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经济学范文

非理性经济学范文第1篇

“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这是老百姓对过去社会上那些蛮横不讲理、仗势欺人的人的愤恨概括。现在是民主、法治的理性社会，理性社会需要社会理性。社会理性是社会共同体及其成员为共同的事业展开一致行动的重要基础。那么，经济逻辑学的社会理是什么?在这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怎样发挥其社会理?

1时代呼唤经济逻辑理性的规约

经济逻辑学是逻辑学和经济学交叉的边缘学科，是关于理性选择智慧的科学，它集中了经济学和逻辑学两大学科的理性特色及思维优势，因而具有更强的社会理。其社会理主要是通过其经济思维结构(如经济概念、经济命题和经济推理等)、经济思维规律(如层次性原则、富集性原则、论证性原则和确定性原则)以及经济思维方法的研究及运用的方方面面表现而体现出来。在经济活动中，它帮助共同体内的人们明辨是非，增强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度、支持度、信任度以及真诚合作与责任担当意识，从而以最为智慧的方式做出理性抉择。这种理性选择智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高智慧。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曾说，21世纪是一个选择的世纪，未来的历史学家如果回顾今天，他们会记得今天最大的改革并不是技术方面或网络方面的革新，而是人类拥有了选择的权利。［1］

社会经济发展要靠这种理性选择智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亦在于此。我们来看看历史的经验和教训。1215年，英国国王约翰无节制的税收激起了众怒，贵族率领民众讨伐国王，战斗到最后关头，国王身边只剩下7个骑士。按照传统做法，当然是要杀掉这8个人改朝换代，但那些英国人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做出了理性选择:迫使约翰签署了保护国民权利的《大》。这个《大》后来成为英国制度的基石。相反，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往往都是做出了非理性的选择:凭情感上的“痛快”和“解恨”，以“坚决、彻底”的破坏方式来进行的。［2］

项羽进入秦朝首都咸阳，不但杀人无数，还把阿房宫以及秦始皇陵墓的地面上相当于72个故宫那么大的豪华建筑放火烧了。李自成攻入洛阳，不但把统治洛阳的明朝福王杀了，也将福王宫给烧了。理性地审视历史，英国与中国的这两种态度，两种结果，源自两种思维方式。历史关头能否进行“理性选择”，对社会运行“成本”和“收益”合理权衡，有效实现社会制度的创新，是一个民族理性审思之后的结果，不是某个人某种激情冲动的产物。只有提高整个民族的群体思维素质，增强其社会理性，才能在社会进程的关键时刻进行这种理性审思。所以，培养群体条分缕析的逻辑思维、尊重论证以及对社会运行“成本”和“收益”的合理权衡后理性选择的经济逻辑理性精神，显然是最为核心的因素。著名的美国逻辑教育家欧文•M•柯匹(Ir-vingM．Copi)在其著名教材《逻辑学导论》第11版中，将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ThomasJefferson)的如下论断置于全书之开篇:“在一个共和国，由于公民所接受的是理性与说服力而不是暴力的引导，推理的艺术就是最重要的。”［3］

柯匹解释说，当人们需要做出可靠判断，以决定在复杂情势中应如何行动，或者在重重疑团中如何判定真伪，理性都是最可信赖的工具。非理性工具(诸如预感与习惯之类)虽亦常被使用，但是当事关重大之时，或者当成败取决于所下判断的关头，诉诸理性无疑最易获得成功。我们已拥有一些经受了长期检验的合理方法，能够用来判定究竟何者为宜、何者为真;也已拥有一系列业已得到确立的原理，可以指导我们从已知的东西引申出推论。［3］何为理性?理性概念的内涵“一般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或思维活动”，也是“划分认识能力或认识能力发展阶段的用语”。［4］历史上各种哲学流派对于理性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但任何界说都是以人的推理与论证能力为本质要素，其根基都在于逻辑理性，表现为抽象思维能力和合理行为能力，即正确认识世界的反映能力、正确评价主客体关系的评价能力和正确改造世界的创造能力，体现出人性的本质特征。正如科恩所说:“一般说来，我们可以接受古代即已规定的尺度。一个有理性的人，至少应该具备两种能力:(1)设想一种计划或掌握判断或行动规则的能力;(2)在具体情况下运用规则或按行动计划办事的能力。由于在民主体制中，这些规则大多都是在人与人之间起作用的，我们可以增加一点:(3)清楚表达思想，与人讲理的能力。”［5］“非理性”最突出的表现为非逻辑性，就是缺乏对行为和思想的合理性与正确性作逻辑的反思和审问，任凭本能、激情、冲动而盲目地行动。当然，我们要分清“非理性”与“反理性”的界限。人类思想与行动固有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两方面，当代科学逻辑研究认为，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因素的互动，在科学研究和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倡导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弘扬经济逻辑理性精神，绝不是要否定非理性因素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正面价值，我们只是要使社会成员认识反逻辑、反理性因素的危害，抑制非理性因素的负面作用，使社会理性化因素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使社会走向真正的和谐发展。“人类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决定了我们必须用理性统率非理性，而不是把我们的命运交给盲目的非理性。”［6］

那么，何谓“社会理性”呢?“社会理性”是“理性”的种概念，它又分经济理性和合作理性。经济理性是指市场交易领域的社会互利;合作理性是指生存安全领域的社会互助，是合作各方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达成共识、相互配合的互利互惠行为。人类的这种社会理性是人类社会长期实践的产物，是基于对人们之间存在的社会连带关系的认识而达成的共识并采取的必要行动。人类理性体现于对既往得失的审慎反思，对当下抉择的利弊权衡，对未来变化后果的合乎逻辑的推理，对社会规则的论证和遵守，对不同意见者有理有据的论证的尊重并经过认真审思后的包容。反思、权衡、推理、论证和包容，既是理性思维的过程，又是理性的基本特征。尊重理性和崇尚理性是一个文明开放、自由民主、和谐稳定社会的重要标志。这样的社会也可称之为“理性化”的社会。当下我们的社会正经历着大变革、大发展、大转型，它在强烈呼唤社会理性的归位和经济逻辑理性的规约。#p#分页标题#e#

2经济理性向逻辑理性的转向，提升了经济逻辑学的社会理

尊重理性和崇尚理性也是一门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逻辑学是这样，与逻辑学紧密相连的经济学也是这样。经济学主要是从经济理性角度来尊重理性和崇尚理性。

由亚当•斯密首先提出的“理性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这两个相互联系的假说，自创立古典经济学以来，成为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硬核，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是基于这两个假设建立起来的。对主流经济学来说，它既是实证性的理论前提，同时也是规范性的理念。［7］关于“理性经济人”思想，斯密是这样提出来的。他在1776年的《国富论》中说:“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能获得你所要的东西……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于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8］李嘉图、西尼尔和约翰•斯图加特•穆勒等古典经济学家，以及以边际革命为标志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承接了斯密对“经济人”的人性理解，并吸收当代哲学的研究成果，将其发展为意义完整的“理性经济人”。从此“理性经济人”成为经济学理论一个最基本的假设。理性经济人的理性(rational)，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其含义不断变化，逐步由经济理性开始向逻辑理性转向。

一是由描述性概念向分析性概念的转化。当代主流经济学将古典经济学基于经验基础、与现实世界存在着密切联系的理性经济人这样一个描述性概念，发展、深化为彻底地割断理性经济人与现实经验的关系的分析性概念。

二是主体符号化和理性意义转化。当代主流经济学将古典经济学具有感性的血肉之躯、“避苦趋乐”的理性经济人转化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符号人、逻辑人(边际分析的公式、逻辑符号和逻辑结构)，只需符合“简单性”、逻辑上的“完整性”和“一致性”以及预测上的“有效性”［9］，而与价值无关。这里的理性是一种面对各种选择方案进行决策的权重。当代主流经济学从原来的以主体人为中心转向以客体经济利益为中心。这种转化使理性经济人中的理性由一种洛克经验论意义上的理性，变成笛卡尔理智论意义上的理性。

三是理性含义的逻辑性特征更加明显。(1)理性表现为选择的一致性或偏好的可传递性。罗宾斯指出，理性经济人中的“理性一词含有‘一致性’这个意思”。［10］人们的“每一最终的选择彼此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宁愿A，不要B，宁愿要B，不要C，那我也就宁愿要A，不要C”。［11］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就是，如果A≥B，B≥C，那么，A≥C。如果满足这样一个逻辑传递性，那么这个人就是理性的。相反，如果一个人宁愿A超过B，宁愿要B超过C，但是，又会出现宁愿C超过A，即A≥B，B≥C，却A≤C，那么，这个人就不是理性的，因为他的选择前后矛盾，违背了逻辑上的一致性。(2)理性意为有原因的、可推理的、可理解的、可理喻的。(3)理性是指节约的、可计算的。(4)理性是表示合理的。(5)理性意为理智的、明智的、和平的，而不是非理性的或暴力的。理性这层含义是相对于非理性而言的。在斯密看来，人们获得资源主要有三种方式:武力、情感和交易。武力、情感都是非理性的，交易是互利的因而是理性的，即斯密所说的:请给我所要的东西，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7］随着逻辑学在经济学领域的广泛而深入的应用，特别是逻辑化理性经济人在分析上取得的巨大成功，理性经济人分析范式不断地扩张。目前，理性经济人假设已经应用到经济领域以外其他社会领域。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S．Becker)有一个著名论断“经济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具有相容性”。［12］他把“理性经济人”引入到家庭、婚姻、生育、一夫一妻制、离婚甚至利他行为等非理性的感情领域。这个本是属于亲情、爱情、仁爱和自我牺牲的伦理领域，也被理性经济人的分析框架侵入其中。因而有人认为，理性经济人假设在取得许多成功的同时，也成了无孔不入的腐蚀剂，过分夸大了它的普遍性。人们也正是在对理性经济人的极度地抽象化、普遍化、泛化的意义上，称当代主流经济学为“经济学帝国主义”。［11］不管怎么说，经济学理性的发展为经济逻辑学理性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天地，更快地促进了二者的结合，从而大大提升了经济逻辑学的社会理，为其充分发挥作用扩建了许多更加喜人的平台。

3经济逻辑学的社会理特质

经济逻辑学的社会理很强，范围很广。下面主要介绍其中三个特色功能:理性预测功能、理性辩护功能和理性制导功能。

3．1理性预测功能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日常经济生活中，我们接触到大量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和信息。如果善于理性预测，就能够“见微知著”、“见端知末”、“顺手揽月”，科学决策，从微小的信息中获得重大收获。下面来看日本某企业是如何运用已有的信息通过逻辑推理来进行理性预测、决策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大庆油田刚刚开发，关于它的地点、规模、石油产量等情况还鲜为人知，但日本某企业却利用我国公开发表的刊物、文章、数据中的“蛛丝马迹”，通过逻辑推理得到许多重要信息，并应用于生产的决策。他们首先从一本刊物封面上的王进喜(王铁人)的大照片推知大庆油田的位置在东三省。原来，照片中的王进喜身穿白茬大皮袄，头戴羊皮帽，背后飘着鹅毛大雪。这样的穿戴加上这样的气候，只能是在东三省。他们又在一篇介绍王进喜先进事迹的文章中，看到其中关于王进喜如何带领大家用车拉、手提、肩扛、合抬等办法把仪器、工具从火车站运到工地，由此推断油田离火车站不远。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一个村庄的名字，日本人根据“东三省…火车站…某村”这几个信息找到大庆油田的确切位置。他们从一幅大庆油田油井的照片推测了油井的规模;又对比了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几年的石油产量，大致推测出大庆油田的石油产量。最后，根据这些新的信息做出决策———生产一批适合大庆油田需要的仪器，等着我们去买。果然，他们做成了这笔生意，赚了很多钱。理性预测实质就是关于经济信息的推理。在这里，他们无孔不入的观察力和高超的逻辑推理能力，充分发挥理性预测功能，取得了可喜的成效。正如柯南•道尔在《福尔摩斯探案集》中所说:“一个逻辑学家不需要亲眼见到或者听说过大西洋或尼亚加拉瀑布，他能从一滴水上推测出它有可能存在。所以整个生活就是一条巨大的链条，只要见到其中的一环，整个链条的情况就可以推想出来。”这里虽然有些夸张，但通过这一环扣一环的连锁推理能把看起来不相关的事情联系起来，获得意想不到的结果，其作用却是不容置疑的。那么，怎样运用推理进行理性预测呢?首先要善于获取信息，积累经济资料，以做推理前提。其次要善于把分散的、看起来不相关的各种信息有机地联系起来，经过头脑的整理和加工，形成有效的推理形式。其方法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是以过去的经济资料为基础进行推理———“因为是这样，所以就这样”、“因为从来如此，所以如此”，这是归纳推理的方式;另一种是从很少的经济资料做出演绎推理的假设———“如果是这样的，那么结果应该是那样的。”这种假定推理的方法，人们称之为“假设—演绎法”。灵活应用这两种推理就行了。#p#分页标题#e#

3．2理性辩护功能

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始终离不开经济逻辑学这一理性辩护工具。例如，2500多年前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墨辩逻辑，是墨子及其弟子们，科学地总结了当时领先世界的中国经济活动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手工业者阶层的经济思维特点、经济思维规律而形成的逻辑。可以说，墨辩逻辑是中国最早的经济逻辑。它在当时的经济活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理性辩护功能。其辩护的目的是在经济活动中致胜求当，辩护的价值功能就是“明是非、审治乱、明同异、察名实、处利害、决嫌疑”，其承载文本是《大取》、《小取》。“取”即趋利避害，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取”是行为之“取”，“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家的推理(“推”)不仅是形式逻辑的推理(它偏向归纳与类比推理)，而且还具有经济性(价值性)、合理性、正当性或妥当性要求。墨家的推理是为其价值观如“节用”、“非乐”以及对“利”、“害”的辨别、选择、取舍服务的。［13］经济逻辑学的理性辩护功能，可具体分为论证功能、反驳功能和解释说明功能三个方面。

3．2．1论证功能

论证功能有很多表现方法，常用演绎论证法。演绎推理是前提蕴涵结论的必然性推理，前提真，结论必真，因而它具有很强的论证功能。例如:市场经济的逻辑从承认独立的经济利益、财产权利开始。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由此出发，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是自主选择，个人和企业自主地争取自身利益，进而形成市场经济的基本关系，即平等的竞争关系、契约关系。在这样的基础上，才会有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市场机制自动协调是对利益矛盾的基本协调方式。在良好的法律与制度条件下，这种方式是富有效率的。通过改革转向市场经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才最终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30多年的实践表明，只有坚持这条道路，才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会有中国的繁荣与发展。以上推理过程可表达如下(“←”表示必要条件关系:只有…才…):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p)←市场经济的基本关系(q)←市场机制(r)←提高生产效率(s)←中国的繁荣和发展(u)这是利用演绎推理的必要条件假言推理进行的论证。美国经济学家唐•埃思里奇认为:“经济理论极大地倚重于演绎逻辑。我们首先建立一组或一系列关于条件、动机和行为的假定，然后依照我们要解释或预测的许多变量或参数来进行演绎推理直至产生期望的结果。市场行为理论从对市场的结构、人的动机和目标以及外在因素影响的假定开始，然后从条件中演绎出一组市场价格和商品数量的行为。”［14］

3．2．2反驳功能

在日常思维和科学研究中，反驳也常常使用演绎推理的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否定后件式。有时为了反驳某种错误观点，有意从对方的错误前提出发，逻辑地得出荒谬的结论，以此驳倒对方。下面以金岳霖先生反驳艾思奇的故事为例:如果形式逻辑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那么辩证唯物主义者就不应该用。(如果p，那么q)你这个辩证唯物主义者用了(“刚才做报告的每句话都是用的形式逻辑”)。(非q)所以，形式逻辑不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非p)这个推理所运用的是归谬推理形式，是有效推理。在充分条件假言推理中，由肯定p到肯定q是有效的，经济学中称为“归真推理”;由否定q到否定p也是有效的，称为“归谬推理”。但否定p却不能否定q，肯定q也不能肯定p。正如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所说:“经济学是一个演绎体系。它从自身的演绎出发点、从行为类别中汲取逻辑力量，并诉诸一系列不可辩驳推理，没有建构这种基础的经济理论都是不合理的。”［15］

3．2．3解释说明功能

解释说明功能主要是指经济逻辑学能为解释经济活动中某经济现象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例如，在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的今天，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欧债演变为国际经济危机，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于是，我们运用经济逻辑学的富集性理论(即经济思维的富集性原则)来解释这个问题。［16］所谓富集性原则，主要是指在经济思维过程中，一种观念、作用、影响或思维病毒，在某种条件引发下，呈几何级数爆炸式扩大的思维规律。这种富集有正负两个方向，即优势富集与劣势富集两种。经济危机主要是劣势富集规律在起作用。富集性作为经济思维的一种规律，对于靠信念和信心来支撑的虚拟经济影响极大。劣势富集是指经济人(理性人)由某种经济现象引起信念崩溃，产生一系列的恶性循环，迅速集中的各种不利的信心、信念等思维因素，在相关的经济思维活动中产生负效应，促使经济急剧瓦解、财富突然丧失、经济泡沫突然破裂。次贷危机造成的金融泡沫一旦破灭，在人们的思维中就会发生丧失信心的富集雪崩作用，更加促使金融的各种衍生产品迅速崩溃，产生恶性循环，波及世界经济。这就为国际金融危机的解释提供了逻辑理论依据。

3．3理性制导功能

制导即控制与引导。经济逻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及学科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经济逻辑理性对经济思维活动及其理论研究进行制导的重要意义。

一是经济思维活动的特殊性需要经济逻辑学的理性制导。经济逻辑学研究的对象是经济思维。经济思维与其他思维，既有共性，又有其特殊性。经济思维的特点主要是:(1)博弈性;(2)共生性;(3)概率性;(4)层次性;(5)富集性。［16］由此决定了经济推理的三个特点:实践性(非纯抽象的推理，带有行动性、实践性)、语用性(受制于语境规律)和权衡成本与收益的经济性。对经济思维这些特点的研究就充分显示出经济逻辑学的理性制导功能。例如，以“凯恩斯革命”闻名于世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特林•凯恩斯(J．M．Keynes)，同时也是逻辑学家。他着重研究了经济思维的概率性特点，出版了著名的《论概率》，率先把数学概率论与归纳逻辑相结合，建立了第一个概率逻辑系统，亦即经济逻辑学的第一个分支领域经济概率逻辑。［16］“凯恩斯开创了现代归纳逻辑发展的新时代”。［17］尔后，经济学家(甚至包括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把概率应用于主体间行为、群体行为的研究，发展了经济博弈论和经济博弈逻辑。许多经济学家在这一金矿中，多次淘得丰厚的诺贝尔奖。决策逻辑和博弈逻辑在经济活动中应用最为普遍。有哲人说过，生存就是决策，人生无处不博弈。爱因斯坦、霍金对此都提出过不同看法，而马克斯•玻恩在《关于因果、机遇的自然哲学》中说得最为中肯、贴切:上帝掷骰子，但机遇是有规则的，世界是因果与机遇联合统治的。在这个竞争激烈、优胜劣汰的经济社会中，充满着“机遇游戏”或机遇博弈，只有善弈者才能善存，只有善存才有可能发展。应运而生的决策逻辑和博弈逻辑，以归纳逻辑(主观贝叶斯主义、统计推理等)为理论基础，充分发挥其理性制导功能，为人们找到解决争端的方法，提出实行双赢的方案。它不仅可以解决类似小孩玩游戏那样的争执，还的确有助于解决人与人之间、种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各种利益分歧、矛盾冲突，化干戈为玉帛。［17］#p#分页标题#e#

二是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和发展，需要经济逻辑学的理性制导。斯密的重大贡献不仅在于创立了经济学，而且为经济学理论研究提供了经济学—逻辑学的优良传统。［1］可以说，经济逻辑学渗透到了经济学的每根神经。林毅夫教授指出，所谓经济学的理论，就是用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几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的体系。既然经济学的理论是一套逻辑体系，那么经济学理论创新就首先要严格遵守形式逻辑的要求，即要建立一套内部一致的逻辑体系，否则，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无法说清楚。其次，经济学家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内部一致的逻辑体系，并非是为了玩逻辑游戏，而是要解释经济现象。因此，方法论规范化的第二个要求是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与经验事实相一致。如果一致，就是不被证伪的，这个理论暂时就可以被接受;如果不一致，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或摈弃。［9］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也都把逻辑看成是经济学中须臾不可缺少的东西，认为“对我来说，经济学好像是逻辑的一个分支，是一种思维方式”。［18］斯蒂格利茨在《经济学》(第2版)中提出“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19］英国经济学家戴维•史密斯这样解释:“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是说以逻辑的方式分析问题，用分析取代断言。”［20］

而萨缪尔森更是在其《经济学》(第17版)中设专节来研究“经济学的逻辑”。他告诫经济学人:“必须警惕经济推理中各种常见的思维谬误。由于经济关系通常十分复杂，涉及许多不同的变量，因此很容易混淆事件背后的准确原因和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他特别分析了经济推理中常见的三种谬误: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不能保持其他条件不变(fail-uretoholdotherthingsconstant)、合成谬误(thefal-lacyofcomposition)。他还举例说明不注意经济学逻辑会使你犯什么样的错误，“这些错误有时会使你付出昂贵的代价。”［21］柯匹反复强调，正确推理与论证在任何认知领域都不可或缺。“无论在科学研究中，在政治生活中，还是在个人生活管理方面，我们都需要运用逻辑以达致可靠的结论。学习逻辑学，可以帮助我们确认好的论证以及它们为什么好，亦可帮助我们确认坏的论证以及它们为什么坏。没有什么研究会有比之更广大的用途。”［3］

非理性经济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理性 经济人 囚徒困境博弈

理性概述

理性（rationality）一词来自古希腊的逻各斯，具有规律、思想的含义。在柏拉图那里，理性即理念，是客体在主体中所反映的观念。亚里斯多德也认为，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准。启蒙运动以来，理性成为价值、理想、道德、人道的别名，合乎自然、合乎人性的就是理性。于是，理性具有了充分的价值化和伦理化的意味，成为一切社会存在的价值尺度。张雄（1995）认为，哲学中的理性包括作为一种认知能力的认知理性，作为一种规范行为的自控能力的实践理性和主体对自身行为的目的、过程和结果的评价能力和评价原则的评价理性。杨春学（1998）认为，在伦理学上，理性涉及对动机—行为—结果的判断。动机的伦理判断，涉及目的的合理性和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动机与行为关系的判断，涉及一致性问题；行为与结果关系的判断，涉及效率问题。理性是一种人类选择与调节自我行为的能力。它是人类超出动物所具有的一种认识和思维能力。

学者阿马蒂亚·森（2000）认为，在主流经济学中，定义理性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一是把理性视为选择的内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 of choice），即理性偏好。在主流的经济学教材上，如果消费者的偏好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就可被定义为理性偏好：

完备性。对于任意两个消费束（consumption bundle）x和y，要么xy，要么yx。

传递性。对于消费束x、y和z，如果xy且yz，则必有xz。

二是把理性等同于自利最大化（Maximization of self-interest）。这种方法认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么这个人就是理性的，否则就是不理性的。

现代主流经济学广泛采用了以上所说的第二种定义方法，并且认为经济问题就是人们在约束条件之下的效用最大化问题。

人类是否为理性的判断

尽管经济学把理性经济人作为人类行为模式的基本假设。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许多“非理性”行为：

（一）利他行为

利他行为的存在意义在于鼓励人们放弃自身的部分利益来促进别人利益更大的提高。因为如果人人都这么做的话，每个人的福利状况都将得以改进。道德是人类共同生活的行为准则与规范，它的内核就是利他主义。利他主义在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包括见义勇为、无偿献血等行为都可被纳入利他行为的范畴，以上这些行为无一例外是以自身利益为代价来提高别人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利他行为并不是理性的。

（二）情感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情感是和理性相违背的。理性是通过缜密的逻辑推理来权衡利弊，进而做出选择的能力，而情感则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在情感的驱使下，人们往往会“一时冲动”而做出损害自身利益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感也不是理性的行为。

近年来兴起的实验经济学也对人类的行为是否理性进行了探讨。以罗宾·道斯等人（Robyn Dawes et al.，1988）于1988年进行的公共产品实验为例：在他的实验中，每组实验由7个人参加，他们可以选择保留手中的6美元，或是捐赠集体账户作为投资，投资的金额将翻倍并在所有参与者中平分投资的收益。

如果把所有的参与者当作一个整体，那么帕累托最优的结果是每个人都把钱全部存入集体账户，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得到12元。但是只要简单的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个博弈中唯一的纳什均衡是每个参与者一分钱也不存入集体账户。

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对每个参与者而言，每向集体账户存入1元，他们只能获得2/n元的收益（n为参与者数量），这显然是不划算的。因此如果假设每个人都是自私的，那么他将不会把钱存入集体账户。令人惊奇的是，实验结果和传统经济学理论的预测大相径庭：即使是在完全匿名的情况下，也有20%-50%的人做出捐赠的决定。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所说的试验结果并不是唯一的。近年来在其他类似的博弈实验，例如“独裁者博弈”、“劳动市场博弈”和“最后通牒博弈”中，实验的参加者也没有像理论假设所推断的那样表现出单一的自利行为（Bowles & Gintis，2002；Fehr & Gachter，2002； Henrich et al.，2005）。

从表面上看，以上列举的人类行为似乎和经济学的理性经济学假设产生了矛盾。对于理论和实际的偏差可以有以下几种选择：一是我们应该放弃人类理性的假设。二是我们应试图在理性的框架下对以上行为进行解释。

我们是否应该放弃人类理性的假设呢？事实上，人们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人性假设（例如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等），希望用它们来替代经济人假设。然而这些假设都过于复杂了，而一个过于复杂的理论是丑陋的。经济人假设的魅力在于它的简洁性，科学研究的意义就在于使用尽可能简洁的假设来解释这个世界。在我们找到更好的假设之前，没有理由放弃经济人假设。

“非理性”行为的经济学解释

（一）理性的利他行为

合作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本文以表1的“囚徒困境博弈”来说明。在囚徒困境博弈中，合作行为意味着降低自己的利益来提高别人的利益，因此是一种利他行为。尽管背叛行为对自己是最有利的，但是双方的合作行为却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

如果我们以重复博弈的视角来看的话，尽管合作行为会降低自身本轮博弈的收益，但会导致双方长远利益的提高。因此合作行为对于个人和社会利益的提高都是有益的。

为了提高合作水平，防止“搭便车”行为的出现尤为重要。在重复博弈中，声誉机制的建立可以让人们了解参与人的行为记录，从而给与他相应的奖励或惩罚。因此在博弈中表现出更多的利他行为，可以提高人们对其声誉的评价，从而让他可以获得更多的合作机会。

综上所述，利他行为不仅可以提高个人的利益，也可以提高个人所在群体的利益，因而是理性的。

（二）理性的情感

托马斯·谢林在《冲突的策略》中提出了著名的“承诺问题（commitment problem）”： 一个绑匪在绑架了人质后突然心生悔意，尽管人质向绑匪发誓一旦获释后绝不报警，绑匪却担心放走人质后会因为人质会报警而入狱，因此只能不情愿地杀掉人质。

在合作行为中，双方都担心对方的背叛会给自己带来损失。尽管事前承诺与对方合作对自身是有利的，但双发都倾向于违反承诺而独享收益，合作的机会就会因此消失。因此如何作出承诺行动，让自己的承诺变得可以置信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罗伯特·弗兰克（1988）提出，情感可以起到承诺行动的作用，从而解决承诺问题。当人们违反自己的承诺时就会感到一些愧疚，而愧疚作为情绪上的负反馈将成为违反承诺的心理成本，从而使承诺具有更高的可信性。不仅如此，人们也知道如果自己违反承诺的话，对方将在愤怒情绪的驱使下不惜以自身利益为代价对自己进行惩罚，从而进一步加大违反承诺的成本。

综上所述，情感可以提高承诺的可信性，从而促进人们的合作，进而提高人们的收益水平，因此也是理性的。

结论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模式的学科。生物进化的压力迫使人类变得自私，而种群之间的竞争又促进人类彼此合作。竞争的压力产生了利己行为，合作的需要又产生利他行为。传统的观点认为，人类的利他行为是与经济学理论相违背的。然而我们认为，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却可以纳入理性经济人的视角，从而成为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分析同时表明，经济学的理性并不是个人眼前的利益，而包含了个人所在的群体的长远利益。在囚徒困境博弈中，双方看似最“理性”的行为是相互背叛，这样的“个体理性”行为却导致了“群体非理性”的结果。这样两败俱伤的行为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相反的是，如果人们选择“非理性”的合作行为，他们就有可能实现双方效用水平的改进。在这个意义上说，在博弈中选择背叛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并不能在长期实现利益最大化。而选择合作则是放弃眼前的蝇头小利而追求长期利益的行为。在实践中，人类也会制定出相关的法律法规来约束那些为了自身利益而伤害别人利益的行为，从而实现群体利益的最大化。进化使人类拥有了发达的思维，从而使人类可以克服自己自私的本能，而去追求人类长远的利益。也许，这才是人类作为一种智慧生物的理性所在。

参考文献：

1.张雄.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世界[M].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

2.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1998

3.阿玛蒂亚·森著.王宇译.伦理学与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2000

4.Dawes R M， Van De Kragt A J C， Orbell J M. Not me or thee but we： The importance of group identity in eliciting cooperation in dilemma situations： Experimental manipulations[J].Acta Psychologica， 1988， 68（1）

5.Bowles S， Gintis H. 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J].The Economic Journal， 2002，112（483）

6.Fehr E， Gachter S. Altruistic punishment in humans[J].Nature， 2002， 415（6868）

7.Henrich J， Boyd R， Bowles S， et al."Economic man"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Behavioral experiments in 15 small-scale societies[J].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005， 28（6）

8.Schelling T C.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

9.Frank R H. Passions within reason[M]. New York： Norton，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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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经济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理性选择 最后通牒 公司制度

一、理性人的“非理性”行为：最后通牒实验结论

笔者曾于2010年参与过武汉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组织的“最后通牒”实验，其结论引起了我的兴趣。

实验在武汉大学校园内公开招募志愿者，对志愿者的学历、年龄，甚至是否是学生身份都不作限制。招募过程中，被试被告知将要进行一个可能获得报酬的简单实验。前期的招募阶段，在记录被试姓名、性别、年级等个人信息后，依据年级进行分层，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办法，在各层随机抽取志愿者若干名。共招募50名志愿者，实验当日实到43名。

在我们的实验中，接受者的成功实验共有38组，可以看到:当提供比例大于0.5时（其中0.5为11例，0.6与1各1例），分配总会成功。而提供比例小于0.5时，随着数值减小，成功率陡然降低。当提供比例小于0.2后，分配基本上总是失败。这个结论对我们之前的假设做了一个修正，接受曲线并不是连续的，而是大致在0.5左右出现断裂，在0.5之前，接受曲线是y=1的一条直线，在0.5之后，接受曲线是一条急剧下降的曲线。

此外，结论还显示了一个更为有趣的现象：传统的经济学假设认为人们是纯粹自利偏好的, 只会追求个人最大收益, 而不会关注收益分配或行为动机是否公平。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也是经济行为人如何把稀缺的资源分配到效率最高的地方去，经济行为人的决策行为是通过高度复杂的思维活动做出的，为了更好的解释资源分配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借用了哲学的“理性”概念对复杂的人类行为进行了抽象假定，这一假定包括经济行为人对其所处的环境的各种状态及不同状态对自己支付的意义都具有完全的信息，并且在既定的条件下每个经济行为人都具有选择使自己获得最大效用或利润的意愿和能力。

那么，在最后通牒实验中，提议者的“理性”做法应当是最大限度的给自己较大的分配比例，但我们看到的结论则是，真正这样做的被试仅占很小的比例。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失效了吗？

并不尽然，“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帮助经济学构建了一系列拥有较高解释力的经济行为数学分析模型，但是，诸如公平之类的社会偏好对最终行为选择的影响引起了学界对理性经济人概念的反思。笔者认为：提议者在做选择时所做的考虑往往受到很多其它因素的影响，而经济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则更加完美的阐释了“理性”的含义。

二、理性选择理论：新古典经济学与社会学的融合

经济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其更合理之处在于强调了“最优化”而不是“最大化”。从个人微观角度出发，利益最优化的确等同于利益最大化，但现实的情境往往要考虑到系统层面与微观互动的作用，因此，理性经济人假设中的“利益最大化”往往会失效――A处的利益最大或许意味着B的利益最小，那么其交互作用则会导致A、B的利益均受影响。在这些情况下，影响决策者的便不是“最大化”而是“最优化”了。经济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假设：个人是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者，当在特定情景中有不同的行为策略可供选择时，行动者在理智上相信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在主观上对不同的选择结果有不同的偏好排列。因此，理性选择行动者趋向于采取最优策略，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收益。

回到上述最后通牒实验的数据结论，较多的被试选择了相对公平的分配方案，即分给接受者一半左右的钱数。这种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中是令人疑惑的，但在经济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中却易于解释。我们不妨从其理性选择理论的几个关键要素入手，来探讨这种看似“非理性”的“理性”。

1.社会优化

社会优化是理性选择理论系统层面的主要概念。在理性选择理论中，如果双方自愿交换没有外在影响的资源，双方均能获得较多的利益，没有任何一方被伤害。如果这种交换发生在非竞争性的结构中，交换率将在一定的范围内浮动。在这种结构中，所有使双方获利的交换完成后，便达到一种最佳状态，这种最佳状态就是社会优化。

社会优化理论是假设了社会具有自动平衡的特征，它虽然不能解释系统的破坏与变化，但可以解释和说明个体层面的破坏与偏好的改变――而这恰是我们想要的。

在最后通牒实验的结果之中，个体层面对利益最大的追求看似被打破了，但其实质是行动者通过对预期互动结果的审度而自愿做出的“舍弃”，这种舍弃不是无限的，而是以提议者对接受者可接受提案的预估为底限。在这个过程中，公平偏好起到了作用，大多数提议者的预期底限恰是围绕在公平点左右(依据不同人对接受者利益接受宽容程度而有调整），因此，大比例的“类公平”提案产生了。在这个过程中，接受者虽是被动的，其实也已经在提议者的思考中有了互动。因此实验的最后，一种对二人都较为优化的结果产生了。

2.系统均衡

社会均衡是一个由所有参与人组成的最优战略组合，即著名的纳什均衡。在这种均衡中，没有任何单个行动者可以单独行动，同时也没有人去积极地打破这种社会均衡。与社会优化相比，社会均衡的不同之处在于集体行为和个体行为的差异。理性选择理论中的社会均衡源于个人行动的相互影响；而社会优化是一种结果。

这个要素在社会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使最后通牒实验的结果合理化了，虽然最后通牒与纳什均衡的模型不尽相同，但都是博弈双方由于思考预期结果而最终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状态，而这种状态都是与二者原本可以得到的最大利益相左的。

3.权力的社会来源

这是源于社会学的关键要素。在既定的情形下，理取决于权力的分配。权力来源问题的特征之一为冲突――权力的社会分配导致了不同利益群体的产生。

在最后通牒实验中，提议者即是权力的拥有者，他拥有对资源的分配权。这里的权力来源是他人赋予的，因此并不具有权威性。提议者在思考分配方案时，会考虑自己拥有分配权力，但不同的分配方案会导致接受者的不同反应――这些反应包括针对权力的“复仇”与“同归于尽”心理，而这些冲突在分配不公时更容易发生。这样的思考也会促使提议者向着一个更为公平的方案去靠近。

三、社会均衡：从最后通牒实验到现代公司制度

通过以上的思考，笔者发现最后通牒实验所说明的道理可以被引申到更大的层面上去――现代公司的运作模式。

我们不妨先将角色带入公司之中。最后通牒实验中的提议者占有资源，同时拥有对资源的分配方案――这相当于公司的股东。接受者不占有资源，被动接受分配方案，但有权拒绝提案――这相当于公司的员工。值得说明的是，公司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角色往往比这要复杂的多（涉及到管理层等中间角色），但此处仅为说明资源拥有者与受雇者的利益互动，因此采取二元对立的简单分法更为明了易懂。

在这样的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公司由最原始的资本主义剥削到现今的福利制度的转变思路。

首先，股东作为提议者，希望通过他已拥有的资源获得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便是资本家最开始的丑态，他们裸地压榨无产阶级者，剥削剩余价值，一切只从自身最大利益出发。而在这种情况下，受雇者感受到利益群体的明显划分，此时权力的社会来源要素发生了作用，冲突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发生――接受者产生类似于“报复”或者“同归于尽”的心理，对提议者的不公提案最终选择了拒绝。于是，资本家与无产阶级者的利益都受到了损害。

显然，以上的情况是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而他在实际互动中明显是行不通的。资本家或者股东作为理性行动者，势必会对情景进行重新审度，开始向“最优化”的方向调整思路。

于是，我们看到，股东在权衡之下，给与接受者的分配份额越来越多――公司福利、员工入股分红、年终奖金、参与管理、良好的企业文化等等都在这之列。

从股东的角度来说，他们依旧在寻求利益的最大化，但他们同时意识到，这种利益的稳定依托是受雇者的接受态度，因此，股东不得不牺牲较大一部分利益来换取受雇者的接受态度。

而这种牺牲最终达到的便是公司内部的“社会最优”状态，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功能主义所倡导的社会的自动平衡功能。公司对立的利益群体在博弈中为了争取各自的“最优”状态，最终以一种看似“和谐”甚至是利益共享的假象达到了平衡态。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公司制度呈现给我们的和谐之态中，可以看出股东不单单要考虑利益的“硬件”配额，还要考虑“软件”配额，因此利益双方也在向着各方面的“公平分配”的趋势走去。

1.“硬件”配额

我们将提议者――即股东的“硬件”配额定义为与经济利益直接相关的分配，与此有关的公司制度由来已久。主要包括：较高的工资；让员工入股，接受分红；公司福利制度；年终奖金等。

这些“硬件”配额是提议者给接受者的直接经济待遇的提高，也是决定接受者对整个公司提案持“接受”或“拒绝”态度的基础性条件。

2.“软件”配额

我们将提议者的“软件”配额定义为与经济利益不直接相关，但也能影响接受者决策的分配，这些配额在近来越来越受到各大公司的青睐。在当代人才倍出、青年自身价值期望越来越高的大背景下，这些“软件”配额越渐显得重要，青年择业时或许会越来越看重公司所给与的“软件”配额。

四、小结

通过最后通牒实验的简单模型，我们发现现代公司作为理性行动者，也在逐渐调整其公司制度，以期达到公司整体的“最优”状态。因此，公司在与员工利益共享上所做出的“非理性”牺牲行为，并不是“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失效，而是超越了个人微观层面的“最优化”状态，其实质是更深层面上的“理性”。

参考文献：

1.柯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2.邱海雄，张庆祥.理性选择理论评述.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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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经济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助推 功利主义 自由主义 理性选择

一、《助推》的基本概述

传统经济学是“以理性、自利、信用完全、效用最大化及偏好一致的‘经济人假设’为核心假设和理论基础，并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传统经济学统治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长达二百多年。但是，面对现实诸多非理性经济人的行为频频发生尤其是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产生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传统经济学对此却无法合理解释和拯救，从而造成传统经济学处于尴尬的局面。在此之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泰勒教授《助推》一书将心理学纳入经济学讨论中并衍出行为经济学这一新的学科。该学科重点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并借助心理学的分析方法为理性的经济分析提供心理基石，还原人性中某些非理性本质，以更好把握经济现象。

二、功利主义下的自由主义：《助推》的理性选择

《助推》详细介绍了诸多选择领域以及如何实现理性选择和利益最大化，包括日常生活、社会运作及政府执政等，其实这本书用两个字来描述就是——“选择”，但选择背后面临着是一个超智慧的策略。这些选择行为本身就预设一种自由主义的理论即选择的主体都有权利做出自由的选择，选择本质上就是自由的一种体现。但是自由要有限度，不可以无限的自由，对选择而言，其应当要有一种限度即实行一种理性选择，而不是盲从选择的行为所引起的资源浪费。

从功利主义角度分析，功利主义是从这样一个公理出发即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主宰——苦与乐的统治之下。“只有这两个主宰才能向我们指出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并应当根据某一行为本身所引起的苦与乐的大小程度来衡量该行为的善与恶”。边沁认为，社会利益只意味着“组成社会的各个成员的利益之总和”。比如作为政府，“其职责就是通过避苦求乐来增进社会的幸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乃是判断是非的标准’”。《助推》理性选择的最终目标是让社会主体都能从理性选择方面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只要我们个体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时，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的利益也能随之实现最大化。

三、功利主义下的温和专制主义：《助推》理性选择的反思

《助推》主要从经济角度分析我们如何理性选择以及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这种对经济行为的理性分析是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以行为经济学的原理来剖析传统的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和生活中存在“非理性经济人”问题，泰勒教授从心理学角度提出，人并不是“经济人”而是“社会人”，人们有智慧但并非全为理性；并且提出：人有两套认识系统，一套是出于本能和经验的“直觉思维系统”，另一套是“理性思维系统”。

“助推”本质就是温和专制主义，即不带强制色彩引导人们的决策。选择设计者们（包括政府和商家等）应当实行温和的专制主义的“助推”而不是强制下的“强推”，应当合理引导社会及个人的行为导向，并遵循功利主义的合理标准，实现行为的理性选择。故此，《助推》一书的价值并不在于它论述多少领域方面的选择和如何在这些领域做出理性选择，而关键在于它提醒了我们在做任何行动时都应当理性，进行理性分析、理性判断和最后的理性选择，以期实现选择利益的最大化。

四、功利主义：“助推”终极价值的追求

“助推”一词的原意就是“用胳膊肘等身体部位轻推别人，以提醒或引起别人的注意”。以“助推”为书名，“意在提醒人们在做出选择时可能反的错误，并尽量避免错误做出正确的选择”。那么如何实现“助推”呢？泰勒教授提出了“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是对立冲突的的概念。但是泰勒教授认为，在他的提法中两者是统一体——“自由主义”是目的，即保证人们的选择自由，正如“当我们用‘自由主义’去修饰‘专制主义时，我们的本意是要维护自由’”。专制主义则是选择设计者用带有强制的色彩来左右人们的选择，引导人们的决策，如果专制主义不带强制的色彩，就是温和，而助推则就是上述之意。但从终极目标上，“助推”这种行为就是在自由主义和温和的专制主义下寻找利益平衡及利益的最大化。

因此，“助推”就是在保证人们选择自由的前提下，选择设计者（包括国家、政党、社会团体、商家等享有选择设计权的主体）应当采用温和的引导策略来影响人们行为向理性方面努力，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以期谋求最大幸福；其本质就是功利主义下的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H泰勒，卡斯-R-桑斯坦著，刘宁译《助推》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2]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版.

非理性经济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理性经济人；行为法经济学；道德行为

法与经济学这个术语所指的意思是，用经济理论观点来分析法律的一个研究课题。在对法的经济分析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论点，最直接地说，就是法律规范应该满足经济效率的原则。[1]在一般的经济学定律中，惯用的效率标准与帕累托（Pareto）有非常相近的关系；这种标准以抽象出X和Y两种社会安排对利害关系人的福利的影响为变量，建立基础的数学模型后加以分析。假如在X型社会安排中单个个体的福利大于或等于同等条件下在Y型社会安排中的福利，并且至少有一个人的福利在相同条件下的社会安排中X型比Y型更优，则可以推导出X型社会安排比Y型社会安排具有帕累托优势（即存在相对优势）。相应的，若无法调节一种社会安排Z，那么就该种社会安排而言，存在其中的单个个体的福利相较于其他社会安排中的福利来得差，甚至比个别的还会更好（换句话说，如果将X社会安排改变位其他社会安排，就会导致某些个人更穷），则可以得出Z型社会安排就实现了帕累托最优。[2]

在法经济学家中，基于对帕累托原则的争议较少，因而该原则被衡量化地称为“帕累托标准”。法经济学家习惯性地将社会行为抽象成简介的数字分析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法律的社会经济效益目标的价值是否符合帕累托标准。为了能够实现模型化的分析，法经济学将经济学理性人假设作为其基本出发点，即人都具备一种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动机并由此实施行为，总之，人都是理性的、功利的。人的行为通常都是在充分理性的约束下经过反复权衡、比较之后才决策的，这种比较通常以效用为其考量的依据。惟有经过事物之间量化的比较之后，人才能以一定的理性范式进行选择，其目标就是收益最大化。宏观上，只有具备完善的法律体系与科学的制度结构，理性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才会演变成一种无意识的助动力，促进社会的公共利益的有效增长。[3]法经济学将理性最大化作常态化处理为一种基调，并将其直接代入对个人效用最大化目标的研究中，以此为基础推算出社会财富最大化的充分条件并实现目标与路径的有机统一。

然而，实践中的市场与社会是充满各种变化的。行为人之间的诸多复杂性因素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大量存在，往往所构想出的自由状态只存在于研究者的沙盘中。在制度的框架下，社会本身只能通过相应的规则尽量减少市场交易成本以达成社会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因此对交易成本的分析方式显得尤为重要，学界普遍认为该分析方式是理性最大化假设的一种重要分析工具；此外，一个关于人的内在偏爱的可比性的难题亦会呈现出来，对个人效用最大化与社会财富最大化的追求是产生该难题的充分条件。依据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可得出这样的论点：每当行为人打算将所有可能的选择依照优先顺序排列时，其必然是基于理性这个先决条件并且必须对每一次选择附加一种金钱等价物。但联系上文则可以看出这个论点是存在疑问的。若是从人文的思维方式来观察，诸如爱情、友谊、信任、生活本身等等感性的事物显然是无法量化的。因此，法经济学家通过分析行为人的具体行为方式与倾向将其抽象化为一种变量，将该变量代入到经济学的市场交易分析方法中并结合理论得出一套模型，再将该模型用于解决如何消除或削减在市场中因存在的垄断、公共物品供给和外部性等因素而出现不合理状态的社会交易成本；同时假以制度的构建来引导和规范民众的行为，最终达成社会财富最大化的目标。

导入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针对法经济学的理性最大化假设基础，侧重法经济学的道德行为分析可以把行为人的抽象化假设模型还原到真实社会生活中充满感性的“自然人”，推算出非理性因素在实践中对理性假设模型下的个人行为产生的影响程度，继而完善法经济学的方法论。

下面我们根据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行为人的动机、偏好以及他们的关系来解构理性经济人的道德行为。

（1）理人的动机、偏好及相互关系

假定不同环境的约束与激励作为常量，对行为人的利己动机进行考量，一般可得出的三种表现形式：①在偏好排序中利己因子比重较大时表现为利己行为；②在偏好排序中利他因子占据优势时表现为利他行为；③利己与利他行为的不稳定交叉呈现。但若将外部约束力作为条件加以推演的话，行为人最终只能求取一个偏好因子的最大化，要么利己，要么利他。[4]

如果行为人原有的偏好特别稳定，约束条件的变动也可能无法改变其已有的偏好，从而该行为人的最大化结果也显出稳定因素。换言之，行为人的偏好及其排序是约束条件的函数，每次决策，行为人的偏好都将被其自身意识重新排序。行为人偏好的稳定，系指行为人选定偏好顺序后的稳定，而由自身意识决定的偏好顺序的选择并不必然长期稳定，它可能依环境约束的变动而变动，是相对的稳定。[5]

为了使行为人效用函数显得更为简化，更能为统一的模式所建构，我们可以把属于正能量的道德因素（譬如乐于奉献、见义勇为、扶危济困、大公至正等正能量行为）看作是转化了的利他因素，即一种可被效用函数代入计算的利他偏好因子。如此，改进饱受非议的关于偏好稳定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将成为可能，走出通过将既定的偏好常量代入理性经济人行为函数而无法正常描述行为人多样性的困境。继而，古典经济学的“看不见的手”――市场调节机制下起驱动力作用的利己心，与其在真实社会环境中由道德因素而产生的同情心，就不会被大众误解读为表达两种互不兼备的不同动机的异化概念，进而在假定理性动机作为唯一不变的情况下，行为人效用函数无法被统一地建构与体现。综上分析，可以提炼出一个一般性命题――关于理人动机、偏好及其行为的假设，即利己行为，系指在给定约束条件下行为人通过满足其自身的利己偏好而实现其最大化的行为；利他行为，系指在给定约束条件下行为人满足其自身的利他偏好而达成其最大化的行为。总之，不论行为人的利己行为亦或是利他行为都将在函数中推出其来源，即其作为常量的利己动机。

（2）“理性经济人”的道德趋向

笔者认为“理性经济人”是具有道德心的。一方面，经济人概念本身就具有道德性；另一方面，在市场这一大环境下，“理性经济人”的道德通常是一种消极地实现、客观的实现而非积极地实现、主观的实现。

在“理性经济人”的自利层面下隐含有利他的道德倾向，此利他性可被理解为是一种间接的存在，是依托“看不见的手”（市场调节）来达成的。促成利他与利于社会结果产生的客观因素，一般会被归结于“理性经济人”的自利层面。“单个的自然人都努力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其本意既不考虑促进公共利益的增长，也不探究其自身通过什么程度来促进那种利益。基于自然人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可以推断出该自然人只是考虑其自身的安全；由于其管理产业方式的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实现最大化，因而它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6]将前述的情形作为约束条件，诸多其他场合也可以参照类比，可以看出他受到抑制市场机制运作的引导，去尽力追求一个与其本意相悖的目的。诚然也不可一概而论地认为凡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行为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是他能正确地表达其真实本意的情况下（可理解为直接追求社会的利益）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理性经济人的利己活动客观上造就了社会整体福利的提高。对待斯密的“理性经济人”的道德要从其行为的后果来看而不能仅仅从其动机上看，所以我们说“理性经济人”是有道德的[7]。

当然“理性经济人”的道德可以被解释为“审慎”“公正”；利己心通常以“审慎”来表现，而“公正”则表达了一种为了保全自己也是为了他人的安全的理念。这是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的道德。但这终究只是传统道德一个方面，并且需要承认的是，“理性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们需要承认认知偏差下的非理性，并运用行为经济学将其变量化后，融入到行为人效用函数中，则或许实现对理性最大化假设的一些校正，使得法经济学回归到一种法律认知，即法律必须尊重和保护个人权利，单单依据“效率”“财富增值”为依据，就会破坏社会的公平、正义。社会进步的标志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增长，人民道德水准的提高也是很重要的。（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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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程恩富，胡乐明主编 ：《经济学方法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149.

[3] [美]波斯纳.法律理论的前沿（武欣、凌斌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60.

[4] [美]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62.

[5] Gary S.Becker，1993，Nobel Lecture： The Economic Way of Looking at Behavior，101 J.of Pol.Econ.，pp385-386.

[6] [印]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43.

非理性经济学范文第6篇

摘 要 和谐社会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是在整体社会福利得到有效改善的前提下能够充分体现效率、公平和法治的社会。经济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本质，离开了经济和谐的和谐社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传统经济学无法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框架，只能在局部范围内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一些方法论的理论支持。

关键词 和谐社会 行为经济学 微观经济

一、和谐社会的经济学框架

和谐社会的经济框架包括四个层面：现代市场体系的和谐、微观经济机制的改善、个体经济行为的自我超越以及理性“经济人”假设约束的放松。其中，现代市场体系的和谐是目标，微观经济机制的和谐是支撑平台，个体经济行为的和谐是基础性条件，而非理性“经济人”假设的重建是根本性的前提。

（一）现代市场体系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础

现代市场体系的完善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经济和谐可以通过现代市场体系的和谐来实现，因此，现代市场体系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只有建立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才能为和谐社会的整体实现和各个组成部分的实现提供有效的物质平台。现代市场体系的和谐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的和谐、经济发展与教育改革的和谐、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和谐、经济发展与公众主流价值观的和谐等。

（二）微观经济机制的和谐是现代市场体系和谐的基础

现代市场体系的和谐必须以微观经济机制的和谐为基础，因为宏观经济的运行效果是通过无数个微观经济个体的经济行为来实现的。没有微观经济机制的和谐，就不可能建立和谐的现代市场体系，即和谐的市场体系的建立是以微观个体之间的经济和谐为基础的。

微观经济机制的和谐是指市场经济环境下所有的经济个体之间的经济行为都处于和谐的状态。市场经济下的经济个体主要包括三类：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经济个体之间的和谐是指这三类经济个体之间及其内部的经济行为处于和谐的状态，具体包括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和谐、生产者与政府的和谐、消费者与政府的和谐、生产者内部的和谐、消费者内部的和谐、政府内部的和谐等六大类。而每一类的和谐状态的内部又包括若干子类和谐成分。

因此，微观经济机制的和谐在理论上包括无穷类微观经济个体之间的和谐，所有的微观经济个体之间的和谐为市场经济体系的和谐构建了基础性平台。

（三）个体经济行为的和谐是微观经济机制和谐的基础

个体经济行为的和谐是指两个经济个体之间的行为博弈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它是微观经济机制和谐运行的前提条件。尽管微观经济机制的和谐包括许多类别，但都可以归结到个体经济行为和谐这个统一的运行模式之下，即都可以看作是经济个体双方基于一定的理性经济原则的博弈结果。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为个体经济行为之间的博弈分析提供了有效的工具。信息经济学主要研究非对称信息下的最优交易契约，又称为契约理论或机制设计理论。

二、和谐社会的经济学分析

（一）和谐社会的经济学方向

新古典经济理论建立在严格的“经济人”假设之上，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经济社会运行机制中，很难完全将“理性经济人”作为个体经济行为的标准行为模式。现代经济社会与一百年前的经济社会在价值观、物质基础、生产方式与生产力水平等诸多方面已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因此，“经济人”约束条件的放宽可以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基座上重建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

和谐社会的经济学方向就是探讨在“非理性”经济思想的支配下，经济个体如何在新古典经济框架下打破传统福利经济思想的约束，从而在自我福利改善的同时实现社会整体福利扩展的问题。

（二）和谐社会的经济学实现机制

和谐社会的微观经济机制的实现过程也就是由于经济个体的经济行为的异化、升华和自我超越，从而引发整体社会福利改善的过程。整体社会福利的改善是和谐社会在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和谐社会在其他各个领域得以实现的基础保障。并且，这种整体社会福利的改善过程是在一种“和谐”的过程中实现的，即不是在经济主体极端地获取自我利益的过程中实现的，它与尔虞我诈、巧取豪夺、贫富极端分化、社会动荡、公众价值观缺失等非正常的社会现象是不相容的。这种整体社会福利的改善是在一种祥和、公平、互利、友爱、正义的过程中实现的，它使社会发展过程生机勃勃，能够形成顺应社会发展的、积极向上的、大部分社会公众所认可的主流价值观。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在明确的目标和健康价值观双重导向下努力去创造价值，各尽所能，在实现自我个体价值的同时也实现自我社会价值。

因此，和谐社会的经济实现可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两个基本的阶段，初级阶段的目标是实现个体经济行为的和谐，高级阶段的目标是实现群体经济行为的和谐。个体经济行为的和谐是要求经济个体能够摈弃极端的利己主义观念，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他人的利益。用经济学语言来描述就是：个体的效用不仅取决于自己的收入，同时也取决于他人的收入，即经济个体将他人的效用和社会效用纳入到自己的效用函数之中。群体经济行为的和谐是要求这种“非理性”的经济个体在社会经济主体集合中将逐渐占据优势，从而引起社会经济主体集合的“非理性”的“质”的改变，使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非理性”经济行为最终占据支配性的主流地位。传统的经济社会经过这两个阶段的“和谐性”改造之后，将转变成真正的和谐性经济社会。

三、和谐社会的经济学内涵

和谐社会的经济学实现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整体社会福利的改善，这种实现不仅依靠传统的和非传统的经济学手段，而且必须赋予和谐社会的本质内涵。和谐社会的资源配置应该是公平而有效的，有效性保证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公平性保证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和谐社会是充满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的社会，它是对自利、贪婪、狭隘、偏见、动乱的社会状态的否定，因此很难与传统经济学的理性思想相融合。然而，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为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尤其是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演化博弈论等新兴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为和谐社会创立了新的经济学基础，改变了和谐社会的经济学视角的研究方向，开辟了和谐社会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为和谐社会的实践建立了科学的方法论体系。

四、结论

经济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和谐社会的运行必须建立在完美的经济和谐的基础之上。在经济学意义上，和谐社会的实现包括两个相互承接的阶段，即个体的非理性化阶段和群体的非理性化阶段。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应该建立在互惠性的利他思想基础之上，才能与和谐社会的本质内涵相一致。

和谐社会的微观经济框架的构建与解析是和谐社会理论的重大发展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和谐社会的生成与进步，解决了和谐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障碍，构建了严密的、科学的、务实的和谐社会的经济学体系，合理地完成了和谐社会的人本化解释，从而使和谐社会的研究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1]田国强.和谐社会构建与现代市场体系完善.经济研究.2007(3):130-141.

[2]韦鸿.经济学视角下的和谐社会及其构建.经济体制改革.2008(3):21-25.

非理性经济学范文第7篇

关键词：产业规制　理性经济人　决策行为属性　效用最大化

一、产业规制理论的若干评说

经济理论创新对政府行为的影响，通常是现实中出现了原有理论无法解释的经济困境而新的较为切合实际的理论能够提供某种朦胧解决方案的背景下发生的。以契约双方各自难以预期对方决策为基础的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决定着经济理论发展和创新类型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不可避免地使旧理论经常被新理论所代替。产业规制理论也同样存在着这种情况。经济理论对选择行为以及由此决定的资源配置格局和效率的研究，会受到信息和环境等不确定性的影响，无论是以市场失灵还是以政府失灵为分析底蕴的产业规制理论，都反映了经济学家以当时的信息和环境因素作为研究依据的分析烙印。认识新旧理论更替这一学术现象，应将其看成是由特定时期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所塑造的。

市场万能的理念是不承认市场失灵的。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理论及其追随者的古典理论体系，不曾对特定产业的产品定价、产业进退、企业投资以及危害环境与安全而主张实施政府监督和管理等问题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产业规制理论之所以在斯密年代不会产生，乃是因为当时的技术进步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专业化分工尚不足以形成明显的自然垄断、人为垄断、产业壁垒和环境外部性等问题。随着科技在生产领域的广泛运用，尤其是铁路运输的发明和推广，自由放任经济在诸如资金筹集、经济规模、成本节约、市场竞争、社会福利等有效性方面受到了质疑。针对这些市场失灵现象，美国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成立一批政府规制部门。这段历史在表明政府干预经济的实践先于理论的同时，也说明了市场失灵与产业规制在实践中存在着相关性。

赞成产业规制的比较系统的理论，是建立在试图纠正市场失灵基础之上的规制公共利益理论，该理论认为对自然垄断产业的进入和价格实施规制，会产生自由放任经济条件下难以实现的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的双重满意结果，这些结果会提高社会的净福利。规制公共利益理论通常被看成是对市场失灵进行实证研究的一种规范分析，它的微观经济分析的理论依据，是规模经济会导致单个企业出现显著的成本优势，从而使这类企业有可能限制产量或直接制订出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依据价格等于完全边际社会成本这一效率评判标准，该理论认为，产业规制可以克服一个或多个阻碍企业按效率标准营运的缺陷。这种以产业自然垄断为依据而认为规制可以纠正市场失灵和消除价格歧视、垄断利润等不公平现象之观点的逻辑结论，是规制会带来社会净福利的增长从而引发公众对规制的需求。

但从现实来观察，由于规制公共利益理论是以自由放任市场运作效率低下、尤其是以政府规制无需花费成本等为分析假设的，如果考虑政府规制需花费成本，则这种以公共利益为核心、倾向于以社会利益偏好来配置资源的解说，只是在理论上说明了市场失灵决定产业规制的必要性，或者说只是在理论上阐述了市场失灵与产业规制的相关性，它并没有实证出政府产业规制在资源配置上怎样具有高效率。恰恰相反，政府在规制中需要支付大量成本的事实，却经常在产业规制实践中反映出政府失灵现象的存在。正如不主张产业规制的经济学家所论证的那样，产业规制所引发的许多政府失灵现象则表明规制公共利益理论的政策主张是缺乏现实依据的。我们从主张和反对产业规制的理论论战中看到，政府失灵在支持着反规制理论形成的同时，也在支持着放松规制的政策指向。

经济学家并不是一开始就敏锐观察到政府失灵的。基于规制公共利益理论没有通过实证来说明社会净福利的潜在需求怎样形成规制，当人们发现许多既不属于自然垄断也不具有外部性的产业存在着价格和进入规制时，规制公共利益理论的“规制与垄断和外部性相关”的立论依据便受到了批评。支持实行规制政策的微观经济分析的另一主要论据，是认为规制可以强迫让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卖主以平均成本为基础制订平均价格，但这种自信的观点暗含着“政府规制政策能够实现高效率”的假设，它没有考虑到规制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在现实中的许多竞争场合，价格规制有可能会致使供给满足不了需求，于是，帕累托最优的微观基础会遭到破坏，政府失灵会损害社会福利的增进。现实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存在，在折腾着政府规制行为决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要求着产业规制理论的创新。

规制有利于厂商的经验事实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关注。以施蒂格勒——佩尔兹曼——贝克尔等规制模型为代表的规制经济理论，或许是受到了规制俘虏理论的某些启发，这些模型通过对规制的供给和需求、政治支持函数、不同利益集团政治压力的分析和研究，提出并论证了否定规制公共利益理论的学术观点，这些模型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认为立法者和规制者被产业所俘虏，规制只是提高了产业利润并没有增进社会福利。对理论水准要求很高的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规制俘虏理论仅仅是一种对规制经验的描述，而不是一种成熟的理论。其基本理由是，规制俘虏理论的论证过程建立于规制偏向生产者的假设之上，没有说明规制为何偏向生产者而不偏向其他利益集团。

客观地说，以上的理论见解在一定程度上也适合于用来评述规制经济理论，因为规制经济理论有关“利益集团影响规制政策”的假设，与规制俘虏理论的“规制偏向生产者”的假设存在着某些暗合的地方。。诚然，较之于规制俘虏理论，规制经济理论关于规制偏向于生产者的分析和研究并不是局限于对经验的陈述，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运用了经济分析的方法；但由于规制经济理论有关利益集团影响规制政策的假设，是以利益集团能够控制立法者为分析前提的，而现实中的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因此，这一假设前提使规制经济理论的立论依据又回到了“规制偏向于生产者”这一假设上来了。

撇开规制俘虏理论和规制经济理论对产业规制问题探讨的前提假设，单从它们对“产业规制是公共福利需要”的批评来考察，这两大理论实际上是认为产业规制的市场效应与政府期望达到的市场效率之间存在着偏离，而这种偏离则表明产业规制中存在着政府失灵。政府失灵是宏观调控过程中的一个覆盖面极广的概念。就产业规制而论，它涉及到主体行为及其制度安排。现有的关于产业规制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安排的立法、司法及执行机构与规制的程序、过程及效应等方面，至于产业规制中主体行为的性质、属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规定性，并没有引起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其实，产业规制是制度、主体和行为的综合，无论是以市场失灵为依据而主张产业规制，还是根据政府失灵而主张放松产业规制，既要重视制度安排也要重视主体行为及其属性。

市场失灵与规制理论之间存在着由实践推动理论创新的关联，政府失灵与规制理论之间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相关性。观察规制主体的行为方式，可以将制度安排之于政府各级规制机构的约束和规定的行为反映，称之为制度规定的规制主体的行为方式；而将由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寻租动机等决定并体现规制主体之个人本性或偏好的各种约束和规定所反映的政府各级规制机构的行为，称之为非制度规定的规制主体的行为方式。显然，这种划分方法涉及到产业规制的主体行为的研究。在现实中，这两种行为方式通常是交织在一起的，信息和环境的复杂性使得经济学家任何企图将这两种行为方式在理论上加以清晰区分的努力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困难。也许是这种困难的存在，导致了专论规制主体行为的研究文献尚不多见，以至于经济理论有关产业规制的研究至今仍停留在缺乏对行为主体进行深层次分析而主要以现象形态为研究对象的理论阶段。

从主体行为的一般属性来看政府在产业规制中的行为方式，我们既可以政府的行为动机和目的来进行考察，也可从政府行为的理性选择和非理性选择来展开定性分析。以前者而言，规制俘虏理论和规制经济理论曾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涉及到了政府行为动机和目的的研究，只是研究的内容还可以进一步加深和拓宽；就后者而论，从理性和非理性的角度来研究政府的规制行为，倒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新课题。当然，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研究政府在产业规制中的行为方式，都离不开对产业规制的立法、司法过程以及各级执行机构的实际行为的分析。探索政府的决策属性是理解产业规制中主体行为及其效应的一种有效方法。

二、主体行为分析的路径探讨

针对产业规制理论没能很好解释为何要实行规制和为何要放松规制的理论缺憾，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规制经济理论的创始人施蒂格勒(stigler)曾将供给和需求引入规制经济分析。施氏有关规制供给和需求联合决定现实规制的观点，是建立在政府强制和政府机构理性选择这两个基本假设之上的。政府规制行为被假设为理性选择，是一种删繁就简的理论分析路径。溯源这种由新古典经济学派生的分析路径是有趣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范式在研究方法上对规制经济学的影响，集中体现为理论

对政府规制立法、司法和执行机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抽象描述。具体地说，就是将价格、利润及税收等结构性地并入了政府谋求政治选票的分析之中。从理论建构与实际操作的关联来看，这种研究框架既吻合于对规制机构选择行为的理性假设，又部分符合于规制的实践，但这种分析方法回避了政府规制行为中有可能出现的非理性选择。

政府产业规制的立法、司法和执行机构分属于不同的层级，出于某种特定的分析需要(如解释政治支持函数)而将它们抽象成一个同一的主体是必要的，但在具体研究规制的发生、程序和过程时，这种抽象会忽略政府的立法、司法和执行机构的行为差异。其实，这些不同层级的机构在规制过程中会面临不尽相同的信息和市场环境，它们不仅在理性选择上有差异，而且在有可能出现的非理性选择中也会有所区别。如果我们将分属于不同层级的立法、司法和执行机构看成是一个抽象的主体，实际上是在现实的层面上把政府看成是一个黑箱。在行为主体是黑箱的理论体系中，行为主体的层级特征或个性表现将会消失，充其量只能在高度概括的理论层次上描述分属于不同层级的机构行为。规制经济学中缺乏主体选择行为理论的事实，提醒我们要弥补这方面的研究。

不同的信息和市场环境会导致行为主体的不同认知，认知是信息和市场环境的函数。就政府的立法、司法和执行机构而论，由于它们在特定的时空上所面临的信息和市场环境是不同的，因而它们将会形成不同的认知。对行为主体认知的考察是判别主体行为差异的关键所在。联系政府产业规制的立法、司法和执行机构的具体操作过程来看问题，通过对不同层级机构之主体的认知形成及其行为的分析，可以洞察这些机构的不同决策属性。如果我们能够分别对立法、司法和执行机构之主体的认知做出既符合理论逻辑又切合于实际的分析，则可以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加固规制经济学的理论大坝。

产业规制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和厂商。现有的产业规制理论或是将厂商划分为垄断性厂商和竞争性厂商，或是将厂商界定为不同的利益集团。从厂商对政府规制的影响来考察，这种划分和界定无疑给解说厂商和政府的行为方式提供了某些帮助。现实规制中的厂商和政府之间的行为互动，既体现各自决策属性的共性也体现个性，但建立在将厂商划分为不同类别或不同利益集团基础上的对厂商和政府之间的行为互动的研究，通常会聚焦于共性而忽视个性。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厂商和政府在某一特定时空上的行为方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于它们的决策属性，这符合主体和行为的逻辑关联。如果我们从理性或非理性的角度来探讨政府和厂商的决策属性，并以此来研究政府和厂商在产业规制中的行为方式，或许能找到一种分析主体行为的路径。

在理性和非理性的框架内分析政府和厂商的决策属性，有必要说明以下几个问题：(1)相对于集合性概念的政府，研究政府产业规制的主体行为时，可以将规制的立法、司法和执行机构界定为从属于政府这一集合概念的个体，尽管这三大层级机构均由很多行为个体所组成；(2)无论是将厂商划分为垄断性竞争性，还是将厂商划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我们都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对这样的划分做出符合厂商行为选择的说明，同理，相对于集合性概念的厂商，如此划分的厂商是从属于集合概念之厂商的个体，特别地，我们可以将高度垄断性厂商视为不同于抽象个体厂商的独立个体。从表面上看，以上关于政府和厂商之母体和个体的划分，并没有完全走出规制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但从理性与非理性的视角来考察政府和厂商的行为，这种划分或许能给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一种分析路径。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来推论规制中的选择行为，政府和厂商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者，依据行为经济学或实验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政府和厂商有可能是非理性选择者。当我们对政府和厂商的实际选择行为进行考察时，比较接近现实的理解是，政府和厂商既有可能是理性也有可能是非理性的选择者。不过，针对某一具体的规制政策，在政府看来是理性的，在厂商看来也许是非理性的，或者正好相反。即便政府的立法、司法及执行机构针对某一具体的规制政策，也会对理性还是非理性选择做出不同的判断。这一事实涉及到决策属性的判别标准或识别依据问题。在现实中，理性和非理性选择行为的纯理论分析与政府精英和企业经理的理解往往是不一致的，因此，对产业规制的主体行为的研究，首先面临着如何界定决策属性这一经济学至今仍然存在着争论的问题。

三、规制主体的决策属性分析

经济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曾借助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对理性的有关理解提出了颇具先验性特征的概念——理性经济人。作为此概念之核心的偏好一致性和效用最大化，曾被长期而广泛地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学理。虽然，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对这种既在理论上存在悖论又不符合实际的象牙塔式的学理进行过很多批评，但它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影响至今仍然很大，以至于只要人们论及理性就陷入以偏好一致性为基础的对效用最大化的说明和论证之中。以产业规制理论所涉猎的理性问题而言，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行为理性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工具理性，之所以捆绑于效用最大化而动弹不得，一是因为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原则通常规定着理的结果必须有收益(正效用)，一是因为在联系动机和目的来分析行为选择时，行为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一种符合人性本能的公理。拆析“理性经济人”概念，“理性”主要意味着偏好一致性，而“经济人”则是指效用最大化。就新古典经济学本身的理论意旨而论，决策属性的这种解说或界定并没有什么错，因为这样的解说或界定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选择行为。但是，由于行为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并不完全以经济利益或效用最大化为唯一目标，新古典经济学恪守“理性经济人”这一教义的思维定式是有背于现实的。大约从1930年代开始，随着以交易成本、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资产专用性、逆向选择等为核心内容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包括后来的信息理论、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等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学流派，实际上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不赞成新古典经济学对理性决策属性的如此界定。

那么，理性决策属性应如何界定呢?理解和界定决策属性是否属于理性的关键，首先，必须将行为活动拓宽到行为人的所有活动范围，而不应该仅仅局限在经济活动区域来考虑问题，也就是说，要以“行为人”范畴来涵盖“经济人”概念，而不能以固定于经济领域的“理性经济人”概念来封杀行为人在非经济领域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属性。其次，要从行为过程而不能仅仅从行为结果来考虑问题，这种分析视角对明晰行为人理性属性至关重要，它可以确定出包括效用在内的解析理性属性的一般依据。再其次，要从解析理性属性的一般依据出发，不以行为结果的正负效用作为判别理性属性的依据，要关注行为人在选择中是否进行了理性思考，以彻底摆脱偏好一致性和效用最大化的理论束缚。显然，如果这些对决策属性之理性的判定原则能够在理论和实际两方面站住脚，则判定决策属性的非理性便有了相应的根据，我们便可以对规制主体的决策属性做出有自己观点的理解。

在笔者看来，主体行为的理性或非理性属性取决于行为人是否对影响决策的信息和环境等因素进行了以搜集、加工、整合和处理为过程的思考，以及行为人是否由此过程产生了对行为选择的特定认知。这一针对主体行为之理性或非理性属性判定的立论依据在于：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要求人们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性进行以分析、判断和处理为内容的思考，人的理性思考是以是否产生认知为标志的，同时，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又会反过来重塑人们的认知水平。因此，将认知、信息、环境理解为影响或决定主体决策属性的三个基本要素，包括了行为主体选择的一切领域，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经济活动范围，并且这三大要素同样涵盖了效用问题。但由于经济学长期囿于经济活动来分析人的行为选择属性，习惯于以效用是否实现最大化作为理性选择的观察点，因而，经济学家并没有将认知、信息、环境这三大因素专门作为决定决策属性的机理来理解和认识。

或许是以上的见解触及到了主体决策属性的某些症结点，西蒙(herbert simon)曾坚持认为应该将理性广义地界定为对问题的解决和批判的思考；萨帕斯(patrick，suppes)在讲解理性人时则明确指出他们必须是“根据良好的理智行事”。西蒙所说的“批判的思考”和萨帕斯所说的“理智的行事”，就是人对信息和环境等不确定因素进行的分类、整合、加工和处理。因此，人们面对事件的决策，只要经历了一定时间的思考，他们的认知能够依据信息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或者说人在知觉的基础上不断调适自己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的认知水平，那么他的选择行为便具有理性属性。与此相对应，我们对非理性决策属性可有以下推论：如果行为人在处理信息和环境等不确定性时没有对其进行分析、判断和处理，没有发挥自己的认知，也就是说，行为人的选择主要是依据直觉、经验、外部刺激等等，那么其选择行为便是非理性的。行为经济学代表人物卡尼曼(kahne—man)等人的展望理论针对非理性选择所描述的确定性效应、框架依赖、锚定效应等范畴，正是对直觉、经验、外部刺激等影响行为人放弃思考和认知的理论解读。这是了解行为经济学的学者所熟悉的。

产业规制主体的决策属性在本质上与行为经济人没有区别。尽管政府规制的不同层级机构是由若干行为人组成的执行不同职能的群体，但在规制的立法、司法和规制的具体执行中，这些机构都必须对影响或决定规制立法、司法、执行的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进行搜集、加工、整合和处理；较之于单个行为人，只不过是行为主体多元化和过程多层次化罢了。由新古典经济学发展壮大而推动起来的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对规制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之一，是致使规制

理论局限或沿袭其理性框架来研究规制主体的决策属性，正像前文所点击到的那样，效用最大化贯穿于各种规制理论之中。其实，以效用最大化作为判别主体行为理性的必要条件，有着在现实中可以轻而易举找到反驳的事例。试想，一个科学家进行一项实验难道可以实验失败而否定这位科学家的理吗?即便是在经济活动领域，难道可以某项投资不成功就否定厂商或个人在进行该投资时对信息和环境因素的分析研究而展开充分思考的理性决策属性吗?同样，难道可以规制政策失误导致社会福利损失就断言规制主体的行为不具有理性属性吗?显然，这个结论在人类的行为活动中不成立，在纯粹的经济活动领域也不成立。

规制主体的行为过程是一个受经济性和非经济性因素双重影响的过程。以政府规制机构的层级而言，影响立法机构行为的信息和环境因素与司法、执行机构不尽相同，决定司法或执行机构行为的信息和环境因素也不等同于立法机构。就厂商而论，影响或决定厂商规制需求的信息和环境因素也会因竞争性厂商和垄断性厂商而不同。因而在总体上，尽管作为规制供给者的政府和作为规制需求者的厂商都面临着对信息和环境因素的搜集、加工和处理，但他们必须进行理性思考这一点却是一致的。同时，由于这两大类主体在特定时空上面临不同的信息环境因素和不同的目标函数，他们在处理这些因素时也许进行了理性思考，也许是根据过去经验或他国经验进行决策，也许是依据权威理论而直接做出没有对信息环境因素进行加工处理的决策。因此，将规制主体的决策属性完全界定为理性而排除非理性的观点，将规制主体决策属性框定在以追求自身利益而排除其他动机之理性边界的观点，将规制主体行为的理性属性以效用最大化作为唯一理论解说的观点，都是不够全面的。

也许是规制问题的政策操作性强的特点，规制理论比较注重实际而不太关注主体的决策属性；也许是政府不同层级规制机构的目标函数都可以被抽象为效用最大化，当规制理论将理性选择作为政府和厂商的基本假设时，政策实施及其结果在规制理论中的重要性，就明显超过了研究主体行为及其属性的纯理论探讨的重要性。现实中的规制主体通常以理性决策为主、非理性决策为辅的，因而，规制理论用理性假设取代了对理性的刻画，即直接将实际行为基于理性的假设之上，这种规范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理论研究方法，在分析规制主体的具体行为时，尽管会经常碰到形形的夹带着非理的挑战，但由于它符合行为理性有关目标和手段的一般分析范式，它总是可以把这些形形的主体规制行为描述为理性而不至于在理论上存在着明显的漏洞。

然而，要满足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性要求，准确界定规制主体的决策属性则是十分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不符合现实的假设不利于理论的完善，更重要的在于，决策属性的界定直接关系到规制政策优劣对行为主体责任的追究问题。在现实中，我们对规制责任的追究通常停留在主体行为认真不认真、负责不负责的直观层次上，甚或以国内外环境等因素的变化来开脱规制主体的行为责任，这是极其不合理不科学的。事实上，以责任的追究而论，如果规制主体对影响或决定决策的信息和环境因素进行了搜集、加工和处理而形成了认知，即规制主体是理性决策，那么，以不可控的理由来开脱主体的行为责任是合理的；反之，如果规制主体的决策是非理性的，则应该追究规制主体的。

以上的分析似乎存在着一个悖论，即对规制主体行为责任的解说似乎又回到了以效用最大化作为理性与否的评判点上来了。其实，无论是理性决策还是非理性决策，规制主体的决策行为既有可能导致损害社会福利的结果，也有可能导致增进社会福利的结果，只不过理性决策增进社会福利的概率大于非理性决策罢了。联系政府不同层级规制机构的行为，也许在某一具体的规制政策及其执行手段上，立法机构是理性决策而司法和执行机构是非理性决策，或者出现其他不同的组合情况时，规制对社会福利增进或损害的情况都有可能出现。将厂商的规制需求加进来考虑，只是增加了一个行为主体变量，并不改变问题分析的结论。

主流经济学关于行为理性能力的分析和研究，是一种充满着深邃数理逻辑推理而难以界定现实理的理论。该理论所强调的偏好一致性，主要是指行为理性必须符合由某种二元关系所对应的不同子集的选择是各个子集中的最大化解，即行为理性在全部可选择的子集中具有搜寻这种二元关系的能力，能满足任何特定子集的选择正好由这个子集二元关系的最大元素构成。针对偏好一致性所表征的“x比y受偏好或x与y无差异”，阿罗(arrow，1959)、里奇特(richter，1971)、森(sen，1971)、赫茨伯格(herzberger，1973)等人曾有过专门的论述。虽然行为理性的这种二元关系可以通过一系列假设在数理逻辑上得到证明，但若以这种二元关系来界定行为理性及其属性却有些晦涩难懂，尤其是进一步要求这种二元关系必须同时满足完备性和传递性的排序时，则更加如此。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长期以来是用自身利益的追求来推论理的，这一推论极易同效用最大化联系起来。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局限于经济领域的“经济人”概念对追求自身利益的假定在刻画个人行为方面比较切合实际，正是由于这种切合实际的现象存在，对追求自身利益的描述会致使偏好一致性与效用最大化相融洽。

从自利性与一致性的关联来看，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行为存在着函数最大化所需的一致性，不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行为也有可能存在着追求其他目标函数最大化所要求的一致性。现实中的不同目标函数(如政治目标、利他目标、道德伦理目标等)的存在，决定着行为理性并不是唯一由追求自身利益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偏好一致性和效用最大化来解释，也就是说，行为的理性属性问题有待于探讨。事实上，主流经济学有关选择与偏好或自利性的一致性的分析，是将选择关系定义成了偏好关系，行为主体的出发点不是选择函数而是效用函数。于是，当经济学碰到现实中明显不是追求自身利益的那些行为主体、进而要对他们的行为方式展开分析时，一些经济理论分析便绕开决策属性的探讨而将立论依据寄托于效用最大化。规制理论在这方面的分析和研究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政府不同层级规制机构的目标函数是不同的，这一点不需解说和论证。即便政府不同层级的规制机构存在着自利行为，那也不是标准“理性经济人”意义上的自利行为，这是因为机构的群体性质所决定的内涵，不同于行为个体所决定的内涵。同时，无论是立法机构还是司法或执行机构，其主要决策者的人事变动都会或多或少引起该机构的目标函数的变化。显然，在这种情景下，我们便无法套用主流经济学关于行为理性的论述来解释政府不同层级规制机构的理性决策属性了。

本文关于决策属性的界定，包括个体和群体的行为选择且囊括了自利目标在内的各种行为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偏好一致性这个令经济学家头疼的问题。因为，行为人对影响决策的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的搜集、加工和处理，是在特定的目标函数的驱动下或在特定的动机支配下进行的，他(们)所形成的认知无疑是理性思考的产物，并不排除理中的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目的。顺便指出，关于行为人没有对影响决策的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的搜集、加工和处理从而没有形成认知的非理性属性，并不意味着行为人不存在目标函数和不存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动机，只是他(们)放弃了理性思考而缺乏认知的行为过程，或者说他(们)在选择中所运用的手段不同于理性选择时所运用的手段。由此可见，理解了决策的决策属性，有可能开启对行为理性进一步研究的思路。

大部分规制理论在涉及立法、司法和执行机构的行为目标的讨论时，通常将这些不同机构的行为目标概括为以获取政治选票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目标。这种分析方法是以政治领导人能够控制各级规制机构，以及各机构之间存在垂直隶属关系为分析前提的。正像规制俘虏理论和规制经济理论所揭示的那样，只考虑政府在宏观层次上的规制行为及其属性，有利于解说政府与企业集团在规制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但一旦把政府各级规制机构的行为界定于获取政治选票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目标，目标的这种唯一性界定，就会忽视政府不同层级规制机构的其他行为目标，从而不关心政府各级机构决策属性的讨论。另则，当这种在总体上进行目标定位的研究方法折射于企业这一规制主体时，很自然地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动机相挂钩，因而政府与企业的利益最大化逻辑在规制实际中似乎取得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性。于是，规制理论只要对主体行为做出理性的假设，便回避了对规制主体之决策属性的深入讨论。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规制理论研究的深刻影响。

其实，政府各级规制机构的行为倾向并不一定是利益最大化，企业的行为倾向也并非完全是利益最大化，他们的行为选择并非存在像主流经济学所描述的那种具有严格二元关系的偏好一致性。这些问题的讨论很复杂。利益最大化的论证是以主体的确定性存在为前提的，但由于政府各级机构不是严格“理性经济人”意义上的行为主体，其利益的表现形式既有可能是政治利益，也有可能是官员的私人利益，并且私人利益往往会取得政治利益的现象形态。规制俘虏理论和规制经济理论以寻求政治支持作为政府利益最大化的分析观点，实际上暗含着以政府精英代替政府各级规制机构的假设。显然，这种假设在支持着行为理性假设的同时，也使得那些本不属于政府精英但在各级机构中实际制定和执行规制政策的行为人的动机及其决策属性被理论研究所忽略。在宽泛的意义上来看这里所说的政府各级规制机构中的局中人，他们确实存在着能够用利益机制来描述其行为动机的内容，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定义来追溯他们的偏好一致性，对这个问题的唯一处理方法，只能是在区分政治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基础上来描述政府各级规制机构之局中人的二元关系，即描述政治利益比私人

利益受偏好或政治利益与私人利益无差异。但由于政治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实际融合是否定这种观念划分的，因此，沿着这样的思路难以解说规制主体的决策属性。

规制主体的决策属性与其行为表现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在现实中，企业行为的耀眼形式是利润最大化，而政府则是谋求政治支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规制理论将主体行为的属性假设成以效用最大化为底蕴的理性，则有它的合理性。但由于决策属性的硬核是行为人是否对影响选择的信息和环境因素进行了思考从而形成自己的认知，无论行为人的决策属性如何，即无论他们对影响选择的信息和环境因素是否形成自己的认知，其目的都是追求最大化利益即效用最大化，只不过是这种最大化在不同的情况下包含着不同的内容罢了。换言之，最大化问题是行为表现的目的和结果，决策属性则体现了选择是如何进行的过程问题。

四、简短的分析结论

产业规制中的决策行为及其属性，是规制理论在研究政府和厂商行为时不可回避的一个基础理论问题。理解主体的决策行为属性的要义，在于行为人是否对影响决策的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进行加工和处理，从而形成对该项决策的特定认知。这种以“由思考而认知而决策”来界定理性选择的思想，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以效用最大化和偏好一致性来定义理性决策的一种可供深入研究的修正。这样的理性决策含义是强调决策过程而淡化决策结果，它的反面所映射的，是非理性决策及其属性。效用函数既可以在理性决策中存在，也可以在非理性决策中存在。在政府和厂商的产业规制的效用函数中，既有追求经济效用最大化的因素也有追求非经济性效用最大化的成分。理性决策和非理性决策都有可能产生正负效用的事实，表明以能否实现效用最大化来判别理性决策的观点值得商榷。

非理性经济学范文第8篇

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和核心假设，它不仅以系统的观念为基础，同时必须具备了开启这个系统所必不可少的的本质属性。经济学为了走向“硬”科学，模仿物理学的构建进而逐步走上了公理化的道路，其逻辑起点的重要性不容置疑。

孟德维尔在《蜜蜂寓言》（1714），指出“社会中个人的之间彼此服务依赖于人们有各种不同的需求。需要越复杂，就越来越多的个人发现为别人的利益服务，就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样他们就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社会。”休谟在《人性论》指出“利己心才是正义法则的真正根源”。法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最早提出了功利主义最著名的“带给最多的人最大的幸福”（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这一标语,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1789）阐述了功利主义原理以及自利选择原理。亚当・斯密则进一步发展了利己主义的思想，明确指出利己是经济的动力所在并把人性归结为个人利己主义，为其建立的经济伦理体系奠定了基础；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发扬了功利主义的精神，“一方面，他用经济学的语言“国名财富最大化”解释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的终极目标；另一方面，他说明了如何在自利的人性基础上达到功利主义目的的根本途径，即通过公平竞争来获得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为经济学奠定了功利主义的伦理框架”。

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经济人具有自利性。斯密指出：“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认为若要达到利己的目的需要借助利他为手段。若利己而不利他，从长远看也是行不通的。彼此间的利他和利己产生了共同利益，共同利益又将人们更加紧密的联系起来了又有利于产生更广阔的共同利益。第二、经济人具有理性即个人追求自利最大化。第三、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经济人与市场结合有效的增进了社会公共利益，这是经济人假设中最有意义的命题,也就是如何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趋于一致。

二、“经济人”假说争论与其演变思路

经济人假说大体经历了三次大的争论，其中最主要的争论是20世界50年代以后围绕着西蒙―莱本斯坦因和马克洛普―弗里德曼的经济人之争。历经三次大的争论并没有对经济人假设构成致命的威胁，反而令其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经济学在模仿物理学的构建逐步走上了公理化的道路，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公理化处理即经济人追求自利最大化。“自利最大化”在经济学中充当着公理的功能，但本身本并不是公理。经济学所面临着困境就是，一方面不希望其理论建立在不确定的条件上；另一方面又将对现实人的经济行为的抽象（经济人的自利最大化）充当公理，然后以此为基础推导出经济学大厦。如果经济人假说是的确是公理，通过逻辑推理架构起来的经济学那么就不会有争论。面对反例的冲击，若是为了维护经济学大厦而去维护原有“经济人”假设那么将是本末倒置，同时也违背辩证法的。形式逻辑之所以是静态的，是由于有一个固定不变的、静态的基础。而辩证法之所以是动态的，在于它的基础是动态变化的。以客观存在为出发点，只有通过经济学基础的动态变化使基础不断稳固和提升，经济学大厦才能经受更大的冲击。不同时间段的经济人行为的内在规律没有必要是相同的，这就决定了从动态的角度来看经济人假设或许比从静态的角度看更加合理。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首次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1953）中明确提出理论中假设的现实性问题（即理论中的假设是否有必要与经验事实相符），切入了“经济人”假设争论的实质性问题；弗里德曼认为理论之正确与否并不在于其假设之“现实”与否，而在于理论对所要解释现象的预测之正确与否，而预测之正确与否又是与理论假设之“现实”与否互不相关的。如果理论的正确与否只能由理论的预测能力来说明，那么观察和经验就不能依赖于观察者的理论或概念框架。否则就弗里德曼的论点将陷入一种理论和预测的循环论证的怪圈，即理论的正确与否由预测来证实，预测又依赖于别的理论，而这些别的理论的正确与否还得又由预测来证实,那么实证研究将使得理论不可证伪。不难发现弗里德曼的“假设不相关性”的观点，从证伪主义的角度来看它是非科学的。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必须从客观存在出发合理的抽象核心假设，不能脱离客观存在，理论的假设不能与事实向违背。从科学研究框架方法论（MSRP），不难发现“经济人”假设（自利最大化）作为主流经济学中形而上学的“硬核”，“硬核”不仅是不可反驳的而且有“保护带”（保护带是由有许多辅助假说构成，一旦反例出现通过修改辅助假说来保护硬核不可反驳）。事实上“硬核”更多的是一种的对不可反驳的信仰，因为“硬核”并不禁止任何可能反驳“硬核”事情发生。

一方面世上没有不可代替的理论，另一方面即使被事实了的理论是可以挽救的。挽救是有代价的，代价过高将得不偿失。理论研究在于提出一个理论逻辑，实证研究在于检验相互排斥或并存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理论逻辑的真伪和条件性，随着时间的变化条件性一旦改变可能今天被的理论明天将重新启用。这也就意味着一次性彻底某一理论或者理论核心假设是不太可能的，采取动态的核心假设的思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了强理论的生命力。西蒙提出了非理性人的假设，以及目前对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的研究等，这些都与理性经济人假设相互排斥和竞争。尽管非理性人假设被越来越多的主流经济学家所认可，但依旧不是主流经济学的基础假设。对主流经济学而言毕竟维护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代价远比用非理性人假设或者其他假设替代的代价要小得多。弗里德曼坚持理性经济人假设，罗伯特.卢克斯不仅认为“经济人”是理性的同时还能做出理性预期。合理预期的理性经济人，使得传统的“经济人”假设又恢复了生机。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演变思路就是通过不断的调整和修改辅假设来保全核心假设（自利最大化）。而通过调整和修改辅假设可以使理论体系（或者“硬核”）免受反驳毕竟是有限度的，一旦“保护带”的调整和修改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理论体系就将面临被强证伪。

三、“经济人”假设的反思

尽管“经济人”假设坚持了自利最大化这个“硬核”，通过调整调整和修改和辅假设（例如增加人可以做出理性预期的假定）来避免被反驳，但仍有内在缺陷需要引起注意。

（一）基于功利主义建立起来的经济人的内在缺陷

无论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还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都是人性的利己性和功利主义为基础的。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其共同的本质就是注重效率。斯密认为“看不见的手”在分配环节也起作用，即使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可以完全竞争，但在分配环节是无法做到的，其根源在于功利主义的本质在于“总体原则或效率原则，根本不关心分配问题”。结合西斯蒙第和凯恩斯对自由放任政策的反思，我们不难发现分配决定收入，收入决定消费，进而决定生产，进而影响国民财富的增加；目前依靠劳动生存的人数在劳动总人数依然占大多数，同时大部分的消费也是他们决定的。在斯密看来，自由竞争可以使稀缺的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同时实现了国民财富的最大化。自由竞争可以用于消费、生产，然而无法用于分配，在分配中不同群体的利己性是具有对抗性的，是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协调的。换句话说，市场机制在解决分配问题方面还十分有限。

（二）“看不见的手”能否引导经济人达到国民财富最大化

“囚徒困境”中个人追求自利最大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可知在没有个体间协调时理时，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是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充分条件。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不仅包括竞争同时还包括合作，在个体追求自利最大化的过程中将产生集体之中不同的理性的个体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这个问题被诺斯称为“一切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是经济学的重要问题。如果通过协调个体之间的利益与个体与集体利益达到一致，那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将可能通过个人追求自利最大化实现。利己最终目的都是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经济人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通过最求自利最大化间接实现最终目标，还有赖于通过有意识的对功利主义者标准的遵守，以及对社会利益的关切为最终目标。

四、结语

总之，首先、“经济人”不等同于“社会人”或者现实人，它是对符合市场经济本质的合理抽象。其次、主流经济学所坚持的经济人假设并非不变的，内涵和外延都不断的调整。其三、对人的行为的认识需要不断吸收其他社会科学以及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思路。如丹尼尔・卡内曼和特沃斯基提出的展望理论将心理研究成果与经济融合到一起，拓展了面临风险时行为的认识。最后、经济人假设的致命缺陷源于其哲学基础功利主义，也是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不可协调的产物，同时我们看到了从经济的驱动力经济人出发，要达到国民财富的最大化或者经济持久高效的运作，必须加强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与法制建设以及对社会利益的关切。

非理性经济学范文第9篇

关键词：和谐社会；行为经济学；传统经济学；公平互惠；机制设计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8)04-0008-06

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目前对和谐社会的分析和研究多侧重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阐释，本文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

一、从和谐的角度看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定

传统经济学一般是指由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和由马歇尔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逻辑推演的基本出发点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即经济行为主体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也就是说，消费者总是在一定的收入约束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厂商总是在一定的技术约束下最大化自己的利润。理性经济人假设包括：(1)自利假设。即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动机是追求自身利益。斯密在其经典巨著《国富论》中的一句名言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2)理性假设。即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目标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通过引入边际分析方法以及建立最大化理论得到了充分的体现。(3)公共利益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然结果。斯密认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个人的自利行为，从而促进社会福利。“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传统经济学之所以作出这种基本假定，有其社会学和哲学基础。首先，传统经济学认为，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生存是人类一切行为的根本出发点。离开了生存，人类的其他任何行为都无从谈起。它的另一个基本假定是资源的稀缺性。人类要在资源稀缺的约束下生存下去，理性经济人就成为人类的一种本能，自利就成为决定人类经济行为的最重要因素，因而建立在资源稀缺性和理性经济人假设之上的自由经济就成为一种必然的制度选择。其次，基于科学主义的基础，传统经济学舍弃了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和社会性等特征，抽象出人类行为的经济性和理性，形成了理性经济人假设，从而建立了对人类行为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并可以运用数量方法对人的经济行为进行确定性分析，使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其自身框架下日益完美和精确。这充分显示了理性经济人假定的科学主义哲学特征。

下面，我们换个角度重新审视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定。这个假定意味着人的行为动机是自利或者利己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活动中的唯利是图提供了理论基础。尽管斯密指出，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看不见的手”会引导理性经济人的自利行为，从而促进社会福利。但问题的关键是，当这种制度安排尚未完善的情况下，理性经济人的这种自利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增进社会利益，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是否会导致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矛盾和冲突。现实中，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团体、团体与团体之间追求各自利益的自利行为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矛盾和冲突；政府、企业以及公众之间的利益互动过程，如果是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之上的政策设计，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矛盾和冲突；自利的经济人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导致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所有这些矛盾和冲突，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不和谐。究其根源，就是制度不完善情况下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看来，这些矛盾和冲突导致的社会不和谐现象是正常的、合理的。

二、传统经济理论框架下促进和谐的途径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在传统经济理论框架下，也存在合作，但这种合作是被动的或者说是消极的合作。主要表现在：一是道德约束。不可否认，在现实中，道德约束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道德受到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的制约。在市场经济不完善的情况下，以信用为核心的道德建设也显得相对滞后，因而道德约束的作用有限。二是舆论监督。随着社会的进步，舆论监督的作用及其影响不断扩大，这对于促进社会的和谐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舆论监督也不同程度地遇到了一些人为的障碍和压力，这本身又反映了社会的不和谐。三是法律制裁。完备的法律制度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根本保证。法律制裁是对违法者采取的强制性惩罚措施，它在惩罚违法者的同时，也对意欲不轨者起到了警示作用，但法律毕竟是以事后惩罚为主，依靠法律制裁来促进社会和谐。这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四是惩罚机制。随着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成功运用，传统经济学中的合作行为在博弈论的视角中被刻画为完全信息无限次重复博弈，或者是不完全信息有限次重复博弈，即声誉模型。这些博弈模型建立了在自利基础上对不合作行为的惩罚机制，通过这种潜在的惩罚机制，迫使自利的经济行为主体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采取必要的合作行为。

然而，在传统经济理论中，上述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方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按博弈论的观点，经济博弈中的纳什均衡都是非合作均衡，或者说是低效率均衡，合作被解释为被迫的，而不合作是自然的常态。从一定意义上说，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并支持了社会经济中的矛盾和冲突，而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方式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行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产生各种社会不和谐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三、和谐的理论渊源：行为经济学

出于演绎分析的需要，传统经济学假定经济行为主体是理性的经济人，从而使经济学成为完美的科学理论体系。然而，这一假定并不完全符合现实。心理学试验表明，现实中的个人行为并不完全取决于追逐个人利益的动机，还会受到追求内在社会偏好的影响。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定进行了大胆创新。行为经济学认为，理性经济人假定具有非现实性和不可检验性，人类行为所追求的并不完全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人们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同时还关注人的认知、需要和情绪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人类行为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既有自利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因此，行为经济学试图通过修正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将复杂的人类行为分析纳入经济学理论体系。

行为经济学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以现实为基础，以心理分析和经济运行规律相结合，通过观察与试验等方法，对个体和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进行研究。其实，行为经济学思想在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已经有了充分的体现。在这部著作中，斯密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设，把源于人的同情心的利他主义情操视为人类道德行为的普遍基础和动机。斯密指出：“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的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斯密之后。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这种关注他人福利的社会偏好逐渐脱离了经济分析。

在行为经济学的萌芽阶段，Katona(1951)最先将心理分析引入经济学研究。他在广泛研究消费者行为的心理基础上，提出了通货膨胀心理预期假说。Allais(1953)通过一系列可控试验，提出了著名的“阿莱斯悖论”。这个悖论说明：“现实中的人们在面临风险时并不总是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行为选择也不是完全依据概率行事”。它揭示了人们的行为决策存在与效用最大化相背离的非理性情况。Simon(1955)最早对传统经济学中经济人的理性假设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经济行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进行选择时，其心理过程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所以，应该把心理学的内容纳入到经济行为分析中。心理学中的理性选择注重过程而非结果，据此，他指出经济行为主体的真实选择不可能具备传统经济学假定中的完全理性，只能是有限理性而已。因为，人们在决策时不仅面临复杂环境的约束，而且面临自身认知能力的约束。

随后，通过Kahneman和Tversky的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奠定了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基础，使行为经济学由此步入成长阶段。Kahneman和Tversky(1979)指出：人们的行为不仅受到利益的驱动，而且还受到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如本能、偏见、歧视和嫉妒等。他们通过心理学和经济学的有机结合，提出了经济行为主体有限理性决策的理论模型，即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前景理论揭示了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的决策行为具有对理性偏离的倾向。相对于Von Neumann-Morgenstern期望效用理论，前景理论向精确描述不确定条件下的个人决策行为迈出了重要一步，对“阿莱斯悖论”作出了合理的解答。Thaler(1985)提出了心理账户理论(Mental Accounting Theory)，这种心理账户以非预期的方式影响着行为主体的经济决策，使其违背最简单的经济法则。这为进一步研究现实中人们的经济行为和消费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而Shiller(1985)和Kahneman(1986)等以垄断价格现象为例分析了公平问题，揭示了人们追求公平的偏好。他们发现，消费者认为垄断价格一般是不公平的，因而即使是在物有所值的价格水平下，他们也会拒绝购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垄断厂商也会顾及人们追求公平的意识，将价格定在传统经济学所预期的水平之下。Shiller和Dawes(1988)证实了人们的“社会动机”和“公平意识”。

继Kahneman和Tversky之后，又有一批著名的行为经济学家发表了众多研究成果，这表明行为经济学进入了繁荣发展阶段。Rabin(1993，1998)认为，追求公平的心理已经在很多市场，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作用。其主要贡献是，通过将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融入传统经济学理论，以修正其关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持续偏好等基本假定。Thaler(1999)和Mullainathan(2000)认为，人类是有限自利的。人类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实践表明，利他主义、社会意识以及公正追求的品质和观念是广泛存在的，否则，无法解释现实中大量存在的“非物质动机”或“非经济动机”。David Laibson(2000)通过把经济运行规律和心理分析有机结合起来，研究了市场上人类行为的复杂性，认为人性中有情感的、非理性的、观念引导的成分。Camerer et al.(2001，2003)将心理学解释应用于博弈行为的分析，由此出现了行为博弈论。

目前，行为经济学正在经历着由完全理性向有限理性、由完全自利到有限自利的转变和提升，使经济学研究进入到更现实和更深入的领域。正是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经济行为主体之间合作的可能性，从而为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促进社会和谐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

四、基于行为经济学的公平互惠理论

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定意味着人是没有感情的天才。然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及社会现实表明，人是有同情心的，人不仅关心自己的利益，也会关心别人的利益，而且人具有内在的公平偏好；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有限的认知能力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互惠与合作提供了可能性，而公平、互惠、合作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要素。

和谐需要合作，合作就必须考虑行为人的公平、互惠等社会偏好。为此，经济学家特别是行为经济学家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Becker(1974)，Arrow(1981)，North(1990)，Samuelson(1993)和Sen(1995)相继发现行为人关注他人福利的社会偏好，可能会导致重要的经济结果。随着试验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诸如最后通牒博弈、礼物交换博弈、公共品投资博弈及信任博弈等可控试验博弈的发展，发现绝大部分受试验者显示出了非公平规避、互惠等社会偏好。这表明：现实中的个人行为不仅受到追逐个人利益的动机所引导，而且还受到包括对于公平的追求在内的社会偏好的影响。如Meidinger et al.(2001)通过单个委托人一多个人的委托关系的重复试验发现，委托人的公平契约报价有利于团队合作，可以减少搭便车现象；而在标准委托一分析框架中，由于没有考虑参与者的公平偏好和互惠偏好等社会偏好，从而不能改善团队合作。Fehr和Fischbache(2002)认为，传统经济学毫无例外地假定所有经济主体仅仅被物质自利所驱动，忽视个体显示出来的社会偏好，因而不能确定物质激励效果和决定因素。基于这些试验现象，Camerer和Thaler(1997)、Camerer(2003)认为，应以这些试验证据为基础，把行为经济学和行为博弈论的成果结合起来，发展新的理论模型，这种模型应该把诸如公平和互惠等社会偏好纳入效用最大化分析框架中。Fehr和Fischbacher(2002)，Englmaier(2004)，Itoh(2004)将此发展为一种分析问题的新范式，即行为契约理论。

按照行为经济学的观点，公平互惠偏好是一种条

件合作行为倾向，关键在于对对方意图的信念或判断，对善意的行为进行回报，而对恶意的行为进行惩罚。在标准博弈模型中，参与者的最优反应函数是一阶信念或对方战略选择的函数，无法描述意图因素。Geanakoplos，Pearce和Stacchetti(GPS，1989)首先提出了一个心理博弈模型，用于分析参与者的意图对博弈均衡的影响。在心理博弈模型中，参与者的最优反应函数不仅取决于对方的策略选择，而且取决于自己的二阶信念，参与者根据自己的信念结构判断对方的意图，进而决定反应策略。

(一)Rabin模型

对于公平互惠理论的经典研究，应当是Rabin(1993)所建立的博弈分析模型。他在GPS心理博弈模型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引入公平偏好的博弈论体系。其关键性的工作是，通过对“公平”加以严密定义来改造传统博弈论中的支付函数，从而得到除传统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之外的新的均衡，即“公平均衡”。这项研究还发现了许多合作性均衡，但并不要求传统博弈论中的无限次重复博弈或者信息不对称条件，这种结果对利他行为与合作现象的解释是强有力的。他的一个独特贡献是把公平定义为：“当别人对你友善时你也对别人友善，当别人对你不友善时你也对别人不友善”，并且对这种概念给予明确的规定，即“如果你在损失自己效用的情况下去增进别人的效用，就被定义为你对别人友善；如果你在损失自己效用的情况下去损害别人的利益，就被定义为你对别人不友善”。心理学的诸多试验表明，人的行为在许多情形下是遵循这种公平规则的，特别是在按照这种规则作出反应所可能造成的潜在物质利益损失不太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给出公平的定义之后，Rabin(1993)以双人博弈为例，构造了一个“友善函数”来测度一个局中人对另一个局中人的友善程度，并由此构造局中人的效用函数，对其进行效用最大化分析。

在Rabin模型中，局中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依赖于下列三个变量：(1)他自己所选择的策略；(2)他的信念中对方所选择的策略；(3)他的信念中对方认为

通过这四个假定，Bolton利用激励函数验证了最后通牒博弈及独裁者博弈的试验结果。

相比之下，Rabin模型更强调意图公平，而Bolton模型则更强调结果公平。在他们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Sethi和Somanathan(2003)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对人类互动关系中的互惠行为进行了研究，包括长期关系以及无固定模式的互动关系。Falk和Fischbacher(2006)提出了一个既考虑结果公平，又考虑意图公平的模型，并建立了规范的互惠理论。Cox et al.(2007)则提出了一个更易处理的公平互惠模型。该模型认为，局中人的相对身份和友善程度决定了局中人的情感状态，情感状态又决定着局中人之间收益的边际替代率以及后续的行动选择。

最近，蒲勇健(2007)的一项原创性工作是将Rabin(1993)的“公平博弈”概念植入现有的Holmstrom-Milgrom委托模型，获得一个考虑了人表现出互惠性非理的新的委托模型，由它给出的最优委托合约可以给委托人带来比现有的最优委托合约更高的收益水平。该项研究发现，现有的Holmstrom-Milgrom模型中的最优合约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可以通过植入人的互惠性非理进行帕累托改进。

五、公平互惠理论与社会和谐

从思想到理论、再到具体的模型，公平互惠理论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并逐渐成为经济学特别是行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这一理论认为，人们出于内在的公平互惠偏好，通过对公平的追求产生互惠的行为，进而在经济关系中形成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会进一步增进社会福利，并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由此促进社会的和谐。所以，公平、互惠、合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要素。在这三者的关系中，公平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说，公平是包括经济行为的动机公平和结果公平的行为人的一种内在偏好和追求。互惠是实现合作，进而促进和谐的途径和手段。行为人出于内在激励，通过在经济关系中的互惠行为，实现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合作。这种合作关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是必需的。合作是公平与互惠的必然结果，也是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我们所追求的和谐社会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合作而不是对抗，和谐而不是冲突。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说，和谐社会是公平的社会。是互惠的社会，是合作的社会。

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如在城市拆迁中的“钉子户”现象，就是在拆迁过程中开发商与拆迁户之间利益冲突的集中表现。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开发商与拆迁户均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开发商在计算拆迁补偿费用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总是希望补偿费用越少越好，而拆迁户恰好相反。另外，现有的拆迁补偿政策仅仅考虑了拆迁户的生活成本，而没有考虑其他额外的成本，包括精神成本，由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钉子户”现象。反过来，这种现象又给开发商带来了不必要的成本，包括时间和效率的损失。因此，这种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博弈结果，使双方利益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并在社会上产生不良的影响，违背了社会和谐的要求。根据蒲勇健(2007)关于植入“互惠性”的观点，如果从行为经济学的公平互惠理论出发，在拆迁补偿中，开发商作出互惠性的非理，给予拆迁户一定的额外补偿，即对拆迁户表现出一定的友善，同时拆迁户对这种友善性作出行为反应，即对开发商也表现出一定的友善，那么这种双方行为的友善必将导致互惠的结果，双方利益都会增加。这样，矛盾和冲突就有可能减少，才可能实现社会的和谐。这正是我们把行为经济学中的公平互惠理论作为和谐社会的经济理论基础的原因。

基于行为经济学的公平互惠理论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微观经济理论基础。并可以依据这一理论对和谐社会进行机制设计或制度安排。同时，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也为公平互惠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现实基础。可见，二者的关系可归结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辨证统一的。构建和谐社会，本质上就是建立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没有根本矛盾和冲突的社会。当然，这种公平互惠理论也可以延伸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互惠与合作，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本质上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互惠行为。因此，公平互惠理论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六、结论

本文从思想到理论、再到具体的模型，阐述了基于行为经济学的公平互惠理论，得出了如下基本观点：公平、互惠与合作是和谐社会的经济要素；公平互惠理论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微观经济理论基础，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又为公平互惠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因此，以公平互惠理论为基点，深入开展和谐社会的微观经济机制研究和经济政策设计，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非理性经济学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经济人假设；相对理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假定前提条件时，关于经济人假设的理解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类认识是否定经济人假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地位，把这一假设条件看作是西方经济学特有的经济范畴；另一类认识则在批评新古典经济人假设的同时，承认并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理论。

笔者同意后类观点，因为马克思经济学巨大的理论包容量是任何经济理论体系都无法比拟的。如果从经济人的角度来考察马克思经济学，则可以梳理出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理论脉络，这是我们构建一个科学经济人假设的重要理论根据。

一、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的重要思想脉络

首先，马克思的“经济人”实际是经济关系人。马克思认为，人们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发生着两个方面的联系：一是人与自然的联系，即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生产出以物质资料为载体的物质利益，这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二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人们在与自然发生联系的同时，相互之间必然发生着一定的关系，即生产关系。为此，他指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经济关系人的根本特征是资本关系人，如他指出：“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

其次，马克思的经济关系人是在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相互矛盾运动中存在着。马克思先以简单商品经济为例分析了经济关系人理性的矛盾运动过程，马克思认为，简单商品生产者关于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是有理性的，但是，这一理性只是个体理性，而这个个体理性是否符合社会理性。或在多大程度上与社会理性相符合，完全取决于私人劳动能否转化为社会劳动，这要在商品交换中才能见分晓。但在交换中要实现这一转化则是一个惊险的跳跃。因为：第一，私人的个体理性与实际的社会理性在质上很难一致。如马克思分析到，(1)商品生产带有很大盲目性，不可能精确地估算出社会需要，即使即期估计可能是正确的，但随着时间的移动，也可能是错误的。(2)社会需求本身也在不断变化，如果商品生产者墨守成规，就不能满足社会新的需要。(3)社会需求是有限度的，同时存在着竞争者，所以可能有一部分商品卖不出去。第二，私人的个体理性程度与实际的社会理性程度在量上很难一致。马克思认为，(1)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变化的，因此在商品交换中，商品能换到多少货币很难确定。(2)即使某种商品都包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这种商品的总数仍有可能包含耗费过多的劳动时间，因为，商品生产者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只有符合社会总劳动对该商品生产部门所分配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因此，马克思指出“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而“最愚蠢不过的教条：商品流通必然造成买和卖的平衡”。正因如此，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谈到经济人的理性问题，但是，他的理论中已经包含了这一理论内容。

接着马克思分析了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转化为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使经济人理性的矛盾更加扩大了。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虽然社会化了，而生产资料和产品却属于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服从于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狭隘利益，广大雇佣工人则处于被无偿剥削的境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两组利益矛盾：一是，个别企业有理性的利益追求与整个社会利益无理性运动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要求企业生产是有组织的，各个企业能完全理性地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的问题。可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各个企业并不完全了解社会的需求，造成整个社会生产又极其无序和非理性化。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供给与需求相对缩小的利益矛盾。资本家对剩余利益的无限贪欲和迫于外部竞争的压力。必然要改进生产技术，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而资本主义信用的广泛发展为其提供了可能。但这些无限供给却归资本家所有，并且资本家在扩大无限供给的过程中，不仅加深了对雇佣工人的剥削，而且资本的积累、集中、积聚又造成大量工人失业，农民、手工业者破产，从而，整个社会的需求日益相对减少。当上述矛盾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整个社会的宏观经济波动就不可避免。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企业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矛盾正是资本主义利益矛盾运动的表现，并且这些利益矛盾的发展与激化，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整体利益的丧失。

可见，经济人以及经济人的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矛盾运动是马克思经济学中一条明晰的主线。在此，马克思经济学主要采用宏观的、动态的、客观的分析方法，通过对资本主义整个制度的产生、发展、灭亡的全过程的剖析，间接地揭示了经济人理性变化运动规律，并将它的内在性归结为利益矛盾的存在、发展与演化，这一分析逻辑只有马克思经济学所独有的方法论体系才能完成。

同时，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经济学在阐明了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冲突以及追求两者一致性的重要性的过程中，已经包含了理性的相对性的思想，即个体理性不是孤立的，而是相对他人、相对社会而言的。因此，笔者的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正是从这个角度对理性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分析。

二、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理论分析

所谓经济人的相对理性，就是指经济人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决策和行动过程中，相对于整个社会环境以及外部的约束条件而言，其理性是相对的。1、经济人的理性是相对和变化的

经济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是相对于与之有利益相关的外部世界、相对于某一时间阶段来讲的。如果不考虑个体行为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作用所带来的影响，仅从孤立的给定条件出发来评判个体行为的理性程度将会得出非常片面的结论，因此评价个体理性时必须充分认识到其相对性。具体而言，理性的相对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人在对某一行为作出决策时，是不能脱离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一方面，经济人的决策要依赖于外部世界提供的便利条件和约束条件，另一方面，经济人的决策又会对相关的外部世界产生影响。(2)个体行为指向的对象由于受到个体行为和社会条件的影响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也就是说，行为主体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面对的对象也是相对的。(3)在对个体理性进行考察的时候，不能只孤立地看到条件本身是什么，而是要看到这一条件在具体的环境下对个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因为，同一事物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时点、对不同的行为个体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4)经济人个体行为过程是由个体与其他行为方的行动一步一步连接而构成的，是一个个体行为与约束条件互为因果的发展过程。行动的每一阶段由于行为各方不同的行为模式和一些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得不确定，不确定的阶段性结果又影响着下一阶段个体的选择空间和结果，此过程具有显著的相对性。(5)个体行为的最终结果理性与否的评判也是相对的，这一方面取决于个体行为者事先的理性预期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具体的社会背景条件，也就是说必须将个体本人的影响和对外部的影响结合起来考察，不能孤立的来看待。

就发展的角度来看，经济人理性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人的完全理性实际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非完全理性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经济人的理性程度也存在一个由非完全理性逐步接近完全理性的发展过程。所以，经济人的理性是动态的、变化的。就普遍联系的角度看，经济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是一个动态的相互作用过程，这种动态交互贯穿于个体行为的全过程，表现为经济人个体本身以及对其构成影响和约束的外部条件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这是因为经济人作出决策时所面临的外部条件并非一经给出就静止不变，同样的，经济人也不是在作出首次决策后就再无其他行动。一方面，经济人会不断地受到外部条件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经济人的变化又对外部条件产生着反作用。正是这种经济人与外部条件的变化和交互作用使得经济人的理性具有动态性。

2、经济人的理性约束条件是多元和动态的

经济人作为社会中的人，其行为要受到各方面条件的约束，这些约束条件是多种多样的，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而这些条件本身在不断变化，其影响程度也随着它们与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发生着变化。

首先，约束条件是多元的。作为被抽象出来的经济活动承担者，经济人必然是以某种方式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中去的个体。个体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必然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约束，这些约束条件主要有：

一是按照约束条件的来源，可以划分为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两类。主观条件指的是个体自身的各种约束条件，主要包括个体的相关知识水平、计算和判断能力、体力状况、性格倾向等等。客观条件指的是个体外部的各种约束条件，如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信用状况、直接利益相关者状况等等。

二是按照约束条件与个体行为结果的相关程度，可以划分为直接条件和间接条件两类。直接条件指的是对个体的行为及其结果有直接影响的因素，间接条件指的是对个体的行为及其结果没有直接影响，但可能会通过其他因素的传递而最终对个体产生影响的因素。

三是按照约束条件的动态程度可以分为相对固定的约束条件和相对变动的约束条件。相对固定的约束条件是指，在一定时期变化不大的因素，相对变动的约束条件是指在一定时期变化较大的因素。

此外，约束条件之间也可能有着某种程度的互相影响，有时候，这种影响还可能是非常明显或非常重要的。多元的约束条件之间的相互影响形成了一种既相互抵消又互相加强的作用力，这使得它们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机制更为复杂。

其次，约束条件是动态变化的。在个体对某一行为作出决策并付诸实施的全过程中，与该行为有关的约束条件也是处在不断变化中的，所谓“给定条件”只是在某一特定的时点上的条件。以事前、事中、事后分别的约束条件来评判个体的理性程度，可能得出差异巨大的结果。

对于个体的决策行为来讲，所有约束条件在一定时期内都可能发生变化。不同约束条件的变化对个体行为结果的影响可能是同一方向，也可能是不同方向，有些影响互相抵消，另一些可能互相加强。因此，处在不断变化中的约束条件对个体行为后果的影响同样处在变化之中。在最初时点上被认为是理性的决策随着约束条件的不断变化有可能产生与其预期有差异的结果，差异的程度随着约束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由于某些突发事件而导致的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导致资本家投资的实际结果与预期大相径庭。从事后来考量，这些投资行为应该被判断为非理性的，而这一结果正是由于外部的约束条件产生戏剧性变化的结果。

约束条件不但本身不断在变化，而且对特定个体行为的影响力也是在变化的。如在生产中，原材料价格变动对产品生产的利润率有直接影响?然而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影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以欧佩克石油供应变动对世界各国国民经济的影响为例，80年代以前，世界各主要工业国家对欧佩克的石油供给依赖性很强，以至于欧佩克70年代的减产造成各国连续多年的萧条，从这里可以看出石油作为原料对生产利润的巨大影响。但是，正是认识到了这种过度的依赖性，各工业国此后开始寻求其他渠道以削弱欧佩克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萧条以后的几十年间，两方面的变化使得欧佩克对工业国生产的影响力明显减弱了，一是太阳能、核能等新能源的飞速发展，二是许多非欧佩克成员国的石油出口逐渐占据了越来越多的世界石油市场份额。因此，欧佩克的石油产量对世界经济虽然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其程度已经不能与80年代之前相提并论了。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新时代，技术进步给生产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生产的各种约束条件的影响力也随着技术进步在不断改变。因此，约束条件对个体行为理性程度的影响也必须动态地来考察。3、经济人的理性评价体系不是个体的而是社会的

经济人的完全理性实际是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对于所有个体经济人而言，他们都是按照决策时所掌握的信息作出自己认为最优的决策，如果仅从个体的角度进行孤立的判断无疑都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并不是真正的理性，因为这种事前貌似理性的决策经常带来的是事与愿违的结果。个体要达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就必须让自己行为的结果满足社会的需要，即只有达到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才可以说人达到了完全的理性。然而由于人的信息搜集、处理、计算等能力都是有限的，加上外部世界的高度复杂和不断变化，这种统一的达到是偶然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个体只能不断接近这种完全理性。

经济人的社会理性是不可控的。个体理性是单纯从行为者个人角度出发所进行的评判，个体行为者对外部条件的信息进行搜集、判断和计算，并作出自己认为适当的决策，为自己的决策承担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对理性的判断所牵涉到的因素或变量有限，因而比较容易控制。社会理性远远不同于个体理性，社会理性的实现不是单个或有限个体的行为的结果，而是全社会无数个个体经过极其复杂的动态交互过程而形成的。它受到大量处在不断变化中的因素和无数个个体行为的共同影响，而且这些因素和行为本身又都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此，对社会理性是难以加以控制的。

理性的评价体系是社会和事后的。个体行为与外部约束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导致多重均衡的产生，行为的整个过程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随时都有可能产生变化。这可能是由于个体行为的结果在外部条件的制约下具有不确定性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个体的行为与外部制约条件的相互作用造成的结果并不是能够事先完全确定的，最终的真正结果是多重均衡中的一个，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

三、经济人理性程度的测量标准

基于上述，经济人理性程度的考察和测量标准具有全面、动态的特点。

对于具体的个体理性评价案例，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简洁的理性程度测量模型。模型设定个体的理性程度是0—1之间的某个数值，其中，“1”表示完全理性，“0”表示完全非理性，数值越大，理性程度越高。显然绝大多数情况下个体的理性会是介于0和1之间的某个数值。

理性程度测量的基本方法如下：

①：R0=R0(a0，b0，cR0…)；

②：Rt=Rt(At，at，bt，ct…)，t=1，2…n，O≤At≤1，0≤Rt≤1；

③：at=at(R-1)，bt=bt(Rt-1)，ct=ct(Rt-1)…；

④：X=(R1+…+R和+Rt+Rt+1+…Rn)／n

在上述公式中，R0表示最初时点上(第0期)个体行为对社会利益影响程度的初始值，由a0，b0，c0等确定；a0，b0，c0等是在第0期给出的社会中a，b，c等具体要素的初始值，为常数；Rt表示t期个体行为对社会利益影响程度的函数，At表示个体在t期对自身行为的调整系数，at，bt，ct等分别表示t期个体行为对社会中a，b，c等具体要素的影响程度；x表示最终获得的个体理性程度的数值。

把个体行为从决策开始到行为结束分为n+1个阶段(从0到n)。R0这一时点上行为尚未开始，因此其值由a0，b0，c0等初始值给出。Rt表示t期个体行为对社会利益影响程度的函数，Rt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数值越大，表示个体行为在该期对社会利益的贡献越大。Rt是一个以At、at、bt、c。等为自变量的复合函数。其中，Al是个体在t期对自身行为的调整系数，该系数介于0—1之间，At对函数值有着明显的修正作用，这里就体现了个体根据实际情况对行为进行着动态的调整，以及这种调整对行为结果的影响。at，bt，ct的值分别是t-11期个体行为对社会利益影响程度的函数R。的函数，它们反过来又决定着t期个体行为对社会利益的影响程度。最后，把从第1期到第n期(由于第O期行为尚未开始，因此不计算在内)个体行为对社会利益影响程度的数值取一个平均值，得出的x就是我们要测量的个体理性的数量值。该值介于0和1之间，数值越大，理性程度越高。可以看到四种典型情况：(1)个体一开始就不考虑社会利益，以后也一直不考虑社会利益，那么最终值将会接近于0，即该个体理性程度很低；(2)个体一开始就充分考虑社会利益，以后也一直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社会需要，那么最终值将会接近于1，即该个体理性程度很高；(3)个体一开始并不考虑社会利益，但以后逐步调整行为以适应社会利益，那么最终值将会接近于区间中段；(4)个体一开始充分考虑社会利益，以后却渐渐走向自私，不再考虑社会利益，那么最终值也将接近于区间中段。

上述理性程度测量模型的依据是，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只有当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一致时。个体才是真正理性的，因此，理性评价的主要原则是看个体行为结果是否体现了这种一致性。个体行为的整个过程划分为若干区间，个体行为对社会利益的总体影响程度是由个体行为的动态调整和社会中受到个体行为影响的各个具体因素共同决定的。个体行为与约束条件之间的动态交互充分表现在：约束条件在每一期作为自变量对个体的行为构成影响，而这一期的个体行为的结果又作为自变量对下一期的约束条件构成影响。个体在每一期都会根据上一期行为的结果对下一步的行为作出调整，这将使得每一期的个体行为对社会利益的影响都有所不同。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理性程度测量模型不仅考虑到个体行为起初的目的和最终的结果，而且考虑到个体在行为过程中的调整所带来的影响，是一个动态的以社会利益的实现为基本考察原则的模型。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评价经济人究竟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问题就容易多了。如上所述，如果经济人一开始就考察到社会利益，而在整个过程也一直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社会需要，那么最终值将会接近于l，即该个体理性程度很高，可能接近完全理性。这说明经济人如果是理性的就不能是自私，就算他是自私的，他也必须如贝克尔所说要掩盖起来。如果经济人一开始就考察个体利益，在以后的过程中也不考察社会利益，那么最终值将会接近于0：即该个体理性程度很低。这也说明自私人是非理性的，其结果也不可能获得最大化的利益，因为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相一致时利益才可能达到最大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古典主义经济人假设存在的最大悖论就是自私人与完全理性人是无法统一的。

四、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理论价值

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这一经济范畴的确立，为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逻辑起点。这样，经济学在研究经济问题以及人的经济行为时，可以不需要考虑所有的影响因素，而是把人在经济意义上的特点抽象出来，这使得经济学对人的行为分析大大简化了。但它的完全理性、完全自利等假设也因其与现实的不相符合而不断受到质疑。斯密之后。先后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博弈论等诸多经济学流派或学说都直接或间接地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继承或修正。

中国学界关于理性经济人的创新观点也很多，如程恩富关于理性与非理性并存的“新经济人”假说，孟捷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继承和发展经济人假设合理成分的分析，李炳炎关于科学经济人的理性说，郑贵廷等关于“适应性理性经济人”假说，以及市场经济理性的观点等，这些研究成果都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条件下发展了经济人理论。笔者提出的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与以往的各种经济人假设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这一假设认为经济人的理性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其相对性主要体现在经济人的行为与外部世界普遍联系，并与外部世界有动态的相互作用，从而对其理性程度产生影响。这与以往的各种经济人假设大多把经济人的行为看作是孤立的或与外部世界不存在动态交互影响的假设有重大差别。

1、与新古典经济人假设的区别

在新古典经济人假设中：个体的决策是在给定价格参数和收入约束的条件下最大化自身的效用。个体的效用函数只依赖于他自己的选择，而不依赖于其他人的选择，最优选择只是价格和收入的函数而不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人与人之间的选择是相互作用的，但对个体来说，所有其他人的行为被事先总结在作为参数的价格当中，个体作出决策时既不考虑自己的选择对别人的影响，也不考虑别人的选择对自己的影响。

从上述对新古典经济人假设特点的归纳，我们可以看出，它与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假设经济人至少在其行为的过程中是孤立的，外部世界的全部条件仅仅被概略地总结为以价格形式表现的参数，这些参数是事先给定的，而且一经给出便不再变动。经济人的行为与这些参数之间没有动态的交互关系。只要经济人的决策已经作出，则外部世界的情况无论怎样变动，都不会再对经济人在考察期内的行为产生影响。相对应的，经济人的行为在考察期内也不会对外界产生任何影响。

与此相反，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最强调的便是：经济人的行为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外部世界有着动态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会对经济人的行为及对其行为的理性程度的测量产生重要影响。外界因素对经济人行为的约束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变化。

2、与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区别

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修正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把古典假设中经济人的无限理性修正为有限理性。这一修正不仅对经济人假设本身，而且对此后经济学、管理学的分析框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限理性假设还被行为经济学等学派所接受并发展。

从有限理性假设本身来看，它无疑比无限理性假设更接近现实。然而，有限理性实际上只是修正了经济人假设中自身利益最大化行为的约束条件，而不是最大化行为本身。就这一点，它并没有对古典经济人假设有所突破。有限理性理论所指出的经济人行为的约束条件是事先给定的条件，在经济人根据这些条件作出决策后，这些条件的变化不再纳入对经济人理性程度考察的范围，经济人行为的结果对这些外部条件的反作用也不再加以考虑。与此相反，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在分析经济人理性的时候不仅要把约束条件作为动态的可变的因素加以考虑，同时也要考虑到经济人行为的后果对这些约束条件产生的影响，是一个不断变动且交互的复杂的过程。

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的制度化过程被看作是社会行为主体追求个人理性化的过程，在它的研究中，涉及到具有各种不同行为倾向的个体的独立选择行为及其相互影响，以此为出发点来讨论个体所表现的各种行为特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竞争与合作。从这点上来说，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理论中包含了经济人与其他个体以及外部世界的其他约束条件之间相互的影响。但是，与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所说的动态交互影响不同，新制度经济学主要说的是社会的制度背景对个体行为方式的约束和影响。这里所说的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框架。在新制度经济学这里，对于经济人来说，他所要接受的制度约束是给定的。虽然长期内制度会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发生在对经济人理性的考察期内，也就是说，制度是经济人效用函数的一个事先给定的稳定的约束条件，而不是一个变量。

3、与博弈论的合作理性的区别

博弈论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相对于忽视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片面强调完全竞争的传统经济学而言，博弈论更注重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决策主体的相互影响、作用、依赖和制约，从而也更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不过，博弈论所阐述的决策主体受到的影响、作用等机制与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观点仍然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