出的“预算国家”观念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他提出:“我把‘预算国家’定义为拥有现代预算制度的国家……现代预算必须是经法定程序批准的、政府机关在一定时期的财政收支计划。它不仅仅是财政数据的记录、汇集、估算和汇报，而是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必须由行政首脑准备与提交;它必须是全面的、有清晰分类的、统一的、准确的、严密的、有时效的、有约束力的;它必须经代议机构批准与授权后方可实施，并公之于众。拥有这种预算体制的国家，才可以被称作预算国家。”笔者非常赞同王绍光先生关于“预算国家”之理论创见，及其有关中国财政预算制度改革的理论观点。但是，王绍光先生将“税收国家”作为“预算国家”相对应的“财政国家类型”，并且认为“只有‘税收国家’才可能变为‘预算国家’”，则此种观点似乎有失偏颇。“税收国家”乃是国家财政收入制度的一种宪法类型，其对应者为古代的“领主国家”或者今日之“所有权者国家”;而“预算国家”则是国家财政支出制度的一种宪法类型，其对应于古代之“家计财政国家”或者今日之“计划国家”。一般而言，“税收国家”与“预算国家”均须以政治民主为基础;故而，人民通过税收法律主义原则限制国家的税收权力之后，再通过财政预算控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事项及其金额，乃势所必然。因而，在“税收国家”的基础上建立“预算国家”，或许恰如王绍光先生所说的那样顺理成章。然则，这并不意味着“预算国家”必须以“税收国家”为前提———如前揭所言，在财政收入制度的宪法类型上，我国属于“所有权者国家”与“税收国家”之混合形态，其典型特征在于经营性国有资产、资源性国有资产的大量存在。尤其是，我国地方政府以“所有权者国家”之身份不断获取巨额土地收益，其对应之支出事项不仅关乎民生幸福，还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具有纳入“预算国家”体系的紧迫需要。

进而言之，尽管政府的所有财政预算均属广义上的“公共预算”，但是在预算编制技术上，我国政府的预算则是由“公共预算”(狭义)、“国有资本预算”等部分组成:“公共预算”主要保证政府一般管理职能和事业发展的资金需要，以供政府等公共部门维持日常运转之需，其资金来源于税收或者行政收费。而“国有资本预算”是由国有资本管理机构汇编、反映政府经营性国有资本收支、运营过程、结果、效率、现金流转和资本投入产出状况、投资规划与资金安排以及国有企业经营者在任期内制定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净资产利润率等预期指标的年度计划，瑐瑦其资金来源包括商业融资、政府拨款或者国有资产收益等等。因此，以中国之具体情形来看，唯有同时以“所有权者国家”和“税收国家”为基础进行预算编制，方可建立起真正实现财政预算的统一性，形成实质意义之“预算国家”。

(二)从“计划国家”到“预算国家”———中国财政支出制度的宪法类型之辨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都必须按照中央政府批准的计划和预算用钱，事先报计划，事后报决算，以核实资金的来源和用途，保证财政资金的按计划使用。与此同时，建设银行作为负责基本建设投资拨款和监督的专业银行，统一办理中央和地方各部门对基本建设的所有拨款业务。企业机关等用于基本建设的自筹资金，也集中于建设银行并根据中央政府批准的计划和预算监督拨付。由此可见，计划经济体制下也有财政预算或者概算，但是真正决定财政支出事项及其金额的却是政府发展经济的行政计划，财政机关及建设银行等部门则充当了“出纳”的角色。因而，“计划国家”与“预算国家”之差异，并不仅仅在于财政预算本身是否具有“内容的统一性”、“监督的有效性”(财政预算的此种特征在计划经济时期即已经初步具备)。更为准确地说，这两种财政支出制度之宪法类型间的本质区别，更在于财政预算本身的民主化、法治化———凡政府财政预算仍然主要依照行政机关议定的计划、规划得以编制，并通过行政命令、行政纪律保证其实施之效力者，均属“计划国家”(或者“新型计划国家”)而非“预算国家”。

近年来，我国政府为推进公共财政建设而采取了诸多改革措施，譬如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以及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强审计监督等等。无疑，这些措施均有助于增强财政预算的法律效力，促使政府财政真正朝代表民众公共意志、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民主财政”、“法治财政”转型。但是，我国在推进财政统一管理之同时，还须遵循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之原理，凭藉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民主议决与民主监督制度，增强财政预算本身的民主性并强化其法律效力，甚或引入域外的“纳税人诉讼”、“居民诉讼”等公益诉讼制度，适度扩张财政预算的“外部效力”，以便于公民监督权之行使。对于严重违反财政预算的违法机关或公务员个人，除了已构成犯罪者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者之外，人大及其常委会还可以通过“罢免案”等方式追究其政治责任。此种违反财政预算之法律责任追究制度的发展完善，方可保障财政预算的法律效力，使之最终落实民主法治之功能。如此，中国或可真正实现由“计划国家”向“预算国家”的转型。

四、结语: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受人民支出意愿之影响，租税国家的财政支出大量扩充，导致其常规租税无法支应，国家不得不过度举债，或者过度课税，终而使自身陷入危机。是故，初由“财政危机”，转为“经济危机”，终陷入“宪法危机”的困境，乃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的不归之路。然则，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受民主决策体制相对滞后等因素的影响，此种受人民扩张财政支出意愿所引发的财政危机尚不明显;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等外在环境却容易诱发政府盲目投资的财政支出扩张冲动，由此而可能引发严重的“财政危机”甚至加重“金融危机”。科尔奈曾经提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投资失败的风险将限制企业家盲目扩张的冲动;但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只有官僚而没有所有者，这样就几乎不存在任何内部的自我约束机制来控制这种扩张冲动，投资饥渴必然泛滥成灾。”如果政府决策者存在重大失误，则环境破坏和资源耗竭还可能继续恶化———“每一代人都会为下一代人留下沉重的包袱(由于总是推迟，紧急和繁重的任务将不断累积)和极不协调的经济结构。”

财政所个人工作计划篇7

论文摘要:在总结对政府工程项目资金计划管理实际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在电子信息处理时代下由电子信息处理系统实现资金计划安排、工程进度统计与工程资金拨付功能的基本构思。

政府工程存在项目多、单个项目投资总额大等特征，对应的资金计划管理工作相对来说就复杂许多。政府工程资金计划是政府年度财政经费计划的一部分，如果资金计划做得不合理，资金利用不充分或发生超投资计划的情况，都将会影响整个财政资金年度预算的执行不到位。

就目前政府工程投资资金管理的流程来看，工程资金的管理涉及到的部门主要有发改部门、财政部门及建设部门，数据使用部门除上述三个部门，还有审计部门、使用(管理)单位等。其中，发改部门负责区域内政府投资工程资金的计划统筹、资金安排，财政部门负责资金的拨付，建设部门主要是统计工程项目的进度情况及根据相关规定、合同条款计算应付工程款，工程资金的整个管理过程紧紧围绕年度资金计划进行，也就是说，无论财政部门的拨款还是建设部门的资金使用都必须严格控制在发改局下达的工程资金年度计划额度内，因此做好政府工程资金计划工作在整个政府工程资金管理中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工程年度进度预测工作由负责政府工程建设工作的建设部门完成。建设单位完成了项目的年度进度统计后，由发改部门根据项目年度预算安排资金。因为工程的进展受多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天气的影响较大，因此，工程进度的预算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准确，所以工程资金计划最好采用滚动预算的办法，一般可以以季度或月份为预算滚动周期。

目前，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出现部门之间信息沟通不及时的情况，比如说，某个项目的工程进度比年初的预测完成得快，通常会发生年初安排的资金计划不够用的情况，有些项目也会由于某些原因出现进展停滞、年度资金计划过于充裕的情况。由于工程进度是由建设部门统计的，而资金拨付现在都由财政部门负责直拨，即直接由财政部门根据建设部门申核过的工程进度量将工程款直接打到施工单位的银行账户上，而不经过建设单位的银行账户。所以当工程款支付请款单到了财政部门后才能发现这个问题。发现问题后再由建设部门以公文函件的形式报告发改部门，发改部门再重新安排计划资金。

信息沟通不及时的根本原因在于涉及到资金计划管理工作的部门没有实现数据共享，从而在整个资金计划管理的流程中出现了工作脱节的情况。工程开展需要充足并及时的资金保障，传统的资金安排管理程不顺畅，手续烦琐，极大影响了工作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工程的正常开展。下面简单阐述如何通过电子信息处理系统实现工程资金计划相关数据的共享。

多个用户共享数据库中的集成数据数据库的所有者允许其他用户访向它的数据库，称为共享数据库。可以利用局域网作为数据共享平台实现发改部门、财政部门、建设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数据库按部门划分模块，即分成建设部门(项目单位、建设单位)模块、发改部门模块、财政部门模块三个大模块，其中建设部门模块里面实现工程进度预测、工程完成进度的统计功能，发改部门模块负责资金统筹安排功能，财政部门负责资金拨付统计功能，由各相关部门将本单位负责的数据录入数据共享平台，各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快速地到数据共享平台取数，从而实现工程资金管理的高效率和高质量。

数据其享平台图示如下：

数据共享电子信息处理系统的基本工作思路是：

第一步，由建设部门根据下年度的工程进展安排预测下年度的工程进度，工程进度预测按 ABC类别进行分类，在每一类下再按项 目作为统计口径，利用数据库对共享数据进行管理，必须赋予每个工程项 目唯一的编码，所有的数据统计均按唯一的编码进行。

第二步，发改部门根据建设部门的年度工程进度预测，在资金总盘子内安排年度工程计划资金。

第三步，由建设部门按项目将每月的工程进度录入电子信息系统，由信息系统自动统计所有工程项目的累计完成进度情况，财政部门根据建设部门统计的工程进度，在发改部门安排的年度资金计划内支付工程款。

第四步，由电子信息系统定期对比工程累计进度与年度资金计划之间的关系，并由电子信息系统自动在年度资金总盘子内实现项 目之间的资金计划调整功能，调整后的资金计划可以由人工审核批准，经审核批准后的资金调整后计划作为下一轮预算期初的资金使用计划。

通过这三大模块、四个步骤的周期性工作，实现“年度工程进度预测一年度工程资金安排一年度工程实际进展情况统计一年度工程资金拨付一年度工程资金调整再安排”的功能，直接由电子信息处理系统完成工程资金的计划调整管理工作，这样既可以保证数据 的准确性，又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统计工作量。

政府工程投资管理对项目的总投资计划控制非常严格，上述的电子信息处理系统也应该将这个问题考虑在内，加强对项目总投资计划的控制管理。凡是累计完成投资进度达到了原总投资计划一定比例 (可以设为 90％或其它的比例)的工程项目，将不再根据实际完成的累计进度由电子信息处理系统自动调整资金计划，而必须由项目单位或建设单位以正式的公函将超投资的情况详细说明后，由发改部门审核批复。

在电子信息、网络应用日益发展的时代，利用电子信息处理系统实现对政府工程投资资金计划的管理是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作为一名政府工程资金的管理人员，不仅需要有资金管理方面的知识，也需要具备一定的电子信息应用软件、网络使用方面的基本知识，以跟上不断发展的信息经济时代的前进脚步。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3]邬义君，邱君．产业经济学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财政所个人工作计划篇8

社会抚养费是指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对社会增加公共事业投入的补偿，是从经济上承担后果的法律责任。对计划外生育实行经济限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手段。

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基本要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是一项具有显著社会效益的公益事业，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投入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投入，人口与计划生育所需经费应该纳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因此从本质上讲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与人口和计划生育经费财政投入理应不产生任何关系。但是通过我们对河南省的社会抚养费征收以及计划生育经费财政的投入和使用情况调查研究却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这种依存关系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历史方面。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其经费的投入由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财政承担到2002年的以财政投入为主、非财政投入逐渐增加，计划生育经费投入渠道呈现多元化。尤其对计划外生育户征收社会抚养费（计划外生育费），形成地方计划生育经费的补充来源之一。社会抚养费从其开征伊始就与人口和计划生育经费投入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是计划生育经费的主要组成部分。

二是财政政策方面。2002年国家颁布人口与计划生育“一法三规”和实行农村税费改革，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经费的主要来源由过去的乡统筹、村提留、各级财政投入、二胎生育调节费、义务工和社会抚养费(原计划外生育费)等，改为由中央和省财政拨付县乡转移支付资金。原乡统筹按比例提取的计划生育经费改为从中央和省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中按比例定额列支；村提留计生费和计生义务工被取消，社会抚养费按规定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收入全额上交财政。但是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中发[2006]22号）提出：“到2010年，全国人均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费在‘十五’期末人均10元的基础上增加到22元，继续安排“十五”期间已将社会抚养费、乡（镇）统筹费纳入财政预算的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费支出人均8元，届时，各级财政投入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费达到人均30元”。这样从国家政策上也使得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与地方财政投入的计划生育经费没有脱钩。在基层社会抚养费是人口计划生育经费投入的重要来源之一，甚至在个别地方70%的计划生育经费来源于社会抚养费的征收。

由于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与人口计划生育经费投入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在调动县乡人口计生部门的工作积极性、足额征收社会抚养费、遏制政策外生育、弥补人口计生经费的不足、经济发展水平低财政困难地区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等方面发挥作用。但更多地是带来了诸如：以超生养计生、以超生养财政、截留坐支、挤占挪用社会抚养费等一系列的问题。

二、当前社会抚养费征收与人口和计划生育经费投入存在密切联系产生问题的原因探究

1、各级财政对计划生育经费投入不足是导致社会抚养费与人口计生经费投入密切联系以及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由于基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经费缺口较大，得不到保障，只能用社会抚养费弥补，出现以“超生养计生”现象。目前基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奖励优惠、技术服务、经常性工作等方面经费需求量很大，财政投入的不足，导致这些地方只好通过加大会社抚养费征收来弥补。它的直接后果是，一个地方计划生育工作做得越好，社会抚养费征收数量就越少，兑现计划生育奖励和扶助的负担就越重，造成违法生育少的地方没钱花，而违法生育多的地方日子过得潇洒。因此，要保证工作正常开展，兑现计划生育奖励优惠等政策，完成工作任务，就必须要有一定的违法生育数量，这就与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立法宗旨背道而驰。

2、计划生育经费财政投入体制不合理，县乡投入比例过大。

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以来，财政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经费的投入的主要来源为县乡投入。而中央和省级投入严重不足。

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经费的来源主要依赖于县乡级财政，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财政收入多的地区尚可保证计划生育工作经费的足额拨付，但是对于那些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财政收入少的地区，县和乡（镇）人民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很难足额安排必要的计划生育工作经费，难以保证计划生育工作经费的足额拨付。

3、未能真正落实收支两条线，两者并未真正脱钩。

按照规定：社会抚养费及滞纳金全部上缴国库，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计划生育工作必要的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予以保证，即收支两条线，但是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看社会抚养费并没有做到与计划生育工作经费的脱钩，仍然是计划生育工作经费的组成部分。

4、有关政策的影响。现行的生育政策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仍然是鼓励一胎，限制二胎。由于群众生育二胎的愿望较高，每年仍有一定数量的政策外二胎生育，因此现阶段社会抚养费仍然有一定的征收数量。作为投入主体的县级财政，同时又是社会抚养费的管理主体，在自身财力有限，而社会抚养费又有一定的数量的情况下，很自然地就会使用社会抚养费来完成人口计生经费投入目标。

三、对策及建议

1、修订法律，加大人口和计划生育经费财政投入力度，将人口和计划生育经费财政投入纳入国家法定投入。保证人口和计划生育经费财政投入增长应高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切实解决好新形势下人口与计划生育经费投入问题。

2、确定合理的人口计划生育分级投入比例。根据各级财政财力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分级投入目标，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投入力度减少县乡投入比例，严格考核，保证人口和计划生育经费投入到位。

3、修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将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上缴省或市级国库管理，制定分级使用比例，将收益主体和投入主体分开，割断征收社会抚养费与人口计划生育经费投入的联系，

4、真正实行征缴分离、收支两条线。严格贯彻落实国务院颁布的《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全面实行社会抚养费“单位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纳入财政预算”的征管体制。同时起到奖先罚劣的作用，使违法生育少的地方使用经费不能少，违法生育多的地方使用经费不能多。

5、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发挥社会抚养费的本来职能。在依法行政的基础上，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标准对政策外生育对象征收社会抚养费。杜绝降低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保证社会抚养费征收到位。真正发挥社会抚养“加大政策外生育成本，补偿由于政策外生育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负担”这一根本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