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8 02:34:54
小镇内溪水潺潺，古色古香，典雅质朴的街面上店铺林立，各色地方小吃应有尽有，刀剑、头饰、项链各种饰物五花八门，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来往的顾客更是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我匆匆浏览过古镇概貌后，就一头扎进一家店面最大，人流最多的饰物店，这看看，那瞧瞧，最终买下了一条手链。正当我出门时，一位约摸五、六岁的小女孩，引起了我的好奇，她身边没有大人的伴随，独自跑到了店门口，看看摊上的剑，又摸摸旁边的棍，最终对一把红色的蕾丝小伞爱不释手。她一遍一遍抚摸着小伞，眼里流露出了喜爱。
这时，一位身材矮小，白发苍苍的老人步履蹒跚地走了过来，拽了一下小女孩的衣袖，示意她快走，原来是小女孩的奶奶。可小女孩此时已经对手中的小伞无法舍弃，老人径自离去，小女孩怀里抱着小伞去追老人，挡在她前面，恳求说“奶奶，我想要这个，你给我买下来，好不好吗？”然后一脸期待地等待着答复，时间在那一刻似乎静止了，看看老人的表情，我为小女孩的请求捏了一把汗，果然，女孩的恳求遭到了生硬的回绝。
太阳炙烤着人心。老人不再驻足，而小女孩将小伞紧紧抱在怀里，再次小跑着追赶老人，还不时举起手中的伞，一而再，再而三地恳求：“奶奶，奶奶，我想要！”老人也曾几次回头，面无表情。她俩离店铺越来越远，店家没有察觉，一脸冷漠的老人转身看看，突然笑了起来，对小女孩喊：“快，快点，快点走！”
1、行为习惯养成教育之一：讲卫生、爱劳动
2、“安全教育宣传周”活动（交通安全知识测试）
3、庆祝教师节活动（“我心目中的好老师”征文）
4、开展“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主题班会）
5、“小手拉大手，文明向前走”主题教育活动之一：道德讲堂
6、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系列活动（走进老年公寓、中秋经典诵读）
7、评比校园十大卫生标兵
8、“学法普法”先进（示范）学校创建工作
十月份：爱国主义教育月
1、行为习惯养成教育之二：升好旗、唱好歌、做好操
2、开展“我们的节日•国庆”系列活动（读书征文、主题班会、歌咏比赛、书画比赛）
3、开展热爱学校教育（“我为学校添光彩”演讲、评选校园最美教室）
4、“小手拉大手，文明向前走”主题教育活动之二：文明志愿者服务活动
5、观看爱国主义影片
6、大课间活动评比
7、家长学校活动（家长会、家长委员会共话文明座谈会）
十一月：诚信教育与安全教育月
1、行为习惯养成教育之三：走好路、惜公物
2、珍爱生命教育（走进消防特勤中队、逃生演练）
3、“小手拉大手，文明向前走”主题教育活动之三：“文明安全行”活动——走进城南城管中队
4、心理健康教育（讲座）
5、学习经验大家谈（手拉手助学帮困活动）
十二月：爱心教育与法制教育
1、行为习惯养成教育之四：吃好饭、惜粮食
2、感恩教育（小手拉大手—亲子体验训练活动、感恩征文）
3、细节决定成败（主题班会）
4、开展“爱老师、爱同学、爱校园”活动（以“爱”为主题征文）
5、庆元旦文艺汇演
6、法制教育讲座（告别不文明行为、远离犯罪）
7、“小手拉大手，文明向前走”主题教育活动之四：“跳蚤市场”爱心义卖活动
一月：勤奋励志教育与自我评价
1、行为习惯养成教育之五：讲诚信、惜名誉
2、励志教育（励志故事大家讲）
3、开展学生自我评价活动
关键词：召唤 不确定性 手 象征
舍伍德·安德森作为上一世纪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他的小说开创了美国小说史上全新的局面，从小说主题到小说形式都提供了一种新的样式。对他的小说也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分析评论。本文拟从沃尔夫冈·伊瑟尔的“召唤结构”理论来探析小说《手》中的不确定性如何召唤读者进入进行解读进而完成审美体验。
文学区别于其他体裁写作形式的一大特点在于它具有召唤性，文学本文中充斥着大量“不确定性”和“空白”从而激发读者的想象力调动读者的积极性对其进行解读重构。这种诱导机制便称为“召唤结构”
《手》作为《小城畸人》中的开篇同其它故事一样，在结构方面看似松散，没有小说传统意义上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没有时间逻辑性，而是选取了人生的“片断”，将它们组合在了一起完成了叙事。这种打破传统的叙事结构非但没有使读者阅读起来索然寡味，反而在小说中不断留下空白，牢牢抓住了读者的眼光，激励读者不断解读，不断验证。
故事开篇场景：“一块种了苜蓿却只生出浓密的黄色芥草来的田地”边便是主人公——“一个胖胖的小老头”——的家，他在自己的木屋半朽走廊上“往来蹀躞”，田边公路上一辆满载采完浆果的少男少女的马车驶过，他们“骚然大笑大叫”，称呼主人公为“飞翼比德尔鲍姆”。读到此处，读者不可避免会在脑海中勾勒比德尔鲍姆所谓“飞翼”的形象：他是插着翅膀，还是行动飞快？读者对主人公的期待视野初步建立，渴望在下文中得到验证。然而，作者似乎没有要立刻解密此诨名由来的打算。而是转而叙述他同乔治·威拉德（贯穿《小城畸人》的中心人物）的关系。
在温士堡，只有这名报社记者是同他接近的，只要乔治·威拉德在身边，他就如鱼得水，“原来低沉而颤抖的声音，变得尖锐而响亮了；弯曲的身体也挺直了。”读者不禁又要奇怪，两人年龄相差悬殊，何以威拉德能给予他这样的“力量”。然而作者依然没有做任何解释，把这一不确定性留给了读者，转而谈到比德尔鲍姆的手，也揭开了“飞翼”的来历。
原来他“双手无休止的动作，像是被囚的鸟的双翼的飞动”。读者在前文中的迷惑得到了解答，但是紧接着作者向读者抛出了另一处召唤：比德尔鲍姆这双手似乎非比寻常，他总是试图把这双手藏起来，同时“又惊奇地望着旁人的手”。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双手，这后面到底隐藏了怎样的秘密，读者再次得到激励开始揣测，并渴望在下文中得到印证。不过作者还是像前文一样不愿意这么快的揭开“手”的秘密，而是接着讲述起比德尔鲍姆同乔治·威拉德见面的一些情况，其中也穿插着很大一部分对于这双“手的”描述。
比德尔鲍姆同乔治·威拉德说话时总是握紧双拳并且要找到木板、栅栏，墙壁之类的砰砰猛击；并且这双手似乎对于采摘草莓很在行。乔治·威拉德也对这双手充满好奇，几次想问都没能脱口而出，同时读者的好奇心也逐渐被吊到顶峰。就在一次乔治·威拉德快要说出口的时候却被比德尔鲍姆的大声倾诉给打断了。读者不得不被钓着胃口转而跟随比德尔鲍姆的声音进入了“他的世界”。就在“飞翼”诉说完离开后，乔治·威拉德决定不问他那双手的事，因为他觉得他一定有什么委屈事，读到这里读者对于手的秘密似乎进了一步，但谜底之门却又砰然关闭。就在读者似乎觉得解密无望，作者却笔锋一转，对“手的故事略作探究”。
时间回溯，场景转换。作者描述起原名叫阿道夫·迈耶斯的比德尔保姆在宾夕法尼亚当教师的往事。他是天生的良师，他的语调柔和充满，“他的手伸来伸去”抚摸着孩子们的肩膀、头发，把“梦送进孩子们的心灵”。然而一个“鲁钝愚昧”的孩子夜里“梦见了羞于启齿的情景，白天又信口说了出去”整个小城为之震怒，将他捆绑毒打，最后驱逐出城。最后他只能改名换姓，怯生生地活着并竭力隐藏起这双手，虽然他始终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至此，关于比德尔鲍姆的谜底全部解开，然而这最后的解密如一剂强心针使读者久久不能释怀萦绕其中。
该小说除了结构上的特点能不断召唤读者进入进行解读，在修辞格方面也对读者发出了盛情邀请。尤其是象征的使用，这“是本文与读者交流的最佳方式之一，象征产生的不确定的意义需要读者进行想象”。
作为本篇小说的题目“手”这一意象，在文章中反复出现达30次之多，它的意义自然也不是从一而终的，正因为“手”的意义的不断转化才使它充满了不确定性，从而不断刺激着读者的想象力，并调动读者的积极性对其进行深层次的解读。“手”这一人体重要器官，在文字出现之前是承担人类彼此交流的重要工具，即便是在今天，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依靠手势的表达依然能传情达意。在比德尔鲍姆还是阿道夫·迈耶斯时，他的手抚过少年的肩膀、头发，在读者看来那象征着教师对学生最纯粹的希望的表达然而却被人曲解。“不许你伸出手来碰别人！”从此，比德尔鲍姆的双手一出现便成为过街喊打的老鼠，他不得不隐藏起双手，“手”的意义发生了改变成为了屈辱的象征。除此之外手的动作又是他内心性格的外在表现。当采浆果的少男少女向他喊道让他梳梳头发，虽然他前额没有一丝发绺，他却下意识的摸摸额头，那是敏感的象征。当他同乔治·威拉德说话使他又握紧拳头不断敲击墙壁或栅栏，手成为他宣泄情感的标志。文中还有一段来描述他的手具有非凡的采草莓的能力，并用了非常生动的对比。这本该是手工劳动美的象征文中却描述到这双手使他在外人眼里本就畸形的个性更加畸形，似乎使手的象征性一下从美丽变成了畸形，这不得不使读者驻足思考作者的真实意图。手的象征意义的颠覆性转变总是出现在人们的误解中，如果手代表着原始的手工劳动，那么机械化生产的到来改变了手的功用，也改变了人的价值观念，原本再自然不过的事却由于机械大工业生产的入侵遭到了扭曲，那些处于工业文明末段的生活在小乡镇的人们似乎正在被这场革命所抛弃，他们无所适从不知怎样才能融入这个新社会，比德尔鲍姆不正是其中的代表吗？
通过以上解读不难看出作者如何赋予《手》以独具匠心的召唤结构。正是由于这一召唤的存在，才赋予了这篇小说迷人的魅力，使之不断被读者解读。
参考文献：
[1]所有原文中的引用均出自舍伍德·安德森，《小城畸人》，吴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2]穆杨，“安德森《手》的符号界解读”，《外国文学》，2007，2，P69。
[3]徐英，“独具匠心的读者召唤结构——《野草在歌唱》的叙事策略探析”，江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7。
[4]Iser，Wolfgang.The Implied Reader，New York：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关键词】康拉德；“黑暗的心”；象征
【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20-0246-01
《黑暗的心》被誉为本世纪最深刻有力的一部中篇小说，这篇小说是作者康拉德根据自己1890年的刚果之行所创作的，具有很强的自传性质。“黑暗的心”采用了一语双关的手法，表面上，它讲述的是一次神秘梦幻的非洲之旅，但实际上它又象征探索人性本身的心灵之旅。这也正是有人把题目翻译成“黑暗的中心”的缘故：“中心”既可以指具体地点的中心，也可以指抽象概念的中心。在康拉德的小说中，象征是一种整体性的文学观念，一种把握世界的方法，表达了个人独特的心理体验，隐秘的内心世界和深藏在表象世界之后的“纯粹本质”。由于象征对象的复杂、多变以及内涵的不确定性，就使得他的象征语言在意义上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模糊、暗示、多重复合和再造的特征。本文试对该小说中象征手法的意义及几个重要意象的象征意义做一些分析。
一、具体意象的象征意义
作为小说的题目，“黑暗的心”是该小说的主要意象。康拉德赋予它丰富的意蕴，定下统领全书的悲剧性的氛围，同时又具有直观的画面感，可做多方位、多层次的解读。心可以指非洲的轮廓像心脏，黑暗则指这里的居民为黑人；心也可以指库尔兹的贸易站位于非洲的腹部，相应的黑暗则指这里终日为茂密的丛林遮蔽，难见天日；心还可以指作者想要触及的是人的内心世界，即人的灵魂与良心。它是唤起了马洛的良知与内省的心，也是以库尔兹为代表的欧洲殖民者在失去道德的约束后堕落而变得贪婪、残酷的心。在这里，人心的黑暗暴露无遗。欧洲殖民者在这块大陆上明抢暗偷，巧取豪夺，建立了一个黑暗的人间地狱。黑暗的心的另外一重喻意指象征人性深处的黑暗、蒙昧和邪恶。小说开头时，一群海员在泰晤士河的船上听马洛讲故事，此时天色“一片灰暗……一团愁云死死地笼罩着人世间”。故事的结尾也同样是在阴暗的背景中完成的。“远处的海面上横亘着一块乌云，这条通向世界尽头的大河，在黑云笼罩的天穹下，阴沉沉地流动着，仿佛要流入那无限黑暗的心脏深处。”正如泰晤士河连接着刚果河、连接着全世界所有的江河湖海，马洛、库尔兹等人也连接着全人类。也就是说，世界上任何人在本质上和小说里的人物是相通的，都存在库尔兹在蛮荒状态中不能求得身份认同后所产生的身份危机使人性中潜在的“兽性的本能”、“恶魔般的激情”一发不可收地暴露了出来。这种恶属于弗洛依德的“伊德”。所以马洛对库尔兹的寻求，表面上是对现实世界的猎奇，实质上是对内心世界的探微，是发现人内心的黑暗世界的历程。故事发生在尚未开化的神秘的非洲腹地，在没有传统的道德与法律约束的蛮荒之地，人们的贪欲与人性中恶的一面极度膨胀，在偏见的催化作用下，在这个昏暗的非洲丛林中上演了一出令人不寒而栗的悲剧。因而，黑暗的心象征着未开化的非洲腹地，象征着堕落和迷惘的心灵，也象征着西方文明的堕落。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尽管研究的角度、侧重点可能会不同，但是该小说的确蕴含着挖掘不尽的丰富含义。
二、文本上的象征意义
除了整体的意义十分丰富以外，作者在小说的细节上也使用了大量的象征手法。在传统小说中，细节意象一般不承载总体象征意蕴。但在《黑暗的心》中，康拉德描写的每一个细节都有了神奇的生命力，承担了与小说主题相一致的深刻的象征内容。首先有颜色和光线方面的象征，小说里有许多关于颜色的描写，其中以作为对比色的黑与白出现得最多，有其独特的象征含义。“格雷夫森特上空的一片黑暗”，“两个女人一个劲儿的打着黑绒线”，“莽莽丛林几乎一片漆黑”等表现了现实生活的沉闷和压抑，但康拉德并没有用与此对应的白色来表达光明，而是作了一种反衬。白人会计“雪白的领口、雪白的裤子和白白的大手”，这副道貌岸然的外表后面却是贪婪和冷漠，是更加黑暗的现实。小说中对光线的描写烘托出很强的象征效果，也映衬着小说要表达的主旨，即“黑暗”。如小说开始，“白昼在一阵安详的宁静和美的辉光中逐渐逝去，落日西沉了。船上的灯光在海港的航道上移动――大片往来奔波的熙熙攘攘的灯火这里的灯光不是指给他们指明航道的灯，而是暗指那个不知名的叙述者“我”对人类和文明前途的忧虑、困惑和迷茫，折射着一种关切。还有小说两处出现的光线――火炬和蜡烛所发出的光均具有象征意义。它们在此不是指的具体物质上的实实在在的灯，为人们照明的灯，而是给灵魂指路的象征性升华，是主张平等、坚持正义、审判罪恶的希望之光。其次还有对人物和场景的静态描写：布鲁塞尔有“又窄又荒凉的街道”，“每分钟都变得更为阴沉”，这里有穿着“黑衣的女看门人”，“她们结的黑绒线好像是用来做一条温暖的遮尸布”；在非洲，马洛看到的是“腐烂的机器”、“生锈的铁轨”；库尔兹的脑袋“秃得让你过目不忘”，“像个象牙球一般，荒野曾经亲切地抚摸过它”。有对人物动作的描写：库尔兹咧开大嘴，“好像他要吞掉整个天空，整个大地和他面前所有的人”象征着贪婪；他从马洛的汽船上逃回丛林时，“他用手脚爬行”象征着兽性等等。
总之，《黑暗的心》中的象征手法是鲜明而突兀的它对小说主题的反映和深化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它为作品增添了一层亦真亦幻、扑朔迷离的色彩，在朦胧中显现出作者的主观意向。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缺乏文学修养的读者好比聋子，他听不到美神的歌声，因为他不能领会作家所使用的透视方法。所以我们阅读《黑暗的心》时绝不能浅尝辄止、走马观花，而要钻进去、沉下去，否则就难以捕捉、吃透其意义，领略其意蕴。恰如作者借听马洛讲故事的一个水手之口所表明的看法：“一个故事的含义，并不像果仁一样藏在外壳之中，而是在故事本身之外，围在故事的外层，让故事像白热的光所放的辉雾一般显现出它的含意来，那情景倒有点像人们在月夜的微光之下，偶尔看到一种雾蒙蒙的月晕。
参考文献
[1]黄雨石.黑暗的心[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版），2002
[2]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3]吴亮，章平，宗仁发.象征主义小说[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
[关键词]黑暗；反省；象征意义
科波拉是属于20世纪70年代的导演，他完成了美国电影史上最震撼人心的作品，至今无人能够超越。拍摄于1979年的影片《现代启示录》，堪称越战电影中的扛鼎之作。越南战争是美国立国两百多年来参与的第二大战争，投入规模仅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但若论伤痕之深、痛苦之切、对美国社会影响之巨，犹在二战之上。对这场战争的描述不管是从记录、商业还是反思的角度，都频频出现在大屏幕上。相比于其他的越战电影，《现代启示录》的象征意义已经超越了对越战的反思，电影所要表现的核心在于通过象征手法实现自我的反省，特别是对于西方文明的反省。
一、“黑暗的心”
《现代启示录》是根据《黑暗的心》改编而来的一部电影。《黑暗的心》是英国著名作家约瑟夫・康拉德1902年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被公认为康拉德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小说通过叙述主人公马洛奉命去非洲大陆寻找被莽莽丛林、奔腾的大河和野蛮的黑人们所困的白人库尔兹的故事，揭示了19世纪末欧洲白人深入非洲大陆的探险活动，表现了作者对人类文明价值以及人性这一深刻主题的思考。
马洛作为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故事的见证者与叙述者。在经历非洲之旅的整个过程中，他目睹了西方“光明使者”给非洲带来的并不是文明的传播而是满目的疮痍，逐渐认识了殖民主义制度的本质并对其意义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在对库尔兹不断探寻与了解的过程中，逐渐在内心显像出一个失去道德约束而变得邪恶的灵魂，经历了一次发现自我与救赎自我的心灵历程。而电影《现代启示录》正是借鉴了这样一个故事架构，只不过将事件放在了战火中的越南，于是刚果河变成了湄公河，非洲丛林变成了东南亚热带雨林，但重要的是故事的内核没有变。坐在一条小船上，无论是最原始的独木舟，还是有机械辅助的柴油船，人的灵魂仿佛一叶孤舟，伴随着一望无际的沼泽、摇摆在风中的尸体和隆隆的炮火，向黑暗的心灵深处驶去。在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中，战争已不仅是荒诞的，而且也是一条心灵疯癫的不归路，这与《黑暗的心》对人类心灵最深处黑暗主题意义的探索是一致的。
二、威拉德与柯兹
剧中威拉德与柯兹两个人物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在威拉德寻找柯兹之初，他是把对方当作一个传奇式的英雄来对待的，但寻找途中不断闪现的意象越来越构成了一个趋向黑暗和恶的象征系统。柯兹“恐怖!”的最后惊叹，并不是惊叹亚洲热带丛林的可怕，而是针对标榜着文明人类(包括他自己)内心黑暗的可怕。而在这一意象系统中，威拉德所追寻的另一种希望也演变成对人性黑暗的再认识。
解读《现代启示录》不能忽略故事的讲述者威拉德。从表层上看，威拉德代表着一位服从的军人，代表着美国军方对柯兹进行的审判。但正像《黑暗的心》中的马洛一样，他同样是一位“思考周密、最富于理解力的男人”，他的所见所述与思考探索，是暗合康拉德与科波拉价值探索的回声，同样也是我们遭遇历史与事实的揭秘窥镜。威拉德寻访柯兹的航行，是一个发现真实、探索自我的过程。他审视这黑暗，道德上遭受到了巨大震撼，看到善恶斗争的巨大代价和不可避免的悲剧，以及人的本我的巨大力量和道德约束的无力。威拉德探寻柯兹的冒险之旅，象征着披挂在野蛮身上的文明外衣的层层剥离，同样是对人类本恶淋漓尽致的勾勒。现代文明与人性中的这种恶由于文明的掩饰、抑制和麻痹有时隐而不现，一旦回到原始的丛林中便显出它的真面目来。这也就是康拉德所谓的“黑暗”。
柯兹是威拉德内心深处的另一个自我。从表面上看，柯兹出身于西点军校世家，获得荣誉与勋章无数，他指挥的每一次战役，都称得上完美，但他背叛了美国部队，在柬埔寨的丛林中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刺杀任务的理由是“柯兹疯了”。但柯兹并没有疯，他只是看透了一切。正像马洛在寻找柯兹的旅途中渐渐“发现自己巳被归入柯兹一类”那样，威拉德在精神上转向了所谓野蛮的柯兹，甚至希望通过窥探柯兹的灵魂内心，向他寻求最终彻底的解脱。所以当面对柯兹的询问“你可曾想过一种全然的自由，不在乎任何人的看法”，威拉德哑口无言。找到柯兹，他找到的却是另一个自己，他们有着相同的迷茫、厌倦和恐瞑。
柯兹的堕落死亡、威拉德的疲惫幻灭预示着西方文明与帝国文化精神的衰落与消亡。柯兹临终时发出的“恐怖!恐怖!”的呐喊是对整个人类所经历的一切冒险，诸如欲望、诱惑、屈服等等做出的结论性断语。
三、河流、丛林、军舰及其他
任何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均离不开背景的描写，在《现代启示录》中，科波拉巧妙地运用象征手法，使周围环境的要素，如河流、军舰、两岸的丛林、炮火等构成了整个故事的背景，而且还与黑暗、恐怖、死亡及人的悲哀联系在一起，更加突出了电影的主题。
电影一个主要特征是威拉德顺流寻柯兹上校过程中纷乱的插叙，全片一多半的时间是关于滑水、花花公子女郎、法国庄园等似与主题无关的情节，但贯穿全片始终的河流与丛林使疏离的各个情节得到整合。科波拉赋予了河流与丛林特定的内涵和意象，使观众在欣赏电影过程中能够深刻体会到其在电影中的象征意义：威拉德的湄公河丛林之旅就是一次驶向自身黑暗内心的旅程。电影中威拉德小队成员在离开军舰遭遇的种种危险与内心的恐惧，暗喻着军舰不仅是通往寻找威拉德心中“偶像”柯兹的道路上的一个载体，而且还代表着为西方“文明使者”提供保护的坚硬金属外壳。但正如影片中隆隆的炮火象征着对异己文明的破坏一样，西方依靠的“坚船利炮”并没有给他们带来胜利，所有的一切都最终归于迷茫、恐怖与灭亡。
关键词：乔伊斯；象征主义文学；阿拉比
一、象征主义文学
19世纪中叶，象征主义文学在法国兴起，20世纪初期波及到欧美各国，是现代主义文学中出现最早和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象征主义文学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西方主流学术界看作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分水岭，其对当代文学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象征主义的先锋人物是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和美国诗人爱伦・坡他们在19世纪中叶的创作中就涉及到了一些象征主义的理念。1886年9月15号《费加罗报》上诗人莫雷阿斯首次象征主义在法国正式打出旗号，尼采、弗洛伊德和柏格森的思想被认为是象征主义的哲学基础，象征主义者主张发掘隐藏于自然界背后的理念世界，依靠个人的敏感和想象力去创造超越自然的艺术。
象征主义最基本的特征是用象征来暗示作品的思想和事物的发展。在取材方面，象征主义者主张取材于平庸的日常生活，通过对平庸事物的描绘来侧重描写个人幻影和内心感受，对社会题材较少涉及；在艺术方法上，象征主义者反对使用空洞的修辞和生硬的说教，强调使用幻象、暗示、对比、联想等方法进行文学创作，提倡“要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外部世界引向人的内部精神世界去探求内心的最该真实，赋予抽象思想以具体形式”。[1]同时，象征主义文学与音乐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使得读者在作品中体会到美妙的音乐性和韵律感。
二、 乔伊斯与《阿拉比》
詹姆斯乔・伊斯是伟大爱尔兰现代主义小说家之一，他的第一部及唯一一部短篇小说集就是《都柏林人》，以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为背景，生动地描绘了二十世纪初都柏林市井百姓形形的真实生活，并深刻地揭示了弥漫于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麻木不仁、死气沉沉的瘫痪状态。这部短篇小说集由1 5 个故事组成，乔伊斯写着部短篇小说集的意图十分明确，他曾写给出版商的信中提到：为爱尔兰写一部道德，之所以选择都柏林为背景是因为他认为这个城市是瘫痪的中心。“其艺术质量和美学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评论家的肯定和好评，其创作技巧体现了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的原则， 而艺术风格则与俄国作家契诃夫的作品比较相似”。[2]美国学者布伦达・马尔多克斯（Brenda Maldox） 认为， 该作品是“用英语创作的最优秀的短篇小说”。
《阿拉比》为《都柏林人》中的第三篇，讲述了一个逐渐成熟的少年渴望到阿拉比集市为他心爱姑娘买礼物的故事。他心怀希望地等待周六的到来，而姑父无理由的晚归却使得他耽误了时间。最后他好不容易进了集市，却发现大厅里一片黑暗，听到旁边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说笑，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个受虚荣驱动又受虚荣愚弄的可怜虫。这篇小说读来情节简单，看似平淡无奇，却充分显示了乔伊斯非凡的创新能力和精湛的写作手法。作者通过男孩的眼睛展现外部的世界，从一个单纯的男孩对邻居女孩懵懂美好的爱开始，到慢慢接触外部大人们的世界，最后却发现世界并不是他所想的那么浪漫美好， 而是一个腐化堕落、精神瘫痪的社会。面对精神瘫痪社会的大环境里， 除了愤怒、悲哀之外，男孩只能在市场里灯被关掉，只剩下一片寂静和黑暗， 男孩一个人内心孤独无助地站在那里。小说中各种幻象、暗喻、细节的描述、行为等因素交织构成一种有机的表现形式，每种因素具有一定的象征含义。小说标题及小说中的人名、场景均有着明显的象征含义，象征充满与整个故事中，从而成功揭示了作品涵盖的主题：都柏林的瘫痪已经弥漫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即使单纯的孩童也不例外。
三、 《阿拉比》的象征主义解析
总体上来说，《阿拉比》中的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可分为三部分：标题、场景和人名。
首先，小说的标题阿拉比，Araby是集市名， 与具有浓厚东方色彩Arab（阿拉伯）有相同词根，在1894年5月14日都柏林曾经举办过一场名为大东方节庆的市集活动，接连举办6天，阿拉比代表充满神秘的东方想像集市的名称，既具有阿拉伯的异域风情和东方世界的无限魅力，也使得整篇文章充满了神秘和朦胧的色彩，并且暗示着男孩对浪漫爱情向往与追求，及自我心路历程的探索。乔伊斯着力地渲染主人公想去阿拉比集市的渴望， 使得主人公男孩最后亲眼看到和亲身体会到的阿拉比集市与想象中阿拉比集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方面，处于青春期的男孩对爱情有了懵懂，喜欢上了邻居家曼根的姐姐，却不知如何想她表白爱慕之情而困扰，所以神往阿拉比集市是为了心爱的女孩买件礼物。然而由于姑父的晚归导致他到那时已接近关门，因此并没有买到称心如意的礼物，心情十分低落；另一方面，渴望去阿拉比集市象征着对浪漫爱情神秘之路的追求与探索，为的是寻求一个精神上的安慰， 而在现实集市上看到售货女郎与两个男子行的对话，使得 男孩看到了人们的冷漠与堕落， 反映了人们的情感上的瘫痪， 最终导致了男孩爱情梦的幻灭。
其次，在场景的描写上乔伊斯充分运用了象征主义说法，小说开篇描述到“北里奇蒙德街的一头是不通的”，[4]这既意味着北里奇蒙德街是个死胡同，又象征着男孩追求曼根姐姐单纯浪漫爱情之路也是行不通的。现实的生活在男孩跟姑妈到街上买东西的场景里展现出来：有酒鬼醉汉、有讨价还价的妇女、有谩骂的工人、尖声叫卖的伙计及鼻音浓重哼歌的卖艺人。使得读者想象到嘈杂、庸俗不堪的现实环境。因此，在情窦初开、充满浪漫幻想的小男孩眼里，这些噪音就像是他理想世界的一群群敌人，这也暗示着男孩困难重重的爱情道路是没有前途的、是看不到未来的。最后一个场景就是阿拉比集市，通往集市的是破烂不堪的火车，空空无人的车厢，临时搭建的站台，一个狭窄的入口通道。看起来疲惫不堪的卖主，黑暗几乎笼罩了整个集市。当小男孩到达集市时，集市即将关门，而一些店主也正在忙着盘点当天的收入，由此可以使人联想到阿拉比集市和街上的其他集市是一样的，均是死气沉沉的、毫无生机的。一方面，使得男孩对神秘的东方异域风情的幻想破灭；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男孩懵懂的爱情夭折在萌芽中，并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被虚荣心驱使和播弄的可怜虫”。[4]
最后，男孩暗恋的女孩没有给出她的名字，而是被称为曼根的姐姐。实际上，曼根让读者联想到爱尔兰爱国诗人J.C.曼根，他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因此，曼根的姐姐赋予了美好理想与爱国主义的色彩。曼根的姐姐对阿拉比集市也充满了好奇与渴望，但由于礼拜女修道院要做静修而去不了集市，这暗示出爱尔兰人经受着宗教的禁锢与束缚，处于两难的境地，既有对外面世界新奇生活的向往，又无法摆脱现实的束缚的命运。
四、 结语
在《阿拉比》这篇短篇小说中，乔伊斯巧妙地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将故事的题目、场景与人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读者慢慢领悟到男孩从天真到顿悟的心路历程，并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深受宗教束缚的都柏林人精神和生活的瘫痪状态，连孩童也不例外。乔伊斯在这篇小说中对象征主义手法的广泛运用，既扩大了小说本身内部的张力，也给读者留下更加广阔的想象空间，更预示着对未来小说改革创新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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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日瓦戈与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分别是小说《日瓦戈医生》与《静静的顿河》中的主人公，作者是俄罗斯著名作家鲍里斯・列昂尼德维奇・帕斯捷尔纳克和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肖洛霍夫。两位作家成功地刻画了这两个悲剧形象，小说写作艺术手法鲜明，分别于1958年和1965年先后荣获诺尔文学奖。
[关键词]日瓦戈；葛利高里；悲剧形象
[中图分类号]I51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2 ― 0131 ― 02
一、日瓦戈t生的悲剧形象刻画
小说《日瓦戈医生》通过塑造日瓦戈和拉拉这两个精灵形象，宣扬推崇了人性的高贵、自由和纯洁，反对一切暴力，主张“以善行善”，带有宗教观的局限性，小说在批评革命的失误和偏激政策时也体现了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主人公本可以成为革命同仁，但却被革命遗弃。小说在最后发出了“要信任人，爱护人”的呼唤。小说的写作不是采取一般的现实主义手法，而是运用了大量的象征和隐喻的手法，具有诗化特征，一种深沉的意境凝结贯穿全篇，为小说营造了抒情氛围。自然景观和日常事物既是人物命运的发展背景，同时也具有象征意义，如母亲出殡时的暴风雪、拉拉家中的蜡烛、沼泽地中的山梨树等的描写。小说最后以诗歌体结束全篇。
日瓦戈医生是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的绅士，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自己的妻子冬妮亚两小无猜，顺理成章的美满婚姻，这是那个时代生活模式的一种典型状态。一战爆发后，日瓦戈医生无奈的参与了那场战争。拉拉小姐自幼失去了父亲，由母亲抚养长大，对于她人生影响最大的第一个人就是他们的家庭保护人，一个中年律师，而这个保护人，却让刚刚成人的拉拉小姐，开始尝到人生的第一杯苦酒，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成年人那种控制力，打破了青春少女的纯情，在爱与恨之间，拉拉在痛苦万分。最终，为了摆脱，为了追寻爱情的美好，拉拉拿起手枪指向律师后差点变成凶犯，她和丈夫离开了莫斯科，跑到了人因稀少的西伯利亚，丈夫还是没能抑制住年轻的激情，抛下了拉拉和孩子走向战场，并一去杳无音讯。自此拉拉也走上战场寻找丈夫，日瓦戈和拉拉，原本命运不同的两个人走到了一起。战场的特殊环境让战地医生和战地护士相爱了，这种爱是无法避免和痛苦的，一个是有家庭的绅士，一个是有丈夫的女人相爱了，他们在含蓄、纯洁中忍耐着感情的煎熬，在战后选择了用理智强制自己回到各自的家庭。这或许是人生的一次美丽的邂诟。一切又似乎回到了原点。但是，日瓦戈医生的人生却面临着再次的抉择，战后回家的日瓦戈医生发现，世界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切都处在一片混乱之中，饥饿和贫困笼罩着莫斯科，红色政权不会优待没落贵族，日瓦戈医生为了生存再一次选择了举家流亡。相较城市日瓦戈医生选择了更容易生存的农村。在远东相会的日瓦戈和拉拉，甚至感到他们的感情是一种罪恶，但是每当情不自禁的时候，每当在誓言之后，他们一次次的又去涉足了那块禁地。在一次日瓦戈回家的路上，红军游击队劫持并开始了森林中的游击队生活。日瓦戈也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庭，日瓦戈的生活又一次发生了改变。他似乎从思想到精神感到颓废而混乱，当他再次挣扎着来到拉拉的家时，却发现妻子已被遣返回莫斯科，并被驱逐出俄罗斯，天涯各两分，唯一能安慰他感情的只有近在咫尺的拉拉。这或许是日瓦戈最辉煌和快乐的一段时光，他开始书写和整理自己的诗集，拉拉精心的呵护和照料着他。可命运总是在和他们开着玩笑，拉拉家庭的那个律师保护人，用欺骗的方式将拉拉带到了远东地区，日瓦戈和拉拉被迫分离了。孜然一身的日瓦戈，流浪到了莫斯科，成了寡言少语，毫无热情的废人，甚至放弃了医生的职业，对远方的亲人也感到无所谓。日瓦戈和邻居女人在一起了，并有了两个孩子。拉拉参加了日瓦戈的葬礼，为自己的亲人送上最后一程。
日瓦戈医生从小受神父叔叔的影响颇深，崇拜托尔斯泰，主张“勿以暴力抗恶”，首先要爱他人。他曾先后经历过1905年革命、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和新经济政策时期，风风雨雨，初衷不改，愈挫愈坚，保持着自己精神上的独立，不同流合污。他憎恨革命前的旧制度，衷心欢迎十月革命的到来，坚信俄罗斯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医生们辞职，流亡外国时，他依然留在医院，以实际行动支持苏维埃政权。当残酷的现实摆在他面前时，他又对革命产生了隔膜，无法接受革命带来的残酷。在现实中找不到自己的合适位置，然而在这种矛盾困境中他也从来没有失去过对生命和战胜死亡的信念。他与红颜知己拉拉志趣相同，志同道合，都不喜欢当代人的极限兴奋，大喊大叫，盲目激昂和致命平庸，他们心心相印，爱情是幸福的，然而却是短暂的，这种世外桃源的爱情生活最终还是破灭了，成为泡影，主人公在贫困中猝死街头。此悲剧形象的意义恰恰在于表达了人类精神的一种崇高追求，直到生命垂危，还对生活怀着无限希望，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种种苦难和厄运摧残下人性的光辉。
二、葛利高里悲剧形象的刻画
小说《静静的顿河》集中表现了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顿河哥萨克群体所经历的苦难历程。以葛利高里等人为主线展示了哥萨克群体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经历的世纪之路。这部史诗性小说的艺术手法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宏观性特征，小说以宏观的叙事结构，深邃的历史视角获得诸多的史诗的风格特征，容纳众多历史事件，塑造了一系列独具个性的历史人物形象，如列宁、斯大林、沙皇尼古拉二世，布尔什维克将领等；二是地域性特征，充满了古朴的哥萨克风格，洋溢着淳朴的哥萨克乡土气息，如割草场面、马队、歌舞、风土人情、社会风尚、人物性格描写等；三是悲剧性特征，利用突发手段，使古代传统狭义的悲剧与现代宏观泛义的悲剧得到有机结合。
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是一个复杂而又有个性的代表人物，他有着自己独特而坎坷的人生之路。葛利高里是一个中农出身的哥萨克农民，既是土地的私有者，同时又是一个劳动者，既是农民，又是军人，是一个充满着青春活力和独具个性魅力的小伙子。他善良、正直、热情、奔放，具有严肃认真的生活态度和对真理孜孜不倦追求探索的精神。他既是一个思考者，又是一个行动者。尽管每次思考是盲目的，但是每次行动后愈挫愈坚，尽管每次行动注定是失败的，但他总在不断地探索真理，每次肯定都是建立在否定以前的基础上，这样肯定否定，否定肯定，反反复复构成他心灵的运动史。葛利高里既不是坚定的革命派，也不是死硬的反革命分子，而是动摇于反革命与革命之间的典型人物。
葛利高里的犹豫彷徨动摇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个人原因。葛利高里作为哥萨克军官的左右摇摆，则表现更加特殊。哥萨克军官及中农的私有观念和特权思想，成为葛利高里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使他对苏维埃政权极其排次。而劳动者的出身又使他同白匪军截然不同，他从本能出发，企图寻找一条中间道路。哥萨克落后的传统习俗和小生产方式导致他政治不成熟，使他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无法明辨是非，导致他时而为反动势力效劳，时而为苏维埃政权服务。他把国内战争和十月革命看成无端的仇杀，既不理解革命政权对反动势力的革命，也不喜欢反动势力对革命的镇压，他幼稚地认为革命和反革命可以“和平共处”；哥萨克军官的狂妄、任性和冒险精神使他在动荡的岁月里极其活跃，有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劲头。他悲剧的过程就是他人格魅力的体现，他外貌及精神的魅力正是此悲剧形象意义之所在。肖洛霍夫曾说过：“我在葛利高里身上就想表现人的魅力，但是没有完全成功。”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两个悲剧形象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的地方。他们虽然出身和生活环境不同，但他们都经历了战争年代的考验，都具有独特的个性魅力，并充满着矛盾性和可悲性，这些反映了历史的局限性。
三、对比分析日瓦戈与葛利高里经典悲剧形象在文学史上的启示
文学应该是民族历史的记录与升华。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道理如出一辙，特定时期的民族历史，必然孕育特定时期的文学作品。俄罗斯作家为他们的民族捧出了《日瓦戈医生》和《静静的顿河》。民族的奋争史，作家的浴血人生，才能锻铸出不朽之作的问世。
从文学史的视角看，无论哪个民族的文学，其成就都是与质有关，而与量几乎没有关系。在量的方面达到了空前繁荣的恰好是新时期文学，新时期的作家几百万字的鸿篇巨著的问世已不在少数，也有大量文学奖项的证书可供观展陈列。更多的人急于制造热点，忙于凑场子赶热闹，而对文学最本质、最本真、最内在的美或已无暇顾及或开始就没想。在这种氛围里，作家、评论家乃至读者均被某种表面化、情绪化、的东西所驱动，不是瞎起哄就是一哄而散，既没体现文学应有的时代价值，也没体现出本真的时代精神。当前，所见到所谓的“当代文学史”均已抢滩式的节奏出现并且不止一部，那些以“大师”自居的作家有的早就在文学史上自封了位子，有些文学作品在教科书中所选的时限截止到一九九九年底，但假如我们对新时期文学做一些分阶段的冷静打量，就会发现一个一个文学场子曾经是人声鼎沸万头攒动的，有如革命时期民众游行集会过后的大马路，或旅游旺季过后的景点，到处是杂乱无章一片狼藉，垃圾和无德者到此一游的痕迹，而少见真正意义上的里程碑。
新r期文学常有作家与作品相背离的一个显著特征。当我们高度关注作者时，会觉得耳熟能详的名字有许多，但就是想不出他有那些代表性作品；而当我们留意一些文学作品时，又感觉对作者毫不知情，没什么印象。有人认为新时期文学是作品多作家少的时代，这也就是说新时期文学作家多作品少。这里的“少”，当然是指能在文学史上留下刻痕的里程碑式的作家和作品（比如我们本文所讲到的两部作品）。
论文关键词：詹姆斯·乔伊斯，《阿拉比》，抒情式短篇小说，瘫痪
20世纪60年代时，关于短篇小说的文类研究还处于起步状态，之前零散的研究大都采用了新批评方式，因为这样有助于教学开展。然而，那种机械式地将短篇小说划分为有情节和无情节的方式掩盖了短篇小说的本质特征。
1964年，约瑟林（M. Joselyn）提出应针对短篇小说进行真正的文类划分，主要分为拟态的（mimetic）和抒情的（lyrical）两种。拟态的短篇小说一般按时间顺序安排情节结构，有完满的结局；而抒情的短篇小说则在拟态的短篇小说基础之上，加入了诗歌的成分特点。(Joselyn) 艾琳·巴德施威乐（Eileen Baldeshweiler）也提出了类似的分类方式，她将短篇小说分为史诗式（epical）和抒情式（lyrical）两种。史诗式的短篇小说相当于约瑟林所说的拟态的短篇小说，由推理演绎的方式，利用人物冲突推动情节发展，最终以明确的结果结束全文。艾琳认为“抒情”二字与史诗式的短篇小说相比，更强调主题和行文语气。（Baldeshweiler）这些短篇小说类型的分类方式大体上都基于重视情节的传统写作手法与重视抒情式风格的现代主义写作手法之间的区别。
抒情式短篇小说产生于19世纪后期，正值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登上舞台之际。抒情式短篇小说在创作风格上与现代主义文艺创作风潮契合，它颠覆了传统的史诗式的风格，注重人物内心的发展，摆脱了依靠情节发展的旧式框架。M. 约瑟林对抒情式短篇小说的诗性元素的分析十分精辟，主要归纳为四个方面：1）摆脱传统的按时间顺序的方式安排故事；2）利用纯粹的言语修辞手法，如语气、意象3）关注意识的增强，而非完整的情节4）仅用最简洁的方式达到高度暗示性，强烈的情感。(Joselyn) 总的来说，抒情式短篇小说轻情节，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心波动起伏，故事结构以情绪气氛的跌宕起伏为主线；突出抒情的特点，采用象征、隐喻等言语手法，运用简洁而具有高度启发性的语言营造丰富的意象；使用开放式结局，摆脱传统具有决定意义的结尾方式，让读者自己去寻找答案。
本文旨在通过细读詹姆斯·乔伊斯的著名短篇小说《阿拉比》，分析其抒情式短篇小说风格，探究詹姆斯在现代主义思潮下的创新性写作风格以及他精湛的文字技艺。本文将通过对该短篇小说的诗化分析，展现乔伊斯在创作短篇小说时达到了形式上和内容上的协和。他利用诗化短篇小说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天真纯洁，内心充满浪漫艺术气息的男孩形象，反衬出这个瘫痪麻木的都柏林城。
一．淡化情节，关注人物内心发展
现代主义小说对人物精神情感的关注与淡化情节的写作方式源起于人们对复杂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因此这些作品通常从内心的角度映射出世间百态，以荒诞的、富于寓意的抽象表现方式，意图展现现代人们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乔伊斯这样说道，“都柏林那即乏味又闪光的氛围，它的幻影般的雾气、碎片般的混乱、酒吧里的气氛，停滞的社会——这一切只能通过我使用的词语的肌质（texture）传递出来。思想和情节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么重要。”（戴从容 2005：11）乔伊斯的短篇小说体现了这种现代主义小说创作手法，摆脱了传统的关注情节故事发展的短篇小说形式，淡化情节的完整性和逻辑发展顺序，将错综复杂的现代意识展现得淋漓尽致。正如李维屏教授所言，“《都柏林人》的构思与布局超越了传统短篇小说的模式。它是20世纪初现实主义传统与现代主义思潮彼此交融的产物，也是作者告别传统、向现代主义道路迈出的难能可贵的第一步。”（李维屏 2011：117）
乔伊斯的著名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由十五个短篇小说组成，这些故事按照人一生的成长顺序排列。《阿拉比》是《都柏林人》中的第三个故事，也是其中最受评论者关注的一部短篇小说。《阿拉比》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叙述者用诗意的语言断断续续地回忆孩童时的一段具有特殊意义经历，读者成为倾听者，直接参与到主人公的回忆片段里，与男孩一起体验爱情的美好神圣与现实残酷腐化。《阿拉比》看似一个男孩寻找爱情的成长冒险故事，然而，乔伊斯并没有使用传统的强调外部矛盾的历险故事文学艺术论文，而是利用男孩的内心情感波动和思维方式来发展故事。整个故事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高潮，也没有总结性结尾，体现了乔伊斯开创性的现代主义意识流写作手法，也同时展现了抒情式短篇小说的文学魅力。
《阿拉比》中的男孩生活在瘫痪（paralysis）的都柏林城，年幼的他还未经世事历练，对一切事物都抱有美好幻想，拥有一颗追求美与艺术的心。男孩表面上敷衍的完成每天小孩的任务：念书学习、追逐玩耍，却时常在内心默默观察生活中一切美好浪漫的细节。他的艺术家气质与这座死气沉沉的城市以及城市里麻木不仁的市民形成鲜明对比。男孩对周遭事物十分敏感，在他的眼中一些破败腐烂的场景变得诗意化，“我最喜欢最后一本，因为那些数页是黄的。屋子后面有个荒芜的花园，中间一株苹果树，四周零零落落的几株灌木；在一棵灌木下面，我发现死去的房客留下的一个生锈的自行车打气筒。”（乔伊斯2002：21）叙述者善于描述事物细节，如颜色，状态，声音等，如同在创作一首散文诗。从《阿拉比》抒情的文风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叙述者就像一位心思细腻的青年艺术家，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位诗人，用心遣词造句，把埋藏心底的往事用诗化的语言一一诉说。
叙述者记叙男孩去阿拉比市集前焦急等待的过程时，没有情节结构，仅以人物内心波动来展现故事，明显体现了散文化的行文结构。男孩向曼根的姐姐许诺将会在阿拉比市集带些礼物回来后，脑海里面充满了“数不清的愚蠢的怪念头”，“但愿出发前那段乏味的日子一下子过去。”（ibid：23）接着，叙述者加快语速，连用五个“I”：“我要求……我问问题……我看着……我不能……我没有。”（Joyce 1974：540）随着节奏加快，人物内心的百感交集生动地浮现在读者的脑海里。等待的时间长度是相对的，也许平时男孩与伙伴们玩耍一会儿时间就悄然过去了，但是当男孩在相同的时间内等待去阿拉比市集时，“我坐着望了一会钟，滴答滴答的钟声叫我心烦意乱。”（乔伊斯 2002：24）在与时间抗衡时，眼前的一切事物都令人烦躁。这种典型意识流的心理时间与传统的时间比起来，摆脱了直观式抒情，“梦幻、映像、心理错觉交叉出现，给小说披上一层知性和幻化的色彩”，（李丽琴 2007：101）更增添了故事的节奏感，如同诗人直面听众表述内心。
在表现爱情这一复杂的内心活动时，《阿拉比》采用散文诗的语言表达方式，从男孩的角度将爱情歌颂，用写意的手法描绘梦中情人——曼根的姐姐。“灯光从半掩的门里射出来，映现出她的身影。[……]她一移动身子，衣服便摇摆起来，柔软的辫子左右挥动”。（乔伊斯 2002：22）然而，涉世未深的男孩不敢直面爱情，连女孩的名字都不敢轻易提及，害怕惊扰了爱神丘比特，只能将胸中澎湃的爱情波涛化作崇高的信仰，“仿佛感到自己捧着圣餐杯，在一群仇敌中间安然穿过论文的格式。”（ibid：22）男孩犹如一名高尚的骑士小心翼翼的呵护着爱情的圣杯。这种对爱情的信仰使得男孩莫名流泪，甚至濒临崩溃，只能将感官关闭起来，直至失去知觉，不自觉地将内心那句歌颂爱的诗诵读而出：“啊，爱！啊，爱！”（ibid：23）男孩感官的相互交织激发了读者无限想象力，他将视觉变触觉感受：“这时，我的身子好似一架竖琴，她的音容笑貌宛如拨弄琴弦的纤指。”（ibid：23）男孩对爱情的幻想在感官的刺激下不断得到升华，读者也随着叙述者语气的强化产生共鸣。
《阿拉比》采用了散文诗式的结构，没有传统意义上情节的开始、高潮和结尾，全篇由叙述者零散的回忆和跌宕起伏的情感描写拼接而成。故事给出了模糊的时间和地点，将主要笔墨放在人物内心对外部事件的反映上，读者作为故事直接的倾听者，不经意间忽略了这些信息，从而顺利进入乔伊斯笔下艺术家的内心世界。
二．丰富的意象，诗化的语言
抒情式短篇小说注重用暗示、象征、隐喻等言语手法，并通过意象的拼接来传达个人体验。（李丽琴 101）这些言语修辞手法渗入叙述过程后增强了短篇小说的语言意境：“使传统的抒情从追求叙述节奏的音乐化、画面的色彩化、情绪的弥漫化转移到现代主义的‘陌生化’和哲理色彩的浓重化。”（ibid：101）
诗歌中的意象将外在物象与主观情意相融合，摆脱了现实中普通的形象，附着了诗人的主观认识和情感，几个简单的意象，经诗人几笔勾勒顿时可以成为一幅宏大景象。《阿拉比》篇幅短小，语句精炼，仅依靠文中丰富的意象的运用，为读者呈现了一幅瘫痪的都柏林的画面。北里奇蒙德街象征了整个都柏林城，为了描绘这个瘫痪的城市，“blind”这个词多次出现。“North Richmond Street,being blind,” “An uninhabited house of two storeys stood at the blindend, detached from its neighbours in a square ground. The otherhouses of the street, conscious of decent lives within them, gazed atone another with brown imperturbable faces.”(Joyce 1974：539)故事一开始的这两个blind分别表示“死胡同”和“尽头”，均表示没有希望。短短的三句话向读者描绘了一幅死气沉沉的街景，房子建筑毫无生气，邻里关系十分冷漠。正是在这种瘫痪的场景下，男孩艺术家的气质与周遭环境显得格格不入。语气也是抒情式短篇小说创造诗意意象的一个重要言语手法。叙述者面对这个麻木无情的社会环境时伤感低沉的语气与小心翼翼手捧爱情时的浪漫的语气相互交织，营造了丰富的意象。
象征手法的运用丰富了《阿拉比》意象，赋予叙事语言高度启发性。“blind”一词出现了3次，首先作形容词，修饰北里奇蒙德街死气沉沉的气氛，又作名词表示百叶窗。男孩不敢直面女孩，只能通过百叶窗的眯缝看到女孩的身影。男孩的动作象征了都柏林人麻木的心使得他们无法看清世界，男孩眼中的爱情也如死胡同一般，毫无希望。男孩乘坐的通往阿拉比市集的列车经过了一个名为“Westland Row Station”的车站，顿时一群人涌向车门，想要挤进车厢，却被列车员拦下，因为这是一班直达市集的专列。这个车站寓意深刻，与T. S. 艾略特的诗歌“Wasteland”《荒原》相呼应，象征了整个爱尔兰民族面对民族危机毫无斗志，长此以往变得空洞麻木，如同一群没有理想的空心人，一副思想瘫痪的状态，因此他们无法登上列车，只能徘徊于荒原中。题目“Araby”是“Arab”的古代名字，在文中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东方色彩的市集。男孩将这个市集看作实现美好梦想的地点，然而实际上，阿拉比就是一个充满欲望的黯淡无光的地方，进门要付钱，里面弥漫着钱的响声，没有想象中阿拉伯式的集市，却只有毫无生气的爱尔兰人和正在调情的英国人。阿拉比象征着当时被英国统治之下暗无天日的爱尔兰民族文学艺术论文，英国女人冷冰冰地声音与仿佛出于“责任感”似的询问，使得懵懂的爱尔兰男孩毫无防备，不知作何反应。
因此，《阿拉比》表面上看似是一首爱情颂歌，充满诗意的意象；但是，将这些富有象征意义的词汇与当时爱尔兰国内风起云涌的民族运动结合起来看，《阿拉比》其实是一首激励瘫痪的民族积极斗争的抒情式短篇小说。
三．启发性的语言，开放式的结尾
抒情式短篇小说如同诗歌，通常语句简短但却句句精辟，寥寥几行字就能表现出宏大的场景。叙述者在文中回忆了许多场景，没有像传统叙事那样给出具体的时间、地点、事件的来龙去脉，却将回忆生动展现在读者脑海里。男孩将爱埋藏在心底，终有一天压制不住内心澎湃的情绪，躲到已故教士家的后客厅内，在漆黑的雨夜里肆意歌颂爱情。“我听到雨密密麻麻泻在土地上，针尖似的细雨在湿透了的花坛上不断跳跃。”（乔伊斯 2002：23）雨滴仿佛变成了锋利的针尖在男孩和读者的心里到处乱撞。此时，男孩蜕变成一位诗人，把感官隐蔽起来，双手颤抖地合在一起，默读出爱的诗歌。叙述者用几句描绘内心挣扎的抒情诗句，反衬出这个瘫痪麻木，压抑爱情的社会。保守的社会传统如同针尖般刺向每一个爱情萌芽的角落，抑制人们的思想发展。《阿拉比》借鉴了散文诗简洁的写作手法，如此精辟的行文表达的不仅仅是对美的赞颂的主观抒情，更进一步探索了对生命和生活的思考，富有高度启发性。
艾琳指出抒情叙事关注人物内心情感波动变化，拥有开放式结局，旨在引发读者自己去领悟文本内在的含义。（Baldeshweiler）乔伊斯的短篇小说创作注重叙事留白，把某些重要问题悬置，为读者留有足够空间，让读者参与叙事构建的过程。《阿拉比》中男孩怀抱着对爱情无限美好幻想来到阿拉比，却处处碰壁，最终失望地走出漆黑一片的市集，“我抬头凝视着黑暗，感到自己是一个被虚荣心驱使和播弄的可怜虫，于是眼睛里燃烧着痛苦和愤怒”。（乔伊斯 2002：27）到底男孩的愤怒源于何事，乔伊斯并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正如同诗歌中充满寓意的语言一样，情绪迸发，却不道出原因，留给读者空间去思考。通过运用开放式的结局，读者可以从《阿拉比》中获得更多共鸣。这篇短篇小说以警钟式的姿态呈现在当时瘫痪麻木的都柏林人面前，让人们进行自我反思：面对民族失去独立自主的权利，爱尔兰人仍然生活在麻木不仁中。每一个爱国的爱尔兰人都应该从男孩的顿悟中感受到压抑的“痛苦和愤怒”。
四．结论
《阿拉比》表现了乔伊斯精湛的意识流写作手法，脱离了传统直观的抒情和叙事方式，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由一位具有艺术家气质的叙述者向读者娓娓道来那一段关乎祖国命运和个人命运的往事。《阿拉比》作为典型的抒情式短篇小说与传统短篇小说的叙事风格不同，它不遵循时间顺序来发展故事，采用散文化行文结构，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波澜起伏；它无需使用写实风格的语言来传达世间真理，仅仅简洁的几句充满意象的话语就可为读者营造丰富的想象空间；它没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结果，开放式结局让读者自己去寻找答案。同时，《阿拉比》中诗歌般的语言精炼而寓意深刻，通过对男孩内心浪漫气质的刻画，反衬出都柏林人在面对民族失去独立的权利时如同置身于荒原般瘫痪麻木。乔伊斯笔下这位在荒原中歌唱的诗人，用他抒情的诗歌警醒爱尔兰民族，积极参与当时爱尔兰民族运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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