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刑人员思想汇报范文

缓刑人员思想汇报篇1

从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发展看,自20世纪初刑罚的目的刑理论取代报应刑理论后,起诉便宜主义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承认,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一大趋势。它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体现了惩罚和预防相结合的思想,有利于轻罪犯罪人的改造,也节约了司法资源。附条件不起诉是起诉便宜主义原则的新运用和新发展。

所谓恢复性司法是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结果的非正式犯罪处理方法恢复性司法旨在建立一个使犯罪人和被害人进入对话状态的模式,以期尽可能地将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恢复到犯罪前的状态。该制度弱化个人的惩罚,强调社会关系的修复。人民检察院在做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时候,考虑被害人的需求、被不起诉人的悔罪情况和人身危险性、证人安全、未成年人的矫正等诸多原因,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挽救、社会关系的修复,促成恢复性司法目标的实现。

2002年3月,南京市两所中学的学生为琐事发生冲突并引发了严重的故意伤害事件。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了暂缓不起诉决定,规定在3个月考察期内,肇事学生必须履行五项义务: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得从事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遵守取保候审有关规定;遵守校纪、校规,认真完成学业;每人每月至少从事一次公益活动;每人每半个月以书面形式向玄武区检察院汇报一次思想。如能圆满履行所规定的义务,就作不起诉处理,否则将追究刑事责任。个别检察机关的尝试与探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许多地区检察机关开始推行。据初步统计,全国有19个省市200余个基层检察机关开展过这项制度的试点工作。但称谓不一,如暂缓起诉制度、暂缓不起诉制度、缓予起诉制度。2008年,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意见中专门提出了设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意见。2012年3月14日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做出规定,该项制度正式确立。

刑事司法监督考察机制之借鉴

缓刑是有条件的不执行所判决的刑罚,即在一定期间内保留执行的可能性,因此可以借鉴以完善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考察机制。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2012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明确规定了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为司法行政机关,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日常工作由司法所承担;参与者包括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此外,有关部门、村(居)民委员会、社区矫正人员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家庭成员或者监护人、保证人等协助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社区矫正。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社区矫正执行工作,如建立社区矫正人员执行档案,审批社区矫正人员进入特定场所,提出撤销缓刑、假释、减刑建议等。司法所负责日常工作:监督社区矫正人员定期报告;定期到实地了解、核实思想动态和现实表现;组织社区服务;开展有针对性的个别教育和心理辅导等。

社区矫正充分依靠社会力量的参与,充分发动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的作用。这些社会力量在心理矫治、社会适应性帮扶方面有着更多的专业优势。

缓刑人员思想汇报篇2

关键词：中美；缓刑制度；比较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3-0099-02

依照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倘若罪犯已经被判处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罪犯不属于累犯，就能够根据罪犯表现来对罪犯酌情给予缓刑处分，接受缓刑的罪犯必须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向相应的缓刑监督处提交自己的一切活动范围与所接触的人员状况等，但是在美国法上的缓刑在使用条件上面则放宽了范围，在美国，倘若犯重罪的罪犯与累犯表现突出，法院都可以根据其实际情况对其作出缓刑处理。

一、缓刑的适用条件比较分析

（一）我国刑法规定的缓刑适用基本条件

在我国刑法中的第72条明确指出“针对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需要依照罪犯的犯罪状况以及对自己所犯罪的悔过程度，并确定这类人群踏上社会之后将不会再危害社会，才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缓刑。”并且在我国刑法中的第74条还指出：“针对部分累犯，这类人员不得使用缓刑”。针对以上的种种情况得出，第一，缓刑的适用对象范围不宽广，只能够被判处拘役，其所判徒刑时间为三年以下的罪犯，这是当前执行缓刑的基本条件之一，这在当前极容易被广大人民群众与法官所理解和认同。第二，依照罪犯的犯罪状况以及犯罪后悔过状况，确定罪犯在使用缓刑后不会再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这在当前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一条件是存在着较大的主观性的，“悔罪表现”在司法实践中不具备较为完善与统一的评判要求，在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中对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1条第1项中明确指出，对于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倘若真有悔改之意，那么被告人就需要老实老实的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并要具备相应的将功补过的悔过行为，并能够鼓动共同参与此案件的其他人员到工作机关自首。

（二）美国刑事法上的缓刑适用条件分析

在美国，针对缓刑所适用的范围，很多司法区已经明确指出，部分司法区却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不过，在美国，缓刑都更多地适合于犯罪情节不是特别明显的罪犯，或者是虽然罪犯所构成的罪是重罪，但是却不具备较强的危险性的罪犯。由此得出，在美国的刑法上针对缓刑这一现象未作出较为严格的限制，对罪犯给予缓刑处理，都是法院根据其实际状况来处理。

（三）缓刑适用条件差异原因分析

本文主要阐述了当前不同国家在使用缓刑的范围和要求，主要针对两大类，一方面，对罪犯所犯罪的状况作出较为明确的限制和规定。另一方面，对刑种与刑期作出较为确切的限制。深究我国刑法中缓刑制度中可看出，我国对罪犯的罪名未给予较为深入的限制，而是对刑种与刑期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制，也就是所说的拘役。换言之，倘若犯罪分子犯法定性在三年以上的罪，例如，犯罪分子所犯的是抢劫罪，但是法院给予其宣判的是三年或者三年以下的法定刑，对于这类人群，缓刑依然较为实用，在这点上面我国与美国刑法上的缓刑还是存在着一致性，但是其存在的差异性在于，在我国累犯是不属于缓刑范畴行列中的，这与美国法上的缓刑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就美国而言，虽然所针对内容也包括了人身的危险性，但是美国国家普遍认为，累犯所具备的人身危险性未必就较强，本文作者较为认同这一观点，众所周知，我们在区分人身危险性的过程中，虽然一直都是依照罪犯所犯罪的严重程度、犯罪后的具体表现，有无悔改之意，犯罪后的表现是否良好等，但是要是将累犯统一定位为“人身危险性严重”就显得有点笼统，这与主客观上存在着较大的偏差。

二、缓刑考察制度比较分析

（一）缓刑考察的基本条件分析

罪犯在缓刑的执行考核期间，一定要严格按照考察条件，依照我国刑法中的第75条中的情况可知，当罪犯被宣告了判处缓刑后，那么这类人员一般都属于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严格服从监督和管理，并能够依靠缓刑考察机构的要求定时汇报自己的实际活动状况。并能够在考察机关的制定时间段内会客，倘若缓刑人员需要到其他所居住的市县等区域，还需要得到考察机关的批准和同意方可实施。公安机关作为我国的主要考察机关，其在考察过程中最主要的工作任务就是监督管束，但是我国的考察机关在罪犯矫正方面的内容还较为缺乏，对罪犯开展缓刑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其能够快速矫正改造罪犯，使得罪犯能够重新认识社会，不再做出对他人有害的事情，帮助罪犯找回自我，重归社会，不过，纵观我国的罪犯矫正方面的工作，其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还需进一步得到改进和完善。

在美国，缓刑的考察机构所包含的职责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他们需要承担起有关罪犯的行为和思想矫正，另一方面，还需要对罪犯进行有效监督，这里所说的行为矫正主要就包括了：远离非法场所，远离名声较差的人群，安安定定、勤勤恳恳工作，倘若实际情况需要，能够积极配合医生进行精神病等病症的治疗，并能够供养缺少生活能力的家庭，对于因为自己的失误而造成的损失能够积极地赔偿等等，在这里的有效监督方面就主要包括，罪犯需要定期书面或者当面对向缓刑监督官进行汇报，能够积极配合缓刑监督官的查询，未得到缓刑监督官的同意，不擅自离开其活动场所，在执行缓刑时，法院可依照实际状况对缓刑的条件作出变更。

综上两点，中美两国都明确指出，倘若缓刑人员在执行期间重新犯罪，那么罪犯的新罪旧罪都需要得到严格处罚，倘若罪犯未能够依照缓刑要求办事，那么监督员有权利提出撤销缓刑的执行，再由法院来确定什么时候撤销缓刑。

（二）缓刑的考察机构

在美国，2 000多个独立机构监督着约300万因重罪或轻罪被宣告缓刑的成年罪犯，大约超过一半以上的州，成年人缓刑都完全置于州政府的行政管辖内，例如，在佐治亚洲，成年人缓刑是州罪犯康复部门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洲，缓刑与假释委员会监督着被宣告两年以下的被缓刑者，或者是郡缓刑机构。

一般情况下，专门负责缓刑的管理组织主要包括以下六种类别：青少年缓刑，主要包括了郡、市政、州三个主要的层级，对于市政级别的缓刑，基本上都是让地方上的低等法院来依照相关的法律进行有效的管理，郡级的缓刑都是由郡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来展开缓刑管理，州级的缓刑都是由州的机构管理者依照着特有的法律法规来进行缓刑管理，整个联邦系统的缓刑均是由法院来进行有效的管理，联邦缓刑监督官的监督职能较多，其中还包括了对被假释者的全面有效监督。

在美国，在缓刑考察上面尤为正式，对于已经被确认为被缓刑者的人员，需要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向缓刑监督官提交相应的书面汇报材料，但是被缓刑者还需要保证自己所提交信息真实无误。

在我国，依照我国的刑法第76条，对于已经宣告缓刑的犯罪人员，在接受缓刑期间，一律由公安机关统一监督考察，并需要缓刑人员所在单位的全面积极有效配合才行，当前公安机关作为我国缓刑人员的考察监督机关，因为其机关内未设置特定的缓刑考察专职组织与机构，所以，当确定了缓刑人员后，缓刑人员在踏上社会进行实践时，因为诸多因素导致其缓刑考察流于形式，部分人员甚至认为缓刑的实质就是对犯罪人员进行有罪释放，针对这一心态他们就不会对犯罪人员进行有效的、可行的监督与管理，但是当罪犯在第二次犯罪后，他们才开始对罪犯的新罪旧罪一把抓，并对罪犯进行有力的监督管理，与此同时，因为缓刑人员所在单位或者是基层组织因为各方面的利益或者是对自己的权职不明而在这方面落实的责任不到位，缺乏具体的方案和计划，所以很难达到配合公安机关全面、有效监督的目的。因为在我国，基本上缓刑与假释均是由一个机构来进行有效的管理，但是在美国，联邦系统的缓刑，则统一由法院来对其进行有效管理，联邦缓刑监督官在充当缓刑监督员身份的情况下还需要进一步监督被假释者。

（三）缓刑的考察期限

在美国，缓刑的考察期限在不同的区域也各不相同，美国的法学会认为，轻罪的缓刑考察期限在2年之内，而重罪则在5年之内，在美国的伊利诺伊州指出，轻罪的考察期限在1年之内结束，但是重罪的考察时间在4年之内。但是在美国的联邦法院中却指出，轻罪的考察时间能够在任何时间段内结束，但是重罪的考察时间可以在一年时间段内结束，且美国部分市州还表示，罪犯的考察监督能够被取消，其取消的时间则由法院依照其表现状况来确定。不过，这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例如，罪犯还未能够达到取消监督考察的阶段，而被提前取消监督考察。

在我国，与美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一般情况下，我国的拘役缓刑考察期间都是在原判期限以上一年以下，不过绝不能够低于两个月时间段，对于部分有期徒刑的缓刑人员，其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不过不能够少于一年，缓刑的考察期限，还需要依照法院根据罪犯的实际情况来定论，且我国在确定了罪犯考察期后，考察的时间是不能够变化的。

综上所述，各个国家的刑法制度都会根据国家的发展状况、文化差异等而有所不同，对于美国而言，我国还应该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理念和做法，不断地完善我国的缓刑制度。尽可能地减少犯罪率，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光.一种“事实关系”型行为——刑法中持有之规范论描述[J].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10，（1）.

[2]温文治，陈洪兵.对重婚罪的重新解读——兼对妨害婚姻、家庭罪整体搬迁之利弊分析[J].安徽大学学报，2005，（1）.

缓刑人员思想汇报篇3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上级政法工作和司法行政工作会议精神，牢牢把握最大限度利用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最大力度组织预防和管控，最大程度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牢固树立人本理念，坚持教育与管理相结合，坚持引导与管理相结合，坚持服务与帮扶相结合，不断完善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教育、帮扶机制，着力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科学化水平，切实提升社区矫正工作效能，为长安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二、总体目标

以“社区矫正规范化建设巩固年”为契机，以提高矫正质量为核心，全面提升社区矫正管理规范化程度，推行信息化防控手段，积极拓展多元化帮扶途径，不断探索评价社区矫正绩效的评估体系，促进社区矫治效果明显改善，社区服刑人员融入社会能力明显增强，推动社区矫正工作科学而有成效地开展。

三、主要措施

社区矫正“三化一评估”体系重点围绕管理规范化、防控信息化、扶助多元化，开展矫正效果评估等方面予以推进。

（一）社区矫正管理规范化

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省社区服刑人员监督管理办法》，重点围绕矫正衔接规范、矫正执行规范、矫正解除规范、执法文书规范四个方面，全面提升社区矫正管理规范化水平。

1、矫正衔接规范

（1）县司法局收到相关单位委托后，指派工作人员或指定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罪犯）居住地的镇（区）司法所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出具评估报告。

（2）司法所在收到县司法局指派办理后，在五个工作日内提交评估报告，提出能否适用管制、缓刑或者假释的建议，县司法局在十个工作日内提交委托机关。

（3）司法所不接受各级法院、监所的直接委托。

（4）严格履行社区服刑人员的交付程序。县局社区矫正科收到法律文书后，三个工作日内送达回执。电话通知或书面告知社区服刑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到县司法局社区矫正科报到。县局社区矫正科对报到的社区服刑人员进行身份核实，及时办理登记手续，并对其进行入矫前教育，完成首次谈话笔录，发放《社区矫正“鑫生之旅”监督考察手册》，告知其三日内到指定的镇（区）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

2、矫正执行规范

（1）司法所在社区服刑人员接受社区矫正后三个工作日内，为社区服刑人员确定专门的矫正小组。矫正小组由司法所工作人员担任组长，社区服刑人员为女性的，矫正小组应当有女性成员。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小组应当有熟悉青少年成长特点的人员参加。同时，签订矫正责任书。

（2）司法所在宣告执行后五个工作日内，为社区服刑人员制定矫正方案，制定有针对性的监管、教育和帮助措施。根据矫正方案的实施情况，每半年评估矫正方案实施效果，适时予以调整。制定方案时做到因人定案、因人施矫，一人一案。

（3）对宣告执行后三个月内的社区服刑人员，一律实施严格管理。严管三个月期满后，司法所应当在十个工作日运用社区矫正风险评估系统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评估，提出确定其管理等级的建议，报县司法局批准实施。

（4）司法所每月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参加不少于八小时的教育学习，其中每月18号为集中教育日，增强其法制观念、道德素质和悔罪自新意识。司法所需制作规范性、完整性、独创性的集中教育讲稿，县局社区矫正科每月组织开展评比考核活动。

（5）司法所每月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参加不少于八小时的社区服务，帮助其修复社会关系，培养社会责任感、集体观念和纪律意识。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协调有关社会组织，加强镇（区）社区矫正劳动基地建设，根据公益性、人道性、可操作性的原则，制作社区矫正社区服务计划。

（6）社区服刑人员因就医、家庭重大变故等原因，确需离开本县的，由社区服刑人员提出书面申请。申请外出时间在七日以下的，由司法所批准，报县局备案，超过七日的，由司法所签署意见后报县局批准。

（7）司法所督促社区服刑人员每月18号进行书面思想汇报，文化程度低的对象可以口述，由他人，人需签字。思想汇报内容包括家庭情况、生活情况、工作情况、社会关系及思想状况。

（8）司法所督促社区服刑人员每周一进行电话汇报，对电话汇报情况进行详细记载。电话汇报内容包括：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工作、有什么困难及思想状况。同时，严格管理的社区服刑人员每两周当面报告一次，普通管理的社区服刑人员每月当面报告一次。

（9）司法所定期走访社区服刑人员家庭、工作单位、就读学校和居住的社区，了解、核实社区服刑人员思想动态和生活、工作、学习情况，对严格管理的社区服刑人员，每半月走访一次，对普管、宽管社区服刑人员每月走访一次。

（10）司法所对未成年人监督管理，应当遵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监督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具体按照《省社区服刑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三章的规定执行。

（11）司法所每月对社区服刑人员接受监督管理、参加教育学习和社区服务等情况进行考核，并公布考核结果。严格执行《省社区服刑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的奖惩要求，进行奖惩。

3、矫正解除规范

（1）在社区矫正期满前三十日内，司法所督促社区服刑人员作个人总结，根据其在矫正期间的表现、考核结果、社区意见等情况作出书面鉴定，并对安置帮教提出建议。

（2）司法所在社区服刑人员期满当天，应当为矫正期满对象进行公开解除宣告（期满当天为节假日的，解除宣告可以提前至节假日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开展，但矫正期限应当如实告知），解除宣告应当庄重、严肃，按照规定程序公开进行。同时，向解除矫正人员发放《解除社区矫正证明书》，告知安置帮教有关规定。

4、执法文书规范

（1）县司法局社区矫正科建立社区矫正执行档案，包括适用社区矫正的法律文书，以及接收、监管审批、处罚、收监执行、解除矫正等有关社区矫正执行活动的法律文书，法定不批准出境人员报备通知及时通报公安机关。

（2）司法所建立社区矫正工作档案，包括司法所和矫正小组进行社区矫正的工作记录，社区矫正人员接受社区矫正的相关材料等，同时留存社区矫正执行档案副本。

（3）严格按照司法部、省厅相关文件和县局台账格式要求制定社区矫正台账，从运用审前评估、交付接收、矫正执行、解除终止矫正等环节，以及包括社区服刑人员花名册、社区矫正会议记录簿、社区矫正志愿者名册等进行整理制作台账。

（二）社区矫正防控信息化

围绕日常管理，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系统，强化科学管理，有效提高监督、教育效果，全面提升社区矫正信息化水平。

1、推行远程视频系统

（1）运用县、镇（区）调处中心远程视频系统，开展社区矫正集中教育、入矫教育等活动，做到县、镇（区）两级同步、规范有序，实现会议网上开，业务网上走，社区矫正集中教育网上督等功能。

（2）各镇（区）司法所组织开展社区矫正集中教育活动，全部在调处视频监控中心进行，每月及时向县司法局汇报活动开展时间。

（3）县司法局在每次活动开展前，对各镇（区）社区矫正对象出席率进行统计，统计结果计入月度考核和年度考核评分。

（4）县司法局社区矫正科每季度在视频监控中心为全县社区服刑人员授课一次。

2、健全录音电话音频系统

（1）县司法局统一采购带录音功能的电话机，在全县使用社区矫正录音电话音频系统，实现社区矫正对象电话汇报留音、监督人情况反馈、审前调查假释评估留证等功能。

（2）各镇（区）司法所对录音电子档案分类归档，通过互联网，每月向县局传输加密电子档案，县局社区矫正科及时核查当月社区矫正对象电话汇报、情况反馈及各项取证，统一整理归档。

（3）各镇（区）司法所落实专人负责录音电话数据采集、核对、整理工作，做好音频数据安全工作，每月上报情况记入月度考核和年度考核评分。

3、建立指纹考勤系统

（1）县司法局统一采购指纹考勤机，用于各镇（区）社区矫正对象参加集中教育、社区服务及各项活动考勤签到。

（2）各镇（区）司法所及时完成指纹打卡系统调试准备工作，适时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建立指纹档案，每名对象分别建立两枚不同的指纹档案。

（3）各镇（区）司法所督促社区矫正对象，在每次活动开始和结束时，分别指纹考勤一次。

（4）指纹考勤信息每月定期向县司法局社区矫正科报送，每次集中教育、社区服务时间及人员出席率列入月度和年度考核计分。

4、完善移动定位监控系统

（1）依托社区矫正目标位置定位监管系统，对重点对象和外出务工社区服刑人员实施24小时手机移动定位监管。

(2)强化系统运用，各镇（区）司法所需确保专人负责监控平台，发挥系统作用，实现“区域监管、信息交互、警示告知”等功能，并形成每日监控日志。

(3)加强对离线对象的追踪和情况通报，对刻意逃避监管的对象，及时给予惩处。情节严重的，提请法院撤销缓刑、假释。

（三）社区矫正多元化扶助体系

加强与各成员单位的联系与合作，齐抓共管，整体联动，落实社会适应性矫正扶助措施，切实解决社区服刑人员的困难，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良好格局，全面提升社区矫正扶助能力。

1、建立“五扶一促”扶助平台

树立“寓管理于服务”的理念，各镇（区）司法所围绕“扶心、扶困、扶技、扶业、扶学”五个方面，每年至少开展2次帮扶需求调查活动，记录在案并进行分类帮扶。以“五扶一促”为主要内容，大力开展扶助活动，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切实解决社区服刑人员的现实困难。

（1）对生活困难社区服刑人员开展临时救助、医疗救助、落实最低生活保障、落实责任田等方面帮困扶助。

（2）对失业下岗社区服刑人员开展就业指导、培训职业技能、鼓励自主创业等方面的就业帮助。

（3）对存在心理隐疾的社区服刑人员开展心理健康筛查、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等方面的支持型扶助。

（4）对处在学龄期或者愿意继续在校学习的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就学帮助，就学帮助的主要目标人员为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

（5）为帮助社区服刑人员形成良好适应社会生活的行为方式进行技能培训，促使其尽快融入社会群体，真正回归社会。

2、创建结对帮教扶助平台

（1）以“5+1”矫正小组模式为基础构建帮扶机制。即每位矫正对象配有五名帮教人，矫正对象居住地村干部，志愿者、社区民警、家庭成员（监管人），社区矫正工作者，五名帮教人联合帮扶一名矫正对象。

（2）司法所加强与帮教人联系，全面掌握矫正对象的工作、学习、思想、生活等情况，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认识，端正服刑态度。

（3）开展矫正对象“助人自助”活动，鼓励年龄相近、性格相仿的社区矫正对象自行结对，先进带后进，老对象带新人，相互提醒、互相鞭策，共同进步。

3、搭建临时救济扶助平台

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同时积极发动企业赞助和社会各界捐款，建立社区矫正临时救济资金，用于解决经济特别困难、生活难以为继的对象过渡性生活问题和重大节日、活动期间走访帮扶活动。确实困难对象，按规定程序审批给予救济，临时救济资金由县司法局统一管理，设救济专用账户，做到专款专用。

（四）构建社区矫正效果评估体系

运用科学的方式方法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价，包括对社区矫正措施的落实、对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成效以及社区矫正工作带来的社会影响等。

1、对社区矫正工作质态进行评估

（1）对社区矫正制度实际运作状态和结果进行评价，包括重新犯罪率、矫正措施的有效性等方面。

（2）将重新犯罪情况与各项制度落实情况、日常管理情况综合评估，评估结果分“优”、“良”、“差”三个等次（详见附表）。

（3）县司法局结合社区矫正年度考核，对各镇（区）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情况进行效果评估，评估结果全县通报；工作质量和成效评估结果与年终考核相挂钩，评估结果为“优”和“良”等次的年终考核列入加分，评估结果为“差”的司法所将及时通报并查找薄弱环节，认真研究落实整改方案。

2、对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效果进行评估

（1）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效果进行评价，包括社区服刑人员的法制观念、心理健康状况、道德素质以及社会适应性等方面。

（2）各镇（区）司法所重点采集风险等级、刑罚执行情况、矫正期间表现、奖惩情况、矫正阶段反应、外界综合评价等方面的数据，评估得分低于55分，认定矫正质量效果“差”，评估得分在55-75分之间，认为矫正效果“一般”，评估得分高于75分，认为矫正效果“好”（详见附表）。

（3）各镇（区）司法所需客观、真实填写社区矫正质量效果评估表，对社区矫正对象每季度进行一次效果评估，效果评估表统一存入社区矫正工作档案，评估结果在每季度30日前报县局社区矫正科；对矫正效果评定为“差”、阶段效果得分为负数的对象，需进行重点情况分析并及时调整矫正思路和管理等级。

3、对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反响进行评估

（1）对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反响进行评估包括社会公众态度、社会关系修复等方面。

（2）各镇（区）司法所抽取两个村（居），各随机发放问卷（附件三）调查30份，评估结果分为“优”、“良”、“差”三个等次，A选项的平均选择率在80%以上评定“优”，选择率在50%以上评定“良”，选择率在50%以下的评定“差”。

（3）社会反响评估每半年进行一次，评估结果为“差”的司法所，需及时分析，多方面查找原因，积极整改，不断提高公众认可度。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高度重视。社区矫正“三化一评估”体系的实施，是全面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水平的一项重要举措，各所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立足实际，强化措施，抓好落实。

（二）分解任务，落实责任。各所要落实专人负责，围绕制度落实、日常监管、帮困扶助三个方面，与县局社区矫正科做到信息共享、工作同步。同时积极协调各成员单位，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缓刑人员思想汇报篇4

[关键词]：法院；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管理模式

我国目前正大力开展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但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的设置存在很多问题，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应当由公安机关负责对五种非监禁的刑罚措施的执行，根据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社区矫正，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的管理体制基本确立了“两个主体”的试点方针，即根据现行法律，公安机关是“执法主体”，由司法行政部门担当日常“工作主体”。这种所谓的“两个主体”的运作模式严重影响了社区矫正的执行效率，本文试从法院作为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的角度，借鉴国外已有的经验，分析国内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探索，探讨在我国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可行性，并提出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设想，以供讨论。

一、国外由法院系统管理社区矫正的实践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社区矫正的执行一般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由法院系统执行，如德国、法国等，一种是由行政机关执行，如英国、日本等，有的国家同时存在两种方式，如美国。对于社区矫正的最主要形式——缓刑来说，目前在大多数国家都在刑法中规定由法院系统来负责监督执行，负责缓刑考察工作的法院多数是原审法院，有的国家规定也可以是被告人居住地初审法院。[1]

1、德国。德国社区矫正形式主要是缓刑和假释。德国的缓刑、假释由缓刑官、假释官负责监督执行。缓刑假释官的主要任务包括：（1）为被缓刑假释人的就业、救济、与公共机构打交道等提供咨询、照顾和帮助；（2）对被缓刑假释人进行监督；（3）促使被缓刑假释人重新社会化；（4）完成司法部委托的相关工作；（5）向法院汇报被缓刑假释人的各方面状况等。缓刑假释官发现被缓刑假释人未遵守缓刑、假释条件的，可进行训诫，训诫无效的应向法院报告，由法官视违规程度决定延长缓刑假释期限或者重新收监执行。约有35％左右的被缓刑假释人重新入狱服刑。缓刑假释官是由法院聘任，接受法院的指示，向法院负责，属于司法部的公务人员。[2]笔者不认同德国的社区矫正是由司法部管理的结论观点。[3]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德国的国家机构设置与我国不同，德国的法院和检察院都是司法部的下设机构，而在我国，法院与司法部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准确的说，德国的缓刑和假释是由司法部下设的法院通过聘任缓刑、假释官来具体负责缓刑假释人员的监督、救济，而不能笼统的说德国的缓刑假释是由司法部管理，因此我们不能盲目的照搬、模仿德国的做法。

2、法国。法国的社区矫正主要有缓刑、假释、公益劳动、剥夺权利等方式，法国各类社区矫正形式都是由被判决人惯常居住地区的刑罚执行法官负责执行。每一个大审法院应有一名或数名法官专门负责裁判的执行。负责判决执行的执行法官是在征求了最高司法会议的意见之后，以法令形式指定的，任期三年。缓刑考验期内，被缓刑人应履行的特殊要求以及有罪判决本身的要求可在任何时候由刑罚执行法官作出裁决，刑罚执行法官在缓刑考验期内也可以随时作出决定变更或取消被缓刑人应履行的特定义务。如果被缓刑人不履行特定义务，刑罚执行法官可以作出附具理由的裁定，将被缓刑人立即关押至最近的监禁场所。[4]由于假释人员应遵守的义务大部分与缓刑人员所规定的义务相类似，假释也是由执行法官负责监督执行。[5]

3、美国。美国的社区矫正形式主要有缓刑、假释、中间制裁等。由于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在美国没有统一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各州有自己的一套制度措施。对于缓刑，从目前来看，成人缓刑大致有四种模式：有三十多个州由政府的矫正局管理，6个州由州法院系统管理，6个州是由当地市县法院管理，4个州由市县政府部门管理。青少年缓刑多数是由法院系统管理。赞成法院管理的人认为，法院对缓刑有更多的责任，在缓刑的全过程中，法院能对缓刑工作者进行指导并随时采取及时的行动，法院往往更相信自己工作人员的情况汇报。[6]但是法院对假释人员没有执行权，因为在美国，假释都是司法部下设的假释委员会的管理下运作，由假释委员会负责假释的决定和监督，没有法院的参与，因此法院也就不介入假释人员的监督管理。

二、国内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探索

在我国，根据刑法和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对社区中的服刑人员的监督和管理是由公安机关负责承担。其实在建国初期，我国的法制建设还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在当时的司法实务界曾出现过对于缓刑——这一最重要的社区矫正形式，究竟是由法院负责执行还是由公安机关负责执行的选择问题。最高法院在与公安部共同研究之后，决定对于一般缓刑犯由当地公安部门负责监督执行。[7]建国初期，管制的适用和制度也都比较混乱，人民法院可以将其作为刑罚方式适用，公安机关可以将其作为行政处罚适用，有的地方，区乡人民政府也承担执行管制的任务。1956年11月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反革命分子的管制一律由人民法院判决的决定》公布之后，管制也正式开始由人民法院判决，由公安机关执行。[8]

但是，几十年的实践表明，由公安机关执行非监禁刑刑罚措施效果并不理想，很多服刑人员处于无人管的状态。在实践中，有的法院迫于无奈，为了不使非监禁刑服刑人员脱管，只能自己对服刑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如2004年无锡市开发区法院实行“新政”，首次对17名缓刑犯建档考察，缓刑判决生效后，法院在每月初向缓刑犯发送《思想汇报表》，缓刑犯必须作出书面的工作、生活汇报，由当地公安机关认可后在月底反馈到法院。法院还会定期向缓刑犯寄送法律学习资料，缓刑人员也要写出学习心得。有业内人士认为，法院注重和加大对非监禁刑人员的管理，有望推动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化、制度化。[9]贵阳市中级法院在对一起假释案件的审理中，为确保服刑人员在假释后不再危害社会，法院特别对假释条件进行延伸，包括假释人员出监后有无生活来源等，还将征求服刑人员家庭成员及原所在社区的意见，查明其是否愿意接纳。在服刑人员获得假释后，法院将不定期对其回访，一旦发现有轻微违法行为或表现不佳，要立即取消假释。有人认为，法院这样加强假释人员的监督有越俎代庖之嫌，因为监督假释罪犯是公安机关而非法院的职责和权能，[10]但是，设想如果公安机关真正切实做好了假释人员的监督管理工作，法院不会多此一举，这一做法虽然与现行法律规定相冲突，但是法院的初衷是好的，也是为了维护刑罚的完整性和权威性，切实保证刑罚的顺利实现，预防犯罪行为再次发生。

近几年，法院系统还出现了一些我们现行法律尚未规定的社区矫正形式，如社会服务令制度和暂缓判决制度。这两种制度在国外的社区矫正工作中已经很具代表意义，在国内进行相关探索实践能够大力推动我国社区矫正与国际接轨。社会服务令，是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对已构成犯罪的未成年涉罪对象，责令其至某一场所，完成一定期限且为无偿社会服务劳动的非刑罚化的矫治措施。适用范围包括：试行暂缓判决的，判处管制的，单处罚金的，判处免刑的，宣告缓刑的。[11]这种社会服务令制度自2002年在上海长宁法院首次试行之后，国内许多省市的基层法院相继在未成年刑事案件中尝试探索社会服务令，取得了较好的教育矫正效果。社会服务在法院指定或者法院同意的劳动场所内进行，劳动场所须有必要的帮教组织和反馈机制，及时向法院反映信息，因此社会服务令的全程运作都是由法院进行监督。同时，法院与劳动场所密切合作，可以开展多种有效的矫正项目和教育活动，积极促使涉罪未成年人改恶从善，矫正不良心理和行为。实践证明，由法院负责社会服务令——这一社区矫正形式的监督和矫正是可行的，也是成功的。通过以上实践表明，在我国，法院有能力胜任社区矫正的监督、管理和矫正任务。

三、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可行性

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比较混乱，根据现行法律规定，社区矫正的刑罚措施是由公安机关负责执行，而根据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是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社区矫正的执行，具体来说是由基层司法所负责开展对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和矫正工作。现在国内学术界也是普遍倾向于由司法行政机关取代公安机关，负责社区矫正的执行。但是，基层司法所是否有能力胜任这项工作值得怀疑。有学者指出，由于当前基层司法所不具有刑事执法性，不适应对社区矫正进行专业化管理的要求，而且还存在着管理体制不顺、基础设施薄弱、工作力量不足以及队伍素质相对较低的问题，因此，基层司法所难以胜任社区矫正工作。[12]既然公安机关和基层司法所都难以胜任社区矫正的工作，在我国应当如何构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这是我国社区矫正进一步深入开展之前应当解决的问题。

在我国构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既要参考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又要充分考虑我国的现有体制情况，不能因循守旧，更不能盲目照搬。历史证明公安机关已不适合作为非监禁刑的监管和矫治工作，基层司法所的现有体制和资源也难以胜任。国外很多国家是存在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社区矫正的先例，但是在我国“两高两部”在确定社区矫正试点的管理体制时缺乏深入的调研和充分的论证。[13]我们应当看到，国外也存在不少由法院系统管理社区矫正的经验，而国内司法实务界又自发出现了由基层法院负责监督管理社区矫正的实践探索，这也反映了我国实践中的发展方向和实践需要。任何真理都是从实践中来，我们有必要对法院的这些探索加以重视，并进一步研究其合理性和可行性，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实际的社区矫正的管理体制。

1、法院管理符合社区矫正的专业性、法律性的基本要求。社区矫正是非监禁性刑罚的执行过程，刑罚的执行必定是一项专业性和法律性较强的工作，要求刑罚的执行主体必须具备刑事法律方面的相关知识和理论修养。同时，社区矫正更是对罪犯的矫正过程，社区矫正工作者要对针对服刑人员开展心理矫正，通过多种形式的矫正活动和矫正项目，通过集中学习和个别教育等方式，帮助其克服不良心理的影响，并及时帮助解决服刑人员的一些困难，对特殊需要加以引导，最终的目标是使其避免再次犯罪，成为守法公民。在这个矫正的过程中，要求执行主体队伍必须具备法学、犯罪学、心理学、社会学、犯罪心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因此，社区矫正是一项专业性、法律性较强的工作。法院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关于犯罪发生、犯罪心理方面的经验，培养了大量熟悉罪犯心理、了解罪犯处境的一线工作者，再加上可以聘任社会上的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志愿者帮助开展社区矫正，因此，法院有能力胜任社区矫正这一专业性、法律性较强的工作。

2、法院管理符合社区矫正的刚柔并济的工作要求。在社区矫正中，既要在监督管理上有刚性的一面，因为社区矫正是刑罚执行的过程，须进行轻微强制性的管束，必须体现一定的惩罚性；又要在教育矫治上有柔性的一面，因为刑罚的适用要以罪犯的心理康复为最终目标，心理矫治需要在对罪犯心理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开展有针对性的矫治项目，强调对罪犯心理和情绪障碍的引导和疏通。我国法院拥有一定的国家强制力量，有自己的司法警察队伍，可以保证社区矫正的顺利执行。另外，我国从1984年建立第一个少年法庭以来，现已在全国确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都由少年法庭审理的制度。多年来少年法庭的运作，积累了丰富了针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柔性审判和管理的宝贵经验，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实践经验进一步巩固和发扬，并运用到社区矫正的实际工作中去。此外，还可以通过聘任志愿者的形式，帮助开展对服刑人员的心理矫治和生活援助等。因此，法院的工作方式符合社区矫正刚柔并济的要求。

3、法院管理有利于提高社区矫正的工作效率。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国家里，法院一般也是社区矫正刑罚措施的决定机关。法院经过对案件的审理，对罪犯各方面情况已经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因此在刑罚执行过程中，法院可以针对罪犯的具体情况开展个性化的矫正项目，这样就大大提高了社区矫正的工作效率。

（2）罪犯在被矫正期间应当遵守的义务都是由法院规定的，因此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对这些义务要求会有更深入的理解，更全面的把握。

（3）对社区矫正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况，法院可以及时作出反应。法院可以及时作出刑罚执行过程中奖惩的处理结果。罪犯在服刑过程中表现较好的，法院可以根据情况及时作出减刑的决定。对于服刑人员违反监管义务的，法院也可以及时作出惩罚措施，严重的可以将违规者带回法庭，并及时根据情节轻重和恶性大小，酌情作出刑罚执行方式的变更。如果由其他如行政机关管理社区矫正，出现以上情况时，要经过复杂的审批程序，最终的减刑或者其他刑罚执行方式变更的决定仍要由法院作出。因此，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可以避免不同机关之间不必要的繁琐交接程序，节约行刑资源，提高行刑效率。

四、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设想

借鉴国外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刑罚的经验，总结国内法院监督管理社区矫正对象的探索，试对我国法院系统管理社区矫正的模式作如下设想：

1、关于机构设置。建议在基层法院内部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部门，该部门可以叫作“社区矫正局”，与原有的“执行局”并列。社区矫正局内部可以设置管制庭、缓刑庭、假释庭等分支机构，具体管理不同类别的矫正对象。不同类别的矫正对象有其不同的特点，对其也应当展开有针对性的矫治方案，因此应当设置不同的庭，根据罪犯的类别分类矫正。这样，在刑事审判庭判决生效之后，相关司法文书立即转交社区矫正局，避免了不同机关之间的衔接配合不力的弊端，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对于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裁定的案件也按照就近的原则交由基层法院负责执行。

2、关于执行人员的配备。社区矫正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一支专职队伍来负责执行，因此要在部门内部配备充足的专职人员，而不能由审判法官或者其他人员兼任。建议可以由具有审判经验的刑事审判法官调任社区矫正局，负责社区矫正的监督、执行。因为他们通过多年的审判实践，不仅积累了大量的刑法学、犯罪学方面的知识，而且对犯罪心理、犯罪动机的形成，以及对罪犯的需求都有很深刻的理解，可以在对罪犯充分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开展有针对性的矫治活动。这样，通过法院内部调任的方式建立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不改变工作者的原有人事关系，因此在实践中具有较大的可操作性。也可以通过向社会招聘的方式，聘任社区矫正工作者。无论哪种方式，要成为正式的社区矫正工作者必须经过严格的培训。

3、关于志愿者队伍建设。法院专职人员的数量和能力毕竟还是有限的，需要广泛发动群众力量，吸收一定数量的志愿者参与到社区矫正中来，他们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开展对服刑人员的矫正活动。志愿者可以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心理医生或者高校学生，也可以是表现较好的刑满释放人员，因为他们更了解被矫正对象的心理，与被矫正对象也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一部分刑满释放人员也有服务社会的热情和愿望，他们可以在帮助矫正的过程中，与被矫正对象一起相互促进，共同进步。

4、关于奖惩的处理。建议赋予法院社区矫正局充分的奖惩决定权，即社区矫正局有权直接对被矫正对象的奖惩作出处理，而不需要经过其他部门的审批。这样可以节约宝贵时间，既可以提高被矫正人员的接受矫正的积极性，也能够对违反监管规定的人员及时作出处理，提高工作效率。社区矫正局也应当享受减刑决定权，对表现较好，符合条件的被矫正对象依法进行减刑，使社区矫正保持在一个高效、动态的运作过程中。使那些表现较好、已经没有矫正必要的人员及早脱离被监管的状态，对恶性较大的对象加强或延长矫正，充分体现个别化的原则。对于违反监管规定的对象，社区矫正局可以直接作出惩罚的决定，对于重新犯罪的，应当立即撤销社区矫正，转交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进行侦察、。

参考文献：

[1]张文学编著《中国缓刑制度理论与实务》，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144-145页。

[2]陈泽宪《德国、法国非监禁刑罚及替代措施》，/shownews.asp？id=2762.

[3]司法部赴德国社区矫正培训团《德国社区矫正概览》，《中国司法》2005年11期。

[4]刘强主编《各国（地区）社区矫正法规选编及评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435-436页。

[5][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著罗结珍译：《法国刑罚总论精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643页。

[6]刘强编著《美国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64、65页。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判处缓刑的一般刑事犯由公安部门监督执行的复函》，1953年3月27日，法办字第1657号。

[8]吴宗宪等著《非监禁刑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461-462页。

[9]《开发区法院为缓刑犯建档，法官和犯人间的沟通更紧密——监外管理导入“社区矫正”》，《无锡日报》2004年03月10日。

[10]《这样假释不妥》，《法制日报》2004年1月6日。

[11]《上海长宁法院试行社会服务令一周年专题》，《青少年犯罪问题》，2003年3期。

缓刑人员思想汇报篇5

一、 社区矫正制度概述

社区矫正在各国刑罚实践中所占的比例日益增大，这种社会内处遇是相对于在监狱等传统的刑罚执行场所所进行的设施内处遇而言的，强调调动社区力量对罪犯的矫正改造起监督促进作用，同时将罪犯置于开放的社区环境，可以避免罪犯的交叉感染，也不会是罪犯的家庭、工作等受到太多的不利影响，国家为此投入的资金也远远小于对监禁犯投入的资金，从而节约了社会成本。据统计，英国每年对保护观察者所投入的资金是520镑/人，对于处以社区服务令的是490镑/人，但对一个监禁犯的投入高达7000镑，美国的统计也大体如此，因此大力推广社区矫正措施，也具有较大的经济意义，可以大大节约社会成本。这种社区矫正制度除了包括缓刑、假释、特殊情况下的监外执行等刑罚变更执行方法外，还包括社会服务令、保护观察、半监禁、周末监禁、辅导处分、家内服刑等作为短期自由刑替代措施的刑罚种类。国外对于缓刑、假释的适用十分普遍，如据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的统计数字显示：2000年，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罪犯适用缓刑和假释的比例达到全部被判处刑罚者的70％以上，其中加拿大为79.76％，澳大利亚为77.48％，新加坡76.15％，法国72.63％，美国70.25％，就是适用率比较低的韩国和俄罗斯，也分别有45.90％、44.48％的人被适用缓刑或者假释。 包括其他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在内的社区矫正的适用就更加广泛了，例如：日本目前大概有3/5的罪犯在保护观察官的监督下接受矫正处遇措施 .

二、 我国目前适用现状及原因分析

我国的缓刑、假释制度适用非常低，从1999年到2001年，被判处缓刑者仅占各年判处刑罚罪犯总数的15％左右，而且各地适用标准差异很大，有的法院很少适用，有的几乎不用。而假释作为缓解自由刑负面影响的一项重要刑罚变更措施，在我国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假释率从1996年到2000年，一直徘徊在2％左右，其中1997年最高，也仅为2.9％，2000年最低，仅有1.63％ .另外两种可以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种类：管制和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情况也不容乐观，管制刑作为我国刑罚体系中唯一的限制自由刑，对于加大矫正工作的力度有着积极意义，但是实践中由于重刑思想的影响，实际判处管制刑的为数极少，从1999年到2001年，每年大概只有1.2％的罪犯被判处社区矫正，监外执行的适用也是大体如此，2001年，全国监狱系统监外执行的罪犯仅占在押犯总数的1.13％。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在立法上未得以重视，导致可以适用的范围过窄。例如我国分则条文中对判处管制刑的条文比例较小，仅有86个条文规定了可以选择适用管制刑，占刑法分则条文的24.6％，这与管制刑在消除短期自由刑弊端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成比例的，因此有必要从立法上充实限制自由刑的种类和执行制度，扩大刑法条文可以适用的范围。

另一方面对于假释和缓刑的适用条件、程序规定的极为苛刻，也是实践中较少适用的重要原因。假释制度在我构仍只是作为罪犯的一种奖励加以适用的，即适用于刑罚执行一段时间后的确有悔改表现的犯罪分子，而在国外，假释作为推进开放式处遇的一个重要手段，规定凡是服刑达到一定时间或者服满一定比例刑期的罪犯即可根据法律规定，获得假释的机会，即假释是罪犯的一种权利，而并非一种奖励，或者可以说我国的假释是一种裁量假释，只有对满足特定条件的服刑人方可予以假释，而国外的假释则是一种必要假释，凡是服满一定刑期的罪犯，只要没有剥夺假释的情形，即可按规定获得假释。这也是我国假释制度不能得以很好适用的一个原因。对于缓刑犯，适用于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和拘役犯，实践中缓刑也是这几种社区矫正适用对象中得以应用的比较多的一个，但是其适用情况仍不理想，有必要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规定对过失犯罪、偶犯、初犯、未成年犯、老年犯等身体或者人身危险性比较小的罪犯，可以突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限制，而予以缓刑。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也不能单纯局限在严重疾病、怀孕或者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犯，精神病患者，残疾犯等特殊的不具备监狱受刑力的罪犯可以规定也适用监外执行措施。

第三方面的原因是司法实践中的重刑主义影响较深，加之以从快从严的严打刑事政策，导致了非监禁措施较少得到判决和适用。作为一个有着重刑文化传统的国家，监狱行刑在我国的刑罚体制中还是占有重要的地位，善恶报应的思想使司法工作者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从情感上不能接受不将犯罪分子关在监狱，反而让其在社会上“矫正”的这一刑罚新理念，同时由于监管制度的不完善，社区矫正对象再犯率也是非常高的，这也使司法者出于“安全”的考虑，能不缓就不缓、适用假释的条件和程序也是严而又苛，监外执行的对象也仅限于少数几种犯罪分子，这就从实践应用的角度大大限制了社区矫正发挥作用的范围。

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对社区矫正的立法尚不完善，对罪犯进行矫正还未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机构和制度保障。我国刑法、刑诉法中对有关非监禁刑罚执行的内容规定的十分原则，执行起来也不具有可操作性，例如，根据法律规定，目前的社区矫正是由公安 机关执行，但由于缺乏专门的执行机构和执行人员，公安机关的职责繁忙，很难保证对矫正工作人财物的投入，当前只能做到“三点”：1、严格材料接转手续，仔细检查出狱证明、释放证明或者帮教证明，并类如重点人口管理范畴；2、严格内勤入户登记；3、建立监控档案，上报分局和检察院。不难看出，上述工作实质上只是起到了“标记”的作用，相比西方社区矫正的实践，真正的“矫正”活动并未展开，因而不能保障矫正工作的应有效果，这又会导致社区矫正效率低下的结论，使司法者更加不愿适用此种方法。

三、 引入新型社区矫正制度的设想

本人认为改变社区矫正适用现状，重新确立社区矫正在整个刑罚体系中的作用有必要转变观念，在立法、司法层次扩大适用，另外建议仿照国外的刑罚替代措施，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社区服务令、保护观察、罚金刑的易科制度，进一步扩大社区矫正措施的适用范围，丰富刑罚体系，更加体现出教育刑思想。

英国的社区服务制度是介于在监狱劳动改造和在社会放任之间的一种有效载体。英国最早在1973年《刑事法庭权力法》中创立“社区服务”的刑种，即法官可以判令罪行轻的被告人进行无偿的社区工作，弥补因其罪行给社会和个人造成的损害。社区服务是英国缓刑制度的一种，主要适用于16岁以上，且所犯罪行为可处监禁的，但法官充分考虑罪犯的犯罪性质和个人特征，认为其无须剥夺自由和较高程度的监管，并可积极配合、履行所命令的工作，在征得被告本人同意后，就可以对其适用。在英国，每年大约有5万个社区服务性案件。依照英国的法律规定，判处社区服务的时间最少是40个小时，最多为240个小时，被判处社区服务的罪犯每周至少要有5－2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时间。英国城市按需要划分为若干个缓刑区，每个缓刑区都有政府的社区服务组织，组织成员有政府公务员或委派人员组成，包括缓刑官、社区服务官及其他管理人员。社区服务的种类包括不同的劳动项目，如房屋装修、道路维修、木器加工、清洁公共卫生甚至去学校粉刷墙壁。到社区参加服务的罪犯必须遵守社区服务的时间，如果他们不准时到社区服务点去服务，第一次，社区服务的管理监督人员要警告他；第二次，要对他提出严肃批评；第三次，他们将被送回法院，重新判决入狱。

值得注意的是，社区服务制度在我国最早却是由检察机关在相对不中试行。2001年5月，河北省石家庄长安区出台《关于实施“社会服务令”暂行规定》，对符合不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由检察机关下达“社会服务令”，推荐到社会公益性机构，由检察机关聘用的辅导员对其进行思想感化教育，并在规定时间内从事有益的无薪工作，对社会作出一定补偿，使其重拾自尊，早日回归社会。规定出台后第一位被判“社会服务令”的是一名涉嫌盗窃手机17岁的少年，他被判到社区进行两个月无薪劳动。两个月过去后，检察院根据其表现下达了“不决定书”，他又像过去一样回到普通人生活中。随后，我国第一批“社会服务令”开始在河北省部分检察院试行。针对目前未成年犯罪现象严重的社会现实，为了达到矫正错误、重塑人格、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和正确道德观念的目的，我们应当在立法层面引入社区服务令制度，将其作为附加刑或者直接作为主刑的一种，允许法院在判决时根据犯罪分子的具体情况加以适用。

鉴于目前对违反社区矫正条件的处理还不甚严格，如对于管制刑立法中未规定可以撤销，所以即使犯罪分子不服从监管，其所判处的管制也不能有所变更，不利于鼓励先进、惩罚后进，所以有必要在立法中引入管制刑的易科制度，即对违反规定的管制对象可以根据情形分别给予警告、治安处罚，严重的要加处罚金，延长考验期限，或者改处为拘役等剥夺自由刑，这样能切实起到鼓励改造的目的，使矫正的效果得到正常发挥。

据有关调查显示，我国目前的罚金刑适用十分广泛，而且多是与主刑并科适用，而且判处罚金刑的数额通常都较大 ，这必然引起了罚金刑执行难的问题，而且也容易使犯罪人的家属为了帮助犯罪人缴纳罚金而受到牵连，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可以考虑引入国外的罚金刑的易科制度，即如果被告拒不缴纳罚金，则可以根据其未缴纳的数额折合成一定的刑期，对其改处社区劳动、或者剥夺自由刑，直至其缴纳罚金为止。引入罚金刑的易科制度应当严格把握转化标准和转化条件。应当仅限于有支付能力而拒绝缴付的犯罪分子，而且其他延长支付期限、减少罚金额、分期缴纳的执行变更都已用尽的情形，对于其中有劳动能力者可以强制其进行一定的公益劳动，以此来补偿社会，对于无劳动能力或者因人身危险性不宜判处社区劳动的，应当改处一定时间的拘役或者其他剥夺自由刑，这样既可以防止罚不当罪、有罪不罚的行刑不平等，又可以真正做到罪责止于一身，让行为人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缓刑人员思想汇报篇6

一、基本情况

目前，全区已经累计接收各类矫正对象142名，已经解矫55名，现共有88名。其中缓刑64人；刑满释放后继续被剥夺政治权利的15人；假释6人；暂予监外执行的3人。春节、“两会”期间，对社区矫正人员逐一进行了走访帮教，组织了集中教育。平时，认真做好了日常监管，教育、考评等工作。

二、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㈠ “人户分离”现象严重。是社区矫正工作经常遇到的且较为棘手的问题。 在“人户分离”现象出现后，管理“人户分离”社区服刑人员的公安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不属于同一行政区域或属于同一行政区域而社区服刑人员已不在该区域居住，无法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影响到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效果。

㈡基层司法所任务繁重，人员不足， 影响社区矫正工作职能发挥。现行体制下，基层司法所力量薄弱，人手缺乏，一兼多职，任务繁重，已经成为突出问题。再加上工作人员编职不一，有行政编制，有事业编制，还有镇、街道外聘人员，整体素质难以保证，业务知识缺乏。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社区矫正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发挥。

㈢出现少数社区矫正对象不服监管教育的情况。少数社区矫正对象不及时到司法所报到，不按时上交思想汇报，不参加公益劳动和集中教育学习，特别是剥夺政治权利的对象，不服监管尤其突出。我区中马街道、甬江街道和慈城镇都出现了严重不服管人员，甚至派出所民警出面打电话都不予以理睬。从而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工作建议

为保证社区矫正工作依法、规范、健康发展，我们针对上述困难和问题，提出以下工作建议：

㈠进一步完善工作运行机制，加强社区矫正的衔接工作，社区矫正工作机构成员单位要加强协作做好信息交流和情况通报。每季召开成员单位联席会议。

㈡区人民法院在对判后宜列入我区社区矫正组织监管的非江北区常住户籍罪犯和对判后宜列入社区矫正严管对象的江北区常住户籍的罪犯，应在判决前事先将有关情况通报住所地镇（乡、街道）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其中非江北区常住户籍的人员，要同时具备在我区有固定住所地（1年以上）、村（社区）愿意接收、本人签订保证书、有固定经济来源，判刑后工作单位仍愿意接收并担保的五种条件。）

㈢司法所，公安派出所应当建立社区矫正工作联系和相关信息共享制度。公安派出所应当确保指定的联络员，能定期向司法所了解社区服刑人员情况，参与对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日常评议、考核、协助辖区民警做好有关法律文书的制作和转递工作。对象严重不服管理的社区矫正人员，建议公安机关按照《治安处罚法》进行处理。如果仍拒不改正的，建议法院对缓刑人员延长考验期限，情节特别严重的，撤销缓刑，收监执行，对假释和其他人员按规定采取相应的严厉措施。

缓刑人员思想汇报篇7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正法思想和司法正义理念之间的整合，其内容涵盖了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互补，宽严和谐，而非厚此薄彼，此消彼长。它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优秀法律文化中“宽猛相济”的合理成分，如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子产执政就采取了“宽猛相济”的政策，而且孔子对此做法也曾予以高度的评价：“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事以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20世纪60年代国外实行的“轻轻重重”刑事政策理论中的积极因素，所谓“轻轻”就是指对轻微犯罪，譬如初偶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不深的犯罪，处罚更轻，而“重重”是指对恐怖犯罪、严重侵害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以及一些经济犯罪则更多更长期的适用监禁刑。目前刑事诉讼中暂缓的试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程序安排、以及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等等都是刑事司法领域对“宽严相济”政策的回应。

暂缓又称“附条件不”（其源于德国和日本），它是指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暂时不予，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一定的义务，检察机关根据其履行义务的情况及悔罪的表现再决定是否对其提起公诉。暂缓决定做出后，其诉讼程序并未终结，而是一直处于开启状态，它只是检察机关将公诉权附条件的予以暂时搁置的一种自由裁量权而已，它具有权力行使的专属性、适用对象的特殊性、附条件性以及案件最终处理结果的不确定性等特点。而一般的不是检察机关作出不决定之后，诉讼程序即告终止，检察机关如果没有正当的理由是不能撤销该决定的。

“宽严相济”政策为暂缓提供了政策基础，为暂缓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提供了条件。而暂缓又是“宽严相济”政策在刑事司法领域具体化中的一项应有内容，其将犯罪行为进行了非犯罪化处理，它“宽”的有理，“宽”的有度。它不仅节约了社会诉讼资源，更主要的是改善了犯罪嫌疑人重返社会的条件，最大限度的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了刑事司法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并行不悖和有机统一。

（二）目前暂缓的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审查的处理结果只规定了撤案、和不等处理方式，而没有暂缓之说，因此，在没有权威性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政策的支撑下适用暂缓就有“违法实验”之嫌。先前在部分地方检察机关试行暂缓都只是自发兴起的，具体做法上也是各行其是，他们所制定的实施细则都非常的肤浅和粗糙，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仅就适用对象上就有好几种标准，如：（1）符合一定条件的未成年人；（2）犯罪情节轻微的犯罪嫌疑人；（3）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犯罪嫌疑人和单位。但随着实践操作的不断深入开展，各地在适用暂缓处理方式时更显谨慎化和实际化，具体工作不断细化，操作性也不断加强，其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更胜刑事处罚。如前不久湖南省某县就三名因受人唆使而涉嫌抢劫的即将毕业的高中生试用了暂缓，这种人性化操作在社会上得到了一致赞许。目前，暂缓虽然有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依据与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但是要使其具有完整的可操作性并作为一种制度方式存在，只有将其纳入到刑事诉讼法当中，用权威的法律条款将其固定下来，结束其目前的“游离”状态，才是真正解决其存在和适用问题的根本。

（三）适用暂缓需解决的问题

暂缓的性质如何界定

暂缓是检察机关在审查环节中自由裁量权在空间上的延伸，而且是两端开启式的，在不同的情况下它会择一端予以封闭，即或提起公诉，或终结诉讼程序，即最终处理结果还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那它是否侵犯法院的定罪权呢？其实，我们将暂缓置于和不之间，将其作为二者的过渡，那么其性质就非常的明显，检察机关作出的暂缓是以有罪认定为基础的，而这种认定它只是程序意义上的，它跟法院实体上的有罪认定是不同的，二者之间完全是程序和实体之间的区别。

2、暂缓的适用对象

暂缓的起源国德国就在其刑事诉讼法第153条a规定：“检察院可以对轻罪暂时不予”。即暂缓只适用于轻罪，对重罪不予适用。这是国外暂缓制度的例行做法。我国虽然在法律上没有明确区分重罪和轻罪，但理论上却习惯性的把最高刑罚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犯罪称之为轻罪，其他的则都作为重罪。目前检察机关在适用暂缓时一般都将对象局限于学生犯罪领域，或适用于未成年的中学生，或将对象扩展到在校大学生。其实，暂缓适用于学生是一种仅以“人”为标准予以法外施恩的畸形状态，它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之原则。对于未成年学生犯罪，如果罪行轻微的，可以按着法律规定的特殊保护制度作不处理。而在校的大学生一般都是对自己的行为能负完全刑事责任的成年人，如果仅因为他们是大学生而予以“网开一面”的话，那完全是对法律神圣尊严的亵渎。因此，我们在确定暂缓的对象时，除了借鉴国外的以“罪”为底线标准，即只适用于应当判处最高刑罚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犯罪行为，还应结合本国实际情况适当考虑“人”的因素，如犯罪行为人本人的有关事项（如年龄、性格、成长环境等）、犯罪的情节（如犯罪的动机、原因、手段等）和犯罪后的表现（如是否主动通过道歉、赔偿等方式获得被害人的谅解、是否悔悟等）以及家庭、社会的帮教条件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因为我们在打击犯罪的同时还要注重对“人”的肯定，我们应当认为这类嫌疑人能迷途知返，并努力追求他们所具有的这种可塑性，故犯罪较轻的学生可以适用暂缓，社会上的其他适合条件的人同样也可以适用，否则会陷入标准僵化或不正义的带有封建身份色彩的“泥潭”。解决适用对象问题是暂缓制度成型的关键。

3、暂缓的附带条件

检察机关在作出暂缓的决定时，必须附带提出要求嫌疑人在规定的时期内履行规定的义务，该义务的履行情况直接影响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德国在这方面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其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在作出暂缓的决定时犯罪嫌疑人应附带履行的义务，譬如，作出一定的给付，弥补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向公益设施或者国库交纳一笔款项；或作出其他公益给付；或承担一定数额的赡养义务。如果嫌疑人按规定履行了义务，那么对其行为就不再作为轻罪提讼，反之亦然。我们可以参考德国的做法并将这些做法与我国刑法中规定的从宽处理中所需履行的义务（如管制）进行选择和整合，同时用我国民法中有关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予以补充，这是比较符合我国具体实际情况的，例如，我们检察机关在作出暂缓时可以要求犯罪嫌疑人履行下列义务：（1）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接受考察人员对其的思想和心理辅导；（2）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并给予相应的赔偿和补偿；（3）向国家交纳一定的款项或在一定时期内向社会提供免费的公益服务等等。

4、暂缓的考察主体、内容及期限

检察机关作出暂缓决定后，应当将决定及时通知公安机关及嫌疑人所在的居委员或村委会，由公安机关履行监督帮教的主要职能，居委员或村委会对公安机关的帮教活动予以协助。嫌疑人应定期向公安机关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公安机关应当在考察期限届满前三天之内将考察帮教的情况汇总移送检察机关。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这种监督帮教职能不宜由检察机关来履行，目的就是防止办案人员在暂缓决定作出后因一些事后问题而规避适用该制度的可能性，更体现出公安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相互监督制约的原则。就考察的内容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嫌疑人在考察期间义务的履行情况及其在此期间的悔罪表现。这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缺失任何一点都将使暂缓决定达不到其应有的效果。

暂缓考察期限的确定应当从犯罪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四要素进行综合考量，时间不宜过长，时间过长的话，不仅不能实现诉讼经济，而且有可能抑制嫌疑人真正回归社会；时间过短的话，也不能达到我们所期望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因此，把暂缓考察的期限限定在从决定作出之日起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范围之内比较合适，特殊情况下可以适当延长。在此也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即在考察期限内或期限届满后需要提起公诉的，那么检察机关是否还有绝对的胜诉把握。这就要求检察机关作出暂缓决定时一定要按着提起公诉案件的证据要求进行仔细审查，并做好案件资料的档案管理工作，确保案件证据的客观及合法性，不影响案件承办人员事后可能进行的审查活动。

5、暂缓的操作程序及效力

暂缓由案件承办人审结案件后认为符合条件的，在征得犯罪嫌疑人或其法定人的同意后，可以向部门负责人提出部门研究建议报告，由部门会议讨论决定，然后由主管检察长审批。如果有被害人的还应当将暂缓决定书送达被害人。检察机关作出暂缓的决定后，犯罪嫌疑人如果被羁押的应当立即通知执行机关予以释放，扣押了财物的应当予以返还，同时通知公安机关作好监督帮教工作。在考察期限内，检察机关在没有发现新的事实和证据认为犯罪嫌疑人不符合暂缓或有其它犯罪事实时，不能随意撤消该决定。在考察期限届满后，在对嫌疑人义务履行情况及悔罪表现进行综合考察后，检察机关应当决定是否撤销暂缓提起公诉或将犯罪进行犯罪化处理，即终结诉讼程序。确需提起公诉的，嫌疑人不的对在考察期间内已履行的部分义务请求返还或赔偿。

6、暂缓的救济途径

为防止检察机关滥用暂缓权，一些国家都规定了相应的制约救济机制，如日本就规定了告诉人有权向检察审查会提出复查请求和告诉人有权向检察官请求交付法院审判（即“强制权”）的两种救济方式。而我国可以根据便宜主义原则参照法律规定的酌定不制度中的一些救济程序，如被不人的申诉权、被害人的申诉权和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的权利等等，这些救济措施应全面覆盖所有与案件有联系的单位和个人。

首先，检察机关在征求犯罪嫌疑人是否同意予以暂缓决定时，犯罪嫌疑人不同意的，嫌疑人应当在法定期间内要求检察机关到人民法院的，检察机关就应当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如果嫌疑人是未成年人的，检察机关应当征求其法定人的意见，因为一旦决定暂缓，该法定人在帮教过程中的作用是任何人或组织所无法替代的。

其次，被害人或其法定人对暂缓决定不服的，有权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要求撤销该决定，如果对复查决定仍然不服的，可以以自诉人的身份向人民法院，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再次，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作出的暂缓决定不服时也有权提请作出决定的检察院复查，如果意见不被接受，还可以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请复核。

缓刑人员思想汇报篇8

对于未成年人的犯罪分析

（一）未成年人有哪些特点未成年人具有着与成年人不同的心理特征，在思想上与行动上存在着明显的矛盾现象。由于生理年龄等方面的原因，身体和心理发展明显的不成熟。与同龄人相处时很开放，但是对成年人则表现出很强的封闭感。情绪很容易激动，叛逆情绪明显，很喜欢标新立异，不喜欢受传统的束缚。

（二）未成年人犯罪明显增加犯罪率的徒增引起了我们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思考，并采取各种措施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遏制。很多综合地原因共同导致了未成年人犯罪，因此是一个动态的社会问题。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不可以鼓励的看待，也不可以单单怪罪未成年人，因为家庭、学校以及社会都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用法律来保护未成年人在制定法律的整个过程中，都应该以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为核心，以促进未成年人的健康发展为目标，充分考虑未成年人这个群体的生理、心理的特殊性。事实是，长期以来我国并没有一个单独的法律体系来处理未成年人犯罪，对待未成年和成年人用的是同一套法律体系。目前很多司法机构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了统计，数据显示未成年人犯罪明显增加，使得社会对于问成年人犯罪的关注度明显提高，立法革新势在必行。

新刑法对于与旧刑法相比所存在的进步

（一）旧刑法相关规定旧的刑法有如下规定：未成年罪犯应该在未成年罪犯劳教所执行处罚，不满16岁的罪犯一律不公开审理，16到18岁的罪犯一般不公开审理，问未成年罪犯没有委托律师的，由法院给予法律援助，委托律师为其辩护，未成年罪犯有权在被审问时请其人到场。由此可知，旧的刑法仅仅对人到场、帮助委托律师，审理时的隐秘性对待，以及执行地点的区别对待。

（二）旧的刑诉法缺陷明显旧的刑法在立法、司法和执法三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未成年人犯罪隐私保护制度不够完善，不利于未成年人未来重返社会，法律条文笼统，过于原则化，在执行时不便于操作，这是立法方面存在的缺陷，对于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不足，没有深入思考未成年人的犯罪原因，以成人的标准处理未成年人案例，这是司法时存在的不足，执法方面，对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意识不强，执行主体不明确，存在很大的随意性，不能有效地配合以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三）新刑法实现了大刀阔斧的革新未成年人存在很强的特殊性，在处理相关案件时应该坚持感化和教育的原则，重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利益。因此新刑法在条例建立时特别加入了对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挽救，感化的方针政策，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专门化处理

（一）专案专人专办为了使处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相关人员具有必须的专业能力，应该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来加强他们的素养，这是联合国相关文件对于司法部门及其人员的要求，我国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时也逐渐地重视办案人员的专门性，专门派遣熟悉和了解未成年人心理特点的法官来审理案件，保障他们的合法的申诉权利得到充分的行使，这就与成年人犯罪有效分开来了。

（二）未成年犯的权利得到更加充分的重视新刑法对于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强制性增强，将以前的未成年犯在审理时可以通知其人到场改为现在的应当通知其法定人到场。公检法机关都被纳入了义务机关，从侦查阶段就开始实行法律援助。对于法定人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到场，那么应该通知其所在的单位、学校或居住地相关的负责人作为代表到场以保证未成年人的各项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注重对未成年犯的隐私保护

新刑法注重对于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的隐私的保护，对于他们的犯罪记录以及审理情况都要进行封存，不得对外部机构泄漏，除非是法律机关审理需要对其进行查询，但是查询过后所获知的信息不得对外透露。当犯罪分子在符合法律要求的规定时可以对其犯罪记录进行消除，这就是法律上说的前科消灭制度。这一制度可以使未成年犯顺利地回归社会，心理压力得到减轻，使他们积极地改造，真正的体现了“教育为主，感化为辅”的方针。使未成年人犯罪得到了有效地遏制，也维护了社会的长久稳定。

未成年人刑案的暂缓制度

暂缓制度意义非常重大，他体现了打击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暂缓不是不，二是设立一定的考察期，在这个考察期内暂时不，在考察期过后，再时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暂缓不是一个中级的处理方式，而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处理手段，在考察期过后会有与不两种选择。（1）暂缓制度意义重大，一是可以有效地预防犯罪，在处理未成年犯的相关案件时不能机械的将用于成年的法律套用在未成年人的头上，应该依据未成年人的特殊性为他们单独建立一套法律体系，只有真正建立了一套适合未成年人的法律我们才能更好的感化他们，维护他们的哈发权益。暂缓制度给了未成年人悔改的机会，使他们反思过去，重新做人。二是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未成年人在劳教所等监管机构很容易受到交叉感染，之后造成他们的再犯罪，因此构成犯罪符合条件的实行暂缓，让他们继续工作或上学，设置一定的考察期对他们进行考察，考察期过后再根据他们的表现、犯罪事实决定是否，为他们创造了一个更好的改正环境，培养他们的良知，唤醒他们的感恩心理。使他们逐渐成为有利于人民和社会的人，更好的维护社会治安。（2）暂缓制度的使用范围：对未成年犯刑事案件实行暂缓应该有一个制度保障，不能盲目实施。对于初犯，悔罪态度较好的可以实行暂缓，但是对于那些惯犯，屡教不改的人则不适用。在实行时首先应该制定一个审查标准，标准如下：（1）已进入到审查阶段。（2）能够有一个健康的环境，积极配合检察机关对其进行说服帮教，并创造良好的监管条件。（3）未成年犯主观恶性不深，对社的危害不大，能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过错，有积极的悔罪态度和表现。（4）属于初犯或偶犯，未成年。在暂缓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1）确定对象是否符合上述条件，这就需要对对象进行审查，只有适合的对象才可以实行暂缓。（2）制定一个文书，报司法部门进行审议，或邀请家长，社区等召开听证会，确定对于对象的暂缓是否可行，并报人大备案。（3）制定一个整体的规划，并由专人负责监督实施。（4）相关负责人应该定期走访社区家庭，与对象进行深入的交流，并制作文书，未成年人应该有规律的向负责人汇报思想。（5）社区服务可以使未成年人形成良好的习惯与服务社会的意识，因此，负责人应该组织各种形式的社区活动。（6）在考察期结束后，相关负责人应该制作文书，交由检察长审查，再报监察委员会审议决定是否，这体现了法律的规范性和严肃性。#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