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他社活动总结范文
时间：2023-11-08 10:59:30
吉他社活动总结篇1
论文关键词:安东尼·吉登斯“双重解释学”结构化理论针对性局限性
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可以说是一位划时代的社会学理论家。他提出的结构化理论，启发人们从新的视角来审视个人与社会、能动与结构之关系，在社会学研究中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在社会学发展史上，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取向，即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吉登斯不满于传统社会学流派对上述关系的割裂，认为在生活世界中社会系统与个体行动是非常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互动，在社会学理论中不应将它们割裂开来。
一、结构化理论的针对性
要认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必须首先了解他的“双重解释学”。“双重解释学”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其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人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
吉登斯深刻地探讨了作为结构化理论前提的社会学元理论的核心问题，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批判了社会学中从孔德到涂尔干等人形成的“自然主义”和“功能主义”倾向，在解决生活世界与社会科学专业性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科学的基本性质与任务等问题上，提出了“双重解释学”。以此为出发点，通过广泛的批判、借鉴其他社会学流派以及心理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双重解释学”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
与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针对社会学传统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努力实现二者的统一。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或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是传统社会学理论中两个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研究取向。秉承孔德“社会物理学”研究理路，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应当而且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他称这样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为“社会事实”(socialfact)。在迪尔凯姆看来，“社会事实”具有客观性、强制性以及社会性。而在吉登斯看来，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及其理论传统，对社会学来说本身就是错误的，它们仅仅是哲学二元论思维方式在社会学领域里的一种深层反映。因此，这样的社会学方法论必然无法解释、说明和把握社会的真实结构，必须用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去超越上述方法论的对立。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是针对帕森斯、墨顿等人的功能主义社会学方法论的。他试图努力打破功能主义神话，在关注社会宏观结构中实现宏观与微观的有机整合。其实，针对社会学方法论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二元论研究倾向，很多社会学家表示出越来越多的不满，试图用一种新的理论统一社会学二元论。同时，社会变迁的现实也需要对传统社会学方法论进行变革。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针对“二战”以后欧美各国社会变迁的实际。他试图超越“左”和“右”，寻求社会变迁的“第三条道路”，以真正实现现代性的自我认同。与哲学方法论所追求的形而上学不同，社会学始终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注重“经世致用”。因此，社会发展道路、社会发展模式以及社会发展动力等社会发展问题也就成了社会学关注的对象。
二、概念建构和理论批判的结果
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将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领域的成果融合起来，构建了一些具有一定解释力的概念，并在对社会学理论内部的各派理论进行大清理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这一过程与他的“双重解释学”思想是有内在呼应的。
吉登斯提出了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的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以实现社会学方法论中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统一。
吉登斯认为，个人所生活的社会本身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既有社会从宏观结构层面上对个体的制约，也有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两者相互统一于社会有机体中。她主张抛弃个体与社会的二元论，因此行动就必定是一个核心概念。更重要的是，行动不仅仅是个体的特性，也是社会组织或集体生活的要素。吉登斯认为:“在社会研究里，结构指的是使社会系统中的时空‘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性，正是这些特性，使得千差万别的时空跨度中存在着相当类似的社会实践，并赋予创门以‘系统性’的形式。”这样一来，吉登斯就将这样两对关系化约为一对关系—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的关系，并试图在这二者之间实现架通。他主张用结构二重性代替二元论。认为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现象系列，即某种二元论，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由此，吉登斯逐渐开始撩起他结构化理论的神秘面纱。他承认结构在整体上对作为个人存在的社会行动者及其行动具有某种“强制性”和某种意义上的不可选择性，但却不像涂尔干那样，强调前者对后者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他承认无论思考多么宏观复杂的社会问题，都要对主体以及主体的能动性有精微确切的理解，但却不像许多解释社会学家一样，一味强调个人是社会的惟一构成要素，埋头于人的具体行为、动机而不顾整个社会系统的反应。他坚持认为在社会理论中“结构”是一个必须的概念，但他关于这个概念的观点与英美功能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中的结构概念不同。英美功能主义中的“结构”概念是作为一个“描述性”术语出现的，法国结构主义是以还原的方式来使用这个概念的。他认为“结构”概念的这两种使用方法将导致从概念上模糊能动的主体。
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理性、动机和意图等，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间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因此“能动行为”和“行动”的问题就在吉登斯的整个分析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所谓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在吉登斯看来，社会整合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也就是面对面的互动，而系统整合则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行动者具有反思能力，社会整合就是建立在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与互动的例行化、区域化的基础上的，行动的例行化与区域化保证了跨越时空条件下社会互动的有序完成。吉登斯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由于时空的有机统一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统一，使得系统整合从属于社会整合;而在现代性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社会交往活动的扩大化，产生了时空分离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民族国家的兴起。在吉登斯看来，宏观社会结构的力量使得系统整合成为可能。
总之，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所要给出的最终答案之一，他的结构化理论的形成是他的“双重解释学”的具体运用，即用“敏感的”概念框架来解释社会世界，而不是寻找永不褪色的规则和定律。
三、结构化理论的局限性
吉他社活动总结篇2
论文摘要:安东尼·吉登斯是当代著名的社会学理论大师之一，以其结构化理论闻名于学术界。文章认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得以形成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吉登斯自己的学术旨趣, 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结构化理论主要是从结构二重性的角度出发，阐述了行动与结构之间的关系，这为分析教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视角，个体受教育娇过程就是一个个体行动与教育结构互动的过程，教育活动处处体现了结构的二重性。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1938年出生在英国伦敦北部的艾德蒙顿，曾任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院长，布莱尔首相的精神顾问，是国际著名社会学理论大家，拥有14个荣誉学位。吉登斯以其结构化理论成名并驰骋于社会理论界，那么其结构化理论对教育领域的影响是什么?换句话说，教育领域可以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得到什么有益的启示?学界对这一问题探讨不多，本文就这一问题发表一己之见。
一、结构化理论的形成过程
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一跳而就的，而是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不例外。“结构化”( structuration)一词其实首先出现在他在1973年出版的《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一书中，他讨论了阶级结构化的类型和水平，而后在他1976年出版的《社会学方法新规则》中初步论述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在他1979年出版的《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中，结构化理论的实质内涵已经显现，在他1981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第一章里，他的结构化理论得以完整的勾画。但是，结构化理论却是在吉登斯1984年出版的《社会的构成》一书中得到系统阐述的。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得以形成主要受三大因素的影响，下面我们诸一分析。
首要的因素就是吉登斯本人的学术旨趣和目标，即他要力图解决社会学中存在的“原罪”问题，力图构建出一种新的具有一致性的社会学理论。
社会学存在的终极价值就在于它要解释主体与客体、行动与结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是它的基本问题，具有不变性和稳定性，是社会学的“原罪”。在社会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两大流派，一派是社会决定论者，这是社会学的主流，一派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社会决定论者认为，人的行为受社会规范、社会制度的制约，个人的意志、主观能动性被淹没在社会的结构中，不得以彰显，社会结构既独立于个人之外，又强加于个人的身上。而方法论个人主义者却认为，社会是由许多的个人所组成的，所有的社会规范和社会制度都是这些个人的有意识的行动的结果。每一种社会事实都是许多个人行动的结果，是他们的情感、意志、理性、信仰的体现，是导致和解释社会变迁的因素。社会决定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二者的观点是相反的，各自走到了它们自己的极端。社会决定论派过分地强调了社会事实对个人行动的制约和决定作用，而方法论个人主义却是过分地强调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在解释和解决社会学基本问题的这种流派中，也存在着中间派别，但是，他们的理论观点，不是处于骑墙，各打五十大板，就是较多地带有或者社会决定论的色彩或者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色彩，所以可以大致上划归到两个极端派别之中的一派中去。吉登斯就是要从理论上解决社会决定论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之间的对立，虽然吉登斯自己极力地否认迄今为止有理论的存在，认为理论的建构也还是一项远待实现的抱负，但他的实际行动却为我们建构了他的宏大的结构化理论。
除了要解决社会学“原罪”这一学术上的因素导致了结构化理论的诞生之外，还有一个社会性因素起了促成加速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各种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是一个“社会大实验的时代”，各种团体都活动在社会的大舞台上，诸如，反战运动、女权运动、民权运动、嬉皮士、黑人社团等等。按照吉登斯的看法，60年代的这些运动虽然昙花一现，但是它们的思想和主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使生活方式获得了一种迄今尚存的流动性”，社会科学的理论，或者说，社会学的理论应该对这些运动和变化做出预言和解释，但是无论是以前已存的社会学理论还是社会学的理论家们都没有提到过这些现象，更不用说对此作出解释了。如火如茶的社会实践没有被社会学家们所关注，他们还静悄悄的进行着他们自以为是的研究工作，这是社会学家的疏忽，因而遭到了许多评论家的批评，称“现代社会学处于危机状态中”，吉登斯也以一种入世的态度认为，社会学理论不用于实践就意味着这些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也是没有意义的，社会学理论就应该服务于社会变动不居的生活。所以，吉登斯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的序言中说:“我写这本书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当代社会理论应该有一个激烈的变革。这样的变革应该从重新审视那些确立现代社会学主要框架的社会学家的著作开始。因此，社会学家马克思、迪尔凯姆、马克斯·韦伯，就应该备受关注。”结构化理论就得以酝酿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中。
第三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在系统梳理三大社会学家的理论过程中，吉登斯深受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的影响，找到了他构建其结构化理论大厦的基点，那就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头写的历史名言。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象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急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由是，致力于自己的学术目标，反省于马克思的名言，深受so年代社会运动的影响，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得以逐渐地形成。
二、结构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最突出之处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点为，吉登斯将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转变成结构的二重性。所谓结构二重性，吉登斯认为，就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动，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结构二重性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基点，以结构二重性为基础和关键，运用他自己创造的一套概念，吉登斯构建了他的宏大的结构化理论，从结构二重性的角度去分析行动与结构、个人与社会的辨证关系;第二点为，吉登斯在处理二重性时有其独创性，他超越了以前的将社会与个人的交互作用定格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上，一些伟人身上的局限，而是认为人的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作用都体现在日月常行之中，体现在我们熟视无睹，浑然不觉的平凡生活中。也正如王铭铭所言:吉登斯认为“人的能动性发挥和社会的制度化构成，都是在我们日常司空见惯、看起来支离破碎的活动中实现的”。
不同于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开始于日常生活中的个体一自我，因为个体是活生生的存在，实体的存在是个体行动的开始。正是在个体这里，结构化理论开始了自我的反思，划分出了话语意识、实践意识和无意识，挖掘出了自我的本体安全感和信任感，这是保证个体行动流得以绵延，保证惯例得以维持的心理内驱力。然后，结构化理论开始向外拓展，将身体定位在一定区域中的时空之中，开始了个体活动舞台和场景的探讨，因为行动总是处于一定的、具体的时空之中，而时空的分离也就意味着行动的“延展”，但是特定的行动的定格总是处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交汇点上。在将个体的行动区域化之后，吉登斯又开始拓展论述的空间，对行动的结果跨越时空所形成的社会结构方面的作用和特性进行探讨。结构化理论从个人转到与之相联系的社会，从行动转到与之相联系的结构。
总之，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突破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出发看问题的栓桔，从结构二重性的视角出发去解释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所关注的是社会的结构在平凡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形成过程，所要阐明的是社会实践是行动者的实践，没有人的能动性活动，就不会有社会实践，就不会有所谓的结构，结构就体现在行动者的连续行动之中，制约着行动者的行动，并不断地被行动者所利用并在行动中被生产出来，换句话说，结构化理论所要阐明的是社会的结构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作为行动者行动的结果被生产出来的以及又是如何作为行动者进一步行动的条件被不断利用的过程。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起笔于个人，落笔于社会;起笔于自我，落笔于制度，阐释了个人的社会性和社会的个人内在性，也可以说是行动的结构性和结构的行动性。我们这里不妨引用王铭铭为《社会的构成》中文版作序时对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概括，他说:“吉登斯的观点概括起来是这个样子的:人的生活需要一定的本体安全感和信任感，而这种感受得以实现的基本机制是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惯例(routine )。惯例形成于人们的实践中，并能通过实践的重复在人们的意识中促发一种指导人们行为举止的‘实践意识’（ practicalconsciousness)。这种意识不需要言说、不需要意识形态话语的宣扬，就能够对行动起制约作用。因为个人受着实践意识的潜移默化，所以他们大凡能够‘反思性地监管’(reflexively monitoring)自己的行为，久而久之使自己和他人达成默认的共识，使人在社会中定位及社会这棵大树在个人心目中生根成为可能。
对于吉登斯来说，最主要的客体性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人只能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相遇，而时空像社会剧场的脚本一样在规定着人与人之间角色的分工。不过，它不是武断的法官，也不强制性地分配个人在社会中的‘席位’。人与人的共同在场(co-presence)是互动的基本条件，而为了共同在场，人们不得不针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表现出不同的面貌。时间和空间的‘区域化’(regionalization )，就是在这种共同在场的要求中获得力量的，它通过把人的社会活动场景‘固定化’，创造性地促发日常生活的惯例，使人的实践意识固定在特定的客体性场景之中。”
王铭铭还说:“《社会的构成》实际上是为了理解并回答两个意义重叠的问题而写的:我们是否可以被认为外在于人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社会到底是如何形成的?……《社会的构成》实际上所要表明的是:我们在受制约中创造了一个制约我们的世界。”也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的:人被一个自己制造出来并生存于其中的庞大的机器包围着、控制着，也如吉登斯本人所言的:“人的历史逃离于人的意图，但却回到了由这个逃离所影响下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面前，这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持久的特征”。
三、结构化理论与教育
在三大因素影响下的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突破了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从结构二重性的角度去分析行动与结构、个人与社会的辨证关系，为我们分析教育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视角。从结构化理论所提供的角度来看教育，教育也处处体现着结构的二重性。
教育，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看，是帮助个体进行社会化的场域，是培养和形成自我的活动，作为社会整体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本身就具有结构性的特征。个体生长于社会之中，以社会为其活动平台，也就是说，自我形成于社会结构之中，因为整个社会就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个人的具有社会性，同时社会的也具有个人性。尤其在学校教育的过程和活动中，个体(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的成长过程、社会化过程正是反映了行动与结构之间所具有的结构是行动化的结构，而行动则是结构化的行动的辨证关系，而这样的关系就孕育在教育活动的日常安排当中，体现在上课、下课、午饭、晚修等切割了时空的平常琐事之中。学生们从四面八方来到一所学校，其实就是进入了一个具有结构性特征的环境里，在这个被切割了时空领域，被各种课程和活动占满了时空的环境里，每一个学生就是一个具有行动能力的行动者，他们成长的过程就是与别的同学和教师交往，去学习各种知识和能力，掌握各种行为的规范等等，进而型塑自我的过程。可以说，学校的各种行为规范和制度最能体现教育结构的二重性特征。学校的日常行为规范和制度的形成是根据师生们的活动所制定的，可以说是师生们的活动的结果，但同时，这些行为规范制度却又是师生们行动时所要遵循的，它们制约着师生们的行动，这是体现结构制约行动的一面，因而我们可以认为，“结构”中有“契约”的涵义，而每个进入学校的教师或者学生都要处于这样的不可逃脱性的结构之中，这样的结构也被师生的活动进行着生产和再生产，学校教育制度的长时段的变迁也就孕育在这样的活动中。在此图景中，外在的结构性的制度与规范与师生们的日常作息紧密而又自然地蹂合在了一起，村落中的小学也具有了国家的意义，这就与彼得·伯格的辨证的社会化理论有类似之处。伯格的社会化理论表明，个体社会化过程就是一个个体不断地进行“内部化”的过程，它与“外部化”、“客观化”交融在一起，相互作用。按照伯格的观点，所谓“‘外部化’，就是指人们自觉地和不自觉地生产和创造外部世界的活动和过程，是由人类的生物性存在本质所决定的”;所谓“‘客观化’，指的是这种由人类所创造的外部世界具有了客观性，象客观事实那样摆在人们的面前”;而所谓的“‘内部化’，则是指人们把已经客观化了的世界重新吸收进其意识之中的过程”，“内部化的过程，即社会化的过程不单是一个被决定的过程，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是一个自由行动的过程”。每个人所有的行动所具有的意义都是自己所赋予的，换句话说，是自己让自己的世界和外在的这个世界充满了意义，“具有一种可理解感和可依附感”。
吉他社活动总结篇3
关键词：社会结构；历史唯物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结构化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9-0095-05
作者简介：彭国胜（1977-），男，湖南隆回人，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2011级博士研究生，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社会结构乃是社会学及其相关学科中使用极为频繁，也极为混乱的概念。这不仅表现在人们可以使用诸如“社会系统、强制性合作伙伴、制度、整合和网络”等不同的术语来称谓社会结构，而且表现在即便是对社会结构一词进行诠释时，不同的学者也会侧重点各异。前一种做法大多散见于先驱者们的经典论述中，后一种做法则涉及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各理论流派的主要观点。[1]本文无意考察社会结构理论发展的整个历史脉络，而是仅仅比较几个富有代表性的社会学家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异同，以期深化对社会结构的认识。
一、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
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集中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经典表述中。在此之前，马克思曾试图从黑格尔意义上的“伦理理性”出发，运用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人性的存在——人性的丧失（异化）——人性的复归”这样一种人道主义的公式来描述和解释社会历史的运动过程，但后来的生活实践促使他对黑格尔的理论予以深刻的反思。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32-33
马克思的上述这段话不仅标志着他对黑格尔理论的诀别，而且比较完整地勾勒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基本内容，既包含了静态的社会结构类型与构成要素，又包含了动态的社会结构关系与发展变迁过程，从而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结构理论框架。
1.社会结构的含义与构成。马克思把社会形态设想为一个复杂的由各种社会结构所组成的整体系统。在马克思看来，各种社会结构可被视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经济结构乃生产关系之总和，政治结构乃政治关系之总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乃文化关系的总和，社会整体结构则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关系和精神生活关系的总和。
经济结构是整个社会系统中最基本的、支配着社会其他结构的结构，因而是具有本源性的“元结构”。它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即我们通常说的经济子系统。第二种结构是政治结构，它包括政治制度与法律原则。政治结构服务于生产方式所规定的范围并由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所决定，相当于我们所谓的政治子系统。第三种结构乃是社会意识形态结构，包括意识、价值、伦理、美学、宗教和艺术标准等，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子系统。不难发现，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社会结构不仅可以指客观实体间的具体关系，也可以指人为实体(如制度、意识形态等)间的逻辑关系。这就为社会结构的含义加进了抽象的内容。
2.社会结构的层次和相互关系。在马克思看来，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乃是构成整体社会的三个不同的层次。这三个层次构成一种塔式等级阶梯，即经济结构处于底层、政治结构居中、社会意识形态结构居上的等级制。各结构层次是相互关联
的，不过不同等级结构间的关系都是由低一级的关系所决定的。经济结构产生出一整套社会组织、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法律、宗教、艺术形式等等。处于底层的经济结构对整个社会形态施加根本的决定性影响。然而马克思并不否认上层的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对经济结构的能动作用，甚至肯定上层建筑的各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主要的决定性作用。正如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所言:“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起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3]
3.社会结构存在的必要条件。社会结构能够存在必须满足某些基本的需要。马克思没有用现代系统方法列出社会结构功能需要的一览表，但他已注意到社会结构的最基本的功能需要。他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4]
由此可见，社会结构最基本的功能需要就是物质生产。依照马克思的观点，这是所有社会形态得以存在的最基本的条件，但在特殊的社会形态中又有其特殊的历史需要。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维持社会结构的特殊需要就包括了资本的积累、市场的存在、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平均利润率、产业后备军的存在等等。 有序定向变迁。马克思认为，社会结构具备动态的自我调节机制，其变化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其内部的矛盾运动。在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基础，而在经济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生产力是最为活跃的因素，促使经济结构发生最初的变化，依次带来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系统的变迁，并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结构。这一系列变迁被定义为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呈现出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2]83马克思的历史进程观点实质是承认社会结构发展变迁的有序性和定向性。
在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蔚然成风的社会学初创期，社会结构概念的建构局限于生物学的移植与嫁接。孔德、斯宾塞和涂尔干等早期功能主义大师的有关论述，都直接反映了这种自然科学取向的理论进路。与强调现象及其功能层次的生物学取向不同，马克思的结构分析进路更为强调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层次，亦即人们在自给的生活和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早期功能主义在分析社会结构时集中于分析各种社会结构怎样实现社会系统整体的整合；马克思的模型则把分析社会结构各层次之间(特别是经济与非经济结构层次之间)的关系作为重点。早期功能主义倾向于静态共时性的研究；马克思的模型则倾向动态历史性的研究。早期功能主义忽视了因果分析；马克思的模型则指出了社会系统调节的最终原因：经济结构中生产力因素的变化。
二、帕森斯的社会结构理论
二战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统治着整个西方社会学界。其结构功能分析模型，将社会结构概念发展成为一种宏大的旨在解释一切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
1.社会结构的含义与构成。帕森斯是从社会行动理论入手来建构其社会结构理论的。他认为结构由“行动者在一情景中彼此的互动而组成”。[5]26然而，“体系的结构在较新的情形中，不是直接借助行动来进行研究，而是作为在接近于某个已被描述和检验过的经验概括层面上的‘制度化模式’来进行研究。”[6]9“如果这些个人的行动体系的互动是持续不断而有规律的，这些社会关系就具有了某些可以辨认的、相对固定的特性或描述性方面。其中一个是结构性方面……”[6]840可见，在帕森斯看来，结构就是社会互动的制度化（稳定）模式。为解释这
一稳定模式，帕森斯将地位—角色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地位—角色是社会体系中，最重要的互动过程所包含的个体之间的关系的结构……也是行动模式化的互动关系中的参与，是最重要的社会体系单位。”[5]25“地位”乃是行动者所处之结构位置，“角色”即社会对这一位置的行为期待，它既是社会与个人发生联系之中介，又是众人分享之象征。[5]6不管互动中的个人怎样变化，角色互动作为社会模式化的准则具有相对稳定性。通过行动者之间的角色互动，社会结构就成了一系列相对稳定的、模式化了的成分之间的关系。
此后，帕森斯对社会结构予以了功能分析。所谓社会结构，从功能分析的角度来看，乃是具有不同基本功能的、多层面的次系统所形成的一种“总体社会体系”，包含执行“目的达成”、“适应”、“整合”和“模式维护”四项基本功能的完整系统。这个完整体系被划分为四个子系统，分别执行四项基本功能：“经济系统”执行适应环境的功能；“政治系统”执行目标达成功能；“社会系统”执行整合功能；“文化系统”执行模式维持功能。帕森斯认为，这是一个整体的、均衡的、自我调解和相互支持的系统，结构内的各部分都对整体发挥作用，同时，通过不断的分化与整合，维持整体的动态的均衡秩序。
帕森斯始终关注社会结构的本质——秩序。“秩序问题，是社会通过互动协调稳定的本质，秩序在这里所指的，是行动者在某种规范准则下的动机整合问题。”帕森斯相信，总体社会体系中的四个子系统之功能的充分发挥，关键在于社会拥有一整套整合其成员的共同价值体系。所谓共同价值体系，意指由一系列价值模式组成并已为众人所认同的规范体系。这些规范通过提供行为导向、依据和标准来约束行动者行为的边界，规范众人认同的准则，并通过价值内化来塑造行动者的人格结构，从而形成社会性的共识。
2.社会结构的层次与关系。帕森斯将社会体系的四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架构成一种信息控制等级次序结构。在信息方面，高一层次的系统控制着低一层次的系统。具体而言，文化系统控制着社会系统；政治系统受高一层次的社会系统的调控，同时又控制着低一层次的经济系统。文化系统的文化价值取向制约或规定着社会整合的规范性期待；而这些角色互动规范及作为社会整合机制的法律又控制着政治系统的运行与决策过程。政治系统受法律调节（政治活动不可超越法律），同时政府活动与决策干预与操纵着经济的运行。而在能量（资源）方面，低一层次的系统都在为高一层次的系统的活动提供必不可少的“能量条件”。总之，社会体系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是互补的，各系统以如下方式交换着信息和能量：信息等级高的系统制约着低一层次的系统对能量的利用，与此同时，低一层次的系统为高一层次的系统的活动提供必不可少的条件和手段。这一框架也被称之为控制论的控制等级。
3.社会结构存在的必要条件。社会结构必须通过功能加以体现。社会结构能够存在必须满足“适应”、“目的达成”、“整合”和“模式维持”四项基本功能需要。在这四种功能性前提中，“适应”环境和“目标达成”是社会为了对付外部的环境而必须具备的功能前提，适应是一种手段，为的是达到实现社会目标这一目的；“模式维持”和“整合”则是社会为了解决来自内部的问题而必须拥有的功能性前提，而维持模式又是达到社会整合目的的基本手段。
4.社会结构的均衡与变迁。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内各结构之间的依存关系、内部的功能过程、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使系统结构之间维持相对稳定。即使社会系统的稳定由于外部或内部力量的作用而被打破，系统本身也能够利用适应性的社会机制来自行恢复均衡。帕森斯最关注的是社会系统的稳定、整合与均衡。其系统分析模型最终想解释的是社会系统何以能够依靠自身功能和调整来自动维持整合和稳定。因此，这一分析模型偏重于系统稳定性的研究。 森斯并无意否认系统的变迁。他指出，社会系统为了实现整合，其各部门必须时常调整内部结构及其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因系统内部失调而引起的调整即意味着社会变迁。帕森斯以“紧张”概念来表征社会系统内部的失调。紧张原指任何偏离规范而影响到社会整合的因素。帕森斯指出，紧张的结果往往会产生偏离行为，需要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来加以矫正。矫正偏离单位使其恢复原有功能或创造新单位以替代偏离单位的过程即是
系统的变迁过程。帕森斯引进结构分化的概念来分析系统的变迁。所谓结构分化，是指承担多种功能的单一结构转变成为承担专门功能的多种结构的过程。新分化出的结构不仅担负了原有功能，并且因专业化而提高了适应能力。此外，帕森斯还探讨了因“系统之间信息—能量的交换失调”而导致的变迁。一方面，信息或能量的过量输出或输入有可能改变系统内部或系统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信息或能量的供应不足也可能引起系统内部或外部关系的重新调整。
可见，帕森斯企图整合各种分离的社会实体层次来形构社会结构。在帕森斯的笔下，三种结构概念的面向被独立地拓展开来，又被自然地串揉成一体：结构由功能体现；结构是互动关系模式；结构乃规范。同时，这三者是依靠中介变量“地位—角色”作串接的。
三、吉登斯的社会结构理论
吉登斯希望社会结构的概念能够走出宏观与微观、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最终走向综合。他提出了著名的结构化理论,主张以“结构的二重性”原则来取代主客观二元论。正如其所言:“我们必须从概念上把这种二元论重新构建为某种二重性,即结构的二重性,这一假设正是结构化理论的基础。”[7]40
1.社会结构的含义与构成。跨出主客体对立的两极化思维后，吉登斯以十分不同的思路对结构予以了界定。他指出：“结构是潜在于社会系统不断再造过程中的规则和资源”；[8]377“结构可以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但不是具体实践的外显模式，而是一些记忆中的原则。结构本身也不是具体的存在，它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边界，它必须以知识的延续或实践的延续才能存在。结构对于实践，如同语言规则对于说话行为的差异。结构恰似某种抽象的规则，它是能使某种构造性行为成为可能的虚幻的存在。”[8]17
根据吉登斯的观点，规则属于行动者的知识与理解部分，它构成行动的内在因素，是潜在的、非具决定性的情境界域。作为行动的规范,规则为行动者提供相关的方法论与技术,被行动者策略性地加以利用。因而规则不仅仅是对行动的限制,同时也是一种建构性的因素。此外，与某一簇举动一一对应的游戏规则不同，规则乃是同社会实践活动相联系而存在的一系列相互连接与交错的规则群。资源构成行动的外在条件，是行动者开展具体行动的材料。吉登斯区分了两种作为结构要素的资源：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前者指在权力的实施中的非物质资源，其源于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支配，是一种强加于人的能力；后者指在权力实施中所用的物质性资源，是一种强加于物的能力。在吉登斯看来，行动者在利用资源时,其实际上是拥有了权力,他们动用权力改变他人的行为,从而行动者具有改变社会结构的能力。规则和资源的不同组合形成不同的结构。其中，规则作为结构中相对稳定的部分有制约作用，而资源作为能量则是引发积极变动的力量，故而导致结构既有制约性又有能动性。[8]170“这样,吉登斯把社会结构看作是被行动者所用的东西,而不是到处挤压行动者的外在事实。在吉登斯概念中,社会结构充满了转化性和灵活性,它是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中的一部分,是被他们用来在时空之中创造社会关系的模式。”[9]也就是说,社会结构具有客观制约性和主观创造性两种品格,且这两种品格是融汇而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相信马克思那句话是永远颠扑不破的真理,“人们总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的。”[7]17
2.社会结构的类型与关系。在吉登斯看来，结构化特征就是各种规则与资源的转换与“束集”。社会结构性特征正是通过这些模式体现出各种形式的支配与权力。规则与资源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人类社会的构成就是人们依据一定的规则与资源在跨越时空上的组合，而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制度类型。吉登斯主要区分了四种类型的社会结构特性，即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符号秩序，并做出了与马克思和帕森斯社会结构理论的不同阐释。在他看来，经济制度以配置性资源为主并且包含了权威性资源、解释性资源规则和制裁性规则等要素，它所体现的是一种经济关系，属于社会经济领域；政治制度主要以权威性资源为主并包含了配置性资源和其他社会规则等要素，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法律制度以规范性规则为主并包含了权威性资源、配制性资源和解释性规范等要素，它所体现的是人与人在运用规范来制裁中的服从与否的一种思想关系；符号秩
以解释性规范为主并包含了权威、配置性资源等要素，它所体现的是运用解释性框架来沟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是一种意义关系，是社会生活中的符号领域。吉登斯认为这四种制度不是独立的实体性存在，而是相互统一于社会实践活动中。
3.社会结构存在的必要条件。社会结构的存在绝不能脱离实践。一旦离开实践，构成社会结构的规则和资源都会变成不能自我运作、不能腾空出世的抽象体。社会结构只有在实践中才会有动力，才具有灵活性。基于此种认识，吉登斯导引出了其著名的“结构二重性”观点：社会结构既是由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的，同时又是人类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吉登斯认为，其结构化所要解释的，既不像决定论（如马克思和帕森斯的社会结构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强调社会结构如何决定人们的行动；也不像解释社会学和现象社会学所宣称的那样关注人的行动如何建构社会；其关注的焦点在于行动怎样在日常的生存条件下被结构化，以及行动的这种结构化特征又怎样由行动者本身的作用被再生产出来。社会结构意味着这样一个世界，即行动者具有其能动性的同时也受客观存在场景的制约。
4.社会结构的变迁。吉登斯认为,行动者及其行动都是能动的,因为行动过程是“充满技能的行动过程,而不是一系列机械过程”,行动者具有反思性监控能力。吉登斯据此提出了行动分层模式,主要包括三个要点:其一,行动的反思性监控。行动者留意、计算行为的后果,以便能够了解自己置身其中的社会环境,通过反思性监控,行动者对其所做的事情和后果都有相当的了解。其二,行动的理性化过程。行动者对自身活动的根据始终保持“理性的理解”,从而具备了处理问题的“资格能力”。其三,行动的动机激发过程。吉登斯区分了理由和动机，他认为理由是行动的根据,而动机则是激发这一行动的需要。吉登斯的行动分层模式将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理性化及动机的激发过程视为植根于行动中的一系列过程,表明行动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流,是一个过程。在吉登斯看来,由于行动者“具有知识”，且这种知识是反思性的，从而使自我反思和相互反思所构成“相互知识”成为行动的内在因素。然而行动者在知识上的不完满，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行动的意外后果。正是各种“意外后果”的发生，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迁。 图把约束和能动同时纳入其社会结构概念。这种综合表明，他在方法论上欲走“中间派”道路，即试图在社会性（客体性）和个人性（主体性）之间寻求一个合适的双线交汇——二重性。他从时空的角度来考察社会结构，从动态与静态两方面对社会结构予以了深入的分析，表现出了很大的创造性。正如黄平所指出的，吉登斯“对时间—空间关系在社会科学中的核心地位的论述，到目前为止，在人文地理学以外，除了海德格尔对时间的哲学论述和福柯对空间的历史考察，还没有哪位社会学家做过他那么深入而富有新意的挖掘”。[7]379但其综合借用的术语太多（不仅沿用了以往结构分析使用过的规则、系统、体制等概念，同时又加入资源、知识化、实践等术语），使得结构概念脱离了经验论的实证层次，导致人们难以在观察或思维中真正把握结构的范型。此外，其“记忆痕迹”等概念尽管为结构理论增加了弹性，但此类概念不把思想当成在场事物的一个模式，而是当成在场和不在场事物的交叉，并要求从表面现象推出潜藏在结构底层的符码意义。这不仅再次增大了发掘结构形构过程的难度，也使得结构的边界更加模糊、泛化和虚化。由于包罗万象而使结构概念复杂化，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淡化了社会结构概念最初的明确指向——秩序分析，导致其针对性和解释力明显下降。[1]此外，从吉登斯对“记忆痕迹”、“结构底层符码”等的强调远远大于其对“经验事实”、“表层结构”等的强调可以发现，他的“综合”明显偏重虽属宏观的但却是主观的一方，譬如他的“时空延伸”的概念，像是在宏观层面上操作，但其来源却是行动主体的“记忆痕迹”和“结构符码”。可见，吉登斯更加关注结构的内在于行动者,强调的是结构的可利用性,而非制约性，强调的是行动者的能动性，这与其消除二元对立的理论目标是相悖的。
四、结论
通过对马克思、帕森斯和吉登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在社会结构的含义上，三者均表现出了对“关系”的理论兴趣。在马克思看来，特定的社会结构是特定的社会关系的体现；对帕森斯而言，社会结构即制度化的社会互动
关系模式；根据吉登斯的观点，社会结构乃是规则和资源在跨越时空的实践中的组合关系——社会结构作为社会系统纵向上的一种虚拟关系，促使了无数具体的实践活动（包括在场与不在场的互动）跨越时空能持续进行，在横向上则体现为社会关系的模式化（即在场与不在场的整合）。但是，马克思和帕森斯眼中的作为“社会关系或社会现象的某种模式化”的社会结构，[10]是一种体现为人的行动的“外在之物”的实体性存在，并从根本上制约着行动主体的自由创造和能动性。而吉登斯眼中的社会结构并非独立的实体性存在，而是相互统一于社会实践活动之中的“使社会系统中的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性”，[11]它没有时空的边界，且必须以知识的延续（记忆）或实践的延续才能存在，因而只是能使某种构造性行为成为可能的虚幻的存在。
在马克思和帕森斯的结构理论中，社会结构存在层次的高低，并因此体现出不同的重要性。马克思把社会结构分成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三个不同的层次。这些层次构成一种塔式等级阶梯，即经济结构处于底层、政治结构居中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为上的等级制。这三个结构层次是相互关联的，但不同等级结构之间的关系都是由低一级的关系决定的。帕森斯把社会结构分成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等四个功能互补的子系统。各系统之间存在着控制论的等级结构，并交换着信息和能量：信息等级高的系统制约着低一层次的系统对能量的利用，与此同时，低一层次的系统为高一层次的系统的活动提供必不可少的条件和手段。在马克思看来，最重要的社会结构是经济结构。在帕森斯眼中，最重要的社会结构是文化结构。吉登斯把社会结构区分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符号秩序，并认为这四种结构不是独立的实体性存在，而是相互统一于社会实践活动之中，它们之间的差异仅在于规则与资源的互动以及组合方式侧重点不同。从吉登斯的理论目标而言，这四种结构是不存在高低之别的。但从他后来对“生活政治”的强调可以发现，他实际上更加重视政治结构。
在社会结构的存在条件上，马克思和帕森斯都表现出了对“功能”的偏爱。结构被看作社会关系的网络模式，功能则表明这些内在网络模式的实际运行。结构在这里基本上是作为一种描述性概念，其主要的描述职责通过功能去完成。但是，帕森斯对社会结构的功能分析更多的体现为一种静态共时性的研究；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功能分析则倾向动态历史性的研究。帕森斯的功能分析忽视了因果分析；而马克思的功能分析贯注了因果分析。吉登斯则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从“需要”和“功能”的关系的角度解释社会历史，这是一种历史功能主义思想。[12]二者均具有把社会历史划分为共时与历时、静态与动态的功能主义特色。所谓共时即取社会的某一“横截面”、以“拍快照”的方式研究社会结构，此时历时的角度被隐蔽，只是从静止、共在的角度进行研究；历时即动态的研究方式，就是研究社会如何随时间而变迁，但这种研究方式却又忽视了“共时”。从共时与历时、动态与静态角度对社会结构进行肢解，其最大的问题是割裂了“时间”与“空间”维度。在吉登斯看来，社会结构只能存在于跨越时空边界的“知识的延续或实践的延续”中——即组合规则与资源的社会实践中。
在社会结构的变迁动力上，马克思强调社会结构（尤其是经济结构）的内部矛盾；帕森斯强调社会结构的分化；吉登斯则关注行动者的反思性行动的“意外后果”。在社会结构的变迁方向上，马克思和帕森斯都可被视为进化论者。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整体结构（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帕森斯看来，社会结构分化的最终结果就是系统社会适应性的提高。二者均隐藏着吉登斯所谓的进化论观的“调试”的基础性概念。而吉登斯则强调社会结构变迁的偶然性——社会结构的变迁既有可能沿着进步的方向，也有可能走向倒退。
毋庸置疑，马克思、帕森斯与吉登斯均为社会学中社会结构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社会结构理论不乏共同之处，但更多地体现为差异和分歧。在他们的理论中，我们依稀可以发现社会结构概念的演变趋势：从外显可见的结构到隐蔽不可见的结构；从实体性结构到关系性结构，再到规范性结构，或者说，从现实性结构转向逻辑性的抽象结构。
参考文献：
[1]周怡.社会结构：由“形构”到
“解构”——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之走向[j].社会学研究，2000，（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5]parsons,t.social system[m].new york:free press,1951.
[6]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m].张明德，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3.
[7]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康，李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8]giddens ,a.,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m].oxford :policy press, 1984.
[9]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73.
[10]anthony giddens.the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m].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1:92.
[11]洪镰德.社会学说与政治理论：当代尖端思想之介绍[m].台北：扬智文化事业公司，1998：149.
吉他社活动总结篇4
关键词：社会；家庭；性格；悲惨
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作家之一，原名玛丽-安•伊文思(Marry Ann Evans)，生长在英国华立克郡。父亲是一处大庄园的人。乔治•艾略特从小就比较熟悉英国农村的风土人情。因此，她的小说清新优美，极富田园生活的大自然的气息。乔治•艾略特的早年作品都流露出了她对英国乡村生活的亲身体验。在这些小说中，艾略特用较多的篇幅描绘乡村的风光和生活习俗，歌颂英国农民在宗法制社会中的怡然自得的乐趣，表达了她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她对宗法制社会的留恋。但她在创作中首次显示了现实主义小说的新特征，如独特的哲学视角和细腻的心理分析。她重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关注和对人性的体察。在她的第一部小说《亚当•贝德》和第二部小说《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她的创作特点分别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如果和《亚当•贝德》中占优势的田园乡村的题材相比，《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是一部发出悲剧声响的作品。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是以艾略特早年生活为蓝本，围绕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描写的一个动人的爱情悲剧故事。女主人公玛吉的父亲塔利弗在一场诉讼中败诉，赔掉了所有的家产，债台高筑，因此迁怒于对方的辩护律师威克姆，不许儿子汤姆和威克姆的儿子菲利普同学接近，但玛吉却与聪明好学、性格温存、身体残废的菲利普成为好朋友。这场家庭变故给全家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玛吉的父亲气得中风昏倒，丧失了自尊，母亲则带着玛吉做些针线活贴补家用，玛吉和各个汤姆中断了学业远离了童年的幸福生活，之后，玛吉为了哥哥的感情拒绝了菲利普的求婚，为了不伤害好友露茜又拒绝了斯蒂芬的求婚。最后，弗济斯河洪水泛滥，磨坊被淹，玛吉想到母亲和哥哥尚在磨坊，使独自驾舟去营救。母亲早已离开，玛吉只救出汤姆.兄妹重见，汤姆深为手足之情所感动。两人在危难中和解，但后来小船不幸覆没，兄妹二人均未能幸免，双双淹死。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是作品中的又一部重要小说。这部作品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尤其是女主人公玛吉，更是与作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以悲剧收场，汤姆和玛吉双双葬身于洪水之中。小说始终带有一种悲剧的色彩，这种悲剧性使整个小说显得十分的凝重。本文将从社会家庭、人物的性格、作者和读者这三个方面人手，探析小说悲剧结局的原因。
一、19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无数家庭悲剧的主要原因
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资本主义文明获得长足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在英国国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侵蚀了英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宗法秩序，打乱了农民长期在乡村田园环境中所形成的种种生活方式和习惯。小农经济逐渐解体，农民不断走向贫困和破产。工业资本在农村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新式机器开始被广泛使用。这种变化给许多人带来了痛苦，许多人不得不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转向受雇工人、被人剥削的农业工人。这种迫不得已的转变造成了包括玛吉一家在内的无数家庭的悲剧。
二、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为主人公心里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海上行驶的孤船的命运是有风浪来决定的。”[1]玛吉一家的小船更是多经风雨。玛吉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玛吉的命运自然就与当时社会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并受社会风浪的主宰。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日益恶化，父亲塔利弗先生斗不过狡猾的对手，又因自己对法律一无所知，最终破产。塔利弗的悲剧直接是由社会造成的，但他的不幸又影响到了玛吉和汤姆的生活。
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社会的变动必然带来家庭生活的一系列变化。在塔利弗破产后，他的亲戚――玛吉的各个姨妈，不但没有齐心协力帮助塔利弗一家度过难关，反而是抱怨，抱怨塔利弗家被拍卖的刻有道森字样的东西会给道森的家庭丢脸。一个劲地责备和辱骂塔利弗一家。家庭的变故使玛吉和哥哥过早地挑起了照顾家庭的重任。父亲的破产让两个孩子过早地远离快乐的童年的时光，生活在一种压抑阴暗的环境中。这当然影响到了玛吉的忧郁性格一也就为主人公最后的悲剧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而在家庭遭遇不幸前，家庭对玛吉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玛吉因为生气而剪掉了头发，这不是玛吉乐于表现自己的可爱，而是她在姨妈及母亲的责怪声中出于反抗而做出的事情。这些责怪反映了在当时的传统看来，女孩子必须怎样做而不能怎样做的限制。到后来，家庭遭遇不幸，哥哥为了家仇，禁止妹妹与仇家的儿子菲利普谈感情。这使热情奔放的玛吉不得不克制住自己的感情，生活在一种左右为难的环境中，这也为玛吉下文的悲剧作了一个预示，只有脱离这种环境，她才能得到心灵解脱的轻松。但她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这个家，至死也是与哥哥相伴，当然，与哥哥一起陪伴父亲的结局能给玛吉带来安宁平静。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家庭对玛吉的悲剧是有“帮助”作用的。
三、主人公的人物性格是促成悲剧发生的直接因素
“悲剧艺术是一种特别艺术(即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与歌曲)，……”。[2］［p59] 形成悲剧的六个成分中，性格占据悲剧第二位，由此可见剧中人物的命运很大程度是由他们的性格决定的。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作者在塑造女主人公玛吉的性格时，重视挖掘其父母双方家族对她的遗传和影响。玛吉是一个充满激情、渴求知识、追求完美的姑娘，她敏感、温柔，充满了女性的妩媚。她感情冲动，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少女形象所不同的是，她具有一定的叛逆性，敢于拼搏，想方设法寻找自己在世上的合适地位。她本可以在学校里得到良好的教育，但在那时的女孩子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因此，她只能安于现状，生活在社会为她圈定的狭小天地里。“她敢于蔑视传统的婚姻道德习俗，追求自己的幸福。尽管她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但由此表现出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3]为了衬托玛吉的性格，作者塑造了一位维多利亚时代典型的女性形象露茜作为陪衬。露茜性格温柔、顺从、甜美，从不反对别人为她安排的生活。按照现代批评家的说法，“玛吉生活在两种痛苦之间。”[3]她对菲利普有婚姻的承诺，但没有激情；对斯蒂芬虽没有承诺，但充满了强烈的感情。由于周围人的干涉，她只好克制自己，遏制自己的情感乃至生理需求。
玛吉的这种鲜明性格源自于父母双方家族对她的遗传和影响。母亲所属的道森家族缺乏温情，主张“克制私欲，遵循传统道德准
则”[3]；父亲塔利弗则热情，却“固执卤莽，无视现实”[3]。玛吉生就塔利弗的天性，却长在道森的管束之下，两种矛盾性格同时注加在玛吉身上，势必导致她命运悲惨的发生。玛吉在极度痛苦中曾对菲利普说：“我们的生活是已经注定了的。”[4］［p162]
而作为哥哥的汤姆，性格酷似父亲，坚强、好胜，充满活力，他崇尚强者、蔑视弱者。为了赎回父亲的磨坊，他埋头工作，做出了很多牺牲，包括爱情、嗜好。在他一生中，父亲破产可谓是最重大的事件。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个孩子。在此之后，他成为了一个坚强的男子汉，支撑着塔利弗一家，也正是他的性格如此，决定了他不能眼看妹妹玛吉和仇人的儿子菲利普走到一起，他阻拦玛吉和菲利普的感情发展，导致他和妹妹之问有了矛盾冲突，这将预示他们兄妹俩要想回到从前就得付出代价，结果导致了双双被河水吞噬的悲剧友生。
四、作者和读者使之然
“历史境况并没有内在的悲剧性、喜剧性或传奇性。如何组合一个历史境况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结合。这个做法根本上说是文学操作，也就是说，是小说创作的运作。”[5]换句话说，就是历史和文学的不同仅在于它们所处理的原材料不同。历史叙述处理的是历史材料，而文学处理的是作家的生活积累的感受。
“玛吉与年轻的玛丽•安•伊文斯根本就是一个人。她有天分，但她降生于其间的环境却不能给予这种天分多大的促进；她极其渴望温情爱意和密切的人际关系；她尤其需要一种情感上的升华、一种宗教热情，可以把日常生活的刻板平庸改头换面，并托起她去献身于某个理想的目标。”[6]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玛吉的悲剧一定程度上源自作者的意愿。艾略特早年一直在浓重的的宗教氛围中接受传统教育。后来，艾略特通过与一些思想家如汤姆斯•卡莱尔、赫伯特•斯宾塞，实证主义哲学家乔治•亨利•路易斯等的交往，从基督教到泛神论、无神论，逐渐从宗教中脱离出来，开始接受人本主义哲学观。但后来艾略特又因个人经历形成了她独有的人本主义观点。艾略特与玛吉一样热爱生活，渴望得到爱与社会认同，也有着相似的心理历程．遭受过相似的打击：艾略特因早期拒绝上教堂几乎与父亲决裂；后又因与G•H•路易斯的感情而离群索居，与兄长和朋友们断绝来往多年。艾略特的这些经历必将会让她塑造出一个与自己经历相似的角色来。艾略特让读者感受人物的心灵困境，因不同境遇而产生的不同个性和生活原则，以求互相理解的创作目的就已经为玛吉的悲剧结局铺好了路。玛吉只有为了救出哥哥而在洪水中与哥哥紧紧相拥，一起葬身河底，洗刷掉兄妹问的矛盾，达到和谐同步，这才是让玛吉达到理想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最好途径。所以说玛吉的结局是作者艾略特使之然。
而这个悲剧结局又怎么和读者扯上关系呢?18世纪以来，小说的“幸福结局”在许多作品中已经端倪可察。理查逊和菲尔丁都在他们的小说中安排过这种皆大欢喜，我们熟悉的《简•爱》也以女主人公简和罗切斯特的幸福婚姻而告终。小说的“幸福结局”也受到了越来越多作家的青睐，而且也越来越符合广大读者的阅读趣味，从而在司空见惯之后便落人俗套。因此，从19世纪下半叶起，小说的“幸福结局”逐渐被“悲剧性”或“开放性”结局所取代。《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的结局便体现了这种艺术倾向。艾略特不但没有设下像简•爱经历的结局，为玛吉安排一位白马王子或如意郎君，反而精心设计了一个汤姆和玛吉兄妹俩葬身河底的场面。整部小说以悼念他们的一句悲壮的墓志铭结尾：“在死亡中他们没有分离。”[4]显然，小说的悲剧结局是作者为了适应读者在审美意识上的变化而设计的。
五、洪水的象征意义
玛吉最终因洪水葬身于弗洛斯河。许多评论对玛吉死于洪水这一结局提出质疑，认为是作者的败笔，认为洪水来的太突然，使小说显得不真实。其实，洪水是一种自然灾害，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并未有什么不妥。甚至，我们可以发现，洪水在小说中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玛吉成长于弗洛斯河畔，最后死于弗洛斯河上，这既是悲剧发生的地点．同时也是给玛吉带来了安宁的安息之所。
玛吉从小就喜欢到磨坊边的弗洛斯河边玩耍。不论她母亲警告过多少遍“她总有一天会跌到河里去的”［4］［p11］她总是一如既往地迷恋这条河。她和汤姆经常“像在旅行一样的沿着这条河闲逛，去看奔腾的春潮，像一头饥饿的怪物似的涌来的怒潮……在他们看来，这一切永远不会变。汤姆认为住在地球上别的任何地方都是吃亏的：玛吉在读到女基督徒度过‘没有桥梁的河流’的时候，总是想到大纳林旁绿油油的牧场间的那条弗洛斯河。”[4］［p48]玛吉对弗洛斯河的迷恋是由衷的，这是一种执着的爱，就像爱自己一样。在洪水中，兄妹俩的矛盾被冲刷掉了，两个人沉人河底，至死都不分离。玛吉饱受折磨的心也在与汤姆、父亲同葬一处的河底得到了永恒的安宁。弗洛斯河贯穿着玛吉人生中的每一步，主宰着她的命运，而这也正是弗洛斯河的意义所在，正是玛吉葬身于“洪水”的真正含义。
至此，玛吉的悲剧结局的根源已经一目了然，即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蚀下，在社会家庭面前，主要人物的性格影响下，作者和读者使然，玛吉最终只有以悲剧结局才能得到心灵上的安息之所，找到心灵的归宿。
［参考文献］
［1］陈蕾蕾．传统与现代的统一――乔治•艾略特早期小说特征试析［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2(6)．
［2］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5．
［3］李维屏．英国小说艺术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12．
［4］祝融 郑乐合译《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上海平明出版社，1995年版。
［5］侯维瑞，李维屏英国小说史［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1．
吉他社活动总结篇5
红色头发、高挑身材和姣好的面容,在男性主宰的政界,漂亮的女政治家总会令人印象深刻。和撒切尔夫人一样,朱莉娅・吉拉德不仅漂亮,而且能干,甚至比保守的“铁娘子”更自由、更开放。她雷厉风行,在议会地板上疾步如飞,全办公室的人都能听见;她言辞犀利,在就职演讲中,毫不客气地批评:“现任政府正在迷失方向,所以需要换领导人。”她充满抱负,曾说希望有生之年看到澳大利亚出现一位真正的女总理。而如今她正是自己所盼望看到的那个人。
赢弱的身体走向成功
朱莉娅・吉拉德于1961年出生于英国威尔士小镇巴里,刚出生不久她就犯上严重的肺部感染,在医院的氧气罩里生活了几个星期。医生对吉拉德的父亲约翰・吉拉德说:如果要确保女儿朱莉娅・吉拉德健康地长大,必须让她生活在温暖的环境里,寒冷的气候随时都有可能要了她的命。
“除了夏天,她根本就不能长时间在室外待着……只有天气暖和的时候,我们才能带她到室外走走,那时家附近有个公园,她总爱到那里的水池边玩耍……”约翰・吉拉德回忆说:“不过,为了女儿的健康,医生还是建议我们离开寒冷的威尔士,所以我们决定举家搬迁到澳大利亚。”
在吉拉德4岁的时候,约翰・吉拉德带着全家人加入了移民澳洲的“十镑潮”。当时,英国人仅需支付10英镑(当时约合27美元)便可在澳大利亚安家落户,开始新生活。
搬到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市后,约翰・吉拉德和妻子各自找到了工作。这是一个低收入的家庭,他在一家医院担任护士,而妻子莫伊拉则在一家妇女收容站当厨师。
由于小时候家境贫寒,约翰・吉拉德在很早的时候就辍学开始工作。未能完成学业,一直让约翰・吉拉德感到遗憾:“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一直是我生活的动力,我不能让我的悲剧再次在孩子身上发生。”约翰・吉拉德说。为了让女儿完成学业,他尝试过包括警察、杂货店店员在内的各种工作。
不过,朱莉娅・吉拉德也确实没有让自己的父母失望。在高中的时候,吉拉德就开始崭露头角。她成绩优异,是学校里的名人。她出名的原因是,她从不害怕权威,反而勇于挑战。在以“全A”的成绩毕业后,吉拉德进入阿德莱德大学学习。她选择了学习法律和艺术,并迅速成为校园中的风云人物。1983年,她被选为澳大利亚学生联盟的主席。
吉拉德小时候的梦想是当老师,在一次采访时她说:“看着自己的学生成长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情。但有次我同学的妈妈跟我说‘不!朱莉娅,你这么能言善辩,应该去学法律。’于是,我就去读了。”
“朱莉娅可以在各个领域都取得成功,她可以成为杰出的医生或者是物理学家,我们让她自由选择,但在我们一位朋友的建议下,她选择了律师这条职业道路,并最终踏入政坛。”约翰・吉拉德说,“她在15岁时就加入了工党,并在政坛中越走越远……她在世界舞台上大显身手……”
今年6月24日,在朱莉娅・吉拉德的首场新闻会上,她回顾自己这个普通的家庭时说:“我在澳大利亚长大;我出生于一个勤劳工作的家庭;他们教会我勤劳工作的价值,他们教会我尊重的价值,他们教会我为社会尽你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些价值观,让我最终成为澳大利亚的总理。”
虽然父母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但对吉拉德的影响非常深刻。在她就任总理的演讲中,提到从小受父母的教导,要勤奋、尊敬他人,尽可能为社会做出贡献。这些理念也融入到她的治国原则中。她说:“政府应该回报那些努力工作的人,而不是‘只会大声抱怨的人’。那些遵守规则、与家庭和邻里关系融洽、勤奋工作且热爱祖国的人最应该得到奖赏。”
“灰姑娘”挑战政坛
吉拉德的职业生涯起始于一家知名的律师事务所。这份工作让她灵活周旋于澳大利亚各个强大的工会之间,结识了许多朋友和盟友。
1992年,吉拉德决定弃法从政。她说:“我步入政坛的真实原因之一是感到社会的不公平,很多像我父亲这样的人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机会,这让我愤怒。”
但吉拉德的政坛生涯并不像她的职业生涯那么顺利。在上世纪90年代,吉拉德曾三次试图谋求工党的预选席位,并遭到拒绝。她转变思路,转而去做当时维多利亚州工党领袖约翰・布伦的秘书。事实证明,吉拉德这条“曲线救国”的道路走得很成功。1998年,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成功当选澳大利亚联邦议会议员。
初入政坛的时候,吉拉德像个“跌跌撞撞的外来者”。她浓重的鼻音常常遭人们嘲笑,她糟糕的发式、不合时宜的着装也被人们恶搞,批评者称,她没有融入本土生活。
但吉拉德成功地跨过了这一切障碍。
她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左翼立场,逐渐成为工党内部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她勇敢地用自己浓重的鼻音对抗一切批评,也不忘用幽默回应人们对她“未婚和没有孩子”的质疑,在斗争中,她为自己赢得了专业和能干的美名。她效忠于工党,澳大利亚政界对于吉拉德的普遍评价是专注、能干、严谨、善于倾听。女性的身份无疑让她有了更多优势――她很善于利用幽默和微笑缓解紧张局面,回避敏感问题。
2006年,吉拉德牵手陆克文共同对抗执政了11年的自由党。这两人的合作被当时的媒体称之为“政治婚姻”。事实证明,这场“婚姻”非常成功,陆克文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大选,结束了自由党长达11年的统治。陆克文宣誓就任总理后,吉拉德成为副总理,这使得她成为澳大利亚第一位女性副总理。
在前总理陆克文任职期间,吉拉德的表现亦是可圈可点。陆克文不在国内时,她数次担任代总理,很好地履行了职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当陆克文坚持推行超额资源税遭到强烈反对时,吉拉德始终认为政府应与行业进行磋商,保持良好沟通。
吉拉德的形象也不再是她初入政坛时遭奚落的模样。她经常穿一袭深色职业套装,在公共场合几乎没穿过裙子,总是以裤装示人。枣红色的齐耳短发,这几乎是政坛女性的常用发式,显得整个人干练而精神。
在担任副总理期间,吉拉德一直表示出对陆克文的忠诚―――即便是在近几个月的政坛动荡中,吉拉德的表现也始终不露声色,在多个场合表示效忠陆克文,在工党内部提出由她出任工党领袖和国家总理时,她也表示自己从未考虑过此事。
但从23日开始,吉拉德开始了自己的“运作”。她给维多利亚国会议员比尔・肖顿打电话,商讨如何行事。她在自己的就职演说中并未避讳此事。“我要求我的同事对领导层做出更改……因为我相信这个好政府正在迷失自己的方向……”吉拉德表示。
据澳大利亚媒体介绍,在与“权力经纪人”比尔・肖顿联络后,吉拉德分别与新南威尔士州派系的领导人,以及国会中倒陆克文一派进行了沟通,确保自己取得了他们的大力支持。
23日,吉拉德致电陆克文办公室,与陆克文约谈。她直言不讳地告诉陆克文,自己将“挑战他的领导权”。她要求陆克文举行党内选举,投票选出新的总理。24日,吉拉德成为澳大利亚首位女总理。
脚踏实地的实干家
前总理陆克文的失败在于他的领导风格不得人心,虽然在医疗和教育改革上贡献良多,但执政两年多来,他变得越发刻板、冷峻、固执己见、难以沟通。脾气刚烈的他,曾多次对共事的伙伴大发雷霆,做决定时也不与内阁磋商。当民意显示,形势对他不利时,他更倾向于妥协而不是抗争。
反观吉拉德,可谓党内党外左右逢源,多次有智慧地化解危机。2003年,时任工党主席马克・莱瑟姆与党内不少人关系紧张,但和吉拉德却有说有笑;2008年,当陆克文就国内公务员体系大发脾气时,温和的吉拉德出面调解双方的紧张关系;2009年,澳大利亚5所私立学校倒闭,致使千余名中国学生面临失学,吉拉德马上决定举行圆桌会议,接见中国留学生代表,耐心听取各方意见并从中协调;今年陆克文推行的高额资源税遭到强烈反对时,又是吉拉德始终坚持政府应与行业进行磋商,保持良好沟通。
吉拉德的成功不仅因为拥有好性格,还因为她是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媒体用在她身上最多的形容词就是“务实”,她也坦言自己在政治上是一个实际的人,喜欢解决问题。在澳大利亚政坛,吉拉德是出了名的冷静,从不冲动。德新社评价她是工党最佳议会表演者,并由此获得了老对手、自由党领导人阿博特的尊重。
上台伊始,吉拉德就尽显自己的实干风范。她表示政府承诺在2013年前实现财政预算盈余,也将推进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形成。更强调,新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结束与矿商因资源超额利润税而产生的纠纷。由于前总理陆克文计划征收税率为40%的资源超额利润税,使得澳大利亚的矿业将成为全球税率最高的国家,这引发了矿产企业的强烈反对,也成为陆克文下台最直接的导火索。吉拉德并没有承诺改变资源税,但她向矿业伸出橄榄枝,表示愿与他们进行协商,这样的表态获得了澳大利亚两大矿业巨头必和必拓和力拓的积极回应。
新总理对外尤其是对华关系也引人注目。由于工党传统上一贯对华政策比较友好,而吉拉德也曾公开表示:“中国是我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澳大利亚贸易区域内的‘超级大国’,很显然,澳大利亚政府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是恰当的政策。”
私下里,吉拉德是个非常放松和安静的人,也很具幽默感。面容姣好的她,曾在2008年被澳大利亚《Ralph》杂志的读者选为“澳大利亚最性感女人”,排名仅次于超级名模霍金斯。得知这个消息后,她自嘲道:“我知道有很多澳大利亚人都是《Ralph》杂志的读者,但人们可能并不知道,我有两条比霍金斯短的腿,但体重是她的两倍。我对评选结果感到惊讶。”
吉拉德不仅为沉闷的政府带来一抹亮色和活力,还吸引了更多女性关心政治:“我认为这可能是不少澳大利亚女性思考的时候,”她当时说,“显然,我认为,对澳大利亚女性、特别是女孩而言,这只是进一步证明,我们社会中的女性能追求一切。”实际上在大选前,很多女选民都迫不及待地表示在大选中一定会把票投给吉拉德。
吉拉德的未婚身份也让她成为第一个未婚入驻澳大利亚总理府邸的人。有一点可以肯定,婚姻和生孩子目前不在吉拉德的日程表上,因为有太多的事情等着吉拉德去处理。她坦言:“如果我没有从政,也许会是一个传统的母亲。我相当敬佩那些能够边工作边照顾孩子的女性,但我不确定自己能做到。我是个集中精力做事的人,如果我打算做那件事,我不确信能顾及这件事。”
历程评述:
吉他社活动总结篇6
关键词： 主题 存在主义 自我本质
一、引言
《奥吉・玛琪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Augie March）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1915年-2005年）蜚声美国文坛的第一部小说， 也是他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存在主义是一种典型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潮，把人置于其哲学思考的中心，把人的存在、人生的意义视为哲学的根本问题，它是对贬抑人的存在价值的现代文明的一种抗议，所以存在主义的人生哲学是最引人注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和人的存在危机愈发严重，人生的荒诞感、虚无感、危机感成为普遍的存在体验。作为这种危机的产物，存在主义旨在在这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重新发现人的价值，探求人的生命和存在的意义。可以说，存在主义是战后美国文学的主导精神。贝娄在二战前后开始崭露头角，并自此活跃于文坛，也正是存在主义风靡美国哲学界与文学界的时候，贝娄自然也深受这一风潮的影响，在其多部作品中表达了探索与追寻的主题。《奥吉・玛琪历险记》就是一部追寻自己生命轴线，追寻“自我本质”，实现自我无限自由的作品。
存在主义者并不是悲观主义者。他们在人生的危机中看到了人的自由，强调人应自我选择，负起存在的责任。存在主义在现代文明的基础上深刻地提出了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何在等问题。存在主义的先驱索伦・ 克尔凯郭尔曾经指出：“面对困惑与绝望时人会意识到自我，能体验到自己的存在，从而有可能去追寻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而海德格尔则指出“畏”也迫使人去担负起自己的责任以达到本真的存在，这并不是使人与社会隔离，而是使自己真正投入到有意义的生活中去。因此，尽管存在主义描绘了一幅充满危机的人生图景，但它不同于此前极大影响了美国文学的自然主义。它不承认宿命论或决定论，它认为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每个人都有行动的自由，也有行动的责任，应对自己行为的结果负责，且每个人都有义务去做到最好，生活的意义就在不断的奋斗之中体现出来。
二、从逃避自己到接受自己
在年幼时期，奥吉一家被劳什收留，寄人篱下，奥吉不得不从小就被异化，他自己承认为了“取悦和报答”劳什，他不得不假装温顺，在劳什面前表现得感恩戴德，这样自我就分裂为隐藏的不驯的自我和别人眼中温顺的自我。随着年龄增长，社会交往增多，奥吉不得不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因此，奥吉也成了多面孔的人，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周旋。奥吉天真地想通过“单纯”这个面具来逃脱社会的倾轧和复杂。但这种自我保护式的战术并不能使其免受社会现实的打击。墨西哥之行迫使他正视世界，也反观自己，逐渐地，他意识到明哲保身的作法只是一种苟且生存，也就是说，奥吉从来没有作为一个真正的个体生活过，他总是看别人的眼色生活。因此，他的存在部分是虚假的，这种双重个性是自我异化和自我疏离的重要表现。
奥吉遇到米托钦后，在他的影响下，奥吉决定面对真实的自我。他深知自我异化的危害性：“在纷繁芜杂的社会面前手足无措，又不知怎样才能返朴归真，说着言不由衷的话语，久而久之，自己也忘记了自己是谁。”这正是奥吉所面临的困扰。戴着不同的面具应对不同社会圈子里的人，在不同的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语，他也担心失去自己的本质。他想返璞归真，却没想到使自己的人生存在更为复杂。而米托钦秉承的信条是：活出真实的自我，否则就意味着灵魂的死亡。最后，奥吉决定接受米托钦的人生哲学。他对米托钦说：“如果我说我一直想活出真实的自我，你会理解我的。这并非易事。我在想，要是真实的自我不够好，我该怎么办？我想最好还是放弃这种想法。不求最好，但求真。”人必须去掉一个面具才能成为真正的自我，才会发现不为人知的自我。只有面对自我，才能活出真实的自我。从奥吉决心正视自己和现实可以看出奥吉的勇气。如此审慎的态度表现出了他对自己的负责，也表现出了他谋求人类真正存在的愿望。
三、从逃避社会到融入杜会
奥吉从异化到归化的过程也体现在他与社会的关系上。他的自我异化与社会异化是同时存在的，也是相互交织的，一种是受社会环境所迫的自我异化，一种是与社会环境格格不入而从社会中异化出来的。
奥吉与社会的格格不入还体现在他对自由的理解以及他对工作的态度。在他一生中，他从事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但没有一个长久的，因为他觉得具体的工作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限定，又因为他天性多变，不适应严谨规则的束缚。他不愿局限在一种模式里，由工作来摆布他，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不得不成为一个零件，个性没有价值，因此奥吉在非人的社会里一事无成。
奥吉与丝的恋情以及奥吉的墨西哥之行成了他从异化到归化，从自我疏离到自我超越的原动力。在与丝发生恋情之后，奥吉觉得“我从来没与一个人如此亲近过”。但是在如此巨大的爱的力量面前，他怕失去自我，又采取了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但爱情是需要双方共同投入的，奥吉的态度只会拒爱于千里之外。丝就对他说：“不管什么样的爱对你来说可能都很陌生，可能你压根儿不需要它。”当然，奥吉既想拥有爱也想拥有自己的独立与自由，但爱需要自我的融入和对他人的伦理承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利己主义。因此，与丝的恋情虽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果而终，但奥吉由此意识到了自己过份要求独立也有其荒谬的一面。因此爱成了他淡化自我、融入社会的关键力量。墨西哥归来象征着奥吉的重返社会。他已经厌倦了这种漂泊、自我流放的生活，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无家可归者，永远是一个寄人篱下者，迫切地期望能有属于自己的家。他开始投入爱情，与斯黛拉结了婚，他深深地认识到是爱使人们团结在一起，使人有责任心，使人们在社会上相依相靠。奥吉对爱的态度的转变意味着奥吉开始抛弃过去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开始融入社会，从而迈出了从异化到归化，从自我疏离到自我超越的关键一步。
四、结语
奥吉的归化只是暂时的。二战后，他又成了一名不法商人，仍旧是一个处在社会边缘的人，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的探索是荒谬的。奥吉对自己认识不足，不能找到一条切合实际的路，这种局限决定了他的追寻只能是漫无目的，不会有结果。作为一个典型的贝娄式主人公，奥吉性格上是有缺点的，而正是这些缺陷使他成为普通人的代表，贝娄在作品中透过奥吉的危机体现了整个人类的追寻及对希望的渴求。
参考文献：
[1] Bach， Gerhard. ed. The Critical Response to Saul Bellow. CT： Greenwood Press，1995.
[2] Be11ow， Sau1. The Adventures of Augie March. Pengiun Classics， 2001.
吉他社活动总结篇7
[论文摘要] 本文认为,在研究现代性的诸多理论流派中,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可谓是独树一帜的,并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述评:现代性的性质与动力机制、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及全球化、现代性的“风险”、现代性的超越———后现代性。
女东尼·吉l斯(anthony giddens)是当代英国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在现代性力一而.他否定了‘，而现代性社会’的来临.认定当今社会处于一种‘高度现代,h} "ajc "},期现代性叮内状态.并把现代性视为当今社会学研究的个基本问题.他深刻闻述了现代性的本质.追溯了现代性产生的动力机制.并考察了现代性的四个重要的制度性维度.从某种意义讲.吉f斯的现代性理论让我们重新发现和认识了现代性.在研究现代性的诸多理论流派中‘吉斑斯的现代性理论司谓是独树一帜的。
一、现代性的性质与动力机制
与那些从"}}!}h} ".“自山”.理性’来解释现代性的学者小同.作为社会学家吉斑斯主要是从自己专业的角度来看待现代性的.囚此.他总体上把现代性看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 政治 经济 制度.在((}j}}代性与自我认同》中他是这样定义现代性的:“已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起来的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 历史 性影}}向的行为制度与模式”.而后.他在一次访谈中.进-步将这个现代性的概念细化。他是这样回答自己关于现代性的理解这个问题. "}+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与 工业 文明的缩略语。比较详细的描述涉及:(1)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关于世界向人类十预所造成的转变开放的想法二(2)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3)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既然吉"r斯把现代性大体看作是一种政治经济制度.那么.这种制度与传统有什么小同呢?现代性与传统区别币在?毫小夸张地说.这个问题是任币致力于现代性研究的学者必须回答和而对的问题.吉"r斯的回答是:现代性是一种‘反思性"i内制度.在传统社会中.‘反思’因受到时问地域的限制小得小与社卜_的时空组织融为一体.而在现代性社会中.山于信息传播手段和 交通 工具的革命性变革.使这种反思能够从传统中分离出来.对社会行为与实践进行新的认识.并在此基础建构整个社会系统。
在对现代性的性质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吉斑斯明确提出了现代性的动力机制问题.某种意义上说.他关于现代性的反思性也是以现代性的动力机制为基础的。这个动力机制一是时空的分离.二是‘脱域”l制。吉斑斯敏锐地捕捉到了现代性所带来的人类时空背景的革命性变革.他谈到.时空的分离使人们小丙受‘旅场"i内限制.而这无疑为人们拓展实践活动领域提供了可能.小仅如此.时空分离还为现代生活的独特特征及其介理化组织提供了运行的机制。现代社会可以在此基础上以以祠人们难以想像的力一式.将各种囚索连接起来。在时空分离的基础上，现代性的另一个动力机制—‘脱域’得以形成.所谓`脱域”.就是‘`}1会关系从彼此匀_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小确定的时问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吉}i斯把脱域机制区分为两种小同类刑.其一为符号标志(symbolic tokens).其二为专家系统(exp errs system s).二者统称为抽象系统(abstract systems)。这些机制都内在地包含于现代社会制度的 发展 之中。在符号标志中.吉"r斯以货币为例子.讨沦了符号标志在脱域机制中的角色和作用。他采纳凯恩斯和森西尼的观点.将货币与时问紧密联系在-起.认为货币是卖力一和买力一川以共同给子信任的符号.囚而是一种延迟的力一式.在产品小川能h.接交换的情况下.将债权和债务连接起来.成为将交易从具体交换环境中抽脱出来的手段.进而成为重构买卖关联的工具。在专家系统中.吉"r斯举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景.描述了人们怎样被各种专业知识所包围.而同时又怎样与之相分离:走出家门.无论是乘坐公共汽车.还是自己驾车.抑或是乘坐飞机.在该场景下的时问和空问中.人们被诸如机械知识、道路知识、飞行原理等专业知识所承载.但是作为具体当事人.并小了解这些分门别类的知识。
二、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及全球化
吉l斯把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归结为四个力一而.即蕴含于生产过程中的物质力和机械的广泛应用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的工业主义、包涵竞争性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的资本主义、体现控制信息以及对社会成员的社会性监控制度的监控系统、高度工业化技术条件下对暴力工具进行控制的军事力量。
资本主义是现代性制度维度的第一个力一而。所谓资本主义.吉l斯认为是“一个商品生产的体系.‘已以对资本的私人占有和无产者的雇佣劳动之问的关系为中心，这种关系构成了阶级体系的主轴线。资本主义依赖于而向市场竞争的生产.在这里.价格成了对投资者、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颇具意义的信号”。工业主义是现代性制度维度的第二个力一而。工业主义的主要特征.则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对物质世界的卜生命资源的利用.这种利用体现了生产过程中机械化的作用。‘监控机制’>s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二个制度牲维度。监督在这里指的是:‘旅政治领域中.对被管辖人日的行为的指导.尽管作为行政权力的基础.监督的重要性决小只限于政治领域。监督川以是h.接的.但史重要的特征是监督是问接的.并日_是建立在对信息的控制的基础上的。’现代性制度维度的第四个力一而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小仅是前现代文明的特征，同样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特征.但军事力量在前现代文明中的状况和现代文期中的状况是小一致的。在前现代文明中.政治中心有时对军事力量的控制是力小从心的.相反有时候经常受到军事力量的威胁.军事力量反倒成为社会小稳定力量的重要囚索之一。但在现代文明中.子工币一个民族国家都可以在自己确定的边界领域内对暴力工具进行有效的控制。
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受现代性二大动力机制的推动.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维度.囚此.吉斑斯提出了‘现代性的全球化’认一命题.这也是吉斑斯现代性理论引人注口的一个力一而。吉斑斯把全球化看作是现代性的一个呀本性后果”.认为现代性眼下正经历全球化的过程.而日_‘已的影}}向力在小断增强。在对‘现代性的全球化"i内探讨中.吉斑斯重点关注了二个力一而.首先是全球化下的匡}家主权。总体上讲.他反对那种认为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问的介作与结b}关系导致的政治一体化倾向将使民族国家逐渐丧失对自己内部事务的主权的说法.他把全球化与民族匡}家主权的关系形容为一种‘推一拉’炭系.认为民族国家问的权力联介在另一力一而也使这些成员匡}在匡}家体系中增强了自己的影}}向力:其次是商业公司尤其是跨匡}公司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和作用。吉"r斯认为.商业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正是‘已们影}}向的扩大导致了商品市场和货市市场的全球性扩张:最后是文化全球化的现象。这也是全球化的一个史为深层、史为重要的一力一而。他很关注通讯技术和媒体所产生的全球化影}}向.认为信息传播是现代性制度全球扩张的根本囚索。同时.吉"r斯把全球化视为一种普世性的命运.从宏观的制度层而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哪个民族国家和个体能够逃脱山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转刑 o
三、现代性的‘风险”
吉"r斯的现代性理论的一个独特力一而.是把现代性视为一个‘`)x}险社会”.在吉"r斯看来.‘风险指的是在与将来可能性关系中被评价的危险程度。··…少七险暗示着一个企图主动与‘已的过去亦即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要特征进行决裂的社会。’也就是说.风险具有两个属性. 一是小确定性.二是思维的前瞻性而卜回顾性.风险在这里被认为是控制将来和规范将来的一种力一式。
吉斑斯关于‘`)x}险社会’的论述一力一而强调了‘已的制度性特征.另一力一而.他也指出了yx}险社会’对个人日常生活的影}}向。从其制度性特征来讲.吉斑斯把现代}h}的风险与他关于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结介起来.将现代性的‘`)x}险’也归结为四个力一而，而单个风险就隐藏在当下西力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具体来说.资本主义的维度及其全球化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会出现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工业主义的维度如果小加以有效的控制和引导.将会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监控机制的小介理运用川能导致极权主义的滋长: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军事力量的滥用将有川能导致核冲突和大规模战争。吉l斯的忧虑小无道理.现在全球的军费开支每年都在上升.技术创新在武器生产力一而经久小衰.向战争工具消亡的世界过渡的机会似乎还是微乎其微的.囚此.核冲突和大规模战争也是被吉l斯视为现今全球所有的危险中最h.接也是最川怕的潜在威胁。从现代性的风险对个体的影}}向来讲.吉"r斯认为.现代性将带来个人价值观力一而的‘火生无意义"i内威胁.现代性使小确定性泛化.这种小确定性使个体时刻感受到各种各样的压力和紧张.每一个个体都被暴露在某种程度的危机情境中.导致个体的焦虚无助.乃至感到生活的空虚和无意义。在此基础上吉斑斯进一步将风险划分为‘沙「部风险(external risk)”和“被制造出来i为风险(m anufac-turedrisk) "。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囚为传统或者 自然 的小变性和固定性带来的风险.是传统文化、工业社会中以及h.到今天人类所担心的.比如瘟疫,啸等: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是指山我们小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向所产生的风险.比如核战争对世界的威胁.‘已逐步在现代社会中占居主导地位。
吉"r斯列举了现代性的多种风险景象:高强度意义上风险的全球化.包括核战争和生态危机:突发事件小断增长意义上的风险全球化.比如丫[油价格的波动:来自人化环境的风险.比如.山核电站的事故所引起的辐射危害:全球化所带来的制度化风险.比如投资市场的风险:对专业知识局限的风险.即采用专家原则的后果风险.这种风险与知识的小确定以及相关的小川预测性相关。这些风险景象的存在促使吉"r斯思考当代资本丰义的限度问题.他把这种限度分为两类一是‘环境限度”.即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关注地球资源的川承受力.二是‘现代性的限度”.在这里.吉"r斯提出了一个问题:现代性的反思性及以这种反思为基础的对社会生活和自然的十预在多大程度上是川ii=的?在现代性的社会里.随着 科学 技术水平提高.抽象的专家系统日益控制着社会.人类反思与知识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这种控制充满了小确定性和风险。在这两种风险中.‘现代}h}的限度’被吉斑斯认为是史重要的.囚为所谓的生态危机小是纯粹意义上的‘天灾”.而是‘火祸”.事实上.‘件态危胁是社会组织起来的结果”.是通过工业化对物质世界的影}}向而产生的。
四、 现代 性的超越一后现代性
吉j斯对西力一社会所处的状态和时期的判断.是‘已仍然处于现代性的阶段.小过这个阶段是高度的现代性或晚期的现代性阶段。他指出.对于现代社会特征的研究.仅仅提出几个如‘，而现代时期”、‘，而 工业 时期nl内新名词是小足以描述现代社会的特征的.而日_这样做也略显肤浅。但吉l斯并小拒斥使用‘，而现代性”一词.他指出.我们能够指认出一种后现代的轮廓.而日_.的确存在着种种重要的制度性倾向.‘已表明后现代的秩序是能够实现的。但他所使用的‘，而现代性”一词的意指与利奥塔等人的‘，而现代性”一词的意指是大相径庭的。吉l斯认为后现代体系在制度上将是复杂的.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一种超越。这种超越小仅是川能的而日_也能够成为一种现实。作为一种末来导向的各种社会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这种超越的媒介或者是手段。在这种种蓬勃兴起的各种社会运动当中.我们能够}5,} }5,地看到一种末来的曙光.即一种‘，而现代秩序’的出现。
吉}i斯把对于这种‘，而现代秩序"i内展架与他关于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结介起来.这种‘，而现代秩序”主要涵盖四个力一而.首先是‘超越c乏刑体系”。所谓僵乏’是指‘除了保证肉体存在的基本需要之外.是相对于社会地界定的需求和特殊的生活力一式而言的，pp[i 7 }p145)。而实现这种超越的手段之一便是劳工运动的 发展 。劳工运动作为社会运动的一种形式.吉l斯认为.资本主义仍然是一种阶级体系.在这种阶级体系当中.市场小仅在复杂的交换体系中发挥着信号的作用而日_维持着一种主要的剥夺形式。囚此.超越c乏刑秩序的努力将包含对社会生活力一式的改造.对 经济 持续增长进行重新调整以及对全球财富进行重新分配。在这种秩序当中市场所起的作用将只是信号的作用而小丙是维系随处川见的剥夺机制。其次是“多层次的民主参与”。监督机制作为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之一有利于对暴力工具的成功垄断.然而监督的极端化则是极权主义的增长.极权主义与现代性的关联并小是偶然的.然而正在蓬勃发展的争取言论自山和民主的社会运动将有利于克服监督的极端化.借此多层次的民主参与将逐步形成。丙次是‘技术的人道化”。持续小断的技术革命是从资本积累和军事规划中获得原动力的.但是‘已们-旦开始运转.便有了自己的推动力。持续小断的技术创新在给人类带来损社的同时也造成了环境的严重破坏.这是当代生态运动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即现代社会中的技术主要是作为一种‘压具理性’而运作。在后现代秩序中.人们将小得小考虑无限制科技发展的逻辑.技术的人道化将会逐步被引入人化环境的问题中来;最后是‘`1r军事化”。尽管向战争工具消亡的世界的过渡的机会似乎还是微乎其微的.川是也存在着现实主义的囚素.包括:战争的工业化使得军事强国川能悬置战争:和‘!近运动的呼声越来越高.将小得小引起各个国家的反思.囚此.吉f斯认为‘，而现代秩序’中.川能会出现一个无战争的世界。吉斑斯是在(c}j}}代性的后果》中对超越现代性以及后现代性社会进行理论构想的.这一思想后来也成为吉斑斯‘第二条道路’的理论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吉斑斯对于从‘解放 政治 ’，向‘味活政治’的转变寄子厚架.并将这种转变看作是超越传统‘大’，与‘佑”、构建空球世界主义秩序"i内一个关键囚素.作为一种政治思维力一式.‘件活政治;s一种‘件活力-式’fa}味活决策))内政治.生活政治的口标指向是在晚期现代性的系统中.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达到选择生活力-式和自我实现的口的.囚此.人与 自然 的关系、人的生育问题、全球化带来的作为整体的人的存在与介作的问题.以及现代性条件下的自我认同问题.这些问题成为吉f斯生活政治理论关注的几个焦点.而这几力一而无小涉及‘火的存在与道德’的深层问题.彰显了吉f斯‘味活政治牲贝论的伦理底蕴。
五、对吉f斯现代性理论的简要述评
从内容体系上看.吉f斯从社会学角度提出的现代性理论为我们展现了现代性问题的现实的一而。在工业主义、监控机制及军事力量已经成为当代民族国家的制度选择的背景下.吉f斯关于现代性的制度性分析发人深省.这也是小同国家的社会学者都对吉f斯的现代}h}理论给子足够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囚。吉斑斯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考虑现代性问题的.并把‘现代性的全球化’，与‘现代性的风险’结介起来.这使他的现代性理论有着浓厚的时代感。吉斑斯与贝克是西力一风险社会理论的开创者.他们的研究使风险开始成为西力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理论特色上.吉斑斯主要把风险与现代性及其全球化联系在一起.进而将‘降低风险’作为’`l驭现代性这一‘猛兽’的良策。吉斑斯关于现代性风险的探讨，无疑为我们正确认识现代性的双重性、构建现代性风险的预警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 参考 。小仅如此.吉l斯关于，军放政治’，与‘味活政治’的探讨已经触及到 哲学 层而的‘政治’，与‘火’的关系问题.虽然‘件活政治’能否概括人类社会末来的政治图景值得探讨.但‘味活政治’中所传达的‘败治向人和人的生活世界的回归”.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人类政治设计的末来走向。
从力一法论角度讲.古l斯的现代性理论始终坚持辩证分析的逻辑.既正视现代性问题的存在.又小白口夸大现代性问题.小仅如此.他还注重挖掘现代性问题背后的潜藏着的 历史 机遇.这使得他的理论张弛有度。比如:对于现代性风险的探时.吉l斯小仅认识到这种风险的弊端.同时.他也中言这种共同风险将使所有人认识到人类利益的共同性.进而川能成为构建一种全球普遍伦理的一次重要契机。吉l斯关注现代性的双重性和限度的同时.也肯定了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的损址.这使得他的观点区别于那些激进的现代性理论而易于得到人们的认同。
吉他社活动总结篇8
机舱里我和佟会长坐在一起，佟会长年过六旬稀疏的头发已经花白，我们同在天津，但平时和佟会长接触并不是很多。飞机稳稳地飞行着，由于起飞时间比较早,上了年岁的佟会长看上去有些疲惫，他把头靠在座椅背上微微闭着眼睛。时不时和我聊上一两句。当我提及天津慈善宣传的话题时，闭目养神的佟会长一下子睁开了眼睛，眼神中闪烁着熠熠光芒，语调也明显提高了。一时让我很难相信这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佟会长坐直身子详细地向我回顾了天津市慈善协会近年来的宣传成果。
据介绍，天津市慈善协会通过多年的努力与本市主流媒体、中央驻津媒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创建并不断完善新闻宣传报道网络，形成了良好稳固的宣传报道机制。并在遇到需要重点报道的项目和活动时，邀请主流媒体进行采访报道，在平面媒体上发表长篇报道并开辟专版，对开展的工作进行全面详细的介绍。平均每年发表稿件500余篇。
为了扩大慈善项目的影响力，天津市慈善协会与本市媒体联合开展了多个慈善项目。逐渐形成了市慈善协会借助媒体做大做强项目、媒体通过参与慈善项目做公益的互惠格局。如已经开展十六年的“迎新春慈善助困”活动，近几年，今晚传媒集团、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成为联合主办单位，并利用自身的宣传优势加大了对此救助项目的宣传力度。如今，该项目由于救助力度大、社会覆盖面广、救助人数多，在社会上有了较大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已成为市慈善协会的救助品牌项目。说到这里佟会长脸上洋溢着幸福得意之情，更是流露出自豪的目光。
接着佟会长又向我讲述近年来市慈善协会在宣传工作方面的新举措，支持媒体设立救助专项基金，使媒体亲身参与到慈善中来。如天津电视台公共频道与市慈善协会共同设立专项救助资金，救助罹患白血病的甘肃来津打工女孩；电台经济广播设立爱心助学基金；与天津电视台都市频道《都市报道60分》栏目合作建立“真情慈善基金”。新闻媒体的介入为天津市慈善宣传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乘客朋友们，请您系好安全带，飞机马上就要降落。”随着飞机乘务人员的提示，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就要结束了，但佟会长的讲述还意犹未尽。一路倾听使我对天津慈善协会的宣传工作有了深刻了解，佟会长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对慈善事业的热情也深深地打动了我。
此次召开的中华慈善总会全国宣传会议受到了眉山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晚上，眉山市政府在东湖宾馆宴会厅宴请全国各地的参会代表。坐在我身边的是吉林省慈善总会王志勇副秘书长。得知我是慈善杂志社编辑，他热情地和我握着手。从握手的力度上我感到了他的兴奋和激动。简单的寒喧后，王志勇向我介绍了吉林省慈善总会的宣传工作情况。吉林省慈善总会成立于1993年1月8日，是全国成立最早的省级慈善组织，在即将迎来慈善总会成立20周年之际。省慈善总会自2011年12月24日启动直至2013年1月8日，开展了为期一年多的“吉林慈善之春”系列宣传报道活动。活动的具体内容包括打造“四项工程”、塑造“三个品牌”、开展“三项活动”。“四项工程”包括以百块展板放广场、千名儿童爱国募捐活动、万张慈善传单进社区为主线的 “百、千、万”慈善宣传工程；以慈善助春耕为主题的“慈善日”活动、“圆梦大学”慈善救助活动、慈善救助“双日捐”活动、“生命之光”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救治项目、“关爱生命”外科大病救助项目、“微笑列车”唇腭裂免费治疗等精品慈善项目推介工程；以宣传社会各界反响强烈、多年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爱心人士的优秀事迹为主题的慈善典型弘扬工程；以提高慈善工作透明度，让社会各界了解捐赠的全过程，及时全面掌握善款的实际使用情况为宣传内容的阳光透明慈善打造工程。“三个品牌”包括出版《吉林百名慈善精英》画册，创立吉林慈善杂志、吉林慈善论坛等。“三项活动”包括开展“吉林名人慈善情”文艺晚会、慈善新春联谊会、省慈善总会成立20周年表彰会。这些宣传活动将提升吉林慈善事业的社会影响。
在王志勇动情的讲述过程中，我注意到他的语速极快，好像生怕时间不够而遗漏某些内容，有时他的语速过快加上他那特有东北普通话使我一时没有听明白。每当我露出疑惑之情，他总会带着歉意地微笑着同时习惯性地用手指推一下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再放慢语速重新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