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辖异议申请书范文
时间：2023-03-05 08:08:57
管辖异议申请书范文第1篇
值得留意的是，今年至少有两项提案涉及到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期限的问题。例如，人大代表、格力电器副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提到“专利案件审理期限过长”的问题――立案起到判决生效大部分都在两年以上；人大代表、金龙精密铜管集团董事长李长杰的建议――提高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的及时性，切实保护创新性企业创新热情。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两位代表不仅仅是指出问题，还对导致该问题的原因作出分析，并给出明确的对策建议，如成立专门法院（法庭）、简化审理程序、提高审理效率、加大侵权制裁力度等。
可以看出，两位代表的逻辑在于，知识产权具有生命周期，如不能及时遏制侵权行为，也就不能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进而将影响到企业的创新热情，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也将大打折扣。这个思路是对的，因为“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本文也想借此机会，结合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实务实际，谈谈与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期限相关的一些问题。
《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对判决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人民法院审理对裁定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终审裁定。同时，第二百七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的期间，不受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限制。
也就是说，对于非涉外民事案件（当然包括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民事案件），法律明确规定了六个月、三个月的审理期限。那为什么还会存在人大代表董明珠提到的“专利案件审理期限过长――立案起到判决生效大部分都在两年以上”的问题呢（暂且不去质疑该数据的真实性）？司法实践中，影响案件审理期限的事项至少包括管辖异议、中止审理、技术鉴定（作品比对）、现场勘验、案件疑难复杂、法院案多人少等。对于这些事项，有些是制度设计带来的负面效应，如管辖异议制度。也有些是知识产权本身的问题，如中止审理、技术鉴定（作品比对）、现场勘验、案件疑难复杂等。还有一些是各类案件共同面临的问题，如法院案多人少等。
首先，司法实践中，被告提出管辖异议申请已经有异化为一项“诉讼技巧”的趋势。《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可见，管辖异议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情况下是被告在行使），其本意在于制约原告人为“拉管辖”的做法，但在司法实践中这项制度却有异化为一项“诉讼技巧”的趋势。绝大部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中，被告基本上均会在答辩期限内提出管辖异议申请。当然，不能否认有些被告是善意的，且管辖异议的主张也得到法院的支持。但在大部分案件中，被告将管辖异议作为一项“诉讼技巧”，其用意仅仅在于拖延诉讼。更有甚者，被告在其“管辖异议申请”中表达的实质意思是不侵权抗辩，只不过文件命名为“管辖异议申请书”，然而法院为慎重起见却仍将其视为一项“管辖异议申请”对待。司法实践中，只有涉及到管辖异议，经过两审法院终审，在实体程序还未启动的情况下，时间或许就已过六个月。
其次，知识产权本身的特点也让其审理花费的时间比其他案件要长。和著作权经创作完成自动产生不同，商标权、专利权的产生需经特定的授权程序，并且获得授权后还有相应的商标争议、专利无效制度。因此，在此类侵权案件中，被告一般会向相应的行政管理机关提起商标争议、专利无效申请，尤其是在专利侵权案件中体现的更为明显。进而，在此类侵权案件中，就有可能因等待权利稳定，而中止案件审理。例如，笔者就曾经历数起发明专利侵权系列案件，被告在法定答辩期限内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了专利无效宣告请求审查申请，法院经开庭审理后，觉得原告主张权利保护的专利权稳定性确实不够，裁定中止审理。经专利复审委员会审查，原告主张权利保护的专利权果然被宣告无效，法院亦维持了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决定，以致该数起案件以原告撤回的方式结案。可以看出，法院中止审理的做法还是有其合理性。此外，在侵犯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纠纷等案件中，往往存在复杂的技术特征比对、作品内容比对等，甚至可能需要进行现场勘验等，导致在案件事实查明部分花费较长的审理时间。例如，笔者还曾经历一起涉及《史记》点校作品的著作权侵权案件，主张权利的作品和被控侵权作品各9本，共18本书，单就作品比对双方就已花费小半年的时间。更别说，某些案件中可能还存在着复杂的技术问题需送鉴定等，花费时间肯定更长。
第三，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审理也面临着和其他案件相同的问题，即案多人少，法官人手不够（甚至某些情况下体现为能力不及）等。一方面，知识产权牵涉重大的经济利益，必然引发纠纷多发，尤其是在某些法律规则不太明朗的领域，如互联网，不正当竞争、侵权纠纷更是如洪水般涌向法院。另一方面，在案件数量激增的背景下，法官人数并未有相应的增加，且为应对繁重的案件审判压力，法院在业务培训、司法调研等方面的时间受到压缩，必然导致其在应对某些疑难复杂新类型案件时出现“能力不及”的困境。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必然影响到案件的审理期限。
管辖异议申请书范文第2篇
关键词：管辖权异议审理程序；公正与效率；双方当事人平等；适度救济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4-0315-02
管辖权异议是一项旨在矫正管辖不当的制度，但一直以来我国民诉法的相关规定较为原则，2012年修法时除了法条序号的调整外亦无实质变动。该制度的粗疏不仅造成了本案诉讼的拖延，也是造成管辖异议权滥用现象大量出现的基本原因[1]，尤其是新民诉法增设国内应诉管辖、扩充协议管辖之后更可能加剧这一乱象，故而该制度亟待完善。而审理程序是其中虽然重要但为人关注不多者，故笔者对其做一浅探，但求抛砖引玉。
一、管辖权异议审理程序的设置原则
法律程序分为三种，即产生权利的程序、实现权利的程序以及裁决异议的程序，其中，裁决异议的程序最容易导致程序的增殖。由此，设置救济性异议程序的必要性及其强度与该程序所涉利益的大小紧密有关。对于不涉及实体利益的程序事项，救济程序的设计应当首先考量实体利益，同时也要兼顾程序利益，而程序利益与“元制度”的目的和价值有关。作为法院系统内部工作分工的管辖制度的正当性在于案件审理权分配根据的合理性，管辖错误仅是法院内部分工的错误，与实体公正没有直接关联（因为理论上每一个法院的审判都是公正的）。相对于本案审理程序来说，管辖权异议程序仅是一种从属性的程序，只要平衡了双方当事人的优势，异议制度的目的就达到了，不应过于追求程序的复杂化[2]。但另一方面，作为一项产生于本土的颇具中国特色的“内生型”制度，管辖权异议制度的立法主旨就是应对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使被告能够对抗法院的不当管辖。此外，赋予被告管辖异议权也可以平衡原告通过主动所获得的选择优势，实现当事人平等。
从上述诉讼原理出发，笔者认为，管辖权异议案件的审理程序的设置应当遵循公正、当事人平等、效率以及适度救济四个原则。公正，就是管辖权异议制度的目的应当在于或者有利于实现诉讼公正。当事人平等是指法院应当平等地对待双方当事人，让当事人有机会充分地参与本案程序和管辖权异议审查程序。效率就是要求管辖权异议案件的处理应当力求低成本和迅速化，避免拖延本案诉讼或者造成整个诉讼成本过高。适度救济是指对管辖不当的救济应当适可而止，避免造成“程序过剩”。
二、管辖权异议审理程序的样式
域外一般认为管辖权属于诉讼要件，对其采取法院职权审查制，但法院并不在当事人的陈述之外独立地依职权探究。法院审理时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但无须进行口头辩论；不过，如认为确有必要，也可以进行任意性口头辩论。考虑到管辖问题在我国的特殊重要性，笔者认为不宜机械地借鉴域外的这种做法，但也不应使用普通程序来审理。就管辖权异议的处理程序，立法者认为必要时法院可以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听证[3]，并且我国已经有一些法院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如福建省福鼎市法院在收到当事人的管辖权异议书后，要求当事人提供证据，并由审理本案诉讼的业务庭组成合议庭在7日内举行听证。另有学者主张引入附带审理模式，将管辖权异议审理程序视为一种与本案诉讼相连的附带诉讼，由法院根据相对简易的程序进行处理[4]。笔者认为，管辖权异议的审理程序既要去行政化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又要避免过于冗长，拖延本案诉讼。基于此，管辖权异议由审理本案诉讼的法庭审理即可，无须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原则上应当开庭，但由管辖权问题的辅和程序性所决定，通常只需采取简易程序。在案情简单、并且经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实行书面审理。另外，对于管辖权异议二审案件，可以采用速裁程序进行审理，例如上海高院2007年出台的《关于加强管辖权异议处理的若干意见》，这种做法可以通过缩短审理周期、降低当事人的可期待利益来达到遏制滥用管辖异议权的目的。
三、管辖权异议的审查强度
管辖权异议的审查强度包括审查形式和举证责任两个问题。就法院对管辖权异议的审查范围，在司法实务中形成了形式审查、实质审查以及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三种做法。形式审查观的主要理由在于诉讼程序要件和实体事项审查的分阶段性，实质审查观则以管辖权的确定是法院进行实体审理的前提及裁判生效的要件作为理论基础。而第三种观点的理据在于，管辖权固然属于程序性问题，但该事项是法院正确处理案件的前提，故不能仅做形式审查，还应辅之以一定的实质审查。就该三种观点，笔者认为，实体审查的做法违反了程序的有序性，会导致程序的不安定，故不可取。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的观点貌似公允，却有混淆程序性问题与实性体问题审查方式之嫌，而且也难以实际操作，故亦欠妥。形式审查观符合诉讼程序的有序性及诉讼要件审查的一般原理，也可以防止因实体审查而导致法官对案件实体问题产生先入为主的思维，因而较为可取。
虽然管辖权问题属于法院依职权审酌事项，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但为防止当事人滥用异议权，法院可以要求当事人举证，举证程度应达到表面证据，对于举不出任何证据又无证据线索的，法院应予驳回。在管辖的确定上要求当事人举出一定的证据也是国外的惯常做法，如德国法理论认为，如果管辖权产生于案件与法院或其辖区的特殊关系，比如被告在法院辖区有住所的，则该事实在发生争议时需要原告举证证明[5]。但在我国，由于法律对当事人提出异议的要件没有明文规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时往往仅提交一纸申请书而无任何证据，更有个别被告把申请书寄到法院就算了事。今后有必要要求提出异议的当事人举出一定的证据，以减少这种随意提起管辖权异议的做法[5]。
四、管辖权异议的审理期限
我国民诉法未对管辖权异议案件的审理期限进行规定，导致实践中审查期限往往相当之长。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法院在受理案件到最终确定案件管辖耗时可长达228天[6]！因此，有必要缩短管辖权异议的审理期限。
首先，限制管辖权异议的审查期限。结合审判实践及民诉法关于管辖权异议提出期限的规定，从异议的提出到一审法院作出裁定，审查时间以限定在1个月内为宜。具体如下：经审查管辖权异议不成立的，法院应当在5日内裁定驳回。异议成立的，应当在3日内征询原告意见，原告同意移送案件的，应于次日作出移送裁定；原告不同意的，应在7日内作出书面裁定。如果涉及管辖权异议的主要证据需要鉴定的，审理时间可以适当延长。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管辖权异议的上诉理由明显不能成立的，可在立案后3日内作出驳回上诉的裁定；对上诉理由有不同意见的，也应在15日内作出裁定。
其次，应实现案卷移转的便捷化，缩短卷宗移送的时间。案卷的移送可以采用绿色通道简易操作，即只移送异议申请、一审裁定、上诉状及相关证据。还可以在上下级法院之间建立案件专人对接制度，简化交接手续，缩短交接时间。今后条件成熟时，并可通过视频、计算机网络等双向视听传输技术建立远程审查平台。当事人对一审法院的管辖权异议裁定提起上诉的，一审法院在发送上诉状副本后即可移送卷宗，案卷移送最迟不得超过5日。二审法院应在裁定作出后立即通知一审法院承办法官，并在3日内完成退卷工作。需要移送管辖的裁定，应在裁定生效后10日内完成案卷移送。
另外，对于当事人已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在异议经法院裁定驳回后，当事人又向法院提出要求重新给予答辩期的，除非在管辖权异议处理之后原告变更了诉讼标的，否则不应再给予当事人答辩期。
五、对管辖权异议裁定的再审问题
在审判实践中，时常发生当事人不服生效的管辖权异议裁定而申请再审或由法院提起再审的情形，这类做法的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198、199、200条以及《民诉法适用意见》第208条。从民诉法该三条的规定来看，立法的确不排除对管辖权异议裁定进行再审，而《民诉法适用意见》第208条更是明确规定“对不予受理、驳回的裁定，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有学者认为，这种对于管辖权事项设置再审这一第三重救济程序的做法不可取，不符合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对此笔者亦表示赞同，并补充两点理由如下：其一，从法理来说，法院对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仅是对案件管辖这一程序事项的确认，而非对案件实体的处理。如果允许管辖权异议裁定进入再审程序，既有违于裁定的立法宗旨，也不符合公正与效率的诉讼价值[7]。其二，若是以再审程序追回管辖权，就会出现受移送法院已对案件进行实体审理后，移送法院又对案件的管辖进行再审的颠倒现象。因此，今后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对《民事诉讼法》第198、199、200条的适用对象进行限定，排除对管辖权异议裁定的再审，以贯彻适度救济的程序设置原则。
参考文献：
[1] 刘远志.管辖权异议制度之反思与重构[J].法律适用，2012，（4）：62-63.
[2] 张卫平.管辖权异议：回到原点与制度修正[J].法学研究，2006，（4）：141-149.
[3]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读：2012年最新修订版[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348.
[4] 胡军辉，李蓉.试析民事管辖权异议制度中的几个程序问题[J].求索，2010，（2）：139.
[5] 罗森贝克，施瓦布，哥特瓦尔德.德国民事诉讼法（上）[M].李大雪，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237.
[6] 王海超.我国民事管辖权异议制度研究[C]//贺荣.公正司法与行政法实施问题研究.全国法院第25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
集（上、下）.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69.
管辖异议申请书范文第3篇
一、我国刑事管辖权异议制度的缺失
在立法上，虽然《刑事诉讼法》专设了“管辖”一章，但只是规定了不同机关的“职能管辖”，上下级法院的“级别管辖”，不同地区的“地域管辖”，以及上下级法院的管辖权变通和法院的移送管辖、指定管辖等内容，对于当事人不服法院管辖时的“异议”制度只字未提。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此也语焉未祥。
在司法中，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也一般加以排除。例如这样一件刑事自诉案件时，因自诉人为基层法院干部，故上级法院指定管辖，后来被告人对于指定管辖提出异议，但被人民法院直接驳回。即使在轰动一时的“张子强案件”中，由于涉及到香港“一国两制”的问题，法院对被告人的管辖权异议作出了处理，但程序并不规范。
总得看来，刑事当事人管辖权异议权利在我国立法和司法中的缺失，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无论是法律还是司法解释，都没有授予当事人对刑事案件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
2.当当事人对法院的刑事管辖不满时，只能通过诉讼外的方式进行，提请法院指定管辖或者移送管辖。
3.法院的指定管辖和移送管辖是一种典型的行政决定行为，不举行听证，纯粹是法院的单方职权行为。
4.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关于法院管辖的规定，仅是一种审判权的简单分配，没有任何当事人的参与。
5.实践中，人民法院对于被告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基本不予支持。
二、刑事诉讼中确立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应当享有的管辖权异议的权利是一项重要的救济性程序权利，它是当事人刑事诉讼诉权的体现，是获得公平审判权利的重要保障，有助于法院裁判权的确定和实现，有助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和诉讼地位的提高，也有助于当事人对刑事诉讼的实际参与和对刑事程序施加自身的影响。
（一）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权利是当事人“获得公平审判权利”的应有之义。
在刑事诉讼中，“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the right to an impartial trial）是被告人等所享有的一项重要的宪法性权利，也是“正当法律程序”的必然要求。如果一个案件被媒体广泛报道而使陪审员或法官对被告人产生了偏见，或者一个法院的院长和全体法官存在应当回避的情形，这时如果不赋予刑事被告人等当事人申请变更管辖的权利，法院很难保持中立的地位，无疑将会对被告人造成极大的不公。通过当事人管辖权异议权利的行使，有利于促进诉讼中以公权力运作为主导到当事人诉权充分实现的转变
（二）从当事人的角度看，在刑事诉讼中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是一项重要的救济性程序权利，它与当事人的刑事诉讼诉权相关联，有利于当事人息讼服判。
由于“无救济则无权利”，“无权利则无程序”，管辖权异议作为一项重要的救济性程序权利，该权利的有效行使，对于当事人实体权利和其他程序权利的保护具有重大意义。赋予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有助于当事人息讼服判，接受人民法院的裁判，因为如果当事人对法院的管辖权有疑议而无救济途径，那么很有可能导致当事人的上诉和无休止的申诉，反复地申请再审，这变相地浪费了司法资源，提高了诉讼成本，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
申请管辖权异议的权利与刑事诉讼当事人的诉权紧密相联。刑事诉讼不是一项简单的行政治罪性的程序，其中必须有当事人充分而富有意义的参与，当事人是诉讼的主体之一，应当拥有诉权，有权启动一定的刑事程序。如果当事人对法院的案件管辖不服，认为法院对案件的管辖不符合法律规定，或者可能产生不公正的结果时，那么应当赋予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权利，为其提供一种救济的途径，以便启动管辖权异议的裁决程序，实现司法机关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
（三）从法院的角度看，管辖权异议制度有助于法院刑事管辖权的落实和裁判权的实现。
管辖是刑事诉讼活动首先要解决的前提问题，管辖权（Jurisdiction）作为“特定法院处理特定诉讼案件的资格”，是法院对案件进行审判和裁决的依据。如果管辖范围和权限不明，或者法院管辖不当，诉讼活动就无法开展，也有可能极大影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民事诉讼中存在法院管辖不当的情况，刑事诉讼也是如此。正是通过当事人管辖权异议权利的行使，通过当事人对法院裁判特定案件的质疑，以及相关裁判机制的运作，法院的管辖权才能得以更加准确的确定。
按照法国学者斯特法尼等人的观点，“由于刑事诉讼案件的管辖权涉及到公共秩序，各方当事人可以在诉讼之任何阶段都可以提出法院无管辖权的异议”；以及“基于管辖权规则具有公共秩序性质，如违反这些规则将引讼程序以及所做裁判决定无效”的后果。
（四）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权利的行使及其救济机制，应当纳入程序性裁判体系的轨道。
程序性裁判与实体性裁判相对而言，它是指司法机构针对诉讼过程中发生的程序上争议进行裁决的活动；程序性裁判独立于实体性裁判，它是一项独立的、自治的封闭裁决系统，是针对程序性违法的最佳惩处机制。
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之后，是否要举行专门的听证程序，举证责任如何分配，证明标准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法院裁决结果的效力如何等问题，都应当予以明确的规定。管辖权异议权利的行使及其保护应当完全纳入程序性裁判的体系中来，对于管辖权异议的申请主体、申请机构、申请期间、申请理由、举证责任、证明标准、裁决机制和法律后果等各要素都要明确，完全 按照“诉讼”的形式而不是行政的方式进行裁决，使管辖异议的裁决机制成为程序性裁判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以制约法院公权力的行使。
三、我国刑事管辖权异议裁判体系的构建
（一）构建的基本原则
刑事诉讼管辖异议的裁决机制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在其裁判体系的建立中应当贯彻以下基本原则：
一是赋予当事人诉权原则，即允许当事人对刑事案件的管辖权提出异议，授予当事人的申请异议权，这是该裁判体系建立的前提。当事人如果不能对法院的刑事管辖提出质疑，以后的诉讼就很可能会对其造成极大的不公正。
二是听证程序原则，法院应当举行专门听证方式对管辖权异议是否适当进行裁决，而不能采用简单的、行政的武断方式，这有助于当事人对诉讼的积极参与，也是现代诉讼民主的体现。
三是确立证据规则，也就是必须明确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举证责任、证明标准及其相应的后果。只有如此，才能使程序更富有可操作性，使相应的权利义务责任更加明确。
四是再救济原则，即对法院驳回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不服，授予当事人提出上诉的权利。给当事人第二次救济的机会，而不能“一裁终局”。
以上四项原则是确立刑事管辖权异议裁判体系的基本原则，只有如此，程序的运作才会更具有科学的、操作性和公正性。
（二）具体的程序
完善的刑事案件管辖异议的裁判程序，应当明确以下事项：
1、申请管辖权异议的主体。笔者认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被告人有权提出管辖权异议，其余的刑事当事人，如自诉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等也可以提出，这体现了诉讼权利的平等原则，有利于当事人对刑事诉讼的积极参与。对于当事人的辩护人、诉讼人，如果经其本人同意，也可代为提出管辖权异议。
2、申请管辖权异议的时间。当事人申请管辖权异议应当在什么期间内提出，要不要加以时间上的限制呢？笔者认为，对此还是要加以制约的，有权申请管辖权异议的主体，应当在法庭对案件进行实质性审判之前提出管辖权异议，也就是在法庭调查之前提出，以后就不可以再申请。
3、申请管辖权异议的形式。当事人申请管辖权异议的，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向法院提交申请书。
4、申请管辖权异议的效力。当事人向法院申请管辖权异议，人民法院必须予以受理，并且在对当事人的管辖权异议作出裁定之前，暂时停止本案的实体审理。中止审理的期间，不计入法院的审理期限。
5、管辖权异议的受理机构。当事人申请管辖权异议，可以直接向受诉法院提出，具体来说，应当由法院的立案庭对本院于该案是否拥有管辖权进行审查，这样既有利于提高效率，也有利于法官的职能分工。
6、法院的职权审查。即使被告人等当事人没有向法院提出刑事案件的管辖权异议，但法院也应在开庭审理之前依照职权主动对案件进行审查，如果发现自身对案件没有管辖权，那么应裁定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或者申请上级法院指定管辖。
7、申请管辖权异议的法定情形。法律可以规定，当刑事诉讼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管辖权异议：（A）依照法律规定，审判法院对案件根本就无管辖权的；（B）管辖法院因为回避等法律上的理由、事实上的障碍或者特殊情形而不能行使裁判权的；（C）由于当地的舆论、诉讼的状况及其他情形，有可能导致在当地不能维持公平审判的。只有符合上述法定的申请管辖权异议的理由，当事人的申请才能获得法院的支持。
8、申请管辖权异议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法院的管辖问题属于程序性事项，当事人申请管辖权异议的，应当由申请者承担举证责任；申请人应当证明其主张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证明要达到优势证据的程度，使人们对法院管辖的正当性产生合理的怀疑，否则其异议将会被驳回。
9、法院的裁决程序。当事人申请管辖权异议的，法院应当举行听证，认真听取各方当事人和公诉人的意见。
10、法院的裁决结果。在刑事诉讼中，法院经过对当事人管辖权异议的听证，可以作出以下三种形式的裁定：（A）认为本院拥有管辖权，当事人的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的异议；（B）认为本院没有管辖权，当事人申请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给其它有管辖权的法院，并且通知提起公诉的检察院；（C）认为本院没有管辖权，但也未发现其他有管辖权法院的，报请上级法院指定管辖。
11、法院裁决结果的效力。刑事诉讼中，对于法院作出的驳回当事人管辖权异议的裁定，当事人对此不服的，可以在5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12、错误管辖的后果。笔者认为，如果不建立管辖错误的法律后果，当事人申请管辖权异议的权利就难以得到真正的保障。鉴此，在刑事诉讼中，如果没有管辖权的法院审判了案件，或者法院错误地驳回了当事人对于管辖权提出的异议，那么法院已进行的诉讼行为无效；在二审中，二审法院应当以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管辖异议申请书范文第4篇
4月2日，江北区检察院仅将李庄涉嫌辩护人妨碍作证罪至法院，意外地没有采纳警方另外建议的合同诈骗罪，且两个涉案情节也改为一个。一直关注此案件变化的云南省政协委员、知名律师万立表示：“犯罪嫌疑人或罪犯被追查漏罪在具体法律实践中经常发生，但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一种常态。不能以此来证明李庄遭遇了什么意外，因为最终的结果必须以证据来说话。”
2009年12月，李庄出人意料地被“重庆黑老大”当事人龚刚模检举，次年被二审法院判刑1年6个月。其后，司法部、全国律师协会等机构均将此案件作为“警示教育素材”，足以看出此案件的影响非同小可。不过，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委员戴福坚持认为“重庆方面对李庄案的处理，在程序细节上有很多问题，自始至今都还饱受着社会的质疑”。
舆论一直未消停
一审不认罪被判两年半，二审认罪被减判一年半。自李庄因犯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被重庆方面关押以来，律师界的许多人始终没有将其遗忘，仍然以重庆方面“欺骗诱供李庄”来解释此事件形成的原因，无形中给后者轰轰烈烈的“打黑除恶”行动造成一定的舆论压力。另外，检举李庄的龚刚模后来因此立功而逃过死劫，被判无期徒刑。
戴福说：“李庄一审判决两年半后，社会各界都期盼着二审能够公开公正。但二审庭审中，李庄出人意料地认罪让全国同行大跌眼镜。他的突然认罪，不但使辩护律师猝不及防，也使所有关注该案的人大失所望。”他还表示，既然李庄已经认罪，法院何必还要判处实刑呢？
李庄一审辩护律师陈有西在博客中透露：“庭审结束后会见时，李庄对我和高子程律师亲口说，重庆打黑专案组某高官、检察院3人反复做工作，请他认个罪，大家有个台阶好下，只要他认罪，保证不再公开开庭，保证书面审理，保证判缓刑，8日下判，9日放他出狱。”
不过李庄并没有得到被判缓刑、被释放的待遇，重庆方面也始终没有对以上说法进行过正面回应。
此外，李庄被继续关押在看守所内追查“漏罪”，身份由罪犯变成了处于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虽然法律规定在此阶段其可以得到律师的帮助，但是重庆方面并没有给李庄提供这样的机会，警方还以“案件还在侦查中”为由拒绝其家属的多次会见要求。而在李庄获罪之后，许多刑事辩护律师在与侦查和公诉机关的法律对抗中，已经明显变得畏惧和保守。
目前，李庄新聘请的律师魏汝久和杨学林已经与其正常会面，后者不时通过“微博”等方式向外界透露着事件的进展，需要指出的是，律师的这些行为并没有遭到重庆方面的任何阻挠。但由于李庄上一次在重庆被判刑的过程被质疑不公平，继续引发一些人对该案件的担忧，辩护律师希望能够将该案件转到上海审理。
会见过李庄的魏汝久透露：“李庄现在很后悔，亲口说他之前的认罪是假认罪，是为了缓刑，但是被骗了，现在还被继续追加罪名。”4月7日，魏汝久已经向重庆市江北区法院提交了《关于要求将李庄漏罪案移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管辖审理的管辖异议申请书》，主要内容为四个方面：“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不享有管辖权”、“本案刑罚执行地违法”、“本案依法应由上海市徐汇区的司法机关予以管辖”及“重庆司法机关同本案有利害关系，为确保司法公正，树立司法公允形象，应当回避管辖”。
戴福认为，重庆警方以李庄涉嫌合同诈骗为由立案管辖，通过侦查手段收集证据后移送检察院，检察院再将警方据以立案管辖的涉嫌罪名拿掉，换成依照其自认为有权管辖的涉嫌罪名提起公诉，目的就是为了把李庄的问题在重庆本地解决掉。
不过，外界的议论在重庆本地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一名重庆警察就对部分律师的表现明显不快：“他们歇斯底里地抓住李庄事件炒作，其实是想通过否定李庄案来否定重庆的打黑除恶行动，只是全国还有比重庆做得更好的地方吗？”李庄案件在全国掀起舆论热潮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媒体的热情关注，而该案发生至今，基本没有官方以外的媒体得到过采访李庄本人的机会，即便是一些政府的信息也语焉不详。
重庆律师周立太认为，李庄上次被判刑已经没有争论的必要，因为他自己在法庭上已经明确认罪，“为人不能两面三刀，作为一个成年人，而且是律师，他应该知道自己行为的结果，并且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无论这样的行为是荒唐的还是别有用心的”。他认为，以前的经历无论对于李庄本人还是旁观者都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即一切问题都应该实事求是，以证据说话，以法律为依据，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重庆市委书记曾经如此回应外界对李庄案的质疑：“那么多的律师到重庆，不也就是一个李庄出了问题吗？重庆是善待律师的。”他还表示，李庄案事实清楚，程序合理，庭审也非常文明。
展示重庆司法的机会
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赵长青表示，重庆打黑更多依赖领导人的强势决心，而非一种正常的司法惯性。“如果重庆不尽快打造出良好的司法环境和正常的司法程序，那么所有的事情还将被质疑，甚至被冠以‘政治’的原因和目的，给重庆的司法界和重庆的领导人带来负面的影响。”
李庄案件与重庆司法的形象已经变得密切相关。许多观察家一直认为，重庆方面对于此案件的处理应该更加慎重，并让相关的各方心服口服。但直到现在，这一预想也未能实现，相反随着舆论的热炒，这起原本性质为普通刑事案的事件正在一天天变异，甚至成为国际的一个噱头。
戴福说：“鉴于李庄案引发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关注，此案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个案，关涉中国的司法制度，甚至政治体制。其涵盖着律师制度的存在基础、律师执业的豁免权、司法的独立和公正、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乃至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权法矛盾、权法之争等重大问题。”
显然，重庆方面忽视了“知情权决定公众态度”的社会铁律，他们过于专注于自身的目标与理想，于是在具体的事件中往往形成背道而驰的状态。对政府管理秩序的刻意追求也许是重庆希望以崭新形象示人的一种方式，但在信息不通畅、不对称的情况下，一些普通的司法事件却往往给政府带来负面的灾难。
万立表示已经注意到李庄的辩护律师所提交的《管辖异议申请书》，并认为重庆方面应该姿态高一些，积极创造条件将此案移交给异地审理，以此坦然面对社会舆论的非议，因为无论是哪里的法院和法官，都必须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依照证据来断案。戴福则表示，鉴于该案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最高法院有权指定异地审理，既可避免重庆方面可能滥权，也是平息舆论质疑的最佳途径，“特别要坚决遏制审判法院有选择地允许个别媒体旁听，更要杜绝法院要求媒体按规定发稿”。
由于此案不涉及国家机密、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等法定因素，周立太也建议此案必须公开审理，不设任何旁听的条件，最好是由国家电视台或者重庆卫视全程直播，让相关各方都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一方面向公众展示重庆司法机关的程序文明，另一方面最大范围地进行一次社会普法宣传。
管辖异议申请书范文第5篇
第一条为公正及时处理劳动、人事争议（以下简称争议），规范仲裁办案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以下简称调解仲裁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中国人民文职人员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国务院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本规则适用下列争议的仲裁：
（一）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与劳动者之间，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之间，因确认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
（二）实施公务员法的机关与聘任制公务员之间、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与聘任工作人员之间因履行聘任合同发生的争议；
（三）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因除名、辞退、辞职、离职等解除人事关系以及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
（四）社会团体与工作人员之间因除名、辞退、辞职、离职等解除人事关系以及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
（五）军队文职人员聘用单位与文职人员之间因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
（六）法律、法规规定由仲裁委员会处理的其他争议。
第三条仲裁委员会处理争议案件，应当遵循合法、公正的原则，先行调解，及时裁决。
第四条劳动者一方在十人以上的争议，或者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可优先立案，优先审理。
仲裁委员会处理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的劳动争议，应当按照三方原则组成仲裁庭处理。
第二章一般规定
第五条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的劳动争议，经协商解决不成的，工会可以依法申请仲裁；尚未建立工会的，由上级工会指导劳动者推举产生的代表依法申请仲裁。
第六条发生争议的劳动者一方在十人以上，并有共同请求的，劳动者可以推举三至五名代表人参加仲裁活动。
第七条代表人参加仲裁的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仲裁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仲裁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
第八条发生争议的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以及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歇业，不能承担相关责任的，依法将其出资人、开办单位或主管部门作为共同当事人。
第九条劳动者与个人承包经营者发生争议，依法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应当将发包的组织和个人承包经营者作为当事人。
第十条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仲裁时效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一）一方当事人通过协商、申请调解等方式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的；
（二）一方当事人通过向有关部门投诉，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向人民法院或者申请支付令等方式请求权利救济的；
（三）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的。
第十一条因不可抗力，或者有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劳动者的法定人未确定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第十二条劳动合同履行地为劳动者实际工作场所地，用人单位所在地为用人单位注册、登记地。用人单位未经注册、登记的，其出资人、开办单位或主管部门所在地为用人单位所在地。
案件受理后，劳动合同履行地和用人单位所在地发生变化的，不改变争议仲裁的管辖。
多个仲裁委员会都有管辖权的，由先受理的仲裁委员会管辖。
第十三条仲裁委员会发现已受理案件不属于其管辖范围的，应当移送至有管辖权的仲裁委员会，并书面通知当事人。
对上述移送案件，受移送的仲裁委员会应依法受理。受移送的仲裁委员会认为受移送的案件依照规定不属于本仲裁委员会管辖，或仲裁委员会之间因管辖争议协商不成的，应当报请共同的上一级仲裁委员会主管部门指定管辖。
第十四条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的，应当在答辩期满前书面提出。当事人逾期提出的，不影响仲裁程序的进行，当事人因此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或者申请撤销。
第十五条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应当说明理由，在案件开始审理时提出；回避事由在案件开始审理后知道的，也可以在庭审辩论终结前提出；当事人在庭审辩论终结后提出的，不影响仲裁程序的进行，当事人因此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或者申请撤销。
被申请回避的人员在仲裁委员会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前，应当暂停参与本案的处理，但因案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除外。
第十六条仲裁员是否回避，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或其授权的办事机构负责人决定。仲裁委员会主任担任案件仲裁员是否回避，由仲裁委员会决定。
第十七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第十八条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则第十七条规定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仲裁庭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第十九条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仲裁委员会指定的期限内提供有关证据。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第二十条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仲裁委员会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予以收集；仲裁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也可以决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予以收集。
第二十一条仲裁委员会依法调查取证时，有关组织和个人应当协助配合。
第二十二条争议处理中涉及证据形式、证据提交、证据交换、证据质证、证据认定等事项，本规则未规定的，参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仲裁期间包括法定期间和仲裁委员会指定期间。
仲裁委员会送达仲裁文书必须有送达回证，由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收到日期，签名或盖章。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仲裁期间的计算和仲裁文书的送达方式，仲裁委员会可以参照民事诉讼关于期间的计算和送达方式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案件处理终结后，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处理过程中形成的全部材料立卷归档。
第二十五条仲裁案卷分正卷和副卷装订。
正卷包括：仲裁申请书、受理（不予受理）通知书、答辩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调查证据、勘验笔录、开庭通知、庭审笔录、延期通知书、仲裁建议书、调解书、裁决书、送达回执等。
副卷包括：评议记录、立案审批表、调查提纲、阅卷笔录、会议笔录、底稿、结案审批表等。
第二十六条仲裁委员会应当建立案卷查阅制度。对不需要保密的内容，应当允许当事人及其人查阅、复印。
第二十七条仲裁调解和其他方式结案的案卷，保存期不少于五年，仲裁裁决结案的案卷，保存期不少于十年，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保存期满后的案卷，应按照国家有关档案管理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八条在仲裁活动中涉及国家秘密和军事秘密的，按照国家和军队有关保密规定执行。
第三章仲裁程序
第一节申请和受理
第二十九条申请人申请仲裁应当提交书面仲裁申请，并按照被申请人人数提交副本。
仲裁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劳动者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工作单位、住所、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仲裁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理由；
（三）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书写仲裁申请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仲裁委员会记入笔录，经申请人签名或者盖章确认。
申请人的书面仲裁申请材料齐备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出具收件回执。
对于仲裁申请书不规范或者材料不齐备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并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申请人按要求补正全部材料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出具收件回执。
第三十条仲裁委员会对符合下列条件的仲裁申请应当予以受理，并在收到仲裁申请之日起五日内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书：
（一）属于本规则第二条规定的争议范围；
（二）有明确的仲裁请求和事实理由；
（三）在申请仲裁的法定时效期间内；
（四）属于仲裁委员会管辖范围。
第三十一条对不符合第三十条第一、二、三项规定之一的仲裁申请，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并在收到仲裁申请之日起五日内向申请人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对不符合第三十条第四项规定的仲裁申请，仲裁委员会应当在收到仲裁申请之日起五日内，向申请人作出书面说明并告知申请人向有管辖权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对仲裁委员会逾期未作出决定或决定不予受理的，申请人可以就该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讼。
第三十二条仲裁委员会受理案件后，发现不应当受理的，除本规则第十三条规定外，应当撤销案件，并自决定撤销案件后五日内，按照本规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书面通知当事人。
第三十三条仲裁委员会在申请人申请仲裁时，可以引导当事人通过协商、调解等方式解决争议，给予必要的法律释明及风险提示。
第三十四条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将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被申请人。
被申请人收到仲裁申请书副本后，应当在十日内向仲裁委员会提交答辩书。仲裁委员会收到答辩书后，应当在五日内将答辩书副本送达申请人。被申请人逾期未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仲裁程序的进行。
第三十五条被申请人可以在答辩期间提出反申请，仲裁委员会应当自收到被申请人反申请之日起五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并通知被申请人。
决定受理的，仲裁委员会可以将反申请和申请合并处理。
该反申请如果是应当另行申请仲裁的争议，仲裁委员会应当书面告知被申请人另行申请仲裁；该反申请如果是不属于本规则规定应当受理的争议，仲裁委员会应当向被申请人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被申请人在答辩期满后对申请人提出反申请的，应当另行提出，另案处理。
第二节开庭和裁决
第三十六条仲裁委员会应当在受理仲裁申请之日起五日内组成仲裁庭并将仲裁庭的组成情况书面通知当事人。
第三十七条仲裁庭应当在开庭五日前，将开庭日期、地点书面通知双方当事人。当事人有正当理由的，可以在开庭三日前请求延期开庭。是否延期，由仲裁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第三十八条申请人收到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同意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回仲裁申请处理，申请人重新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被申请人收到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同意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裁决。
第三十九条开庭审理时，仲裁员应当听取申请人的陈述和被申请人的答辩，主持庭审调查、质证和辩论、征询当事人最后意见，并进行调解。
第四十条仲裁庭应当将开庭情况记入笔录。当事人或者其他仲裁参加人认为对自己陈述的记录有遗漏或者差错的，有权申请补正。仲裁庭认为申请无理由或者无必要的，可以不予补正，但是应当记录该申请。
仲裁员、记录人员、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参加人应当在庭审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或者其他仲裁参加人拒绝在庭审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的，仲裁庭应记明情况附卷。
第四十一条申请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可以提出增加或者变更仲裁请求；仲裁庭对申请人增加或者变更的仲裁请求审查后认为应当受理的，应当通知被申请人并给予答辩期，被申请人明确表示放弃答辩期的除外。
申请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出增加或变更仲裁请求的，应当另行提出，另案处理。
第四十二条当事人申请仲裁后，可以自行和解。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撤回仲裁申请，也可以请求仲裁庭根据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
第四十三条仲裁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
调解书应当写明仲裁请求和当事人协议的结果。调解书由仲裁员签名，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发生法律效力。
调解不成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当事人反悔的，仲裁庭应当及时作出裁决。
第四十四条仲裁庭裁决案件，应当自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申请之日起四十五日内结束。案情复杂需要延期的，经仲裁委员会主任批准，可以延期并书面通知当事人，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十五日。
第四十五条有下列情形的，仲裁期限按照下列规定计算：
（一）申请人需要补正材料的，仲裁委员会收到仲裁申请的时间从材料补正之日起计算；
（二）增加、变更仲裁申请的，仲裁期限从受理增加、变更仲裁申请之日起重新计算；
（三）仲裁申请和反申请合并处理的，仲裁期限从受理反申请之日起重新计算；
（四）案件移送管辖的，仲裁期限从接受移送之日起计算；
（五）中止审理期间不计入仲裁期限内；
（六）有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另行计算的其他情形的。
第四十六条因出现案件处理依据不明确而请示有关机构，或者案件处理需要等待工伤认定、伤残等级鉴定、司法鉴定结论，公告送达以及其他需要中止仲裁审理的客观情形，经仲裁委员会主任批准，可以中止案件审理，并书面通知当事人。中止审理的客观情形消除后，仲裁庭应当恢复审理。
第四十七条当事人因仲裁庭逾期未作出仲裁裁决而向人民法院提讼的，仲裁委员会应当裁定该案件终止审理；当事人未就该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讼，并且双方当事人同意继续仲裁的，仲裁委员会可以继续处理并裁决。
第四十八条仲裁庭裁决案件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裁决，当事人就该部分达成调解协议的，可以先行出具调解书。当事人对先行裁决不服的，可以依照调解仲裁法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十九条仲裁庭裁决案件时，裁决内容同时涉及终局裁决和非终局裁决的，应分别作出裁决并告知当事人相应的救济权利。
第五十条仲裁庭对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的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决先予执行，移送人民法院执行。
仲裁庭裁决先予执行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明确；
（二）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
劳动者申请先予执行的，可以不提供担保。
第五十一条裁决应当按照多数仲裁员的意见作出，少数仲裁员的不同意见应当记入笔录。仲裁庭不能形成多数意见时，裁决应当按照首席仲裁员的意见作出。
第五十二条裁决书应当载明仲裁请求、争议事实、裁决理由、裁决结果、当事人权利和裁决日期。裁决书由仲裁员签名，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对裁决持不同意见的仲裁员，可以签名，也可以不签名。
第五十三条对裁决书中的文字、计算错误或者仲裁庭已经裁决但在裁决书中遗漏的事项，仲裁庭应当及时予以补正并送达当事人。
第五十四条对于权利义务明确、事实清楚的简单争议案件或经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其他争议案件，仲裁委员会可指定一名仲裁员独任处理，并可在庭审程序、案件调查、仲裁文书送达、裁决方式等方面进行简便处理。
第五十五条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讼的，依照调解仲裁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章附则
第五十六条本规则未作规定的人事争议仲裁涉及事项，依照《人事争议处理规定》有关规定执行。
管辖异议申请书范文第6篇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1―0241―02
1 案情
1995年12月22日，hemofarmDD、MAG国际贸易公司与济南永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永宁公司)签订了《济南――海慕法姆制药有限公司合资合同》(下称合同)，成立济南――海慕法姆制药有限公司(下称合资公司)，其58条为仲裁条款。2004年4月，苏拉么公司加入合同，成为公司股东。
2002年8月6日、2003年1月17日和2004年9月，永宁公司向济南中院三次合资公司，要求给付租金并返还部分租赁财产，并最终胜诉。2004年9月3日，Hemo―farm DD、MAG国际贸易公司、苏拉么公司作为共同申请人向国际商会仲裁院提起仲裁申请，请求仲裁庭裁决永宁公司赔偿投资损失10764514美元及利润损失2000余万美元；裁决合资公司不应支付中国法院判决确定的租金；裁决责令永宁公司撤回在中国法院的诉讼请求；裁决永宁公请人申请中国法院作出的特别是在第一讼中作出的财产保全裁定。
仲裁庭最终裁决永宁公司向三申请人支付损害赔偿金6458708，4美元，赔偿在中国法院的诉讼费用9509，55美元和其他费用1270472，99美元，仲裁费用295000美元。裁决作出后，三申请人向济南中院提交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申请书，永宁公司请求不予承认及执行。
2 审判
依据中国和法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又称《纽约公约》)，济南中院和山东高院审查认为，本案仲裁裁决应不予承认与执行，理由是：(1)该案仲裁裁决所处理的争议超出了仲裁协议的范围，(《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2)仲裁庭裁决了依据我国法律不能通过仲裁裁决的事项，(《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甲))；(3)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违反我国的公共秩序，(《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乙))。
最高法院作出(2008)民四他字第u号答复，认为：(1)该案仲裁裁决所处理的争议超出了仲裁协议的范围，(《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2)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违反我国的公共秩序，(《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乙))。3评析
本案主要涉及的是外国仲裁裁决在我国承认与执行的问题。这方面的国内法依据主要有：1986年12月2日《关于我国加入的决定》(下称《决定》)、1987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下称《通知》)以及《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267条规定：“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在中国缔结或加入的有关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的国际条约中，1958年《纽约公约》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外国仲裁裁决在中国申请承认和执行主要依据该公约的规定办理。
3、1 本案是否适用《纽约公约》
1986年我国加入《纽约公约》时提出了“互惠保留”和“商事保留”，即只在互惠的基础上对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适用该公约；只对我国法律认定为属于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所引起的争议适用该公约。根据《通知》的规定，“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是指由于合同、侵权或者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而产生的经济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本案仲裁裁决的做出国是法国，法国是《纽约公约》的缔约国，符合“互惠保留”的规定，但其是否符合“商事保留”的规定呢?即双方的争议是不是属于“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方面的争议”呢?本案中共同申请人之所以向国际商会提起仲裁，是因为他们认为：(1)永宁公司拒绝依据合资合同第58条(仲裁条款)的要求解决其与共同申请人之间与合资合同有关的争议，在中国法院提起并维持诉讼，违反了对共同申请人的合同上和中国法上的义务；(2)永宁公司提起第一讼，申请财产保全和强制执行，导致合资企业最终不能维持正常运营和合资公司价值的实质性降低。我们可以看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主要有两点：(1)永宁公司在我国法院合资公司是不是对合资合同第58条的违反。(2)永宁公司提起第一讼并申请财产保全和强制措施的行为是不是侵犯了共同申请人的投资利益构成了违约。两个问题都是违约问题，也就是说双方对合资合同的执行发生了争议，属于由于合资合同而产生的经济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所引起的争议，符合《通知》中“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的界定，在我国“商事保留”的范围内，所以本案可以依据《纽约公约》来办理。
3、2 本案仲裁裁决所处理的争议是否超出了仲裁协议的范围
合资合同第58条约定：凡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应提交巴黎国际商会仲裁院，根据该会的仲裁程序暂行规则进行仲裁。如上所述，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争议主要有两点都是有关合资合同的履行问题。是因为执行合资合同发生了争议，显然在58条约定的仲裁范围内。
此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永宁公司和合资公司之间的争议与共同申请人提交仲裁的争议是不同的，两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前者的争议是财产租赁问题，双方当事人是合资公司和永宁公司；后者的争议是合资合同的执行问题，当事人是Hereofarm DD、MAG国际贸易公司、苏拉么媒体有限公司和永宁公司。后者与前者相比，当事人和争议都已经发生变化，和原来完全不同了。前者中的合资公司不是合资合同的一方，仲裁协议不能约束它和永宁公司的租赁纠纷，而后者的当事人是合资合同的双方，共同申请人当然可以将他们与永宁公司之间关于合资合同的执行问题依照合同58条提交仲裁。不能因为合资公司不是合资合同的一方，合资公司和永宁公司之间的租赁纠纷不在仲裁协议的范围内，而将共同申请人和永宁公司之间关于合同执行的纠纷排除在仲裁协议之外。
3、3 仲裁庭是否裁决了依据我国法律不能通过仲裁裁决解决的事项
我国《仲裁法》的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
裁”。从国际商会仲裁裁决可以看出，仲裁庭主要是针对当事双方的两个争议点进行了认定：(1)永宁公司提起第一讼并申请财产保全的行为侵犯了共同申请人的投资利益，构成了违约；(2)永宁公司提起的土地租赁诉讼构成了对合资合同第58条的违反。永宁公司和Hemofarm DD、MAG国际贸易公司、苏拉么媒体有限公司是平等的主体，仲裁的争议是合资合同纠纷，仲裁庭只是对永宁公司合资公司并申请财产保全的行为是否违约进行了认定。本案并没有裁决依据我国法律不能通过仲裁裁决解决的事项。在这里还需要明确以下两个问题：
3、3、1 我国法院对合资合同和永宁公司之间租赁纠纷的管辖权问题
虽然仲裁庭认为永宁公司与合资公司之间的租赁纠纷应当根据合资合同第58条提交国际商会仲裁院通过仲裁解决，涉及到了我国法院的管辖权问题，但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确一点；《纽约公约》所列举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审查条件都限于程序性事项，缔约国法院不能对外国仲裁裁决的实体事项进行审查。共同申请人与永宁公司之间纠纷的认定有赖于对永宁公司和合资公司之间租赁话纠纷管辖权的界定，也就是说，永宁公司和合资公司之间纠纷的管辖问题相对于共同申请人和永宁公司之间的争议来说是实体事项，即使我国法院认为仲裁庭关于此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也不能在《纽约公约》范围内拒绝承认与执行。
3、3、2 仲裁庭裁决永宁公司赔偿共同申请人在中国法院的诉讼费用问题
本案中的仲裁裁决永宁公司赔偿共同申请人在中国法院的诉讼费用9509.55美元，但这并不是对合资合同和永宁公司之间的诉讼费用进行重新界定，现在的主体已经不是合资公司和永宁公司，而是共同申请人和永宁公司，是因为仲裁庭认为永宁公司合资公司并申请财产保全的行为违反了合资合同的约定，所以裁定它赔偿共同申请人由于它的违约行为而花费的诉讼费用。这和直接裁定永宁公司和合资公司之间的诉讼费用是完全不同的。不能认为仲裁庭重新分配了永宁公司和合资公司之间的诉讼费用问题，从而裁决了我国法律规定的不能仲裁的事项。
3、4 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是否违反我国的公共秩序
“公共秩序”在英美法中称“公共政策”，德语中称“保留条款”，它是指一国法院依其冲突规范本应适用外国法时，因其适用会与法院地国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道德的基本观念或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而排除其适用的一种保留制度。这一制度具有“安全阀”的作用，是国际社会所普遍公认的一个条件，各国立法及有关的国际条约都毫不例外地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我国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第一次在国际私法中全面规定了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在永宁公司和合资公司的诉讼中，合资公司对法院管辖权提出异议，主张有关租赁争议应根据合资合同第58条约定提交国际商会仲裁解决。济南中院审查认为，永宁公司所诉纠纷是其与合资公司因资产租赁使用而产生的纠纷。而合资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约束的是合资公司的各投资主体，合资公司不是投资主体，本案不适用合资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故裁定驳回合资公司的管辖异议。但是国际商会仲裁庭却对永宁公司与合资公司之间纠纷的管辖权进行了重新审理和认定：“提起土地租赁诉讼是对合资合同的违反，因为该争议本应当根据合资合同第58条提交国际商会仲裁院通过仲裁解决”。虽然永宁公司和合资公司之间纠纷的管辖问题相对于共同申请人和永宁公司之间的争议来说是实体事项，在依照《纽约公约》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时不能审查，但如果承认和执行此仲裁裁决，不仅否定了中国法院生效判决的既判力，也严重损害了中国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和中国的司法。况且，仲裁裁决不能审查外国司法，基本上已经是各国的共识。执行一个与被请求执行地已生既判力效力的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不一致的裁决。也违反了“程序上的基本原则”。所以本案仲裁裁决应当以公共秩序为由拒绝承认与执行。
参考文献
[1]案情和审判详见_J]，人民法院报。2008，(7)
[2]韩德培，国际私法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管辖异议申请书范文第7篇
一、公约的产生及发展
建立欧洲共同体的《罗马条约》的缔约者们意识到，货物、人员和资金的自由流通固然很好，但如果对法律义务的广泛履行存在困难，将会阻碍共同市场的发展。因此按照《罗马条约》第220条之规定，6个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开始了漫长的谈判，“以期为了它们国民的利益……简化相互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的程序”。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有关国家于1960年设立了专家委员会负责起草相关的公约。
当时，欧共体国家之间有关判决的相互承认执行主要由成员国缔结的少数双边条约调整。这些条约不仅适用范围很有限，而且绝大多数的条约都规定了间接管辖权原则，即执行地国法院只有依据其本国法认定判决作出国法院有管辖权时方可执行该外国判决。起草公约的专家委员会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继续保持间接管辖权原则这一繁琐的程序；要么实行统一的管辖权规则，即采用直接管辖权原则。正如皮特·凯所指出的：“简便、有效地执行外国判决的真正障碍是国内法上执行条件太复杂、不统一。因此需要方便、简化、统一的执行程序。由于个别成员国之间现存的双边条约内容既零乱又不完善，所以公约若采用间接的承认和执行标准将会继续导致对成员国公民的歧视。
《布鲁塞尔公约》的起草者们大胆地采用了直接管辖权原则。所谓直接管辖权原则，从执行地国法院的角度来说，是指如果外国法院适用的管辖规则与本国相同。则执行地国法院就无需对该外国判决进行管辖权方面的审查便可予以承认和执行。这样就保证了法院判决在欧洲共同体市场内像货物、人员和资金一样自由流通。
按照《布鲁塞尔公约》的规定，欧共体任何成员国意欲加入该公约必须在原公约的基础上与原始缔约国订立特别协定。1973年当英国、丹麦和爱尔兰成为欧共体成员时．它们为加入《布鲁塞尔公约》与原有的6个公约缔约国进行了漫长的谈判，并于1978年签署了《加入公约》。1982年当希腊加入《罗马条约》成为欧共体成员时，也通过签订《加入公约》加入了《布鲁塞尔公约》。这些《加入公约》只在1968年的《布鲁塞尔公约》内容基础上作了一些纯技术性的修改，并末改变公约中的一些基本原则。
为避免缔约各国法院对《布鲁塞尔公约》作出不同的解释，1971年6月3日欧共体6个原始成员国在卢森堡签订了《关于由欧洲共同体法院解释布鲁塞尔公约的附加议定书》。该议定书授予欧共体法院对公约进行司法解释的权力。《布鲁塞尔公约》是以4种正式文字作成的，这样就给解释工作带来了困难。而且公约没有一个一般性条款可以用来指导国内法院的法官克服公约解释和适用上的困难。1971年的这一议定书在欧洲政治、法律、社会一体化的进程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件。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近来欧洲法院在促进成员国一体化以及宣扬欧共体法高于国内法的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法院从一个统一欧洲的角度出发，应该有权解释公约适用中所产生的问题。”
1988年欧共体的成员国又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成员国在瑞士的洛迦诺缔结了一项《民商事司法管辖权和判决执行公约》，称为洛迦诺公约。该公约是为了确保欧共体成员国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6个成员国之间判决的自由流通而缔结的。因为在这两大组织之间共有3500万消费者，而且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50％的贸易是与欧共体进行的。《洛迦诺公约》的一般原则与《布鲁塞尔公约》基本一致；两公约的绝大多数条款内容一样，甚至连条款的顺序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两个公约在适用上又是独立的。对此，《洛迦诺公约》在其第54条13款中专门规定了它与《布鲁塞尔公约》在具体适用方面的相互关系。
二、承认和执行判决的基本条件及程序
司法裁判是国家的行为。按照领土属地管辖原则，法院判决的效力仅限于作出该判决的国家领土之内。而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正是为了克服这些判决只在其本国领土内有效和执行的限制。如果一项判决的性质属于《布鲁塞尔公约》意义上的民商事判决，而且判决的事项也属于公约第1条的内容，那么该判决应在其它缔约国间予以承认，无需办理特别手续。按照《布鲁塞尔公约》第26条之规定，外国判决应予以自动承认，也就是说公约不需要执行地国法院再作出一项新的司法裁判，而是由请求执行的一方当事人直接援引原判决。因此按照公约第26条所承认的判决就像是在执行地国作出的判决一样，原则上具有相同的效力。
公约第44条还规定，申请人在判决作出国法院已享受全部或部分司法援助或司法费用减免的，有权在承认和执行程序中享受执行地国家法律规定的最优惠援助或最大减免。提供司法援助显然有利于判决的自由流通，尤其涉及支付抚养和赡养费的案件。此外，申请人在一缔约国申请执行另一缔约国作出的判决时，不得因其是外国人或者在被请求国没有住所或居所，而令其提供任何名目的保证金或抵押物。
从《罗马条约》第220条的要求来看，《布鲁塞尔公约》的目的在于“简化承认和执行手续”。因此．公约已将申请执行的程序尽可能地进行了简化。按照公约的规定，执行申请应依执行地国国内法规定的程序由一方当事人向法院提出。提交申请时还应提交下列文件：（1）经认证的判决书副本。如系缺席判决，须提供已将传票及判决书送达缺席一方当事人的证明正本或经证明无异的副本。（2）证实该判决依判决作出国法律是可以执行的并已送达对方的各项证明文件。（3）如需要时须提供证明申请人在判决作出国享受司法援助或减免诉讼费用的文件。公约第48条还规定．执行地法院认为必要时可要求提供各项文件的译本。
执行地法院收到申请后应迅速作出决定。被要求执行的一方在这一阶段不得提出任何异议。当事人提交的申请书只能因与拒绝承认判决相同的理由而被拒绝。但在任何情况下对外国判决的实质性问题均不得审查。对申请书作出决定后须立即将结果通知申请人。
三、拒绝承认和执行判决的理由
（一）公共政策方面的理由
公约第27条(1)款规定，“如对某一判决的承认违背了被请求承认国的公共政策”，该判决不能予以承认。参与制订公约的有关专家曾指出，本条款只在极个别情况下适用，因为缔约国之间有着共同的、密切相关的法律体制，很少会出现一项外国判决与被请求承认国的法律制度或基本价值观相矛盾的情况。但是为了达到公约统一适用的目的，公约给法院保留了这一公共政策方面的审查权力。这一点与《罗马条约》中关于人员自由流动方面给予缔约国的公共政策审查权是一致的。
公共政策审查权的行使是受到公约严格限制的。首先，《公约》第28条明确声明公共政策不适用于有关管辖权的规定。也就是说，被请求承认国不得将公共政策适用于有关管辖权的审查。其次，公约第27条(1)款外的其它款项所列明的不予承认的理由也不能以公共政策理由取而代之，否则会导致法院在拒绝承认和执行方面扩大公共政策理由的适用范围。除了上述限制外，对公共政策的适用范围很难进一步界定。从欧共体国家法院判例汇编中刊载的缔约国法院作出的判决来看，有许多是将公共政策理由与第27条（2）款的缺席判决理由相互混淆。在此还应注意，被请求承认国不能仅以自己国内的公共政策去拒绝其它缔约国的判决。例如，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等国公共政策的概念很广，而且英国法院也常常表现出对外国法的排斥。但是在公约这—体制下，这些国家就有必要限制其法院的司法权力。另外，以欺诈手段作出的判决是否可以以公共政策理由拒绝承认和执行尚不确定。斯卡拉思尔报告就援用公共政策理由拒绝承认和执行一项以欺诈手段作出的外国判决是否妥当提出了疑问。该报告认为，由于公约所有成员国的法律制度都专门规定了纠正欺诈判决的救济程序和理由，因此没有必要对欺诈判决动用执行程序中的公共政策理由加以否定。
(二)维护被告权利方面的理由
公约第27条(2)款规定：“如果因被告未及时收到有关的文件，使他不能有充分的时间安排辩诉而作出的缺席判决”不能予以承认。所有诉讼当事方都应有机会出庭并陈述其主张，这是欧共体法中的重要原则。从实践来看，这一基于自然公正（naturaljustice)的要求而产生的理由在承认执行阶段引起的争议最多。
公约第27条(2)款可以看出，在下列情况下是不能拒绝承认和执行的：(1)被告已得到正当的通知；(2)该通知是及时送达的。被请求执行一项缺席判决的法院必须独立地审查判决作出的情况以决定是否可以按照第27条(2)款对该判决予以执行。然而该条款的含义存在着3个问题：(1)什么情况下才构成“缺席判决”；(2)何谓正当送达；(3)怎样才能构成使被告“有充足时间安排辩诉”。以下将结合法院的司法实践对如何认定上述这些问题分别进行分析。
1、缺席判决。构成“出庭”的必要条件一直很少引起争议。但在最近，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要求欧洲法院对“出庭”的含义给予解释。在该案中，申请人请求德国法院执行一项意大利法院作出的判决。申请人的儿子在意大利一次车祸中由于被申请人的疏忽大意而死亡。申请人在意大利对被申请人提起刑事诉讼的同时附带了民事赔偿请求。民事赔偿的诉讼请求送达给了被申请人。被申请人虽然在刑事程序中通过其律师出庭，但对本案中的民事索赔没有进行答辩。欧洲法院在此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便是本案被申请人是否构成了《布鲁塞尔公约》第27条(2)款意义上的“出庭”。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被申请人的各项行为能够表明他已得到了诉讼通知并打算为自己辩护就足以构成出庭。然而如果被申请人只是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或仅对诉讼文书的送达本身表示反对，则不足以构成第27条(2)款意义上的出庭。这一观点已被德国上诉法院在该法院处理的一起案件中所采纳。在德国上诉法院的这起案件中，被告收到一个传票要求他在意大利法院出庭。他采取的唯一行动是对送达的传票表示反对，要求意大利法院撤回送达。其理由是他对收到的文件从文字内容到形式都无法读懂。德国上诉法院认沙定这一行为不能构成出庭，它只是对传票的送达提出了反驳。对“出庭”一词作广义的解释符合便于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这一公约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判决作出国法院的管辖异议未成功的情况下，如果异议失败的一方不参加庭审则不构成“不出庭”，而应视为出庭。
2、正当送达。作为1968年《布鲁塞尔公约》附件的《议定书》第4条规定，在一缔约国作成的、需要送达到另一缔约国的当事人的诉讼文书，应按照缔约国缔结的条约和协定规定的程序送达。欧洲法院在Iancrayv.PetersundSickert一案中确认，正当送达的要求就是符合有关程序的规定。在该案中法院还认为适当和及时这两个要件是正当送达必须同时具备的。该案原告在法国一法院提讼。诉状送达到德国被告的营业所。德国一家机构也出具了已收到所送达文件的证明。德国被告没有出庭。德国法院判决原告胜诉。当原告在德国申请执行该判决时．被告反驳说送达方式没有严格按照有关送达的程序规则进行。德国上诉法院支持了这一反驳。原告不服上诉到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向欧洲法院提出了两个问题，要求欧洲法院对此予以解释。第一个问题是公约第27条(2)款是否要求提讼的文书应正当送达。也就是说，即使该文书事实上已收到并使被告有充足的时间安排辩护，它仍然必须严格按照有关送达程序规则送达。欧洲法院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该法院认为，第27条(2)款的文字用语表明，适当和及时这两个条件对送达来说应同时并存。法院还分析了这种并存的理由，即“如果只把充足的时间作为唯一标准，原告就有可能会无视法律或国际条约所要求的合理送达途径。这样会给判定是否送达造成困难，最终会妨碍《布鲁塞尔公约》的统一适用。’’
按照德国法律，在其国内诉讼程序中，即便是送达方式或途径存在缺陷，但只要能够证明文件事实上已经到达了收件人，法院便有权自行决定认可这种送达。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因此向欧洲法院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作为被请求执行外国判决的法院能否也可以比照适用德国国内法上的这一规则。欧洲法院指出：“本法院无意对缔约国之间在生效法律文书的域外送达方面存在的不同制度予以协调，但是《布鲁塞尔公约》旨在保障被告的权利受到充分保护。为此，判决作出国法院和被请求执行国法院在各自的程序中都有权自行决定诉讼文书是否已妥当送达。应记住《布鲁塞尔公约》没有规定各国法院作上述决定时应适用的法律。既然状送达的程序规则是判决作出国程序的一部分，那么是否合理送达的问题也只能适用判决作出国法律，包括可能对该国有效的国际条约来解决。因此，对送达缺陷的补救或认可问题也应受该国法律调整。”由此可见，欧洲法院只强调应适用判决作出国的法律来判定送达是否正当。欧洲法院未能协调或统一欧共体内各国法律的差异和冲突，因此不存在统一的欧共体法来解释正当送达。
3、充足时间。执行地国法院必须对被告是否获得充足时间安排答辩作出自己的判断。在考虑这一问题时，执行地法院既不受判决作出国有关期间方面法律规定的限制，也不能依据其本国法律，而应该把它作为一个事实问题考虑。在Devaeekerv.Bouwman一案中，法院阐明了这一立场。它指出：“文书的送达是否给被告留有充足的答辩时间只是一个事实问题，因此无法单纯依据判决作出国国内法或执行地国国内法来判断”。关于在判定“充足时间”方面应考虑哪些事实因素，有关法院在Klompsv.Michel案中提出了一些判定标准。法院指出：“执行地法院应考虑案件的各种情况，包括送达所采用的方式、原被告之间的关系、为避免缺席判决而采取的措施的性质等。例如，如果争议涉及商业关系，提讼的文件送达到被告营业地，那么仅仅因为被告在送达时外出不在这一事实通常不能构成无法安排辩护……”。
在前面提到的Devaeekerv.Bouwman案中，当诉状已送到被告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的注册地址时，法院是否还要去考虑充足时间问题。按照判决作出国法律这已构成了正当送达。但是该案件中被告当时已从上述注册地址搬走。虽然他没有立即通知原告他的新地址，但从送达上述诉状到后来的开庭通知这段时间内，他的确向原告提供了一个新的联系信箱号。但开庭通知没有送达到这一新地址。判决结果是原告胜诉。该判决仍被送到被告原注册的地址。后来对这一缺席判决的上诉期限已过，被告仍不知道有任何诉讼。当他在荷兰的银行帐户被冻结时他才知道了这一判决。他对执行比利时判决的命令提起了上诉。欧洲法院就该案所要解释的问题是，在断定充足时间时，是否还应考虑从送达到判决作出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一些新情况，如地址的变更。法院认为考虑这些新情况很重要，否则不能真正实现公约第27条（2）款确保被告有充分机会出庭的目的。
（三）与被请求承认国的判决矛盾
公约第27条(3)款规定，如果某一外国判决与被请求国就同一当事人间的争端所作判决不相容时，该外国判决不能予以承认。虽然这一拒绝理由完全可以包括在公共政策理由中，但负责起草《布鲁塞尔公约》的专家委员会为了消除“可能对公共政策作出过于宽泛的解释这种危险”，又单独列出了这一拒绝承认的理由。关于不相容判决的含义，法院在Hoffmanv.Krieg案中认为：“导致了相互排斥的法律结果的判决就是不相容的判决。”该案涉及到对一项德国判决的执行。该判决命令丈夫在婚姻解除后向妻子支付扶养费。但在该德国判决作出之前，执行地国已作出了涉及本案当事人离婚的另一判决。该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判决作出国的德国法院的裁决被视为与执行地国国内判决涉及的事项相矛盾。执行地法院因此认为该外国判决在执行地国不应再予以执行。在DeutcheGenossenschaftsbankv.BrasserieduPccheur一案的判决中，法院认为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这种特殊程序仍应继续受执行地国法津支配。这种做法的目的是避免出现执行地国法院无视本国判决的效力；避免出现外国判决比执行地国相同判决效力更为优越的局面。法院还指出，公约目标是更合理的司法管辖和更有效的程序运作。”法院强调指出：“在一个旨在促进外国判决在执行地国而非判决作出国得到承认和执行的公约中，这一目标十分重要。为了实现此目标，有必要避免各国法院重复行使管辖权，因为这样会加大出现不相容判决的风险，这也正是公约第27条（3）款关于拒绝承认和执行的理由。”
结论
管辖异议申请书范文第8篇
一、修正后《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施行的基本情况
（一）收、结案基本情况
总体上看，修改后的民诉法施行以后，随着申请再审案件管辖“上提一级”（第178条）和基层法院不再受理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第181条），全国法院新收各类申诉、申请再审案件总体呈下降的态势，如2009年1-10月，全国共新收101175件，同比下降17.21%；全国法院新收各类再审案件总体呈上升的态势，如2009年1-10月，全国共新收3，1936件，同比上升6.26%；各级法院做了大量息讼稳控工作，案件数量呈下降态势。各地高级、中级、基层法院民事申请再审和再审案件收、结案数量正如当初预料的一样，呈现不同的态势：高级法院呈现井喷式增加，如江苏上升5倍，新疆上升近10倍；中级法院有升有降，总体比较平稳，但再审案件数比例明显增多；基层法院呈现普遍下降态势，并且基层法院受理民事再审案件数的下降幅度明显高于中级法院。
（二）对高、中、基层法院的影响
1.对高级法院的影响
由于民事申请再审和再审案件的急剧上升以及审查要求的提高，各地主要采取三项应对措施：一是调整级别管辖。各地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调整级别管辖的通知，下压一审案件管辖权，大幅提高基层法院受理一审案件争议标的，高级法院原则上不再受理一审民商事案件，减少二审案件数量，使得高级法院将主要审理一、二审案件转向主要审查、审理申请再审以及再审案件；二是增配相关机构和人员。如江苏、新疆分别增设立案二庭和审监二庭，广东增设立案二庭。多数高院还在本辖区下级法院选调部分法官或抽调法官集中办案；三是全院动员集中办案。从事民事审判的民一庭、民二庭、民三庭等部门以及有审判职称的在综合部门的人员，均承担一定的申请再审案件的审查工作，如广东将该类案件分流到四个民事审判庭审查。
2.对中级法院、基层法院的影响
由于申请再审管辖的确定化，中级法院实际承担原由基层法院审监庭审理的民事申请再审及再审案件，工作量有所减轻。基层法院审监庭审监职能重心发生转移，不再承担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审查和依当事人申请启动再审的案件，仅承担少量的依职权进人再审和民事抗诉再审案件，受理再审案件的数量下降，工作重点转向开展案件质量监督管理工作，逐步将监督关口前移，力求从源头上提高案件质量，减少形成申诉、再审的消极因素。总体上是中级法院有升有降，基层法院降幅较大；依当事人申请启动再审数量下降，上级法院指令再审数量上升；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的案件数量有较大增长。
（三）抗诉再审案件数量有所上升
各地法院反映，伴随着新民诉法的实施，检察机关也加大了抗诉的力度，中级以上法院受理的抗诉案件数量增幅较大。如广东云浮中院受理的抗诉案件由上一年度的1件上升为5件，东莞中院由原来的2件上升为15件。
二、贯彻实施修正后《民事诉讼法》的主要做法
（一）积极部署，确保修正后《民事诉讼法》的及时准确施行
民诉法修正使得全国法院民事审判领域发生全局性变革。为确保修正后民诉法在本辖区法院的及时准确实施，各地高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研工作。由于各项应对措施到位、运行良好，确保了新民诉法的及时准确施行，确保了上级法院面对巨大办案压力等问题的及时有效化解。符合各地特点的新的审判监督工作格局正逐步成形。
（二）理顺内部工作机制，力争“上提一级”彻底解决纠纷
各地法院根据新民诉法的精神和要求，切实转变审监法官的审判作风，增强广大法官定纷止争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如广东法院要求审监法官有针对性地对当事人进行诉讼指导，解除当事人的疑虑，促使当事人息讼止争。在处理申请再审和再审案件中，将重心放在修复对立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彻底化解纠纷上，改善监督方式，提高监督水平。如新疆高院，审监庭不再专门负责再审案件的审理工作，除立案庭外，全院各相关审判业务庭审查决定提起再审的案件，由各业务庭自行审理，避免因认识不同而产生意见冲突导致重复劳动。对事实认定和适用 法律 错误、严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依法及时改判，防止不及时纠错造成当事人反复申诉、上访；对原审裁判存在瑕疵又不足以再审改判的案件，通过多种方式疏导对立情绪，慎重处理，千方百计减少不稳定因素。同时，加大再审案件调解力度，努力实现和谐司法与案结事了。
（三）及时抓好基层法院审监庭职能转变
伴随着民诉法的修正，各地基层法院审监庭的工作重心及时调整和转换到案件质量监督管理工作上来。大部分中院和部分基层法院结合本地实际，均制定了具体的操作规程和实施细则，并建立和完善了相关的配套制度，如案件质量流程管理、案件质量通报、错案责任追究、奖惩制度等，对被上级法院改判、发回和被当事人投诉有质量问题的三类案件进行质量监督管理，在全院逐步形成了统一、规范、动态的案件质量监督管理机制。通过案件质量监督管理，发现了案件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积极发挥了反馈建议、为院领导 科学 决策、合理调整和配置审判资源等功能作用。如珠海市香洲区法院重点开展案件质量监督管理工作以来，被上级法院改判、发回重审的案件已由2007年的576件减少为2008年的300多件。一些法院还积极拓展和放大审判监督工作对促使上下级法院审判质量效率双提高的职能作用。
（四）加大培训力度，探索繁简分流的审判方式
高级法院审监庭针对民诉法的修改及其配套司法解释的实施，普遍开展了一次集中业务培训。新疆法院还专门请求最高法院支持，选派最高法院以及相关高院业务骨干，讲授审监工作指导思想和基本方法、民诉法及其司法解释、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房地产纠纷、刑事再审实务、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物权法、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等内容。各地法院在审查申请再审案件时，基本能够按照新民诉法及其配套司法解释的精神，紧密围绕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成立与否来决定是否启动再审，积极探索繁简分流的审查和审理方式。
三、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施行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各地法院贯彻实施修正后民诉法及其配套司法解释的总体情况良好，但在四家高院的调研中也发现不少问题，有的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规范和改进，有的涉及到司法政策的调整。
（一）对新《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理解和把握存在偏差
1.关于申请再审立案受理、审查程序和再审程序功能的把握。民诉法第180条规定了申请再审立案的形式要件，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间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审监程序解释》）第1-7条予以细化。但有的法院和法官没有按照该司法解释第3条规定要求当事人提供包含指明再审事由的再审申请书，即予以立案受理，导致审查程序中办案效率较低。有的法官并没有按照该司法解释第9条的规定围绕当事人指明的再审事由是否存在进行审查，使得审查程序没有发挥应有的过滤功能，具有实质判断性质的审查程序或者与立案审查阶段相混淆，或者与再审审理程序相混淆，而再审审理程序应当主要针对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进行，判断原审裁判结果是否需要纠正。
2.关于裁定进人再审的标准。有的法官对因当事人申请而裁定再审的标准掌握过严，没有按照修改后的民诉法第179条规定的“十三项外加一款”的“法定情形”进行审查，而是沿用原来“确有错误”的标准，客观上不利于及时纠错和化解矛盾，无法提高审查申请再审案件的效率。
3.关于依职权再审的标准。《审监程序解释》第so条规定：“当事人未申请再审、人民检察院未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发现原判决、裁定、调解协议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确有错误情形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的规定提起再审。”对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的范围限制为有损公益的确有错误情形，但不少地方依然掌握过宽，没有按照司法解释精神执行，造成依职权启动再审的随意性较大。
4.关于“上提一级”的把握。有的法院对修正后民诉法第175条“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规定错误理解为既可以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也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而全国人大的立法本意是完全的上提一级，不存在例外。
5.关于因当事人申请而被指令再审的问题。根据民诉法第181条的规定，因当事人申请而再审的，仅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可以在缓解办案压力时才可使用指令再审.中级法院只能自行再审，对此类案件无权指令再审。但.有的中级法院还存在将依当事人申请启动再审的案件，指令到基层法院审理的现象。
6.关于因检察机关抗诉而指令再审的问题。民诉法第188条规定对于抗诉案件：“…有本法第179条第1款第1项至第5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交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主要是事实错误类再审事由，人民法院可以指令再审。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检察机关对于案件属于事实错误类事由还是法律错误类事由判断错误，人民法院是否依审查后实际上的事由类型决定，还是依检察机关抗诉的事由决定，各地各级法院做法并不一致；有的法院对于检察机关以第179条第1款第6项事由抗诉的也指令再审，不符合民诉法第188条规定；对于抗诉事由两个以上，其中既包含第1项至第5项事由，又包含五项之外事由的，是否可以指令再审，做法不一。
（二）新《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诸多地方需要进一步规范
各地反映，在新民诉法及其配套司法解释的施行过程中，涉及到对民事申请再审事由的成立标准理解不一，在民事申请再审审查程序与再审审理程序中存在不少操作层面的问题。
1.对再审新证据认定标准认识不一。有的法院调研后认为，《审监程序解释》并没有完全涵盖再审新证据的所有情形，实践中最可能认定为再审新证据的重新鉴定、反复鉴定缺乏合理规定；《民事诉讼法》第179条明确规定“有新的证据”，并需达到“足以原判决、裁定’，的程度才能进人再审。对于“足以原判决、裁定”这一标准在申请再审审查阶段如何把握，成为困扰法官的难题。应当在立案受理、还是审查阶段或再审阶段判断，是当事人提交时判断还是法官判断，没有明确规定；另外，关于新证据的把握和认定还涉及到其他疑难问题，例如《审监程序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对新证据主客观要件规定不一致的理解，原一、二审程序中的举证时限和证据失权制度的重新解读，对案外人提供的新证据及检察机关调取的证据如何把握等问题，尚需进一步深人研究。
2.关于管辖权错误的再审事由。《民一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款第7项规定“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审监程序解释》第14条规定：“违反专属管辖、专门管辖规定以及其他严重违法行使管辖权的”，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管辖错误。但司法实践中对因管辖权错误的再审事由是否应以申请再审人在原审中曾经提出管辖异议为前提，并未做规定。
3.关于申请再审事由的成立与再审改判标准的界定。《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项主要亮点就是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进行了明细化、具体化，《审监程序解释》第10条至第18条对部分事由的成立标准进一步做出解释。但在审判实践中，受原有工作机制和传统观念的影响，在把握再审事由的成立标准上仍存在认识不一的现象。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审查分别由不同的审判庭承担，这在客观上容易造成提起再审的标准不一致。另外，多数法院在审查过程中仍将提起再审的标准等同于再审改判的标准，在观念和作法上尚未按照立法修改的要求予以改变。
4.关于诉访分离机制。在当前申诉数量庞大的情况下，不少法院加强环节的筛选分流，细化申请再审案件立案标准，强化立案审查机制，对于符合条件的申请再审纳人审理程序，避免符合条件的申请再审得不到及时受理转化为新的；对于不符合条件的，通过予以处理，防止占用程序资源。但是，有的法院和法官认为民诉法修正就是“放开口子”收申请再审案件，完全不顾《审监程序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案件受理条件，造成了将很多属于“访”范围的案件立为申请再审案件，诉、访分离机制存在衔接不到位的问题。
5.关于是否应告知当事人审查合议庭组成人员。《审监程序解释》第8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再审申请后，应当组成合议庭予以审查。”但对人民法院确定合议庭后是否需要通知当事人的问题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对该问题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意见，做法不一。
6.关于合理期间是否扣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1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3个月内审查。但根据《审监程序解释》，在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期间发现再审申请书中含有不符合规定情形而要求当事人补正或改正的，对于该补充或改正期间是否计入审限，以及在何种特殊情况下院长可以批准延长审限及批准的次数，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这也为司法操作带来混乱。另外，调卷期间是否应从审限中加以扣除也不明确。
7.关于指定再审存在的问题。上级法院在使用指定再审中存在一些棘手问题，如接受再审的法院是否可以发回重审？责任是原审法院承担还是再审法院？原审诉讼费用是否转移？等等问题。
8.关于案外人申请再审问题。《审监程序解释》第5条和第42条以与执行标的物具有不可分利益为标准，赋予案外人申请再审权利。但案外人认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侵犯其债权利益的，是否可以行使申请再审权，却没有规定。目前后一种情况案件也很多，“剪不断、理还乱”。
9.关于再审开庭原则。《审监程序解释》第31条规定再审案件必须开庭，但新疆等地认为，当地地理条件和社会环境特殊，多数再审案件争议标的都不大，让双方当事人不远千里参加诉讼，加大了当事人诉累，因此是否一律要求再审开庭，值得再研究。
10.关于审查部门与再审部门衔接问题。有的法院反映，由于审查部门与再审部门未能有效衔接，审查部门不从再审的整体工作上考虑，对一些时过境迁，已无法查清事实的案件立案再审。这类案件进人再审后，由于是非不清，责任不明，造成再审后难以调解，更无法判决。
11.关于再审阶段合议庭的组成问题。对于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经审查认为需要提起再审的案件，审查阶段的合议庭能否继续对案件进行再审审理，立法和司法解释均未做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认识不一。
12.关于文书繁简与引用法条问题。审查后裁定驳回的文书繁简程度，实际上涉及到审查工作的理念问题。有的地方仍然没有脱离全面复查的做法，文书没有针对当事人申请的再审事由阐述。有的法院裁定驳回以及裁定再审的文书引用 法律 条文不当。
（三）检察机关抗诉再审和法院依职权启动的再审缺乏必要规定
检察机关抗诉再审属于公权力启动再审的方式。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是否属于再审新证据？检察机关抗诉中如何把握再审事由，如果对事由的内涵理解与法院不一应对如何处理？对检察机关抗诉书如何审查以及审查的程度？等等。对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缺乏相应的必要规定。
（四）基层法院审监庭的工作职能有待明确、队伍有待加强
由于申请再审案件“上提一级”管辖，各基层法院审监庭除重点负责刑事行政申诉和申请再审案件审查、部分再审案件的审理、案件质量监督管理外，其他具体职能还处在探索阶段。多数基层法院审监庭还承办发回重审案件或分流其他业务庭的案件（包括参加或负责执行程序中的评估、拍卖工作），执行监督，法律文书评比等工作。一些高级法院希望最高法院能就基层审监庭的工作职责作出统一的规定。然而，审监业务又涉及到方方面面，对人员素质要求很高。但由于基层法院审监庭案件数量大幅下降，其他庭各类案件大幅上升，审监庭的人员有的被其他部门借用，有的与行政庭合署办公，不少法院难以组成一个合议庭，甚至有的基层法院还提出撤销审监庭。
四、初步意见和建议
面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当采取以下一些主要措施。
（一）转变观念，加强学习
对于民诉法及其配套司法解释尚未把握到位的法官和法院，一是要加大传达力度。进一步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让他们深刻把握再审之诉为方向的民事再审制度改革与职权主义下的申诉全面复查的根本不同之处，促使立案受理、审查阶段和再审审理阶段理念一致、协调配合；二是要加强业务培训。上级法院应当及时举办民诉法及其配套司法解释培训班，让从事申请再审案件立案受理、审查阶段和再审审理阶段的所有相关法官均予参与，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立法精神和主要内容，繁简有序地办好每一件案件。
（二）加强对突出问题的调研，及时指导性意见
当前，上级法院应当对前文罗列的施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加强调研，再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1.对再审新证据等及时作出司法解释。如对于再审新证据的认定和运用，案外人申请再审以及再审裁判标准问题，可以作出单独的司法解释。
2.对再审调解等问题会议纪要或指导性意见。要高度重视民事再审调解彻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作用，加强对各地再审调解经验的 总结 和调研，必要时指导性意见。对于指定再审、指令再审，以及具体操作的一些问题有必要在调研的基础上，及时召开会议或下发指导意见，予以明确，进一步加以规范。
3.对再审一律开庭等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对于是否应严格执行“上提一级’，、再审一律开庭以及依职权再审带来的问题，需要加强调研论证，提出配套解决举措，必要时修改已有规定。
（三）进一步推进基层法院审监工作的职能作用
应当明确基层法院审监庭的两项基本职能：一是审理再审案件以及少数申诉案件，包括刑事、行政申诉和再审案件，民事抗诉再审案件和法院依职权决定再审的案件；二是做好案件质量监督管理工作。为此，要确保审监庭机构和人员的稳定，并采取切实措施不断提高审监干部的 政治 和业务水平。上级法院要加快对各地案件质量监督管理工作规范性意见的制定，及时指导基层法院案件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确保各地开展好这项工作并取得实际成效，从源头上减少申请再审案件的发生。
（四）加强与抗诉机关的沟通协调力度
管辖异议申请书范文第9篇
一、第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二、将第十四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三、删去第十六条。
四、将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三十四条，修改为：“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六条：“因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六、将第三十八条改为第一百二十七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
七、将第三十九条改为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为：“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确有必要将本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应当报请其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八、将第四十五条改为第四十四条，修改为：“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有权用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
“（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人近亲属的；
“（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本案当事人、诉讼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
“审判人员接受当事人、诉讼人请客送礼，或者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诉讼人的，当事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审判人员有前款规定的行为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前三款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
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五条：“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
十、第五十六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
十一、将第五十八条第二款修改为：“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人：
“（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
“（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
十二、将第六十三条修改为：“证据包括：
“（一）当事人的陈述；
“（二）书证；
“（三）物证；
“（四）视听资料；
“（五）电子数据；
“（六）证人证言；
“（七）鉴定意见；
“（八）勘验笔录。
“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相应地将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一条中的“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
十三、增加二条，作为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
“第六十五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
“第六十六条 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当出具收据，写明证据名称、页数、份数、原件或者复印件以及收到时间等，并由经办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十四、将第六十七条改为第六十九条，修改为：“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公证证明的除外。”
十五、将第七十条改为三条，作为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修改为：
“第七十二条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
“不能正确表达意思的人，不能作证。
“第七十三条 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通过书面证言、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
“（一）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
“（二）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不能出庭的；
“（三）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出庭的；
“（四）其他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
“第七十四条 证人因履行出庭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必要费用以及误工损失，由败诉一方当事人负担。当事人申请证人作证的，由该当事人先行垫付；当事人没有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作证的，由人民法院先行垫付。”
相应地将第六十二条中的“意志”修改为“意思”。
十六、将第七十二条改为三条，作为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修改为：
“第七十六条 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资格的鉴定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
“当事人未申请鉴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委托具备资格的鉴定人进行鉴定。
“第七十七条 鉴定人有权了解进行鉴定所需要的案件材料，必要时可以询问当事人、证人。
“鉴定人应当提出书面鉴定意见，在鉴定书上签名或者盖章。
“第七十八条 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支付鉴定费用的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鉴定费用。”
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九条：“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提出意见。”
十七、将第七十四条改为第八十一条，修改为：“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动采取保全措施。
“因情况紧急，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利害关系人可以在提讼或者申请仲裁前向证据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
“证据保全的其他程序，参照适用本法第九章保全的有关规定。”
十八、将第七十九条改为第八十六条，修改为：“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可以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也可以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并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
增加一条，作为第八十七条：“经受送达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但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除外。
“采用前款方式送达的，以传真、电子邮件等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十九、将第八十二条改为第九十条，修改为：“受送达人被监禁的，通过其所在监所转交。
“受送达人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通过其所在强制性教育机构转交。”
相应地将第二十三条第三项修改为：“（三）对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人提起的诉讼”。
二十、将第九章的章名、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四十条、第二百五十六条中的“财产保全”修改为“保全”。
二十一、将第九十二条改为第一百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
“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
“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对情况紧急的，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
二十二、将第九十三条改为第一百零一条，修改为：“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提讼或者申请仲裁前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
“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
“申请人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三十日内不依法提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保全。”
二十三、将第九十四条改为二条，作为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修改为：
“第一百零二条 保全限于请求的范围，或者与本案有关的财物。
“第一百零三条 财产保全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人民法院保全财产后，应当立即通知被保全财产的人。
“财产已被查封、冻结的，不得重复查封、冻结。”
将第九十五条改为第一百零四条，修改为：“财产纠纷案件，被申请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解除保全。”
二十四、增加二条，作为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
“第一百一十二条 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一百一十三条 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十五、将第一百零三条改为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修改为：“（二）有关单位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查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财产的”。
将第一百零四条改为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十万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五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
二十六、将第一百一十条改为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项改为二项，作为第一项、第二项，修改为：
“（一）原告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住所、联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
“（二）被告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住所等信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等信息”。
将第一百一十三条改为第一百二十五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应当在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答辩状应当记明被告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住所、联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五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原告。
“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
二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二十二条：“当事人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
二十八、将第一百一十一条改为第一百二十四条，其中的“人民法院对符合本法第一百零八条的，必须受理；对下列，分别情形，予以处理：”修改为：“人民法院对下列，分别情形，予以处理：”。
第二项修改为：“（二）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的，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第五项修改为：“（五）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
二十九、将第一百一十二条改为第一百二十三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享有的权利。对符合本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必须受理。符合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作出裁定书，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三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人民法院对受理的案件，分别情形，予以处理：
“（一）当事人没有争议，符合督促程序规定条件的，可以转入督促程序；
“（二）开庭前可以调解的，采取调解方式及时解决纠纷；
“（三）根据案件情况，确定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
“（四）需要开庭审理的，通过要求当事人交换证据等方式，明确争议焦点。”
三十一、将第一百二十四条改为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三项修改为：“（三）出示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
三十二、将第一百三十八条改为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中的“判决书应当写明：”修改为：“判决书应当写明判决结果和作出该判决的理由。判决书内容包括：”。
第一款第二项修改为：“（二）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适用的法律和理由”。
三十三、将第一百四十条改为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九项修改为：“（九）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第二款修改为：“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定，可以上诉。”
第三款修改为：“裁定书应当写明裁定结果和作出该裁定的理由。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
三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五十六条：“公众可以查阅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除外。”
三十五、将第一百四十二条改为第一百五十七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前款规定以外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也可以约定适用简易程序。”
三十六、将第一百四十四条改为第一百五十九条，修改为：“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用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和证人、送达诉讼文书、审理案件，但应当保障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权利。”
三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六十二条：“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
三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
三十九、将第一百五十二条改为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修改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四十、将第一百五十三条改为第一百七十条，修改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四十一、将第一百六十条改为第一百七十七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审理选民资格案件、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确认调解协议案件和实现担保物权案件，适用本章规定。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四十二、在第十五章第五节后增加二节，作为第六节、第七节：
“第六节 确认调解协议案件
“第一百九十四条 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由双方当事人依照人民调解法等法律，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第一百九十五条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当事人可以通过调解方式变更原调解协议或者达成新的调解协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
“第七节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
“第一百九十六条 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由担保物权人以及其他有权请求实现担保物权的人依照物权法等法律，向担保财产所在地或者担保物权登记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第一百九十七条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拍卖、变卖担保财产，当事人依据该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
四十三、将第一百七十八条改为第一百九十九条，修改为：“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四十四、将第一百七十九条改为第二百条，第一款第五项修改为：“（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删去第一款第七项。
将第二款作为第十三项，修改为：“（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
四十五、将第一百八十一条改为第二百零四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四十六、将第一百八十二条改为第二百零一条。将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九条改为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二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修改为：
“第一百九十八条 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第二百零二条 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调解书，不得申请再审。
“第二百零六条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裁定中止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执行，但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劳动报酬等案件，可以不中止执行。
“第二百一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出抗诉的，应当制作抗诉书。”
四十七、将第一百八十四条改为第二百零五条，修改为：“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四十八、将第一百八十七条改为第二百零八条，修改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抗诉。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四十九、增加二条，作为第二百零九条、第二百一十条：
“第二百零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一）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
“（二）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
“（三）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
“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请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作出提出或者不予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决定。当事人不得再次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第二百一十条 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五十、将第一百八十八条改为第二百一十一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抗诉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再审的裁定；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交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但经该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的除外。”
五十一、将第一百九十四条改为第二百一十七条，修改为：“人民法院收到债务人提出的书面异议后，经审查，异议成立的，应当裁定终结督促程序，支付令自行失效。
“支付令失效的，转入诉讼程序，但申请支付令的一方当事人不同意提讼的除外。”
五十二、将第二百零七条改为第二百三十条，第二款修改为：“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五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三十五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五十四、将第二百一十三条改为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项、第五项修改为：
“（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
“（五）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
五十五、将第二百一十六条改为第二百四十条，修改为：“执行员接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并可以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五十六、将第二百一十八条改为第二百四十二条，修改为：“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情况。人民法院有权根据不同情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被执行人的财产。人民法院查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的财产不得超出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的范围。
“人民法院决定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财产，应当作出裁定，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有关单位必须办理。”
五十七、将第二百二十三条改为第二百四十七条，修改为：“财产被查封、扣押后，执行员应当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间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拍卖被查封、扣押的财产；不适于拍卖或者当事人双方同意不进行拍卖的，人民法院可以委托有关单位变卖或者自行变卖。国家禁止自由买卖的物品，交有关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收购。”
五十八、删去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百四十三条。
五十九、将第二百四十五条改为第二百六十七条，第六项修改为：“（六）受送达人所在国的法律允许邮寄送达的，可以邮寄送达，自邮寄之日起满三个月，送达回证没有退回，但根据各种情况足以认定已经送达的，期间届满之日视为送达”。
增加一项，作为第七项：“（七）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受送达人收悉的方式送达”。
第七项改为第八项，修改为：“（八）不能用上述方式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六十、删去第二十六章“财产保全”。
民事诉讼法的有关章节序号及条文序号根据本决定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管辖异议申请书范文第10篇
面对同样的法律事实，两地法院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司法评价。统一司法下的不同结局，在法律界内外引起轩然大波。中国最权威的8名法学专家闻“案”而起，联名呈书：此风一旦盛行，各地司法机关‘各自为政’，统一的国家审判权将大受损害，法律秩序必将大乱。2004年元月，笔者找到肖虹的姐姐肖芸，了解到了这件引人注目的官司后面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白手起家的弱女子告赢澳柯玛家电巨头
肖虹出生在甘肃一个小县城里。高中毕业后，她在一家五金交电商店当了营业员，此后，又开了家家电商店。因为她诚实守信，也由于那几年家电市场的繁荣，肖虹的生意越做越好，渐渐在县城电器销售行业小有名气。
1996年青岛澳柯玛全面挺进甘肃市场，在招西北商。肖虹听说后有意成为商之一，银行非常支持她，当即开了几百万的承兑汇票。于是，从1997年3月到1999年6月，肖虹先后以甘肃海欣公司名义与澳柯玛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和协议书，加盟成为澳柯玛产品的一名销售商。1998年10月26日，肖虹又以海欣公司经理的名义与澳柯玛销售公司再次签订了一份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由海欣公司在兰州市场销售澳柯玛系列洗衣机及彩电，并对电器产品的数量、价格、结算方式以及扣率、让利等做了规定。在签订此合同时，肖虹与澳柯玛方面的有关代表慎重地签下了：“发生纠纷在海欣公司所在地法院解决”这样的约定。
肖虹做得很成功，一天到晚业务繁忙，往青岛方面开的承兑汇票低于300万的都很少。业务做大了，但是问题也来了。因为电器销售的返利折扣率等，都是一年一结，达到一定的量会有相应的不同的折扣率。此外，由于肖虹当时对经济往来要注意的法律问题也不太明晰，有些问题只是口头协议，还有时候是由于时间太长，双方频繁往来的账目有些混乱。但是肖虹一直以为她与澳柯玛合作得很好，也不以为然。
1999年10月的一天，肖虹和往常一样忙于业务，突然有人来报信说她的库房被青岛方面查封了。原来澳柯玛公司已向青岛市市南区法院，以肖虹为法人的海欣公司在购销合同履行中尚欠部分货款不还，要求海欣公司偿还货款629万元及其利息。随后，市南区法院对海欣公司采取诉讼保全，查封海欣公司价值近650万元的货物，至今未予解除。之后，市南区法院因管辖不当将案件移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海欣公司为此提出“管辖异议申请书”，青岛市中院于2001年1月10日开庭审议管辖权问题，但至今无答复。
2000年3月2日，肖虹代表海欣公司向兰州市中院青岛澳柯玛公司，要求其返还多付货款，扣率款及返利款。经过审理，兰州市中院认为，海欣公司与澳柯玛公司协商签订的买卖合同，返利及扣率协议系当事人之间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内容均不违反国家法律、政策的规定，应确认有效。2001年5月29日，兰州市中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多付货款、扣率款及返利款1557万元。被告不服，上诉至甘肃省高院，省高院于2001年11月16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02年1月21日，兰州市中院从澳柯玛公司账户划走930多万元还给肖虹方，并冻结了澳柯玛集团总公司持有的国家股196万股。当时，最高法院向甘肃省高院转来两份山东省部分人大代表的联名情况反映报告，该报告认为甘肃两级法院审理此案中存在诸多问题。2003年4月，甘肃省高院经过调查研究后认为，甘肃两级法院审判此案严格依法，并无不当之处，于是，甘肃省高院将此结论上报最高法院。
一事两判：兰州胜诉的女老板青岛被判无期
甘肃高院终审判决生效并执行后，2002年4月9日，青岛市公安局以“合同诈骗罪”开始对肖虹追究刑事责任。2002年9月，肖虹听说此事后便去在北京的律师那里商量事宜。之后，肖虹突然没有了音信。15天后，在家人焦急万分之时，收到一封来自青岛市公安局的信件，才得知肖虹已被拘留。
得知肖虹被拘留后，肖芸和其他几个弟弟妹妹开始四处奔走，兰州、北京、青岛三地之间马不停蹄。从2002年9月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为了妹妹的官司，肖家已倾家荡产。
2002年9月24日，肖虹的律师突然接到青岛市检察院的电话，说他们经过认真审查，并请示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后，认为不构成犯罪，决定先对肖虹取保候审。可就在肖芸赶到青岛市检察院，正在办理取保候审的手续时，工作人员突然接到电话，说是要开个紧急会议。肖芸的心立刻变得七上八下的，果然，工作人员开完会回来说，肖虹还不能取保候审。肖芸万分不解，取保候审怎么能是儿戏，说变就变呢？工作人员也无可奈何，爱莫能助。为此，肖虹的律师写了一封抗议信。
肖虹在看守所度过了漫长的一年。2003年10月16日，青岛市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对肖虹提起公诉，称肖虹采用添加的手段变造了3份购销合同及两份补充协议书，此外，还伪造了另一份补充协议书与一份返利协议书，而肖虹正是以这些合同与协议书为主要证据，赢得了甘肃两级法院的经济纠纷案。2003年11月3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开庭审理。
肖芸说肖虹离开北京时天气很热，她还穿着大短裤和背心。现在天气渐渐凉了，她连一件厚一点的衣服都没有。家人去了青岛很多次，都没能见上一面。有人带出话来，说肖虹一直穿着一双拖鞋。马上快开庭了，才允许家人给送东西。肖芸马上打电话给在青岛上大学的女儿，一定要给小姨买双鞋，别让她穿着拖鞋进法庭，太让人心酸了。
法庭开庭当天，肖芸由于人生地不熟，来迟了，她到时庭审已经开始。有法警拦着她，她大声说我是肖虹的姐姐，你们让我见她一面。可是法警认为肖芸是其亲属同时也是证人之一，所以不让她们姐妹见面。就在争执时，肖虹听到了门口的声音，回头望了一眼。这一回头，让分别一年之久的姐妹有了一面之见。姐姐的泪水立刻就下来了，泣不成声。肖芸说，看到妹妹那张憔悴的面容，想到柔弱的她遭受的那份罪，她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肖虹听到了姐姐的哭泣，她大声地喊着：都到了这个份上，姐姐你不要哭，一定要坚强！
可是泪水却不听话，肖芸的泪一直在流。法警告诉肖芸，不能见面，但是可以写信，他们会给传递。时值青岛大雨倾盆，庭审了一整天，雨下了一整天。肖芸在给妹妹的信上说：相见时难别亦难。法庭内唇枪舌剑，法庭外大雨滂沱，莫非是苍天有眼，它也在帮你洗刷这不白之冤？妹妹写信说，遭遇这样的不幸，我想不通，没日没夜地哭。后来我曾发誓，再也不流一滴眼泪。可是今天看到你，我还是忍不住哭了……
2003年11月19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肖虹无期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而此前，青岛市公安局已在“案发”后追回“赃款”人民币39万余元、美元30万元发还青岛澳柯玛集团总公司；并扣押被告人肖虹以人民币311.5万元购买的网点房一处。
肖虹的家人在痛苦中守望
肖芸说，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一个民事案竟打成了刑事案，而且还判了无期，这件事想想都让她感到恐惧。她最不解的是，同样的证据，在甘肃获胜在青岛竟是蹲监，妹妹肖虹能有多大的本事，竟然连骗甘肃两级法院？而如果是甘肃法院错判，是不是也要追究甘肃两级法院的责任呢？
然而最让肖芸痛苦的是，他们姐弟要面对肖虹的儿子阳阳和母亲。
阳阳上小学六年级，学习不错，他现在住在肖芸家。在肖虹最初被拘留时，肖芸试图瞒着他，担心给他带来伤害。但是一天两天，一连几个月不见妈妈回来，也没有电话，阳阳就不停地问，妈妈哪里去了，她是不是不要我了？这些问题让肖芸都无法回答。
突然有一天，阳阳离家出走。肖芸和家人四处寻找，最后终于在一条深深的小巷找到了阳阳。看着阳阳像个无家可归的小狗一样蜷缩在墙角，肖芸抱着阳阳失声痛哭。可阳阳不肯回家，他说他要自己找妈妈，如果兰州找不到他就到外地去。肖芸听得脸色苍白，不停地央求，好阳阳，千万不能这么做。事已至此，肖芸只好把真相大致地和阳阳讲一遍，并一再叮嘱阳阳，要相信妈妈是个好人，不能把家里的事情对外人讲。
阳阳懂事地点点头。有一段时间，阳阳的表现还不错，放了学就回家。可是没过多久，阳阳又开始离家出走。不管她怎么苦口婆心，阳阳就是不停地离家出走，几乎是三四天就一次。肖芸为妹妹官司几乎没正常上过班，再加上阳阳反常的行为，人弄得憔悴不已。
肖芸的压力还来自学校。一年多来，每次开家长会，肖芸都会代替妹妹去。一次两次后，就有老师不停地问，为什么他妈妈不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肖芸害怕有人知道后会四处宣扬，而小孩子又不懂是非，以为抓进去的一定都是坏人。到时候阳阳的处境就会更糟，再有坏孩子主动找上门来，她真担心长此以往，阳阳会学坏。
想妈妈的阳阳还是继续出走。肖芸想和阳阳沟通，可阳阳就是不说一句话，如果家人找到他了他就默默地跟着回来，如果找不到，不论多晚，也不会自己回来。肖芸想带他看心理医生，可是阳阳死活不肯。而阳阳的爸爸与他妈妈离婚后，已再成家多年，有了自己的孩子，多年没见阳阳了，不可能这个时候把阳阳推到他爸爸那里。看着这个苦命的孩子，肖芸只能默默流泪。
让肖芸痛苦的还有自己70岁的母亲。母亲一辈子很不容易，独自带大了五个孩子。她最疼肖虹，因为她是最小，也是最孝顺母亲的一个孩子。肖虹平时经常给母亲打电话，不管去哪里，都会报个平安。肖虹刚被带走时，家人瞒着她，说肖虹出了远门，很快就回来。可是时间太长，母亲就起了疑心，是不是虹虹出了事？肖芸和其他的弟妹一商量，感觉瞒着不是长久之计，就对母亲以实相告。母亲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心脏病复发，一个晚上休克过去三次。母亲醒过来的第一句话是，我这口气不会这么轻易咽下去，我要留下一口等我的小女儿回来才能上路。可是第二天晚上，母亲又休克了20分钟，几乎没有抢救过来，一家人围坐一起，唯有流泪。
为了打官司，肖芸姐弟四个把各家的存款拿了出来，后来又卖掉了肖虹的房子，可是钱还是不够。母亲住的房子拆迁，给了4万元的拆迁费，这笔钱可以在那个小县城再买一套房子，但是母亲说，我这么老了买了房子也住不了几年，这钱拿出来给虹虹打官司。她自己则每月花100元租了间房子生活。看着七旬高龄苦了一辈子的母亲，在本应该安享晚年的时候，却要过着动荡漂泊的日子，肖芸姐弟心中都无比凄凉。
肖虹托人带话说，看守所的条件很艰苦，很多人一起睡通铺，晚上起来上个厕所再回来，就找不到插身的地儿了。她干的活很累，有时她的心脏难受，整晚整晚睡不着，她就不停地走动……
年龄小小的阳阳在等妈妈，白发苍苍的母亲在盼女儿，不知道肖虹在拘留所的漫漫长夜，还要度过多少个……
权威法学专家专门论证：此案严重违反司法程序
2003年11月15日，应北京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律师事务所的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高铭暄、中国政法大学民事诉讼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顾问杨荣新、国家法官学院刑事法教授张泗汉等8名著名法学专家在北京对“肖虹涉嫌诈骗罪”一案进行了专门论证。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在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效力且已执行的情形下，青岛市公安、司法机关就同一案件事实对民事原告追究刑事责任，明显违反了法定程序，严重损害了审判权威。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对同一事实和纠纷，在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效力且已执行的情形下，青岛市公安、司法机关对已经胜诉的民事原告肖虹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是不正确的。其理由在于：对原、被告之间的合同纠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作出了二审生效判决。对此二审生效判决，从判决既判力的角度讲，该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应视为真实。从证明的角度来讲，对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属于免证事实。对此事实当事人不需向法院举证证明，人民法院也应直接依法认定。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已经作出了明确规定。即使在刑事诉讼中，对民事诉讼中的既判事实，也不能轻易，应持十分慎重的态度。通常情况下，应先通过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加以改判，而后追究刑事责任。但青岛市公安、司法机关却不顾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事实，对肖虹追究刑事责任，这是严重违反程序法的。
更让与会专家担忧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域内（特别行政区例外），如果某一地方法院置其他法院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事实于不顾，在未经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判的情况下，就同一事实径直作出完全相反的认定，甚至在民事败诉的情况下直接对胜诉的民事原告追究刑事责任，那么此风一旦盛行，各地司法机关“各自为政”，统一的国家审判权将大受损害，司法权威将丧失殆尽，法律秩序必将大乱！
肖虹律师许兰亭认为，青岛市中院判定肖虹诈骗罪在程序上严重不公，在实体上没有事实根据，至少是证据不足；而且毫无根据地对公诉机关的指控全部予以肯定，而对一审辩护意见全部予以否定或回避，有明显支持控方之不公倾向。
2003年12月29日上午，笔者来到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位姓曾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采访必须要经领导同意。随后他打电话给院长，但未能联系上。他让记者留下电话，等院长回来后再与我们联系。中午吃饭时间，他给记者打来电话称，因为肖虹不服一审判决，已上诉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案卷已经送往高院，再加上这个案子事情比较复杂，而且目前法制不统一也是事实，所以不便接受采访。
随后，笔者又找到青岛市人民检察院，专门负责接待外宣的王海声介绍，类似此类案件必须要经过山东省高检批准才能接受采访。同时他说明，此案很复杂，出现两种不同的判决结果，可能是因为两个省对司法认识有差异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