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调查报告范文

事件调查报告篇1

一、再审案件调解率低的原因

我院自2004年以来，共审理民事再审案件30件，其中调解结案的仅为5件，调解率仅为16.7%。从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再审案件调解率很低，造成此结果有诸多原因。

(一)现行法律对再审案件调解的规定有待完善。《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了调解工作的总原则，第五十至五十二条规定的是当事人调解请求权和自行和解权，第八十五至九十一条和第一百二十八规定的是法院调解程序。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了二审法院审理上诉案件，仍可以进行调解，而第十六章审判监督程序中就没有调解的规定。2004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对再审案件进行调解的规定，当然，民诉法总则第九条的立法精神是调解应贯穿民事审判的始终，对再审民事案件进行调解也是法官应做的工作。但对再审案件的调解在理论方面还有争议，在法律规定上还有盲点。

(二)再审案件当事人之间一般矛盾相当尖锐，积怨久远。提起再审的案件一般都是经判决结案的案件，这些案件原来就没有调解成功，当事人之间分歧较大，在法院判决后，当事人上诉、申诉、缠诉，不断，矛盾是愈演愈烈，冲突较大，调解的平台基本被破坏殆尽，调解难度相当大。这是再审案件调解难的最大原因。

(三)再审案件来源复杂，当事人存在误解。审判监督程序下的纠错原则是依法纠错。然而很多人对再审程序存在着误解，认为既然启动了再审程序就说明原裁判确有错误，法院应当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改变原裁判，由于这种误解的存在使得再审申请人和向检察机关申诉的当事人往往固执己见，不愿接受调解，使调解失去当事人的配合。即使经反复做其工作后能勉强愿意调解，因为误解较深，调解的成功率也很低。

(四)再审案件案情复杂、疑难。再审案件多是经过一审、二审、重审等多次审理，因案件已经多次审判且历时久远，错综复杂的事实更难以查清。加上当事人坚持己见，一争高下，赌气打官司的心态占了上风，所以对这类再审案件调解也是相当难。这类案件一般以合伙纠纷案件居多。如我院审理的薛丽、薛晶与史顺利、史经来合伙纠纷案及郑宏斌与尹前发合伙纠纷案。该两案均属合伙纠纷，因当事人在合伙期间没有规范的协议和帐目导致发生纠纷，且案件事实经一审、重审等多次审理后更加错综复杂，事实认定难上加难。双方当事人在再审期间已不是纯粹的诉讼，而是打赌气官司，让双方坐下调解都非常难。

(五)再审案件涉及的社会关系复杂，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有社会公众监督、新闻媒体的监督，上级法院的监督、人大、政协、政府的监督，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人民法院自身的监督。再审案件的产生来源也是这些监督主体监督的结果，反过来这些监督主体又关注着再审案件的裁判，再审案件承办人审理过程中的言行同样也被监督，所以承办法官有顾虑，庭审合议后交审委会讨论，依审委会意见判决定案，不想惹火烧身。

(六)再审中当事人不到庭造成调解难。有的法人主体灭失，或自然人下落不明，甚至有些当事人故意规避既判义务，或有的申诉方申诉动机就是为拖延或逃避履行义务，在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使案件失去调解基础。

二、提高再审案件调解结案率的对策

如何解决再审案件的调解难问题，提高再审调解率，以减少，维护稳定。笔者认为，再审案件承办法官必须站在讲大局的高度，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畏惧心理，摸索经验，扬长避短，做好再审调解工作，提升再审调解成功率。

(一)善用技巧促调解。再审案件当事人之间矛盾尖锐、激烈，冲突较大，积怨久远，这是再审案件的显著特点，针对这个特点，再审法官要采取先背靠背分头做工作，缓和对立情绪，形成了调解的基础和氛围，再面对面谈调解方案的办法。若一开始就让这类案件当事人直面相见，进行调解，可能是仇人相见，分外红眼，一调即败，使调解工作全线崩溃，这是应值得注意之处。

(二)利用当事人厌战心理，抓住时机促调解。再审案件当事人历经多次诉讼，有的身心俱疲，再审程序正好给这类当事人提供一个言和休战的平台，对此类案件，再审法官要善于把握其心理，抓住时机，找准双方的利益平衡点，最终促成双方和解。如我院成功调解的张丽与李春波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就是此类典型案件。

(三)强化庭审打好基础促调解。再审案件已经过审判，但又被提起再审，有些案件就是因为案件事实不清，这就要求法官进一步发挥庭审功能，审清案件事实，通过庭审让当事人清清楚楚的明白事理，这就为调解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强化庭审，特别是对提出无理要求、过高要求的一方当事人，在审前无法作调解工作，通过进一步庭审后，使他们明事实、明法律、明利害，调解可顺势而成。

(四)查清法律事实促调解。客观真实不能作为法院定案的依据

，只是追求的终极目标。再审案件复杂、疑难，通过审理事实不清，此时再审法官应如何入手?笔者认为，通过诉讼机制，最大限度地确认法律事实，以接近客观事实。通过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让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明白，承担败诉的诉讼后果的原因，再审法官要判前释法、判后答疑，以免除认为是冤案的一方当事人的思想怨结。

(五)适时转移重心有的放矢促调解。再审案件是经过一审或二审裁判的案件，所以有相当部分案件事实部分是清楚明白无争议的，此时再审法官处理再审案件就不一定要再次开庭审理，因当事人双方对事实已无争议，此时争议的焦点，转移至对事实、法律关系的认识、法律的适用上，所以要将工作重心转移，在案件定性、适用法律上下功夫，向当事人作好解释，这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有益于促进调解协议的达成。

(六)深入了解案件背景，对症下药促调解。再审案件既然已经一审或二审，再审法官在处理再审案件时，要多向原审法官了解案情，案件的背景，当时调解没成功的原因，判决的法律依据及理由等案内、案外的情况，这样才能作到调解工作胸有成竹，并有的放矢，进行调解有时还可在原调解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调解协议可能会很快的达成。

(七)善于利用监督力量促调解。再审案件涉案背景复杂，社会广泛关注，要区别对待，再审法官这时不要退缩，而是要主动向社会群众作好解释工作，向党委、人大、政协、政府主动汇报案情，他们也会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支持法院工作，帮助法院作当事人的调解工作，这样你调解的力度就加强了，调解成功率自然就会升高。如我院成功调处的艾滋病患者任某、徐某诉县人民医院、信阳市中心血站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再审一案，在办理该案时，承办人和院领导多次向县委、县政法委汇报案情，积极争取县委、县政法委的支持，在两被告给予适当赔偿的情况下，由县里拨付原审原告司法救助款一万元，最终成功地化解了矛盾，使案件调解结案。

(八)巧借抗诉机关力量促调解。再审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检察机关抗诉而进入审判监督程序的，这些案件的审理过程检察机关要参与，还有些再审案件，虽然不是检察院提起抗诉而再审的，但当事人去反映过、过，检察院较关心处理结果。对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的这些案件，如何调解结案，就要涉及到与检察机关的工作配合。要多与检察机关协商，交换个案的认识，争取得到检察官对法官调解工作的支持和理解。这样再审案件当事人会在法官和检察官的说服教育下，改变错误的认识，达成调解协议。纠纷解决了，矛盾排除了，这不但是对法院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是对检察工作的肯定。如我院审结的张某与县人保公司劳动争议抗诉再审一案，法检两家联手做双方当事人的调解工作，终使双方握手言和，该案达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完美统一。 

(九)转变观念寻找最佳观念促调解。再审案件要调解成功，再审法官还有个观念应该转变，就是案件的处理过程不要刻意去追求完美无缺的判决结果，而要去找到纠纷解决的最佳方案。纵观再审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维持原判的比例较大，笔者所在的法院，再审维持率近40%。为什么一审、二审、再审都是同一结果，当事人还不服呢?出现这一情况，应该说法院对案件的判决结果没错，问题出在承办法官只追求了正确的判决结果，忽视了寻找纠纷解决的最佳方案，对待此类问题，再审法官只要跳出一审、二审法官的思维模式，在不违背法律原则、精神的前提下，以社会公德、道德等作为依据，寻找当事人双方能够接受的案件最佳处理方案，从而调解结案，达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事件调查报告篇2

工程名称

榆中县**路棚户区改造项目

着火部位

**路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标段4#楼北侧负二层—2层

发生日期

2018年3月15日14时25分

施工单位

甘肃第三建设集团公司

监理单位

兰州华铁工程监理   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一、事件发生时间、地点

事件发生时间：2018年3月15日14时25分；发生地点：**路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标段4#楼北侧负二层—2层

二、着火事件发生经过

2018年3月15日14时25分，**路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标段4#楼，施工作业人员在3层剪力墙钢筋绑扎采用电渣压力焊作业时，焊渣引燃4号楼北侧负二层SBS防水卷材，引发火灾。火灾发生后，4#楼3层进行钢筋绑扎作业的4名工人和电渣压力焊的2名特种作业人员（殷祖俊、焦万华），看见火情后立即呼救，负责该楼作业的施工员龚虎立即疏散施工作业人员撤离现场，并组织其他施工人员用水管和灭火器进行灭火自救。在灭火自救的同时，龚虎向项目经理杨剑报告，杨剑于2018年3月15日14时30分赶到现场，第一时间疏散施工作业人员，并安排人员拨打119报警电话；建设单位现场负责人于2018年3月15日14时32分赶到现场，此时火势已蔓延，引燃一层和二层楼内废旧方木和模板，杨富强立即从**路棚户区改造项目其他标段调集洒水车2台进行灭火作业，并逐级上报。2018年3月15日14时35分，建设单位各负责人赶到现场，又从其他项目部调集8台洒水车，赶赴现场进行灭火作业，并向政府主管部门报告。2018年3月15日14时50分，县消防大队消防人员赶到，封锁着火现场并进行灭火。县住建局和城关镇相关负责人赶到现场，组织人员协助县消防大队进行灭火作业，火灾于2018年3月15日15时10分扑灭。随后，县消防大队对监理单位负责人和施工单位负责人例行询问，取证之后，于2018年3月15日15时40分撤离现场。为了防止零星火点再次复燃，施工单位安排值班人员对起火部位进行了全面检查，2台洒水车随时待命，确保不再复燃。

三、起火原因

通过对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相关负责人了解情况，并对现场施工作业人员进行走访询问，起火原因为3层剪力墙钢筋绑扎采用电渣压力焊作业时，焊渣引燃4号楼北侧负二层SBS防水卷材（易燃物），致使发生火灾。

四、初步财产损失情况

现场防水卷材过火面积约200平方米，单价：15元/㎡（含人工费、材料费），经济损失3000元。

五、处理意见

1.项目监理单位、施工单位成立着火事件联合调查小组，本着“四不放过”原则，认真、详细调查此次事件，并形成调查报告上报建设单位；

2.要求施工单位委托具有结构安全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对4#楼进行结构安全鉴定（进行鉴定之前，施工单位向监理单位、建设单位呈报检测方案，审核通过后报县质监站审批实施）；

3.要求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教育、处罚。

六、处罚决定

针对着火事件各单位处理意见如下：

1.建设单位

（1）榆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安全质量部对项目监管不到位，对部门负责人李谋奎处以500元罚款并由公司主要领导进行诫勉谈话；

（2）榆中盛世建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对项目安全管理不到位，对部门负责人董毅处以500元罚款并由公司领导进行诫勉谈话；对项目甲方代表杨富强处以300元罚款并由公司主要领导进行诫勉谈话；

2.施工单位

甘肃第三建设集团公司，针对本次着火事件，你单位作为实施主体单位管理不到位，未办理动火手续，对作业人员安全教育不彻底，现对你单位处以10万元处罚，并责令你单位将相关责任人处理结果上报建设单位。

3.监理单位

事件调查报告篇3

去年12月份，我校按照市评聘分离、县管校聘的文件精神，在全校开展县管校聘工作。我校XXX、XXX等20名教师针对我校存在的教师老龄化问题严重，好多老师评上了职称，但因职级岗位有限，无法聘任问题进行了上访。针对这一问题，我校县管校聘领导组进行了如下的调查与解决：

一、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

再次宣读有关文件精神，并详细介绍了本次县管校聘中我校各级各类岗位的职数，按照《神池县第二中学校教师职称竞聘职级晋升实施细则》（试运行稿）对本次新晋级的两位高级教师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二、个别谈话。

校长王XX和XXX、XXX等20位教师进行了单独谈话，详细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

三、教育局王XX书记还专程来到我校，召集20位教师开了专门会议。会上，王书记从大局出发，详细介绍了本次县管校聘的整体形势与深远意义，对与会的同志进行了深刻的思想教育。参会同志意识到自己的冲动与思想认识上的不足，最后做了表态：决心以后加强理论学习，高起点，高站位地认识本次县管校聘，全身心投入到党的教育事业中来。

事件调查报告篇4

佳市检察机关认真贯彻2006年国务院493号令《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及高检院与监察部、安监总局联签的《关于加强行政机关与检察机关在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处理中的联系和配合的暂行规定》，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依法介入事故调查，严肃查办事故涉及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为促进安全生产，推进依法行政积极发挥作用。经统计，2009以来，佳市院两级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部门同步介入调查责任事故8起，立查事故背后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案件3件3人。在办理生产安全事故涉及渎职犯罪案件的同时，检察机关介入事故调查工作还存在着问题和不足。本文在全面分析2009年以来佳市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介入事故调查工作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探讨检察机关介入事故调查的基本方法。

一、遇到和存在的问题及阻力

一是没有相应的调查机构，也尚未建立起高效及时的介入事故调查工作机制。现我们没有成立重大责任事故调查专门机构和人员配备，目前查办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涉及渎职犯罪仍然是由辖区反渎部门组织人力自行办理或由市院统一组织调配人员介入调查。同时也尚未与政府及相关部门建立起系统的有效的工作机制，与相关部门沟通和联系不够紧密。如与政府为主导的事故调查机构、安监等部门在衔接配合中还有的沟通不及时、协调不主动等多方问题，有的不能及时得到事故信息；有的虽得到事故信息，但因没有事故调查组的邀请而未介入调查、有的院不主动关心辖区事故发生，甚至不了解、不研究《暂行规定》，因此，对于辖区内发生的事故，既未介入调查，也不知怎样介入，怎样开展调查工作，这也是导致我们介入调查活动后无收获的主因。

二是在适用法律方面立案标准仍然较高。虽然2006年修订了《立案标准》，但新的《立案标准》中对于生产安全事故所涉及的渎职犯罪标准仍然较高。如修改后的刑法第402条规定的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的立案标准是：（1）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案件不移交的；（2）3次以上不移交犯罪案件，或一次不移交犯罪案件涉及3人次以上的；作为故意犯罪，立案标准定得过高就不利于打击犯罪。

三是行政体制上的监管、职责不明带来的障碍。行政执法领域因机构多，存在执法权分散、职能又有交叉重叠，因此也存在着多头监管和职责不清的现象。为此事故发生后要理清责任不甚容易，尤其是多因一果造成的事故和事件，这些都会为侦查工作带来一定障碍。

四是调查取证及认定上具有相对难度。重大责任事故的发生，一般都带有明显的行业特点，技术性特征。因事故存在于各个不同的领域，而事故的发生又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每一起事故都涉及不同的专业知识，以及具体的安全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据统计，全国人大制定的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10多部，而国务院制定的各种安全生产条例多达50多部，更有多部的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通知以及各部委的规章制度。这也使我们侦查人员面临专业知识和法律法规的困扰，存在着管辖障碍，行业知识劣势，会发生心理畏惧等因素，而导致无法有效开展介入事故调查工作。即使调查工作中，也还存在对危害结果有时固定、鉴定的不及时，造成责任难以认定等问题，这都制约着检察机关多次介入调查活动，但却无所获。

二、加强查办和预防安全事故涉及渎职犯罪的对策

1.以专门机构，统一查办事故背后渎职犯罪案件。当前反渎侦查还没有改变人少质弱、还远不具备快速反应的能力。而事故类犯罪涉及渎职侵权犯罪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涉及行业规定和管理法规众多，涉及的知识面广、领域宽、专业性和政策性均强。因此就显现出我们查处此类渎职犯罪的力量还十分薄弱，力度不强的问题，为此建议成立查办责任事故的专门机构、组织专门侦查人员，具体可以考虑建立并打造“特色的专业化侦查队伍”，发挥在诸如查办事故类犯罪等个案、类案的攻坚效力。在组织事故类办案团队的基础上，可重视和抓紧业务培训，提高办案人员的业务素质，形成一批查办事故类刑渎职案件的办案人力基础，进行统筹管理。

2. 健全完善联系配合机制，强化协调配合。贯彻落实《暂行规定》，加强与党委、政府主管部门、主动与城建道路、交通管理、海事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行政执法等部门加强联系、协调与沟通，并与之建立起有效的案件线索移送和信息反馈制度。设立专人对接，共同推动建立健全信息共享、联网查询、线索移送、案件协查、共同预防、监督配合等工作机制，使之制度化、经常化。

3.密切注意易发部位，广泛开辟案源渠道。一是对经济监督部门。重点盯住财政、计划、交通、水利、土地、建设、规划等部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大中型项目工程建设中的制度漏洞，利用掌管专款的便利，，违规操作，，谋取私利，造成专项资金损失，酿成豆腐渣工程，造成楼垮、桥塌、路毁、人亡等重大责任事故的发生，对这些重点工程实施同步公开跟踪监督；二是对行政执法部门，盯住生产安全监管、技术质量监督、环境监督等部门工作人员，违法批准，该查禁的不查禁，该捣毁的不捣毁，该停产的企业继续运营，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危害职工的人身安全，酿成重大责任事故；三是对司法机关。如治安、交管、消防、边防等公安人员渎职犯罪，致使重大恶性火灾、爆炸事故发生等。

4.强化侦查意识，提升侦查实战能力，坚持同步介入事故调查工作。同步介入事故调查，对我们反渎发现事故涉及的渎职犯罪线索，立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案件意义重大。同步介入事故调查有利于全面了解和掌握与查办事故涉及渎职犯罪有关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工作程序。作为我们反渎监督要注意第一时间参与事故调查，注重平衡与协调、选准突破口。在查办重大责任事故犯罪，侦点是排除管辖障碍，克服行业知识劣势和侦查人员心理畏惧等，以我为主，抓住战机，适时出击同步公开调查收集证据；或请专家鉴定，确定损害结果，对危害结果进行固定、鉴定，由果追因，由事查人；或运用以事立案手段开展侦查，确定犯罪嫌疑人，认定其应负的法律责任。

事件调查报告篇5

法学专业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学生参加法律实践，有助于加深对社会实际特别是国家法制建设状况的认识，接受法学思维和业务技能的基本训练，培养和训练我们认识、观察社会的能力，使我们具有运用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与创新意识，并为撰写毕业论文收集资料打下基础。

作为从事税收工作的国家公务员，执法严格在工作中显得尤其重要。实习工作给我提供了一个全面接触法律的好机会，通过实习，我接触了不少案例，体会很深，本人就特别关注的校园伤害事件的法律问题做了深入调查。

近年来，未成年人在校学习、生活、娱乐中发生人身、财产损害整体较为频繁，由此引发的民事案件也呈上升趋势。事故的发生给学生及学生家庭带来许多痛苦，同时也因诉讼的提起不同程度的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负面作用较大。未成年学习在校期间受到损害或致人损害，要求学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案件逐渐增多，为了减少事故的发生，学校加强学生管理及配套的保护设施建设，尽量减少隐患。但是，由于我国未成年人相对集中的中小学、幼儿园普遍存在着学生人数多而教师、管理人员少，许多学校的安全防护措施尚不完备等现实问题，因此，对学校而言，有一种防不胜防之感。

去年9月份，我们奎屯市四中就发生了一起典型的校园伤害事件。在教育系统组织的勤工俭学拾花劳动中，该校初二年级的一名男生因贪玩不慎落入水潭中，溺水而死。这个案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法律诉讼也在进行中。

本人也对此类案件发生了极大的兴趣，翻阅了众多有关的资料。

时间追溯到1999年9月19日，广西荔浦县中学初二女生陈清在学校上厕所时，被同校初三学生郭勇猥亵，陈清奋力反抗时被郭勇用尖刀刺中右颈，顿时血流如注，凶手连刀都未拔就仓皇逃走，陈清则因抢救无效死亡。当日下午6时，凶手郭勇即被抓获归案。1999年12月13日，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郭勇无期徒刑，。在民事部分，判令郭勇及法定监护人赔偿受害女生父母经济损失2.73万元。双方均不服，同时提出上诉。2000年4月，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清的父母以女儿在校期间被害，学校在安全设施管理方面没有尽到应有的义务，在事故发生后也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因此，学校对其女儿被害有不可推卸的法律监护责任，要求学校赔偿死亡费、丧葬费、交通费及精神损害赔偿费等共计五十七万多元人民币。而学校则以学生是在假日发生事故，学校并无失职为由拒绝履行赔偿义务。于是，双方对簿公堂。两审法院均认为陈清在校被杀与学校毫无关系，因此裁定驳回陈清父母。失去爱女，又没有一个满意的说法，陈清的父母继而提起申诉。然而，维权之旅漫漫，学校究竟应否承担责任，还有待于法律给一个明确的说法。

类似的悲剧还曾经在校园上演多起：

2002年5月9日，初三男生杜心被五名同学暴打，烟头险些被塞进……

一女生住校期间从上铺摔下来导致脾脏破裂……

一幕幕的悲剧伤害了学生，心寒了父母，也吓坏了学校。父母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的索赔要求让以财政拔款为资金主要来源的学校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于是，人们迫切需要一部相关的立法。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这是教育部颁布的、旨在指导和帮助教育行政部门、各级各类学校积极预防、妥善处理学生伤害事故的一部行政规章。在这部规章中，学校对其公共设施，以及所提供的教育、生活设施、设备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或者有明显不安全因素的十一种以上的学生伤害事故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我们究竟能否将事件的解决寄托于一部行政规章呢？该规章真的就能如我们所愿地解决一切纷争吗？

教育部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对学生在校期间所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的预防与处理作出了具体规定。尽管《办法》只是一个部门规章，去年8月21日颁布之时并未张扬，却依然在社会上掀起了较大的波澜。也难怪，这个《办法》毕竟涉及到了学校、教师、家长、学生四方的责任和权益，谁也不可能漠然视之。

实际上，学生的伤害事故及其善后处理工作，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有报道说，2001年我国约有1.6万名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意外伤害事故已成为中小学生的“头号杀手”。但是在法律上，却长期缺少处理此类事件的专门法规，每每有校园伤害事件发生，责任的认定和事故的处理往往变成一笔“糊涂账”，家长和学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相互埋怨、推诿、扯皮的事情时常发生。从这个角度讲，《办法》的出台是及时的、必要的，为今后学生伤害事故的处理提供了依据。

然而，人们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这个《办法》，却有着不少缺憾。我从各项资料和法律角度对此《办法》进行了探析。

作为教育部制定的部门规章，只能用来约束和调整教育行业的内部事务，而学生伤害事故的处理，却涉及到学校与家长、教师与学生的民事责任的认定和民事关系的调整。那么，《办法》对其他行业没有约束力？是否对每个公民都有效？继而，作为国家行政机关，教育部是否有权规定民事诉讼中的责任，即是否有权调整平等法律主体的民事关系？这些，恐怕都是大有疑问的。

除此之外，《办法》到少还存在如下两点缺憾。一是没有区分适用对象，对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一视同仁。而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大学生已年满十八周岁，属完全行为能力人，大多数中小学生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未满十周岁的小学生则属无行为能力人，对于不同行为能力人的监护责任认定以及伤害事故处理，理应区分对待；二是《办法》中一些规定过于粗糙，描述过于笼统，有待进一步细化。比如，究竟何为“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何为“其他意外因素”？何为学校“应当知道”、“难以知道”？这样的规定和描述弹性太大，可操作性不强。

由此可见，教育部颁布的这个《办法》，并不能使学生伤害事故处理这个“老大难”问题迎刃而解。

事件调查报告篇6

    一、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概念、作用、产生依据

    (一)概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指由一些具有心理学、医学、精神病学、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等专门知识,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具有丰富未成年人工作经验的调查者,对与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相关的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然后基于其专业知识和经验,运用科学的方法,对未成年人进行客观、全面、综合、公正的评价,并对造成犯罪的原因、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险性进行科学的、深层次的、专业的分析判断,然后提出处理意见,做出专业的书面意见报告,为法官对未成年被告人定罪量刑时考虑从轻、减轻处罚提供法律依据。

    (二)产生依据: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产生的依据是2001年4月12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调查。”这就是我国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社会调查报告制度。 对未成年被告人情况社会调查的主体有公诉人、辩护人、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

    (三)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一规定为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提供了法律依据。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实施刑罚,一向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社会调查报告,对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的全面调查,为参与审理的法官考量未成年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因而对其适用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提供了依据。因此,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过程中实行“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二、当前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存在的缺陷之处

    (一)社会调查的主体

    关于社会调查的主体,依照最高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自行进行调查”的规定,由于是“可以”,而非“应当”,故从立法的角度,控辩双方、审判机关、以及受审判机关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均可以成为社会调查的主体。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形式,1、由控方或者辩方以访谈的形式,形成规范性的社会调查报告。2、由审判机关以问卷式或访谈形式,形成问卷调查表。3、建立一支特邀社会调查员队伍,这些社会调查员由熟悉青少年特点,热心青少年帮教工作的社会人士组成。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规定的不确定性,导致这项工作开展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从法院执行社会调查制度的情况看,开始这项工作是由法官自行调查,形成书面材料,随着97年刑事诉讼法的生效执行,法官居中裁判规则的确立,开始改变以前单纯由法官调查的情况,同时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通过法院与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协作,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由该机构完成其接受的援助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在开庭前或庭审中将报告提交给法官予以参考。如果案件被告人自己聘请了律师,这项工作就由律师去完成。实践中社会调查报告完成的情况比较好。但是这样做毕竟只是辩护方的调查报告,其内容具有局限性和不客观性。而检察机关对社会调查的工作,认为是其检察工作之外的工作内容,态度消极。即使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情况了解也是在审查起诉时通过案件了解的情况,很片面且不详细。

    笔者认为,在社会调查主体的确定上,上述几种做法都符合《若干规定》,都是合法的。但在司法实践和实际操作中,存在着各种实际问题:(1)对公诉人作为社会调查主体,因最高人民检察院没有作相关的司法解释,所以公诉机关认为该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不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必经程序,因此不属于其工作职责范围,实际司法实践中,公诉人做社会调查的也寥寥无几。(2)辩护人担任社会调查主体,是目前在司法界适用较多的。这对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辩护人提供的社会调查报告,在内容上大多存在着“报喜不报忧”的问题,只调查对未成年被告人定罪量刑有利的事实和情节,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该未成年被告人不利的一面,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被调查主体的真实情况。(3)由主审法官本人担任社会调查主体,这不仅与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控辩式诉讼方式相悖,而且容易产生“先入为主”、“先定后审”等问题。(4)法院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由于《若干规定》对此规定得比较原则,使实际工作中,人民法院应该委托哪一社会团体组织、对调查人员的要求、经费的承担以及调查后如何在庭审中出示,均未做具体规定,所以在司法实践中采用此种方式的很少。

    (二)社会调查报告在未成年刑事案件中的地位,法律没有给予确定,由此导致其在司法实践中可有可无。

    社会调查报告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意义已经阐述,不再赘述。一个未成年刑事案件中,有无社会调查报告对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应是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司法实践中,其效力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故实施的情况并不理想。社会调查作为一种制度在法院并未在实践中认真履行,而且对社会调查报告没有作相应规定,加上缺乏制度进行监督,既然社会调查报告并不是程序之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实施情况不好。既然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没有确定,由此也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显得可有可无。

    (三)社会调查报告在庭审程序中处于何种环节,对社会调查报告能否作为证据使用,是否应该在庭审中予以展示,法律没有规定,导致社会调查报告在庭审中以和种方式出现、怎样展示,控辩审三方均感困惑。存有争议:

    1、对社会调查报告能否作为证据使用主要有两种观点:(1)社会调查报告不能作为刑事证据。理由是: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只是对未成年被告人在案发前的日常生活、学习表现、家庭情况、社会交往和成长经历的调查,与其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有罪、罪责轻重等均无关,因此不能把调查报告作为刑事证据使用,而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因此其不能在法庭举证、质证阶段出示。

    从证据的概念来看,调查报告不符合证据的范畴。证据必须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并与案件事实本身存在客观必然的联系。然而社会调查报告只是对涉罪未成年人性格特点、家庭环境、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等进行的综合评定,并非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与案件事实之间并不存在客观的、必然的联系。

    从证据的本质特征来看,调查报告不完全符合证据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特点。司法实践中,在对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社会交往进行调查时,会涉及相关社会关系人对其的看法和评价,办案人员收集未成年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成长经历以及犯罪前后的表现后,还要形成自身观点,出具最终报告,这些评价显然具有相当强的主观性。调查报告只是与其犯罪的成因有一定联系,一定程度上反映未成年人的犯罪动机和主观恶性,对证明案件事实没有实质意义。

    从证据形式来看,调查报告并不属于刑诉法规定的八种法定证据形式之一。

    鉴于此,笔者认为社会调查报告不属于证据的范畴,不能作为证据在法庭中质证,其性质应属于品格证据。但随着调查报告在实际案件中的广泛运用,其性质也越来越接近证据的范畴,为此,法律应进一步加强对社会调查制度的规范。

    (2)社会调查报告可以作为刑事证据。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因此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对未成年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的调查,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应该是具备证据效力的。可以在法庭举证、质证阶段出示。

    2、社会调查报告在庭审程序中处于何种环节,是否应该在庭审中予以展示,笔者认为,对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具有证据性质以及在刑事诉讼庭审中的哪一阶段出示,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社会调查报告中,附有未成年被告人以往学习、工作等表现,如在学校的“三好”学生奖状、工作单位等颁发的先进个人等证书、所在学校或居住地的村委会、居委会出具的以往表现的证明,只要符合刑诉法证据的相关规定,就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书证),在法庭举证、质证阶段出示;对社会调查报告,只是辩护人通过对未成年人成长经历的调查,自己书写形成的调查报告,笔者认为此种调查报告,不能作为证据,只能作为量刑的参考。可在法庭辩论阶段,作为辩护意见的依据,与辩护词一并宣读。

    三、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完善方向

事件调查报告篇7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法律定位及实践意义

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未成年刑事诉讼中，判决宣告前由有关部门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的社会背景、成长经历、生活环境、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进行调查，并形成书面社会调查报告提交到法庭，为司法机关正确处理和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提供重要依据。从上述定义不难看出，社会调查制度的实质是一种人格调查制度。因为人格调查制度是在刑事诉讼中，特别是在法院的判决前，对行为人的性格爱好、身心状况、家庭状况、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社会交往等情况进行调查，综合判别被告人的人格状况、测定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对行为人作出恰当处置时参考因素的活动，其本质是强调对犯罪人个体的尊重与关注，强调刑法的实质公正，这与社会调查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是一致的。

考察域外有关人格调查制度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人格调查制度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人格调查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人格调查需要调查的项目有很多，包括行为人的性格特点、身体状况、成长经历、家庭情况、社会交往、平日及实施指控行为前后的表现等，这些项目繁多的调查，看起来非常分散与杂乱，实际上，这些调查都是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的，对行为人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等背景情况的调查以及对被告身体、性格等自身状况的调查，并不是最终的目的，目的在于从各个方面收集和行为人相关的信息和资料，全面掌握行为人的个体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判定行为人的人格。

二是人格调查通常由专业人员或专业机构来完成。对行为人的人格状况的测定与评估，不是把各个项目简单罗列，而是通过由表及里、由表象到实质的调查分析，来综合判断行为人的个性特征、心理活动、发展趋势，其调查程序的严谨性和调查结论的法律属性，决定了调查主体的特殊性。

三是人格调查是对刑事被告人量刑的重要参考因素。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而近年来轻刑化的司法理念，在强调对被告人刑罚个别化的前提下，还要综合判断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格调查制度就成为量刑、尤其是判处非监禁刑的重要参考因素。首先，该报告是影响合议庭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拟判处管制、缓刑和免处的被告人。其次，该报告也是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进行法庭教育的重要依据。只有详细掌握了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才能发现教育、感化、挽救该未成年被告人的“闪光点”、“感化点”，以便有针对性地对该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第三，该报告也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在宣判后对未成年人回访跟踪帮教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材料。

二、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市的法律实践

自河南省兰考县法院首创社会调查员制度以来，各地法院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并已制度化、规范化。我市法院也在借鉴长宁、海淀等法院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工作特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我们研究制定了《佳木斯市涉少案件社会调查员制度实施办法》，并于2005年10月在全市法院正式实施。主要工作模式是实行庭前调查、参与诉讼、跟踪帮教的“三段式”服务。该《办法》对调查员的职责、义务、工作规程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最明显有别和优于全国其他法院的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调查员的准入设置了目前全国最高的门槛，只有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年满二十三周岁，从事教育、共青团工作，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致力于矫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具备一定法律知识，诚信记录优良的同志才能够初步进入遴选范围；二是调查员由法院和共青团联合选任和考核，经未成年人及法定人同意以中立的身份开展工作，不依附于控、辩、审任何一方，不得从事兼职的法律工作；三是对当庭宣判缓刑的案件，调查员直接参与宣判后的教育，在第一时间内实现与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包片民警、居委会（村委会）主任、学校老师的对接，共同制定跟踪帮教措施；四是实行社会调查员有偿服务，除报销实际支出外，根据工作量发给相当于其日工资标准的合理报酬，对表现突出的调查员，每年由共青团组织给予表彰。

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制度的核心贵在客观、公正。因此，我们在设计这一制度和选择调查员的时候不仅规定了较高的标准，而且把从事律师、陪审、法律援助、法官、检察官、公安干警等一切有可能与案件或案件的侦察、、辩护、、审理有关的人员排除在外，而且规定了为期一年的考核、淘汰期，以期确保调查报告客观、公正。

（一）选拔聘任的基本情况

我们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为共青团，由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团市委联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选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自2005年6月以来共选聘两批82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选任条件为年满二十三周岁以上，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工作作风严谨、认真，具有一定法律专业基础知识，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或在共青团组织中负责青少年维权工作的人士。首批选任的48名社会调查员有11名来源于各县（市）区团委干部，有30名中小学校教师，有7名来自其他机关。其中有30名为我市心理阳光协会成员。社会调查员平均年龄为31岁，其中市区24名，各县（市）区24名，每个县市至少3名。已经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不再聘任为社会调查员，以上人员均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从事未成年人心理教育的经验。完成选聘工作后，由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市中院与团市委共同下发了文件，对各有关部门支持和配合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做出要求，市中院组织对社会调查员开展了培训，颁发了工作证件。

（二）开展社会调查的情况

我们要求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原则上对每名未成年被告人开展社会调查，全部由聘任制社会调查员负责。开展社会调查首先告知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开展社会调查的目的、方法和法律依据及后果，在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开展调查。对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开展的调查，不作为社会调查报告使用，仅作为其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对于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不同意开展社会调查的，由法庭决定是否继续委托开展调查。2006年-2009年8月，佳木斯市两级法院共判处罪犯5983人，其中未成年罪犯620人，其中对365名被告人开展了社会调查，没有开展社会调查的84名，其中法定人不同意的38名，异地犯罪的46名，适用简易程序的14名。社会调查员深入到未成年被告人或未成年罪犯的学校、家庭、社区、村委会、工作单位等地，走访家长、教师、亲友、邻居

、同事。经与公安机关的协调，社会调查员可以持证到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员调查未成年被告人及未成年罪犯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非涉案情况，多方面、深层次地反映和分析其犯罪原因和心理演变过程。对调查的内容均形成了调查笔录。在此基础上形成书面调查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被调查人的性格、成长经历、成长环境等，对其犯罪原因进行分析，对落实监管和矫治措施提出建议。调查报告不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发表意见。

（三）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情况

法律对于社会调查员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诉讼地位未做规定，我们的做法是要求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在证人席处设置社会调查员标牌，由社会调查员在法庭调查后，法庭辩论之前作为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的诉讼参与人，出庭宣读调查报告，接受公诉人、辩护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调查报告形成过程的询问。此举主要是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人格证据”使用，避免将社会调查员归于公诉人或辩护人一方，体现其开展社会调查的中立性。在目前审结的案件中，有的诉讼参与人对社会调查形成过程提出问题，但未就报告提出不同意见。在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后，由审判长对报告给予评价，对可以确认的内容予以确认。在庭审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可以引用经确认的社会调查报告内容支持自己的控辩意见。在最后陈述后，社会调查员参与庭审中的法制教育，也可以参加宣判后的法制教育。

（四）开展社会调查程序及其在文书、卷宗中的体现

人民法院在收到公诉机关书后，根据案情确定社会调查员人选，一般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聘任社会调查员。辖区各县（市）法院原则上委托本地社会调查员开展调查，市区各基层法院及中级法院在市区范围内委托社会调查员，每名未成年被告人需由两名社会调查员共同开展调查，多名未成年被告人共同犯罪的，由社会调查员共同对多名被告开展调查。在送达书副本时，征得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签订委托书，并由被告人、法定人提供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地址、主要社会关系及联系方式。社会调查员根据案件情况确定调查提纲并经合议庭审核后开展调查，调查一般在十日内完成并形成社会调查报告。法律文书不在诉讼参与人中开列社会调查员，但在案件审理过程表述时，简明叙述社会调查员开展社会调查情况。在事实部分的最后一段，叙述被告人的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平常表现等同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犯罪密切相关的情况，以及实施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论述导致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发生的主观、客观原因及应当汲取教训的内容，一般主要采纳社会调查结论。在对有罪被告人量刑时，可以引用社会调查结论作为参考和依据。开展社会调查的委托书、调查笔录、社会调查报告、帮教意见等均收入卷宗。

三、社会调查制度在立法和实践操作中存在的问题

社会调查员制度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的一项卓有成效的举措，确实发挥了一定的效用并得到了社会各方的积极评价，但由于我国没有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专门立法，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意见又十分原则，社会调查员制度还存在着诸多法律和实践操作方面的问题和障碍。

（一）社会调查报告是否是刑事证据的问题

多数人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基于人民法院的委托而产生，而且作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被告人案件前的准备工作之一，符合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应该是具备证据效力的，且与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鉴定结论”相似，同时该报告作为一种反映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的文字材料，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证人证言，只要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并经过查实以后，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但笔者认为，调查报告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称之为刑事证据。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证据的证明力大小是指证据与案情存在的客观联系的程度，而调查报告的内容只是涉案嫌疑人在案发前的日常生活学习表现等非涉案情况，对案情本身没有证明意义，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因此，不能属于法定的刑事证据。

虽然社会调查是个新生事物，是我国法制建设进步的表现，但是仍不应有悖于现有的刑法原则和法律规定，调查报告既然不是用以证明犯罪事实，也不是司法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取得的刑事证据，仅是案外的一些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宜将调查报告的效力夸大化，因此，它不能作为刑事证据使用。

（二）社会调查制度公正性的保障问题

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由于社会调查员的调查报告中存有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方面的说明，且是人民法院据以认定犯罪社会危害性的依据之一和量刑的参考，同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和受害人因犯罪行为受到或重或轻的伤害，希望法院可以为其讨回公道、重惩被告的因素会影响其对调查报告的认识偏颇，因此，保证社会调查报告内容的客观真实才能保障社会调查制度实施的公正性。

笔者认为要从三个方面保证调查报告的真实性：第一，确定调查主体是保证调查报告真实性的前提。社会调查员一般由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一定的解决未成年人问题经验的品质高尚的人担任，且由法院委托未成年人保护机构选定，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作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出现，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第二，在调查方法上，一般由社会调查员直接到未成年被告人生活、学习、工作的所在地以及其他关系地进行调查。实践中，可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及不同的调查对象分别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调查，如谈话、观察、电话、书信、委托等方式，必要时可以各种方法交叉使用，并制成调查笔录，最终制成社会调查报告。第三，法院在开庭前，合议庭必须先对报告的内容进行审查，并在庭审时允许其他诉讼参与人对此发表意见，这样就进一步保证了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

（三）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问题

我国法律用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了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进行社会调查，但是对于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并没有明确说明，到底社会调查员属于何种身份、其法律地位如何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论。笔者认为：首先，社会调查员不是证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人是在诉讼程序之外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的人，社会调查员是参加了诉讼以后才了解案件情况的，而且不是客观的真实情况而是法律证据反映的情况，属于法律事实，它和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有本质的不同。有人认为社会调查员属于品格证人，是就被告人的人品、品格出庭作证的证人，但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证人作证的范围是案件事实，因此，被告人的人品和品格内容不属于证人作证的范围。虽然国外的司法中有品格证人的出现，但是基于法律的规定不同，比如法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只能就被告人被控事实或者其人格和品格作证”，因此，就被告人人格和品格内容作证的是合法的品格或人格证人，属于证人的范畴。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没有相应得规定，不能生搬硬套的根据调查的内容将社会调查员认为是品格证人。其次，社会调查员也不是鉴定人。鉴定人是接受司法机关的依法委托或诉讼参加人的委托聘请的专门人员，是针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而社会调查员调查的是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背景等非案件或者说是案件背景情况，两者的指向和目的根本不同。我国的刑事诉讼是一种等腰三角形关系，控方与辩方居于等腰对角，法院居于顶角居中独立裁判，社会调查员在刑事案件中当然没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因此，笔者认为由于社会调查员是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进行的调查，因此，不一定非要给其独立的诉讼地位，他可以是属于辅助或者说是服务审判的人员。

四、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

建立社会调查员制度，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益，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如何实现司法公正的原则，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方面完善社会调查制度。

（一）通过立法明确社会调查员地位和身份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的程序法并没有对社会调查员的出庭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当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做法主要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我国是成文法的国家，司法实践应严格依法办事。第一，应从立法上明确调查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身份，使其选任、职权、责任等方面真正有法可依。第二，主体应当细化，委托关系如何确定，要有法律上的支持，相关的责任要确定下来。第三，保证内容的真实性。第四，设立出一套比较完整的程序，脱离科

学方法和程序，内容的真实性无法保证。第五，要经过质证。总之，明确社会调查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在将社会调查制度推广到所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前，尽快制定和修改相应的立法。

（二）规范社会调查工作的程序

社会调查虽然有其独立性，但仍应制定一套完整的调查程序，指导规范社会调查员的调查行为，从程序上保证调查工作的公正、客观、真实。笔者建议可以考虑采用以下措施：1、出具调查函前应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的同意；2、社会调查员前往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罪犯时应由法院人员陪同；3、对调查内容应当制作成笔录，或者用音像资料保存，作为调查报告的依据；4、一个案件应设立至少两名社会调查员，在调查时应由二人同往。

（三）强化对社会调查员的监督

1、由于目前社会调查员一般是接受法院委托，因此直接的监督应当是人民法院，包括对社会调查报告在开庭前的审查，听取被告人、监护人、辩护人的意见并要求调查员作出解释或补充、核实；在开庭时听取诉讼参加人的质询，虽然调查报告不具备刑事证据的性质，但由于其直接关系着量刑，应比照刑事证据在庭审中接受诉讼参加人的质询，但该意见应向法庭发表，社会调查员没有义务回答；如果在庭审中诉讼参加人尤其是未成年被告人对调查报告发生较大争议或提出实质异议，法庭不宜将调查报告作为量刑参考。

2、聘任单位对社会调查员的监督措施要加强。如规定社会

调查员定期向聘任单位报告社会调查工作的开展情况；对于调查员的不良行为聘任单位有权依取消其调查员身份等。另外，社会调查员还应接受被调查单位的监督。

（五）建立相应的制度保证

事件调查报告篇8

为了进一步规范证券期货案件稽查办案程序，提高稽查执法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会制定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处理证券期货违法违规案件基本准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处理证券期货违法违规案件证据准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办理交办证券期货违法违规事项的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信访工作规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处理证券期货违法违规案件基本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以下简称“证券监管机构”）对违反证券期货市场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案件的调查和处理，明确监管职责，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证券监管机构依照法定职权调查处理证券期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适用本准则。

第三条 证券监管机构办理证券期货案件时，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实施调查，并由符合条件的调查人员承担。

证券监管机构调查终结，应当真实反映调查结果，并就调查事项提供充分的证据，依照有关规定作出准确的定性、适当的处理建议和行政处罚决定（以下简称“处理处罚决定”）。

第四条 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公开。

第五条 证券监管机构行使调查权和处理权，应当在法定的职责和权限范围内进行。

第六条 对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的证券监管机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法定的职责和权限；

（二）两名以上符合条件的调查人员；

（三）健全的立案、调查、审理、商议、审定、处理处罚、监督执行等制度；

（四）必需的办案经费。

第七条 对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的调查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熟悉证券期货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熟悉证券期货市场的业务运作、财务管理和风险控制；

（三）掌握会计、法律及其他相关的专业知识；

（四）具有一定的会计、审计、法律、证券或期货等业务的工作经历；

（五）具有一定的调查研究、综合分析和文字表达能力。

第八条 调查人员依法进行调查时应当出示有关证件，并对知悉的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的义务。

第九条 调查人员办理证券期货案件调查事项时，必须忠于职守，依法办事，公正廉洁，不得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牟取不正当利益。

第十条 调查人员与被调查对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二章 立案

第十一条 证券监管机构的有关部门在日常监督检查和办理信访批件的过程中，对发现并初步查证的证券期货违法违规事项提出立案调查时，应当填写立案建议表（格式见附件1），并附相关材料，经与稽查部门及有关部门会签后，向证券监管机构领导呈送立案签报，经批准后立案。

相关材料包括：

（一）初查报告；

（二）主诉违法违规事项的相关证据；

（三）初步定性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四）稽查部门要求提交的其他资料。

第十二条 稽查部门在受理立案事项时，应认真进行审查，对主诉事项事实不清或缺乏支持主诉事项证据的，应当通知提出立案建议的部门在5日内补充或补正。

第三章 调查

第十三条 稽查部门应当对已批准立案调查的材料进行认真研究，根据案件调查的实际需要，商提出立案建议的部门和会计、法律等有关监管部门派人共同组成调查组，并指定调查组组长，组织实施调查。调查组实行个案负责制。

第十四条 调查组应当认真研究案情和现有证据，编制调查方案，确定调查重点与方法。

调查方案的内容包括：

（一）编制调查方案的依据；

（二）案件的基本情况；

（三）调查的内容、重点、方法以及实施时间；

（四）调查组组长、成员及其分工；

（五）编制方案的日期。

调查方案经稽查部门领导批准后，由调查组负责实施。

第十五条 调查组实施调查时，依法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违法违规行为发生场所调查取证；

（二）询问当事人和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要求其对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事项作出说明（谈话笔录格式见附件2）；

（三）查阅、复制当事人和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的证券期货交易记录、登记过户记录、财务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文件和资料；对可能被转移或者隐瞒的文件和资料，可以予以封存；

（四）查询当事人和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的资金帐户、证券期货帐户，对有证据证明有转移或者隐匿违法违规资金、证券迹象的，可以申请司法机关予以冻结。

第十六条 调查人员收集证据时，必须遵守下列要求：

（一）客观公正、实事求是，防止主观臆断，保证证据的客观性；

（二）对调查收集的证据进行分析判断，保证证据的相关性；

（三）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证证据的合法性。

第十七条 调查人员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得的各种证据，应当有提供者的签名或者盖章。

第十八条 调查中如有特殊需要，可以委托或者聘请符合规定的专门机构或人员，对证券期货违法违规事项中的某些专门问题进行鉴定。

第十九条 调查人员实施调查时，应当对调查工作进行记录，编制证券期货案件调查工作底稿（格式见附件3）。

证券期货案件调查工作底稿的内容包括：

（一）调查案件名称；

（二）被调查对象姓名或名称；

（三）调查事项摘要；

（四）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定性及法定依据；

（五）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处罚建议及法定依据；

（六）调查人员签名及日期；

（七）附件；

（八）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第二十条 调查组组长应当对证券期货案件调查工作底稿进行检查、复核并签字，对调查组成员的工作质量和调查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监督。

调查组对调查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应当及时向证券监管机构稽查部门报告。

第四章 报告

第二十一条 调查组应当在调查结束后7日内提出调查报告。特殊情况下，提出调查报告的时间经批准后可以适当延长。

第二十二条 调查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立案调查的依据；

（二）实施调查的有关情况；

（三）已查明的证券期货违法违规事项；

（四）对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的定性、处理处罚建议及其法律依据；

（五）调查人员的署名和报告日期；

（六）附件。

调查报告应当做到语言简练、表达确切、观点鲜明。

第二十三条 调查组完成调查报告后，应当将调查报告、工作底稿及相关证据送分管领导审核后，再提交案件审理部门进行审理。

第五章 案件审理

第二十四条 案件审理部门对调查报告中的下列事项进行审理：

（一）与证券期货案件调查事项有关的事实是否清楚；

（二）调查收集的证据是否具有客观性、相关性、充分性和合法性；

（三）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是否正确；

（四）定性、处理处罚建议是否准确、适当；

（五）调查程序是否符合规定；

（六）案件审理部门和审理人员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是否齐全。

第二十五条 案件审理部门审理后，认定调查报告、处理处罚建议中的主要事实不清的，应予退卷；认定证据不充分或不合法、定性不准确、处理处罚建议所适用的法律依据不适当等情况的，应当通知调查组7日内补充或补正，否则予以退卷。

第二十六条 案件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调查报告及全部调查工作底稿、证据材料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提出审理意见。特殊情况下，提出审理意见的时间可以适当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10个工作日。

第二十七条 案件审理部门对调查报告、处理处罚建议审理后，应当提出审理意见书（格式见附件4）。

审理意见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审理的调查报告名称；

（二）审理意见；

（三）审理人员及负责人签名、日期；

（四）稽查部门分管领导的意见、签名及日期。

第二十八条 案件审理终结后，案件审理部门应当将审理意见书、调查报告及相关材料报经部门主管领导审核后，交案件调查组长提交证券期货案件处理处罚商议小组商议。

第六章 处理处罚商议

第二十九条 证券期货案件处理处罚商议小组（以下简称“商议小组”）由稽查、法律、会计及有关监管部门的负责人组成，商议小组组长由稽查部门负责人担任。

商议小组成员因特殊情况不能参与商议会议的，可以全权委托一名处级以上代表参加。

第三十条 商议小组实行定期商议制，每周三上午举行。商议小组的议事程序如下：

（一）由案件调查人员介绍案情，包括已查明的违法违规事实、定性及法律依据、处理处罚建议及法定依据等内容；

（二）商议小组成员对违法违规事实、定性、处理处罚建议进行讨论研究；

（三）商议小组组长综合讨论意见，拟定商议意见书（格式见附件5），商议小组成员在该书上签字。

对需要急办的重大案件的调查报告，可以临时召集商议小组成员商议。

第三十一条 商议意见书置于相对应的调查报告的前页，作为有关监管部门对该调查报告的签报会签意见。

商议意见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商议的调查报告名称；

（二）对调查报告提出的定性及法定依据的意见；

（三）对调查报告提出的处理处罚建议及法定依据的意见；

（四）参加商议人员的签名和日期。

第三十二条 调查报告经商议小组商议后，由稽查部门报送分管领导审定；对重大证券期货案件调查报告，应当由证券监管机构办公会议审定。

第七章 调查报告审定

第三十三条 证券监管机构领导或办公会议对证券期货案件调查报告中的下列事项进行审定：

（一）与调查事项有关的违法违规事实是否清楚；

（二）商议小组商议的意见是否正确，调查报告是否充分考虑了商议小组的意见；

（三）定性是否准确，处理处罚建议是否适当。

第三十四条 调查报告经审定后，由稽查部门拟定处理处罚决定稿，呈报证券监管机构分管稽查工作的领导审定。

第八章 处理处罚

第三十五条 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期货案件调查结果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被调查当事人的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处理：

（一）不存在或未被发现有违法违规行为的，作出撤案处理；

（二）存在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但情节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应当责令其改正或者对其作出通报批评；

（三）存在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应当由证券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的，应当依法对其进行处罚；

（四）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应当由其他主管机关进行处理的，应当提出处理建议，并按规定移送。

第三十六条 证券监管机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被处罚机构名称或个人姓名；

（二）违法违规事实；

（三）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四）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五）被处罚机构及个人的相关权利和期限；

（六）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名称和作出处罚的日期。

处罚决定书必须盖有作出处罚决定的证券监管机构的印章。

第三十七条 证券监管机构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的有关规定履行告知、听证程序。

第九章 执行监督

第三十八条 证券监管机构执行监督部门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监督证券监管机构依法作出的处理处罚决定的执行；

（二）及时将执行处理处罚决定中的重大情况或问题向有关监管部门通报；

（三）审查并回复被处罚机构和个人申请缓交罚没款项事宜；

（四）被处罚机构和个人逾期不履行处罚决定的，应提请有关部门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三十九条 执行监督部门对证券监管机构作出的处理处罚决定，在执行过程中应加强监督检查，并在每一项处罚决定执行期满后30日内，向主管领导报告执行结果。

第四十条 执行监督部门收到被处罚机构和个人提出的缓交罚没款项申请时，应及时核实情况，提出处理建议，并按规定向证券监管机构分管稽查工作的领导报告，经批准后执行。

第十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准则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准则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处理证券期货违法违规案件证据准则

全文

第一条 为了规范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以下简称“证券监管机构”）对证据的收集和使用，保证办案工作质量，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处理证券期货违法违规案件基本准则》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本准则所称证据，指证券监管机构依法收集的用以证明调查事项真相并作为定性和处理处罚依据的材料。

第三条 证据有以下几种：

（一）书证；

（二）物证；

（三）视听资料；

（四）证人证言；

（五）当事人的陈述；

（六）鉴定结论；

（七）勘验笔录、现场笔录。

第四条 调查人员收集有关证据，应当遵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处理证券期货违法违规案件基本准则》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条 调查人员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收集证据。

第六条 调查人员现场收集的证据及谈话笔录，应取得被调查对象、相关机构及个人的确认，并签字或签章。

第七条 被调查对象、相关机构及个人对证据材料拒绝签字或签章的，调查人员应当在证据或另附的材料上注明拒绝签字或签章的原因和日期。

第八条 调查中如有特殊需要，证券监管机构可以委托或者聘请符合规定的专门机构或人员，对调查事项中的某些专门问题进行鉴定。

第九条 被调查对象或者有关人员对取得的证据有异议的，调查人员应当进行核实。

第十条 调查组应当在编写调查报告前，对调查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充分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判断。

经过审查判断，发现调查证据不够充分、可靠的，调查人员应当进一步收集调查证据。

第十一条 在调查证据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证券监管部门负责人批准，调查人员可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及时作出处理，采取措施，防止被调查单位或者个人及有关人员销毁、转移。

第十二条 调查工作底稿及所附调查证据应当分别编号，随调查报告、处理处罚决定一并按照档案管理规定归档保管。

第十三条 本准则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准则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办理交办证券期货违法违规事项的规定

全文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以下简称“证券监管机构”）办理上级领导机关交办的调查处理违反证券期货市场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以下简称“违法违规”）事项，明确监管职责，保证工作质量和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期货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证券监管机构应当按照上级领导机关的批示或正式书面通知要求，办理交办事项。

第三条 证券监管机构对上级领导机关交办的法定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证券法》和《期货条例》规定的证券监管机构职责范围内的调查事项，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处理证券期货违法违规案件基本准则》（以下简称《基本准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由证券监管机构办理的事项，按照《基本准则》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四条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对上级机关交办的案件，应当按照其要求办理。调查终结后，向其提交专题报告，并提出处理处罚建议。

派出机构对中国证监会交办的案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条 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统一组织，要求中国证监会参与办理的案件，中国证监会应当派出调查人员，按照要求参与办理。

第六条 证券监管机构按照上级领导机关的要求，与有关部门共同办理的案件，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以证券监管机构为主办理的事项，按照上级领导机关的要求办理；

（二）协助有关部门办理的案件，按照上级领导机关的要求或者共同商定的要求办理。

第七条 证券监管机构派出的调查人员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对重要情况，应及时向派出的部门领导报告。办理终结后，应当向派出的部门提交工作报告，但交办领导机关有特殊要求的除外。

第八条 派出机构办理上级领导机关交办的案件，如须作出处罚决定的，应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履行相关法定程序。

第九条 证券监管机构办理上级领导机关交办的案件调查事项，涉及有关单位和个人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依法应由其他主管机关处理的事项，应当按规定移送。

第十条 本规定由中国证监会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办法

全文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以下简称“证券监管机构”）的听证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证券监管机构对当事人依法作出下述一项或一项以上行政处罚以前，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的，应当按照本办法履行听证程序。

（一）责令停止发行证券；

（二）因重大违法行为取消其证券上市交易资格；

（三）责令停业整顿；

（四）限制、暂停证券、期货业务许可；

（五）取消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六）取缔非法从事证券、期货业务的机构和场所；

（七）暂停或取消证券、期货从业人员资格；

（八）对个人处以罚款人民币三万元或三万元以上；

（九）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罚款人民币四十万元或四十万元以上；

（十）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可以要求听证的其他处罚。

第三条 听证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和效率的原则，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 听证由证券监管机构组织，稽查部门具体实施。

第五条 在案件调查终结后，经证券监管机构领导批准，拟做出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向当事人告知听证权利时，应当送达听证告知书。听证告知书应当载明认定当事人违法的基本事实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接到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以书面形式向证券监管机构提出听证要求。当事人逾期未提出书面听证要求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当事人不要求听证的，也可以在告知书送达后3日内向证券监管机构提出书面陈述和申辩，其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证券监管机构应当采纳。

第六条 当事人提出听证要求后，证券监管机构应当及时组织听证，并应当在召开听证会七日前书面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等有关事宜。

当事人应当按期参加听证。当事人未按期参加听证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第七条 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

当事人委托其人参加听证的，应当在举行听证前向证券监管机构提交授权委托书。

第八条 证券监管机构参加听证的人员为听证主持人、听证案件涉及的监管部门负责人、案件调查人员和书记员。具体人选由稽查部门根据听证案件涉及的监管部门和业务范围确定。稽查部门根据听证的需要，可以邀请会外有关专家参加听证。

经确定的监管部门负责人因故不能参加听证时，可以委托本部门适当的人员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