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范文
时间：2023-03-10 17:27:45
古汉语范文第1篇
《古汉语研究》（CN：43-1145/H）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季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古汉语研究》作为目前学术界惟一一家专门研究古汉语的学术刊物，设有古汉语文字、音韵、词汇、训诂、语法、修辞及古籍整理等专栏，发表本领域最新科研成果，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全国优秀期刊之一。
古汉语范文第2篇
从《经典释文》看“见”字见母音变匣母的构词孙洪伟(12)
“仆鉴”“独力”语源考覃晓航(19)
第四届汉语史研讨会暨第七届中古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21)
从楚简“卒岁”的词义谈到战国楚历的岁首宋华强(22)
汉魏时期同义并列双音词的衍生模式——以高诱注中的音训词为例吴泽顺(28)
“恼害”“触恼”等佛源词释义——兼谈佛源词研究价值颜洽茂康振栋(32)
“养母”五题孔潮丽(38)
致谢(43)
语词小札蒋冀骋(44)
《史记》疑难词语解诂杨琳(47)
唐宋笔记疑难语词考释郭作飞周红苓(51)
字频视角的古文字“四书”分布发展研究刘志基(54)
泛指性量词“枚／个”的兴替及其动因——以出土文献为新材料李建平张显成(64)
“基准单位”和量词的虚化唐小芬叶桂郴(73)
以量词为域论简帛文献的辞书学价值龙仕平(78)
古汉语“问”之演变——兼与《“问”之宾语演变探析》的作者商榷杨凤仙(87)
《辞源》建国60周年纪念版的出版与再修订史建桥(92)
一九八八年第一期（创刊号）
吕叔湘、熙先生题词（封二）
裘锡圭说金文"引"字的虚词用法（1）
张玉金甲骨卜辞中"惠"和"唯"的研究（4）
邵荣芬陈第对古韵的分部和构拟音值的假定（上）（10）
李维琪从《大唐西域记》汉译梵音看作者的语音（声母部分）（20）
虞万里文献中的山东古方音（30）
何九盈词义琐谈（承、钩、入日、拱）（37）
江蓝生"举似"补说（40）
王云路《读书杂志》志疑（45）
郭锡良先秦语气词新探（一）（50）
何乐士《左传》前八公与后四公的语法差异（56）
唐钰明古汉语被动式变换举例（66）
郭在贻、张涌泉、黄征
敦煌变文整理校勘中的几个问题（70）
王显《南齐书·海赋》订误（80）
董志翘《资治通鉴》标点疑误（83）
周秉钧《离骚》札记（88）
林金保"亡秦族矣"应是主谓结构（94）
肖璋谈《说文》说假借（1）
刘晓南《说文》连篆读例献疑（12）
邵荣芬陈第对古韵的分类和音值的假定（下）（19）
陈初生上古见系声母发展中一些值得注意的线索（26）
李葆嘉《汉语语音史·先秦音系》补苴（35）
廖名春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别字异文看"浊上变去"（42）
方平权譬况不是最早的注音方法（44）
陈伟武论先秦反义复合词的产生及其偏义现象
李运富从《毛诗平议》看训诂中的逻辑问题（论据部分）（53）
吴林伯《文心雕龙》正诂（61）
骆晓平史书词语札记（67）
段观宋唐诗词语考释（70）
郭锡良先秦语气词新探（二）（74）
孙雍长《经史百家杂钞》标点札记（83）
蒋冀骋《敦煌变文集》校注拾零（87）
杨建国《全唐诗》"一作"校正引例（91）
王玉堂玄幻予的形义（1）
钱剑夫试论《说文》和《纬书》的关系（7）
姚淦铭王国维的音韵学研究（11）
郭锦华上古汉语无鼻音韵尾吗？（18）
汤炳正古语"偏举"释例（23）
王晖试释"在"的两种罕见用法（31）
顾之川《通雅》对转语的运用（38）
朱庆之"敢"有"凡"义及其原因（44）
黄建群《论语》训诂札记（48）
王建"重瞳子"新解驳议（50）
谢质彬"地"有"分辨"义吗（53）
林定川"齯齿"旧说质疑（55）
王世华破"兼词"说（56）
胡力文《左传》中"若XX何"一类结构研究（61）
尹君关于"何所……"这一形式（68）
廖振佑王力《古代汉语》语法部分教学札记（76）
范进军《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一）注音勘误（84）
荆贵生《左传》文选教学札记（三则）（88）
杨春霖"朱门酒肉臭"释义辨正（93）
董耕许慎研究会在河南漯河市成立（17）
沉痛哀悼语言学家丁声树先生逝世（92）
赵克刚《经典释文》郑玄音声母系统（1）
耿振生明清语音学例说（8）
吴泽顺论"旁转"（16）
伍铁平传统语文学某些著作的一个缺点（19）
陈松长朱熹《诗集传》的训诂特色（22）
彭逢澍"音"字在古代训诂著述中的运用（28）
张涌泉俗语词研究与古籍校勘（36）
刘尚慈略谈成语词典的书证和释义（42）
何九盈词义琐谈（徐趋、重足、累足、比邻）（45）
胡竹安成语解说质疑（四条）（48）
谭承耕《论语》考释两则（50）
许匡一关于"垄断"的释义（52）
方有国也释"沦胥"（55）
韦文说"转徙"与"顿踣"（93）
马固钢释《七月》"于貉"（57）
俞理明汉魏六朝的疑问代词"那"及其他（58）
丁晓良《诗经》"言"字"我"义补证（64）
杨琳"其"字的一种特殊用法（69）
董志翘校点本《汉书》标点举误（70）
张锡德《清平山堂话本》校点商兑（74）
黄巽斋《尔雅集解》点校后记（79）
袁庆述说"久"（84）
钱宗武、苏进跃释"告"（85）
陈建初《类篇》的部首数和字数（87）
周秉钧《先秦语法》序（88）
杨端志《尔雅今注》评述（89）
许威汉论汉语词汇体系（1）
李运富从《毛诗平议》看训诂中的逻辑问题（证明部分）（8）
吕友仁《尔雅》"二义同条例"是王引之发现的吗？（15）
洪诚玉"N之P者"结构的语义关系和语法关系（20）
申小龙《左传》单段单动施事句研究（27）
[日本]大西克也论"毋""無"（36）
谭世勋句法研究的继承与发展（46）
崔立斌《孟子》的人称代词（53）
冯蒸中古果假二摄合流性质考略（61）
刘英《素问》用韵研究（67）
钱宗武《史记》引《书》虚词修辞（73）
张觉《孟子》中的强调表达法（79）
蒋冀骋近代汉语词义杂考（84）
杨建国唐诗语漫录（89）
梅季"挟天子"之"挟"（92）
汪维辉"作（为）某地"式试解（94）
武平全国首届古汉语学术研讨会在湖南举行（72）
正文《古汉语同义修辞》出版（78）
本刊启事本刊首批通讯员名单
董希谦许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任务（1）
李先华《说文》诗宗毛诗亦不废三家说（11）
李瑾《说文》重文研究例字举证（18）
王了一评《汉魏六朝韵谱》（23）
于安澜《汉魏六朝韵谱》重印跋（25）
张启焕校改本《汉魏六朝韵谱》评介（62）
任继昉《汉语大字典·木部》指瑕录（28）
赵天吏（遗作）周秦古韵十二类二十八部发微（32）
郭振生从《诗经》通假看先秦古声母（35）
蒋礼鸿《汉语语源学》序（42）
杨雪丽外部调和与内部沉积--《集韵》反切上字的特点（43）
郑祖同也说词的"表层所指义"与"深层隐含义"（49）
吴君恒《辞通三编》发凡（54）
张生汉《宋元语言词典》误释举例（60）}
安清跃、侯宏伟元曲语词河南方言今证（68）
曾光平方言寻根觅亲（71）
董玉琨《史记》三家注对假借的表述方式（74）
魏清源古汉语宾位谓词的性质（79）
王浩然古汉语动词谓语句综述（86）
刘冬冰清代小学昌明的宏观审视（93）
刘又辛、李茂康汉语词族（字族）研究的沿革（1）
向熹《汉语大字典》小议（10）
张联荣魏晋六朝诗词语释义（17）
廖名春吐鲁番出土文书语词管窥（21）
刘瑞明《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补正五则（28）
梅季《西游记》词语补释（32）
方一新《世说新语》词语札记（35）
朱运申、谢质彬词语杂释（37）
王玉堂"两造具备"及其他（40）
李会明一篇语言学论文举误（49）
张月明、李博"履帝武敏歆"新解
骆瑞鹤《论语》"乐则韶舞"古义（54）
杨平带"得"的述补结构的产生和发展（56）
蓝鹰从少数民族语言看"而"的虚化演变（64）
唐钰明古汉语动量表示法探源（71）
许仰民论《水浒全传》的被动句（74）
张玉金论卜辞中表示一事为另一事时间背景的虚词（78）
赵世举《尚书》和甲骨金文中人称代词的"格"问题（87）
王宇说"将无"及"无将"（91）
李葆嘉《〈广韵〉四声韵字今音表》校读杂记（续）（92）
董绍克《金瓶梅》中的"儿"尾不全是儿化音（94）
夏五近体诗中的同字（96）
张丽君"疭瘛"的读音（27）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述（1）
蒋冀骋俗语源简论（12）
王云路望文生训举例与探源（19）
董莲池假设分句主谓之间"而"字新探（25）
赵平安两周金文中的"后置定语"（30）
姚振武古汉语受事句中"见V"结构再研究（35）
吴慧颖"Vp1也Vp2"和"Vp1也怎的"（40）
阳太从《说文解字》看许慎的系统思想（46）
陈建初黄侃先生所批"《说文》同文"初探（55）
谭致平读《说文》记（64）
李之亮《宋元语言词典》释词商榷（67）
蒋宗许说"庙堂"（69）
朱庆之"野马"义证（72）
张斯忠也释"尸"（73）
徐复《扬州学派新论》序（75）
张玉来《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读后（78）
王蕴智评介新近出版的两部甲骨学巨著（83）
汪维辉评新版中学语文课本文言文的注释（87）
尹君、彭志宪古文教材中的注释疏误（93）
孟广道"全息"观念与古汉语教学（96）
[日]平山久雄敦煌《毛诗音》残卷反切的结构特点（1）
赵振铎《晏子春秋音义》韵读订误（12）
郭在贻[遗作]魏晋南北朝史书语词琐记（15）
袁庆述近代汉语语辞考释（23）
梁晓虹《六度集经》语词札记（27）
顾久"陶公性检厉勤于事"解（32）
方平权"长至"与"短至"（31）
苏宝荣古汉语特殊词序与原始思维心态（33）
郭建荣汉语实词定类的发展观（38）
江蓝生疑问副词"可"探源（44）
江灏语法和修辞述例（51）
李志兵汉语使成式的形成（57）
李恕豪论扬雄《方言》中的几个问题（59）
王箕裘长沙方言考补遗（65）
孙雍长六书研究中的一些看法（67）
倪渝根论汉字的造字法和构字法（75）
万业馨汉字结构方式的质变（80）
赵丕杰中学语文古词语札记（86）
魏达纯"所争，君子也"指谁？（89）
夏先培也谈"亡秦族矣"的结构和意义（22）
书讯两则（43）（50）
1989年全国部分古汉语论文篇目索引（90）
骆晓平魏晋六朝汉语词汇双音倾向三题（1）
吕云生论汉语并列复合词形成的条件与原因（8）
徐流论同义复词（12）
朱城同义连用浅论
孙良明汉代注释家的词类观
李运富王念孙父子的"连语观"及其训解实践
姚淦铭王国维的联绵字研究
李开《方言》总体结构及其对《尔雅》古今语的论述
林归思古汉语虚词的研究传统及其变革
张归璧"爰""焉"的用法及其演变考略
王宇古汉语的量词作状语问题
王聚元"孰与"句的结构分析
蒋冀骋论近代汉语的上限
王锳诗词曲语词续拾
段观宋唐宋笔记小说释词
王玉堂据湘语释古语（二则）
陈蒲清一部有特色的断代语法书--读易孟醇《先秦语法》
经本植一部有特色的古汉语教材--评《新编古代汉语》
张在云对郭编《古代汉语》的几点商榷
古汉语范文第3篇
一、古汉语的发音之美
古汉语的读音和形式都和现代汉语有着很大的区别,撇开象形文字不说,光古汉语的声调就不仅限于现代汉语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这四种,它还拥有一种类似轻音的声调,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这读音已经流失了。如果算上其拥有的九种音调,其组合发出来的声音远非现代汉语能够媲美的。
随着科学的发展,语言学家已经根据一些古汉语的残骸还原出了部分古汉语的发音,它听起来更像是汉语、俄语、越南语的结合体,用古汉语读出来的诗歌更是别具一番风味。例如,李白的《将进酒》一诗,众所周知唐诗对音律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其重要性甚至有超过诗文本身内容的趋势,但当我们用现代汉语读《将进酒》一诗时“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种音律感却并不明显,之所以这样,正是因为古汉语的流逝造成的。李白他的老家是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他是后来随其父亲移居天水的,这就导致李白当时写《将进酒》时所用的音和调与现在的音调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才无法从音韵上欣赏《将进酒》这首诗。由于文章限制,笔者在此不能将其古汉语的读法呈现出来,但读者可以在网络上进行相关搜索,便能听到真正的《将进酒》。
笔者在此再列举几个标准的例子:
刘禹锡《酬白乐天》中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其声调为“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两个平声之后便是去声,去声之后再接平声,结尾转音,其曲调时高时低,犹如海潮一般,其节奏感远非现代音乐中的拍子所能比拟。而且这个组句上下对仗极为工整,平声的沉舟对仄声的病树;方位词侧畔对前头;内容千帆过对万木春,平仄相对格式工整,既有现代所说的对称之美,其美中又含有一定的变化,读起来诚然让人流连忘返。
二、古汉语的文字之美
在分析文字之美前,大家要先明确一点,古汉语中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标点符号是新文化运动后才被逐渐引入汉语的。
正是因为古汉语中是没有标点的,所以作者才会为了表述清楚自己的意思,而在文字表述上下大工夫。作家为使自己描述的事物能以文字的形式清晰地、有条理地表达出来,会反复提炼自己的语句,尽量用简明概要的语言去描述更多的内容,这就使得古汉语读起来总能让人浮想联翩;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古汉语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所以其句子的排列并不会向现代汉语一样,由左及右、由上及下用符号分开,古人为了使句子读起来和看起来都具有欣赏性,所以会在文章中严格的要求对仗和对偶,于是就出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骈俪文,骈俪文又称“四六文”或“骈四俪六”,是对仗、对偶的极致表现,其对对仗的工整性和声律的铿锵感的要求极其严苛。
例如,庾信的《哀江南赋》“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盗移国,金陵瓦解。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归。中兴道销,穷于甲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本段全部以四字句和六字组成,对仗工整,内容丰富,“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简明概要地介绍了时间,“大盗移国,金陵瓦解”则介绍了事件,短短十八个字就将时间和事件阐述的清清楚楚,如果用现代汉语来写的话,就变成了这样“梁朝太清第二年的十月份,侯景篡国叛变,金陵沦陷。”现代汉语虽然能更清楚地将时间和事件表述出来,但其形式与原文相比却显得过于呆板,缺乏灵性。
这只是古汉语文字之美的一小部分。句式和音律的结合才是古汉语文字之美的巅峰所在。
例如,杜牧的《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从形式上来说,每个短句的形式和长句中短句的构成都是对偶的,读起来朗朗上口、气势十足,充分将阿房宫的那种恢弘之感体现了出来;从音律上来说“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其音律为“仄平仄,仄仄平,仄平仄,平平平”第一句与第三句对偶,第二句与第四句前两个音对仗,尾音像粘,读起来抑扬顿挫,有升有降,可谓视觉和知觉的完美结合,这是在任何一种语言中都没有的一种美。
本文分发音和文字两方面来介绍古汉语之美纯属为了使读者能有一个更直观的认识,并不意味着这两者是相互独立的。相反,这两者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单一地拥有其中一个方面并不能使其成为传颂千年的名着,像《阿房宫赋》这种古汉语中巅峰造极的着作都是格式、内容、音律完美结合的产物。
三、古汉语的词义之美
现代汉语中组成的词通常只有固定的意思,例如,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的“妻子”“交通”两词,在现代汉语中的意思就只有“老婆”“运输方式”这一种意思,但在古汉语中就是“老婆和孩子”“交叉贯通”的意思。由此可见,古汉语中组成词的每个字都是有其实际意义的,由它们组成的文章将更具生命力和灵性,我们读得越多对它的感悟也就越深。
古汉语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古汉语；复辅音
【中图分类号】G640
所谓复辅音声母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辅音联在一起组成声母和元音相拼。如[pl-]、[tl-]、[kl-]之类。
首先提出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声母的是英国人伊特斯金。法国学者马伯乐、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对此都作过进一步的论述。而影响比较大的是林语堂先生的《古有复辅音论》。[1]但是这一主张，也有不少人反对。唐兰先生在一九三七年曾著文反对，力主古汉语无复辅音。[2]解放以后，罗常培、王均两先生合著的《普通语音学刚要》，邵荣芬先生的《汉语语音史讲话》等，都对古有复辅音有所论述。但或语焉不详，或不十分肯定。
由此可见，上古汉语复辅音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就这一问题谈一些肤浅的看法。
笔者认为上古汉语确有复辅音存在。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证明。
一、从形声字有些特殊的谐音现象来看
塞音[p]、[t]、[k][3]经常和边音[l]互谐。如：录[l-]剥[p-]禄、碌、[l-]龙[l-]庞[p-]笼、陇、垄[l-]凡[p-][4]、[p-][l-]（、从凡得声，从得声。）各[k-]格、客[k-]落、洛[l-]柬[k-]谏[k-]、阑[l-][l-][k-]、[l-]隶[l-]棣、逮[t-]、[l-]
[l]声母和[p]、[t]、[k]等声母在语音上相差很大，照理不能互作声符。只有承认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声母[pl-]、[tl-]、[kl-]存在，才能解释合理。这些复辅音后来分化了，有对继承了[p-]、[t-]、[k-]，如"剥"、"隶"、"格"等字，有的继承了[l-]，如"禄"、"落"、""等字。这种分化现象在语音学中叫语音的"偏失"。其他语音也有这样的现象。这是因为几个辅音联在一起不便发音，于是发音偏失。
二、从现代方言来看
晋方言有大量的词显示有复辅音[pl-]、[tl-]、[kl-]的存在。如：
[k'？，la]（坷垃，土块），[t？，lao]（头），[t'？，la]（拖着鞋），[k？，lau]（搅动），[k？，lan]（角）等。
读音为[p-l-]、[t-l-]、[k-l-]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另外也收集到一些[ts-l-]、[t？'-l-]类的例子，如：
[tsa，l？？]（不服气，用眼斜视）、[tsa，luo']（收拾起来）等。
根据钱大昕古无舌上音说和钱大昕、周祖谟正齿三等来自舌头音说，[ts-]当由[t-]演化而来（晋方言无卷舌音，舌上、正齿不分。）又[t？'-]、[？-]当由[k-]演化而来。
从收集到的大量的材料来看，更有启发意义的是这些音的第一个音节都读入声，促音，和第二个音节连结很紧。这就和复辅音的读音十分接近了。
三、从文字资料来看
《说文解字・叙》："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文字学家对六书的解释，争论最多的就是转注字。我认为章太炎和梁东汉先生的解释，认为和读音有关，这一点很有启发意义。章太炎说："'类'即声类，不谓五百四十部也；'首'谓声首，不谓'凡某之属皆从某也'。"又说："首者今所谓语基。"梁东汉先生说："所谓建类一首，是指的同一部首，声音又相近"。又说："考和老就是一对转注字，......说的更详细一些，那就是，语言里先有了[lǎo]这个词，然后有这个象形字，后来语音发生了变化，于是加注音符''变成了考。'老''考'同属老部，声音相近，意义完全相同，因此可以转注。"[5]按古文字"老"作，象偻背老人扶杖（即丫）形。"考"作，仅仅手持丫形的杖变作T形。这本来是一个字。T形后脱而成为独立文，篆讹作。考老既然是一个字，读音当然相同，而不是"相近"，古音发为[kl-]。后来语音分化，"老"继承了[l-]音，讹形之"考"继承了[k-]。"加住音符"的说法，是误信了许慎的解释。《说文》："考，老也。从老省，声。""，气欲舒出上，於一也。"""明明是手杖"丫"形之讹，怎么能解释成"气欲舒出上，於一也"？试问"上"怎么讲？"於一"怎么讲？
，《广韵》力连切，《集韵》龙春切，音当为[l-]。又《广韵》古玩切，《集韵》姑玩切，音当为[k-]。角[k-]在"角里先生"破读为"禄里"[l-]。
我们知道，古代没有"另[l-]"字，另的意义都写成"别"[p-]。《淮南子・齐俗训》"别，宰庖之切割分别也。"《玉篇》："另，踢人肉置其骨。"
两字的意义可以说完全相同，而古代"另"字的意义都写作"别"。可见，"别"[p-]"另"[p-]为一字，读音当为[pl-]。
四、从文献材料来看
《尔雅・释器》："不律谓之笔。"《仪礼・大射仪》："奏首"，郑注："之言不来也。"在古籍中，还把"风"叫"喷轮、焚轮、飞廉、毗蓝、勃岚"等等。按"笔"不律；，不来；风，喷轮等，这说明古有复辅音[pl-]。
据《山海经・海内经》古羌族又称"先龙"。《庄子・逍遥游》："魏王贻我大瓠之种。"王先谦注："瓠，瓜也，即今葫芦也。"《金元散曲・高祖还乡》把"环"（即圈）称作"胡阑"和"曲连"。我们把"孔"又叫"窟窿"，"角"又叫"旮旯"。这些当说明古音有复辅音声母[kl-]。
说文：髑髅顶也。朱骏声说髑髅之合音为头。按髑，古音在定母，音[t-]，髅，在来母，音[l-]。又如"团，突、团"，"顶，滴、顶"，"螳，突郎，螳螂"，这又显示出上古有复辅音[tl-]。
五、从跟汉语有亲属关系的语种来看
苗语、傣语、藏语、暹罗等都有复辅音声母，那么与之作为同一语系的汉语，有复辅音声母的存在，也就不足为奇了。
暹罗语把"烙"说成[klak]，广西鸣武壮语把"笠"说成[glop]，四川彝语把"风"叫[brum]。傣语把"孔"[kluaη]，即"窟窿"。纳西语把"笔"叫"不律"[6]。这些读音，和上古汉语的读音非常接近，如果我们承认古有复辅音的话。
以上多方面的事实，都足以证明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声母[bl-]、[tl-]、[kl-]的存在。
参考文献
[1]见林语堂《语言学论丛》
[2]唐兰《中国文字学》35-43页
[3]为行文方便，本文帮[p]、旁[P']、并[b]一律标作[p]，端[t]、透[t']、定[d]一律标作[t]，见[k]、溪[k']、群[g]一律标作[k]。
[4]古无轻唇音[f]，读重唇音[p]等。
[5]引文均见梁东汉《汉子的结构及流变》
古汉语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古代汉语 代词 综述
作为一类特殊实词,代词是任何语言都不可或缺的成分,而古代汉语代词数量多,系统复杂,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可以带动对古代汉语词类、短语结构、句子类型等多方面的研究,而且对于我们准确理解中国古代的灿烂文化都大有裨益。我国古代的语言学者很注意对语法现象的观察和思考,其中也不乏对代词的看法。譬如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吾,我自称也。”再譬如《尔雅》:“、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当然,这些见解都是零散的。
语法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是近代的事情。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面世,创建了语法体系。《马氏文通》设专章对汉语代词进行研讨,从此以后,汉语语法学界从未中断过对它的探讨,许多有影响的语法学家、语言工作者都对古代汉语代词研究的发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一、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
1.《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1898以下简称《文通》)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书
《文通》把“字”(相当于现代的“词”)分为虚字和实字两大类,代字为实字之一类。
《文通》首先用“代字”一章概述了代词(字)的总体特点,并将其分为“四宗”――曰指名代字,曰接读代字,曰询问代字,曰指示代字。然后,马氏对这四类代词(字)进行了深入探讨。
马氏认为“指名代字”可分为“用以指所语者”和“前文者”两类,“所语者”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人称代词”,而“用以指前文者”则相当于“他称代词”的“之”和“其”;马氏的“接读代字”一章专门探讨句首的“其”字,还有“所”字和“者”字这两个特殊代词,“询问代字”一章所探讨的内容则相当于今天的疑问代词;在“指示代字”一章,马氏把“指示代字”分为了“逐指者”、“特指者”、“约指者”、“互指者”四类。
《文通》第一次用语法学的方法对古汉语代词的语料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每一个代词的用法都讨论得很精细,其中所揭示的一些具体规律,至今仍然在古汉语语法中采用,特别是对代词的再分类问题,从汉语语法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基本上都是沿着《马氏文通》的路子走下去的。
2.章士钊、杨树达等对《文通》的修正
在《文通》影响下,相继出现了一批仿效它的古汉语语法著作,其中较为有特色的是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
章士钊(1881～1973),他的《中等国文典》(商务印书馆,1907)是作者在日本为留日学生讲授古文而作。他把词分为九类,其中的“代名词”是专门探讨代词的。他在词的次类中把代名词分为人称、指示、疑问三小类,排除了《文通》的“接读代字”。
陈承泽(1885～1922),对语言文字有深入研究,他的《国文法草创》(商务印书馆,1922)是一部长于理论思索、善于从根本上发现问题的少而精的语法书。在这本书里,他最先对代词(字)是词类中的一类提出了质疑。他说:“代字本为名字之一种,外国文之所以独立为一类而研究之者,以其有‘格’case之变化,又有关系代字等,须加特别说明者耳,今吾国既无关系代字,而如‘格’之变化等形式上之特征,又为我国文之所无,似不如存其名目,而作为名字之一细类,眉目较为清朗。代字在解剖国文时,虽亦重要,而在字论上,似可无须独立为一类也。”陈氏观点新颖,但应者甚少。
杨树达(1885～1956),1905年留学日本,他的《高等国文法》(商务印书馆,1930)吸收了章士钊、陈承泽等人语法书中的观点,建立了以词法为中心的独特的语法体系。在对代词的研究上,大体上采用了马建忠的分法,把代词一分为四,主要差别在个别词的认识上。如《文通》中的“咸”、“皆”归为代词,而该书归入副词。
另外,杨树达《述古书中之代名词》(1922)、容庚《周金文中所见代名词释例》(1929)等论文也相继面世。
二、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
这是中国语法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对古汉语代词研究有重大贡献的人物是王力和周法高先生。此时,汉语语法学再次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人们对代词的认识较之前人有了很大的进步。
40年代的王力和吕叔湘、高名凯在代词的归属问题上都有着不同于马建忠的认识,他们均认为代词(字)不是虚词。王力先生认为代词“本身并不表示某一类的实物、实情或实事,然而在基本情形之下,它们却能代替名词、形容词或动词的用途”,因而是“半虚词”。
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科学出版社,1958)是我国第一本汉语史专著,是王力先生依照高教部审订的“汉语史”教学大纲,总结其他学者和自己的研究成果编写的,为以后长期的古汉语历史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历史框架。在本书的第三章第三十四节和第三十五节中采用现代通行的代词分类法,把代词分为人称、指示、疑问三类。专谈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的发展,描述各个时期的代词使用特点,进而勾画出了代词嬗变的轨迹。
周法高先生是又一位在汉语史研究中做出了显著成绩的语言学大师,尤其是对代词的研究。
周法高194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后任台湾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他有三部重要著作:《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编》(台北史语所专刊,1959)、《中国古代语法•造句编》(台北史语所专刊,1962)、《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编》(台北史语所专刊,1962)。这三部书以春秋战国的文献为主,上溯殷商,下探汉魏六朝。在吸收传统语法成果的基础上,最早试用结构语言的方法分析古代汉语。
《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编》共有七章,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章是通论,总述代词的转变、代词的位和序等问题。第二章至第五章,讨论各种代词。周法高先生把代词分为第一身代词、第二身代词、第三身代词、指示代词、询问代词、其他代词。在这部分中,作者注意到了第三身代词与指示代词之间的关系,所以把它们都放在了第三章中讨论。在第五章其他代词中,作者又分出了无定(人、某、或)、复指(自、已、身)、偏指(相、见)和否定(否、莫)等四种代词。第六章为本书的第三部分内容,讨论与数量有关的词。第七章为第四部分内容,讨论代词性助词“所”、“攸”、“者”。第八章为最后一部分内容,讨论省略问题。全书材料十分丰富,许多见解独到而深入。
此外,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王力《中国语法理论》、高名凯《汉语语法论》、杨伯峻《文言语法》等著作中的部分章节也对古汉语代词进行了探讨。
三、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
进入80年代后,语言学界对古汉语代词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其中研究最为充分的是对断代代词和专书代词的定量、定性研究。
郭锡良的论文《第三人称代词的起源和发展》(1980),全面深入地论述了“之、其、彼、厥”等代词的性质及其演变历史,文中对传统认识有许多修正,在方法论上也有一定的意义;他的《论上古指示代词的体系》(1989)一文,基于代词的地域性,时间性及代词本身的差异,提出先秦指示代词可分为五组:泛指和特指、近指和中指、远指、无定、谓词性代词。洪波一直着意于代词的研究,他的《上古汉语指代词书面体系的再研究》(1988)、《兼指代词语源考》(1994)等文分析了上古汉语的代词。而吕叔湘先生草创于40年代末、出版于1985年的《近代汉语指代词》,则开创了近代汉语研究的先河,“无论从内容看,还是从方法看,《指代词》都是汉语语法学的一个里程碑”(梅祖麟语,1986年)。此外还有周生亚《论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繁复的原因》(1980)、唐作藩《第三人称代词“他”的起源时代》(1980)、王海《先秦疑问代词“谁”与“孰”的比较》(1982)、黄盛璋《先秦古汉语指示词研究》(1983)、吴辛丑《人称词称“其”的两种罕见用法》(1985)唐钰明《“乃”字第三人称用法考源》(1991)等。
对专书代词的定量、定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典籍。如崔立斌的《(孟子)的指示代词》(1989),作者首先把指示代词分为近指、远指等七类,然后列举担当不同语法功能的指示代词的例句,注重小类之间的对比,尤其是意义用法相近的词之间的比较。再譬如钱宗武《(尚书)自称代词及其特点》(1994)、吴福祥《敦煌变文的人称代词“自己”、“自家”》(1994)等。
四、21世纪初至今
21世纪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时期,汉语成为国际语言,汉语的研究进入一个繁荣时期,古代汉语代词研究也进入一个硕果累累的丰收期,学者们对它的研究更加细化、更加深入,特别是随着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成熟,大批研究生进入了语言研究领域,在短短的十年中,结下了累累硕果。首先,对代词的断代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出现了《西周汉语代词研究》(张玉金,中华书局,2006)、《魏晋南北朝代词研究》(邓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等专著,还出现了《汉语人称代词考论》(陈翠珠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博士、硕士论文;第二,对专书代词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某几本书了,而是涉及到了从先秦到近代的许多著名文献,如李琦的《代词研究》(2008),徐萱春《中的人称代词》(2008),崔兰霞《人称代词研究》(2009),施顺玉《》指示代词研究(2008),廖金波《中的人称代词研究》(2008);第三,汉语代词研究的对象扩大到了汉译佛经、出土文献、方言等领域,如《三国汉译佛经代词研究》(曾亮2007),《东汉汉译佛经代词研究》(张春秀2005)等。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扩大了古汉语代词研究领域,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了很大的改进,有穷尽性的调查研究,详细的静态描写,深入的分析阐释,也有共时和历时的对比。
纵观古代汉语代词研究成果,我们觉得,古代汉语代词研究受到了语法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正在迈向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的阶段,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研究领域越来越宽广,研究方法越来越多元。但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化相比来说,仍然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研究者们还需要更多地吸收新的语言研究理论,并将其运用于古代汉语代词研究之中,使我们的语言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参考文献:
[1]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编.1959.
[2]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
[3]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82.
[4]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1983.
[5]朱振家.古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6]杨伯峻,何乐士.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语文出版社,1992.
[7]张双棣,张连荣等.古代汉语知识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8]李佐丰.古代汉语语法学.商务印书馆,2004.
古汉语范文第6篇
关键字：古汉语；同义词；研究
同义词现象普遍应用于世界各种语言。生活中表达同一种意思时，常常会使用几个不同的词语，这样做有时是因为所处坏境不同，有时是因为说话人身份立场不同，有时是为了表达不同的情感。汉语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考究的语言之一，同义词在漫长的岁月里逐渐发展，时至今日，异常丰富。同时，关于汉语同义词的研究也日益全面深入，作为词汇学界的研究热点，长久以来，成果丰厚。古汉语同义词研究是汉语同义词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具有巨大影响。自先秦古人注意到同义词现象起，几千年来，文人学者从不同角度切入，陆续进行研究。
一 、古人对古汉语同义词的认识
（一）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同义词现象。自先秦起，同义词便频繁出现在诸多文献中。但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处于萌芽状态，人们只是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语言现象，但并没有进行系统深入的科学总结，只是一种模糊的认识。
如《庄子·外篇·知北游》：“周、偏、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凡师有钟鼓日伐，无日侵，轻日袭。”又《文公七年》：“兵作于内为乱，于外日寇。”；《文公三年》：“凡民逃其上曰溃，在上曰逃。”又《襄公四年》：“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谏，咨难为谋。”《礼记·曲礼》：“天子死日崩，诸侯日芫，大夫日卒，士日不禄，庶人日死。”《战国策·秦策三》：“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朴。”
（二）古代辞书、字书中的同义词现象。“同义为训”是古人重要的释义方法，在诸多辞书、字书中几乎随处可见。1.辞书方面。以我国现存最早的语文辞书《尔雅》为例。有学者统计，仅《释话》、《释言》、《释话》三部分已收有578组同义词，涉及2028个单词。如《尔雅·释天》：“载，岁也。夏日岁，商日祀，周日年，唐虞日载。”另，魏初张揖《广雅》仅《释话》部分收录504组同义词，每组数十词。清代王念孙《广雅疏证》、郝鼓行《尔雅义疏》和洪亮吉《比雅》尤其注重同义词辨析。2.字书方面。以文字学奠基之作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为例。《说文》一书中，同部首按词义排序，常把同义词排在一起，大量采用了互训的训释方法，同义词之间相互释义，间或还作有简要的辨析。如《说文》：“走，趋也”；“宫，室也”；“堂，殿也”。
（三）古代注疏中的同义词现象。同样，“同义为训”的训释方法也被前人广泛应用于各文献典籍注疏中。如《诗·大雅·公刘》：“于聚于囊。”毛传：“小日囊，大日囊。”又：“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毛传：“直言日言，论难日语。”《论语·学而》：“有朋自远方来。”郑玄注：“同门日朋，同志日友。’《离骚》：“卜石概不难夫离别兮，伤灵惰之数化。”王逸注：“近日离，远日别。”《尔雅·释草》：“木谓之华，草谓之荣。”宋代邢昌疏云：“此对文尔。散则草亦名华。”古人在同义词方面的探索虽然杂乱无章，有时用于概括词义，有时用于随文释义，探源溯流也多半一带而过，广度不够、深度有限。但这种探讨毕竟发出了汉语同义词研究的先声，给我们后世的研究以很多启发。
二、 今人对古汉语同义词的研究
（一） 确定标准。学界先后有学者提出“意义同、近”说，“概念同一”说，“对象同一”说、“义位同一”说，争论不休。
如王宁《训诂学原理》 所言：“声音没有渊源而意义局部相近的词叫同义词。同义词必定不同源。两个词只要有一个义项的义值相近，就可称为在这个意义上的同义词。”
郑振峰根据这一理论，提出古汉语同义词界定应遵守以下几点： 1. 同义词之间没有语音渊源；2. 同义词是一个义项相同、相近，不是所有义项都相同、相近；3. 上位义与下位义一般不构成同义词；4. 注意区分同义词和近义词。
（二） 确定方法。目前学界总体而言大致有三种确定方法：1.替换法。如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所言 ：“不能因为两个词在某一句子中可以互相替代而意义不变，就说这两个词是同义词。必须是两个词在多数常见的场合都能互相替代才是同义词”。2. 双重印证法。如周文德《同义词研究》所言：（一）从经典文献原文中找依据，确定专书同义关系的最直接、最可靠的依据就是专书的原文。这是本证。（二）利用训诂材料对从文献经典原文中考察出的同义词进行验证。这是他证。3. 义素分析法。这种方法多应用于现代汉语同义词，在古汉语同义词判定中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但仍不失为一种辅助方法，在特定情况下帮助确定同义词。
（三） 同义词辨析。如郑振峰《关于古汉语同义词研究的几个问题》所论，将古汉语同义词辨析大致分为五类方法： 探求本义分析法；引申义列分析法；词源意义分析法；反义词分析法；语言环境分析法。郑认为以往的古汉语同义词辨析一味搬用现代汉语同义词辨析的方法，只是具体操作有“微殊”的做法并不妥当。应当吸收现代汉语同义词辨析中的合理成分。有的虽然立足于古汉语特点进行同义词辨析，但仅列举诸如“本义不同”、“引申义不同”等相异之处，这种以整个词为辨析单位的方法也是欠妥的。
（四） 同义词发展史研究。如王凤阳《古辞辨》、黄金贵《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洪成玉等《古汉语同义词辨析》、刘燕文《先秦四组动词同义词辨析》等。宏观上能够用历史的眼光去描述、探究古汉语同义词，但历代研究的意识还很模糊。优点是资料丰富， 研究深入，辨析细致，有助于阅读古代典籍；存在的问题是缺乏明确理论指导，在同义词的界定、范围的确定等反面有待商榷。
又如向熹的《简明汉语史》中编《汉语词汇史》，撰有“上古汉语同义词的发展”、“中古汉语同义词的发展”、“代汉语同义词的发展”三节。科学的研究方法、明确的时代观念，但因为缺乏专书研究成果，致使这样的断代研究只能处于起步阶段。
（五） 专书语料研究。如冯蒸《说文同义词研究》、宋永培《对反义同义同源关系的表述与探讨》、郭在贻《与汉语词汇研究》等，研究对象明确专一，有助于人们精准地吸收了解传统同义词研究的成果。又如向熹《诗经语言研究》、张双棣《吕氏春秋词汇研究》、魏达纯《同义词语研究》、毛远明《左传词汇研究》、沈林《单音节实词同义词群研究》等，以各个时代的典型语料为研究对象做穷极性研究，进行不同程度的分析比较，有助于古汉语同义词的断代与历代研究。
三、结语
古汉语同义词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前一直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并不科学成熟，但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近50年来，古汉语同义词研究进入了语言学范畴，这一时期研究的主要特点是有明确、系统的理论作指导。这些研究成果为词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汉）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中华书局. 1963.
[2]（唐）陆德明. 经典释文[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3]（清）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古汉语范文第7篇
【关 键 词】 成语；古汉语；语言；活化石
成语的产生有一定的渊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源于寓言故事，如“愚公移山”出自《列子・汤问》。二是出自历史轶闻故事，如“破釜沉舟”出自《史记・项羽本纪》。三是诗文语句，古典文学作品，如“集思广益”出自《诸葛亮丞相集》。四是来自神话传说，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五是来自一般的口语、俗语，如“唇亡齿寒”“亡羊补牢”等，这些词的意义浅显易懂，比喻义也较明确，具有大众化的特点。六是来自外来语，如“天方夜谭”等。成语保留了古代汉语的各种语言因素，又为人们所习用，是一种活的化石。下面我们分别从成语的文字、词汇、语法三个方面加以阐述分析。
一、成语中的古今字、通假字
（一）古今字
古今字是在某一意义上相同，其他意义不同而先后产生的不同形体的字，产生在前的称为古字，产生在后的称为今字。为了把多种意义加以区分，就另造一个字代替某一个意义，今字所表示的意义没有古字宽，也就是说今字并不能代替古字。如“图穷匕见”中的“见”是古字，今字为“现”，意思为显露。
1. 古今字的来源
一是同源分化而形成的古今字。如“被”与“披”，成语“被发文身”“被褐怀玉”中的“被”是古字，今字是“披”。《说文解字》：“被，寝衣，长一身有半。”指被子。又“披，从旁持曰披。”“被”“披”两字均从“皮”字得声，加上不同的形行，产生不同的字。
二是同音假借形成的古今字。如“然”与“燃”，《说文》：“然，烧也。”本义是燃烧，后来假借为指示代词这、这样，如“大谬不然”“不知其所以然”中的“然”即此义，为避免词义混淆，就另造一个新字表示本义，即“燃”，如“燃眉之急”“蜡烛自燃”中的“燃”，是根据音同而造的今字，于是跟古字“然”形成古今字。
2. 古字和今字的构成关系
首先，今字一般是在古字的基础上增加形符，形成一个新字，表示某种意义。如“反躬自省”中的“反”与“积重难返”中的“返”就是一对古今字，“返”是在古字“反”的基础上加上一个形符（之）形成的。
其次，今字在古字的基础上更换形符。如“不亦说乎’中的“说”，即“悦”字。《说文》：“说，说释也。”“说释”即“悦择”，喜悦之意。《说文》中没有“悦”“烽”，以“说”更换形符，造“悦”字，表示喜悦。即“说”“悦”是一对古今字。
再次，从语音的角度来看，今字一般以古字作为声符，或沿用古字的声符。如“求”与“裘”，成语“轻裘肥马”中的“裘”指皮袄，古字为“求”，后以“求”为声符另造“裘”表示皮袄。其他的“昏”与“婚”，“取”与“娶”等。
最后，声符、形符全换另造个字，从而形成古今字。如“三战三北”“追亡逐北”中的“北”，甲骨文中是二人相背的形状，“北”由相背引申为逃跑，从而另造一个“败”字表示此义，因此，“北”与“败”就形成一对古今字。
（二）通假字
通假字是本有其字，弃本字不用，另找音同或音近的字代替，借另一字的声音代此字的意义。有的把通假字叫假借字，就是古汉语通用的借字。理解成语的通假字要用本字，否则很容易望字生义，导致误解。
1. 从本字的有无可分为本无其字的通假和本有其字的通假两种。本无其字的通假也就是假借字。许慎在《说文解字序》里这样下的定义：“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也就是本来没有这个字，借用一个同音字表示这个意义。成语中仍保留这种现象，如“匪夷所思”“匪石匪席”中的“匪”本义最一种竹器，这里假借为一个否定副词，而另造一个“篚”字表示本义。本有其字的通假实际是古人写别字，就是书写的人图省事或忘却，用另一个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久而久之，这个被用来代替的字被社会所承认，就通用了。成语“妒贤疾能”中的“疾”，本义是指一般的病，在这里通“嫉”，表示妒忌。
2. 从声音联系来看，有音同假借和音近假借两种。音同假借是通假字中最多的一种，它包括声音完全相同，或四声相承。成语“分文不直”中的“直”本义是直视，正直，通“值”。还有“流言蜚语”中的“蜚”通“飞”，“披沙简金”的“简”通“拣”。音近假借即声音相近的通假。如“博闻强识”亦作“博闻强志”，即“识”通“志”，是韵母相同的通假。
二、成语中的词义变化
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更新，词汇表现得最为突出，词义也在不断的变化，因此，我们在理解掌握成语时应注意词义的变化。
（一）词义的扩大
词义的扩大指词义的范围扩大。成语“尖嘴猴腮”的“嘴”，古汉语里指鸟嘴，人的嘴称“口”，在现代汉语里，“口”与“嘴”的词义不分，“口”多用于书面语，“嘴”多用于口语，即“嘴’可泛指人和动物的嘴，词义的范围明显扩大了。
（二）词义的缩小
词义的缩小指词义范围的缩小。成语“无色无臭”的“臭”古代指气味，现代汉语里指恶臭气味，专指难闻的气味。
（三）词义的转移
词义的转移指词义发生了变化。如“假公济私”“不假思索”的“假”，古汉语里指借，凭借，汉以后，当作“非真”讲，现代汉语里常用此义，由动词转为了形容词，如“以假乱真”“弄虚作假”“弄假成真”等。
（四）词义感彩的变化
成语“闭门造车”，古代的车子两轮之间的距离是固定的，只要遵照一定的标准，关起门来造的车也能合用，是褒义，现在指不顾客观情况，单凭主观想象行事，变成了贬义。
（五）成语整体意义的转变
成语整体意义的变化，也是词义发展变化的一种，我们将原义和变化后的意义进行比较，往往觉得大相径庭，天壤之别，看不出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认真的分析研究，仍有贯连之处。成语“穷则思变”，原义指事物到了尽头，极限，就会发生变化，现指人们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就要改变现状。“穷”由“尽，极限”之义转为“贫穷，穷困”。
综上所述，从成语的文字、词汇、语法可窥探出，成语是古汉语的活化石，它保留了古汉语的各种语言因素，又有所发展、创新。成语是约定俗成的，意思是稳定的，结构是定型的，它是历史的产物，遗留了古汉语的特点。如果没有一定的古汉语知识，往往会望字生义、望词释义，借用误解成语。我们通过对成语深入细致的分析，可以准确理解、掌握成语，提高现代语文的写作水平，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让祖国语言焕发出璀璨的光芒。
【参考文献】
［1］ 进永战． 成语中的古汉语现象［J］． 西安教育学院学报，1998（1）．
［2］ 兰寿春． 汉语成语中的古汉语现象辨析［J］． 龙岩师专学报，2002（1）．
［3］ 冉生国、宋淑玲． 成语中的古汉语现象略谈［J］． 语文世界，1998（6）．
［4］ 张红华． 成语中的古汉语现象［J］．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1996（7）．
［5］ 史式． 汉语成语研究［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6］ 范淑存，于云． 成语中的古汉语知识［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
古汉语范文第8篇
关键字：状语后置 补语 定语后置
汉语的词序一般是固定的，一个句子基本是按“(定)主(状)谓(补)宾”的顾序来安排的。但是由于语言习惯和表达需要，有时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把谓语放在主语前的叫谓语前置，把宾语放在谓语前的叫宾语前置，把定语放在中心词后的叫定语后置。那么，有没有补语前置？没有，因为如果把补语放在谓语前，就成了状语。有没有状语后置？目前语法学界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说有的，举出了一些例句，认为符合这种情况的就是状语后置；说没有的，认为一旦状语放在谓语后面就成了补语，正如补语放在谓语前就成了状语一样。而笔者则认同有状语后置的说法。
一、什么是状语后置
所谓状语，就是附加在动词谓语或形容词谓语前起修饰、限制作用的成份，用来表示性状、程度、范围、时间、处所、肯定、否定等。杨春霖在《实用古汉语教程》中给状语后置的定义是：用“以”和“于”组成的介词结构，在现代汉语中一般用在谓语之前作状语，而古汉语中这种介词结构却常常放在谓语后面作补语。但是在理解这个所谓“补语”的成分时，我们应当把它认为是状语，在翻译时要按照现代汉语的习惯把这个部分提到谓语之前。因为我们说的是状语虽然后置，但仍为状语，与谓语仍存在修饰、限制关系。即语序虽改变，但原有的语法结构关系及语法意义不变，是句法内部的易位即成份变位，因而状语后置是属于句法内部的成份易位。
看以下一些例子：
1.例1
（1）齐桓公闻管子于鲍叔。《吕氏春秋・察传》
（2）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庄子・北冥有鱼》
（3）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庄子・钓于蹼水》
（4）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鸩，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以）苇苕。《荀子・劝学》
（5）吾闻秦军围赵王（于）钜鹿。《史记・项羽本记》
以上五个例子中着重号标志的介宾结构虽然都在宾语之后，却都起着修饰限制和补充说明功词谓语的作用，是典型的状语后置。④⑤两句省略了介词“以”和“于”，如果补上就更清晰明了了。在翻译成现代汉语时，应该是这样的词序：
（1）齐桓公于鲍叔闻管子。
（2）于坳堂之上覆杯水。
（3）往矣，吾将于涂中曳尾。
（4）以发编之，(以)苇苕系之。
（5）吾闻秦军（于）钜鹿围赵王。
这些例子可以说是介宾结构的后置状语。
2.例2
（1）破操军必也。《资治通鉴・汉纪・赤壁之战》
（2）求剑若此，不亦惑乎？《吕氏春秋・察今》
（3）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孟子・离娄下》
这些词虽然在谓语之后，但并不是用来说明谓语的，而是着重修饰、限制谓语的，之所以放在谓语后面，一是强调突出谓语，二是习惯使然。以上这些例子，都说明在古代汉语中，状语后置这种现象是确实存在的。
二、状语后置与补语以及定语后置的比较区分
1.与补语的比较区分
状语后置之后与补语很容易混淆。但是状语后置与补语虽然在形式上很容易混淆，但是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下面通过几个例子来说明：
（1）君美，徐公何能及君也。《战国策・齐策》
（2）夫物盛则衰，乐则悲。《淮南子・道应》
（3）沛公欲王。《史记・项羽本纪》
以上几个例子中的部分都是用来补充说明前面的动词的，①句中“甚”用来补充说明“美”的程度，②句中两个“极”用来说明“盛”和“乐”到达的程度，③句“关中”前省略了介词“于”，整个介宾短语补充说明“王”的范围。
结合以上的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状语后置和补语有以下一些区别：第一，状语后置和补语在句中所处的位置还是有差别的，状语后置在动宾之后，而补语则是必须紧紧粘连在动词之后；第二，从作用上看，状语虽然后置，但仍然是修饰、限制它前面的动词（动词与状语之间隔着名词宾语），阅读时只有将后置状语提到动词之前，句子才更为通顺；补语是补充说明动作的，即使语序不变动，也不妨碍理解。
2.与定语后置的比较区分
有时候定语后置也容易与状语后置发生混淆，但实际两者的差别较状语后置与补语的差别要大很多，是很容易区分的。看下面这个例子：郑人有买履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是“有个买鞋子的郑人”，中心词是郑人，“买履”是郑人的限制词，是定语。很明显，这种中心词和定语之间的颠倒，有突出定语的作用，本句有突出这个郑人行为的作用。为了比较状语后置与定语后置之间的差别，再看以下几个例子：
（1）扁鹊至虢宫门下，问中庶子喜方者。《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2）阿从佗求方可服食益于人者。《后汉书・方术列传》
（3）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庄子・杂篇・列御寇》
这三个例子中的“喜方者”“可服食益于人者”“曹商者”分别是中心词（名词）中庶子、方、宋人的定语。从位置上来说，定语后置和状语后置较难区别，因为都在中心词之后，特别是都在动宾之后。但是它们之间也有两个不同之处：
第一，凡定语后置，大都有“者”字作为标志，而状语后置则不带“者”之类的虚词；第二，用还原法可以区别，定语后置还原到中心词（它前面的名词）之前，就会文理通顺，而状语后置只有提到动词前才能使语句畅通。掌握了这两个特点，不仅能很好地将它们区别开来，而且能够使译文更加准确通俗，接近现代语序。
三、状语后置的意义
从上文的例子可以看出，状语后置在古汉语中是十分普遍的。纵观古籍，从时间上看，上始先秦，下至明清，都有状语后置这种用法；从文体上看，无论散文，还是诗歌，也均有这种用法。因此笔者认为，“状语后置”这一概念是必要的。明确地提出“状语后置”这一概念，对于阅读、理解和翻译古典作品，分析古汉语中的句子结构，都有极大的便利。阅读古代作品时，可以根据状语后置的语法特征，知道哪些词语是后置的状语，因而能自觉、有意识地运用状语后置的规律，把它们的语序调整到谓语之前来理解，就很容易弄清原文的意思，翻译出来会更加准确。分析古汉语句子时，也可以运用这一概念，迅速找出句子中谓语的状语，帮助我们弄清句子结构。所以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那么，古人为什么要把状语后置呢?它在语法功能上有什么作用?我们从还原后的状语和没有还原的状语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还原后的状语作用一般，并不突出。而状语后置使句子的重心后移，有突出和强调状语的作用，使它的限制作用大大加强。同时与现代汉语中的句子做过比较后，我们也很容易看到，除了语法功能上起到突出强调的作用，在修辞中也有一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杨春霖.实用古汉语教程[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2]肖列文.论古代汉语中的状语后置[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6(2)．
[3]荆贵生.试论状语后置[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1).
古汉语范文第9篇
关键词心理动词；判定；分类：研究方法
一、引言
心理动词是动词里很有特点的一个小类。吕叔湘明确地把心理动词列为动词的小类。此后，学者对心理动词进行的研究主要围绕心理动词的判定、分类和句法功能等几个方面展开。相对其他的动词小类，心理动词研究仍显薄弱。古代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落后于现代汉语，且研究方法滞后。笔者不揣鄙陋，就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的一些想法求教于方家。
二、心理动词的判定及分类
心理动词判定问题是汉语研究的一个难点，很多学者提出自己的判定标准，概括来说可分为三种：(1)意义标准，如黄伯荣、廖序东等；(2)形式标准，如周有斌、邵敬敏等；(3)形式与意义相结合标准，如王红斌等。一方面，由于单一依据意义标准或形式标准在语法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因为心理动词自身的复杂性，它不仅牵涉语法问题，而且和心理学、认知科学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在心理动词研究中尤为重要。因此，我们认为心理动词表示情感、意向、认知、感觉、思维等方面的活动或状态，心理动词原则上都是及物的。
心理动词内部的分类也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结合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心理动词，分为状态和动作两个大类。状态心理动词表示心理情绪状态，如“哀”、“患”、“妒”等，该类动词一般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行为心理动词表示心理动作行为，如“猜”、“测”、“悉”等，该类动词一般不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依据情绪的特点，状态心理动词分为负面和正面两个次类，如“怜”、“怨”、“厌”、“惋惜”等为负面心理动词，表达心理负担意义；如“爱”、“喜”、“敬重”等为正面心理动词，表达积极的心理意义。动作心理动词可分为思维和感知两类。
三、心理动词的研究方法
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目前所见主要有李启文、陈克炯、刘青等几篇，与其重要的词类地位并不相称。现在的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研究方法陈旧，还停留在心理动词所带宾语、状语、补语等的描写上；研究内容狭窄，主要是专书、专题的描写和统计上。鉴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存在的问题，结合现代语言学理论，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拓展：
(一)心理动词及物性研究
汉语中的一些词的组合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发生一些变化，心理动词也是这样。及物性是施事通过行为对受事的影响，及物性事件的典型形态句法是“施事+受事”。及物动词作为动词的一个小类，其内部也不是匀质的，有的及物性高，有的及物性低。从抽象层面看，及物性是一个语法原型，构成一个及物性的连续统。越靠近原型，及物性越强，反之及物性就越弱。将及物性理论运用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可以加强我们对心理动词的认识。心理动词及物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心理动词能否带宾语。如“怒”、“悲”在上古汉语中是动词，可以带宾语，如：
(1)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中忠也。(《荀子·臣道》)
(2)我悲人之自丧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后而日远矣。
(《庄子·徐无鬼》)
而现代汉语里，“怒”、“悲”变成形容词，不可以带宾语。“怒”、“悲”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中，动词的及物性逐渐减弱，情态特征逐渐增强，最终从动词转变为形容词。
二是心理动词带宾语能力的强弱。有些心理动词以带宾语为常，宾语类型丰富；有些心理动词常不带宾语，且宾语类型较单一。以《世说新语》“知”、“安”为例，“知”作心理动词共99见，其中带宾语85见，带宾语比重占86％；“安”6见，带宾语只有2例，带宾语比重占33％，如：
(3)由是知之。(《世说新语·文学》)
(4)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Y,-T孰愈?”(《世说新语·品藻》)
(5)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世说新语·言语》)
(6)岳于是始知必不免。(《世说新语·仇隙》)
(7)不知有功德与无也。(《世说新语·德行》)
(8)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世说新语·德行》)
(9)一坐成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世说新语·文学》)
(10)劭亦安其言。(《世说新语·品藻》)“知”的宾语类型有体词性宾语，如名词(3)、代词(4)、偏正l生名词词组(5)；谓诃性宾语，如偏正性动词词组(6)、并列词组(7)；小句宾语，如(8)。“安”所带宾语类型简单，只有名词—类，如(9)、(10)。
(二)语义场理论
语义场是指若干个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义位聚合而成的系统。将分散、零星的个案研究纳入相应的聚合群中，加以系统地考察，能更好地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发现一些语言规律。陈克炯将“怜”系、“怨”系、“厌”系、“忧”系和“惧”系均看作同义义场。陈先生发现各系心理动词的述谓功能存在不匀质的现象，除了与各系词义所反映的心理负担轻重的不同有某种关系之外，最主要的是各系对不同宾语的选择性上存在差别。
为此，我们调查了《世说新语》里12个表“忧怕”义的心理动词带宾语的情况，统计情况见表l。
一方面，“忧怕”类动词内部的使用频率也不平衡。使用频率最高的3个分别是“忧”、“患”和“恐”，共43例，次之是“惧”、“畏”和“惮”3个，共18例，这6个动词共占“忧怕”类动词91％，即《世说新语》“忧怕”义主要由“忧”、“患”、“恐”、“惧”、“畏”和“惮”这6个动词承担。另一方面，心理动词的使用频率与所带宾语的比例不一定成正相关关系。如“忧”使用次数最多，带宾语比例为53％，而“恐”少于“忧”，带宾语比例却为86％，使用频率与带宾语的能力并不是正相关的。据此可以认为表“忧怕”义的动词在组合功能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语义场内部并不是匀质的。这一研究方法可运用到其他义的心理动词语义场的研究之中。
(三)心理动词的量级问题
受程度副词修饰是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心理动词受程度副词修饰有量级的差别。如《世说新语》心理动词所带的程度副词共有15个，它们分别是：甚、大、了无、深、殊、雅相、绝、至、雅、弥、横、殊自、深相、真、奇。这些词内部也存在级的差别，大致可分为“极”类和“甚”类。“极”类有殊、殊自、绝、至、横、奇共6个，表示程度达到极点；“甚”类有甚、大、了无、深、雅相、雅、弥、深相、真共9个，表示程度超过一般但未达到极点。同一心理动词用表1不同程度的副词修饰，其表达的程度量自然不同。“极”类副词的程度量要高于“甚”类副词，如：
(11)a.向雄为河内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刘淮横怒，遂与杖遣之。(《世说新语·方正》)
b．族人大怒，便举棵掷其面。(《世说新语·雅量》)
(12)a．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藏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
b．左右宜深慎此!(《世说新语·假谲》)上面各组a句均使用的是“极”类程度副词．b句使用的是“甚”类程度副词。每组的a句的情绪量要高于b句。
(四)心理动词的过程结构表达
动词的过程结构与许多语言现象，特别是与语言的“体”表达有密切关系。郭锐系统分析了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认为动词的过程结构就是起点、终点和续段三要素的组织。根据三要素的有无和强弱的差异，他把汉语动词过程结构分为无限结构、前限结构、双限结构、后限结构和点结构五类。郭先生认为前限结构的动词多为心理动词。这一观点正确地揭示了汉语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颇有见地。
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存在较大的差别，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汉语动词过程表达使用的助词“着”、“了”和“过”在上古和中古汉语还没出现；二是古代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主要是由置于谓语动词之前的“已”、“既”、“方”、“正”等副词或置于谓语动词之后的“毕”、“竞”、“讫”、“已”、“罢”等半虚化动词来表达。
(13)吾以君为垦知之矣，故入；犹未知之也，又将出矣。(《国语·晋语四》)
(14)君子垦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後可以为人师也。(《礼记·学记》)
(15)想芏，仍往潇湘馆来，偏黛玉尚未回来。(《红楼梦·第七十八回》)
(16)暗自想罢，不觉大喜，因此就有些不甚防备。(《七剑十三侠·第七十七回》)
上举(13)、(14)例分别为副词“已”、“既”用于心理动词之前表时态，(15)、(16)例分别为半虚化动词“毕”和“罢”用于心理动词之后表时态。
(五)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
认知与心理动词密切相关，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李明从“叙实性”角度分析了言说动词向认知动词的引申问题，引申路线是：言说—认为—以为。在这个过程中，词义一步步打上主观性的烙印，预设义逐步融入词汇的理眭意义，最终成为词语的常用意义。
古汉语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偏义复词；特点；作用
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8-0211-01
一、古汉语偏义复词成因分析
从对我国传统语言学的研究中不难发现古人在遣词造句以表情说理时往往用语宽缓不迫，偏义复词这种两个语素并用却只有一个语素表义的方法切合了古人的语用习惯，因而古书中就有大量的偏义复词现象。古人在行文时明明可以用一个单音词就可以表达意思，却偏两个语素连用且其中一个语素只是作为陪衬，”这种用法并不是古人没有道理肆意为之，而确实是古人为追求行文不迫，音节舒缓，句式整齐的表达效果而有意而为。
（1）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杜甫《石壕吏》）
（2）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诸葛亮《出师表》）
例一中“出入”偏“出”义，即是说，出门时没有合适的衣服。这是五言诗中为求字数匹配和韵律的需要而加了“入”字，实则“入”字并不表意。例二也都如此。由此可见，古人行文多用字数相等，结构相当的句子来达到一种音节协调、对称之美，偏义复词的大量使用正是切合了古人的语用习惯。
在上古时期，单音节词还是能满足人们交际表达的需要的。然而，到了西周、春秋时期，单音节词的构词方式已经远不能满足人们的对新词的需求了。偏义复词是以单音节词连用为基础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双音节词连用的构词方式，也不会出现偏义复词。只是偏义复词在构词时与复合词中其他类型有所不同。偏义复词是两个语素联合而成，但其构成方式不是简单的二者意义的融合或者相加构成新义，而是其中一个单音节词在构词的新词中占据全部意义，而另一个单音节词则只是虚化成了只表示语法意义。因而偏义复词实际上是由一个表示词汇意义的单音节词加上一个没有词汇意义只有作为构词成分的语法意义的单音节词组合而成。因此不难看出，古人行文修辞上的需要以及汉语双音词化的过程都促成了偏义复词的产生。
二、偏义复词的特点
偏义复词特点可从其组合方式和表达意义两方面分析。
从组合方式上看，偏义复词有两个特点：一是词序组合的不固定性；二是语素组合的不稳定性。古汉语偏义复词是以两个单音节词组合为基础，它和其他双音节合成词一样，经历临时性的组合到凝成词的发展变化。这类偏义复词的陪衬语素，只有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才能显露出来，一旦脱离了具体的语言环境，其临时性即会消失，恢复其固有的词汇意义。有时会颠倒语素的顺序而组成不同的词。如：“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孔雀东南飞》）和“今君相楚二十余年，而王无子，即百岁后将更立兄弟。”（《史记・春申君列传》）此二例中“弟兄”、“兄弟”都是偏义复词，前一例偏义于“兄”，后一例偏义于“弟”。
从偏义复词的词汇意义上看，其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词义的随意性、狭义性、模糊性。古汉语偏义复词因其组合的不凝固性遂导致了其词义的随意性。有时偏义于前一个语素，有时有偏义于后一个语素。而具体偏义那个语素，就需要在具体的语境中来分析。偏义复词也是复合词的一种，属于联合式复合词。两个单音节语素的组合只是其中一个承载了全部词汇意义，另一个则不表意。因此，它必然有一个特殊的特点，即是它的词义比构成它的两个语素的词义要窄，偏义复词的这种特点使得它对构成的词有限定作用，其狭义性也主要是通过偏义复词的陪衬语素的限定作用来体现的。构成偏义复词的两个单音节语素本身就表意模糊、灵活，而将两个单音节词放在一起后，由于词义的限制作用，表意反而比较明确了。但是也正是由于偏义复词这种只有一个语素表义，另一语素不表义的特殊用法，如不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其表意也是不甚清楚的。
三、偏义复词的作用
1、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古汉语偏义复词起到了凑足字数、协调音节、舒缓语气、整齐句式的作用，增强了行文的音乐美。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陌上桑》）
则祠蚩尤，衅鼓旗。（《史记・封禅书》）
上述例子中，“东南”偏指“东”，“南”只是用来协调音节；“鼓旗”偏指“鼓”，连及“旗”，只是为了和上下文相对应。偏义复词的陪衬语素在兼顾准确表义和形式、韵律和谐方面，起到了很好的平衡作用。
2、偏义复词可使表达含蓄、委婉。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人们迫于种种原因，在表达自己意思的时候，忌讳直接说出来。文人们便常用隐晦、委婉、含蓄的方式来表达。
小结：总之，偏义复词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纷繁复杂，作为语言的一种现象，它必然受文化的制约和影响。作为思维的工具，它一定在思维的作用下发挥作用。古代汉语的偏义复词至今受人青睐，又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它具有丰富、独特而重要的语言表达效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