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人@方言

2004年6月，苏阳在银川办了一场小型演出，就叫“土的声音”，这个重金属的音乐人抖落一下身子，从此开始都是西北的尘土味漾满了鼻腔。对苏阳而言，脚下这片土地是过去未曾发现的宝藏，家乡的土话现在才是他最有力量的表达。

从踏进幼儿园开始，我们开始接触一种全新的腔调，儿歌为什么是这样在唱？到了小学，我们又用好几年纠缠于每一个汉字的发音，它成了考卷上一道又一道填空题。从《静夜思》到《琵琶行》，无论你来自什么朝代，都成了说着普通话的古代人。有一天，当我离开故乡，听到的最多褒奖——你一点儿口音都没有。终于成了会说普通话的普通人。当然，作为重庆人，说普通话是有死穴的，你别问我“男子篮球”或者“荷兰”跟“河南”的事。

普通话，诞生于1955年的一次会议上，从此成为标准的汉语，迅速覆盖广播、电视、儿歌……它不单单让各地的人们交流变得更加便利，也慢慢拥有了一种无上的正确性、权威性。地域特色鲜明的方言越来越式微，特别在大众传媒上，几乎没有了任何地位，新闻先是不能用方言播了，然后方言电视剧受到限制了，电视剧里的革命历史人物都必须学说普通话了……于是方言只存在于市民的、草根的交流中，它是不规范的、不标准的、不上档次的、不合乎发展方向的。回到重庆，我理所当然说的是故乡的话，但快餐店的点餐小姐坚持服务规范，操练起蹩脚的普通话。这一幕出奇魔幻，“先森，你要的套餐没得了，可以试一哈我们新出的产品，现在买一送一。”我只是想点一份炸鸡。

我们常说“乡音难改”，真正留在一个人身上关于故乡的印记有多少？也许我走得足够远，终于找不到家乡那一味辣椒，味觉开始退化，但家乡话一定记得牢靠。不过，现在我开始怀疑语言的顽固性了，它似乎也成了那一味找不着的辣椒。看到QQ群里尚在故乡的同学用方言聊得火热，我竟顿感陌生，跟父母打一通电话，难免还要组织一下词汇。不得不承认，这里全是普通话，这里没有辣椒，味觉必然会退化。

当电视机里穿在夸张裙撑里的新民歌充斥着我们的文艺生活时，总有人想换换口味，有意无意去寻找那一味辣椒。他们坚持用自己的语言演唱自己的歌谣，他们的故事里都是家乡的味道、泥土的气息，他们将自己的身份和故乡牢牢捆绑在一起。在一个同质化的时代里，这一份坚持却显出一份难得的朴实和真诚。

苏阳继续满口的宁夏土话，张玮玮和郭龙只愿记得白银的美好，马飞痛快地吼着陕西话，顶楼的马戏团陪着上海市民过活、生长，五条人执意讲述自己县城的故事，尽管很多人完全听不懂。听不懂有时候显得不是太重要，或许因为被普通话包裹太紧，所以在这些异乡的音乐里居然听出故乡的味道。顶楼的马戏团主唱陆晨说，方言也是在变化的。不过这个时代，恐怕方言是变化最缓慢的，回头望故乡，早是一片天翻地覆的景象，也许唯有从方言里，才能回到那个故乡。

苏阳@宁夏银川

苏阳1969年生于浙江温岭，7岁来到银川。16岁在西安上学时迷恋吉他。回到银川自己组建了copy乐队“弧线”。1994年到北京学习吉他，接受许多新的音乐观念及技术理论。2007年5月获第7届华语音乐传媒大赏“最佳新乐队/组合”和“最佳新世纪/民族音乐艺人” 提名奖。

那些被认为“土的声音”往往最有力量

“我要在北京呆的时间长了，就自己放一段秦腔听听，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好像那才是我的生活，你要放京韵大鼓那就是陌生。”

“月亮偏了西/天快亮了/架上的鸡开始叫了/睡着的阿哥要醒来了/离别的时候到了……”曾经披着长发，一度想成为重金属吉他大师的苏阳掏出手机播放了一段最纯正的“花儿”，“大家开始都是模仿别人，到了一定时候肯定想跳出来，应该有自己的表达方式，老是那种叮隆咣啷叮隆咣啷，我们到底是中国人，摇滚乐用外语唱听起来很舒服，中国话应该有中国话演唱的方式，我就开始找这种方式，开始学一些民歌。”

“我的家住在同心路边上/那里有我的爹和娘/黄河的水呀/在远方流淌/风沙伴我在成长/从哪里来呀/问我的爹娘/不远千里到边疆……”苏阳出生在浙江温岭，7岁跟随支边的父母来到银川。苏阳眼中的银川“一条大街道两个楼，一个警察看两头，一个公园两个猴”。

苏阳实在不想呆在家里，跑到西安念中专，学的是电工，抱起的是吉他。实习的时候从工厂跑出来，加入各种文工团，开始了走穴生活，陕西、河南、湖北，基本跑了个遍，“像我这样的小孩都是被骗的，像给你画饼一样，我们这个团多么有前途，你只要好好干，把歌练好、琴弹好、帮着搬箱子、装台、卖票什么的。实际上这个团一直在赔钱，一直欠着演出费，欠着欠着团长跑了，没主人了，另外一个哥们又接过来了，借点钱接着干。”苏阳那时候不到20岁，他把那段生活称之为“流浪”，“你看贾樟柯的电影《站台》就跟我一模一样，他遇见的事我都遇见过，就感觉把我又给演了一遍。”

刘鸿的《站台》和西城秀树《罗拉》是那个年代最流行的歌曲，也是苏阳唱得最多的，“《罗拉》其实是首好歌，都是被我们这样的唱烂了。”

苏阳很快就对走穴的生活感到厌倦，到20出头就跑回银川结婚了。儿子今年18岁，刚参加完高考，“我在他这个年龄已经被开除过三回了。”

回到银川，苏阳组了个乐队，开始在夜总会谋生，“我回银川的时候，好多人还说，上次我们在哪儿还干过活啦，没想到有一天你也发唱片了。”

一段迷茫的摇滚岁月后，苏阳听到了“花儿”。

“花儿”又称“少年”，是流行于青海、甘肃、宁夏等地的民间歌曲，因对歌时男方称女方为“花儿”，女方称男方为“少年”而得名。苏阳开始到山里学“花儿”，“花儿是山歌，是农村放羊、种地的人唱的，是山野的东西，现在基本没有农村了，农村都变成城市，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了，就没人唱‘花儿’了。唯独一些老人、留下来的年轻人、中年人还在唱，人数还是很多，但我不认为它是主流的东西。我生活在银川平原，平原的地方‘花儿’少，‘花儿’主要在山区，离我们家大概300公里，在西海固，靠近甘肃，‘花儿’真正家乡在甘肃，我去那儿学了一些。”

苏阳不喜欢采风这一说法，他说自己就是下去喝酒去了。“他爱唱不唱，可能喝差不多了就开始瞎唱，这时候就能听到很多，有时候呆两三天也可能什么都听不到。有时候他唱我也唱，一开始我也很新奇，后来习惯了，就是下去喝酒去，没有那么高雅，说是采风去。有些人就是文艺机构的人，乡村里的文艺团体，他认为自己就是国家演员，不喝酒尽唱那些恶心的歌，说我这首歌在什么地方获过奖，我一听就是创作室写的歌功颂德的东西，你就只能忍着，继续喝，喝到后半场，他小时候会唱的那些就都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