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汇报材料范文

派出所汇报材料篇1

全力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向纵深发展

——XXX派出所教育整顿阶段汇报材料

一、常态化抓好学习教育。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常态化、制度化要求，巩固深化长效机制，坚持领导干部自学与党支部集中学习相结合，坚持讲专题党课与交流学习相结合，我所成立所长任组长、教导员任副组长、所领导班子为成员的教育整顿领导小组，指定联络员2名，办公室已挂牌成立，常态化抓好党史学习教育。

二是组织党史专题学习。结合实际，我所把党史学习教育活动贯穿“三会一课”、主题当日全年始终。每日晚20时至21时在派出所会议室组织全体民辅警集中学习一小时，同时，结合上级部门下发学习文件，及时制定《XXX区派出所党史教育学习应知应会手册》，利用每日三次点名时机对民辅警进行提问，确保党史学习入脑入心，落到实处。

三、开展党史专题党课。结合教育整顿学习计划，3月14日，我所邀请分管局领导XXX副局长来我所开展党史专题党课讲座，带领大家感受革命党人建党初期的艰辛历程，重温入党誓词。阶段学习结束后，由党支部书记XXX定期开展专题党课学习。课后，带领全体党员面对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检视入党初心，再次强化党员意识，增强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

四、开展党史传统教育。3月15日上午，xxxxXXX派出所党支部组织党员代表前往XX红船基地参观党史馆，以史为鉴，重温和检视自己的入党初心，激发党员民警干事创业热情。

五、参加党史知识测试。为确保党史教育学习落到实处，阶段学习结束后，所领导定期组织全体民辅警参加党史知识测试，对测试成绩较低的部门及人员一律不予安排倒休，并由包联所领导进驻警务室、警务站蹲点督促学习，直至测试内容应会尽会，成绩合格。

派出所汇报材料篇2

按照县委政府、县公安局今年对派出所的行风评议工作的总体安排和要求，以及行风评议时向我所反馈的各类问题，根据我所实际情况，制订了整改工作方案，并在全所内召开多次行风评议运动会。在查找问题上，我们主要采取了内部自查，互查与寻求社会帮查的办法，外部采取对社会各界特别是服务对象，发放230分评议表及召开行风监督员座谈会的方法，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内部采取自查及互查的办法，查找问题时主要根据派出所职能，结合师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师宗县2009年民主评议行风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的“四个方面”的内容进行针对性的查找，通过这些方法，共收集到意见和建议60余条，经归类、梳理形成以下共识：

一、存在问题。

1、希望见警率高些，希望每天都能在村寨见到民警。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工作安排不合理，存在顾此失彼的情况；二是工作落实不到位，没有把片警正真沉入到村、沉到农户家中；三是目前我所警力少，在没有充分调动基层治保力量的同时，四名社区民警难于应对××现目前11个村委会，561.38平方公里，119个自然村的现状。

2、要求改善交通工具，然而提高工作效率。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多年形成的打击防范上的偏差民警一时无法彻底改变，工作创新意识不强，造成工作效率不高；二是目前当地财政困难及公安经费的紧缺，难与一时满足科技强警的愿望，从而对工作的开展造成严重的局限；三是民警偶尔会有厌战、厌疲倦思想，从而形成能过且过的思想，造成工作效率低下。

3、建议派出所进村办理户口、身份证及其他业务经常化，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工作安排不合理、不科学没有统筹兼顾，从而造成下村入户只是单方的应对某件事情，没有考虑多方统筹兼顾，从而造成没有达到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二是气候环境及周边人为环境（大多单位职工有周末，而派出所一般得不到休息）的影响，在稍有情绪时，民警就会责怪自己，“为什么我们的工作会这么苦?”这也影响民警为民服务经常化的原因之一；三是在当前我所人少事多、点多面广、战线长的情况下，民警的法律水平还有待提高，以素质提高警力是急于要做的事。

4、加大对基层治保组织经费的投入，从而解决现目前警力不足的现状，而现目前的待遇，难以调动基层治保组织工作的积极性及主动性。原因有三个，第一，民警基层工作能力不够，没有完全树立“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的思想，对群众的感情投入不够，故还没有完全调动基层治保组织“凭着这把关系我必须去干”的冲劲；第二，协调不够，没有充分调动一切应有的资源来维系一切治安工作费用；第三，经费不足的现状一时难以改变。

5、群众中的落户、销户问题一时难与解决。原因有两个，第一，民警工作不细致，一直以来未落实清多年居住××，但户口问题未解决全部人员的基本情况；第二，沟通协调不够，虽已多次上报此情况，但相关部门一直未答复和落实。

二、整改措施（9月—12月）

根据查找到的问题，我所制定了如下整改措施：

1、借现目前县公安局开展的“夜防工作”及公安机关的“大走访”“警民和谐化”之机，把警民沉入到村寨、到群众家中，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并把此项工作列入年底对民警工作业绩考核的范围，对达不到要求或做不到的，或人民提出不满意的，取消年内一切评先创优资格，取消一切考核资格。

2、工作中多动手、动脑，以“科学发展观学习”为动力，改变思想，更新观念，因地制宜，找准打击、防范及服务群众的新路子、新方法，在“零发案村委会”的创建上做出亮点，做出特色，克服民警厌难情绪，树立民警“敢打、敢拼、会干、会服务”的本领。

3、加强民警的学习、教育和培训，一是加强业务水平，二是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三是群众工作能力，四是加强处置案件、事件的水平和能力均有所提高，从而提高工作效能。

4、多方协调，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来共同维护××乡的社会治安，充分发挥“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的资源优势。

5、在民警中多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使民警知道我该怎么做，该如何做，从而在利益面前不倾斜，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在权势面前不低头，在群众面前会做，愿主动做。

三、整改工作中的具体责任

1、在依法行政方面：执法规范化问题由所长杨友松按《××派出所工作考核办法》及《××派出所行政事务管理制度》监督落实，同时负责监督落实使用强制措施、武器警戒及“五条警令”“六条警规”的贯彻落实，副所长陈卫国配合落实，如有违反，开启行政问责程序，同时严格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责任。

2、工作方面，如存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推诿扯皮、效率低下、追求享乐、铺张浪费、不讲民主、不讲团结、不讲责任、漠视群众的问题，由所长杨友松监督落实，全所民警相互监督，对于有群众举报查证属实的视情节而言报由县局纪委处理。

3、廉洁自律方面：如存在、吃拿卡要，不开罚没收据，罚没收入不入帐，私设小金库等问题，一经查证属实，所领导知情的，所领导负主要责任，民警出现问题的，由所领导视情节上报县局处理。

4、辖区治安方面，对辖区治安问题得不到有效整改，刑事犯罪得不到有效打击，不积极配合党委、政府解决突发事件和的，引发的后果由责任人负责，同时开启行政问责程序。

5、在以后的工作中，派出所要把此项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日程来抓，决不可走过场。

6、以上整改的问题，除了经费问题（治保待遇）、多年居住××一直未解决的户口问题外，其他问题应立即作出整改，经费问题及户口问题应积极向上级反映，争取解决。

派出所汇报材料篇3

整理者谨记

奉调《文汇报》“北办”

大约在1967年3月，上海改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后不久，有一天徐景贤找我去。他说，现在北京的大联合搞不成，主要是红卫兵五大领袖互相之间的矛盾十分厉害，说这五大领袖都不听话，他们在那里做些什么，也不给他说，他很怀念批判《海瑞罢官》时《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的《文汇情况》（《文汇情况》是在批判《海瑞罢官》时，《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办的一个内参，印发范围很小，是了解北京学术界、文化界情况的一个主要渠道），那时他了解很多情况，于是毛就指示恢复《文汇报》北京办事处（以下简称北办）。是给讲这个话的，就找了《文汇报》的艾玲。艾玲当时刚刚被“解放”不久，由于她在批《海瑞罢官》时有功劳，担任了《文汇报》的革委会主任，但当时《文汇报》的造反派不愿她待在上海，所以叫她恢复北办，她也就回北办去了。但她找提了一点，北办剩下的记者，加上她一共只有五个，都是老记者，其中一个还是。这些记者只有和北京文艺界、知识界打交道的经验，没有和红卫兵打交道的经验。现在要恢复北办，重点在几所大学的红卫兵，特别是五大领袖，这些记者搞不下来，有困难。艾玲要求上海派一些对红卫兵熟悉的人去北办。于是就指示徐景贤，叫他从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特别是原来的写作班里面找人到北办去，这人要能够和红卫兵打交道，并且有比较强的能力。徐景贤告诉我说，他跟、以及当时写作班的几个头（历史组的吴瑞武和文学组的王绍玺）商量，他们认为符合条件的，就是朱维铮了。

当时我的职务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副组长，组长是徐景贤，他管的事情多，因此组里的事情实际上是我在管。徐景贤要派我去北办，就来问我的意见。我感到有点问题，但既然是组织上叫我去，我当然不好说什么，虽然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记者。考虑过后，我就先和家里商量，最主要是我的两个孩子怎么办，当时两个孩子都很小，我的前妻说她可以管他们，于是我就表示同意去。但是我想到这个任务非常复杂，尤其当时的五大领袖在全国到处闹，聂元梓跑到上海来，从打倒常溪萍到揪斗曹荻秋，再到揪陈丕显，主要是她和“新北大”公社在闹，此外还有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也到上海来闹。所以我就对徐景贤说，我可以去了解这些红卫兵，但是我要求你告诉我，第一，我活动的范围是什么，第二，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对这些我很关心。过了两天，徐景贤来告诉我，到北京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北京高校，特别是北京高校里面的造反派红卫兵，当然对另外一派也可以了解。我又提出来，我是着重了解他们的光明面，还是阴暗面。徐景贤就说，要了解光明面派你去干什么。他还说，是向提出要恢复北办的，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你到北京去与中央的联系就通过艾玲。已经让艾玲准备恢复《文汇情况》，这对了解北京红卫兵来说显然是需要的。在我看来，还是运用批判《海瑞罢官》时的办法，他自己搞一套班子去了解情况，这个班子就是《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最近《文汇报》老记者郑重写了一本书叫《与〈文汇报〉》，里面最主要的材料都是来自于《文汇情况》。

这样，我就到北京去了，一起去的还有文学组的刘景清，另一个是倪志良，一共是三个人。我对外的身份是《文汇报》记者，并且是艾玲的副手，当然不叫副主任或者什么的，对内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驻北办小组组长。徐景贤还给了我一个任务，要我们几人把中央有关的新精神传回上海。这样我就有双重任务，一个任务是做北办的记者，去了解红卫兵、特别是五大领袖的情况，向中央直接汇报；第二个任务就是我必须在北京了解中央是怎么指导的，特别是有什么新的精神，及时通报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我当时觉得这是件难办的事。我作了些准备后，大概是在4月下旬到北京的，因为我记得五一这一天还上过天安门观礼台。

《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当时在北京的灯市口大街，艾玲之外还有四个记者，其中一个记者是，叫刘群，数这个最能干，但他是不能出去的，主要是管北办内部的事情。还有一个叫吴尔祥，很能干，是艾玲最相信的一个，“”后他移民到加拿大去了。还有一个叫李根蒂，是延安陕北公学出来的。再一个是女记者，叫吴闻，五十岁左右吧。北办有一辆极小的甲壳虫式的、两个座位的小汽车，这样就有一个专职的司机。还有一辆两轮摩托车，也是这个司机开，他实际上就是通讯员，专门负责送材料到中央，然后从中央拿材料回来。此外有一个做饭的老头，年岁很大了。我去时的北办就是这么一些人。北办所在地是一个四合院，前院是办公场所，后院是几个记者包括家属住的地方，我们去后也都住在那里。艾玲的丈夫是总参的，所以她不住那里，每天都由那个通讯员兼司机接送她。开始我们写的东西都是手写的，潦草得不得了，看不清楚，后来就又从上海派了一个打字员来。

编内参《文汇情况》

我去时北办其实没做什么事，因为艾玲他们不熟悉不了解上海的造反派，也不熟悉不了解北京各大学的造反派。等我们去了以后，我熟悉了情况后就跟艾玲商量。艾玲说，讲因为说北京的造反派有许多事不跟他讲，所以要了解他们的情况，要她做的工作其实就是像过去批判《海瑞罢官》时搞的《文汇情况》一样。因为《文汇报》曾经被批评为“报纸”，那时《文汇报》记者出去了解情况，别人认为这张报纸是右的，不太提防，所以很多人对批判《海瑞罢官》有意见、有质疑或者是有批判，都直截了当地讲，这些讲话通通汇集在《文汇情况》上，对的决策确实起了极大的作用，对此很赞赏。但这个情况当时在北京极少有人知道，是高度机密。那时我在写作班里，经常看《文汇情况》，有时一天好几期。可以说《文汇报》后来成为造反报就是从《文汇情况》开始的。所以我跟艾玲讲，《文汇报》是全国第一张造反派夺权的报纸，打着这个旗号出去造反派比较容易接受，而艾玲又是《文汇报》革委会主任。我们就商定，既然通过讲要了解五大领袖的情况，我们的重点就划在五大领袖所在的学校，即北大、清华、北师大、北航和北京地质学院。当时北京的高校分成天派和地派，北大、北航是天派，地质学院等是地派，我去的时候，地质学院的地派作为极“左”的组织被搞掉了。所谓五大领袖是北大“新北大”公社的聂元梓、清华“井冈山”的蒯大富、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地质学院“东方红”的王大宾和北师大的谭厚兰。我们实际工作时重点只是四大领袖，北师大我们很少去。因为我们很快就了解到，谭厚兰与关峰的助手林杰有特殊关系，所以她背景特殊，我们觉得还是避开她比较好，只做些一般性的了解，所以北师大我们是很少去的。直到王关戚以后，我们才去北师大了解情况，但是北师大后来涣散的不得了。这时北办连我去了三个，一共八个人，但能外出的是七个人，我们商量的分工是，除了我和艾玲以外其余每一个人负责一个学校。我和艾玲两个人不具体负责哪一个学校，负责每天情况汇总。艾玲因为在初期被斗得很厉害，所以不太愿意出去，坐在北办里的时间比较多。我是哪个地方出问题就往哪里跑。

当时北京热闹得不得了，一会这个事情一会那个事情，互相之间斗的情况多得很。北办恢复时，艾玲跟说，我们不了解中央精神，怎么开展工作？就同意由中央出面，凡中央或中央政治局召开的解决红卫兵问题和解决各省革委会成立问题的会议，都通知《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参加。这个待遇相当于中央自己的记者站。当时这样的会新华社派记者，《人民日报》也派记者，但中央了解情况主要通过它自己的记者站和《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我们要了解中央精神，主要是因为上海方面想了解。当时各省为筹建革委会吵得不可开交，中央就将这些省群众组织的头头一个一个叫到北京，常常是半夜接见他们，两派或三派的头目。接见的时候也叫我们去。还有就是中央接见红卫兵时也叫我们去。这样的场合都是上海来的三个人轮流去，特别是接见红卫兵，尤其是接见北京红卫兵时，一般都是我去。因为我想知道中央的精神是怎么一回事。

北办重新开始编的《文汇情况》，送中央成员每人一份，并根据中央要求送给“毛办”“周办”，其他再送《红旗》杂志社、人民日报社和中央的记者站。上海方面除了送《文汇报》革委会外，就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开始时送徐景贤指定的市革命委员会里的几个人，即徐景贤、王少庸、王承龙和写作班的人。以后由于情况越来越紧，上海就只送两份，一份送《文汇报》革委会，只有周国荣、邵传烈、朱锡琪能看，一份给市革会的就只送徐景贤了。后来王承龙大闹，文汇内参不送他也是一个原因。8月王关戚事件出来后，指示刊头上不要写“文汇情况”，也就是说成了白头内参，什么标记都没有，就是日期和《文汇报》北京办事处这几个字。这之后，北京方面就只送、、和“毛办”“周办”，一共五份，其他全都不送了。于是艾玲就说，现在送的人口子越来越小，谁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呢，这样下去我们会死无其所的。后来五大领袖搞武斗，毛找五大领袖训他们，其实毛掌握的情况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北办”的内参。白头内参虽然越出越少，但到我离开北办时还在出。

中央跟北办关系密切的主要是，不大过问的。到后来不断出现的指示，指示主要是要去找谁，《文汇情况》送给谁也是定的。中央里面开始比较关心北办的是关峰，关峰曾经找艾玲去他那里长谈过两三次，谈了不少关于对的想法，艾玲有没有报告我不知道，反正《文汇情况》上面是不敢讲的。艾玲给我说过，关峰讲在中央每天是如履薄冰，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犯错误，他跟艾玲讲“你我都应该夹紧尾巴做人”。后来我给徐景贤打电话汇报的时候，告诉徐，关峰给艾玲讲“我们要夹紧尾巴做人”。徐景贤也给我讲要夹紧尾巴做人。

参加中央领导的接见

我们在北办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参加中央领导的接见。当时中央领导每天都有接见，主要是接见各省革委会的筹备小组，当时除了上海等少数几个地方成立了革委会，其他省份都成立不了，斗得一塌糊涂。中央就一批一批地把各省的两派叫到北京去，直接解决问题，通常都是由出来协调两派。这样的接见有时候一个晚上有两场甚至三场。北京高校的两派斗，中央也经常会找他们去，他们斗得厉害的时候，忽如其来的会通知去把这些造反派头目叫到人民大会堂去。当时我们北办参加的接见主要是这两种，即中央解决各省问题时的接见和召见北京高校的两派。有时也会有比较大的事情，比如说“武汉七二事件”，中央的人全体出来接见，那是比较隆重的。当时这样的活动北办都有权参加，《光明日报》都不能够参加，《解放日报》更不能参加了，各个省的报纸只有《文汇报》北京办事处能够参加。

参加这样的接见时，我们都会记下中央领导讲话中一些新的精神，除了讲各个省的具体情况以外，主要是他们讲的一些普遍性的东西。中央的、、和王、关、戚，他们有一些什么指示，还有讲了些什么，康生、陈伯达讲了些什么，我们都会及时地向上海通报。但张、姚一般讲得很少。当时徐景贤在上海每天都有新精神，因为他得到消息比人家快。我们当天参加接见，半夜回北办后我就打电话回上海，通报今天的新情况，电话那头是写作班的陈冀德，她记录下来后就报告给徐景贤。这样徐景贤第二天就可以讲出来新的精神，所以那时上海跟中央跟得紧，就是因为派了人去北京的结果。这样的接见参加的多了，慢慢的我们就特别重视中央接见北京高校的造反派，其余的接见天天有，到了后来大家都不愿意去了。参加这样的接见，每次去一等就是几个小时。比如说，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接见，我去了好几次。那时安徽一派说夺权夺得好，叫“好派”，一派说夺权好个屁，叫“屁派”。中央召集两派开过两三次会，我都去了。最初通知开会的时间是晚上六点，到了那里以后，就一直在等，可以一直等到半夜才出来，因为实在太忙了。这样一等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真是无聊透顶，因为进了人民大会堂后就不好出来了，而且也不能乱跑动。最初的时候，我们中有些人没去过人民大会堂，都还很愿意去，后来有关各省的接见叫他们去，他们都烦恼得不得了，我就说我要求你们去。一般情况下，中央接见北京高校的头头都是我去。艾玲他们原北办的人是不愿意去的，因为他们没有向市革会汇报的任务，这些事情都是上海派去的几个人在做，所以非常累。

当时我还年轻，三十岁刚出头。每天一早起来就外出，到北大、清华等学校去，然后晚上回来凑情况，凑完之后要写稿子，再发稿子，经常晚上还要参加中央领导的接见。我记得白天接见极少，大概就两次吧，军委五大将一起参加的，其他的接见全都是夜里，而且都是很晚很晚，尤其是参加的接见。最晚的一次，通知傍晚六点去人民大会堂，到出来时已经凌晨两点钟了。

上海当时很重视中央的人讲了一些什么。当时北京有许多小报和各种各样印出来的材料，多得不得了。我就要求北办的人，每到一个学校造反派的总部，比如清华有“井冈山”，后来又有“四一四”，就去问他们今天有什么材料，问他们要材料。各学校下面的院系也有自己的造反派组织，也都印自己的材料。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有卖小报的，一分钱一张，一次去可以买一百多张，这些小报里除了中央首长的讲话，还有一些历史性资料，比如1957年反右时的讲话，还有就是一些乌七八糟的揭露材料，如罪状等。从灯市口到卖小报的地方比较近，我每天都从地摊上买一些小报回来。通常我就把五大领袖和这五个学校的材料整到一块，看看有什么新东西，选一选，把一些比较重要的部分划出来，然后送回上海。后来我知道写作班成员天天抢着看这些材料。慢慢的我发现，我在接见现场有时记不住领导讲话的精神，又不愿作笔记，但等到第二天一定会有小报登出来，所以像、陈伯达、康生的讲话新精神，只要去买一张小报，就全有了。这也是一种办法。后来北办那些人就如释重负，问有些活动可以不去吗，我说可以的，去买一份小报，就都知道了。但中央的活动是一定要去的，有些小报也不敢登，登了以后会被惩罚的。

我在北办时，有时候刚刚睡下去，突然有电话来了，我赶紧起来，问是什么地方的，对方说我是老人家办公室，出了个什么问题，你们赶快去了解一下。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接到老人家办公室电话，说人民大学有一个苏联回来的、姓孙的自杀了，要我赶快去了解。当时艾玲已经回家去了，我赶紧把北办的人叫起来，去人民大学了解情况。我记得有十来次从“毛办”“周办”来的电话，直截了当地指挥。这就证明北办出的内参情况，在毛、周那里都能看到，而且印象很深。所以他们才会越过中央办公室，直接指挥我们。

与红卫兵五大领袖的来往

我们在“北办”的生活忙忙碌碌，了解了很多情况，但一开始就有规定，出去要用脑子记，不许拿出笔记本来，回来凭脑子记的来写，要真实客观，不要有评论。北办的记者都非常辛苦，真正见那五大领袖时，通常都是我去的，因为我有一个《文汇报》北办负责人的身份。那五大领袖讲起来造反了，其实对身份计较得很，你说是记者他根本不理你。比如说聂元梓，她架子大得很，我绕了几个弯子去见她，说自己是《文汇报》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她就问我，《文汇报》跑到北京来干什么，你们要了解这些情况干什么。我就说，《文汇报》是造反报，全国造反最早，我们希望能够了解到北京的情况，在报纸上发表，对上海以及上海附近的都有指导意义。我和聂元梓见面，她哼哼哈哈两个多小时，我一个字都不敢记，全靠回去后凭记忆赶快把它写出来。北办有的人记忆力很好，回来很快就能写出东西来，有的记忆力确实很差，习惯于笔记本记，写不出东西来。当时我们写东西要客观，不加自己的评论，主要是要写出阴暗面，比如北京高校的这几个组织和各省的造反派有什么关系，他们有些什么议论，特别是对的指示有什么议论。这些东西都是当时了解的阴暗面的重点，至于他们怎么赞美，就不需要我们说了。北办记者中吴尔祥比较能干，能够抓问题，艾玲很欣赏他。他这个人比较敏感，他跟我说我们这样搞下去，没有人会了解我们，因为要求保密，哪怕把我们抓进去了，我们也不敢随便乱说，会死无其所的。我发现艾玲就受他的影响，也有类似的话，但吴尔祥是北办几个记者里面抓问题抓得最多的。开始让他跑北大，后来北航、北京地质学院都由他来兼跑，重要的人都由他去见，他抓的情况最多。我带去的两个人都不太行，但我本人每天都会抓一些东西。因为艾玲是报社革委会主任和“北办”正式的主任，有时候要把她拉出去壮声势。有一次要去见老佛爷（聂元梓），就请艾玲一起去。艾玲往那一坐，说几句客气话，别的什么也不用说不用问，但她往那一坐，别人似乎就愿意多谈一些。

我和五大领袖没有什么私交。蒯大富比较幼稚，和他谈着谈着，他有时候会拿出他写的诗让我看，其实也算不上什么诗，我都会把它记住，回来后写出来汇报上去。北办其他人很吃惊，说你怎么会连诗都会看到，都会记住。我当时记忆力确实很好。蒯大富写了一首什么诗，我们照例都不加评论，如实反映上报。所谓如实反映其实都只有一面，讲好话的一面不反映，讲坏话的一面都会反映。北京的这五大造反组织和全国各地的造反组织都有关系，还和军队也有关系。有几个地方我们是不去碰的，一是党中央各个部门，还有军委各个部门。我在北办的时候，有人到北办来，要求通过北办向中央反映情况，碰见这种情况，我们都说我们只是上海派来的，只负责给上海报纸写点消息，写点别的什么，我们没有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任务。

《文汇报》以前主要在文艺界，但我去北办之后，我们的活动范围就是高等院校，而且高等院校主要在五大领袖。艾玲他们就变得没有用武之地。王关戚以后，开始重视文艺界的事情，艾玲就说他们要发挥北办原来的长处，他们原来的长处就是跟文艺界打交道。我请示徐景贤之后，我们的活动范围就扩大到文艺界。艾玲和吴闻等，就又开始跑文艺界了。我也跑过文艺界几个人物。我和艾玲两人经过隔离贺敬之单位的同意，还跑到贺敬之隔离的地方跟他谈过话，谈了之后贺敬之表示支持，他可以为写些诗，回来以后我们将这一点写在情况上面，贺敬之还真的很快就解放了。艾玲跟我讲，看来我们找他们还是有用的，帮到他们忙了。崔嵬也是这样的情况，我到他的家去过。

“武汉七二〇事件”的时候我在上海，因为正好回上海汇报工作，所以大揪“军内一小撮”时候我不在北京。在上海时正发生砸“上柴联司”的事，就派我做联络员。那天是前线总指挥，徐景贤、王少庸坐镇康平路，他们在市公安局给我搞了一辆摩托车，要我把现场的情况报告他们。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也坐镇上海。“武汉七二〇事件”后不久，王力和关峰了，戚本禹还暂时没被抓。我对戚本禹有点警惕。戚本禹的大本营在学部，也就是现在的社科院，尤其是历史所这样的地方。我对历史所一直很警惕，不敢多招惹。

在北京时，为了活动的方便我们以北办的名义去找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后来揪斗“五一六”时，把我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个人挂上钩，说是他们发展我成了“五一六”。其实我跟他们只是访问的时候见过两三次面。

离开“北办”

我们去的时候说好是去三个月，到了三个月后，刘景清和倪志良两个就回上海了，特别是刘景清不愿意做这事，要回去。他们回去之后就要换人去。换的人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挑选。他们让我继续待在北办，我没有办法，只有继续待在那里。当时上海的写作班有一个核心组，市委机关联络站也有一个核心组，成员有徐景贤、吴瑞武、王绍玺。他们挑了一个党员来北办。真是莫名其妙，在北办除了艾玲和李根蒂，其他几个都是非党员，我也是非党员。这个新来的党员有一个头衔，就是党小组长，其实一共也只有三个党员。这个人原来是上海市总工会的，叫王金鑫，当时三十多岁，比我年龄稍大。他在外面活动的本领很差，整天就监督我。我在北办里被弄得很不高兴。我在写作班时一直都有党支部的，我就属党支部管。但他们现在成立党小组，我知道目的就是要管我，因为这个党小组管不了艾玲，也管不了别人。另一个新来的是团市委的，年轻些，但没有上过大学，没多少文化。

这两个人在北办待了三个月后就回去了。这时我在北办已经有半年了。后面调来的两个人做不成事，艾玲对他们意见相当大，说他们别的事情不干，专门监督人，给艾玲讲起话来也是一副党小组长的面孔，艾玲吃不消他们。他们回上海后，我就向徐景贤提出来，不要再派机关的人来了，机关的人来当不成记者，而且刚刚熟悉了情况，三个月到了就要回去。你既然让我待在那边，我想还是从《文汇报》里面挑一些记者来北京。当时《文汇报》社也有意见，《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变成了市革命委员会的办事处，他们自己反而用不上了。《文汇报》的几个负责人都很会闹的。这样，徐景贤就接受我的意见，派了《文汇报》几个年轻记者去北京，这几个都是造反派认为比较可信的。

派出所汇报材料篇4

第一条　合同双方

甲方：_________省_________市_________公司

法定地址：_________

法定代表：_________

开户银行及账号：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国（或地区）_________公司。

法定地址：_________

法定代表：_________

开户银行及账号：_________

第二条　双方责任

甲方责任：

（一）提供加工（或装配）生产厂房_________平方米；

（二）招聘工人_________名；

（三）提供厂内加工生产所需要的水、电及设备，费用由甲方支付；

（四）按照本合同规定按质、按量、按时向乙方交付成品；

（五）协助乙方办理驻厂人员暂住户口、入出境申报手续；

（六）协助乙方办理加工所需原材料的进口和加工成品的出口手续；

（七）乙方要求甲方协助办理的其他事宜。

乙方责任：

（一）为甲方进口_________套加工生产所需要的先进的机器设备（详见附表一），其价格应经双方协商认可，所需费用由乙方垫支，甲方则从乙方支付的工缴费内逐月偿还乙方垫支的本息，偿还期为_________年。

（二）为使加工生产正常化，由乙方无偿提供生产所需要的其他专用设备、测试仪器、检验工具等。这部分器材，所有权仍属乙方所有，只在合同期限内由甲方保管使用，损坏和丢失由甲方负责修理或赔偿，但正常维修由乙方负责。合同期满后，由乙方自行处理。

（三）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数量、规格、质量及时间要求，提供加工生产的原材料（或零部件和元器件）和包装物料、辅料（或辅件）。

（四）甲方要求乙方协助办理的其他事宜。

第三条　加工（或装配）的项目、成品的名称、规格、质量和数量 （注：根据实际情况逐项逐个列出）_________。

在合同期内，乙方如需改变加工项目，增加或减少加工（或装配）的数量，必须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向甲方提出要求，经双方协商同意后，另立补充合同，才能进行生产。

第四条　原材料（零配件和元器件）和包装物料的名称、规格、质量和数量（注：根据实际情况逐一写明）

_________。

第五条　来料（或来件）时间和交接手续

乙方每月必须分_________次（即每月的_________日、_________日以前）把加工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或零配件、元器件）、包装物料等运到生产场地，并办理交接手续。

甲方对乙方送来的原材料（或零配件、元器件）等必须派专人负责验收和保管。经验收不符合规格、质量要求的原材料（或零配件、元器件）或包装物料，或数量不足时，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更换或补足。

第六条　原材料损耗率

乙方提供的料、件损耗率分别按下列规定计算：（注：根据各种料、件的不同情况，逐类规定）

_________。

第七条　交付产品的时间和交接手续

甲方每月分_________次（即每月的_________日、_________日和_________日）在甲方厂区或仓库向乙方移交加工成品。并按下列方法办理交接手续：

（一）双方必须派专人参加；

（二）交接的产品必须是在包装前经过双方检验合格的成品或半成品；

（三）双方代表必须在交接清单上签字盖章。

第八条　产品质量

（一）产品质量，以乙方提供的并经双方商议确定的样品为标准；

（二）加工生产应在双方技术人员指导下进行，以工艺比较复杂、技术要求较高的产品，乙方必须派出常驻技术人员，对生产进行具体的检查指导，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以保证产品质量；

（三）产品质量检查应有双方的技术人员参加；

（四）技术要求较高，人工无法检查的产品，应以机械测试检查为准；

（五）不合格的产品，若纯属甲方加工质量问题，甲方负责免责返修；若是原材料本身质量问题，或是技术设计等原因造成，则乙方应负担返修费用。

第九条　工缴费

来料加工的工缴费应包括工人和管理人员的工资、厂区的水电费、国家税收、固定资金折旧费、各项管理费和合理利润等。收费办法为：

（一）试产期（包括对职工培训）为_________天，采取计时工缴费，工人每人每天（八小时）工缴费为_________港元；

（二）试产期满，采取按件计算方式收取工缴费。甲乙双方根据加工的品种、规格、款式或工艺繁简不同进行定价，并在每批加工合同中订明，以港元支付。

第十条　结汇方式

结汇应以乙方已签收的合格产品数额为依据，采取d／p即期结汇或_________方式结汇。产品交付一次结汇一次，每月总结一次。

乙方逾期支付工缴费，应按银行贷款利率向甲方加付延期利息，如连续_________天不支付，甲方有权停止交付产品。

第十一条　运输

乙方提供的加工机械设备、原材料、包装物料等，以及甲方加工的成品提供的运输工具和付出的费用，由乙方负担。

第十二条　保险

甲方的厂房、设备等，乙方的加工物料、设备和加工成品等，由甲、乙双方分别向_________市保险公司投保，所需费用各自承担。

第十三条　税收

双方均应遵守中国的有关税法规定，按时缴纳各自应该缴纳的税款。

第十四条　违约罚款和损失赔偿

（一）乙方应按本合同规定的规格、质量、数量和时间要求进料，并及时结汇，如因乙方的原因造成停产或其他经济损失，乙方应负责赔偿；

（二）甲方应按本合同规定的成品数量、规格、质量和时间要求向乙方交货，如违背合同的规定造成乙方的经济损失，甲方应负赔偿责任。

第十五条　不可抗力

因地震、台风、水灾、火灾或战争以及其他不能预见并且对其发生和后果不能防止和避免的不可抗力的事故，致使合同一方不能履行时，事故方应尽快将事故情况通知对方，并协商解决办法，由此造成的损失，双方均不负违约责任。

第十六条　设备安装与技术培训

由乙方代购或借用的设备，乙方应派出技术人员协助安装，并对甲方人员进行技术培训。乙方技术人员的工资及一切费用，由乙方负责。甲方为乙方派出的技术人员提供生活的方便条件。

第十七条　仲裁

合同履行期间双方如发生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时，将争议事项提交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第十八条　合同期限

本合同有效期限为_________年，自中国主管部门批准之日起生效。任何一方如要求提前终止合同或延长合同期限，均应提前_________天通知对方，经双方协商一致，并报请原批准机关批准方能生效。提前终止的还应按合同规定做好财产、债权和债务的处理。

第十九条　其他

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方各执一份，呈报审批机关一份，均具有同等效力。

本合同在执行中，如有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并报请原批准机关认可，可进行修改或补充。

甲方（公章）：_________乙方（公章）：_________

代表（签字）：_________代表（签字）：_________

签订地点：_________签订地点：_________

派出所汇报材料篇5

由于上级检点的不同，汇报内容也各有侧重。从类别上分有业务工作的专题汇报，也有政治工作或后勤工作方面的；从性质上分有军事训练方面的，有部队管理教育的，也有部队政治思想教育或文化宣传的，还有车辆、装备、财务、给养等；从时间上分，有半年、一年或更长时间的；从范围上分，有全总队的、也有各支队、边防检查站的等等。一般说来，各单位的领导比较重视这类材料，要求也很高。既强调文字简洁、篇幅短小，又要求尽量全面反映工作情况；既强调突出重点，又要求周到得体。论文百事通准备这类稿件时往往有一定难度，结合多年从事秘书工作的经验，我觉得要特别注意把握五个问题。

第一，不要给人讲道理。通常情况下，听汇报者多为上级机关首长或部门领导，汇报人则是下级机关、部门或单位的负责人。这种差异决定了汇报工作的人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能出现错位。体现在汇报材料上就是不要给听汇报者讲道理。听汇报者的上级领导中，多是参与某些政策制定或某项工作决策，了解的情况多，理论政策水平比较高的。到基层来，他们主要目的是想掌握更多的情况。如果在汇报工作时总是讲开展某项工作或实行某项政策的重大意义、理论依据，大段阐述道理，就像在给领导人上课。这种角色上出现的错位，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但是，如果上级领导下来主要是了解某项政策实施后基层的反应，或是为制定新的政策而进行调查研究，汇报时就得有必要的理论思考。不过，这种情况下最好用探讨问题的口气，将基层广大官兵在实践中形成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加以提炼概括。

第二，不宜面面俱到。上级领导去一个单位，多是检查某项工作或了解某方面的情况，而且往往与他自己的工作分工密切相关，所以，秘书人员或写汇报材料的同志应当根据领导的身份、主管或分管的工作来确定汇报的主要内容（或者是核心内容）。起草时要按一定的逻辑顺序筹划汇报稿件的结构，既考虑整个汇报的主线和逻辑关系，又要将一个时期或某方面的工作重点凸现出来。如果是上级领导机关核心层的主要领导，那就应当全面汇报本单位或本部门的工作情况以及最近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的开展或完成情况。如果是主管或分管领导，那就应当在简要介绍整体工作情况后，再集中汇报与领导分工密切相关的工作。这样考虑详略得当，便于控制字数，有利于节约时间，让上级领导在基本掌握一个单位或部门总体工作情况的同时，对自己关心的事情有更为详尽、具体的了解。尤其要注意的是该领导曾经多次来过的地方，千万不能每次都把基本情况、优劣势分析等重复汇报，这样容易让人产生反感情绪。

第三，不必齐头并进。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无论是总队机关，还是边防支队、边防检查站，或者是边防大队、派出所、工作站等，涉及的事情尽管谈不上千头万绪，但总有若干个方面。一项工作，哪怕是当前最为重要的任务，在不同地方、部门和单位的工作重点也不相同，比如开展先进性教育分为两个阶段，上半年是支队以上机关，下半年是各大队、所站，同样是一个内容在时间上就不同；再比如全国边防部队开展“三访四见”活动，派出所就要全力以赴深入群众中进行走访，坚持“四必到”，帮抚弱势群体等；边防检查站则以开展“四心两满意”为主，积极为过往旅客提供良好的服务等等。另外，每一项工作各地、各单位不是在同一时间、运用同一种方式部署下去的，具体抓法也不完全相同，其开始、进展和结果肯定也不一样。有些工作开展起来在时间上是交叉的，有的在内容上也会出现一些重叠等，起草汇报时，怎样才能将几项不同工作或者同一工作在不同地方的进展情况，如实、客观、全面、准确地反映出来?关键是要选择好侧重点。可分别介绍成绩、做法、体会、思路甚至下一步的打算，而不必把每一项工作都从开始部署罗列到最后取得成绩。这就是说，汇报工作要坚持有什么说什么，不要用相同的时间去交待每一件事情，也不要用相同的标准去衡量同一项工作。总之，不必时时、事事、处处齐头并进，这也是汇报工作的要害所在。一般地讲，对实施时间比较长、取得成绩比较突出的工作，重点讲取得的成效；对各单位都下力抓又都取得明显成绩的事情，就重点说说自己抓这项工作的具体做法和特点；对上级特别关心、本地也真正抓出了成绩的工作，则以体会的形式将深层次思考谈出来；对刚刚安排的一些工作，主要汇报工作思路；对有些在本地还没有完全铺开或没有做好的工作，交待清楚原因即可，尤其要交待工作未能开展起来的主观因素。新晨

第四，不能沿用讲话口气。无论是向上级汇报工作的领导同志，还是机关的文秘人员，日常工作中大量运用的是对下的讲话，比较起来，对上的汇报要少一些。由于这个原因，汇报材料里最常见的问题是受习惯的影响，容易把讲话中对某项工作进展情况的分析、取得成绩的概括甚至对下级的指示和要求等自觉不自觉地带到汇报中去，让人感到汇报者骄傲自满、目中无人。这是长期起草“讲话稿”的人在起草“汇报稿”时必须首先克服的问题，实际操作起来也是最难的事情。我觉得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起草者多作换位思考，假如是自己去听汇报，看这方面应该汇报什么，自己最想听的话是什么。把这些搞清楚了，也就把“准”了起草汇报材料时应当突出的重点和可以采用的语言的“脉搏”。在具体起草中，要注意语言的运用，既要生动，又要准确；既要大量运用规范的通用语言，又要适当照顾地方方言，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听汇报者的处事风格、思维特点、语言习惯，等等。但不管怎么说，在起草汇报稿时，应当追求朴实平和、生动鲜明的语言风格。

派出所汇报材料篇6

抗日战争时期,我曾是八路军驻豫北办事处主任兼太行军区第五分区情报处负责人王百评的警卫员,后又在北平情报站负责人之一的王岳石身边工作,耳闻目睹了林一组织情报工作的突出表现。新中国成立后,我又因撰写《滕代远传》,有幸常常聆听林一谈当年的情报工作。现将林一担任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科和派遣科科长期间的传奇故事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24岁的女情报科长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194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社会部派出了7人工作组的小分队,奔赴地处晋东南八路军前方总部开展情报工作。工作组成员有:组长林一(女,23岁)、成员张箴(29岁)、林放(31岁)、孟寒月(25岁)、宗韬(女,22岁)、靳选清(23岁)、任道先(23岁)。

工作组一行,风尘仆仆,一路艰辛,东渡黄河,于当年12月27日抵达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山西省辽县武军寺村。日理万机的副总司令到林一等人临时落脚的农家房舍看望。彭老总高兴地对他们说:“一路上你们辛苦了,欢迎大家来晋东南地区工作。为了欢迎你们到达,今天晚饭我请客!”

情报工作组的人员不顾旅途的劳累,第二天上午在林一主持下召开会议,研讨向首长汇报的内容。一天,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刘锡五听取林一等人的汇报。林一说:“根据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的决定,我们一行7人来到这里,主要任务是搜集敌伪军队、政府、警察、宪兵、特务的情报,了解打入我抗日根据地的敌特人员的踪迹,开展反敌特斗争,以保卫我党我军的安全。”她还指出:“至于完成任务的方法,可以派人打入敌占区,潜入敌伪内部,长期埋伏,等待时机,也可在我根椐地边沿地带设立情报工作网点和交通联络站点等。”

在场的几位领导人仔细听着林一的汇报,一致认为任务明确,方法得当,在当前开展此项工作有利于“知己知彼”。他们当场商议确定该工作组由亲自领导,日常具体业务向刘锡五请示和联系。为了工作方便,其建制属前总司令部秘书处。林一、张箴、宗韬对外称秘书;靳选清、任道先任报务员,行政上归司令部第三科领导;林放、孟寒月二人准备派往日军占领区开展情报工作。

情报工作小组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在对华北、华中、东北部分地区敌我态势和状况的掌握,挑选适合从事情报工作的干部,举办专业骨干训练班以及着手派遣工作等方面,都有了很好的进展。1941年7月,左权副参谋长告诉林一,由他们几个人组建前总司令部参谋处情报科,对外称第二科,科长为林一,张箴、刘岱、路展等工作人员对外称参谋。

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处于日军、伪军、顽军各种反动势力夹击之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力量在复杂的斗争环境里求发展。在发展中有艰苦斗争,但他们始终贯彻发动群众的战略方针,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194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各战略单位建立情报组织,要求前方总部、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冀中军区、新四军等成立情报处。之后,前总所在地区的太行军区一至五分区先后建立了情报站。这几个情报站的站长都是林一亲自选拔安排的。

1941年底,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正式成立,处长由左权兼任,副处长是项本立,下设四个科,一科为派遣科,科长林一,科内有成员张箴、刘岱、路展、周光耀等;二科为情报科,科长魏国运,科内有成员柴军武、孙明远等;三科为技术侦察科,对外称新闻台,科长钱江;四科为爆破科,科长由项本立兼任。随后,八路军太岳军区、冀南军区、太行军区也先后建立了情报处。1942年5月25日,左权副参谋长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中共中央于8月25日调抗大总校副校长滕代远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兼情报处处长。这时,林一任情报处第一科科长(即派遣科科长),至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

情报网撒向敌占区

滕代远到职后,于1942年12月5日,在前总所在地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主持召开前总第一次情报工作会议,林一为此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做了精心安排。八路军驻豫北办事处主任王百评(兼任太行军区第五分区情报处负责人)出席此次会议,我当时是他的警卫员,参加了会议的警卫工作。会议开了四天,最后一天是滕代远参谋长讲话。后来我看到了他的讲话稿,他明确提出情报工作的分工和努力方向,确定了前方总部情报处主要任务是搜集战略情报,各军区、军分区情报处、站的任务是搜集战役、战术情报。前总召开这次会议后,林一向上级领导提出加强前总情报处工作的诸多建议。1943年2月,延安中共中央社会部派出李成、席一两人到前总情报处一科,协助林一从事派遣工作。

据史料记载,抗战时期由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直接派往日军占领区的干部和在敌占区发展的共产党员、可靠的进步人士约有170人之多。在华北、华中、东北日军占领的大城市和伪军中建立了情报站、情报点、交通站、交通点,基本上形成了以华北为中心的地下情报工作网络,上下联络,畅通无阻。作为派遣科科长的林一对派遣人员的选择非常认真和细致。她不断在太行军区甚至全军范围内选人,并多次亲赴抗大总校去挑选合乎条件的干部。如1942年2月15日,林一抱着一摞干部档案材料到左权副参谋长办公室,汇报准备派出抗大六分校教育长姚继鸣潜伏敌占区开展情报工作。

林一坐在左权办公室边看材料边说,姚继鸣有丰富的社会经历,在北伐战争中任过副师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多年在军队里从事统战工作,他的老家在北平城内,有妻儿和住宅,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亲友中有可利用的社会关系。左权听林一汇报后,当即将此事报告批准。这年7月,姚继鸣在林一指导下打扮成商人,办好在敌占区通用的“良民证”,在交通员王顺陪同下离开总部,辗转数日,回到北平故里。

姚继鸣进入北平站住了脚,在西四路东开了一家水果店后,派王顺回总部向林一报告。此后,姚继鸣找到比他大5岁的胞兄姚养田,按林一指示的线索又找到东城骑河楼中西医医院的“郑院长”,在这所医院里给姚继鸣安排了一个管理员的职务。这时,姚继鸣通过邻居认识了驻河北省遵化县伪治安军的营长张鸣华,经向林一报告后,林一把派往青岛尚未站住脚的王文治、王伯彦夫妇安插在张鸣华属下。曾在抗大任过军事教员的王文治被安排在伪治安军第六团团部当帖写(即文书)。王文治利用职务之便,搜集、整理了治安军第六团的人员编制、武器装备、驻地分布一览表,派王伯彦送回总部,受到总部首长和林一的表扬与奖励。

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姚继鸣在北平建立了稳固的情报站,可靠的骨干有8人。他以自己开办的“谦祥号”水果店做掩护,家和水果店成了他地下情报工作的“办公”场所。当他找到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实业总署矿业局任局长的表外甥李岐山后,及时报告林一,并通过李岐山得知了北平高层大汉奸们之间争权夺利的情况,以及中国矿产资源被运往日本的登记材料。

为了加强北平情报站的工作,林一又派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作战科科长、曾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王岳石在北平建立另一个情报站。王岳石利用父亲王文和亲友的社会关系,进了北平武装警察系统,当上了第七队的上校警衔队长(相当大队长)。从总部派来在王岳石身边的骨干人员有5人,我是其中之一,协助王岳石抄写情报并转送总部。几年间,王岳石紧紧掌控着这支武装力量,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

此后,林一又挑选原冀南军区情报处副处长贾建国在北平建立了第三个情报站。在八路军当过团长的贾建国,到北平后选中大汉奸齐燮元为目标,做争取工作。当林一得知此情况后,向滕代远参谋长建议派前总情报处副处长申伯纯赴北平坐镇指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没有让齐燮元转变立场,但从他那里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如日军、伪军战略变化的信息和各军头目的个人简况,这些都被及时送往八路军总部,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深入虎穴鼓士气

1944年10月初的一天,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滕代远要听取林一关于前总派遣人员分布情况的汇报。

林一在办公桌上摊开中国地图,按华北、华中、东北地区标出派出人员的职业、姓名、被派往的城市以及潜伏身份,各情报网、站、点的人数。她汇报说:北平姚继鸣情报站可靠人员有8名;北平贾建国情报站可靠人员有六七名;北平王岳石情报站可靠人员约有10人;河南开封郭有义情报站,郭有义本人混进开封契税局事务股当主任,身边可靠骨干8人;江苏南京徐楚光情报站,他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原抗大参谋业务教员,几经周折,混入伪政权系统,身边的可靠人员有十余人之多,正准备策反伪军第三师师长钟健魂。此外,林一还把山西太原,河北邢台、邯郸、石家庄、张家口,河南安阳、洛阳、郑州,天津,东北瓦房店及华东等地,亲自指挥和联系的情报站、点,交通站、点的简况、人员一一作了汇报。

当林一向滕代远参谋长、杨立三副参谋长报告情报工作概况后,提出要亲自深入日伪军占领区,代表总部领导检查情报工作,看望奋战在龙潭虎穴里的战友们。两位首长虽当场表示同意,但都担心她的安全问题。

1944年11月5日,经过周密筹划,准备潜入敌占区的各种必要证件,确定行程和路线,安排好沿途交通站点派专人带路和转送后,由柏淑卿协助化装成大城市阔小姐的林一,迎着寒风和雪花离开了我们一起生活、战斗的所在地――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李成、刘岱、徐双海和我在村边为林一送行。

林一出行的第一站是距根据地最近的敌占区河南省安阳县城。她在那里听取了共产党员苏鸿伯开办茶庄并与伪军司令王自全结拜兄弟的工作汇报后,实地到达火车站棉布店与员工谈话。还会见了八路军豫北办事处主任王百评离任前换帖的兄弟、地方势力派、矿警队长吴守正。凡她接触到的人,不论是我军派遣人员还是靠近我方的进步人士,都深受鼓舞。

第二站,林一风尘仆仆来到河南开封。潜伏在这座城市的郭有义情报站,就活跃在日本人的鼻子底下。郭有义的公开身份是开封税务局车站分所所长。林一在开封的活动,由郭有义负责安排。从根据地潜入开封的人都愿意和“娘家人”林一见面和谈话。经过红军长征的干部、和林一一起从延安到太行根据地、任八路军前方总部电台台长的靳选清,急于和林一会面;混入开封疫检所当事务员的张兰亭更愿意早日见到林一;刚从太行山根据地到郑州站稳脚跟的王贵,以及在洛阳多次获取重要情报的人员,都希望见到从总部来的人。林一对刚派到开封不久的曾洁光说,开封是日寇在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军事上处于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我们的人在这里搜集敌伪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情报,十分重要,任务光荣而艰巨。林一对开封情报站已打入日伪政权、军队、警察、商业、铁路运输系统的骨干分子所作出的成绩表示满意。

林一乘火车顺利抵达北平,这里是她潜入敌占区的第三站。八路军前总情报处在延安中共中央社会部安排下,在北平先后开辟了姚继鸣、王岳石、贾建国所领导的情报站。这几个情报站,虽然在一个城市里,但不可能像在根据地一样召开联席会议听取情况,交流经验,林一只能分别与他们见面和谈话。为了保证林一的安全,几个情报站负责人都作了周密安排。

林一落脚的地方是北平西城北沟沿后纱罗胡同7号,这里是共产党员郑平、王今英夫妇家。此地独门独院,房屋宽敞,而郑平在社会上又有一定的身份和影响,前方总部来人经常住在这里,非常安全。在古都北平城内居住两个多月的林一,力争走到各情报站的主要点。她和姚继鸣漫步在中山公园松树林下交谈情况;和贾建国乘汽车在南苑一带观察日军的军事设施;与王岳石在中南海边走边交流情况,边逛公园边谈工作,神不知鬼不觉。

林一在北平期间,探访了前总情报处副处长申伯纯在北平长辛店的家,特意看望了从日军监牢里出来的姚继鸣夫人李玉盈,还分别走访了由太行山根据地派到北平工作的女战友朱烨、王伯彦、赵向明等人,王伯彦还把新制的一件旗袍亲手送给林一。姐妹们见面,分外高兴,常常说个通宵。

这期间,被派往天津的情报站和东北瓦房店情报点的负责人专程赶到北平向林一汇报工作,交流情况。

三个月的“出访”,林一冒着生命危险,纵身虎穴,视察工作,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为总部首长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在返程途中,她对陪同她返回总部的朱烨说:中国人民关注的抗日战争到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了,我这次敌占区之行收获颇丰,非常有意义。回到“家里”我要仔细归纳,向总部首长提出有价值的、有利于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建议。

派出所汇报材料篇7

一、本实施意见的适用范围是：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各类社会团体、事业单位中任副县（处）级以上（含副县、处级，下同）的领导职务、非领导职务、已经退（离）休又被聘用和已到退（离）休年龄而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干部；按照国家或有关部门规定的标准，由主管部门认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中负责经营管理、党务、工会等工作的副厂长、副经理职级以上（含副厂长、副经理职级）的领导人员。

二、申报人申报收入的项目依照中办、国办的规定执行，申报收入项目中的“各类奖金、津贴、补贴及福利费等”，包括国家、地方政府、部门、单位发给的各类固定或不固定的奖金、津贴、补贴、福利费等。*年1-6月收入的申报时限为8月底。1996年1月1日起，申报收入的时限依照中办、国办的规定执行。申报人因外出访问、学习、工作、休假以及其他特殊情况无法按照申报的，经接受申报部门批准，可以适当延长申报时限。

三、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负责接受本单位申报人的收入申报。申报人属于上级组织人事部门管理的，由本单位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在接受申报后一个月内，将申报材料报送相应的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备案。属于双重管理的干部，其申报材料由所在单位按照干部主管权限，报送本系统上级主管单位或所在地的党委组织人事部门备案。

四、县及县以上党委、纪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向其工资关系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申报收入，接受申报的部门将申报材料汇总后送同级党委组织部，由组织部汇总后按干部管理权限，统一报送相应的上级党委组织部备案。领导班子成员中属于上级机关下派任职的，向其任职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申报收入，申报材料除按照上述规定程序报送以外，还需报送其派出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备案。

五、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要按照申报范围，列出属于本部门接受的申报人名单，制成统计表册，对申报人的申报情况进行登记，并按照档案管理要求对《收入申报表》进行集中保管。除有管辖权的纪检监察等部门因查办案件需要外，申报情况不供查阅。组织人事、纪检监察部门对申报人的申报内容应予保密，不得泄露。

六、对申报人违反收入申报规定的处理处分，依照中办发〔*〕8号文件执行。

派出所汇报材料篇8

（一）生产类工伤汇报及申报程序

1、工伤事故发生后，不论伤情轻重，不论用工性质，事故责任单位的带班干部、当班班组长、现场人员或安全员（瓦安员）必须立即向矿(井)调度室、安监部、单位值班干部汇报。汇报内容包括工伤时间、地点、伤者姓名、用工性质、事故概况、受伤部位及伤情、汇报人姓名等，汇报内容必须真实，不得虚报、瞒报。

2、矿(井)调度室接到工伤事故汇报后，按规定程序向有关领导、部门汇报。

3、安监部接到矿（井）调度室工伤事故汇报后，有关人员必须及时赶赴事故现场，勘察事故现场并作详细记录。事故责任单位必须保持事故现场的真实性，反映真实情况，不得伪造、破坏事故现场。

4、异地项目部发生工伤、工亡事故，除按所在矿规定的汇报程序汇报外，必须立即向矿调度室汇报，由矿调度室向有关领导、部门汇报。

5、全民合同工的工伤申报工作由安监部负责，收集整理工伤申报材料，并于工伤发生后7 日内将工伤申报材料上报集团公司劳动工资部。

6、劳务派遣工的工伤申报工作，由劳务派遣单位负责，安监部、事故责任单位协助提供申报工伤的有关资料。劳务派遣工发生工伤后，劳动工资科要在24小时内通知劳务派遣单位，劳务派遣工发生工亡后，劳动工资科要立即通知劳务派遣单位。

7、广龙公司劳务输入人员的工伤申报工作，由广龙公司负责，安监部、事故责任单位协助提供申报工伤的有关资料。劳务输入人员发生工伤后，劳动工资科要在24小时内通知广龙公司，劳务输入人员发生工亡后，劳动工资科要立即通知广龙公司。

（二）非生产类工伤汇报及申报程序

1、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非生产类工伤，由发生工伤的单位于事故发生后向矿（井）调度室汇报，由矿（井）调度室及时向有关领导、安监部、劳动工资科汇报。

2、全民合同工非生产类工伤的申报工作由安监部负责，劳务派遣工非生产类工伤的申报工作由劳务派遣单位负责，广龙公司劳务输入人员非生产类工伤的申报工作由广龙公司负责。

二、工伤治疗

1、工伤人员原则上在庞庄分院或集团公司总院治疗，如需到集团公司以外的工伤定点医院治疗的，必须经集团公司总院出具转诊证明，否则，造成的后果由本人负责。

2、工伤人员需要在庞庄分院治疗的，发生工伤事故的单位应在当班写出工伤事故简单经过报告，单位值班干部签字、加盖单位公章，由矿(井)调度室当班值班主任或调度员签字，安监部开具《工伤就医证明》，必须经劳动工资科工伤医保组登记盖章后，凭《工伤就医证明》到庞庄分院挂帐就医（如伤情严重，急需救治者应首先安排伤员就医，然后再补办《工伤就医证明》）。

3、工伤人员在庞庄分院以外工伤定点医院就医的，在工伤认定书下达之前需要借款治疗时，由单位填写借款单，安监部、劳动工资科签字、盖章，报矿长（经营副矿长）审批后，到财务科办理借款手续。

4、能在门诊治疗的伤情一定要在门诊治疗，不得住院治疗。否则，住院补助费、护理费和医疗保险中心工伤科不予理赔的医疗费，均由工伤者或所在单位承担。

5、“工伤医疗介绍信”的审批

工伤住院职工的“工伤认定书”下达本人后，仍需住院治疗的，其所在单位的党政主管应在一周内敦促单位办事员、工伤护理人员及当事人将办理“工伤医疗介绍信”的有关手续（医院医保科盖章的入院申请、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下达的工伤认定书复印件）送交矿劳动工资科工伤医保组，矿劳动工资科工伤医保组应在接到手续后一周内到市医保中心工伤科办理好“工伤医疗介绍信”。

6、旧伤复发重新住院就医手续的审批

因旧伤复发需住院就医的，需携带经单位主管领导签字同意（加盖公章）的个人住院治疗申请书、医院医保科出具的入院治疗证明、“工伤认定书”复印件、“工伤鉴定书”复印件及医院入院申请，到劳动工资科工伤医保组填写“旧伤复发就医申请表”，由劳动工资科工伤医保组上报市医保中心工伤科审批，医疗费由工伤保险基金直接支付。医疗类别（住院或门诊）和医疗期将直接按照徐州市医保中心工伤科的核准期限办理。未经医保中心批准，擅自住院就医的，发生的一切费用由本人自理。

7、劳务派遣工及广龙公司劳务输入人员发生工伤的一切治疗费用分别由劳务派遣单位及广龙公司负责，矿不予办理借款手续，非安全生产类工伤的一切治疗费用由工伤本人负责，矿不予办理借款手续。

三、工伤护理

1、工伤人员初次入院治疗期间，伤情较重的，经劳动工资科同意后，原则上由工伤单位根据伤情

安排适当人员护理，不得委托工伤家属或亲友护理，待工伤人员伤情相对稳定后，工伤单位必须减少或撤回护理人员。初次入院治疗的重工伤人员在生命危险期内可安排一名家属对其护理，伤情稳定后及时撤回。对工伤所致植物人，可安排一名家属长期护理，直至康复。对初次入院的重工伤人员在生命危险期内和植物人康复前家属护理按徐州市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50%标准按月发给护理费。

2、工伤人员在停工留薪期满，经伤残等级鉴定后，根据伤残等级按《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工伤职工已经评定伤残等级并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需要生活护理的，从工伤保险基金按月支付生活护理费。生活护理费按照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或者生活部分不能自理3 个不同等级支付，其标准分别为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50%、40%、30%”。

3、根据徐矿司[20__]113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工伤人员有关待遇问题的通知》精神，集团公司为体现对工伤人员的特殊关怀，对经徐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达护理依赖等级目前享受徐州市护理费待遇的工伤人员，由所在单位在市社保机构发放的护理费标准的基础上再增发50%。此类人员在单位增发护理费后，旧伤复发确需住院治疗的，如需要单位安排护理的，所需护工工资应首先用工伤人员本人领取的市社保机构发放的护理费和单位增发的护理费支付，不足部分由所在单位支付。

四、停工留薪期

1、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 停工留薪期一般不超过12个月。伤情严重或者情况特殊，经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不得超过12个月”。

停工留薪期的确定：破皮伤停工留薪期一般不超过1 个月，轻伤停工留薪期一般不超过3个月，重伤停工留薪期一般不超过12个月，伤情严重或者情况特殊，经矿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或徐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不得超过停工留薪期规定的月数。

2、停工留薪期满后，需要进行内固定取出术的，届时另行增加1-3个月停工留薪期。

五、停工留薪期工资待遇

停工留薪期工资待遇原则上按照《工伤保险条例》有关规定执行。为保证工伤职工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井下采掘岗位职工发生工伤，其停工留薪期间应发工资标准不得低于集团公司上年度地面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80%，井下辅助岗位职工发生工伤，其停工留薪期间应发工资标准不得低于集团公司上年度地面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地面职工发生工伤，其停工留薪期间应发工资标准不得低于集团公司上年度地面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40%。

六、工伤人员的批假手续

1、工伤人员住院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由工伤定点医院出具住院证明，由工伤本人填写或单位安排人员填写工伤假条，凭住院证明审批工伤假（每次批假天数不得超过1个月），首先由单位党政主管同意，安监部签字确认，由劳动工资科工伤医保组审批，交考勤组审核备案。

2、劳动工资科建立工伤人员休假台帐，未经劳动工资科审批的工伤假一律无效，按旷工处理。

七、劳动能力鉴定

1、职工发生工伤，经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存在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矿每季度组织一次工伤人员参加市劳动能力鉴定，由工伤职工申请或劳动工资科通知工伤职工所在单位参加徐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工伤职工本人提供相关鉴定资料。

2、工伤职工经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应及时参加劳动能力鉴定，按照不同等级享受相应待遇。停工留薪期满后没有及时恢复工作的，其停工留薪期满后至参加劳动能力鉴定前的工资待遇按照市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对不按照矿通知的时间参加劳动能力鉴定的职工，从通知鉴定之日起按旷工处理。

3、劳动能力鉴定后，根据鉴定结果，按照《工伤保险条例》，根据不同的等级执行相应的待遇。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享受《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待遇。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六级伤残的，经矿研究后安排适当工作，难以安排工作的，经矿研究后按月发给伤残津贴，具体标准按《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执行。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原则上回原单位工作，确实不能从事原单位工作的，报矿研究，安排适当工作。

八、工伤费用理赔

1、“工伤认定书”下达及办理“工伤医疗介绍信”前，工伤医疗费由矿垫付，所发生的费用由劳动工资科到徐州市医保中心进行理赔。“工伤认定书”下达及办理“工伤医疗介绍信”后，矿不再垫付工伤医疗费用，工伤医疗费先由工伤定点医院垫付，然后由工伤定点医院到徐州市医保中心进行理赔。

2、发生工伤的单位，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办理完“工伤医疗介绍信”，应安排有关人员，根据“工伤医疗介绍信”的有效时间（有效期七天）及时办理出、入院结账手续。出院的原始发票、出院记录、手术记录等资料送交矿劳动工资科工伤医保组。

3、劳动工资科负责工伤医疗费用理赔工作，要根据工伤医疗费用发生额及时到徐州市医保中心进行理赔，工伤医疗费用理赔率要达到矿规定的80%以上。

九、其他规定

1、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本办法规定审批工伤假，劳动工资科要建立工伤人员管理台帐，动态掌握工伤人员基本情况，每月与安监部核对工伤人员。

2、劳动工资科、安监部、企管部等单位要定期或不定期到医院检查了解工伤人员伤情及住院情况，检查中发现一次本人不在医院住院的，扣除当月住院伙食补助；二次的，停发工伤工资；三次的，停止一切工伤待遇，后果自负。

3、为了及时了解工伤住院人员的伤情、治疗情况，工伤职工应及时办理工伤住院伙食补助的审批，原则上每月审批一次，否则不予审批。

4、经安监部门确认因“自伤”或因个人“三违”造成的工伤，工伤本人承担矿垫付医疗费用的10%，其费用从个人工资中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