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非理性,也非感性

从建筑的角度来说，中国建筑界既非理性，也非感性。从政治角度讲，很多倡议是当时一种迫在眉睫的需求，比如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倡导建筑设计必须具备“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并且服务于“创造中国社会主义新风格”，这反映出中国的经济与财政状况，但对建筑形式风格的要求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政治导向。于是，我们踩着“后现代主义”的中国现代建筑步伐前行，而这种建筑所表现出来的并非是一种对文化背景、场地环境、经济状况还有现代建筑发展走向等等做理性分析而得来的结果，大多数建筑师也并非有感性的传统，更多的时候只是服从于一种要求，到现今对一些建筑做出的选择，就呈现非理性分析和感性怀念的状态。

建筑师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路走来，经常只是对传统形式的简单模仿来作为一种心理安慰和振奋因素，而并不像吴良镛院士所推崇的：建筑语言的简化和对传统生活方式的留恋，努力在城市中创造出一种邻里关系。日本建筑能够被更多人认可和称赞并不只是因为它现代的外表和独特的内部空间，更重要的是它延续了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习惯和内含一种日本禅学的静。我们把一个完整的传统形式嫁接到柯布式的现代主义“机器”之上，形成一种后现代主义象征符号，但这不应是中国建筑创作的标准和主流。对于现代主义在中国建筑的验证更多的是基于感性的理解，是传统建筑思想上和精神上在当下潮流建筑形态和空间中的表达，而不是简单地依赖传统建筑的标签。

结合中国建筑发展历程和现今建筑界来看，可以看出建筑师往往是“谦虚”的，但这种谦虚却带有了更多的迎合和商业化，会使其接受一切建筑风格而淡化了很多应有的责任。建筑师往往就是这样，当他愿意给自己贴上一个商业化的标签之后，所有之前在学校里的梦想和责任总会被慢慢的磨灭。这就让建筑师不会在传统文化大背景下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感性的思考，也就导致其形成不了自己的风格，无法像识别扎哈和盖里那样让人容易识别，因为他们没有给建筑以生命，那种从属于自己情感结构的气息。作为建筑师来说，不应只成为一个绘图的傀儡，在对投降利润至上文化的谄媚所导致趋同化结果之后，再加上一些对文化的附庸风雅，这很可能会形成一种恶性的发展。因此，好的建筑就应该是对各种问题理性分析之后感性表达的结果，它总能让观者看到作者的心思，使人们看到的不只是各种形态的物质实体，而是那种让人们怀念某种传统的生活(皮亚诺设计的芝贝欧文化中心)或是对某一历史的深省(里伯斯金设计的柏林犹太人博物馆)等等的感情上的共鸣。只有建筑中充满情感的表达才有可能形成风格而使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立足。

现今海外建筑冲击下虽然带来了很多不好的影响，但它也确实积极地刺激了中国建筑师和民众对传统建筑越发强烈的兴趣，也产生越来越多对“外国总是优越”的质疑。但同时外国建筑在施工、材料以及技术和操作流程等多方面对我们的帮助又是巨大的，中国当代建筑师也在此>中击下逐渐成长和壮大，并慢慢对自己有一个明确的定位，是传统的继承还是传统与现代结合，或者是完全打破传统，都各有其点和实践意义。

王澍获普利兹克奖不就是对国内建筑界的一个极大的鼓舞吗?消息传出来之后，来自各方的褒奖铺天盖地，近乎完美，之前很多批判王澍的人也销声匿迹了，却更缺少了一些像佛兰姆普敦这样的真正意义上的批判。我们更需要做的是，通过王澍的作为和他所做出来的一些被国际认可的传统地域性建筑来反思。中国建筑师有很多丰富的实践学习和累积经验的机会，但是随着任务量的增加使其忙得没有时间认真思考，种种问题滋生，迫使中国建筑师和开发商有必要在当代中国和世界格局之间找到新的平衡位置，在传统与快速城市化的矛盾中找到一个有效的解决之道，来共同保护我们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在现代化领域能够得到有机融合和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