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刑思想汇报范文

缓刑思想汇报篇1

“兑水”的计分考核 “监狱里面的事，尤其是减刑，操作空间很大。”上海律师何俊明说。2006年以前，他在江西某监狱担任了20多年的狱警。

监狱里对服刑人员的监管，主要依靠“计分考核”进行，即狱警根据规定及服刑人员的表现，对其加分或减分。分数多寡，将直接关系到能否获得减刑、假释等刑罚变更待遇。这项政策在监狱这个极为封闭的情境下执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暗箱操作。

监狱内的计分主要分为生产改造分和思想改造分。前者没有限制，只要足额或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就能得分。思想改造分则种类繁多。比如，服刑人员做思想汇报，可得分；向前来监狱参观人员做警示教育的，也可加分。但真正有“操作空间”的，也正是思想改造分。在何俊明的印象中，思想汇报是最常用的造假手段，“我很少见到思想汇报分是真实的，绝大多数是管教人员编的”。

同时，思想改造分也有上限。在一个有100多名服刑人员的分监区，一般每月只有几百分的指标。这些分数给谁，完全由管教人员决定，既没人监督，也没人追查，一旦记到考核表上，便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

监狱里的“关系场” 但若想快速减刑，除了努力争取加分，还需要过硬的关系。何俊明的最大感受是，许多减刑人员，早在入狱之前，便已规划好了减刑路径：首先，想办法进入有关系的监狱；其次，争取分到一个好岗位，如商店、食堂、医务室等；最后，疏通相关岗位的管教，尽量多得分。

寻找有“关系”的监狱，在服刑人员中并不是新闻，即便法院判决执行的监狱没有关系，有能量的服刑人员，仍可通过“调犯”程序，转到能找到“关系”的监狱中去。

那些找不到合适的“关系”为减刑助力的服刑人员，就只能靠自己和管教“拉关系”了。何俊明说，会一门手艺很重要，“哪怕是会补鞋、理发也能派上用场”。再比如，积极响应管教的号召。何俊明所在的监狱曾规定，服刑人员订阅一份某司法系统的机关报，就能减刑一月。由于响应人数众多，最后只好限定每人一份。

三分之一减刑率 在挣分、加分、“照顾”之后，减刑还差一步――法院裁定。

按规定，除被判死缓的服刑人员由高级法院裁定减刑外，无期、有期徒刑服刑人员的减刑，均由监狱或看守所向中级法院提出建议书。法院里，审理这类案件的是审监庭。依据何俊明的经验，一般中院审理此类案件的法官约五六个人。每季度末，二三百份减刑建议书送到法院，法官们要在一个月内审结。“每个案子都认真审查是不可能的”。

根据据司法部的数据，1997至2001五年中，全国监狱减刑率持续上升，从21.72%上升至25.39%。何俊明说，他所在的监狱，每年获得减刑人数的接近30%。

缓刑思想汇报篇2

昔日的战斗英雄，抗洪一线的“先进个人”，今天的腐败分子。李锋面对法律给他的缓刑改造的机会，深深地感谢政府的关心和爱护。

战斗英雄蜕变为阶下囚

通常，只有监禁犯才有机会依法减刑，而在监狱高墙之外的监外执行犯，也能获得减刑吗?本刊读者一定会问：这监外执行的犯人司法部门如何来界定他的悔改表现呢?

本文介绍的缓刑犯李锋曾有过一段闪光的历史。17岁那年，出身农家的他凭着一腔热血参了军，通过兢兢业业的工作，18岁那年加入了共产党。在组织的关心与培养下，他从一名普通的战士逐渐成长为某摩托化步兵师的团政治处副主任；那时，他的身上焕发着“牺牲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大无畏的奉献精神，当年，在老山自卫反击前线，他率领一个营多次执行攻击与反冲击任务，浴血奋战214天，经历了中越边境的旱雨两季，歼敌近千人，多次被师政治部嘉奖，荣立二等功一次，转业后，他立志“关注社会民生，投身社会救济”，在本职岗位敬业奉献，在抗洪救灾，扶助孤寡等社会福利事业上做出了一定的成绩，被评为“抗洪救灾先进个人”。不久，被任命为南通市某单位的一个处长。

工作上的一点成绩，仕途上的一帆风顺，李锋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对他的诱惑越来越大，他不再满足于机关那份还算可观的工资收入，在消极腐败思想潜流前缴械投降，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选择了一条通往贪欲的深渊，蜕变为人民唾弃的腐败分子。

作为单位一个部门的领导，由于基建工程的招投标，他成为施工单位眼中的“香饽饽”，施工单位为违规揽到施工任务，使出浑身解数来巴结这位“财神爷”。逢年过节，某些施工单位老板总是会送上一份“不轻不重”的红包，李锋心安理得地笑纳了，却不知一份份红包正将他推进金钱与物欲的陷阱。1999年夏，李锋的女儿大学毕业，需要购买一台电脑，他在不经意间向某施工单位钱老板说起，钱老板心领神会：“正好单位也要买电脑，干脆一起解决吧!”当天，钱老板就马不停蹄地选购好电脑，送给李锋：“买电脑的钱就算了”。李锋本想在买电脑上占点小便宜，没想到钱老板如此“爽气”，他就“却之不恭，伸手笑纳”了。

随后，在某基建工程招投标中，钱老板“成功”地使工程落入掌中，投桃报李的结局皆大欢喜，随着钱权交易的愉快合作，李锋与钱老板熟络起来，2002年，李锋的亲戚请他购买商品房，恰好又是这位钱老板代销，钱老板当然是恭恭敬敬，鞍前马后地陪同了，事后。李锋的亲戚对房子挺满意，但对开发公司在房价之外加收2.5万元费用颇有微词。于是，李锋找到老朋友商量，钱老板“爽快”地表示，小事一桩，这笔费用由他们公司出。结果，最后打招呼省下的2.5万元也如数交给了李锋。

欲望的堤坝一旦打开，就会如洪水猛兽，将人吞噬。权钱交易让李锋尝到了甜头，他开始一次次地向施工单位伸手收钱，不久，一封举报信引起了南通市纪委的重视，随着调查的开展，知情人将李锋的犯罪行为和盘托出，经法院查实，李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计7.7万余元，并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赃款予以追缴。

浪子回头仍不迟

判刑后，李锋被纳入南通市某街道司法所社区矫正网络接受矫正，虽然暂时免去了牢狱之灾，但面临着身份的反差，前途的迷茫，社会的蔑视，内心的悔恨与自责，他一时找不到今后生活的方向，抱着破罐子破摔的想法，他对矫正管理产生了严重的抵触情绪，不及时汇报思想，不参加集中教育活动，他成了不服从管理的反面典型。

针对李锋的思想波动，司法所从“治病救人”的宗旨出发，采取“思想上拉一把，心理上正一把。生活上帮一把，工作上扶一把”的工作方针，上门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同时，针对他的思想根源，量身订制了一套专门的矫正方案。积极引导他正视错误。重塑新生之路，矫正机关一方面经常性找他谈话，疏导他的思想症结，同时，又从关心人手，建立起一种信任关系，为他设计出适合其特点的改造思路；另一方面，针对李锋文字水平、语言表达，思想活跃的特点，鼓励他积极自我剖析，书写心得体会，在集中教育活动中进行交流，产生互帮互教的效果后及时给予鼓励，以此来引导他树立起改过自新的信心和进取心。

通过矫正机构的不懈努力，李锋像变了一个人，每周电话汇报他最及时，每月当月汇报他最深刻，每次的集中教育发言他最踊跃，海轮的公益劳动他最有特色，他不仅得到了社区群众的好评，也受到了矫正管理机构的肯定。在认罪态度上，李锋开始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并现身说法，帮助其他职务犯罪矫正对象转变态度，服从管理，成了矫正机构确有悔改表现的积极分子。

此后，李锋在工作中积极主动，经常加班加点，并利用调研能力强的优势，(当初判决后他被留用安排在民政局下属假肢站工作)在单位受命调研假肢技术及认证标准课题时，配合单位攻克业务难，参与制定了认证技术规范；在集体组织的公益活动之外，李锋得知某街道学生黄某的家庭困难后，主动上门探望，发现黄某父亲身患肾炎，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母亲下岗在家，身体也不好，家庭十分困难时，他主动向黄某捐款。

一次，在李锋的家乡开展新农村试点建设时，他发现该村道路泥泞不堪，对外交通十分不便，便向当地有关部门建议集资修路，由于当地政府财力有限，议题一时陷入困境，李锋想到该村有很多人通过参军、上学，经商，在外都事业有成，就倡议在外工作的各方人士共同捐资出力，共创家乡的辉煌。在他带头之下，一笔笔捐款从全国各地汇来，村里共募集到数十万资金修建了道路；最难能可贵的是，李锋被定罪后月收入只有800元，家庭经济比较拮据，但他还主动与福利院五保老人制订了“双心”计划，与两位无儿无女的老人结对扶助，定期带着水果、点心去看望老人，陪老人拉家常，帮助料理生活，逢年过假，还带着全家看望老人，把爱心与孝心送到孤寡老人身边，老人与这位“陌生”的“亲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感受到久违的家庭温暖。

当一名承办过他受贿案件的检察官听说了李锋的矫正表现后，对李锋从当初办案时负隅抗拒到矫正后主动悔罪这个巨大变化上，由衷地感叹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和实用性。

改过自新法有情

由于李锋在全区200余名在矫对象中表现突出，在2006年度三次受到表扬，2007年3月，被评为区级矫正积极分子，

2007年5月，他还被市社区矫正领导小组评为矫正积极分子，2007年5月，街道司法所将李锋的材料上报有关部门，为其提请减刑。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司法厅、江苏省公安厅下发的《江苏省社区矫正对象考核奖惩办法(试行)》第十四条规定：“矫正对象接受社区矫正一年以上，并受到三次以上表扬或一次以上矫正积极分子奖励的；受到记功表彰的，可以给予减刑”。南通市公安局根据该规定，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早在2007年初，就与社区矫正展开对接，中院审监庭与南通市崇川区社区矫正领导小组主动合作，深入矫正一线，与崇川区新城桥街道司法所建立了例会制度，通过矫正帮教、法制辅导，定期回访等工作机制，及时掌握矫正动态及个案情况，在呈报减刑前就掌握了减刑对象大量第一手资料。南通市中级法院通过对李锋的减刑材料审查后认为，执行机关提出的李锋确有悔改表现的事实属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最高院的有关司法解释，符合减刑条件，裁定对李锋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并相应缩减缓刑考验期八个月。

2007年9月8日，南通市崇川区社区矫正对象减刑宣告大会在市中级法院大法庭隆重召开，市中级法院周剑浩副院长公开宣告了对两名矫正积极分子的减刑。南通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陈斌同志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他充分肯定了矫正对象减刑的法律意义与社会意义，并要求以此为契机，充分发挥矫正减刑的示范、引导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打造南通社区矫正的新品牌，同时，要在法制的轨道上，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南通中院坚持以审判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为主题，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对矫正减刑工作提出“四个突出”原则，即：标准不低，突出质量；质量不减、突出效果；程序不缺、突出民意；工作不少、突出成效。通过前期调研、公开听证，集中审核，逐级研究，民主决策的五个工作机制，围绕矫正对象“与受害人的和谐，与社区的和谐，与司法机关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四个标准，依据最高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及《江苏省社区矫正对象考核奖惩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结合赃献赃物退赔、社区代表评议，原裁判法院、检察院意见及减刑对象的突出表现，依法给予矫正对象减刑和缩短缓刑考验期，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给出路的政策。

此次社区矫正对象减刑宣告大会，不仅对全市的矫正对象开展了一次深刻的正面教育，有效地推进了南通社区的矫正工作，还体现了“宽严相济，以人为本”的教育和刑罚相结合的执法新理念。

会后，李锋表示：将继续努力改造，减掉余刑，为和谐社会多作贡献。

缓刑思想汇报篇3

关于XX市社区矫治试点工作的调查报告

20xx年1月28日，xx市在三个区启动了社区矫治试点的第二阶段。当社区矫治作为一个概念对于大多数公众来说还很陌生的时候，谨慎而又精明、敏感而又睿智的xx人却以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把社区矫治从学者们的寂寞书斋里请到了自己的生活中。近日，记者对xx市开展社区矫治试点工作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在此前就社区矫治的有关问题就教于有关专家，以期对社区矫治有最基本的认识。　让我们一起走进xx，走进社区矫治。　（一）　早春的xx。午后的空气湿润而安详，让人感到平和而愉快。十五平方米左右的卧室内，一张干净利落的单人床上，半躺半坐着一个老人，他正在与一位中年女性进行着交谈，面带病容的脸上不时浮现出一丝笑意；二人夹杂着一些普通话和xx话对白，也让人感到平和而愉快。　这是xx市普陀区真如镇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周老师在走访矫治对象、保外就医人员夏某。　夏某，男，1936年生人，大学毕业，xx市某行政单位计划处原副处长，某工程指挥部原负责人，1995年因贪污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半，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因病于1998年12月被予以监外执行。　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去年底，在最先开展社区矫治试点工作的徐汇区斜土街道、普陀区曹杨街道、闸北区宝山街道共有104名像夏某这样的矫治对象，他们分布在三个街道的64个居委会中。　司法部社区矫正制度研究课题组牵头人、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所长郭建安介绍说，社区矫治，也可称社区矫正，是与监狱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经法院宣告缓刑和经法院裁定假释以及由监狱等部门予以监外执行的罪犯放在社区，由专门的国家机构，在机关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矫正其犯罪意识和恶习的刑罚执行活动。郭建安说，在当今国际社会的行刑活动中，社区矫治已成为发展较快的一个领域，它反映出整个刑罚制度由肉刑到监禁刑、再到非监禁刑的发展，而其最终将带动刑罚制度走向恢复性司法的理想阶段。仅就缓刑和假释两种行刑方式来讲，据20xx年的统计，社区矫治人数与监禁人数之比在加拿大为394．15％、在美国为236．10％、在日本为111．60％、在俄罗斯为81．01％；而在我国，由于观念和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从立法、司法到执行的各个环节严重依赖监禁刑，社区矫治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目前属于社区矫治范畴的刑种和行刑方式有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以及剥夺政治权利。郭建安认为，xx市的试点工作是一种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有积极意义的探索。　今年大年初一，斜土街道的敬老院里传来阵阵欢声笑语：斜土街道的30名矫治对象到敬老院为老人们服务来了。他们有的擦窗扫地、晒被子，有的陪老人聊天、给老人换衣服，有的在给老人理发，还有的在与老人对唱京剧……气氛融洽。在场的斜土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陈晓当即与敬老院签约：今后每月都组织矫治对象来敬老院服务两次。　为老人们服务，是试点街道对矫治对象实行劳动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遵守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在社区，矫治对象要遵守社区矫治办公室（或工作小组）制订的相关守则，要遵守外出请假制度；要定期参加社区矫治办公室组织的爱国主义、思想道德品质教育活动；要参加社区举办的各种职业技能培训班；而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种公益劳动，则成为矫治对象接受社区矫治的主要手段。　斜土街道制定了《斜土街道社区矫治义工（公益劳动）制度》，规定凡是符合劳动条件的矫治对象（保外就医者除外）每周必须参加不少于四个小时的义工劳动；凡是超过就业规定年龄的对象，可以自选义工点做力所能及的劳动，但须征得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认可，并有工作小组指派义工点人士负责记录《社区矫治义工劳动记录卡》；有固定职业或工作岗位的矫治对象，可根据自己时间岔开安排；凡矫治对象因有病或有急事无法按时参加义工劳动的，须提前一天请假，准假后另行安排时间补上；可连续计时，但须经社区矫治工作小组许可，采取月计、季清办法（每月不少于18小时，季不少于54小时），社区矫治小组工作人员将月中随访，季末汇总，列入奖罚考核内容。　实行义工劳动制度，促进了矫治对象与人沟通的能力，增强了他们的社会意识和责任意识，为其早日融入社会创造了条件。在试点街道，参加公益劳动已成为许多矫治对象的自觉行动。“我要用劳动的汗水洗刷自己的罪错。”曹杨街道的矫治对象白某这样说。　先期试点的三个街道的104名矫治对象至今无一人有重新犯罪记录，其中斜土街道的一名保外就医人员通过社区矫治还获得了假释。　（二）　依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缓刑、管制、假释、监外执行以及剥夺政治权利等非监禁刑均由公安机关执行，实际是由公安派出所来执行。但是，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是打击现行犯罪，同时还负责维护日常社会治安和担任安全保卫工作，任务已十分繁重。因此，在公安机关内部还没有建立起专门的执行机构和执行队伍以及执行人员，实践中对这类罪犯的考察往往很难进行。郭建安有如此看法。　从 关于XX市社区矫治试点工作的调查报告第2页

我国目前刑罚执行的实际出发，借鉴国际上较为完善的社区矫治执行机构设立模式，xx市在20xx年8月做出部署，试点街道要建立社区矫治工作小组，按适当比例配备社区矫治工作者，人员主要来源于市监狱局派出的干警和社区适合担当这项工作的同志。社区矫治工作小组是实施社区矫治工作的主体。有官员将xx市的这种社区矫治机构管理形式戏称为执行主体与工作主体的分离。　根据有关部署，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任务是：对社区内各类被判处缓刑、管制、剥夺政治权利以及假释、监外执行的各类对象进行管理和教育；负责掌握矫治对象的现实表现，定期进行访谈，组织各种公益活动，建立社区志愿者队伍，制作考核材料及相关的法律文书，协助有关单位解决社区矫治对象的实际困难等。而在每日的具体事务中，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工作则要繁琐得多了。　在许多试点街道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办公室里，记者都见到了对应每名矫治对象建立的《社区矫治工作记录簿》，详细记载着矫治对象的个人情况、家庭情况、接受刑罚情况以及个人专业特长等。社区矫治工作小组每月还要填写《社区矫治工作情况月报表》，按季填报《社区矫治人员基本情况统计表》；新接受一名矫治对象时，要向其发送一份《致社区矫治人员的公开信》；斜土街道还要送上一份市区主要场所的情况介绍以及乘车路线等等。而为了体现对矫治对象“思想上帮一把、生活上扶一把、工作上搀一把”的“三个一”工作原则，帮助矫治对象走出思想误区、调和家庭矛盾、解决生活困难、安排劳动就业则是矫治工作小组的“重头戏”。正如一位志愿者所认为的那样，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真正做到了“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　《劳动手册》在xx市是就业的“准入证”。20xx年8月获得假释从新疆回来的徐某，因找不到工作在家待了近一年，因为多了一张嘴而负担过重的妻子此时提出离婚。出于自尊和无奈，徐某几乎天天到居委会去找：我在监狱里还有工作可做，为什么回到社会上反而找不到工作了？就在这时，社区矫治工作小组开始工作了。小组人员在做好徐某妻子工作的同时，三番五次往返于区劳动就业保障部门做说服工作，并找到重庆市有关刑满假释解教人员享受社会保障的规定提供给他们做参考，终于为徐某拿到了《劳动手册》。目前徐某已在一家公司开始了工作。通过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大量工作，矫治对象李某不仅拿到了《劳动手册》，还得到了相应的生活保障金，现在正在办理退休手续。　监狱干警是社区矫治工作的重要力量。三个试点街道在工作初始就各配备了两名监狱干警。他们在街道提供的办公场所上班，从事社区矫治工作，但工资关系和人事关系均在原所属监狱。曹杨街道社区矫治办公室的曹光仪从1966年开始至今一直从事监狱管理工作，可以说经验丰富。他认为对罪犯来讲，“大墙内”的管理具有“刚性”，而在大墙外的社区矫治更强调的是“用人性化的理念进行理性化操作”。斜土街道的老王长得白白胖胖，慈眉善目。他也是一位监狱干警。“我们要为矫治对象解决实际问题，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会有亲和力。”不紧不慢、实实在在的几句话似乎印证了记者对他务实、诚恳的“第一印象”。　辅绍玉当过民兵营副营长，做过厂办主任，干过保安，20xx年在普陀区真如镇一居委会任治保、调解主任。20xx年12月16日至20xx年1月29日，参加首期社区矫治工作者培训班，考试合格，获得结业证书，现在真如镇社区矫治办公室工作。虽然刚刚从事社区矫治工作，但他对该项工作有很深刻的认识。“我会尽力的。”四十多岁的他说话时略显得有些羞涩。他属于社区矫治的社会工作者，属于“街道的人”。　77岁的陈惠珍女士离休前从事妇联工作，做过多年的行政工作，具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和热情，思想开放，善于接受新事物。面对矫治对象这一特殊的思想工作对象，她充满着激情。她与矫治对象陈某结成“一帮一”对子，经常与她聊天，不断开导她。在陈某因为丈夫提出离婚要求而对生活绝望、准备自杀的时候，是陈惠珍女士及时救了她，并使她战胜了自我的脆弱，开始了充满希望的新生活。陈惠珍女士是社区矫治工作的志愿者，她的工作没有任何报酬。　真如镇南大街居委会的女治保主任崔福美有一个硬壳笔记本，四边已被磨损，里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居委会辖区内矫治对象的日常情况。“能帮多少就帮多少。”这是一个厚道而热心的人。　有了无数人的热情和热心，社区矫治工作才能不断前行。　（三）　从xx市司法局的刘卫萍博士和张祖馥先生提供的大量材料和他们介绍的情况中，记者大致理出了xx市社区矫治工作从初始到现在的时间表：　20xx年初，xx市司法局提出：20xx年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积极探索社区矫治制度；　20xx年8月，xx市正式在本市普陀区曹杨街道、徐汇区斜土街道、闸北区宝山街道启动社区矫治试点工作；　20xx年12月，xx市司法局局长缪晓宝在相关会议上作题为《xx探索开展社区矫治工作的有益实践》的简要汇报；　20xx年1月28日，徐汇区召开社区矫治志愿者协会暨全面推进社区矫治工作动员大会，中共xx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志明出席会议并对徐汇、普陀、闸北三区全面推进社区矫治作了讲话；　20xx年1月29日，xx市第一批社区矫治工作者培训班结束，并举行结业典礼，市委政法委副书记陈旭、市委政法委副秘书长胡燕平、市司法局副局长史秋波、市监狱局副局长邰荀出席典礼并向学员颁发结业证书；有30名监狱管教干警、13名中小学教师和8名街道工作人员参加培训。　社区矫治工作在xx初具形态，从建章立制、健全机构到理顺关系、开展工作，仅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似乎有点儿“蓄谋已久”的味道。那么xx市当初在决定开展社区矫治试点工作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共xx市委政法委副秘书长胡燕平。　“xx的公安民警任务太重了。”胡燕平开门见山。他认为，当初决定开展社区矫治试点工作主要出于这几方面的考虑：一是xx市社会变化比较大，加强社会治安的动态管理刻不容缓，需要有一支专门的力量从事社区矫治工作；二是因为监狱是封闭型管理，集中、强制，罪犯处于一种被动状态，而社区矫治则强调对象的主观行为，是开放型管理；而最重要的是，社区矫治是维护社会稳定、减少和预防重新犯罪、建设政治文明的不可或缺的措施。　谈到今后的打算，胡燕平也很有想法。比如争取年底在全市全面推开社区矫治工作、尽快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治工作管理机构和有关协会组织、推动地方立法等等。说起前景，胡燕平很自信。　记者在调查采访过程中，也听到和了解到社区矫治工作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如何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扩大社区矫治的适用问题、如何改革我国现有刑罚制度问题、如何建立专门的非监禁刑罚执行队伍问题以及如何对现有五种社区矫治对象区别教育区别管理问题、如何把对矫治对象的行政奖励转化为司法奖励问题、外省籍罪犯如何处理问题等等。　问题的解决不在一朝一夕。“中国的社区矫治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993年就在《青少年犯罪问题》杂志上撰写《我国亟需建立专门的缓刑机构》一文来呼吁建立社区矫治制度的郭建安这样感慨道。　但正如提出“四联单”构想的中共xx市普陀区真如镇委员会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萧公茂认为的那样：社区矫治工作是地方党委政府与各有关部门以及人民群众的一项共同事业，需要我们大家来努力。　军人出身的xx市司法局副局长史秋波一再向记者强调报道要低调。“我们只是在做而已，”他说。“但历史就是做事的人写就的。”记者反驳道。　在结束此次调查的时候，记者只有这样的愿望：愿社区矫治早日从xx走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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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度搜索:关于xx市社区矫治试点工作的调查报告

缓刑思想汇报篇4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国家司法改革精神为指导，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国家现行法律框架内，探索、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罚执行制度。通过整合社会各方面资源，构建刑罚执行“社会化模式”。形成一个党政领导下的各方协同配合、科学有效的社区矫正工作运行机制；建立一支专业人员和群众力量相结合的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营造一个有利于社区矫正对象教育改造的良好氛围和环境。不断提高教育改造罪犯的质量，预防和减少犯罪，促进“平安石门”、“和谐石门”建设。

二、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主要包括下列5种罪犯：1．被判处管制的。2．被宣告缓刑的。3．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具体包括：（1）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2）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3）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4．被裁定假释的。5．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在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对于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应当作为重点对象，适用上述非监禁措施，实施社区矫正。

三、社区矫正部门职能

1、综治办负责落实上级有关社区矫正工作的政策和工作部署，履行社区矫正工作的协调、考核等职能。

2、司法所具体负责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组织社会力量，会同公安机关，对社区矫正对象组织开展学习教育、公益劳动，思想汇报、考核奖惩、监督考察等。

3、派出所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能，与司法所密切配合，做好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工作，依法处置违规、违法、违纪等情况的矫正对象。

4、结合本镇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优势，引导矫正对象积极向上，服从矫正，为矫正对象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创造条件、提供帮助。

四、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分准备、实施、规范运作、总结完善四个阶段，时间为天（月日——月日）

（一）准备阶段（月日——月日）

1、成立机构：（1）镇建立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由镇长任组长，党委副书记、党委委员综治办主任为副组长，镇综治办、司法所、共青团、妇联等职能部门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镇综治办主任为主任，司法助理员工为副主任。镇综治办、司法所人员及驻石门片民警为矫正办公室成员。（具体名单附后）（2）各驻、联村干部、村委主任、村治调员为相应的社区矫正工作的责任人。

2、落实人员、财物：镇设立社区矫正办公室和矫正宣告室、矫正谈话室、矫正对象集体学习室。按：的设立专职工作人员。长台派出所确定一名联络员。各行政村设立矫正志愿者队伍。逐步完善办公硬件和软件（电脑、打印机、牌子、印章、档案柜等各种办公用品，制定完善各类职责制度流程，规范制度上墙）。按规定标准落实矫正经费。

3、宣传发动：通过各种新闻媒体，采用多种渠道向本镇广大群众宣传社区矫正工作，发动和组织他们支持和参与矫正工作，并监督矫正对象的行为和表现。

4、调查摸底：对石门辖区内所有矫正对象进行排查摸底，掌握每个矫正对象的基本情况，做到村不漏户，户不漏人，并把摸底情况及时汇总市矫正办。

5、落实各项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工作内容和具体做法。

（二）实施阶段（月日——月日）

1、召开动员培训会议；

2、做好矫正对象交接工作：综治办、司法所、派出所等部门召开联席会议，核实矫正对象，协调交接事宜；由派出所负责做好矫正对象的一人一档工作，及时查漏补缺，完善资料，做到档案齐全，内容真实、完整，做好移交的准备工作；双方根据前期的准备工作情况确定集中举行矫正对象交接仪式。

3、针对犯罪类型、罪犯属性、身体状况、认罪态度等不同情况，分别建档立卡、制定个案。实行分类管理、区别教育，提高改造成效。

4、对每个矫正对象建立和实行“”措施，成立监管小组，由镇矫正小组成员、辖区民警、驻联村干部、村治调员和矫正对象的近亲属组成的监管小组。

5、开展矫正对象集中公益劳动基地建设。

（三）规范运作阶段（月日——月日）

1、制定完善各类日常管理制度（矫正对象报到、宣告、汇报、学习、劳动、请销假、会客、迁居、考核奖惩等管理制度）

2、组织矫正工作人员（含社会志愿者）进行业务知识培训；

3、解决走访矫正对象过程中发现的就业、就学、生活、维权等

4、组织矫正对象日常报到、思想汇报、学习教育、心理矫正、公益劳动和请销假、会客、迁居等监督（集中学习时间每月不少于次，公益劳动每月不少于个工作日，日常报到、思想汇报、上门走访一般一个月一次，每月开展一次考核评议。这些活动可集中，也可以社区为单位分片开展）。并把学习教育、劳动的态度、表现记入矫正对象的档案，作为矫正对象奖惩的总体评定内容。

5、按照《省社区矫正对象奖惩考核暂行办法》，抓好奖惩考核和通报。

（四）总结完善阶段（月日——月日）

1、总结工作中取得的经验，分析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向上级社区矫正机构汇报，完善社区矫正工作制度，建立长效循环工作机制，巩固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质量。

2、收集整理好资料，迎接市社区矫正机构检查验收。

五、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加强领导。开展社区矫正，做好非禁监刑罚的执行工作，有利于家庭邻里和睦、社会和谐和国家文明进步，对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镇各级党组织和社会团体都要参加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在镇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参与、协调、配合做好社区矫正工作。

（二）健全组织，落实责任。加强镇、工作片、村单位三级矫正组织建设，特别是落实相应矫正工作人员，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缓刑思想汇报篇5

【关键词】社区矫正 法律监督 完善法律与监督机制

近些年，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重视和运用。在刑事处罚的轻刑化和刑罚执行的社会化、非监禁化趋势的推动下，社区矫正逐步进入我国的司法领域。社区矫正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降低刑罚执行成本、提高刑罚执行效率的重要司法实践，是完善科学化、人性化的行刑方式，是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社区矫正是一项复杂的刑罚执行活动，因处于刑事诉讼活动的相对独立领域，可能存在权力滥用及懈怠问题，对其进行法律监督具有必要性、正当性。强化法律监督，需要转变理念，尝试柔性监督、参与式管理、情感型司法。

一、当前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不足

(一)观念滞后，宣传力度不够，群众认知度低。

社区矫正工作虽然从这项制度制定到试行，再到将制定《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进行规范，由于没有广泛向社会宣传与发动，只有监管、执法等部门掌握，社区百姓根本不了解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内容、目的、意义，不理解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工作性质、方式、方法，特别是在实行社区矫正之前就监外执行的罪犯，之前由派出所监管，交接到司法所后，监管方式、方法发生了变化，而他们的思想还没有转变过来，认为以前就这样也没有出事，现在搞这些东西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对社区矫正工作缺乏正确的认识，导致在社区矫正的实施过程中，很多群众不能接受这种刑罚执行模式，在生活中不愿意与矫正对象交流接触，疏远他们，隔离他们，给社区矫正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同时由于部分社区矫正工作者存在认知上的误区，导致社区矫正手段过于单一，措施可执行性差，难以发挥社区矫正的应有作用。

(二)社区矫正制度、内容不健全。

目前虽然社区矫正工作中规定了矫正对象的电话报到、会客、思想汇报、谈话教育、学习培训、季度评审鉴定、公益劳动、请销假制度等一系列相配套的制度, 基本涵盖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部内容，但这些制度落实起来缺乏切实可行的操作性，具体实施中受场地、经费、人员等因素制约，一些制度向集中学习培训，谈话教育、参加公益劳动、矫正对象的请销假等制度开展存在困难，社区矫正的主要工作只表现在矫正对象的接收、电话或书面思想汇报、签定协议书、谈话教育及走访调查等形式上的基本的监控，而无法实现较高矫正水平的“教育”和“矫正”矫正内容规定太笼统、可操作性太差。同时，部分矫正对象因为生计外出学习、外出务工、经商，流动性大，无固定场所，无法参加集中学习和公益性劳动，每次的电话汇报，完全是凭矫正对象自己的认识，对矫正对象所汇报的内容，司法所不可能每次都去核实，社区矫正部门又不能实施跟踪矫正，很有可能使这一部分人成为放任脱管的状态，失去了对矫正对象的制约和监管，致使部分社区服刑人员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也就难免有些矫正措施和制度形同虚设,达不到实际效果 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严重破坏了刑罚执行的严肃性，这种状况也给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责带来很大难度。

(三)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不足，无经费保障机制，影响社区矫正工作的有效开展。

1.专职人员严重缺乏。社区矫正工作具体负责实施的主体是基层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对象的日常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和考核奖惩等工作的是乡、镇司法所，而司法所现行的管理体制是司法局和乡镇（街道）双重管理模式，司法所工作人员除了要完成繁重的包括社区矫正工作在内的司法行政职能，同时还要参与乡镇的中心工作，方方面面都要顾及，最多的乡镇只有3人，大部分乡镇，只有1人，而且还都是兼职，矫正对象从接收到报到登记、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和考核奖惩等工作流程一环紧扣一环，要完成如此系统而复杂的社区矫正工作，司法所工作人员普遍感到力不从心。自开始社区矫正工作以来，新的刑法实施以后，经法院判决被宣告缓刑罪犯会越来越多、缓刑期限 会越来越长，按目前对矫正对象的接收速度来看，在不增加人员的情况下，如仅靠司法所的1至2个人，即使不履行司法所的其他几项职能，也很难将社区矫正工作做好，更谈不上矫正的效果和质量了，司法所工作人员将无法承受如此繁重的工作压力，导致社区矫正有些制度和内容流于形式，做虚而不实的工作。

2.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缺乏无保障。社区矫正涉及多方面的工作，需要一定的经费予以保障，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在对矫正对象走访和审前社会调查等活动时所产生的交通费用，以及在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学习、培训时的资料费，和矫正对象联系产生的通信费用等这些工作都因为资金的缺乏而成了负担。有的时候费用都是由社区工作人员自己埋单，导致社区工作人中对这项工作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尽力所为，缺乏工作的创新，制约了矫正工作的有序开展。

3.办公场所设施简陋。由于社区矫正经费投入有限，配套设施跟不上，开展社区矫正活动的学习、活动、培训没有场所，导致社区矫正工作只是简单停留在转接材料、建立矫正档案等表面工作上，乡镇有专门的办公室和相应的办公设施很少，没有活动学习的场所，还有的和乡镇的其它综治部门共用一个办公室，这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社区矫正工作向制度化，深层次的发展。

（四）社区矫正执法主体和工作主体分离，导致职责不明。

根据《刑法》的规定，被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由公安机关负责执行和监督，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管制、缓刑、假释做出了“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的重要规定。社区矫正工作主体依法对管制犯、缓刑犯、假释犯实施监管的具体职责是什么，如何监管，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监管监外执行罪犯工作是基层公安机关任务重要工作内容，在社区矫正立法细则出台之前将公安机关负责的五类监外执行罪犯中的其中三类移交司法所进行双重监管，势必出现权责不清的现象，并且大大增加了司法成本。

（五）矫正对象合法权益保障乏力，监督观念陈旧。

社区矫正的实施容易导致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和社会控制网络的扩张。当前检察机关中，由于重刑观念或无明确法律依据，或人员配备、经验不足等原因，未能及时对侵犯矫正对象合法权利的现象进行监督纠正的情况仍时有发生。社区矫正中，矫正对象合法权利容易被执行机关所忽视，有时甚至对这些合法权利不依法定程序而予以侵犯或剥夺，但由于矫正对象合法权益救济程序缺失或渠道不畅，往往得不到及时合理的救济。社区矫正中普遍采用的公益劳动、日常奖惩等矫正措施，直接涉及矫正对象的实体性权益，往往由矫正机构和社区矫正人员操作，缺乏必要的制约，得不到社区矫正对象的认同，影响矫正工作的权威性，有待于从法律制度上予以规范和强化。

二、加强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一)加大宣传力度，努力提高社会力量的参与度。

社区矫正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参与，要积极通过新闻媒体、宣传单等多种途径，加大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正面宣传，向人民大众进行宣传有关社区矫正工作的性质、内容、目的和意义发放宣传资料，改变群众传统观念和思想，争取群众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消除群众对社区矫正对象担忧和不安的心理，以便使社区群众、社会团体组织进一步认识了解社区矫正工作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具有的重要作用，扩大社会影响面，增强社会影响力，争取社会各界的认同和支持，进而主动关心、支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大力营造社区矫正的良好氛围。

（二）建立健全矫正制度，规范矫正内容，改进矫正方式，丰富教育矫正手段。

一是重视教育矫正，通过多种教育形式，引导矫正对象熟悉法律法规、掌握政策形势、知晓道德规范、掌握行为准则，使其在思想上真诚反思悔过，行动上老实服刑认罪。二是重视心理矫正。根据矫正对象心理需求，结合其犯罪历史、犯罪原因、心理类型、心理特点、现实表现等制定心理矫正个体方案，研究心理矫正执行预案，实施心理矫正。三是社会公益劳动矫正。根据矫正对象年龄和身体状况，灵活采取多种公益劳动形式；根据矫正对象职业状况，具体确定公益劳动时间、程度和方式；根据矫正对象技能状况，合理安排公益劳动性质、类型和强度。四是制度矫正。根据服刑情况，建立和完善登记、走访，考勤、参加公益劳动、思想汇报、以及问责、考核评议、联系会议，思想教育等制度，以保证矫正的效果和质量。

（三）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建设，有效地整合矫正工作力量，保障经费投入，确保社区矫正工作有效开展。

要对社区矫正工作者开展经常性的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法律政策水平、专业知识和从事矫正工作的能力。要充实和加强基层司法所队伍，切实增加司法所专职工作人员，统一服装，挂牌上岗、持证上岗。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乡镇切实建立以司法所具体实施，派出所等相关部门密切配合，村委会（社区）为骨干，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自愿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无偿服务的社区矫正志愿者为补充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网络。乡镇应聘用和配备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负责做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教育、档案资料的收集管理等日常工作。在村委会（社区）组织调解主任、民兵连长等具有一定法律政策水平的社区矫正志愿者，对矫正对象实行跟踪监督管理和情况收集反馈等相关工作，要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应当进行必要的指导，使他们具有能够履行相应职责的能力。要切实保障经费投入，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经费、行政运行经费、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等纳入财政预算，并真正落到实处。加大对社区矫正工作者培训力度，建立高素质的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社区矫正第一线工作人员的素质必须得到切实保证。

（四）尽快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相应的法律、法规，完善监督工作机制，确保社区矫正质量。

1.社区矫正工作写入刑法后，对社区矫正的法律性质、适用范围、监督管理措施、保障体系、以及对社区矫正的机构设置、矫正的内容、矫正的程序、各部门的权力义务、法律责任等都要有明确而详细的规定，还需进一步完善行刑机构设置，明确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刑罚执行主体的资格，赋予其全面行使刑罚执行权的职责和权力，还要赋予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必要的行政强制执行权， 社区矫正的工作对象是罪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也是一种执法行为，作为具体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司法所工作人员，应当着制式服装、持证上岗，对矫正对象脱管、漏管或违法对抗时，可以行使必要的强制管理手段，才能彰显法律的严肃性，也才更有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有效开展。

2.建立健全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的日常管理机制，制订社区矫正监督考评体系，确保社区矫正工作依法规范运行。要严格执行《实施办法》，及时解决社区矫正监督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矫正对象及其亲属的申诉、控告和举报依法受理、开展调查并及时答复。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工作档案和台帐，完善强化日常法律监督的基础平台。对社区服刑人员的脱管、漏管、重新犯罪的情形，采用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等方式予以纠正，并注意查处其背后隐藏的职务犯罪。注重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缓刑思想汇报篇6

偷了两棵桂花树，罪耶？非耶？

城市发展，必然需要大量园林花木，浏阳离长沙不远，在这里承包一块山地，栽种园林花木，肯定大有市场。长沙市雨花区的袁志强很有经济头脑，他来到浏阳，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商机。这块山地原来就选好了，价钱也基本谈妥，袁志强今天的任务，是签订承包协议。事情办得非常顺利，当天下午，袁志强与浏阳市当地村民唐宁山的手握到了一起，他们签订了承包协议，袁志强承包了唐宁山的一块山地，准备用这块山地栽植桂花树等林木。

做好承包山地前期工作之后，袁志强把林木的栽植事宜全部委托给赵军奇，他则当起了甩手掌柜。时间就这样优哉游哉地过着，恍然间便到了2009年。这六七年里，经过赵军奇的精心打理，袁志强承包的这块山坡郁郁葱葱，一派生机，尤其是山上栽的桂花树长势喜人，一到8月，桂花飘香，沁人心脾。这几年来，长沙城市发展高速前进，园林花木的行情也一路看涨，袁志强从中获得了不少利益。就拿这桂花树来说吧，市场上是按胸径估价的，胸径20至30厘米的树，它的价值不是以千元，而是以万元来计算。这么一算，那一株株的桂花树简直就是一棵棵摇钱树。

看着这一山林木，有人心动了，打起了歪主意。动了歪心思的，不是别人，正是山地的发包人唐宁山。唐宁山见袁志强赚得盆满钵满，心里很不是滋味。2009年9月，唐宁山与本村朱昭辉喝酒时发起了牢骚，提议挖两棵桂花树卖掉。唐宁山的提议得到朱昭辉的响应，两人一拍即合。不久之后的一天，趁着林木无人看管，唐宁山和朱昭辉携带锄头等工具，对早已瞄好的两棵桂花树下了手。

偷来的两棵桂花树，唐宁山和朱昭辉很快出手，每人分得了数额不菲的一笔钱，心里都喜滋滋的。然而，这快乐的心情没能持续多久便被烦恼替代，因为，有人告诉他们，桂花树被盗后，赵军奇到派出所报了案。

听说赵军奇报了案，唐宁山和朱昭辉心里如同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挖树的时候，他们没有遮遮掩掩，而是堂而皇之地进行的。何况，要连根刨两棵胸径不小的桂花树，也不可能没有一点动静，要把这两棵桂花树运走卖掉，更不可能避人耳目。因此，警察只要顺藤摸瓜，不用费多大的工夫就能找到他们。本来，在农村，谁家的责任山丢了一两棵树，那是经常的事，山主一般也就是骂几句，骂完之后了事，很少有报案的，因此，在商量挖树的时候，两人没想那么多。现在听说赵军奇报了案，唐宁山和朱昭辉才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怎么办？是坐在家里等着警察上门，还是主动地想想办法，唐宁山和朱昭辉一番商量后，选择了后者。

10万元买来免罪承诺

2009年9月中旬，唐宁山和朱昭辉找到当地村民徐锋，由他当中间人，与赵军奇沟通协商。二人表示愿意赔偿袁志强的经济损失，但是有一个条件，袁志强要谅解他们，放弃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徐锋爽快地答应了唐宁山的要求，随即拨通了赵军奇的电话。

接了徐锋的电话，听说“偷树贼”主动找上门，还表示愿意赔偿损失，赵军奇很是高兴。在中间人徐锋的提议下，赵军奇、唐宁山和朱昭辉很快坐到了一起，平等自愿地协商赔偿事宜。唐宁山、朱昭辉愿意赔，对于赵军奇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一个愿意赔偿，一个接受赔偿，协商的关键就只有一点――赔偿的数额。

唐宁山和朱昭辉当然希望赔偿越少越好，赵军奇呢，正好相反，赔偿款是多多益善。赵军奇知道，唐宁山等二人上门协商，证明他们怕坐牢，说明协商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由于把握住了对方的心理，在这场博弈中，赵军奇始终占据着优势。最终，唐宁山和朱昭辉答应赔偿10万元，赵军奇将情况告知袁志强后，表达了袁志强的意思，同意这个赔偿数额，并承诺不再追究唐宁山和朱昭辉的一切责任。

第二天，唐宁山遵守诺言，将10万元现金通过银行汇到了袁志强账户上。亲眼见到唐宁山汇款后，赵军奇打下收条：“今收到××乡××村村民唐宁山赔偿两棵桂花树款项共计拾万元整。”唐宁山看了收条后，又要赵军奇在收条上特别注明“通过双方协商，达成和解，我方保证不再就此事追究唐宁山方一切责任，此事到此结清”。随后，唐宁山把收条收好，在他看来，袁志强、赵军奇的口头承诺已经变成了白纸黑字，这不仅仅是一份收条，而是他和朱昭辉的“免罪符”，有了它，他们将逃过刑事处罚。

然而，这“免罪符”似乎没有发生什么作用，由于赵军奇此前已经报案，公安机关的动作并没有因为他们达成了协议而停顿下来。公安民警多次上门，虽然没有采取拘留逮捕措施，唐宁山和朱昭辉还是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两人屡屡催促赵军奇、袁志强履行免罪承诺。赵军奇和袁志强并没有闲着，2009年10月中旬的一天，赵军奇来到镇派出所作证，主动作出不追究唐宁山和朱昭辉责任的意思表示。同月底，袁志强亲自来到镇公安派出所，再一次央求公安机关对唐宁山和朱昭辉宽大处理。

兜里揣着受害人放弃追究一切责任的“免罪符”，受害人还先后两次到派出所为他们求情，公安机关会放他们一马吗？

公安机关只是将这一切记录在案，随后把案卷移送检察院，检察院则以唐宁山和朱昭辉涉嫌盗窃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请求追究唐宁山和朱昭辉的刑事责任。2009年12月，浏阳市人民法院认定唐宁山和朱昭辉的行为构成盗窃罪，考虑到案发后主动投案，并赔偿失主的损失，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以盗窃罪判处唐宁山有期徒刑两年，宣告缓刑两年，并处罚金1万元；判处朱昭辉有期徒刑一年零九个月，宣告缓刑两年，并处罚金1万元。

免刑不免罪，10万退不退？

缓刑思想汇报篇7

内容提要: 总体而言，我国各级法院参与社区矫正目前正处于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探索阶段，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撑，尚没有形成较为系统、完善的法律理论体系和符合中国国情的运行模式。据此，本文旨在结合现代司法理念和人类社会刑罚观念的进化，探讨人民法院在我国社区矫正中的法律定位，并就社区矫正法的框架进行较深层次的立法思考，这无疑是极有裨益的。 本篇论文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对社区矫正及各国刑罚实践中的相关情况进行概述；其次，通过对我国法院在社区矫正制度的适用现状及有关数据对此，定性及定量的分析，分析我国目前社区矫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其三，从现代司法改革及刑罚理论发展角度，研析人民法院在社区矫正及其司法过程中的法律定位。最后，根据法院在社区矫正中法律定位、职能、作用，结合我国现有社会、经济、政治、法治发展水平，就社区矫正法的法律构建提出立法建议。

当前，社区矫正作为我国刑罚量刑、行刑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成为推进我国司法改革进程中的热点之一。2003年9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全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目前已在北京、上海、江苏等6省、市的城市社区及有条件的农村乡镇相继推开。

社区矫正刑作为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其系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1。

一、社区矫正：体现现代司法理念的刑罚改革

现代刑罚理论认为，刑罚目的在于报应和预防的辩证统一2。

报应是指罚当其罪，罪刑相适应，通过剥夺犯罪分子的财产、自由乃至生命来抵其罪恶。预防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一般预防通过对犯罪分子惩罚来教育社会上不稳定分子；特殊预防通过对犯罪分子教育改造消除其再犯能力与倾向。刑事处罚政策有两方面内容：刑罚政策与非刑罚政策（包括保安处分），前者通过利用刑罚手段达到预防犯罪目的，后者通过利用非刑罚手段预防犯罪目的3。刑罚种类轻缓化、处罚的轻刑化、刑罚教育改造社会化，使适应现代司法理念的社区矫正，由此应运而生。

1、社区矫正制度辩析

笔者认为：社区矫正刑是让符合一定条件的罪犯以服刑者身份进入社会。基于这样的判断，从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刑罚理论追根溯源，均可依稀寻觅其各自的法律影踪。其中：一是英美法系刑罚理论之社会复归理论。所谓的社会复归，也可称之为矫正（correction）或是“改正”（reformation）。此种理论主张：“处罚”（punish）被定罪的犯罪人，以给其适当的“处遇”（treatment），其目的是为了使其再社会化并重返社会，希望犯罪人被改正之后将不想也不需要再度犯罪4。在此理论之下，可以这样认为：也许不能称呼为“处罚”（punishment），因为其并不主张给予犯罪人刑罚之苦痛，而是强调要使犯罪人将来能有更好与更愉快的生活。二是大陆法系刑罚理论之保安处分制度。18世纪末，德国学者克莱因在《保安处分的理论》中认为，“刑罚具有按现实的犯罪程序而定的确切内容，而保安处分则具有以行为者的犯罪危险性为基准而科处的不定期内容”5，但均应由法官宣告；在受刑人执行刑罚后，如认为尚有改善或隔离的必要，可予以保安处分。随着保安处分二元论向一元论的过渡，保安处分也作为“刑”的内容之一，具体的保安处分措施有：保护观察、少年保护、收容矫正、善行保证、禁止从业等。保安处分旨在通过对特定的犯罪人和危险分子的教育感化，改变其恶性，使其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从而达到预防、减少以至消灭犯罪。

从现代司法理念角度看，真正意义上的社区矫正刑，产生于上世纪中叶的欧美国家，并且已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法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被广泛使用。在我国，社区矫正对象目前仅适用于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和刑满释放后继续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五种罪犯。

2、社区矫正刑的法理基础

社区矫正（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s），也被称为社区处遇，是相对于传统的机构式（institutional treatment）而言的一种新兴的罪犯处遇方式。为适应现代司法理念的发展、变化，刑罚理论从传统的报应刑观念加以更新或改变，倡导教育矫正罪犯的新观念，使罪犯改恶从善成为新人是最高的人道主义，是一种有效的、彻底的社会防卫方法6。

基于现代司法理念，社区矫正刑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尊重矫治对象作为人的生存价值，实行文明管理并给予相应的人文关怀，维护其应当享有的各项法定权利7。矫治对象又是正在接受刑罚执行的罪犯，要参加相应的改造活动。所不同的是，其接受刑罚处罚的环境是在社区而不是在监狱。因此，具体执行方法有别于监狱环境，更有利于罪犯由监狱人向社会人的过渡，使其尽早融入社会，获得新生。两者互相结合，共同作用于罪犯的改造工作。

基于现代司法理念，社区矫正刑同样也体现了刑罚行刑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在现代刑事司法理念中，刑事制裁被认为是迫不得已的极端手段。刑罚种类的轻缓化、处罚的轻刑化和开放化是刑法发展的进一步表现及必然结果，如果说以自由刑取代肉体刑是刑罚执行方式的第一次飞跃，那么社区矫正制度又向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迈出了一大步，实现了刑罚方式由监禁刑向非监禁刑为主的第二次飞跃。

能矫正的罪犯应当予以矫正，不能矫正的罪犯应使其不致再危害社会8。随着刑罚理念从古代肉刑、死刑为中心转向现代以自由刑、罚金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由此反映出整个刑罚制度由肉刑到监禁刑再到非监禁刑的发展趋势；刑罚社会化、轻刑化、人性化的现代司法理念进一步传播。刑罚目的由惩罚报应逐渐向教育矫正转变，社区矫正在世界各国刑罚实践中所占比例日益增大。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重刑意义思想影响以及连续多年的严打势态，致使很长历史时期对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同时由于在社区监督、管理机制上的不健全和措施不落实等因素，致使各级法院对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控制较紧，导致我国的社区矫正进展缓慢。有鉴于此，对人民法院在社区矫正中的司法定位及社区矫正立法进行研究探讨，其价值体现在：一是有助于根据我国司法改革的总体要求，不断总结人民法院同刑事犯罪作斗争的经验，借鉴世界各国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做法，积极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罚制度；二是有助于人民法院严格适用刑法、刑诉法等现有法律，依法充分使用非监禁刑罚措施和减刑、假释等鼓励罪犯改造、自新的刑罚执行措施，推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三是有助于探索并积极推进社区矫正立法，为实现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化、法制化打下基础。

3、社区矫正刑的法律价值

社区矫正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保全社会。其并不把眼光放在既定的犯罪事实上，而是着眼于改造罪犯，预防犯罪，它把人的人身危险性放在首位，但也不忽视犯罪事实，是从宏观上总体考察犯罪及再犯罪的危险9。人们逐渐地认为，社区矫正可作刑罚之补充、代替并选择适用。在肯定刑罚不可替代作用的同时，执行社区矫正，更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罪犯的矫治。从尝试引入社会矫正并开展广泛试点，中国刑罚制度拉开了从监禁刑到非监禁刑发展的序幕。

一方面，社区矫正有益于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罚制度，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按照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对非监禁刑罪犯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刑罚的顺利实施，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另一方面，社区矫正有益于对不需要、不适宜监禁或者继续监禁的罪犯有针对性地实施社会化的矫正，充分利用社会各方力量，提高教育改造质量，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维护社会的稳定。

笔者同时感到：社区矫正的开展有益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使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两种行刑方式相辅相成，增强刑罚效能，降低行刑成本。正如西方近代刑法理论的奠基人贝卡利亚指出的，刑罚必须通过及时性、肯定性和对称性发挥心理威胁作用，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10。罪犯被监禁在监狱中，与社会分离开来，其职业、家庭关系等受到监禁的困扰，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等也容易受到一起服刑的其他犯罪人的负面影响。现实中许多大案、要案、特别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都是“二进宫”或“三进宫”者所为。无疑，社区矫正将是有效缓解监狱压力的重要途径。另有统计资料显示，上海2002年8月以来先期试点的三条街道的104名矫治对象，至今无一人有重新犯罪的记录，其中斜土街道的一名保外就医人员通过社区矫正还获得了假释11。因此社区矫正有利于监狱集中资源矫正那些只有在监禁条件下才可能改造的犯罪分子，又可以有针对性地对不需要监禁的罪犯在社区中实施社会化教育，还可防止严重犯罪分子与其他犯罪之间的交叉感染，以提高对所有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

还有一方面，刑罚当包含教育、矫正罪犯的目的12。社区矫正的开展有益于通过社会化改造方式，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解决在就业、生活、法律、心理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利于他们顺利适应社会生活，使其悔过自新，弃恶从善，成为守法公民。

二、社区矫正刑：当前影响法院适用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社区矫正作为现代刑罚改革的方向，在各国刑罚实践中所占的比例日益增大，其强大的生命力已显端倪，这种社会化、人性化的非监禁方式加速了罪犯的再社会化过程，达到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推进社会矫正工作的酝酿而生，顺应了现代司法理念和现代非监禁刑的潮流。然而，当前影响法院适用社区矫正刑的现状不容乐观：

1、法院对缓刑、假释适用偏低。国外对于缓刑、假释的适用十分普遍，据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统计数字显示：2000年，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罪犯适用缓刑和假释的比例达到全部被判处刑罚者的70%以上，其中加拿大为79.76%、澳大利亚为77.48%、新加坡76.15%、法国72.63%、美国70.25%，就是适用率比较低的韩国和俄罗斯也分别有45.90%、44.48%的人被适用缓刑或者假释。统计资料表明13：我国从1999年到2001年被判处缓刑者，仅占各年各级法院判决刑罚罪犯总数的15%左右，而且各地适用标准差异很大，有些法院适用缓刑数量很少，还有一些基本不使用缓刑这种刑罚方法。而假释作为缓解自由刑负面影响的一项重要刑罚变更措施，在我国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假释率从1996年到2000年，一直在2%左右，其中1997年最高，也仅为2.9%，2000年最低，假释率仅有1.63%。

2、法院对可以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管制和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情况不容乐观。管制刑作为我国刑罚体系中唯一的限制自由刑，对于加大矫正力度有着积极意义。但目前司法实践中，实际判处管制刑为数甚少，从1999年到2001年，法院每年对1.23%左右的罪犯判处管制；监外执行的适用也是大体如此，适用监外执行罪犯2001年仅占服刑人犯总数的1.13%14；与此对照，西方国家包括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在内社区矫正适用较为广泛。例如1990年美国监狱在押犯罪额100万，而在社区进行矫正的罪犯却高达300万，其比例大致为1：315，而日本目前有3/5的罪犯在保护观察官司的监督下接受矫正处遇措施16。

3、影响法院对社区矫正刑适用的主要因素：笔者感到既有理念上的也有制度层面上的。包括司法理念、司法适用、立法滞后三重因素的制约。

首先，现行司法制度及适用上的因素。由于刑法条文中可适用社区矫正刑罚比例较低，导致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过窄。应当看到，刑罚的社会化已经成为现代司法理念及刑法改革中的一种基本走势，刑罚的这一发展趋向，同样符合我国刑法民主化和社会进步的现实需要。为此，有必要对我国现行刑罚制度进行改造。应当重视对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小、客观危害程序不大的犯罪行为，广泛适用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各种惩戒措施。应在立法中扩大适应社区矫正需要的管制、免刑、罚金刑等适用范围，从而建立起以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并重为主，以生命刑为例外的新型刑罚体系17，落实职能监督和社会帮教，使其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其他手段一起相互作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犯罪防范系统，使我国刑罚朝着更加开放、平稳和民主的方向发展，全面发挥其惩治、教育、改造罪犯的功能。其次，假释、缓刑适用条件，程序规定较为苛刻，也是司法实践中法院较少适用的重要作用。在我国，假释制度是对刑罚执行一段时间后确有悔改表现的罪犯的一种奖励，只有对满足特定条件的服刑人员方可予以假释。而欧美等国家的假释是一种必要假释，凡是服满一定刑期的罪犯，只要没有剥夺假释的情形，即可按规定获得假释。因此，假释是罪犯服刑期间的一种权利，而并非服刑期间的一种奖励。这成为我国假释制度无法很好适用的一大原因。对于缓刑而言，刑法规定适用于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拘役，作为社区矫正主要适用对象之一，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缓刑适用情况不尽理想。如前所述，比例还很低。对此，应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对过失犯、未成年犯、偶犯、初犯、老年犯等身体或者人身危险性较小的罪犯，应在审判量刑过程中尽可能予以缓刑。

其次，从司法理念上分析原因。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刑罚重刑主义影响较深，也是导致非监禁措施较少得到判决和适用。如何在惩罚与罪行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相当重要的18。长期以来，我国作为一个有着司法重刑传统的国度，“善恶报应”、“杀一儆百”的传统思想在社会生活中根深蒂固，监狱行刑在我国的刑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从犯罪预防和惩治的角度看，刑罚较重与经济犯罪率的高低，并非绝对地反比，这也使人们重刑之于刑事犯罪的遏制力产生了怀疑。事实上，因为刑事犯罪形成的原因日趋复杂，从而在一定程序上削弱了刑罚因有的威慑效应，企图依靠纯粹加重刑罚的方法去控制犯罪，已成为脱离实际的幻想，应当消除刑罚轻重与犯罪率高低有必然联系的片面化思想19。在法院司法审判中较广泛地适用管制、缓刑、免刑和假释制度，扩大社区矫正适用范围。

再者，社区矫正立法滞后也是影响法院对其适用因素之一。由于社区矫正法尚未出台，对罪犯进行矫正缺乏行之有效的机构和制度保障。西方社区矫正制度除了包括缓刑、假释、特殊情况下监外执行等刑罚变更执行方法外，还包括社区服务令、保护观察、半监禁、周末监禁、辅导处分、家内服刑等作为短期自由刑替代措施的刑罚种类，以及配套完善的矫正体系。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实行20。而目前我国刑法、刑诉法中对有关非监禁刑罚执行的内容规定得十分原则，可操作性不强，相比西方社区矫正的实践，矫正工作的效果尚不明显，社区矫正运行效率尚不流畅，导致法院难以扩大社区矫正刑的适用范围。

三、法院在社区矫正刑罚中的司法定位

刑罚的司法环节包涵定罪、量刑、行刑三个组成部分。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可阐释为：人民法院在审理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和判处管制、单处剥夺政治权利等非监禁刑案件以及判处有期徒刑、拘役、宣告缓刑的案件中，坚持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充分运用刑罚及非刑罚的处罚方法，并配合社区矫正组织从事教育转化工作，以达到预防犯罪和减少犯罪，实现维护社会稳定目的的活动。由此可以凸显人民法院在社区矫正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笔者认为，为改变社区矫正在当前法院司法过程中的现状，确立社区矫正在整个刑罚体系中的作用，在法院司法层次上扩大应用，从而进一步拓展社区矫正措施的适用范围，丰富现代司法理念下行刑社会化、人性化的刑罚体系，更加体现出社区矫正教育刑思想，有必要对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给予明确的司法定位。并以此为参照系，对人民法院在社区矫正中的地位、职能、作用在以下三个方面予以改进、提升及法律衡平。

1、法院参与社区矫正是纵跨量刑与行刑的刑事司法。

现阶段，我国社区矫正是由法院以刑事判决和刑事裁定的形式作出。因此可以认为，社区矫正是一项基于刑事法律进行的司法行为。社区矫正适用范围上包含缓刑、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假释、监外执行等等。我国法学界部分学者认为，缓刑等是在刑罚量定基础上，对其执法的确定，在逻辑上应将其归之于行刑制度21。 对此，笔者感到：法院参与社区矫正中涉及的缓刑、管制、监外执行等，包括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外的社区矫正项目如电子临控、家中监禁、社区服务等也会成为我国社区矫正的内容。一是法院在对以上社区矫正的对象审判过程中，包含如何适用刑罚和如何执行刑罚两项实体内容。前项属于量刑过程中问题，后项内容显然属于行刑的领域；二是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和刑满释放人员、违法青少年安置帮教及人民调解工作等有着本质不同，此种法院刑事司法活动，包含对罪犯的惩罚和监督功能；基于以上两方面判断，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应当是纵跨量刑与行刑的刑事司法。

2、法院参与社区矫正是对特定罪犯进行的刑事司法。

各级法院判处并移送社区矫正的罪犯，包含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暂予监外执行、裁定假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服刑的罪犯。同时对于罪行较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特定罪犯，也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措施。例如：2003年4月8日，上海市徐汇区法院刑事判决尝试新做法，实际参与街道改造罪犯的相关工作22。徐汇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两年前盗窃邻居财物的刚满18岁的被告人张某，由于其有自首情节，检察院建议对其判处拘役并处罚金和宣告缓刑的刑事处罚。与以往不同的是，在法庭的审判区内，出现了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席位。被告人所在社区的两位矫正工作人员向法庭出示了被告人综合情况的详细调查，并建议法庭宣判被告人缓刑。与此同时，被告人也在法庭上诚恳地表示，如果法院能够判处他缓刑，他将认真接受社区矫正，被告人最后还在《自愿接受社区矫正承诺书》上签字。合议庭听取了控、辩双方的意见后，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建议给予了充分的考虑，最后宣判：判处被告人拘役三个月，宣告缓刑三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这一案件的审结，标志着上海市法院正式参与社区矫正这种新型罪犯改造制度，同时意味着被告人将在社区矫正工作者的监督下在社区矫正服刑。到2003年8月，该市像张某这样接受“社区矫正”的服刑者已经有104名，这种社区矫正模式已推广到整个上海市。以上不难发现，法院参与社区矫正正是对前述特定罪犯进行的刑事司法。

3、社区矫正是法院积极参与并发挥重要作用的社区刑事司法。社区矫正除了应履行法院刑事司法的惩罚和改造功能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提供对罪犯的帮助和服务。因此，社区矫正的执法活动在社区。在确定刑罚权行使的合理限度时，应当兼顾社会公正性（有罪必罚、罚当其罪）和社会功利性（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双重标准23。就法院判决的社区矫正对象而言，对这些特定的罪犯与在监狱中服刑的罪犯相比，主要有两方面不同：一是对社区矫正罪犯惩罚力度有较大的减弱。二是对其改造和矫正的难度有所增强。对监狱中服刑罪犯，需要强迫其劳动改造。有严格的纪律约束，进行严格的考核奖惩，严格限制人身自由；而在社区中的罪犯，只是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督，让其定期向社区矫正机构汇报情况。限制其一定的活动区域，罪犯相对来说比较自由，正是因为他们有相对的自由，为了避免其重新犯罪，因此需要司法机关加大对他们的改造和矫正的力度。

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24。为此，各级法院应充分运用非监禁刑刑罚措施、缓刑考验制度、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和减刑、假释等鼓励罪犯改造自新的刑罚执行措施。一方面在法院审理案件时，加强审判庭审教育，调处钝化矛盾，促使罪犯认罪服法，真诚悔过，为其回归社会接受社区矫正打下基础；二是法院应充分利用审判资源，积极配合社区矫正组织对矫正对象进行法制教育，定期回访考察，适当辅之监管令、社区服务令、训戒、责令具结悔过等非刑罚的处罚手段，将人民法院在社会帮教、综合治理工作中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纳入社区矫正中；三是着力于法院审判“两个延伸”，配合社区矫正组织对非监禁罪犯进行教育转化，提高教育改造质量，预防犯罪、减少重新犯罪。

四、从法院视角：社区矫正法之法律构建

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25。为改变社区矫正适用现状，确立社区矫正在整个刑罚体系中的作用，有必要转变司法观念，在立法、司法层次扩大适用。同时建议仿照国外的刑罚替代措施，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社区服务令、保护观察等制度，进一步扩大社区矫正措施的适用范围，丰富刑罚体系，更加体现出教育刑思想。

立法是司法的前提，司法是立法的保障。

我国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虽然在实践中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在立法上还缺乏有力的保障。因此，结合法院参与社区矫正的实际，笔者认为亟需从立法上作相应的制定和完善，以期实现人民法院在社区矫正中司法理念的更新、法律制度的构建。

一、法院在社区矫正中的司法理念更新及法律制度构建之一

1、改革现有刑罚制度，扩大法院对管制刑的适用。建议在社区矫正立法出台之前，先行扩大法院判决管制刑的适用比例，对现行刑法进行个别调整，明确规定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院都可以选择适用管制刑，以适应开展社区矫正的紧迫需要。毋庸讳言，相对于对“犯罪的打击”26，刑罚方法是一种适用最为方便的手段，然而它又是代价最为昂贵的手段。在现代司法改革过程中，刑罚种类轻缓化、处罚的轻刑化、开放化正在成为刑罚制度发展趋势。基于此，法院司法实践中，审判人员有必要适应这一变化，改变管制刑适用偏少的状况，对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轻刑罪犯，适用具有中国刑事司法特色的管制刑罚。

2、修改法院对缓刑、假释的适用条件，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在各级法院依法惩处严重刑事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确保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建议：一是适当放宽缓刑条件中有期徒刑的上限标准。目前刑法规定可以适用缓刑的对象范围过窄，法院判处缓刑比例与其他国家相比而言偏低。司法实践中，法院判处五年及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占了相当大比例。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在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法院工作报告中：1998年至2002年，全国法院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占总数的25%27。从中可以看出75%罪犯在五年以下，都应属于轻刑范围。因此，笔者建议适用缓刑可修改为“被判处拘役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这样缓刑适用范围将明显扩大。二是适当缩短假释条件中无实际执行的期限。对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可考虑缩短为“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三分之一以上。”对因杀人、爆炸、抢劫、、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以及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鉴于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可以考虑对这些罪犯规定较为严格的假释条件。

3、限制短期自由刑，放宽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在西方国家，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早已引起人们的关注，并为此采取了许多限制措施。在我国短期自由刑一般是指拘役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由于短刑犯存在心理波动大、狱中易互相感染、人身危险性恶化、服刑改造质量不高等状况，已经引起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的重视。司法部曾对11个省19个劳改单位7365名三年以下短刑犯情况进行专题调查28。调研结果表明，短刑犯重新犯罪率高达14.84%。为此，建议对符合条件又没有社会危险性的短期自由刑罪犯，放宽监外执行条件，除法定的罪犯患有严重疾病等情形外，建议对未成年犯、过失犯及老弱病残犯等扩大适用监外执行。采取社区矫正方式，调动社会力量对其进行监督和教育改造。

4、设置青少年罪犯矫正法律条款。我国目前有18岁以下未成年人3.67亿，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2004年5月10日，总书记在全国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努力做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工作，要切实加强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方面的立法工作，加大执法力度，逐步形成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完备的法律保障体系，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29。面对我国青少年犯罪比例较高的状况，未来的社区矫正立法应对此予以高度关注。为预防少年犯罪，深入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最高法院正筹备在上海、南京、哈尔滨等地设立少年法院，对少年审判机制进行探索30。因此各级法院应在预防、控制少年犯罪的基础上，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状况及心理、生理特点和法律保护的特殊要求，适用少年犯罪审判非刑事化、非监禁化、轻刑化的国际社会通行的处置方式。建议：一是注重审判与教育并重，庭审中父母等监护人和社区、学校、帮教人员参加，做到寓教于审。二是准确适用刑法，尽可能少判处监禁刑，多采用缓刑、管制、免刑的刑事处罚，注重审判工作的延伸。三是让违法少年在社区特定的环境中接受矫正，通过人民法院等司法部门共同努力，促使少年犯悔过自新，重新做人。

二、法院在社区矫正司法理念更新及法律制度的构建之二

1、发展我国现有刑罚制度，增设社区服务刑。建议在刑法中增设“社区服务刑”，并作为一种主刑。社区服务刑可定义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犯罪人无偿地在一定时间内从事社区内的公益劳动或者为社区成员提供特殊服务的一种刑罚方式，并在条件成熟时取代现行的管制刑罚。在此可借鉴英国的社区服务制度，该国在1973年《刑事家庭权力法》中创立“社区服务”刑种，即法官可以判令罪行较轻的被告人进行无偿的社区工作，弥补因其罪行给社会和个人造成的损害。规定社区服务主要适用于16岁以上且所犯罪行可处监禁的罪犯，但法官充分考虑罪犯的犯罪性质和个人特征，认为其无须剥夺自由和较高程度的监管，并可积极配合、履行所命令的工作，在征得被告本人同意后，就可以对其适用31。依照英国的法律规定，判处社区服务的时间最少是40个小时，最多为240个小时，被判处社区服务的罪犯每周至少要有5-2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时间。社区服务的种类包括不同的劳动项目，如房屋装修、道路维修、木器加工、清洁公共卫生甚至去学校粉刷墙壁。到社区参加服务的罪犯必须遵守社区服务的时间，如果他们不准时到社区服务点去服务，第一次，社区服务的管理监督人员提出警告；第二次，则要提出严肃批评；第三次，他们将被送回法院，重新判决入狱。以上有益做法可供我国制定社区矫正立法时借鉴。从而使我国刑罚结构更为合理、科学。

2、专设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在将来制定社区矫正法时，建议考虑设置社区矫正局，负责社区矫正执行工作的管理。上海、北京等地的社区矫正的开展，充分印证社区矫正专门机构的必要性。如2003年北京在东城区、房山区和密云县的47个街道、乡镇全面展开罪犯“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纳入社区矫正的罪犯均为具有北京市正式户口、长期居住在试点区（县）的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暂予监外执行、裁定假释、刑满释放后继续剥夺政治权利的非监禁刑的罪犯。在社区进行矫正期间，这些罪犯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社区矫正组织规定的汇报、请销假、迁居等制度，并通过定期接受谈话、专家心理咨询、社会帮教、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等多种形式的改造，改正自己恶习、认罪服法32。目前，继上海之后，社区矫正试点已在北京、天津、江苏、浙江相继推开。因此社区矫正立法时，建议城市街道和农村乡镇设专人执行社区矫正，负责接受矫正人员的教育、管理、考察和监督工作，并建立由专业人员和社会志愿者参加的社区矫正队伍，吸纳法律、教育、心理学等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热心公益事业的志愿人员，协助矫正机关共同教育、管理、考察、监督社区服刑人员。

3、明确社区矫正的司法管辖。社区矫正制度的实行，须以社区条件作为基础，在政治、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和有条件的乡镇，已具备了良好的实行社区矫正制度的社区条件，因此接受社区矫正人员居住地作为管辖所在地；而在一些相对落后的地区或偏远的农村，短时间内尚不具备实行社区矫正制定的社区条件。因此，对于在具备社区矫正实行条件地区犯罪的外来人员，建议以实际居住地管辖方式，对矫正服刑人员实行监督、教育、矫正。

4、改革并重构法院现行假释制度。根据现行法律，假释决定权由人民法院行使，但假释权从本质上看并不属于审判权，因为假释权并不改变原判决，而只是刑罚执行方式的变更。目前法院进行假释公开听证等形式，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不尽合理的现状。而当今许多国家采取建立相对独立的假释委员会来行使假释决定权，以此来保证假释的公正和效率。笔者建议，将来的社区矫正立法中采取这种模式作为我国假释决定体制改革的方向。在假释委员会成员的组成上，由司法部门、社区矫正机构人员及教育人士、医学人士和社区代表参加。从而体现假释的专业性、开放性，实现假释的合理化、社会化。

结 语

开展社区矫正刑罚，有利于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罚制度，有利于提高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预防和减少犯罪，促进社会长治久安，也有利于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以上意义来讲，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任重而道远。

注：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载《法制时报》2003年7月11日。

2 陈兴良著：《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00页。

3 高铭暄 赵秉志主编：《21世纪刑法学新问题研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页。

4 [台湾]吴景芳著：《刑罚与量刑》，发表于《法律适用》杂志，2004年第2期，第9页。

5 木村龟二主编：《刑法学词典》（中译本），上海翻译公司1991年版，第465页。

6 甘雨沛、杨春洗、张文主编：《犯罪与刑罚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700页。

7 丁亚秋著：《社区矫正实施意义及缓刑适用相关法律问题研究》，2003年7月发表于《法治论丛》第18卷第4期，第3页。

8 李斯特著 徐久生译：《德国刑法教科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9 北京大学《刑事法学要论》编辑组《刑事法学要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页。

10 强世功著：《犯罪及其刑罚—兼评（贝卡利亚及其刑法思想）》，发表于《法律科学》杂志1993年第2期。

11 王磊著：《社区矫正的中国试验》，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版，第14页。

12 北京大学《刑事法学要论》编辑组、刑事法学要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89页。

13 司法部社区矫正制度研究课题组：《改革和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之研究(上)》，发表于《中国司法》杂志，2003年第5期，第4页。

14 司法部社区矫正制度研究课题组：《改革和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之研究(上)》，发表于《中国司法》杂志，2003年第5期，第4页。

15 陈文、陈瑞华、苗先明主编：《中国刑事司法制度与改革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第456页。

16 林遐著：《日本罪犯社区处遇制度》，发表于《犯罪与改造研究》杂志，2002年第7期第35页。

17 游伟主编：《刑事改革与刑事司法新课题》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18 林茂荣 杨士隆著：《犯罪矫正原理与实务》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4年版。

19 游伟主编：《刑事改革与刑事司法新课题》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20 沈宗灵著：《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8页。

21 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52页。

22上海《青年报》，《上海市 徐汇区法院刑事判决尝试新做法 实际参与街道改造罪犯的相关工作》，发表于2003年4月10日，该报5版。

23 陈兴良著：《论刑罚权及其限制》，发表于《中外法官》杂志，1994年第1期，第27页。

24 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中译本)华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

25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71页。

26 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页。

27 肖扬:《最高人民法院报告》，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3年2月12日。

28 张文、陈瑞华、苗生明主编：《中国刑事司法制度与改革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446页。

29 全国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讲话，发表于《人民日报》，2004年5月11日。

30 肖扬《最高人民法院报告》，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4年3月11日。

31 李斌著：《关于引入社区矫正制度的一点思考》，发表于《刑事法律?磐?罚?003年10月2日。

缓刑思想汇报篇8

一、司法所在工作过程中与其他客体互动中的角色困境

社区矫治工作的开展是在党委、政府和政法委的领导下，通过建立领导小组的形式，赋与司法行政机关执行主体的身份去落实，司法行政机关要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治试点工作，并且联合公安机关搞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组织协调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和帮助工作。然而这些工作并非司法所单独便能完成的，以下笔者主要对司法所与其他客体间的联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

(一)工作主体和执法主体

“公安机关是法律主体，司法机关是工作主体”。司法所作为社区矫治的工作主体，没有执法权，而依法享有执法权的公安机关，却不直接负责矫正工作。因此在具体工作中，司法机关在行使职权时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和强制措施的保障，而作为执法主体的公安机关却又常因不了解具体情况而无法及时有效行使职权，因此常常导致司法所社区矫治工作主体的作用无法正常发挥。例如淳化司法所目前对在册的25名对象的管理中，他们的直接管理者是所在社区的司法所，司法所需要对他们进行定期的思想检查、工作了解等日常监管，主要包括日常定期的电话汇报、一月一结的思想汇报、日常工作状况汇报和生活状况汇报甚至GPRS对象定点督察等，而面临这样的矫治服刑人员，司法所只能通过公安机关对其进行有效处理，自身的威慑力很小。因此往往延误了有序的执法进程。

(二)司法所与上级主管部门

司法所作为司法行政机关的次级单位，要受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监督、管理和考核，然而作为社区矫治工作第一线的司法所却时常面临上级机关给与的过重压力，影响甚至束缚了司法所矫治工作的开展。而在淳化司法所实际的工作开展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问题的所在:

1．指标忽略个别差异。上级司法部门对于司法所的工作有一定指标要求，例如，对矫正对象的再次犯罪率指标江宁区司法局有固定的人口比例要求，而对于本身人口就少的淳化社区而言，这种比例下再次犯罪人口几乎为零，一旦有再次犯罪发生即未达标。

2．问责对象单一。在现行的考核制度下主要的问责对象是司法所及其工作人员，而很少考虑到违规服刑人员的因素，矫正人员的素质和服刑情况是不确定的，以这种不确定因素考核司法所的工作能力，难免会有失公平。

(三)司法所与矫治对象

司法所与矫治对象之间应当是合理有序的管理与被管理、监督与被监督、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然而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矫治对象常对社区矫治工作存在抵触心理。淳化司法所目前在开展矫治工作中时常碰上这样的情况，服刑对象不愿意参加司法所组织的集中学习和义工活动，并且抵触司法所工作人员的家访甚至拒绝到司法所进行定期的司法汇报。

二、试谈解决司法所目前困境的对策

(一)明确社区矫治工作的主体地位，创建统一的社区矫治管理机构

政府立法、依法统一为司法行政部门赋予对社区矫治的管辖权。在此前提下，建立从司法部到地方司法所的社区矫治机构体系，赋予司法所法定执行权力，使得司法所能够直接对服刑对象的抗“矫”行为进行处理。独立高效地完成一系列处理工作，提升社区矫治工作效率。

(二)建立合理、透明、高效的管理体制

针对目前社区矫治工作的部署和管理工作中指标高、考核严、问责对象单一的问题，建立健全合理、透明、高效的管理体制是迫在眉睫的。

(三)提高社区矫治工作者的职业素质，注重专业知识的培训和深化

目前大部分矫治工作者实际的专业水平程度并不高，因此在开展工作中并不能真正体现矫治社会工作的内涵和其注重服刑对象将来发展的工作前提。

(四)确立社区矫治工作的重要性，增加专业工作者队伍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