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轻处罚申请书范文
时间：2023-12-01 13:27:23
减轻处罚申请书篇1
内容提要: 宽恕制度是发现、查处卡特尔的一项激励工具，是 现代 竞争法的一项基本制度。随着人们对卡特尔危害性与隐蔽性认识的逐步深入，卡特尔查处难问题日益突显，宽恕制度应运而生。宽恕制度的本质在于利用严厉惩罚威慑下的“囚徒困境”心理，鼓励卡特尔成员揭发违法事实并配合案件的查处，对符合条件的告密者给予减免 法律 责任的奖励。美国1978年创设宽恕制度以来，至今已经有三十多个国家吸收并逐步完善，形成一套内容详细、程序规范的体系。我国《反垄断法》也确立了宽恕制度，然而，他国细致且具有较强可操作的实施规则与我国原则性、笼统性的规范形成鲜明对比。为了充分发挥我国宽恕制度查处卡特尔的激励作用，借鉴他国实施规则经验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宽恕制度的实施原理
（一）宽恕制度的内涵
宽恕制度（leniency policy/programme）是指参与卡特尔的行为主体或其他知情人员，在反垄断执法机构开始调查前，提供可启动调查程序的证据，或开始调查后，提供增强案件事实认定的证据，且持续、全面配合调查时，执法机构依法免除或减轻该行为主体因从事卡特尔行为所应负的刑事、行政或民事责任（统称“处罚”）。wWw.133229.cOm作为内部瓦解和分裂卡特尔的一项有效方法，宽恕制度发端于美国。1978年，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局首次确立公司宽恕政策，但最初不是通过立法形式确立的，而是由司法部反托拉斯局负责人在一系列演讲中构思、定义而形成的。此后，经修订，美国于1993年8月颁布《公司宽恕政策》，并于次年创设“个人宽恕制度”，两者共同构成美国现行的宽恕制度体系。在美国宽恕制度有效作用的带动下，欧盟、德国、韩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和地区逐步建立并完善宽恕制度。
在宽恕制度的内涵上，主要国家的竞争立法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不同：（1）减免责任的程度不同。宽恕制度包括免除处罚和减轻处罚。前者是指全部豁免宽恕申请人的法律制裁，而后者是指仅部分减轻宽恕申请者的法律处罚。目前有的国家仅规定免除处罚，没有减轻处罚，如美国、澳大利亚和以色列，而大多数国家都兼采免除处罚和减轻处罚两种。（2）适用对象不同。宽恕制度可以分为公司宽恕和个人宽恕。前者是指对涉案 企业 宽免处罚，而后者是指对相关 自然 人的宽免处罚，主要是涉案企业的董事、经理以及其他高管人员。[1]
（二）宽恕制度的实施价值
无论是在现代市场 经济 国家还是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的我国，卡特尔都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卡特尔的本质在于排除、限制竞争，具有危害面广、危害持续时间长的特点，是反垄断法规制的主要对象。为了躲避严厉的卡特尔处罚，卡特尔的形成过程一般极少采用书面文件，而更多地是采用口头协议或彼此间的默契等非正式形式予以确定，即所谓的“君子协定”，进而增加反垄断执法机构查处案件的难度。1990年1月至2003年7月，被美国、欧盟等发现的国际卡特尔167个，只占全部秘密存在的卡特尔的10%—30%。[2]
为了解决隐蔽性带来的案件查处困难，各国竞争法逐步探索以减免罚则的激励方式，鼓励卡特尔内部成员主动揭发违法行为，从而实现堡垒从内部攻破，及时查处案件的利益权衡机制，即宽恕制度。宽恕制度的适用使得卡特尔成员之间的信用度降低，大大增强了卡特尔组织的脆弱性。通过对卡特尔成员的激励机制，以换取内部成员的合作，从而快速、有效地查处违法事实，降低执法成本，瓦解卡特尔。减免处罚的优惠措施成为卡特尔成员揭发的最大诱因，使得竞争者对达成卡特尔具有更多的顾虑，加大卡特尔形成的难度，有效防止违法行为的发生。[3]
（三）宽恕制度的实施基石
“创设纸面的制度是容易的，但是实现宽恕制度的有效性是艰难的。”[4]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刑罚实施部门负责人scott d.hammond在2004年icn举行的关于宽恕制度的会议上，指出有效宽恕制度的基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严厉的处罚、被查处的高风险和透明的制度规范。笔者认为，宽恕制度的有效实施基础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严厉的制裁措施、有梯度的奖赏措施、透明的适用规则和有力的执法手段。
1.严厉的制裁措施。促使卡特尔成员提出宽恕申请的主要原因在于处罚措施的严厉性。严厉的处罚使企业被查处的风险大于潜在的收益，从而增加违法者被施以严惩的担心，诱使其主动披露，争取宽大处理，避免处罚。如果企业因卡特尔而被处以的处罚低于潜在效益，则企业带有侥幸心理，违法以谋求非法收益。目前对卡特尔的制裁措施最严厉的莫过于刑事责任，除此之外，还有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具体包括监禁、没收非法收入、处以不法获利两倍或销售金额一定百分比例浮动额度的罚金或罚款。
2.有梯度的奖赏措施。获得处罚减免的奖励是卡特尔成员主动揭发违法事实的主要目的，也是“重罪”威慑下的诱因。通过有梯度奖赏措施的激励，企业才有动力及早报告以争取最大的宽恕。虽然每个人都应当承担自己的责任，违法者理应受到相应惩罚，但是由于卡特尔极大危害性和极强隐蔽性，如果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执法者往往很难发现和查处，而减免处罚的诱因就是很好的瓦解壁垒的手段。这种低成本的执法方式是符合社会的整体效益。
3.透明的适用规则。宽恕制度实质上是通过减免罚款的优惠，诱使卡特尔成员揭发自己的同伴，查处违法行为。对于内部关系来说，告密者其实是违反对其他成员的约定义务，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如果其申请宽恕，告发涉案卡特尔及其他经营者，将面临被其他企业排挤、报复的风险，因而是否提出宽恕申请是慎之又慎的决定。这就要求法律对宽恕制度有清晰明确的规定，尤其是适用条件和适用程序，不可含糊不清，应当避免主观性证据要求，甚至减少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自由裁量权。透明的适用规则能够使宽恕申请后果具有可预见性，从而有利于宽恕申请人进行利益权衡和作出选择。oecd的研究报告指出，透明、确定是非常重要的，在有关条件和利益非常清晰的情况下，相关公司更愿意前来自首。
4.有力的执法措施。坚定的执法态度和有力的执法措施能够提高卡特尔被发现的概率，增加有关企业和个人受到法律制裁的风险，从而促使有关企业和个人进行揭发以获得宽恕。只有卡特尔面临着被反垄断执法机构查处的巨大风险时，卡特尔成员才会放弃合谋行为而带来的丰厚非法利润，进而向反垄断执法机构申请减免处罚。反之，如果公司被查处的可能性很小，那么再严厉的惩罚措施也只是“纸老虎”，起不到威慑作用，不足以消灭卡特尔组织。所以，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营造一个强有力的执法环境，使得卡特尔成员处于害怕的心理而更加愿意与执法机构合作。[5]
二、宽恕制度实体条件之比较
构建制度的核心之一在于实质条件的规定，宽恕制度也不例外。实施条件设计得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宽恕制度运行得是否高效，因而各国现代竞争法都精雕细琢，致力于制定适合本国的实施条件，以更好地发挥宽恕制度的激励机制。通过分析比较现代竞争法对宽恕制度实体条件的规定，发现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相同或相似的条件，本文归纳为共有条件，同时由于各国对卡特尔规制和执法实践存在差异，宽恕制度实体要件也呈现一定的不同。[6]
（一）共有的实体条件
1.提出申请的顺序条件
第一个提出申请是取得免除处罚的首要条件。率先向反垄断机构提出宽恕申请的卡特尔成员，能够获得最大限度的优惠，这是各国竞争法的共识。这有利于企业积极、快速向反垄断执法机构自首，减少执法成本，发挥宽恕制度的特有功效。后续申请者即使其他条件都符合豁免要求，但唯独时间上晚于前一申请者（即使晚了几分钟都无例外），依旧不能获得免除处罚的奖励，只能依各国不同规定考量是否可以适用减轻处罚。可是有些国家规定“序位前移”，如加拿大的宽恕制度规定如果第一个报告者未满足条件，则符合要件的第二位申请者可适用免除处罚的宽恕制度。减轻处罚是与免除处罚程度不同的优惠奖励制度，在分析告密者是否符合减轻处罚的条件以及减轻的幅度时，往往已经排除其适用免除处罚适用的可能性，因而提出减轻处罚申请的主体并不要求是第一个，一般情况下也不可能是第一个。
2.提出申请的数量条件
各国都十分严格限制获得免除处罚奖励的主体数量，往往仅规定只有第一位提出申请者可以赋予豁免。在减免适用对象的数额也有一定的限制：日本至多允许三位可获得处罚减免，如果申请者被给予免除处罚，则仅剩两位可取得减轻处罚的名额；欧盟、英国、法国至多允许四位申请者获得减轻处罚，如已经存在免除处罚的企业时，则只有三位申请者可获得减轻；巴西的减轻对象很特殊，仅针对首位提出申请者，如其无法获得免除，则可依情形给予减轻处罚；韩国仅第二位申请者可获得减轻处罚；德国则没有限制。
3.提供相关证据或信息
现代竞争法都无一例外地规定申请者需提供涉案卡特尔的相关证据或信息，但是关于信息或证据所能证明的程度及其性质却呈现一定的差异。早期的法律普遍要求告密者提供“决定性证据”，如美国1978年公司宽恕制度、欧盟1996年《关于卡特尔减免处罚的告示》以及德国2000年《联邦卡特尔局减免罚款的指南》。“决定性”的要求带有明显的主观性，内容模糊、不确定，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自由裁量权大，这些都打击申请人的积极性。为了消除主观证据要件带来的种种弊端，现在竞争法都逐步修改删除要件，如欧盟和德国2006年修订的新规则以及美国1993年《公司宽恕制度》规定：调查前，只要信息或证据能使得委员会可以发动调查权即可；调查开始后，足以证实违法卡特尔存在。[7]但仍有少数国家如韩国还保留“必要证据”。此外，有的国家仅要求提供所有违法信息或相关数据即可，未涉及证据的性质，如巴基斯坦和日本。
对于减轻处罚的申请者而言，虽然提供有关卡特尔的信息或证据是减轻处罚的必要条件，但是就信息或证据的性质而言，与免除处罚的要求不同。一般而言，前者所需证明程度较后者轻。如欧盟2006年修订的《关于卡特尔减免罚款的告示》规定“对案件的认定有附加价值”；[8]德国要求有“显著贡献程度”；[9]日本和韩国仅规定提交证据或信息，但未就其性质作出要求。
4.停止侵害
宽恕申请者及时停止侵害是减免其处罚的必要条件，现代竞争法都有明确要求。停止违法行为不仅是违法者悔罪的直观表现，同时是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的最有效方式。但是存在一定的例外，如为了配合反垄断执法机构查处违法行为，告密者经获准可不停止违法行为。虽然现代竞争法都要求申请者停止违法行为，可是对于停止违法行为的时间点有不同的规定。具体情形如下表1。
5.持续、全面、诚实的协助调查
申请者协助调查是及时查处案件的关键。主要竞争法国家都对申请者的协助调查施以较高的要求“：诚实”、“全面”、“持续”。一般规定告密者必须配合反垄断执法机关整个调查过程，直至对卡特尔行为的认定，加拿大甚至还要求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都必须协助配合。虽然日本的宽恕制度没有明确要求告密者履行积极协助调查义务，但是根据日本《独占禁止法》第7条第2款第12项的规定，如提供虚假证据或未依要求提供证据则丧失豁免资格，因而表明申请人实质上负有协助调查的义务。
6.未有强迫其他主体参加卡特尔
对申请者范围进行一定限制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企业实施不道德行为。就内部关系而言，告密行为对于涉案卡特尔的其他成员而言是违反契约、不道德的行为，告密者通过自首获得减免处罚的优惠，将卡特尔的违法成本转嫁给其他成员，因此它可能利用该制度陷害同行其他主体，而自己适用宽恕制度逃脱责任，造成所谓的“道德危机”问题，从而成为竞争者之间相互排挤的工具。因而在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巴基斯坦等国家或地区的宽恕制度都明确“不得有强迫其他经营者参加卡特尔的行为”。[10]
7.有梯度的减轻幅度
免除处罚是指符合条件的告密者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是全额的免除。但是减轻处罚就依不同情况给予有梯度的优惠。这是保障宽恕制度发挥其激励功效的一个重要前提。如果减免处罚的程度相差不大或者给予较多数者优惠措施，则相差不大的待遇起不到激发企业告密的热情，因此针对提供证据的先后顺序，各国法律都给予不同的减轻幅度。具体见下表2和表3。
（二）特殊的实体条件
1.提出申请的时间条件
根据宽恕申请提出时间不同，分为调查开始前和调查开始后申请两种情形。调查开始前申请是指反垄断执法机构展开卡特尔违法行为调查前提出宽恕申请。调查开始后申请是指主管机关启动调查程序后，卡特尔成员依旧可以提出宽恕申请并获得减免。目前仅日本、巴西等规定只有在调查前提出申请，才有全部豁免的可能。反之，只能依情形给予减除处罚的优惠。而美国、加拿大以及英国等大多数国家在申请的时间上都不限定必须为调查前，即使反垄断执法机构开展调查后，符合法定要件的企业亦可免除罚则。[11]
2.排除特定主体
在前述的共有条件中，有关申请人必须没有强迫他人参与卡特尔已经基本成为主要国家竞争法的共识，但是对于告密者是否必须排除卡特尔的领导人或发起人存在立法差异。这里要区分免除处罚和减免处罚分别对待。免除处罚中，美国在《公司宽恕制度》中规定调查程序开始前，申请人必须不是违法卡特尔的领导人或发起人，这主要是为了维护卡特尔成员的公平性。德国、巴西、巴基斯坦也有与美国相似规定，但欧盟、韩国没有相关规定。而加拿大只是单独提出告密者不是违法行为唯一的受益者，否则也排除豁免。日本仅要求申请者不得妨碍他人退出参与卡特尔行为。至于减免处罚，目前仅巴西要求申请者不得居于领导人、发起人或煽动者地位，而日本和韩国要求申请者未强迫其他经营者参与涉案卡特尔行为，其他国家或地区都没有这三项限制。
3.保护证据
保护相关信息或证据是申请者的一项潜在义务，包括采取相应措施保护信息不受损害，不得违法泄露信息。但是仅欧盟在2006年修订的《关于卡特尔减免罚款的告示》中特别指出该项义务：告密者提出申请前，不得有任何损毁、变造或隐匿涉案卡特尔相关信息或证据的行为。同时还应当对证据进行保密，除向其他国家反垄断执法机构透露以外，不得向第三人透露其提出申请的事项或内容。如申请人提供的信息或证据致使委员会针对涉案卡特尔发动调查权，则为了保全委员会的发动调查权，申请人不得有任何妨碍权力行使的行为。
4.保护受害人权益的良好合作
美国的《公司宽恕制度》规定，企业应当在有可能的情况下，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加拿大在2002年的修订中也明确这一点。但是这些都只是倡议性立法，真正将这一义务落实的是美国2004年的《刑事处罚增加和改革法》，取得刑事豁免的申请人如希望获得减免至一倍的民事赔偿和免除连带责任，仅承担补偿因自身原因造成的受害人损失，必须履行良好合作义务。
此外，为了防止涉案卡特尔集体提出申请，阻碍调查的开展，韩国和日本要求告密者必须单独提出申请。而其他国家或地区都没有设定此限制条件。
三、宽恕制度程序条件比较
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是实体正义得以实现的保障。早期 法律 对宽恕制度的规定缺少可预期的程序规则，降低涉案 企业 申请的热情，随着各国对宽恕制度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现行的宽恕制度都制定可操作的、普遍适用的程序规则。
（一）提出申请
申请的提出是开启卡特尔宽恕制度的“钥匙”。提出申请时应当同时递交有关违法卡特尔的信息，根据所需信息或证据资料的证明力不同，可以分为正式申请和非正式申请，即“登记”申请。
1.正式申请。正式申请是指当事人已经获得有关符合减免要件的证据资料而提出的申请。根据加拿大的宽恕制度，申请免除的同时应披露特定的可使其他主体负罪的信息，申请人应当向执法机构递交所有其可获得的，有关违法卡特尔所有信息和证据资料，包括公司声明；或者以假设条款的形式递交信息和证明，并送交一份其将在指定时间内披露的信息或证据清单。以色列、澳大利亚的宽恕制度也都要求申请时必须提交可证实违法卡特尔事实的信息或证据。[12]欧盟委员会2006年颁布的《关于卡特尔案件减免处罚的告示》中也对正式申请有明确的界定。这种对证据证明力要求较高的正式申请，企业一般难以判断自己预提交的证据性质，存在一定的顾虑。因此除了减轻处罚的申请必须以正式的方式提出外，免除处罚的申请可以通过非正式形式提出。
2.非正式申请（登记申请）。由于正式申请所要求的证据证明力较高，增加卡特尔成员揭发违法行为的疑虑，因此美国、欧盟、德国都相继增设非正式申请制度，与前者并行适用。非正式申请又称“标记”申请或“登记”申请，是指虽然企业在申请的时候没有掌握充分的证据，但仍可以申请免除登记，执法机构为其在一定期限内保留位置，允许该企业在指定期间内收集必要信息和证据。“登记”申请鼓励卡特尔成员及时与执法机构联系、沟通，积极揭发违法事实，打消企业对证据证明力难以判断的顾虑。为了获得登记资格，申请人必须向执法机构提供有关信息。根据德国2006年修订的《联邦卡特尔局减免罚款的指南》规定，提出“登记”申请时需同时提供以下信息：申请人的名称和地址，违法的类型和持续时间，受影响的产品市场和地理市场，涉案企业的成员以及申请人其过去或将来可能向其他机构提出涉案卡特尔所做的宽恕申请。相比之下，欧盟委员会要求信息内容更多一些，除了上述德国法律要求的内容外，还包括该被指控的卡特尔估计持续的时间、被指控卡特尔行为的性质、申请者过去或将来可能向其他机构提出涉案卡特尔所作的宽恕申请及其正当理由。非正式申请的设立表明反垄断执法机构将不再按完全符合宽恕全部条件时间来判定申请顺序，而是按照企业提交宽恕申请的时间来定。
申请人获得标记后，为了保有第一申请的位置，必须在指定期限内补充提交充分证据。如加拿大规定30天，德国联邦卡特尔局指定不超过8周，韩国仅为7天，欧盟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期限，而是由委员会依据个案分别指定，且没有最长期限限制。至于申请的形式一般都没有太多的限制，口头、书面均可，甚至允许在初次联系时使用电话方式，鼓励卡特尔成员争当第一位申请者。
（二）初步决定
提交申请后，反垄断执法机构根据申请人的身份、申请时间、证据或信息的证明力等进行初步判断，作出初步决定：附条件减免或不予减免。
1.附条件减免。第一位以正式申请方式提出申请，且提交的证据资料可以促使执法机构展开调查，或者对案件的认定具有重要作用，则给予附条件的免除；以非正式申请方式提出，如在指定时间内补足所需证据，从而符合前述与正式申请相同的条件，也应赋予附条件免除。
2.不予减免。不符合附条件减免条件的申请者，主管机关应书面通知申请者，申请者可以撤回所披露的证据。对于免除处罚申请的审查，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同一时间仅审查第一位申请者，后续申请者无论以何种方式提出免除请求，都不再予以免除处罚的审查。
（三）最终决定
初步决定作出后，申请者应当依法诚实、全面、持续地配合调查，直至对违法事实的认定或诉讼案件的完成。调查程序结束后，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据法定免除条件对申请者作出全面审查，符合要求的作出免除处罚或减轻处罚的最终决定，与执法机构签订协议，反之，将撤销附条件减免。在减轻处罚中，反垄断执法机构还应当对多个申请减轻的主体进行审查，确定先后排序以及各自减轻幅度。
（四）监督履行协议
如果申请者实质上违反执法机构签订的豁免协议，或者提供虚假、误导的信息，则执法机构可以撤销对申请人的豁免。有的国家还规定撤销减免决定的，还应符合一定条件。以色列要求执法机构撤销对申请人豁免的时候必须事先取得反垄断执法机构总负责人和检察官的同意。[13]
四、宽恕制度实施条件的评价及启示
（一）宽恕制度实体条件的评价
1.实体条件的客观化，限制执法机关自由裁量权。美国、欧盟、德国的早期法律都要求申请者须提供决定性或关键证据，欧盟还规定涉案当事人并未起到决定性作用等主观判断要素。主观条件没有确定的判断标准，带有明显臆断性，阻却企业主动提供卡特尔违法信息、证据的意图。随着宽恕制度的修订与完善，主要国家法律开始删除早期规定中“决定性证据”、“非起到决定性作用”等主观条件，降低证明力要求，增强实体条件的客观性，一般要求提供的信息可以启动案件或加强案件认定即可，但仍有少数国家，如韩国保留“必要证据”要件。实体条件的客观化趋势是宽恕制度未来 发展 方向。
2.申请者数量的有限性，彰显宽恕制度的本质。宽恕制度的运行核心在于通过减轻或免除报告者处罚的优惠奖励，激励相关主体及时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报告、揭发违法卡特尔。为了体现优惠措施的有效性，申请者的数量必须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如范围限制过宽，则虽然有利于鼓励更多的成员提出申请，但不利于成员积极、尽早提出申请。因为可获得宽恕的名额较多，所以成员更愿意选择观望和等候。以欧盟、英国和法国为例，法律规定4位申请者可获得减免；如范围限制过窄，则虽然有利于激励成员及时提出申请，争取获得宽免的“一席”，但排除其他成员获得奖励的可能性。以巴西为例，仅第一位申请者，可获得免除或减轻处罚的鼓励。据此，数量的限制不宜过宽或过窄，根据各国情况比较，笔者发现2—3位较为适宜。
3.减轻程度的差别性，表明各国不同的优惠政策。宽恕制度的优惠性不仅体现在申请者数量的限制上，还表现为不同顺位的申请者减轻责任的程度不同。根据前述分析，各国宽恕制度的减免程度存在20％—100％的区别。主要国家竞争法的宽恕制度减轻程度不同，该制度的优惠效果也有差异，具体见图1。
（二）宽恕制度程序条件的评价
可预测的、透明的程序条件不仅有利于涉案企业提出宽恕申请，而且促进宽恕制度的实施。主要国家宽恕制度的修订围绕这一目的展开。为了鼓励企业和个人提出宽恕申请，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申请程序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如欧盟、德国、美国在宽恕制度中创设了非正式申请的方式（登记申请或标记申请），一改传统仅依照符合法定宽恕条件来编排申请的先后顺序，而是依照申请的实际时间为标准，鼓励未掌握充分证据的知情者及时向执法机构反映，促进执法机构展开调查。在美国，当宽恕申请遭到调查人员初步拒绝后，有关主体有权向主管部门进行陈述，这在程序上保护了宽恕申请人的利益。同时，还普遍规定了保密义务等。
（三）主要国家宽恕制度比较研究的启示
我国《反垄断法》第46条第2款用短短不到两行的字数涵盖了宽恕制度的内容，包括实施对象、实施主体、适用责任范围等。总体而言，我国的宽恕制度较为笼统，执法机关自由裁量权较大，具体适用规则尚不明确，存在许多不足，为使我国宽恕制度具有可操作性，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出台了《关于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有关规定》（征求意见稿），该规定第12条、第13条细化该制度的适用条件。然而该征求意见稿不仅未获得通过，而且仅是部门规章，法律位阶较低，因此健全与完善我国宽恕制度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基于前述对主要国家宽恕制度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的比较与评价，我国的法律应从细化实体条件和明确程序条件两个方面，作出相应修订。
注释:
减轻处罚申请书篇2
第一条为了加强地震行政执法工作，规范地震行政执法行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地震行政执法，是指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以下统称地震行政执法机关），以及受委托进行地震行政执法的机构或者组织依据防震减灾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三条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和受委托进行地震行政执法的机构或者组织及其执法工作人员进行地震行政执法活动，必须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地震行政执法必须遵守合法、公正、公开、及时的原则。
第五条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工作人员依法进行地震行政执法活动，受国家法律保护。
第六条各级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应当接受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地震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监督。
第二章地震行政执法主体
第七条各级地震行政执法机关是地震行政执法的主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普及、贯彻、执行防震减灾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制定地震行政执法的制度并组织实施；
（三）向立法机关得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意见和建议；
（四）组织地震行政执法的培训和考核；
（五）监督下级地震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执法工作；
（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八条地震行政执法机关根据需要在其权限内可以委托有关组织或者机构进行地震行政执法。
未设立地震工作机构的市、县的地震工作行政执法工作，由其上一级地震行政执法机关负责，或者委托有关组织或者机构负责。
委托机关负责监督受委托的组织或者机构实施的地震行政执法行为，并对行为后果负责；受委托组织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机关名义进行地震行政执法活动。
第九条具备地震行政执法资格，依法履行地震行政执法职责的人员是地震行政执法人员。
地震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纪守法；
（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三）熟悉防震减灾业务工作；
（四）熟悉防震减灾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有关的法律知识。
第三章地震行政执法管辖
第十条地震行政执法实行地域管辖。
国务院地震行政执法机关负责管理、指导和监督全国的地震行政执法。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地震行政执法机关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地震行政执法。
受委托的组织或者机构，在其委托的范围内进行地震行政执法。
第十一条地震行政执法机关之间因执法管辖权发生争议时，争议双方应当协商；协商不成的，案件由其共同上一级地震行政执法机关指定管辖。
第十二条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发现查处的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时，应当将案件移送到有管辖权的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受送机关不得再自行移送或者拒绝。
第十三条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在查处案件时，如发现违法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的，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给司法机关处理。
第四章地震行政执法内容
第十四条地震行政执法内容包括：
（一）地震行政检查；
（二）地震行政许可；
（三）地震行政确认；
（四）地震行政处罚；
（五）地震行政奖励；
（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地震行政执法行为。
第十五条地震行政检查，是指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否遵守防震减灾法律、法规和规章，是否执行地震行政决定、命令等情况进行检查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十六条地震行政许可，是指地震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的申请，通过颁发证明或者批准、登记、认可等方式，允许其行使某项权利，从事某项活动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十七条地震行政确认，是接线员地震行政执法法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防震减灾活动中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进行甄别，给予确定或者否定并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十八条地震行政处罚，是指地震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对违反防震减灾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给予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十九条地震行政奖励，是指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对在贯彻执行防震减灾法律、法规和规章，为减轻地震灾害损失作出突出贡献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给予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五章地震行政执法程序
第二十条地震行政执法人员进行地震行政检查、处罚等执法活动，应当示表明其身份的执法证件。不按规定表明身份的，当事人有权拒绝。
第二十一条地震行政执法地震行政检查，必须告知被检查者检查的目的、内容、要求和方法等事项。
进行现场检查时应当制作笔录，并由被检查者阅核、签字；被检查者拒绝签字的，应当由2名以上现场员签字并注明情况。
地震行政检查应当按照法定时间进行。
在检查中需要采取强制措施的，应当事先向被检查者说明理由。
检查结束后，检查情况进行总结，并制作检查报告。
第二十二条地城行政的一般程序是：申请的提出、申请的受理、申请的审核、许可证的颁发。
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的申请，依法进行审核，对不符合申请应当给予驳回。
地震行政执法机关颁发的许可证应当载明许可的内容、期限、许可证件编号，并加盖颁发机关印章。
第二十三条地震行政确认的一般程序是：确认事项的提出、检查鉴定、确定鉴定结果和确认结果公告。
地震行政确认必须遵循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
第二十四条地震行政奖励的一般程序是：奖励的提出、审批、公布、授奖和存档。
第二十五条地震行政处罚的一般程序是：受理立案、调查取证、决定、执行和结案。
第二十六条地震行政执法下列案件应当及时受理：
（一）监督检查中发现的；
（二）举报的；
（三）移送的；
（四）下级地震行政执法机关报请的；
（五）上给地震行政执法机关指定办理的；
（六）其他需要受理的案件。
第二十七条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受理的案件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予以立案：
（一）有违法人和违法后果；
（二）有事实依据；
（三）属于地震行政处罚的范围；
（四）属于本机关管辖。
第二十八条确定立案办理的案件，应当填写立案审批表，由地震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批准立案，确定立案日期和两名以上地震行政执法人员为案件承办人。
第二十九条对于立案办理的案件，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应当调查取证，查明违法事实。
第三十条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行政处罚认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三十一条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在进行地震行政处罚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并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依据成立的，应当予以采纳。地震行政执法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
第三十二条对违法事实确凿，情节较轻，拟作出以下处罚决定的违法行为，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可以作出现场处罚：
（一）予以警告的处罚；
（二）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罚款的处罚；
（三）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的处罚；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以适用现场的处罚。
地震行政执法人员作出现场处罚时，应当填写预定格式的现场处罚决定书。
第三十三条除适用现场处罚的案件外，承办人员在案件调查终结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和社会危害程度进行合议并作好记录，合议应当根据认定的违法事实，依据防震减灾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分别提出以下处理意见：
（一）确定应当受到处罚的，依法提出予以地震行政处罚；
（二）违法行为不能成立的，依法提出免于地震行政处罚；
（三）违法行为不能成立的，依法撤销案件；
（四）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十四条依据防震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案件承办人员应当制作地震行政处罚意见书，报地震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审批。
地震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应当根据案件情节轻重依法提出行政处罚决定。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由地震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
第三十五条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在作出地震行政处罚时，应当制作地震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书应载明下列事项，并加盖本机关的印章：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二）执法机关认定的违法事实；
（三）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
（四）处理结论；
（五）处理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六）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期限及受理机关的名称；
（七）作出处理决定的行政机关名称、法定姓名以及不按规定期限缴纳罚款的法律后果。
第三十六条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或者在7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签名，并注明签收日期。
受送达人不在的，由其指定的代收人、同住的成年家属或者所在单位代为签收。
受送害人拒绝接受处罚决定书，则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其他人到场见证，在送达回证上注明拒收事由、日期、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并将送达书留在受送达人住处或者单位收发部门。
不能直接送达的，可邮寄送达、公告送达、委托代为送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自送达当事人之日起生效。
第三十七条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在作出较大数额的罚款、中止许可证等较重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组织听证的，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前款所称较大数额罚款的标准依照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
听证费用由听证机关承担。
第三十八条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告知当事人听证的权利时，应当制作听证告知书。听证告知书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二）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理由、依据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意见；
（三）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四）告知当事人提出听证要求的期限和受理听证申请的组织或者机构。
听证告知书必须盖有地震行政执法机关的的印章。
第三十九条当事人提出听证申请时，应当提交听证申请书。听证申请书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申请人的基本情况；
（二）请求听证的目的；
（三）申辩理由及其依据；
（四）申请递交的地震行政执法机关的名称；
（五）提交申请书的日期。
申请人申请书上签名或者盖章。
第四十条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在收到听证申请后，应当组织案件调查人员进行研究，并依法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对依法不予受理的听证申请，应当告知当事人。
对依法予以受理的听证申请，应当制作听证受理书，载明以下事项：
（一）听证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二）案件基本情况；
（三）申请人申请听证的理由；
（四）听证受理决定。
第四十一条听证由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地震行政执法机关组织，听证的具体工作由其法制工作机构负责。
第四十二条举行听证的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在举行听证7日前，将听证通知书送达当事人。
听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二）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三）听证人员名单；
（四）告知当事人有权申请回避；
（五）告知当事人准备证据，通知证人等事项。
听证通知书应当加盖地震行政执法机关的印章。
第四十三条听证会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听证员检查听证参加人员是否到场，宣布听证纪律；
（二）听证主持人宣布案由，主持人、听证员和书记员名单，告知当事人有关的权利和义务，询问当事人是否提出回避申请；
（三）案件调查人员陈述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处罚依据和处罚建议；
（四）当事人进行陈述和申辩，并出示相关证据；
（五）当事人及其人和案件调查人员进行质证和辩论；
（六）当事人及其人作最后陈述；
（七）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结束。
第四十四条听证举行后，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应当根据听证情况进行复议。违法事实清楚的，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违法事实与原来认定有出入的，应当调查核实，查清事实后，作出处理决定。
第四十五条地震行政处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以履行。
第四十六条除法律规定的情况外，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擅自收缴罚款。
依法可以当场收缴罚款的、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向当事人出具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
第四十七条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的地震行政执法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费用由被处罚人承担。
第四十八条地震行政处罚决定执行后，承办人员应当制作结案报告，将有关材料进行整理装订，并由承办人签名或盖章后，归档保存。
第四十九条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将作出较大数额罚款、中止许可证等行政处罚案件在结案后30日内报上一级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备案。
第六章奖励与惩罚
第五十条地震行政执法机关对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个人或者单位，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在宣传、贯彻防震减灾法律、法规和规章工作中成绩显著的；
（二）制止和纠正违反防震减灾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产生良好社会影响的；
（三）在执法工作中避免或者挽回重大损失的；
（四）在地震行政监督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
（五）其他需要奖励的。
第五十一条地震行政执不法机关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地震行政执法机关或者同级人民政府通报批评，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不适当，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或者国家利益造成严惩损失的；
（二）拒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超越职权，造成不良后果的；
（三）以行政执法权为本单位谋取私利的；
（四）不按本规定的期限处理违法行为的；
（五）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五十二条地震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工作人员在地震行政执法活动中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其报在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滥施处罚造成不良后果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规章错误，或者违反法定程序，造成不良后果的；
（三）对举报行政执法中违法问题的举报人，或者对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单位或者个人打击报复的；
（四）在行政执法工作中徇私枉法、索贿受贿，或者采取其他手段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
（五）在行政执法工作中泄漏国家机密或者其他应当保密的商业、技术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
（六）推诿不履行法定职责的；
（七）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其他行为。
第五十三条地震行政执法机关不依法追究执法人员违法行为责任的，受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向上级地震行政执法机关或者同级人民政府举报。
第七章附则
第五十四条本规定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减轻处罚申请书篇3
第一条为了规范城市管理行政处罚程序，保障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正确履行职责，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办法》等有关法律和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是指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对违反城市管理领域中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法律、法规、规章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实施的行政处罚。
本规定所称城市管理行政城管执法机关（以下简称城管执法机关），是指依法取得行政处罚权的*市、区两级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本规定所称行政执法人员（以下简称执法人员），是指依法从事城市管理行政处罚工作的人员。
第三条城管执法机关实施行政处罚，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和本规定执行。
第二章管辖
第四条市、区两级城管执法机关依照《*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办法》规定的分工与权限，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行政处罚权。
第五条区城管执法机关之间对管辖权发生争议的，报请市城管执法机关指定管辖。
第六条市城管执法机关认为确有必要时，可以依法直接查处区城管执法机关管辖的行政处罚案件。区城管执法机关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需要由市城管执法机关查处的，可以请求移送市城管执法机关查处；市城管执法机关对区城管执法机关申请移送的案件，应当在二日内作出审查决定，并通知其办理移交手续或者由其继续办理。
第七条城管执法机关对不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应当在二日内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处理。
第三章回避
第八条城管执法机关负责人、办案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当事人及其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
（二）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三）是本案的证人或者鉴定人、翻译人员；
（四）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
第九条办案人员的回避，由本级城管执法机关负责人决定；城管执法机关负责人的回避，由该机关主要负责人决定；该机关主要负责人的回避，由上一级城管执法机关负责人决定。市城管执法机关主要负责人的回避，由局长办公会议集体讨论决定。
第十条城管执法机关负责人、办案人员提出回避申请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十一条当事人及其人要求城管执法机关负责人、办案人员回避的，应当提出申请，并说明理由。口头提出申请的，城管执法机关应当记录在案。
第十二条对当事人及其人提出的回避申请，城管执法机关应当在二日内作出决定并通知申请人。
第十三条城管执法机关负责人、办案人员具有应当回避的情形之一，本人没有申请回避，当事人及其人也没有申请他们回避的，有权决定他们回避的城管执法机关负责人可以指令他们回避。
第十四条在城管执法机关作出回避决定前，办案人员不停止对案件的调查。
第十五条被决定回避的城管执法机关负责人、办案人员、鉴定人和翻译人员，在回避决定作出以前所进行的与案件有关的活动是否有效，由作出回避决定的城管执法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决定。
第四章一般程序
第一节受案
第十六条凡接到对本辖区内发生的违法行为的举报，城管执法机关应在接到举报后白天15分钟、夜间30分钟内赶到现场处理。
第十七条城管执法机关对单位和个人报案的，应当接受，并登记备查。
对不属于城管执法机关管辖的案件，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报案人向有管辖权的机关报案。
第十八条报案人不愿公开自己的姓名和报案行为的，城管执法机关应当为其保密。
第十九条城管执法机关对报案人提供的有关证据材料、物品等应当登记，并妥善保管。
第二十条城管执法机关对接到的案件或者发现的违法线索，经初步审查，认为有违法事实需要追究行政责任，且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报请城管执法机关负责人批准立案，给予行政处罚。对没有违法事实，或者违法情节轻微，不需要给予行政处罚，或者有其他依法不追究行政责任情形的，经城管执法机关负责人批准，不予立案；其中，对受害人报案而城管执法机关又不予受理的，应当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告知报案人不予处理的理由、依据。
对有关行政机关书面移交处理的案件决定不予立案的，应自决定之日起七日内书面告知相关行政机关。
第二十一条当场处罚的案件，按照本规定第五章规定办理。
第二节调查
第二十二条城管执法机关对案件进行调查时，应当全面、及时、合法地收集、调取有关证据材料，并予以审查、核实。
第二十三条需要调查的案件事实包括: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二）违法行为是否存在;
（三）违法行为是否为当事人实施;
（四）实施违法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
（五）当事人有无法定从轻、减轻以及不予处理的情形;
（六）与案件有关的其他事实。
第二十四条城管执法机关在调查时，办案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被调查人员出示执法证件。
第二十五条书写笔录和填写法律文书应当使用钢笔或者签字笔或电脑打印，不能使用圆珠笔或者铅笔。
第三节证据
第二十六条城管执法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当事人是否违法、违法情节轻重的证据。
严禁用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二十七条城管执法机关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时,应当告知其必须如实提供证据。
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为证人。
第二十八条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的证据，城管执法机关应当保密。
第四节询问
第二十九条询问当事人、证人，必须由办案人员进行。
询问多个当事人时，应分别制作询问笔录。
第三十条询问时，应当问明当事人、证人的姓名、出生日期、户籍所在地、现住址、身份证件号码、工作单位、文化程度等情况。必要时，还应当问明家庭主要成员。是外国人的，询问时还应当问明其国籍、出入境证件种类及号码、签证种类、入境时间、入境事由等有关情况。
第三十一条询问前应当了解当事人、证人之间的关系，并告知其对办案人员的提问有如实回答的义务以及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
办案人员不得向当事人、证人泄露案情或者表示对案情的看法。
第三十二条询问未成年的当事人、证人时，应当通知其监护人或者教师到场。确实无法通知或者通知后未到场的，应当记录在案。
询问未成年的当事人、证人可以在城管执法机关进行，也可以到其住所、学校、单位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进行。
第三十三条询问聋、哑当事人、证人，应当有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参加，并在询问笔录上注明当事人的聋、哑情况以及翻译人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和职业。
第三十四条询问笔录应当交给当事人、证人核对或者向其宣读。如记录有误或者遗漏，应当允许当事人、证人更正或者补充，并捺指印。询问笔录经当事人、证人核对无误后，应当由其在询问笔录上逐页签名或者捺指印。拒绝签名或者捺指印的，办案人员应当在询问笔录上记明。
询问笔录上所列项目，应当按照规定填写齐全。办案人员、翻译人员应当在询问笔录上签名。
询问当事人、证人，在文字记录的同时，可以根据需要录音、录像。
第三十五条当事人、证人请求自行书写陈述的，应当准许。必要时，办案人员也可以要求当事人、证人自行书写陈述。当事人、证人应当在陈述的末页上签名或者捺指印。办案人员收到书面陈述后，应当在首页右上方注明收到日期，并签名。
第三十六条询问时，应当认真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并做好记载。对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应当认真核查。
第三十七条在询问中，需要运用证据证实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时，应当防止泄露调查工作秘密。
第三十八条对询问中涉及到的当事人、证人、受害人的隐私，应当为其保密。
第五节勘查
第三十九条办案人员对于违法行为案发现场，应当及时进行勘查，及时提取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判断案件性质，确定调查方向和范围。
第四十条勘查现场，应当拍摄现场照片，制作现场勘查笔录，认为必要时应制作现场示意图及录像。
现场勘查笔录应当由参加勘查的人员、当事人或者见证人签名。
第六节鉴定、检测
第四十一条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进行技术鉴定的，城管执法机关应当委托有相关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第四十二条城管执法机关应当为鉴定提供必要的条件，及时送交有关检材和比对样本等原始材料，介绍与鉴定有关的情况，并且明确提出要求鉴定解决的问题，但是不得暗示或者强迫鉴定人和鉴定机构作出某种鉴定结论。
第四十三条鉴定机构鉴定后，应当出具鉴定结论，并加盖鉴定机构印章。
第七节先行登记保存证据
第四十四条办案人员收集证据时，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城管执法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将证据先行登记保存。
对先行登记保存的证据，应当在七日内作出处理决定。逾期不作出处理决定的，视为自动解除。当事人不在规定的期限内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可视作无主物品。
第四十五条对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时,应当会同证据持有人或者见证人对证据的名称、数量等进行登记，开具先行登记保存证据清单。必要时，应当对登记保存的证据拍照。
先行登记保存证据清单由办案人员和证据持有人签名。证据持有人拒绝签名的，办案人员应当在先行登记保存证据清单上记明并请见证人签名。先行登记保存证据清单由办案人员和证据持有人各执一份。
第四十六条先行登记保存期间，证据持有人及其他人员不得损毁或者转移证据。
第八节调查终结
第四十七条对违法行为的调查期限自立案之日起不得超过一个月。案情重大、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经城管执法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
第四十八条案件调查终结，执法人员应当出具书面案件调查终结报告。
调查终结报告的内容包括：案件由来、调查经过、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建议等。
第四十九条调查终结报告连同案件材料，由办案部门提交城管执法机关的法制机构，由法制机构会同有关单位进行书面审核。
第九节审核
第五十条城管执法机关的法制机构接到办案部门提交的核审材料后，应当登记，并指定具体人员负责核审。
案件核审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对案件是否有管辖权；
（二）当事人的基本情况是否清楚；
（三）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
（四）定性是否准确；
（五）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正确；
（六）处罚是否适当；
（七）程序是否合法。
第五十一条城管执法机关的法制机构应在七日内审核完毕，并提出以下书面意见：
（一）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程序合法、处理适当的案件，同意执法人员意见。
（二）对定性不准、适用法律不当、处罚不当的案件，建议执法人员修改。
（三）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建议执法人员补正。
（四）对程序不合法的案件，建议执法人员纠正。
（五）对超出管辖权的案件，按有关规定移送。
第五十二条法制机构的审核意见应当报请城管执法机关负责人审查批准。对城管执法机关法制机构提出的审核意见，办案部门应当采纳。
第五十三条法制机构经审核同意办案部门意见或办案部门采纳法制机构审核意见的，由办案部门报请城管执法机关负责人批准，按照本章第十一节的规定处理；城管执法机关法制机构与办案部门就有关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的，由城管执法机关负责人提请集体讨论决定。
第十节听证
第五十四条城管执法机关在作出符合听证条件的案件，都必须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第五十五条当事人提出听证的，按照《浙江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进行。
第五十六条听证笔录应当交当事人阅读或者向其宣读。听证笔录中的证人陈述部分，应当交证人阅读或者向其宣读。当事人或者证人认为听证笔录有误的，可以请求补充或者改正。当事人或者证人审核无误后签名或者捺指印。拒绝签名或者捺指印的，由记录员在听证笔录上记明。
听证笔录经听证主持人审阅后，由听证主持人、听证员和记录员签名。
第五十七条听证结束后，听证主持人应当写出听证报告书，连同听证笔录一并报送城管执法机关负责人。
第五十八条听证报告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案由；
（二）听证人员和听证参加人的基本情况；
（三）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四）听证会的基本情况；
（五）案件事实；
（六）处理意见和建议。
第五十九条城管执法机关负责人应当根据听证情况，按照本章第十一节的规定作出处理决定。
第十一节行政处罚的适用与决定
第六十条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第六十一条城管执法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违法行为人停止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第六十二条违法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
（三）配合城管执法机关查处违法犯罪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四）其他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第六十三条城管执法机关办案部门在提出行政处罚意见后，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
适用一般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采用书面形式或者笔录形式告知。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城管执法机关应当进行复核。
第六十五条城管执法机关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一）确有违法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根据其情节和危害后果的轻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二）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
（三）违法事实不成立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第六十六条城管执法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当告知当事人有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救济权利。
第五章简易程序
第六十七条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个人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可以由办案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第六十八条当场处罚,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实施:
（一）向违法行为人表明执法身份，口头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二）对违法行为人的陈述和申辩,应当充分听取。违法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
（三）填写处罚决定书并交付当事人;
（四）当场收缴罚款的，同时填写罚款收据，交付当事人；不当场收缴罚款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
第六十九条适用简易程序处罚的，可由办案人员一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办案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于二日内报所属城管法制机构备案。
第六章执行
第七十条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城管执法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依照法律规定强制执行；
（二）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三）根据法律规定，将扣押的财物拍卖抵缴罚款;
（四）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十一条办案人员应当自收缴罚款之日起二日内，将当场收缴的罚款交至其所属城管执法机关；
城管执法机关应当自收到办案人员交来的罚款之日起二日内，将罚款缴付指定的银行。
第七十二条当事人确有经济困难，需要延期或者分期缴纳罚款的，经当事人申请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城管执法机关批准，可以暂缓或者分期缴纳。
第七十三条除依法应当予以销毁的物品外,城管执法机关依法没收的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公开拍卖或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七章涉案财物的处理
第七十四条对应当退还原主的财物，应当通知原主在三个月内来领取；对原主不明确的，应当采取公告方式告知原主认领。在通知原主后或者公告认领后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按无主财物处理，上交国库。如有特殊情况，可酌情延期处理，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三个月。
第七十五条对容易腐烂、灭损或者无法保管的其他物品，应当及时退还原主；对找不到原主的，经城管执法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在拍照或者录像后变卖，变卖所得按照本规定第七十九条规定处理。
第七十六条对扣押和收缴的财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借用、挪用、调换和侵占。
第七十七条案件变更管辖时，与案件有关的财物及其孳息应当随案移交。移交财物时，由接收人、移交人当面查点清楚，并在交接单据上共同签名。
第八章案件终结
第七十八条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结案:
（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决定不予行政处罚的；
（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且已执行完毕的；
第七十九条经过调查，发现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城管执法机关负责人批准，终止调查，撤销立案。
（一）没有违法事实的;
（二）违法行为已过追究时效的;
（三）当事人死亡的。
第八十条城管执法机关办案部门对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形成的文书材料，应当建立案卷，并按照有关规定在结案或者终止案件调查后将案卷移交法制部门保管。
第八十一条案件的案卷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一）立案登记表；
（二）证据材料；
（三）调查终结报告；
（四）案件处理审批表；
（五）行政处罚决定书；
（六）在办理案件中形成的其他文书。
减轻处罚申请书篇4
一、关于告知机构和告知环节问题
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税务行政处罚案件分为简易程序案件、一般程序案件和听证程序案件。对于简易程序案件税务机关一般当场作出处罚决定,其告知环节是很容易确定的,就是税务人员在作出当场处罚决定前当场告知。而对于一般程序案件和听证程序案件其告知程序应在哪一个环节作出呢?国家税务总局《税务案件调查取证与处罚决定分开制度实施办法(试行)》第四条规定,税务机关的调查机构对税务案件进行调查后,对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及时提出处罚建议,制作《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并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建议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或要求听证的权利。显然,根据上述办法,告知应在调查机构取证后完成,即税务机关对税务案件调查取证结束后,先行告知。换言之,告知机构为调查部门。但在税务实践中存在以下问题值得思考:
其一,如果调查机构对案件已调查终结,其作出的定性和提出的处罚建议经审理机构审理并完全采纳的,则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由调查机构履行告知程序是完全合法合理的,此种情况即:告知在先,审理在后。
其二,如果调查机构对案件已调查终结,其作出的定性和提出的处罚建议经审理机构审理未完全采纳的,即审理机构改变了调查机构已告知当事人的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虽未改变调查机构已告知当事人的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但加重了处罚的,则应由审理机构再次履行一次告知程序,此种情况即:审理在先,告知在后。这种再由审理机构履行一次告知程序的观点,笔者称之为行政处罚决定变更“二次告知论”。之所以要由审理机构履行第二次告知义务,理由是:第一,审理机构是在改变了调查机构的告知事项后作出《审理报告》的,该报告在提交税务机关负责人签批后,才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这符合《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有关行政机关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履行告知程序的规定;第二,告知程序的精神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给当事人针对发现的问题以陈述申辩的机会,而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的功效完全取决于行政机关告知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处罚理由和依据,如果行政机关基于一个未告知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处罚理由和依据而作出一项处罚决定,等于变相剥夺了当事人享有的陈述申辩权,使其形同虚设。例如,调查机构在调查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办理税务登记违法行为后,告知了纳税人违法事实、理由及拟作出处罚决定后,审理机构在审理过程中发现纳税人还有未按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的情形,因此决定除对未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进行罚款外,还准备同时对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行为进行罚款,如果这时未告知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的违法事实、处罚理由及依据,那么,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该行政处罚决定将不能成立;第三,加重行政处罚实际上是增加了当事人的不利负担,虽然审理机构加重处罚可能是基于调查机构行政处罚裁量不当造成的,但如果此时未履行告知程序,会使当事人觉得由于先前向调查机构陈述申辩意见后,税务机关在实施“报复”而加重了对自己的处罚,所以,从维护相对人的权益和树立文明执法形象角度出发,应由审理机构再次履行告知程序,给当事人以申辩机会。
其三,如果调查机构对案件已调查终结,其作出的定性经审理机构审理完全采纳,但其提出的处罚建议审理机构未予采纳,审理机构减轻了处罚的,或审理机构已履行了二次告知义务,经陈述申辩后,审理机构拟减轻处罚的,是否应履行告知程序?笔者认为,若正式处罚决定在处罚事实、理由及法律依据上没有变化,而对违法行为作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由于有利于当事人利益,则无需再次履行告知义务。
二、简易程序是否履行告知程序及其实现路径问题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是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实践中,有人认为,由于适用简易程序案件违法事实确凿,故简易程序不需要履行告知义务。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理由是:第一,从立法技术上分析,《行政处罚法》第五章“处罚行政决定”下共分三节,分别对应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但在这三节前,还单独设置了三个条文(第三十条至三十二条),这三条是立法上从条文简练角度出发,是对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公用条文的提炼,也就是说,这三条的规定相对于具体的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而言是原则性规定,应当予以适用,除非在简易程序等具体程序规定中作出特殊规定排除其适用。综观简易程序的有关规定,并未有任何特殊规定。因此,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告知程序理所当然适用于简易程序;第二,从设立告知程序的目的看,就是要做到处罚公开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简易程序虽然是针对事实清楚,违法行为尚不严重的情形,但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处罚决定仍然属于行政处罚,对违法行为较轻的当事人不适用告知程序,不符合立法目的。综上,简易程序同样应适用告知程序。
接下来的问题是,简易程序案件应以书面还是口头方式进行告知?对此,《行政处罚法》并没有具体明确。有人认为,由于是简易程序,其告知方式以口头告知即可。在税务实践中,很多税务人员在按简易程序罚款时,也多是口头履行告知程序的。笔者认为,法律上虽然并未将简易程序告知方式作为要式行政行为,但是如果简易程序告知方式不以一定的书面方式体现出来,就会导致执法风险。例如,如果税务人员口头告知纳税人有关事项后未作任何书面告知笔录,纳税人随后以税务机关未履行告知程序为由,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作出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往往会因为已履行的告知程序无相应证据而显得被动,完全可能会因未履行告知程序被上级税务机关撤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在行政诉讼中败诉。所以,笔者认为,在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CTAIS2.0)操作中,即使将系统参数42200“简易处罚是否先告知后处罚”的值设为“N”(此时,系统将省略《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的制作),也应在制作《陈述申辩笔录》中加入告知内容,例如,可以这样记录,“已履行告知程序,陈述申辩意见是:……”或者“已履行告知程序,无陈述申辩意见”,并由纳税人签字或者盖章。可能有人认为,上述告知程序的实现路径显得复杂,不便于基层执法人员操作,笔者认为,目前CTAIS2.0对简易程序处罚操作规定过于繁琐,需要制作《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陈述申辩笔录》、《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简易)》文书,如果将系统参数42200“简易处罚是否先告知后处罚”的值设为“Y”,系统还将带出《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的制作。虽然上述执法文书可以保证简易程序合法,但却不符合简易程序的“简易”和“当场”特征。那么,除上述在《陈述申辩笔录》中反映告知事项外,在保证合法行政的前提下,是否还有更好的告知实现路径呢?笔者认为,在税务行政处罚简易程序中,完全可以将有关程序性规定如责令限期改正、陈述申辩、告知事项等一并整合在《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简易)》有关栏目中,并提醒纳税人在签收该决定书时确认税务执法人员已履行简易程序的告知、责令限改等程序,这样既能保证执法上的合法性,又能提升税务行政效率。
其三,如果调查机构对案件已调查终结,其作出的定性经审理机构审理完全采纳,但其提出的处罚建议审理机构未予采纳,审理机构减轻了处罚的,或审理机构已履行了二次告知义务,经陈述申辩后,审理机构拟减轻处罚的,是否应履行告知程序?笔者认为,若正式处罚决定在处罚事实、理由及法律依据上没有变化,而对违法行为作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由于有利于当事人利益,则无需再次履行告知义务。
三、关于告知罚款金额是否应当明确具体问题
减轻处罚申请书篇5
论文关键词 行政诉讼 行政不作为 公益行政诉讼
一、引言
清华法学院长王振民老师曾说：“法律的生命在于诉讼”。纵观我国研究公益行诉研究，早在制定我国《行政诉讼法》（下称《行诉法》）的十几年前，法学界就开始了行政公益诉讼的研究，到现在应该说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有目共睹的是，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还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我国的公民权利保障和公共利益保护意识还有待加强。因公益行诉法律并未建立，危害公民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事件层出不穷，但相应的公益行诉案例却很少。表明没有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人民的切身利益就不能得到彻底有效的保障。
我国现阶段实际成立的公益诉讼都是采取“以自益为形式、以公益为目的”的形式，亦即通过变通诉讼形式或精心设计诉讼策略，建立“连接点”，通过行政相对人提起的，但旨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笔者在与深圳的一些公交车、的士司机的接触及亲身体验中发现，深圳交警在执法时存在一些违法行为，较为突出的是违反了《特条》第35条之规定，深圳交警认为法规应在生效二年后执行，不履行其作为义务，损害了深圳二百万驾驶人的合法权益。故笔者决定择机纠正其错误。
二、案情简介
笔者于2011年4月10日驾公车压到导流线。被告开始仅用网络简单告知车主，无纸质《行政处罚告知书》（下称《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下称《决定书》）。五一节后二天，因被告缘故，原告无法到其处办理业务，只能通过电邮等向其提出“关于依法要求减免轻微交通违章罚款的申请”，其从未答复。因被告一直不出具《告知书》，而无《告知书》其又不受理申请。后被告在得悉原告将起诉时，方在45天后同时寄出《告知书》、《决定书》。尽管其违反了多个义务：如未公示监控镜头；未及时书面通知车主；未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即径直作出处罚等，但为了使被告履行《特条》第35条规定，原告认可了“处罚”。然而，被告却违反了《特条》35条，以及《公安机关信访条例》第二条规定，未减免罚款及未在15天内答复笔者的“信访”等。至于诉讼中为何要请求法院认定被告的处罚无效，则是依《行诉法》第五条之规定，法院应对被告的行政行为作全面审查之故。
三、本案第一轮审理
本轮一审于2011年7月14日在深圳罗湖法院采用简易程序审理。原告向法院提出四项诉讼请求：主要为确认被告《决定书》无效、不履行《特条》免罚的行为违法；支付本案诉讼等费用。
（一）原告庭审的主要观点
第一，被告处罚过程违法：违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下称《道交规定》）第3、20、46条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下称《办案规定》）第29条规定，违章记录既未在录入系统后三日内用邮寄等方法通知车主，也未在作出决定的七日内将《决定书》送达被处理人。第二，被告同时把《告知书》、《决定书》寄达车主，径直作出行政处罚，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31、32条规定。其行为剥夺了当事人陈述、申辩权利。被告作出的处罚程序违法，应认定无效。由于正当程序原则体现了“最低程度的公正”，是对行政行为最低限度的基本要求，因此，如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时违背这一原则，依《行政处罚法》第41条的规定，完全应将其作为重大且明显的违法而视之为无效的行政行为。第三，被告违反《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应在十五日内书面答复信访人的规定，从未答复原告的申请。第四，被告提交的证据均非法：其曾向法庭提交的未经质证的唯一拍摄违章截图的镜头属未依《道交规定》公示的“黑镜头”。且该证据未当庭出示，给法庭的副本亦无公章、经办章等，根据《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7、60条，《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0条，《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若干解释》）第97条，以及《办案规定》第23条规定，该证据不具有真实、合法、关联性。第五，被告不执行《特条》第35规定是不作为。原告符合免罚规定，但被告无理拒办。第六，原告身份适格：依《若干解释》第12条规定，原告与本案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第七，原告所诉行为具有可诉性，符合《行诉法》第2、11条之规定。被告声称未作出处罚决定纯属谎言：原告于2011年5月27日已收到《决定书》。本案中，被告一是对原告的陈述、申辩未予以核答；二是对原告减免申请不予答复，均侵害了原告的实体权利。怎能说“是否予以答复不影响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我国行政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均认为不予答复和拖延履行行为属于行政不作为。答复因针对的事项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观察行政机关是否具有法定的答复的义务，如行政机关具有作出答复的义务，且该答复行为对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者消灭产生影响的，应当属于可诉的准行政决定。第八，复议前置程序问题：本案属《行诉法》第11条规定之范畴，不存在前置问题。被告在《告知书》未列明诉讼提示，亦证明其剥夺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违法事实。第九，“当事人应主动接受处理问题”。被告五一后的二天仍未正常上班，且当时尚无《告知书》。但原告已主动通过电邮等方式按要求提供了行驶证等，明确告诉被告自己为驾驶员，同意依《特条》第47条交款，同时依第35条申请免罚。被告一方面不提供《告知书》，另一方面无该书又拒办业务，反过来却指责原告未接受处理，是“强盗逻辑”。第十，原告手中的《决定书》证明被告称邮件被退回是撒谎。第十一，处罚记录对原告有现实利益影响，单位已要求原告支付该罚款，付款是必定发生之状态。
（二）被告庭审的观点
第一，原告主体不适格。该车所有人为单位与原告无关，且该记录亦不对原告产生影响。第二，原告的三个请求均不具有可诉性。其一，原告诉及的行为尚未作出处罚决定；其二、信访答复不属于行政法律行为，是否答复不影响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其三、车主至今未接受处理，也未按《特条》第32条向交警提供驾驶人并经其确认，未确认前，不存在依《特条》免罚前提。第三，原告提起行诉未经复议前置程序。第四，答辩人在处理原告所涉行为时无错，于5月8日邮寄通知车主但被退回，且据《道交规定》第50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主动接受处理。
（三）一审裁定结论
裁定书结论：“本院认为，本案原告起诉的被告行为，系被告通过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收集交通违法行为信息并将监控信息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供车主和驾驶人员查询的行为，该行为属于被告作为公安交管部门实施的证据收集和交通违法事项告知行为，并非最终的行政处罚决定。本案原告并非涉案车辆所有人，在被告尚未最终认定交通违法行为人为原告并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情况下，被告的上述行为以及原告诉称的被告存在的相应行政不作为，并不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原告的起诉，不属于法院行诉受案范围，依法应予驳回。依照《若干解释》第44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郑勇强的起诉。”
（四）二审裁定
一轮二审于2011年10月13日在深圳中院由一名法官开庭审理。裁定书认为：“原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郑勇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有关处理涉案交通违法行为的诉求，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四、本案第二、三轮审理简介
在一轮二审庭审后，应法官要求，笔者再往被告处申请免罚，但其仍以《特条》35条尚未生效为由，拒不办理并拒绝出具业务及信访回执。
二轮一审豏于2011年12月7日在罗湖法院采用普通程序审理。原告增加了2011年10月13日到被告处办理申请时取得的录音、照片等证据，诉请与一轮基本相同。原告一审立案时向法庭提交了提取、保全证据申请书，但合议庭在庭审时才要求被告在庭审后一周内提交资料。事后被告向法庭称已无视频。在长达一年时间里，被告未依职权对本案驾驶人进行认定。二轮一、二审依然裁定驳回起诉。二轮一审裁定认为：原告与“减免处罚行为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再行起诉，属于重复起诉，依法驳回。”但2012年3月5日开庭的二审裁定却认为：上诉人“申请不作为违法的请求不属于重复起诉，经查属实，原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豐
2012年1月7日，原告因车辆年审只得先付罚款，并于2012年4月12日持已缴款的单证，再到被告处申请免罚，但即使在“坐实”的情况下其依然拒不作为。第三轮一审豑于2012年6月7日由同一法官采用普通程序审理。本轮增加了实缴证据，诉请与前二轮基本相同。
五、对本案的法律思考
第一，司法公正问题。三轮一审法院在传票案由栏均先认定本案为：交警行政处罚。而非原告诉被告的不履行法定职责。尽管，一审法官认同豒法律上利害关系人之说，但前二轮审理时其还是认定处罚与原告无关而驳回起诉。在被告存在诸多不作为情况下，法官仍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如其在庭审前明知已存在《决定书》的情况下，依然罔顾事实，认为被告作出的并非是“最终的行政处罚决定”；在二轮一审时，在裁定书上甚至“穿越”时空，把2011年10月13日的证据、事实认为在2011年7月14日已审理，等等。据悉，北京2009年民告官胜诉率7%，东莞法院的数据是：近三年行政机关败诉率不超过3%。豓2010年东莞一共收到了443宗行政复议申请，其中91宗不服复议结果提起“民告官”行政诉讼。结果没有一宗案件是原告胜诉的。豔说明只有从思想上破除“公检法是一家”的观念；从制度上确保司法独立，否则依法治国只能是一句空话。第二，《特条》35条在施行二年后才生效吗？答案是否定的！《立法法》第84条对此已做明确规定，本案应“有利追溯”。第三，第三轮一审审限已逾二月，如经高等法院批准，可以延期，但法律并未规定可延长多久、延期多少次、是否应告知当事人？这亦为司法机关提供了不作为的土壤。第四，罗湖法院是广东省高等法院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单位，本案一轮一审采用独任法官审理制。根据《行诉法》第6条规定，本案应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法院是否可以突破司法的顶层设计？依据《立法法》第7、8条规定，只能全国人大有权制定、修改诉讼等基本法律。司法改革是否应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第五，《关于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基本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权利义务明确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但是，本案法律关系多层、权利义务复杂，即便在法律层面可以适用该通知，但对本案而言适用简易程序也是错误的。第六，二轮二审名义上组成合议庭，但实际上仅由一名审判员到庭进行法庭调查，这种情况在深圳中院已成常态。开庭仅历时十五分钟即草草结束。根据法律规定，只有在案件事实、法律关系清楚的情况下，才能进行书面审查。本案已开庭四次，说明案情复杂、不清，应由三人出庭审理，如此，才能保证法官审案的亲历性，避免错案发生。
减轻处罚申请书篇6
于想在香港主板上市的公司而言，今年4月起将面临更严格的审查。因为按照香港证监会新规，上市申请人在呈交上市申请时必须在香港联交所的“披露易”网站上，登载初步招股书。
这是一项被业内理解为“非常严厉”的考核。中英文初步招股书登载后，香港联交所将对招股书进行“三天初检”，如未经通过，招股书将从“披露易”上撤下来。
如果招股书通过“三天初检”上了网，却又因内容不完备而被联交所发回，就会面临“贴堂惩罚”：网上删除招股书、公司在8周内不得重新提交上市申请，保荐人及上市申请人的名称以及被发回的日期将登载在“披露易”上。
还未IPO便必须将公司详情公布，“要是公布了公司情况，遭对手恶意攻击举报怎么办？”有民企慨叹。亦有企业家对记者坦言，民企自身结构难免有些瑕疵，不少中小民企都是在上市后才逐渐以上市规则约束健全自身健全，“新规对中小民企太苛刻！”
“贴堂惩罚”
撤下招股书、8星期内不得重新提交申请，其实并非严惩。
“如申请材料大致完备，没有披露联交所修订的‘三天初检核对表’某单一有关事宜，并不会导致申请发回；只有在三天初检中发现重大遗漏，如申请版本中的财务资料不符合主板规定，证监会才会将申请版本发回。”香港证监会回复《财经国家周刊》时如是强调。
相形之下，更让业界忌讳的是“Name and shame（点名羞辱）”。
“保荐人、上市申请人名称留名的规定是永久性的，就算以后公司上市成功，之前的留名也不会删除”，港交所监管事务总监兼上市主管戴林瀚表示。
在投行，名声几乎代表一切，如若某保荐人被公开点名，无疑是其职业生涯的巨大污点。
“这意味着，保荐人未来参与对上市申请者的材料审查时将更加谨慎”，香港资深投行专家温天纳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眼下，香港主板市场IPO造假事件频频发生，保荐人在申请者资料未备足之时便要尽快提请上市，提供的资料或有不尽不实。“有此制度，保荐人为保自己的声誉，会对企业数据详查，减少被发回的可能。”
由于“贴堂惩罚”的效果发酵，不少企业争先恐后在3月31日前递交材料。记者统计联交所相关数据发现，今年1月1日?3月31日，联交所完成对28份新上市申请的三天初检。联交所最终打回了2份申请。
剑指保荐人
这并不是香港当局第一次试图为提高IPO上市标准所做的努力。
香港曾被冠为全球自由经济市场，市场透明度高，上市门槛相对较低；也因此一度超越美国纳斯达克等市场，成为全球IPO之冠。但是，2009?2012年，在香港上市的企业遭遇浑水等机构轮番做空，40多家企业被曝出现财务造假等负面消息。
一时间，香港资本市场一片晴好的“幻像”被戳破，香港也成为继纳斯达克市场“中概股”集体失陷后又一个“金融欺诈聚集地”。大空头家查诺斯甚至发出警告，提醒投资内地与香港市场的西方投资者“你参与的是一场骗局”。
“造假的成本虽然高，但一旦上市，获利可能上十亿、百亿，总有企业因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走上不法之路”，温天纳说。
香港于是启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证券整肃风暴。2010年3月，在港上市仅3个多月的洪良国际成为“祭旗”，被香港证监会认定披露严重失实的招股书，然后迅速采取民事判决方式追回造假者骗取的公众资金，并勒令其保荐人兆丰资本“终身除牌”，对该保荐人处以4200万港元的巨额罚金。
旗开得胜后，香港监管层将保荐机构纳入重点处罚范围。在洪良事件之前，公司在香港上市“犯了事”，对公司保荐人的惩处相对较轻。洪良一案无疑一改陈规，直接剑指保荐机构。
此后，香港证监会又接连颁布文件，对保荐人的从业进行了严格的规范和要求，并引入针对保荐人的刑民事责任。
而此次规定上市申请文件须在联交所“披露易”上公开披露一事，香港证监会回复《财经国家周刊》的采访时表示，这项规定自2013年10月1日开始试运行，旨在鼓励（保荐人）提供一份高质量的文稿，并减少香港证监会给予意见的时间和次数；同时将为潜在投资者提高IPO流程的透明度。
多管齐下的“整肃”行动
除加强对保荐人的惩处力度外，香港监管方面还多管齐下，多方整肃市场。
记者从负责监察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香港财务汇报局（财汇局）处获悉，该局自2012年起扩大了审阅工作范围，对上市公司进行财报抽查；2012年、2013年以及2014年前三个月分别抽查了75家、100家、22家上市公司。
“我们抽查个案的根据包括涉嫌有不遵从会计规定、从媒体报道寻找违规行为、抽查新上市公司、抽查于审计年更换会计师的公司、以行业或会计主题抽查上市公司”，财汇局新闻发言人回应《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2013年1月1日，香港法定披露制度根据此前制定的《2012年证券及期货（修订）条例》建立。香港法院、证监会等机构对市场失当行为进行执法披露以及追查。
减轻处罚申请书篇7
第二条审计机关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以及违反《审计法》的行为进行处理、处罚时，应当遵循本规定。
第三条审计处理是指审计机关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采取的纠正措施。
审计处理的种类有：
(一)责令限期缴纳、上缴应当缴纳或上缴的财政收入；
(二)责令限期退还被侵占的国有资产；
(三)责令限期退还违法所得；
(四)责令冲转或者调整有关会计账目；
(五)依法采取的其他处理措施。
第四条审计处罚是指审计机关依法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和违反《审计法》的行为采取的处罚措施。
审计处罚的种类有：
(一)警告、通报批评；
(二)罚款
(三)没收违法所得；
(四)依法采取的其他处罚措施。
第五条审计机关作出审计处理、处罚决定，应当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
第六条审计处理、处罚由审计机关依法实施，审计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审计处理、处罚。
第七条审计终结后，审计机关应对审计事项作出评价，出具审计意见书；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需要依法给予处理、处罚的，依法作出审计决定，制作审计决定书；或者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处理、处罚建议。
第八条审计意见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审计的范围、内容、方式和时间；
(二)对审计事项的评价意见和评价依据；
(三)责令被审计单位自行纠正的事项；
(四)改进被审计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管理和提高效益的意见和建议。
第九条审计决定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审计的范围、内容、方式和时间；
(二)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行为；
(三)定性、处理、处罚决定及其依据；
(四)处理、处罚决定执行的期限和要求；
(五)依法申请复议的期限和复议机关。
第十条审计机关出具审计意见书、作出审计决定或者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处理、处罚建议前，应当由复核机构或者专职复核人员进行复核。
第十一条审计机关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规定作出审计处理、处罚决定。
第十二条审计机关在进行审计处理、处罚前，应当充分听取被审计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的陈述和申辩。审计机关不得因被审计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的申辩而加重处罚。
第十三条审计机关在进行审计处罚前，对符合审计听证条件的，应当告知被审计单位或者有关责任人员有要求审计听证的权利；被审计单位或者有关责任人要求审计听证的，审计机关应当组织审计听证。
审计听证会的工作应当依照《行政处罚法》和《审计机关审计听证的规定》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违法行为，审计机关应当依法从重处罚：
(一)单位负责人强制下属人员违反财经法规的；
(二)挪用或者克扣救灾、防灾、抚恤、救济、扶贫、教育、养老、下岗再就业等专项资金和物资的；
(三)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的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
(四)阻挠、抗拒审计或者拒不纠正错误的；
(五)拒不提供或者故意提供虚假会计资料的；
(六)屡查屡犯的；
(七)其他依法应当从重处罚的。
第十五条审计机关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罚：
(一)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经审计查出后，认真检查错误并及时纠正的；
(二)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的款额较小、情节轻微，自行纠正的；
(三)能够认真自查，并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反财经法规行为危害后果的；
(四)受他人胁迫有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的；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罚的其他行为。
第十六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审计机关不再给予审计处罚。但审计机关应当对该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依法予以审计处理。
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第十七条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审计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审计建议，要求有关主管部门纠正或者对有关责任人给予处理、处罚；有关主管部门不予纠正或者不予处理、处罚的，审计机关应当提请有权处理的机关依法处理；
(一)被审计单位所执行的规定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
(二)被审计单位及其负有直接责任的有关责任人员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或者违反《审计法》的行为，应当由有关主管部门处理、处罚的；
(三)应当由有关主管部门对社会审计组织审计质量问题及其责任人实施处理、处罚的；
(四)有关主管部门侵害被审计单位经营自和合法利益的；
(五)应当由有关主管部门纠正或者处理、处罚的其他事项。
第十八条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审计机关认为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应当向被审计单位或者其上级机关、监察机关提出给予行政处分的建议。
第十九条审计机关认为有关单位或者有关责任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依法应当构成犯罪的，移送有关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审计机关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审计法》的规定，拒绝或者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的，或者拒绝、阻碍检查的，依法作出审计处罚决定，制作审计处决定书。
第二十一条审计机关在作出审计决定和审计处罚决定时，应当告知被审计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作出审计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被审计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依法享有的申请审计复议的权利。
第二十二条审计机关实施审计处理、处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审计机关责令改正，并可以依照审计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一)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审计处理、处罚程序的；
(二)擅自改变审计处理、处罚种类和裁量幅度的；
(三)没有审计处理、处罚的法律依据的；
(四)应当移送有关部门处理而没有移送的。
第二十三条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的其他法律责任，依照《审计法》、《行政处罚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四条被审计单位应当执行审计决定和审计处罚决定，并将应当缴纳的款项按照财政管理体制和国家有关规定缴入专门账户；依法没收的违法所得和罚款，全部缴入国库。
减轻处罚申请书篇8
论文关键词 行政诉讼行政不作为 公益行政诉讼
一、引言
清华法学院长王振民老师曾说:“法律的生命在于诉讼”。纵观我国研究公益行诉研究,早在制定我国《行政诉讼法》(下称《行诉法》)的十几年前,法学界就开始了行政公益诉讼的研究,到现在应该说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有目共睹的是,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还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我国的公民权利保障和公共利益保护意识还有待加强。因公益行诉法律并未建立,危害公民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事件层出不穷,但相应的公益行诉案例却很少。表明没有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人民的切身利益就不能得到彻底有效的保障。
我国现阶段实际成立的公益诉讼都是采取“以自益为形式、以公益为目的”的形式,亦即通过变通诉讼形式或精心设计诉讼策略,建立“连接点”,通过行政相对人提起的,但旨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笔者在与深圳的一些公交车、的士司机的接触及亲身体验中发现,深圳交警在执法时存在一些违法行为,较为突出的是违反了《特条》第35条之规定,深圳交警认为法规应在生效二年后执行,不履行其作为义务,损害了深圳二百万驾驶人的合法权益。故笔者决定择机纠正其错误。
二、案情简介
笔者于2011年4月10日驾公车压到导流线。被告开始仅用网络简单告知车主,无纸质《行政处罚告知书》(下称《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下称《决定书》)。五一节后二天,因被告缘故,原告无法到其处办理业务,只能通过电邮等向其提出“关于依法要求减免轻微交通违章罚款的申请”,其从未答复。因被告一直不出具《告知书》,而无《告知书》其又不受理申请。后被告在得悉原告将时,方在45天后同时寄出《告知书》、《决定书》。尽管其违反了多个义务:如未公示监控镜头;未及时书面通知车主;未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即径直作出处罚等,但为了使被告履行《特条》第35条规定,原告认可了“处罚”。然而,被告却违反了《特条》35条,以及《公安机关条例》第二条规定,未减免罚款及未在15天内答复笔者的“”等。至于诉讼中为何要请求法院认定被告的处罚无效,则是依《行诉法》第五条之规定,法院应对被告的行政行为作全面审查之故。
三、本案第一轮审理
本轮一审于2011年7月14日在深圳罗湖法院采用简易程序审理。原告向法院提出四项诉讼请求:主要为确认被告《决定书》无效、不履行《特条》免罚的行为违法;支付本案诉讼等费用。
(一)原告庭审的主要观点
第一,被告处罚过程违法:违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下称《道交规定》)第3、20、46条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下称《办案规定》)第29条规定,违章记录既未在录入系统后三日内用邮寄等方法通知车主,也未在作出决定的七日内将《决定书》送达被处理人。第二,被告同时把《告知书》、《决定书》寄达车主,径直作出行政处罚,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31、32条规定。其行为剥夺了当事人陈述、申辩权利。被告作出的处罚程序违法,应认定无效。由于正当程序原则体现了“最低程度的公正”,是对行政行为最低限度的基本要求,因此,如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时违背这一原则,依《行政处罚法》第41条的规定,完全应将其作为重大且明显的违法而视之为无效的行政行为。第三,被告违反《公安机关工作规定》应在十五日内书面答复人的规定,从未答复原告的申请。第四,被告提交的证据均非法:其曾向法庭提交的未经质证的唯一拍摄违章截图的镜头属未依《道交规定》公示的“黑镜头”。且该证据未当庭出示,给法庭的副本亦无公章、 经办章等,根据《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7、60条,《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0条,《关于执行行政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均认为不予答复和拖延履行行为属于行政不作为。答复因针对的事项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观察行政机关是否具有法定的答复的义务,如行政机关具有作出答复的义务,且该答复行为对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者消灭产生影响的,应当属于可诉的准行政决定。第八,复议前置程序问题:本案属《行诉法》第11条规定之范畴,不存在前置问题。被告在《告知书》未列明诉讼提示,亦证明其剥夺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违法事实。第九,“当事人应主动接受处理问题”。被告五一后的二天仍未正常上班,且当时尚无《告知书》。但原告已主动通过电邮等方式按要求提供了行驶证等,明确告诉被告自己为驾驶员,同意依《特条》第47条交款,同时依第35条申请免罚。被告一方面不提供《告知书》,另一方面无该书又拒办业务,反过来却指责原告未接受处理,是“强盗逻辑”。第十,原告手中的《决定书》证明被告称邮件被退回是撒谎。第十一,处罚记录对原告有现实利益影响,单位已要求原告支付该罚款,付款是必定发生之状态。
(二)被告庭审的观点
第一,原告主体不适格。该车所有人为单位与原告无关,且该记录亦不对原告产生影响。第二,原告的三个请求均不具有可诉性。其一,原告诉及的行为尚未作出处罚决定;其二、答复不属于行政法律行为,是否答复不影响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其三、车主至今未接受处理,也未按《特条》第32条向交警提供驾驶人并经其确认,未确认前,不存在依《特条》免罚前提。第三,原告提起行诉未经复议前置程序。第四,答辩人在处理原告所涉行为时无错,于5月8日邮寄通知车主但被退回,且据《道交规定》第50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主动接受处理。
(三)一审裁定结论
裁定书结论:“本院认为,本案原告的被告行为,系被告通过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收集交通违法行为信息并将监控信息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供车主和驾驶人员查询的行为,该行为属于被告作为公安交管部门实施的证据收集和交通违法事项告知行为,并非最终的行政处罚决定。本案原告并非涉案车辆所有人,在被告尚未最终认定交通违法行为人为原告并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情况下,被告的上述行为以及原告诉称的被告存在的相应行政不作为,并不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原告的,不属于法院行诉受案范围,依法应予驳回。依照《若干解释》第44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郑勇强的。”
(四)二审裁定
一轮二审于2011年10月13日在深圳中院由一名法官开庭审理。裁定书认为:“原审裁定驳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郑勇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有关处理涉案交通违法行为的诉求,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四、本案第二、三轮审理简介
在一轮二审庭审后,应法官要求,笔者再往被告处申请免罚,但其仍以《特条》35条尚未生效为由,拒不办理并拒绝出具业务及回执。
二轮一审豏于2011年12月7日在罗湖法院采用普通程序审理。原告增加了2011年10月13日到被告处办理申请时取得的录音、照片等证据,诉请与一轮基本相同。原告一审立案时向法庭提交了提取、保全证据申请书,但合议庭在庭审时才要求被告在庭审后一周内提交资料。事后被告向法庭称已无视频。在长达一年时间里,被告未依职权对本案驾驶人进行认定。二轮一、二审依然裁定驳回。二轮一审裁定认为:原告与“减免处罚行为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再行,属于重复,依法驳回。”但2012年3月5日开庭的二审裁定却认为:上诉人“申请不作为违法的请求不属于重复,经查属实,原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丰
2012年1月7日,原告因车辆年审只得先付罚款,并于2012年4月12日持已缴款的单证,再到被告处申请免罚,但即使在“坐实”的情况下其依然拒不作为。第三轮一审豑于2012年6月7日由同一法官采用普通程序审理。本轮增加了实缴证据,诉请与前二轮基本相同。
五、对本案的法律思考
第一,司法公正问题。三轮一审法院在传票案由栏均先认定本案为:交警行政处罚。而非原告诉被告的不履行法定职责。尽管,一审法官认同豒法律上利害关系人之说,但前二轮审理时其还是认定处罚与原告无关而驳回。在被告存在诸多不作为情况下,法官仍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如其在庭审前明知已存在《决定书》的情况下,依然罔顾事实,认为被告作出的并非是“最终的行政处罚决定”;在二轮一审时,在裁定书上甚至“穿越”时空,把2011年10月13日的证据、事实认为在2011年7月14日已审理,等等。据悉,北京2009年民告官胜诉率7%,东莞法院的数据是:近三年行政机关败诉率不超过3%。豓2010年东莞一共收到了443宗行政复议申请,其中91宗不服复议结果提起“民告官”行政诉讼。结果没有一宗案件是原告胜诉的。艳说明只有从思想上破除“公检法是一家”的观念;从制度上确保司法独立,否则依法治国只能是一句空话。第二,《特条》35条在施行二年后才生效吗?答案是否定的!《立法法》第84条对此已做明确规定,本案应“有利追溯”。第三,第三轮一审审限已逾二月,如经高等法院批准,可以延期,但法律并未规定可延长多久、延期多少次、是否应告知当事人?这亦为司法机关提供了不作为的土壤。第四,罗湖法院是广东省高等法院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单位,本案一轮一审采用独任法官审理制。根据《行诉法》第6条规定,本案应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法院是否可以突破司法的顶层设计?依据《立法法》第7、8条规定,只能全国人大有权制定、修 改诉讼等基本法律。司法改革是否应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第五,《关于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基本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权利义务明确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但是,本案法律关系多层、权利义务复杂,即便在法律层面可以适用该通知,但对本案而言适用简易程序也是错误的。第六,二轮二审名义上组成合议庭,但实际上仅由一名审判员到庭进行法庭调查,这种情况在深圳中院已成常态。开庭仅历时十五分钟即草草结束。根据法律规定,只有在案件事实、法律关系清楚的情况下,才能进行书面审查。本案已开庭四次,说明案情复杂、不清,应由三人出庭审理,如此,才能保证法官审案的亲历性,避免错案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