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真散文范文

汪国真散文篇1

论文摘要：汪曾祺散文承袭了明清文人的“闲适”语言风格，并进而形成了个体化的语言风格。因为现实社会语境中诸多因素的限制，他的“闲适”言说实质上是对自己精神内在家园的遮蔽，具体体现在他的言说与生命存在的冲突以及他对传统和现代的复杂体认．这些复杂的审美感受在审美上所形成的两难困境源于汪曾祺对生命的曲折表达。

汪曾祺小说写得好已是不争的事实，自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出版以来，他的散文也成功地进入了我们的视界。1997年汪曾祺谢世之后，学界对他的研究更为深入。可是，这种深入多聚焦在小说上，对他的华彩散章却用力不多。诚然，释读小说是于“解蔽”中找出埋藏，而散文的喜悦和悲伤因真实变得透明，失却深度解读的快乐。但是，我们对汪曾祺世界的探询。不能只限于其文本世界，其文本表述方式与个体精神世界的深在勾连同样吁求我们瞩目。散文因灵魂的自由能漫溢出作家精神世界的各种真实信息，于是，解读汪曾祺散文所呈现的种种精神冲突，成为我们探询汪曾祺世界的另一条路径。

一　 历史 的悬置

汪曾祺散文虽多，却不外乎记人事与风物小品两类。《蒲桥集》在封面总述其散文“记人事，写风景，说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这段汪曾祺自撰的广告语鲜活地道出其散文的个性风范。据汪曾祺自述，他的散文风韵源于传统文化语境，这里的传统主要指称明清文人与五四散文传统，至于西方现代主义，他年轻时也曾受过影响，“也可以说是摹仿。后来不再摹仿了，因为摹仿不了。”(雌明清文人中是归有光、桐城派、李卓吾等人对他影响最深。说到五四散文传统，汪曾祺从其师沈从文和废名那儿承传过来的是对“五四”进行反思的写作传统，这个写作传统实质上在汪曾祺心中“与他向往的明清笔记的文人语言传统是一回事情”。换句话说。汪曾祺散文灵魂的源头是与明清文人语言传统密切勾连。

考察明清文人语言传统还须回溯明清文人身处的文化语境，他们的语言姿态建立在时代景深之上。如所周知，文字狱的兴盛致使明清两代的优秀文人退居社会的边缘，沉浸在国家话语中的他们遭际着痛不欲生的灵魂断裂，一方面是国家及告密者的暴力胁迫，一方面是千百年来“士”人所赖以存活的明亮而煊赫的治国理想的崩毁。日日苟全于冰与火的边缘，他们只能担荷起历史的密集苦难痛楚地活着，这种痛苦被他们以各种生存方式消解着。于是，明清文人们寄兴山水，纵情园林，赏玩花草，品味饮食，在对生命细枝末节的体味中走进了一个文学 艺术 自我愉悦的心灵“唯美化”时代。“也许在这个肆意暴虐并且濒于覆亡的时代，由‘唯美化’所体现的精神现象，就适宜用‘闲适’二字来概括了。”(捞这种“闲适”的生存图景正包容着我们所欲破解的隐秘信息。我们发现，明清文人的生命中充斥着难抑的痛楚：永远不能高踞庙堂之上为自己的国家幻想作出告慰，还要为肉体的苟活胆战心惊着，但他们的言说却是如此的闲适优雅。在他们身上，言说与生命本质出现了分离，而且是永远没有弥合的分离。这场遥遥无期的分离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充溢着个人生命情趣的精雅文字，也在历史上悬置下一种别样的生存图景，那就是他们那“闲适”的生存言说实质上是人的另一种实存：人可以在其生命本质之外自在地生存。

明清文人的“闲适”生存言说源头可追溯到庄子。这位先秦时代的逍遥客以“ 自然 之情”体验“天地之美”，并超越一己生命而“与天地精神往来”。他告诉我们，纯真之气和精微之美能使人逾越生命本质的逼迫和追问，成为一个真的人，而真的人，正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尽管庄子对“真的人”的阐述对解释明清文人生命本质和言说的分离问题颇有启示。但它并不能支撑起人在现实生活里的生命失重。要确定分离问题的要旨所在．我们不得不超越“真的人”的乌托邦神话。明清文人于最无助的时候在生存方式上承袭了庄子的“逍遥游”，然而，这种逾越生命本质的另一种实存并不能成为一种常态，为言说与生命的分离负责，它多半在历史上成为一种悬置，人们会体味，却很难去尾随。

二　言说与生命存在的冲突

在部分研究者看来，这一历史的悬置似乎在汪曾祺身上得到较为理想的回应。他的文字也雍容自若，他的语言也张弛着闲适情怀。可是，这一比较虽然有着表面的合理性，危险却不容冰释。继续回到文化语境上来。

我们知道，汪曾祺所处的文化语境虽也命途多舛(1920年出生的汪曾祺经历了20余年的战乱和10余年“人心惟危，道心惟危”的文化浩劫)，却最终走向了一种多元化态势．这一态势能够为文化人发挥其表达功能提供着长足动力。虽然语言姿态可以承传，从明清文人与汪曾祺各自所处的文化语境的不同，我们依然可以对那些专属于明清文人的精神元素能否被后人完成同等复制产生怀疑。更进一步说，我们还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根本上说，文学就是个体化生存的事业。汪曾祺对明清文人的语言姿态的承传，经过个体化的衍变，就很难把时间所清洗的东西如数还给我们，最终会成型为汪曾祺个人的语言范式。如果说汪曾祺呈现出与明清文人相近的“闲适”的生存姿态，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意义对接，刻上了他个人生命印痕的那一部分就难以完成历史重叠。发现历史的某些相近可能对我们认识一个作家有帮助，然而，就目前来看，在重叠历史论的阴翳下明亮作家的个体化印痕，对这个作家的认知会更具客观性。

汪曾祺的散文几乎写的都是经年旧事。像“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菇汤”、“昆明城外。遍地皆植马尾松，松毛易得”、“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等等，是一些很温暖的人事。汪曾祺在《文集自序》中认为不是什么样的内容都可以写进散文。那么，为什么他的散文世界充斥的基本是经年往事?汪曾祺以为“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以我的理解，是“沉淀”使他对他经历过的时代变得谅解了，也愿意回过头去看一看。这和对传统文化的怀恋不全是一回事。王安忆在《长恨歌》里塑造出一个旧日的上海，让我们记住的是王琦瑶所生活的阴暗的上海弄堂。这部小说你可以说王安忆在怀旧，也可以说她在反思那个逼仄的年代，当然也可以说什么都不是，王安忆只是写出了一个她想象中的上海。这些不同角度的解读无碍根本，因为好的小说就是复义多解的，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汪曾祺和王安忆为什么都固执地沉迷于叙写往事，尤其是汪曾祺，他的作品收编的都是自己的陈年记忆。我以为，这关涉到一个时间视角问题，人一旦攫取了某种时间维度去观照人间世，诸如前尘、现世和未来的时间分类的问题虽然层出不穷．但是终结式的解决办法还得在现世中寻找回答。

汪曾祺就爱隔一段距离往回看．他的回望并不是印证往昔与现在的新与旧、好与坏．而是让它们在时光行程中互为辩证。美才是往昔与现在的最后依归。正是对“美”的呼吁和诉求构成了汪曾祺的本文，成其心中最神圣的内在家园。以我的理解，“美”在汪曾祺眼中意味着人的自我实现。意味着生命的本真存在．这同样也是许多走个体化之路的知识分子的生命旨归。但是，人的言说并不见然与生命本质获取同一。人是不断个体化的人却被抛在社会化的命途上，“社会生活的组织化与整一化，要求个体必须与他人趋同，差异被认为是危险的，整一的组织化和社会生活对个人有一种强迫就范的压力。”这种压力使人的生命趋向孤独与焦虑，为了缓解社会化的压抑，他以融人外部世界的言说实现了社会期待式的正常生存，却又导致了言说与生命的偏离，成为对生命的一种整容。这种偏离在某些时候会呈示出一种尖锐的对立。譬如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放任轻狂、孤傲不羁和阮籍的穷途迷哭，还有稽康的死亡琴声，让《广陵散》的悲音如风一般敲打着往者与来者的心魂。譬如明代的徐渭在断裂的生命里对自己肉体的一次次戕杀，一次次痛不欲生换来的只是无情的挫败，他在放诞的言说中最终成为一个苟且者。我们发现，汪曾祺散文里的言说虽淡美如菊，却不能清洗掉生命世界中真实的痛感。他的现代体验的独特盖由于这个层面的存在，这就是淡美如菊的言说和生命的真实痛感之间所构成的存在冲突和矛盾。我们知道，淡美如菊的言说产生于一个封闭的时空，即现代之外．若人能永在现代之外，淡美如菊可能是美妙的，但事实上，世界已将

事实上。向回看就是时间的回流，是写过去的生存现实，更进一步说是在沉积中叙述出一个属于自己审美视野的过去， 自然 就会对过去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审视和反思，这种回溯能让我们体悟到时间的悲剧感。线性向前的时间一旦往回看，望着时间不可逆转地远逝，而它带给我们的东西无论美丑好坏都要失去．这种生命一无所获的结局就成为我们最难以言及的哀伤。汪曾祺以他那平淡洁净的言说慢慢地为我们揭开了人的生命渊薮中最悲凉的一层，于是，过程中的温馨成为苍凉，自娱变作哀戚，讥讽化为悲楚。生命因这真实的痛感而令我们久久咀嚼，长长回味。

三　传统与 现代 的复杂体认

在时间回流中，汪曾祺的散文于回澜拍岸中让我们重温过去的风韵和余伤。像《下水道和孩子》是对孩子梦幻想的书写，《怀念德熙》是为“蔼然仁者”立言，《随遇而安》的悠然自述中涵容了对民族精神人格的反省。就是《紫薇》、《萝卜》、《天山行色》这类纯风物小品，也饱含着传统的风韵，譬如龚定庵的《说居庸关》的第一句便促生出《天山行色》的起首句：“所谓南山者，是一片塔松林”，“这样的开头，就决定这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散文。处处有点龚定庵的影子。”引)通过回望传统，我们重新认知了传统的力量。传统是一种浓烈的精神濡染，汪曾祺除了对传统的正面力量给予了肯定，他的传统回溯还隐藏着另一种视角，隐藏着对传统的负面规约的冷眼。隐藏着 历史 清理中产生的必然歧义，后者在汪曾祺后期散文如《可有可无的人》、《吃饭》等文中尤其凸显。到汪曾祺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的文字越来越朴素凝重，无声的悲鸣寒风一般阵阵吹进我们的肺腑。

汪曾祺的现代性思索也存有另一种视角。在《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大树》、《香港的鸟》等散文中，汪曾祺提到“树被人忽略了”、“对于某些香港人来说，鸟是可吃的，不是看的，听的”。淡淡道来，却使人对现代性单向度地大量繁殖和扩张产生一种忧虑，一种警醒。在文化的意义上，汪曾祺的这一忧虑和警醒易被认为是对传统的怀恋，很容易被判释为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如今，在现代化研究大家艾森斯塔特的理论修正下，我们明白了“实际上现代性有多种面相、多元的模式”，“批判现代性也不等于反现代性．而完全可能是用一种现代性来反对另一种现代性。”就此而言。作为对现代性理解模式专制的险情警告，汪曾祺那既渴求现代性又质疑现代性的复杂文化心态也是一种现代性，一种意义和反义在自身内部同时生长与繁殖的复杂现代性。

事实上，现代性所蕴涵的内容，在不同的人那里。会有着不同的角度和尺度。我们能够接收现代性中那些咄咄进击的元素．也应该允许对人生践行路线作出不同的理解和交叉。不同的交叉点隐伏在密集的语词里，不时给一往无前的人们添加一些犹疑。

凭借上述体验，我们能够发现汪曾祺散文里存在着许多矛盾的、悖论式的图景。有淡美如菊的言说和生命的真实痛感之间所构成的存在冲突和矛盾，还有现代性渴望和现代性焦虑的错综互文。这些图景杂陈在一起。无论现象上的还是文化上的，都会将其繁复而芜杂的生命感受作用到汪曾祺的审美感知领域。从而令他步人一个审美的两难困境。这种不能定论的审美两难困境也因四处旁顾，不能专营，伸展着审美意蕴在万端纷纭的因果 网络 中的可能性和丰富性，它不是审美范式专制下的一点意外，而是对复杂的审美景观的一种挽留。

汪国真散文篇2

《老头儿汪曾祺》收录了子女们对他的印象，算是一本回忆录或者传记性质的书。其中提到，他的孙女上小学五六年级时，老师让学生从文学名著中摘抄一些华丽的辞藻，以便写作文时应用。她把名作家爷爷的书翻了一遍，也没发现什么好词儿，因此断定：“爷爷写的文章一点儿都不好。”后来还真诚地帮助爷爷分析一下他的文章为啥“不咋样”，总结出了三大罪状：一个是中心思想不明确；其次是段落分得不好，最后是乱用标点符号。因此在学校老师眼中，这位著名作家的文章最多得个“二类中”，也就是七十多分吧。

这话现在看确实有几分逗乐，孩子的乐趣透着十分的天真。但是孙女的分析大体是不错的，我们小时候读书，认为最好的散文是杨朔的《荔枝蜜》，尽管从来不知道好在哪儿，总觉得都收到语文课本里了，当然是最好的。但阅读的天性是靠直觉，喜欢什么样风格的文字不是语文课本能灌输的，业余翻书的时候读到汪曾祺，总觉得这个老头写的东西跟那些名家不一样。虽然说不出来好在哪里，但已经能感觉到这是另外一个阅读的世界，是课本的那些范文所不能给予的。

《老头儿汪曾祺》中提到一个私下里的段子，大意是汪曾祺跟家里人聊天时说对解放以来散文评价都不高，认为不少作品“不是剑拔弩张，盛气凌人，就是过度抒情，顾影自怜，文字过分雕琢，败坏了中国散文的传统”。20世纪80年代初，一次电台正在播放配乐散文《荔枝蜜》，老头儿从隔壁房间出来说：“散文配乐是最恶劣的做法。这样的文章也不要学。散文的大忌是作态。中国的散文一坏于杨朔，二坏于刘白羽。”这两位“大家”都有文章收录在中学语文课本里，作为范文推崇。小时候读书，我们写作文就从这两位散文大家中总结出某种套路和模式，一套一个准儿。不过，长此以往写作文，味同嚼蜡。

汪曾祺曾提到现当代作家里他最为推崇的是鲁迅和沈从文，解放后与他同时代的作家他推崇的是孙犁。推崇前两位不奇怪，少年读书都喜欢鲁迅，而且他的早期作品模仿鲁迅的痕迹很浓，喜欢沈从文更不用赘述，某种程度上说，汪曾祺延续了沈从文的文脉，这是中国作家中唯一的一对师徒获得了同样高的赞誉。至于他推崇孙犁，是觉得他把革命题材写成了真正的小说，超出了一般意识形态的局限，很是难得。

汪国真散文篇3

关键词： 小说《大淖记事》 文体学 诗话小说 散文化小说

汪曾祺是一个文体意识非常强的作家，也是一个文体上有着独特风格的作家。曾有法国记者就他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提问，汪答曰：“我大概算是一个文体家。”［1］P295笔者就试着从题材、结构、叙事方式、人物、语言等方面对这部被视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进行文本细读。

一、题材方面的特点

《大淖记事》这篇小说基本上符合汪曾祺小说题材方面“回忆即小说”的特点。汪曾祺说：“我写旧题材，只是因为我对旧社会的生活比较熟悉，对我旧时邻里有较真切的了解和较深的感情，我也愿意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尽火气，特别是除尽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2］P189

《大淖记事》在《大家小集——汪曾祺集》中被收入“故乡杂记”，就是说作家是以一种回忆的姿态写的发生在故乡背景里的故事。这个题材的特点决定了这篇小说的整体氛围、整体情调。回忆型的小说一般来说都带有怀旧色彩，人物也置身于一种比较远距离的时空里，这些都增添了小说的诗化色彩。

二、结构方面的特点

《大淖记事》结构方面的特点可以用“近似随笔”来概括。汪曾祺主张小说贴着生活来写，生活的样式就是小说的样式。为此，他主张打破传统小说的情节观念，实现小说结构的散文化。他认为，散文化是现代小说结构的必然趋势。汪曾祺曾以“水”来喻示文化小说的结构，“水”是舒缓有致、宛转自如的，与生活现实相适应。汪曾祺对小说结构的这种认识深受古记体小说的影响，像他所崇尚的《阅微草堂笔记》、《世说新语》、《聊斋志异》等作品，都是“笔记”或类似“笔记”的小品。

《大淖记事》不似传统小说有鲜明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而是很少有悬念的设置，叙述节奏也永远是那么的不紧不慢，舒缓有致。在巧云被，十一子被号长带的一群人打得半死不活的时候，小说也没有出现读者预想中的高潮。文章的节奏仍旧是那样的从容不迫，特别是巧云和十一子之间的一段对话，让人有无语之感。对话是这样的：

十一子能进一点饮食，能说话了。巧云问他：

“他们打你，你只要说不再进我家的门，就不打你了，你就不会吃这样大的苦了。你为什么不说？”

“你要我说么？”

“不要。”

“我知道你不要。”

“你值么？”

“我值。”

“十一子，你真好！我喜欢你！你快点好。”

“你亲我一下，我就好得快。”

“好，亲你！”

我们为男女主人公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时候，他俩却在你侬我爱、卿卿我我，让人忍俊不禁，却也只能舒心地一笑，有一种“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的挫败感。其实，这是小说独特的散文化的结构产生的奇特效果。

三、叙事方式方面的特点

（一）从环境中推出故事，铺张背景描写。

《大淖记事》的开头不露声色地、执著地临摹民俗地图，故意躲开人物的叙述，读起来令人惊奇。小说前三节，写的是大淖风情、锡匠行当、挑夫生涯，都是写风土人情，宛如一幅幅精彩细致的民俗画，直到第四节，人物才姗姗出场。这种从环境中推出故事、铺张背景描写的手法增添了小说的意境美，同时也增添了小说的文化意味。因而，小说的诗化美得以体现。

（二）意象叙事。

“意象叙事”是与意象抒情密切相关的一种叙事方式，是强化诗化氛围的重要手段。它依靠不断出现的意象来结构，并推动叙事作品情节的发展或情感的演变。意象承载着丰富的情思内涵并拓展出广阔的审美空间，使叙事和抒情融为一体。例如小说中出现的“鸡鸭炕房”、“鲜活行”、“鱼行”、“茅草”、“芦荻”、“挑夫”、“荸荠”、“菱角”、“连枝藕”等独特意象就构成了一幅独特的民间风俗图，同时也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四、人物方面的特点

在汪曾祺看来，散文化小说不是直接写人，而是写气氛，借气氛来写人。传统的小说以人物塑造为中心，紧紧围绕着人物来组织情节，布局谋篇，而汪曾祺则突破了这种观念，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现代小说的人物描写。他的“气氛即人物”的人物描写理论是紧承其散文化的小说主张而来的。

散文化小说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情绪化”小说，这种小说不编织故事，不注重情节的发展，而着意于营造一种意境，抒发一种情绪，营造一种气氛。散文化小说也写人，但不直接写人，而是融人于气氛之中，借气氛来写人。［3］

《大淖记事》多采用描述和表现性的语言，这样的语言充满了作者的主观情感，其目的是在文本中营造出一种情调和意境。在小说中，巧云和十一子的性格都隐藏在一种深深的文化氛围中，使读者产生一种亦真亦幻、虚无缥缈的感觉。但是在那样美的氛围之中，我们还是感受到了巧云的美丽纯真，十一子的勇敢真诚，以及他们之间至纯至美的感情。

五、语言方面的特点

（一）具有暗示性和模糊性。

中国古代文论历来推崇“重含蓄”之理，受其影响，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具有暗示性，呈现出含蓄婉约之美。汪曾祺的小说都很短，语言也经济。为了用经济的语言表现丰富的内容，作者常常选用凝缩性句子，并利用词际句际空白，让简短的语言形式承载复杂的语义内容。［4］

小说中描写巧云和十一子半夜幽会在沙洲的那一段，就充满暗示和模糊性。小说只这样写了一句：“他们在沙洲的茅草丛里一直待到月到中天。”“月亮真好啊！”这具有暗示性和模糊性的语言很像诗歌的语言，这如诗的语言使得小说充满意境美，同时也增加了读者的想象空间，使得小说的内容得以无限延伸和扩展。

（二）气韵生动，兼具音乐性和绘画美。

汪曾祺的《大淖记事》，无论从情感节奏还是语言节奏来看，其音乐性都很强。例如文中有这么一段：

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走过，好看得很。

这一段文字描写，不仅让我们听到了扁担的“嚓嚓”声，而且我们似乎能看到姑娘媳妇们袅娜的身姿和绽放在她们脸上的明媚的笑容。她们和她们肩上的五颜六色的挑货一起，构成了一幅和谐美妙的图景。

小说中大量短句的运用，长短句式的巧妙搭配，奇偶句式的交叉变换，形成了如诗词般的节奏回旋，实现了文章的和谐美。同时，语句中暗合的韵脚，叠音、叠字的使用造就的韵律变化和协调，形成了内部节奏的和谐美。叠言形式本身具有音乐性，能给人以声音的美感，同时具有描绘作用，可以增强语言的形象性。

（三）语言的文化性。

《大淖记事》的小说语言富含文化气息，由此形成了小说独特的文化风貌。小说中独特意象的使用、独特生活场景的展现、独特的具有地域色彩的语言使小说的文化意蕴深厚。

这里所谓的文化，既有俗的一面又有雅的一面。小说描述十一子外貌神态的那一段就极具古典气息：“因为他太聪明，长得又太好看了，他长得挺拔四称，肩宽腰细，唇红齿白，浓眉大眼，头戴遮阳草帽，青鞋净袜，合身衣服整齐合体。”［5］P40

这段文字描写当然是极雅的，然而小说中俗的文字也是有的，例如姑娘媳妇们喊老光棍黄海龙“老骚胡子”的诨名就具有口语化的色彩，富含浓郁的生活气息。这种雅俗共赏的文字大概就是汪曾祺的小说散发持久魅力，并被广大读者所喜爱的原因之一。

《大淖记事》作为汪曾祺诗化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情绪，它把情节淡化，人物化虚，结构散化，却并不意味着将这些要素化无，它与旧小说有所不同，却又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小说特质。在1980年左右就能写出具有如此独特文体魅力的汪曾祺，的确不愧是一位杰出的“文体家”。

参考文献：

［1］汪曾祺.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到的自己.汪曾祺全集（第四卷）［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卢军.汪曾祺小说创作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熊修雨.当代性写作与汪曾祺的小说文体观［J］.新疆大学学报，2001.12，第29卷，（4）.

［4］伏斐.灵动诗意和谐纯美——汪曾祺小说语言魅力述略［J］.作家杂志，2010，（4）.

［5］汪曾祺著.杨早编注.汪曾祺集［M］.花城出版社，2008.

汪国真散文篇4

我受威信县汪氏宗亲联谊会筹备组的委托，就下面三个方面的认识与大家交谈，不当或不妥之处，敬请各位宗亲批评指正，并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建议。

一、汪氏――我们的根，我们的魂，我们的骄傲和自豪

人们常说：本固根粗，源远流长。追溯历史，自轩辕黄帝至得姓始祖颖川侯知，我们是黄帝之后裔，我汪氏属百家大姓之一，枝繁叶茂，人丁浩繁，早已遍布全国大江南北东西和海外，至今大约有五百多万人口。自2006年中华汪氏宗亲首聚黄山宗亲联谊筹备会后，2013年6月汪氏宗亲代表再聚武汉，召开了《中华汪氏通宗世谱》编修工作研讨会。滇黔川渝汪氏家族理事会于2013年9月在毕节召开理事会扩大会议，认真传达了黄山、武汉会议的精神，完成了滇黔川渝汪氏家族理事会的换届，汪义富连任理事长，理事会补充了新鲜血液，充实了队伍，建立了《章程》，大家一致认为：《中华汪氏通宗世谱》编修是顺应时展要求和宗亲建设的一件大事，事关汪氏宗族的发展兴旺，更重要的是乘盛世东风，踏中华复兴梦之主旋律，强化宗亲的团结一致，大力弘扬祖宗精神，求真务实，使汪氏家族更加兴旺发达，以家族的和谐团结来维护国家民族的团结稳定，用家族的兴旺发达推动祖国的振兴强大，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去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宁，做出我族应有的贡献，威信县汪氏宗亲联谊会借此强劲东风，应运而生。全体宗亲应该为自己作为大家庭的一员，感到骄傲和自豪，增强自信心、责任心和使命感。同时，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汪氏家族是伴随中华民族的发展而发展，汪氏列祖列宗对华夏大地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是我们的楷模，是我族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灵魂，唐朝时期，我族被列为十大柱族之一，越国公汪华曾先后被唐至清的九位皇帝15次下诏加封，被当地的人民称为“汪公大帝”，著名文学家苏轼赞到“颖川世胄，越国名家”，汪氏在唐、宋、元朝军政名人迭出，《中国名人大辞典》就收录，元代以前汪氏人物114人。明、清时期扩展至科技、文学等英才层出不穷，子孙后代承继祖训，弘扬光大，彰显汪氏之精神，正反名人均属突显，对社会影响很大，这一时期入典人物243人，放眼世界看当代，多条战线，更是群英辈出，《世界人物辞典》、《世界名人录》中更有数百汪姓人士入选。这充分证明了汪氏祖宗的精神在发扬光大，汪氏祖宗的血脉在开花结果，汪氏家族在繁荣昌盛，汪氏宗亲在继往开来，必然会走向美好的明天！这是我们的期盼，这是我们的心愿，这是我们的祝福，这是我们的骄傲和自豪。让我们共同祈求祖宗神灵保佑我们宗亲，祝福汪氏宗亲兴旺发达，幸福平安，四季发财，天天快乐！让我们一起顺应时代，扬帆起航，共创美好的明天。

二、弘扬汪王文化，基础在家庭，落脚点在发展

“汪王文化研究会”的成立是汪氏家族后裔子孙牢记使命，夯实发展基础，弘扬汪氏精神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为我们研究探讨汪王文化，弘扬祖宗精神，张扬汪氏特性，交流汇聚宗亲情谊，促进汪氏宗亲发展搭建了一个平台，其性质为“氏族文化研究，宗亲联谊活动，家国历史教育，中华文明传承”。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威信县汪氏宗亲联谊会成立的指导思想和宗旨。“汪王文化”是个体精神与物质文明的统一，突出强调了统一、和谐、惜民、强国，体现了人民至上，敬业奉献，促进和谐，凝聚人心，荣光无限，铸就了徽州文化及徽商，江南六州百姓称其为“汪公大帝”、“太阳菩萨”，他的九子多身居军政要职，深孚名望，有“一二三太子，四五六诸侯，七八九相公”之誉，成为百姓敬仰的“忠护老爷”、“八老爷”、“九老爷”等地方神圣。历代的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和文人雅士，如贺知章、朱熹、苏辙、文天祥等等，留下了大量颂扬汪王的诗篇，文天祥赞其“功勋赫濯，功揭天地，一代英雄，千载庙祀，有像斯存，凌然正气”。2009年我族宗亲汪承兴和汪如红编撰的《大唐越国汪华颂歌》，收集整理了上至唐玄宗等皇帝、丞相、大臣，下至州官、县令、文人雅士141位作者的160首诗词，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的微学专家、学者纷纷著书立说，肯定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巨大贡献，称颂其功德卓著，声名显赫，“诚为古徽州第一伟人”。

各位宗亲：“汪王文化”现象根深蒂固，延绵不断，影响深远，他“以民为本，以人为魂，有勇有谋，能王能臣，国家统一，鼎力助成”。是我族人珍贵的精神财富，学习它有利于我们在建设发展历程中更坚定地走科学发展之路，研究它有利于我们在追求幸福安康的过程中，确立人生正确的价值取向，弘扬“汪王文化”，有利于我们汪氏在发展战略中走壮体强魂之路。传承它有利于我们把文化教育摆在家庭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发展才是硬道理”。通过具体实在的载体，从我做起，从规范自己，教育子女做起，从抓好家庭建设做起，使点滴慢慢汇聚成河，生生不息，既强化了自己，又带动了家人，既搞好自己的家庭建设，又影响了自己的街坊邻里，既自己自觉地谋求发展，又推进社会的和谐进步，德义先，敬祖宗、孝父母、尊兄长、友弟妹，睦四邻，兴文化，重教育，立大志，建勋功，福禄寿，家道兴，何乐而不为呢！

三、坚持原则，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切实做好《中华汪氏通宗世谱》编修的基础工作

《中华汪氏通宗世谱》编修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意义重大。由于支系分布面广，人口众多，支系脱节，族人离散的现象突出，导致一盘散沙的状况，通过全国联谱，支支系系认真进行联接，才能有效清理各支系的来龙去脉，便于宗亲认祖归宗，也便于宗亲了解历史，学习历史，弘扬汪王文化，传承文明，更方便宗亲相互交流联谊，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大事，困难固然不少，这需要我们统一思想认识，坚定信心，下定决心，同心协力，汇聚宗亲智慧、人才，有智出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绝不能胡编乱造。对于过去弄错了的，要有修正错误的胸襟和气度，防止以讹传讹，贻害子孙。为此，结合《中合汪氏通宗世谱》管理委员会的全国联谱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我们的设想是宗亲联谊会成立后，广泛宣传，拟定计划；分片包干，责任到人；自下而上，统计汇总；查缺补漏，归类上报。主要任务是搞好基础性工作，待滇黔川渝汪氏家族理事会下一步计划安排后，再统一安排。希望大家通过工作去凝聚人心，形成合力，通过工作，用行动去感染大家，影响大家，引导大家。

各位宗亲，汪氏宗亲联谊会成立后，主要设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一、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切实搞好调查研究；二、理清思路，理顺关系，切实搞好工作规划；三、加强协调配合，切实抓好《中华汪氏通宗世谱》编修的基础工作。各位宗亲：时不我待，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族宗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弘扬祖宗精神，不辱使命，既要敢于接过祖宗传承之“接力棒”，又要善于传承经营，发展下去。我们必须树雄心，立壮志，开扩胸襟，胸怀大局，放眼世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真抓实干，切实从我们身边的点滴之事做起，谦虚好学，以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高度的责任心和责任感，肩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克勤克俭，团结一致，相互勉励，携手奋进，为再铸宗亲辉煌，让我们一道承继祖宗伟业，彰显精神，与时俱进，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告慰祖宗，为汪氏宗亲更加繁荣昌盛而努力奋斗！

谢谢大家！

汪国真散文篇5

关键词：散文化小说；情节；结构；特征

汪曾祺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他的《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等更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篇，我们都很喜欢他，喜欢他为我们营造的那些恬淡和谐的水墨画。正是他的出现一扫"伤痕"、"反思"的浪潮，使人们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小说"有了全新的认识，他的成功实践为后来的作家提供了典范，使得一批具有共同审美理想的人涌现，于是散文化小说渐渐成为一种当代小说史上的流派之一。

但是对于散文化小说，目前仍有很多人在认识上存在偏差，有人认为散文化小说就是"由鲁迅所开创，展开于乡土写实小说、乡土抒情小说和以郁达夫为代表的自我抒情小说中"，[1]也有人认为"所谓散文化小说，即用散文和诗的笔法写成、具有诗的意味和意境、生于抒情的小说，亦称为散文诗式小说或诗化小说"，[2]甚至有很多人都会将散文化小说同"乡土小说"、"抒情小说"、"风俗小说"相混淆。

对于情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它"是戏剧及叙事性作品的重要审美因素，必须具备真实性、典型性、生动性和丰富性等审美特征"。[4]这条原则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也指导着很多作家的创作，人们一致的心理是没有情节就没有故事，没有故事小说也就无法存在。可是散文化小说的出现，却极大的冲击了这个观点的基石。

胡亚敏教授将小说的情节类型划分为线性情节和非线性情节两种，对于线性情节我们都不陌生，我们非常熟悉的四大名著都是采用了线性情节。而非线性情节是"相对线型而言的，是对传统的故事型情节的一种冲击。它表现为线型情节的紊乱或隐退，其基本特征为打乱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淡化人物和情节。"[5]根据这个定义我们知道非线性情节并不是完全没有情节，而只是缺少清晰完整的故事情节。

汪曾棋曾经说过："我的一些小说不大像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不善于讲故事。我也不太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大真实。我的初期的小说，只是相当客观地记录对一些人的印象，对我所未见的，不了解的，不去以意为之作过多的补充。后来稍稍展开一些，有较多的虚构，也有一点点情节。"[6]他的这段话表明散文化小说不追求情节，但也不表明没有情节，如果要归类，散文化小说的情节当然要归入非线性情节。

在散文化小说中情节是以隐退的方式出现的，构成故事的情节没有明确的起点，也没有固定的终点。比如在何立伟的小说《白色鸟》中，我们看到的情节是两个不识愁滋味的少年在夏日宁静的河边玩耍。一声批斗的锣声将深藏的情节拉扯出来，但是作者并没有按照传统的模式继续写这个情节，反而戛然而止。这就给小说的情节留下了空白，如同中国山水画中的留白给人以想象和回味的空间。

在情节的组织上，散文化小说不是按照传统的时间顺序连接，也不是以因果关系连接，而是以"反因果的关系"来连接的。关于反因果连接，胡亚敏指出，"反因果连接也不失为因果连接的一种变体，主要表现为因果关系的淡化和歪曲"[7]具体来说散文化小说的情节方式还是"淡化"，情节自由敷衍，取消了戏剧性情节，同时散文化小说也放弃了传统的"序幕、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尾声"的情节模式，叙述的只是生活的自然流程。

刘姗在《文心雕龙・定势》中有言："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8]在他看来文章的体式是按照作家的思想来创造和选择的。同样的，作家采取何种情节，也是意在笔先的"因情而题"，都是为了更好的表达作者的情感和思想，散文化小说作家选择这样的情节也是表达感情的需要。

那么散文化小说的情节具有怎样的特征呢？简单来说散文化小说的情节特征可以概括为"弱化"，这种弱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些散文化小说无情节。比如汪曾祺的《幽冥钟》不过是一点点情绪点染而成，没有人物，更没有情节；汪曾祺的《詹大胖子》有人物，但却没有连贯的故事，只是一个个生活的小片断；邓刚的《迷人的海》中海如何迷人？人与海之间有什么故事？老小两代海碰子之间似乎也没有什么大故事可言；阿城的《雪山》中的人物也是不定的，我们只看到一个影影绰绰的行走的影子，自然也没有什么情节来构成故事了。迟子建的《守灵人不说话》中，守灵人为什么不说话，并不是由情节来诉诸读者的。刘庆邦的《春天的仪式》不过是在借星采的眼睛写三月三这个赶集的日子以及星采的那点小儿女心思……

第二个方面是情节的缺失，小说有情节但情节不完整。比如在何立伟的小说《白色鸟》中，作者讲到外婆的故事，文中提到 "忽然有一天，外婆就打起包袱乡下来了"，" 方才吃午饭时候，有人隔了田膛喊外婆，声音好大"，"今天下午开批斗会"这些零零碎碎的情节，但是作者并没有说明外婆为什么到乡下来，有人喊外婆做什么，批斗会批斗谁这些问题，这些情节都被缺失。但是这些零散的情节却可以激起读者的想象，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线索联想到外婆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被迫回到乡下，还受到了批斗和迫害等等，这样作者虽然没有介绍，我们也可以明白，就达到了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总之，散文化小说中没有情节或情节的缺失，都是为了消弱传统意识中情节对小说的主宰作用，这也是作家有意为之的，苏童就曾经说过："迟子建的小说构想几乎不依赖于故事，很大程度上它是由个人的内心感受折叠起来，一只温度适宜的气温表常年挂在迟子建的心中，因此他的小说有一种非常宜人的气温。"在散文化小说中，情节不再是构成小说最为核心的东西了。"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由冲突性情节到非冲突性情节，再到情节的淡化以至无情节的发展，是有着某种内在的必然性的"。在散文化小说这里，完成了这种情节观念的更新。

参考文献：

[1]康凤英.散文化小说：现代作家自觉追求的独立文体[J].辽宁工学院学报，2003，（6）.

[2]蒋小兰.散文化小说审美特征论[J].贵阳金筑大学学报，2003，（3）.

[3]佃国春.论当代散文化小说[J].作家，2007，（5）.

[4]胡亚敏.叙事学[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32.

[5]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G]//汪曾祺全集・四[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66.

[6]胡亚敏.叙事学[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26.

[7]刘勰.文心雕龙[M].周振甫，评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445.

[8]苏童.关于迟子建[G]//微风入林・跋[M].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

[9]张学军.中国当代小说流派史[M].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

[10]迟子建.微风入林[M].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

[11]刘庆邦.遍地白花[M].新世界出版社，2002.

[12]迟子建.芳草在沼泽中[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汪国真散文篇6

在安徽省合肥市有一位106岁的女寿星,她叫汪付修。她小时候念过私塾,识文断字,看书看报,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婚后生下三女一男,现在小的已76岁,大的84岁。其家丁兴旺,五世同堂。现在,汪老寿星头脑清楚,耳不聋,眼不花,行动自由。汪老寿星长寿的主要原因是:生活有规律,子女孝顺。

有规律的良好的生活习惯。汪老寿星喜欢早睡早起,中午也要睡上两三个小时。早晨起床后,自己洗脸梳头,刷牙漱口。晚上坚持洗脚。夜里醒来时坚持叩齿。穿衣不讲究新旧,干净就行。在饮食上,喜欢清淡,饭菜随便,可粗可细,不挑食,不偏食,好的不多吃,差的不少吃。饭菜注意温饱适度,饮食调匀。因为人体依靠肠胃来消化和吸收营养,如果饮食过度,会使胃气不足,气血虚衰,导致内分泌失调,影响身体健康。如果偏食,就可能造成营养不足。从这个角度说,吃的食物应丰富些才好。

儿孙孝敬,尊老爱幼,家庭和睦,使老人晚年生活称心如意。只要天气好,晚辈们总要用轮椅推着老人到公园散心,在花丛中流连忘返,以花为伴,或观赏百态的游鱼,呼吸新鲜空气,或看各种动物嬉戏,真是舒心爽目,其乐无穷。难怪每次去公园散心,汪老寿星都心花怒放,喜不胜收。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汪老寿星在孝敬的儿孙照顾下,真的是越活越年轻。

汪老寿星脾气随和,从不生气。有不顺心的事,汪老寿星往往先说出来,绝不存在心里。因为憋气会使胸腔内的压力骤然升高,使心脏负担加重,血液回心不畅,容易发生头晕目眩,甚至昏厥,或发生脑血管意外。除了把心里话说出来,她还善于克制自己的情绪,能自我排遣,淡化得失恩怨。在家里家外的关系上,汪老寿星处理得特别好。从医学角度讲,心平气和,就能平衡阴阳,调和六脉,祛病健身,延年益寿。(张清华)

不为良相,当为良医

杨国亮,男,100岁,出生在四川省邛崃泉水乡。父亲知书达理,在家里办过私塾。故此,杨国亮较早地接受了古代文化的熏陶。中学时代,杨国亮读到了梁启超的《中国魂》和《饮冰宝文集》,更激起反帝爱国的热情,1922年冬,杨国亮到了上海,他深知四川的教育远不如上海,唯恐自己功底浅薄,乃于1923年到上海大同大学补习。那时,社会腐败,劳苦大众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解救社会底层民众的痛苦,于1924年夏考入湘雅医学预科雅礼大学。在雅礼期间,他又进一步接受进步思想,于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他毕业于中央大学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前身),1944年晋升为教授。

建国后,杨国亮立志要将自己的才华贡献给新生的祖国。他不断培养皮肤病学科的骨干队伍,同时,开设了梅毒、麻风湿疹、银屑病、红斑狼疮等十多个专病门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麻风专病门诊的创立为世界之最。

杨教授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年轻时戒烟,说不抽就不抽,几十年来一支也不碰。他不吃油腻及高脂肪类食物,上班时随身带个辣椒瓶,生活十分简朴。

汪国真散文篇7

中秋节这天，在江湾镇汪口村，村里的老人小孩从上午开始，就聚在一起扎草龙。汪口村的香火龙龙身由一圈一圈的稻草环连接而成的，一条草龙大约长二三十米，全部是用稻草编织而成。其中龙头最难扎，一般由村里有经验的老人来完成。

女人们则在锅台灶边忙碌着，用面粉、白糖、猪油、黑芝麻、白芝麻等做成中秋夜传统的麻饼和酥月供一家老小美餐一顿。

夜幕降临，在一阵鞭炮、鼓乐声中，插香仪式正式开始。为了讨个好兆头，很多村民都争着插一把“龙头香”，寓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全村平安。不一会，草龙全身插满香，变身为一条火龙。随着“绣球”的舞动，火龙腾云驾雾而来，游走在村落田园之间，时而腾空疾飞，时而逶迤蛇行，千姿百态，变幻莫测，长长的草龙灯星星点点，与天空的明月对应，煞是壮观。

跟在香火龙之后，是汪口村特有的桂花灯和地戏表演。桂花灯以远看星星点点的香火酷似桂花而得名，而挂在竹梢那绿的白菜、黄的玉米、红的辣椒、红锂鱼等灯笼惟妙惟肖。

地戏表演有《西游记》《打渔杀家》等曲目，参演者都要戴上面具，有的扮相夸张幽默，有的动作诙谐滑稽。大家在一起或唱歌跳舞，或进行各种游戏，直到深夜才会散去。

在度过一个忘情的中秋夜之后，次日便可在汪口村游赏一番。汪口村是我国历史文化名村之一，它曾作为皖南古民居项目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在这里的十八条古巷中散落着众多官第、商宅、民居和书屋等各类古建筑，至今仍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历史风貌。

行游者可沿着千年古街漫步悠悠，一路经过古朴典雅的“一经堂”、“懋德堂”、“大夫第”和“养书屋”等民居，最后抵达这里最有名的俞氏宗祠。

俞氏宗祠为三进院落，占地面积有一千多平方米，它以细腻的雕刻工艺见长。抬头可见门楼正面，檐下斗拱密布，横枋刻双龙戏珠图案，横枋下面明枋深雕双凤朝阳；门脚之石刻，花鸟鱼虫等动植物形态，楚楚逼真；室内木雕，如梁坊、雀替、槛托花门等处均巧琢雕饰，浅雕的图案有石榴、蝙蝠、鲤鱼等，透雕的图形有牡丹花、莲花、松、竹、梅等，技法娴熟，栩栩如生，被誉为“艺术殿堂”、“木雕宝库”。

走出俞氏宗祠，若不想重复路线，可乘坐竹筏漂流返回。汪口村周青山环抱、绿水依流，三五人一条竹筏，竹竿划过水面发出清脆的声音，河岸的一边树木郁郁葱葱，山鸟啾鸣，另一边是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古祠堂、古商埠仿佛都在诉说昔日徽商的繁盛。“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何等的惬意！

行程推荐

Day1.从北京坐早班飞机到南昌（往返机票约需2000元），再换乘大巴约4个小时车程到婺源。之后可在婺源新汽车站乘开往江湾、晓起、庆源方向的车，每20分钟一趟，在汪口下车即可，车程大约30分钟，车票4元

Day2.游赏汪口村徽派建筑，体验水上竹筏漂流。汪口古村门票为60元

Day3.补觉或者直接返程

周边联游：如果时间有空余，可到周边江湾（萧江宗祠、故里）、晓起（千年古樟树、田园村落），江岭（梯田、日出、云雾等）等村落逛逛

住宿：汪口景区内外均可找到住宿，标准间价格在100元左右

美食：乡村烧豆腐、四季清明果、荷包鲤鱼等值得品尝

汪国真散文篇8

汪峰：我对这个社会的看法十几年都没有变汪

汪峰刚吃完午饭，开始一根接一根抽“点三”中国南海，这是他在创作和接受媒体轮流采访时的习惯。“费脑子。”他说。在光线并不明亮的咖啡厅里依旧戴着墨镜，乐评人李皖评价汪峰是一个“感性也敏感的人”，回答每一个问题都很谨慎。这种小心翼翼让他出一张新号辑时，要花8个月写近100首歌，再从中挑选，也让他在面对乐评人和听众的质疑时，坚持自己要做“主流摇滚”的信念。

汪峰穿着紧身白T恤，裹得紧紧的窄腿紧身牛仔裤，脚上的一双Dior Homme的尖头皮鞋是身上的亮点，他对穿着很挑剔，很多衣服都在国外购买。新写的一首歌叫《名利场》，也把自己包括在内。经常参加晚会或一些颁奖典礼，汪峰很早就开始重视自己的外形：“大部分的艺人因为这个职业的需要他必须要装，但是一个人如果能够比较彻底地从自身角度去剖析和自我批评，我觉得一种诚实的态度会让听的人绝对不会感到拒绝。”

这是一个矛盾的人，身处名利场又希望能冷静旁观，因为一直在摇滚和商业中寻找平衡，也因为―边认真做音乐，一边要面对挑剔的评价。

我一直都在做捆滚

“我从第一天决定不拉小提琴了，开始从事摇滚乐，我就很确定要做的音乐就是这个。”汪峰这么回顾自己的人生。

不论是乐评人郝舫、李皖还是汪峰自己，都认为他从来就没离开摇滚的调调，当崔健渐渐淡出大型演唱会、郑钧缺乏曝光率、许巍被定位为民谣之后，摇滚这块，汪峰一直是晚会上的最佳选择。外界对鲍家街43号的汪峰是“关注生命”、“反抗”的印象，对现在的汪峰则持审视和观望的态度。“在他脱离乐队之后，音乐部分用了一些合成器，显得廉价了。”李皖说。

汪峰说自己其实一直在坚持制作摇滚乐：“就算是有那些大众传唱度比较高的歌，也是我专辑里特别小的一部分，绝大部分作品其实都是摇滚乐那个范围的。说这张更摇滚，上一张不摇滚，在我的专辑里不是这样的，只不过这一张我相对来说从照片、音乐、制作、歌词所有这些角度都更加的纯粹和集中。”新专辑加强了歌词的社会性，并且在好几首歌里使用嘶哑唱腔，宣传上强调“回归摇滚”，汪峰想找到商业和摇滚的平衡状态。而李皖则表示还没听过汪峰的新歌，因此只是揣测：“我猜测他不可能不玩大众，再回过头去玩很个人的题材，只是更有棱角，更有力量，更自我。”

乐评人郝舫在给汪峰新专辑写评论时的三句话是――午夜梦回后的忏悔、繁华散尽后的真诚、冷眼审视后的怒意。“这三点他至少都能做得到，我觉得像现在流行音乐也好摇滚乐也好，谁做到了这几点?谁做到了这几点还能写出一个像样的作品来?我觉得我就挺尊重他。你不要管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在这样的处境里头他还能够创作，还能写出能听的东西，我觉得挺不错的。我是不会去苛求这些东西的，没必要。’'郝舫也看出了汪峰在寻找平衡时的艰难。“我觉得像汪峰、许巍有时候还是绕不开这圈儿，许巍呢可能想得开一点。汪峰呢，你不把他当摇滚乐他就觉得……挺当回事儿的。我觉得没必要去纠缠这样一些细节的东西。”

玩摇滚乐的人应该加强学习

1997年，汪峰在《晚安北京》里写“伴着国产压路机的声音／伴着伤口进裂的虚假／在今夜的雨中睡去”；2002年，汪峰在《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里写“没有爱就没有伤害／爱是一次永久的期待”；2009年，汪峰在《有意思吗》里写“弱小的孩子为生命祈祷／你觉得有意思吗／漂亮的母亲为生命卖笑／你觉得有意思吗”。

这三首歌代表了汪峰12年的脉络，在离开鲍家街43号之后拥抱大众，主流摇滚是他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的论调。李皖认为，汪峰后来把自己定位为典型的流行摇滚，希望朝巨星化的路子发展，一直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他早期那些铁杆歌迷对他的这个转变无法接受，认为他是投降派，做一些没意思的、甜蜜蜜的东西。“但他这两年越来越向摇滚乐推进，我的个人推测，是他刚开始把流行音乐想得层次过低，看得太简单。像他这样学院派出来的，有才能、有实力，去做流行音乐怎么会做不好呢?他以为那些情情爱爱就能征服大众，后来发现不彳亍，所以他也一直在不断提升流行的品质，歌词也从口水变得有内涵。他的上两张专辑《怒放的生命》和《勇敢的心》就有一定的格调了，从叙事曲变成带点愤青的状态，反对物质生活，反对现代化潮流的。”

“我自己的内心对这个社会的看法确实在这十几年，百分之七八十都没有变”，“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是永匾不变的，这个是肯定的”。汪峰是一个做事认真且坚定信仰的人，在做上一张专辑《勇敢的心》时，每天一大早打电话给宣传开工，布置一天的事情；英语不是特别好的他会拿着国外买回来的CD,找郝盼请教歌词是什么意思。

郝舫认为，汪峰这种一直在认真学东西的精神，至少在这个音乐圈里很可贵：“我说玩摇滚乐的人应该加强学习，这个行业里头都是些不学无术的人，什么都不懂的，做音乐的人吧，基本的工具都不能掌握，怎么也有点说不过去吧。我玩琴时间很短，但我都能看见有人上台琴都不调正就开始演出，太不尊重大家了吧，把我们当傻逼了是吧。摇滚乐的整体从业者的文化素质很低，我不是说上过学没有，是不是博士什么的，不是这意思，就是你一个人得认真学。一般的人玩摇滚乐的，文化水平本来就很差，然后专业力量又不够，有几个人写的歌词是能看的啊?因为摇滚乐的歌词也是有悠久的传统的，很多歌词是可以入诗的，中国总得出几号像这样的人吧。汪峰这张专辑里的贝司够好多吃这碗饭的人学好几年的了。至于看不惯他的内容是另外一个话题，就事论事地讲我觉得这还是至少今年为止听到的不错的东西。”

汪峰常常提约翰・列侬和鲍勃・迪伦，他渴望摇滚能成为整个社会认可的音乐，被传唱被奉为经典，他始终坚持认为主流摇滚才是王道，和另类、流行音乐以及很多实验音乐都不一样：“我个人认为最难做的音乐之一，一定是太卖、传唱度巨高的音乐，而你一定会因此被某些人认为太媚俗。除非历史验证你太伟大了，他就不敢说你很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