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经济学论文范文

大一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朱伯康；民国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德国历史学派；李斯特；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5-0039-09

朱伯康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经济学家。他早年曾是大革命时代千万进步青年中的一员，并参加十九路军抗日；福建事变后，他留学德国，开始系统学习经济学，归国后即逢抗战军兴，在大后方教书育人，撰写的经济学教材一版再版；解放后他一直任职于复旦大学，晚年老骥伏枥，完成了120余万字的《中国经济史》巨著。①经济学系自西方引入中国的舶来品，留学生对于学科形成与发展功不可没。②不过，目前学界对民国经济学家之研究，似多偏向马寅初、唐庆增等留学美英之学者，③对留德、日学者关注较少。但在二战结束前，德国经济学足与英美经济学分庭抗礼，并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④且德国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的影响未可小觑。⑤故本文拟通过研究朱伯康民国时期的思想理路，具体分析德国的历史主义经济学传统如何通过留学生植入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思想场域，及其对于当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启示价值。⑥

一、革命与历史：参与社会史论战

朱伯康1907年生于浙东温岭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当他入读中学时，恰逢国民大革命风起云涌，时代的剧变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一方面，少年朱伯康广泛阅读了从孙中山、陈独秀到鸳鸯蝴蝶派的书籍，接触了各类新旧思潮；另一方面，他一度加入，虽旋因而脱离，却从此被卷入政治漩涡。1927年，中学毕业后的朱伯康到南京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求学，当年即因养成所解散而报考了新成立的上海劳动大学。⑦可以说，朱伯康是1920年代具有进步思想的中国知识青年的一个典型。这些青年成长于新文化运动时代，能够获取各类思想资源，同时，国民大革命及革命后的中国之走向，是他们自身命运的一部分。从本质上说，类似朱伯康这样过早参与政治运动的青年是行动者，但是，他们同样需要思想来指导行动。于是，知与行之间的缠结与张力，就成为塑造朱伯康式知识青年的最主要力量，这与那些更为学院派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

据朱伯康回忆，他在读中学时“喜欢国文、历史两门，其余都是应付，及格为止”。他的数学老师教得很好，“使学生爱听易懂”，但是他“爱听史书，未曾重视”⑧。朱伯康少时的兴趣倾向，或对他日后的研究风格偏好有很大影响。进入劳动大学后，朱伯康一度休学去追随爱国将领陈铭枢，复读后因跟不上进度，由农艺系转入新成立的经济系。与一般大学相比，劳动大学的政治气氛更为浓烈，朱伯康受一些进步青年的影响，开始读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书，如《共产党宣言》《大众哲学》等。当时，陶希圣任教于劳动大学，讲授中国社会史。尽管朱伯康回忆，他听课和接触最多的教师是孙寒冰、章益、李炳焕三人，但陶希圣显然具有极强的影响，因为朱伯康“喜读把辩证法、唯物论应用到历史方面的书”⑨，而这正是陶希圣当时的研究路数。也就在此时，朱伯康开始介入由陶希圣等人掀起的中国社会史论战。

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论战专指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历史演变过程的争论，广义的论战尚包括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与中国农村性质论战，其共同点在于都是环绕中国社会形态问题而展开。⑩自然，这一论战不是纯学术性的，在学理的交锋背后，真正的诉求在于为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的未来指明方向。换言之，社会史论战的本质是思想层面的改造中国的不同方案之间的竞争，是从对中国革命的分析中直接引发出来的。11历史在论战中扮演了提供论据的角色，但论战本身是指向现实与未来的。用论战参与者朱伯康后来的话说：“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不是古代社会，而是当代社会。”12然而，论战在当时以历史研究的形式展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论战笼罩在“唯物史观”语境下。此处所谓“唯物史观”语境，并非指论战参与者都信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而是指论战各方基本上使用了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术语。13进一步说，论战的学术底色基于各参与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亲历史特性，为论战引入历史作为工具创造了可能性。因此，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思想背景其实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论战开始时，朱伯康只是一个尚未完成基本学术训练的爱好历史的青年学生，但他已经接触过辩证法和唯物论，这就为他参与论战做好了思想准备。

1930年，朱伯康撰写的第一篇论战文章《中国封建制度之史的考察》，连载于陶希圣作为主要作者的《新生命》月刊。朱伯康认为，这篇文章引起了陶希圣对他的重视。而有学者认为，朱与陶的观点比较接近。14此外，1931年，王礼锡等人在上海创办了《读书杂志》，由神州国光社出版，该刊被王礼锡办成社会史论战的重要阵地，而神州国光社在当时属于陈铭枢麾下十九路军的一个事业，朱伯康系陈氏旧部，很自然地与神州国光社及《读书杂志》建立了关系。1931年，朱伯康在《读书杂志》上接连发表了《中国社会之分析》与《现代中国经济的剖析》。15此后，朱伯康未再直接参与论战。

以今日眼光来看，社会史论战所产生的大量文献学术价值很有限。客观地说，朱伯康的三篇文章亦复如是。值得注意的仅是，朱伯康在论战中采用了以历史为工具分析现实社会的方法，而他的话语体系是马克思式的。在第一篇文章中，朱伯康运用《诗经》等书的史料，论证中国的封建制度起源于西周，秦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态与早期领主分封制不同，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小农佃耕制。16这篇探讨历史问题的文章的结论，在《中国社会之分析》中用以说明中国古代的“巫觋祝宗”是适应封建制度社会经济的产物，以及用来说明“中国自秦汉以来便没有完全的宗法制度，而宗法的势力却巍然至今犹存”17。不过，除了对自己成果的直接引用外，历史在《中国社会之分析》中的作用，主要还是为了论证中国历史上的某些结构如“士大夫阶级官僚政治的系统”一直延续到民国时代，使中国“目前的社会还依然是殖民地化过程中的前期资本社会”。对中国社会的这一定性，自然引出了中国革命“根本是反帝国主义的”“又必须是反封建的”这一结论。18这一论调，乃至其所依据的历史认识，确乎接近于陶希圣的观点。19《现代中国经济的剖析》一文的结论与《中国社会之分析》相同，皆旨在伸张“打倒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双重压迫”的革命诉求。这篇文章对于具体历史事例的陈述更少，其包含的历史主要是马克思式社会形态学说。至少从文中所夹注释看，该文征引了“英译资本论”“博洽德通俗资本论”“The author’s Preface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By Karl Marx”和“Capital V.III”。20也就是说，《现代中国经济的剖析》运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

德里克（Arif Dirlik）在评论19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指出论战使“历史研究变成了在过去中寻找证据，以便为当下的论断服务”21。这确实是社会史论战之流弊。然而，鉴于论战本身并非为了历史，而是为了革命，此种对历史的相对肤浅的运用实不足为奇。朱伯康撰写的论战文章，显示了他作为一名热衷于历史和马克思理论的经济学本科生，已具备初步的分析与研究能力，并试图将历史和理论与革命结合在一起。1931年6月，朱伯康从劳动大学经济系毕业，此时恰逢陶希圣受聘于北京大学，便接受陶希圣的邀请，赴京担任陶氏之助教。其后，远离上海的陶希圣淡出了意识形态色彩浓烈的社会史论战，转而趋向更加学术化的社会经济史研究。22朱伯康因与陶氏“合不来”，兼未能取得北大的正式教职，在“九一八”事变后复激于爱国义愤，南下投奔十九路军，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福建事变后，朱伯康自觉“思想左倾”，于流亡中决定到德国去读书，另谋生路。23而留学德国使朱伯康由一名经济系毕业生成长为真正的经济学家。

二、德国与历史：学习另类经济学

在经济学的历史上，存在着一种具有历史主义传统的“德国经济学”。按照演化经济学家赖纳特（Erik S. Reinert）的界定，经济学中的“德国传统”诞生于使德国分裂达数百年之久的三十年战争以后，具有“落后国家奋力追赶富有邻国的特点”，坚持从生产而非交易的视角入手观察经济，采取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相比更低层次的抽象。24毫无疑问，与所谓主流经济学相比，这种“德国经济学”颇为另类。当主流经济学尝试着通过驱逐繁芜的历史事实而建立一个内在逻辑一致的抽象理论体系时，“德国经济学”走了一条亲近历史的道路，而朱伯康所学习并接受的，正是这样一种另类经济学。

19世纪的德国沐浴在历史主义的光辉下。究其原因，历史是德意志人建构自己的民族国家的重要工具。在欧洲现代国家形成的浪潮中，德国是一个迟到者，面临着英、法等强国的压力。尤其是法国，不仅在拿破仑战争中对德意志地区施加了强大的军事压力，而且以包括启蒙思想在内的普世主义话语权消解着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识。因此，强调相对性的历史主义为德意志人区别于法国文化霸权的民族独立性提供了依据。25这就不难解释历史主义弥漫于19世纪处于建国大业进程中的德意志，深刻影响了哲学、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等一系列学科。经济学中的历史主义自然体现于所谓德国历史学派。其实，按照某些学者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可算作历史主义传统的一部分。26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不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毕竟也具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起源，真正能代表历史主义经济学的还是德国历史学派。该学派的先驱者可追溯至李斯特（Friedrich List），因为正是李斯特发现了历史的相对性，足以瓦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普世主义话语霸权，从而确保德国能走上一条符合自身利益的特殊发展道路。但李斯特不是学院派经济学家，故一般认为德国历史学派的实际开创者是罗雪尔（Wilhelm Roscher）。此后，真正使德国历史学派臻于极盛并影响到美国经济学发展的学者是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回忆，在1900年的德语世界，“历史主义已经进入了全盛时期。人们把历史方法视为人类行为科学中唯一科学的方法”27。作为德国历史学派主要对手奥地利学派的一员，米塞斯对历史主义自然极尽诋毁之能事，而他对该学派两位后起之秀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对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米塞斯赞其取得了“历史主义的最大成就”；对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米塞斯最不刻薄的评价是“他具有非凡的才能，却从不追求真正重要的思想和事业”28。桑巴特死于1941年，自他之后，德国历史学派再也没有领军人物，而经济学中的历史主义整体上也在二战之后式微。

朱伯康留学德国的时代，德国历史学派早已过其巅峰期，但历史主义仍然是德国精神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朱氏自述：“德国教师喜欢在教学过程中，谈他们本国的历史，同学中有聚会也喜谈德国历史。德国人讲自己历史总带着爱国主义情绪。我在德国时，首先受到的教育，是德国的历史教育。”29显然，德国人对于历史的热衷，给朱伯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种热情又是与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30朱伯康起先在柏林大学学习，而当时历史学派的领袖人物暨仅存之一流学者桑巴特即执教于该校。朱伯康回忆：“我按照规定选择经济系课程，其中听桑巴德（即桑巴特，下同）教授讲《三种经济学》《一般经济史》，他最有吸引力，听讲的学生最多。”31此处颇堪注意者，一为桑巴特在当时德国之影响力巨大，二为朱伯康本人倾心于桑氏学说。不过，由于柏林的政治环境复杂，朱伯康在柏林大学只读了一学期即转学去法兰克福大学。1935年初至1937年秋，朱伯康在法兰克福完成其学业，师从威廉・盖洛夫（Wilhelm Gerloft）教授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盖洛夫为财政学专家，编有财政科学手册，朱伯康的博士论文主题即为中国的财政问题，以补足其导师主编手册所缺之中国部分。从朱伯康的回忆看，盖洛夫手册的第三卷是“各国财政史”，而他自己写博士论文也用到了财政史的资料。32因此，朱伯康在法兰克福的经济学训练，仍然与历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尽管朱伯康未能坚持在柏林大学深造，但从他日后的著述来看，柏林大学一学期的学习为他打上了德国历史学派的烙印。1943年，朱伯康曾编有经济学讲义《经济学纲要》，“在战时大后方销路颇好，曾一版再版三版，出了好几版”33。这本教科书共有21章，主体部分按生产、交换（货物流通）、分配和消费四大经济活动环节架构，涉及劳动、土地、资本、价值、价格、货币、信用与银行、工资、地租、利息、利润、景气与恐慌等经济学基础知识。从结构上看，该教科书与当时中国流行的西方经济学范式是一致的。不过，在自序中，朱伯康突出了历史的重要性，认为“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以读经济学”。但此处的历史已不再是社会史论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历史。事实上，朱伯康此时宣称“经济史观或唯物史观绝不能适用于解释经济”34，因为人类的进步并非由于经济的进步，反之，经济的进步是由于“人们有无穷的欲望与创造的意志”。35很显然，朱伯康所批判的“经济史观或唯物史观”只是一种庸俗化了但流传甚广的经济决定论。鉴于德国历史学派极为强调价值观对经济行为的作用，36并视经济学为“人的科学”，37朱伯康谓经济就是人类“获得经济财（物质）之创造行为”，38实已与该学派之话语趋同。进一步说，与正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不同，德国历史学派的一大特色即为强调非自利心与集体观念是重要的经济行为动机，39朱伯康亦同样宣称经济行为之动力在“自利之外，尚有‘利他’之义务”40，服膺于德国历史学派之理论。因此，自留学德国后，朱伯康在经济学研究中所重视的历史，已不再是马克思式话语体系下的社会形态变更，而是单纯的长期时间维度与此维度下之人类行为经验。如果说，社会史论战时期流行于中国的“唯物史观”不可避免地包含普世主义与历史决定论，41那么，朱伯康从德国历史学派那里学到的历史则是相对主义的。

《经济学纲要》是一本旁征博引的教科书，尽可能地追踪了当时国际经济学的前沿理论，该书对德国历史学派的引用更值得关注。在导论部分，朱伯康将“经济阶段”单列一节，介绍了若干种学说，而所引学者全为德国历史学派成员：李斯特（朱译李士特）、希尔德布兰德（Bruno Hildebrand，朱译喜尔达勃兰）、卡尔・毕歇尔（Karl Bücher）和桑巴特。在讲到桑巴特时，朱伯康称桑氏“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在于经济史方面”，并称其名著《近代资本主义》（通译《现代资本主义》）“为近世经济史最完备的著作”。42于是，在历史分期问题上，朱伯康曾经采用过的马克思式社会形态学说，让位给了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其中，朱伯康尤为佩服的是桑巴特。在介绍资本的分类问题时，朱伯康列举了桑巴特的观点，并将其置于与马克思学说同等之地位。在介绍价值论、信用等问题时，亦引述了桑巴特之意见。43对一位主要贡献在于经济史领域的学者有如此高频的引用并表示支持的态度，大概只能以朱伯康个人的求学经历和知识结构来解释了。

实际上，朱伯康本人的研究重心也有意无意移向了经济史。抗战期间，他在迁至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经济系执教时，负责讲授财政学与中国经济史这两门课。朱伯康自嘲：“财政学我没有教好，经济史却教成功了，学生很有兴趣听。”后来，他与听课的学生祝慈寿将祝氏之听课笔记增改后联名出版，即为《中国经济史纲》。44此书可谓朱伯康系统探究中国经济史的开端。《中国经济史纲》显示出朱伯康将德语经济学中的两种历史主义传统结合起来之努力。一方面，全书按“上古经济―中古经济―近代经济”的时序架构，部分地运用了社会形态变更理论以及“奴隶经济”“封建经济”等术语；另一方面，在宣示理论的导论部分，对历史的阐释更加接近于德国历史学派。朱伯康首先在康德、黑格尔等德国哲学家的语境下介绍了不同类型的史观与历史写作，认为“历史主义的历史”具有“最高”的“历史价值”。而所谓“历史主义的历史”，指“虽有作者之人格活动在内，然竭力避免其主观之见解，不以自己为主，而纯以历史事实为本位，尽量寻求客观法则与因果关系，就事论事，全般顾及，使其所写成之历史尽可能逼近事实”45。无论此种态度能否在实践中做到，它显然背离了此前社会史论战那种历史运用方式。但朱伯康无意成为考据家，在他看来，“治经济史之目的”是为了发现规律，从而“作为后世之参考，现在之改造，及将来之指导”46。换言之，对经济问题的历史性研究不是为了历史，而是为了现实和未来。接下来，朱伯康探讨了“经济史发展之阶段”，该部分内容与《经济学纲要》中对“经济阶段”的介绍基本相同，以德国历史学派诸子之观点为主，但更为详尽。尤值一提的是，朱伯康详细引述了桑巴特的经济制度演化理论。在探讨“中国经济之发展及其阶段之划分”时，朱伯康引入了自然、社会与技术这三个条件作为划分依据，而他认为自己的研究与桑巴特相似：“桑巴德氏提出经济意识，经济组织，以及经济技术三者，为研究经济史之准绳，吾人提出此三条件，意义亦类乎此，更藉此便于说明而已。”47德国历史学派对朱伯康学术理念之影响，于此可谓臻于极盛。48

三、建国与历史：动荡时代的主张

朱伯康在德国留学时所接受的历史是相对主义的，这与社会史论战时期的更为普遍性的历史不同。要之，两种历史背后关切的对象不同，其现实指向性遂有差异。从源头上说，各种版本的马克思式历史社会形态学说，在行动层面以革命为载体，而这一革命在马克思那里是超越民族国家疆界的，最终是为了实现全世界无产者的应许之地。德国历史学派的起源则完全不同，该学派在行动层面以建国（nation-state building）为载体，本质上是为了强化国家机器而捍卫民族/国家的独立性与边界线。1920年代以后的中国革命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但同时也要解决建国问题，故革命内部即包含着普世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张力。不过，随着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民族存亡危机暂时消解了前述张力，而正是在此时，经济学家朱伯康以历史为依托，提出了一系列旨在解决建国问题的经济主张。

基于时代因素，在新中国成立后，朱伯康作为经济学家的最大成就是他1986年退休以后完成的巨著《中国经济史》。而综合来看，朱伯康在经济学研究上最具创造力的时期是1937―1949年，撰写了《经济学纲要》《中国经济史纲》《经济建设论》等教材与专著，更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些著述中不免有急就章，用朱伯康的话说：“当时为维持生活，我便为报纸写了一些有关战时经济、金融及如何抑止通货膨胀的文章。”49然而，无论是教学、科研还是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这一时期的朱伯康完全是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处世，脱离了早年作为革命青年的直接行动。尽管如此，在动荡的时代中，朱伯康仍以其文章著述回应着中国的现实问题。综观朱伯康此一阶段的论著，德国历史学派先驱者李斯特的身影若明若暗地浮现于字里行间。

1937年9月，朱伯康回国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经济系，不久，因抗战关系，该校迁至云南澄江。当年，现代中国出版社曾出版朱伯康撰写的一本小册子《从静止的中国到动荡的中国：兼论思想、制度与人物》。版权页显示该书初版于1937年2月，但据书中内容及著者前言考证，该书更有可能出版于12月。全书共分8章，从“历史发展观”谈起，剖析了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指明中国需要何种思想、制度与人物，最后呼吁：“祖国已经危险了，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不自由，毋宁死，保持你们的人格，完成你们的任务，干吧！”50因此，这本小册子实为鼓动抗战救亡的急就章，并非严格的学术著作。不过，透过这本小册子，可以看到朱伯康从历史出发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以及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朱伯康在书中指出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代表三个历史阶段”，各以“亚丹斯密”“李士特”（原书的译名）和“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为代表。他认为中国与他国相较“已落后了二十年或百余年”，故“无福享受”自由主义以私人企业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发展道路。至于李斯特所代表的“民族主义的道路”，他认为“在今日的中国，是应该走的，而且绝对走得通”，即等到抗战胜利后“建立保护关税，取缔外人在中国的企业”以促成中国的工业化。但他又认为“在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以私人企业为主体的民族主义办法“必感到十分不够”，所以“国家必挺身而出”运用“计划的办法”建立轻重工业。51由此观之，朱伯康似乎最为认可“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在朱伯康那里更多地只是一种提升生产力的手段，相反，社会主义学说最为关切的分配与阶级平等问题，朱伯康论之不详。因此，朱伯康真正推崇的，乃是李斯特所代表的由国家引导工业化的道路。至于是不是采取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办法，那只是技术性的手段问题，无损于必须强化国家机器这一宏旨。

面对日本军队的铁蹄，强化国家机器对于中国来说本应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反应，但是在思想与学理层面并没有这么简单。现代主流经济学将亚当・斯密（Adam Smith）奉为创造者，并将斯密之后的英国古典经济学视为早期阶段最重要的系谱，而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自由竞争是这一经济学的基石。当然，在斯密等人创建古典经济学时，他们不用考虑建国问题，反倒是大英帝国即将进入全盛时期，成为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压迫性力量。而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导出的自由贸易等政策主张，是一种去边界化的构想，有利于率先实现工业化的英国将其经济力量穿透至他国腹里，增加后来者的追赶成本。但要说服其他国家进入这一结构上对英国更有利的谋局，就必须将自由贸易等学说非历史化，将其打扮成某种在任何时空下都能够成立的绝对化的普世真理。于是，当李斯特看穿了英国经济学包裹的策略性后，所做的理论工作也无非就是鼓吹经济活动的再边界化，而边界的划定既要由强大的国家机器来保障，又会因为资源的汇聚而强化国家机器。进一步说，李斯特需要召唤历史来支持他的主张，因为一旦将英国的经济学乃至英国的经济发展重新历史化以后，就会看到英国经济学作为真理的相对性与局限性，同时看到英国在霸权时代以前有一个强化边界的阶段，那么，他国处于相同阶段时，也应该强化边界而不是去边界。52因此，历史对于李斯特来说，既是具体的经验证据，用以在时空的相对性维度下论证德国走不同于英国的特殊道路的合理性；但同时，李斯特的历史也是普世性的构图，德国之于英国的特殊性并非两国本质上的差异，而是开始发展的时间点有先后之别，换言之，德国此刻的特殊道路，不过是英国彼时已走过的历程，而绝非基于文化差异的某种独一无二的发展模式。也只有正视了相对主义的相对性，历史才有用，才能够垂鉴当世。因此，李斯特一方面抵制英国经济学去边界化的理论主张，一方面为德国开出的是学习英国的药方，即德国必须工业化。换言之，工业化是一种普遍性的历史必然，而依靠强化国家机器的方式来实现工业化，则是在具体时空下的相对特殊的方案选择。53与德国相比，中国在现展的系谱上更为靠后，而包含古典/新古典经济学内核的“英美经济学”被认为是民国时代经济学的主流，54则从学理上批判此种去边界化经济学，就成为提倡强化国家机器的经济学家朱伯康在书斋中的战斗。与李斯特一样，历史成为朱伯康的武器，或者说，李斯特对历史的解读本身也成为了武器。

1938年，朱伯康发表过一篇文章《反侵略运动与民族主义的经济建设》，旗帜鲜明地反对主流经济学的自由贸易论说。他认为自由贸易是使中国“国际化”的代名词，而“国际化”意味着“殖民地化”。文章批评了“赞美古典经济学，赞美国际分工，赞美自由贸易”的人，指出这些人忘记了古典经济学者的背景“是在主张扩展自国的经济利益而使他人殖民地化”55。这篇文章并不长，宣传性大于分析性，但朱伯康在文章中既用了近代中国经济的历史来说明“国际化”的危害，又通过点破古典经济学者的“背景”而将其理论还原到历史中，可以说已经将历史与建国勾连在了一起。1943年，在《论工业化之途径及其效果》中，朱伯康则更为明显地将历史用作论证工具。抗战前，中国知识界曾爆发一场是“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论战，工业化在中国精英阶层中尚非不证自明的观念。朱伯康是明确主张中国工业化的。56他称：“吾人观察近代历史，凡强大国家有充实之国防者，其基础皆建立于工业之上。”因此，工业化的必要性，不仅因为它是国防的基础，还因为这是历史的规律。而在论述促成工业化的辅助途径时，朱伯康主要采取了历史方法，陈述英、法、德等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如何受益于信用经济、交通运输和近代都市的发展。这种以陈说历史经验作为论证方式的手段，在这篇文章中得到了较多的运用，如工商业都市的重要性：“吾人在历史上，无论何时何地，均可证明近代之文明，皆自工商业之都市中产生。”又如保护主义的必要性：“吾人在中国过去之工业历史中对此问题可获得教训。”值得注意的是，针对通常用以反对后进国家工业化的比较优势理论，朱伯康干脆釜底抽薪地强调：“经济原则，与国家生存原则，孰重孰轻，有识者自能知之。”并诘问：“何以某国应该工业化，某国不应工业化？”指出这种问题的答案“其理由除关于政治者外，在经济上诚不能解释”57。于是，朱伯康与李斯特一样，看到了在现实世界中经济是嵌入于政治的。同样是在1943年，朱伯康还发表了《战后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商榷》，亦疾呼“吾人与其深信单方面之经济学说，毋宁注视此历史事实所给予吾人之教训。”此处所谓“历史事实”，指“近百年来”中国的民族产业只在受外部经济压力较小的时期“比较有发展希望”。此外，该文还举1703年英葡商约和1786年英法商约之历史例证，展示葡萄牙与法国对英国采取自由贸易后遭遇了经济上的惨败，又举航海条例这一反自由贸易之政策促成英国崛起之史实，力陈“保护关税，为经济建设之利器，更为产业落后之民族用以防卫自己工业之有效工具”。在这里，历史便起了管子所言“不知来，视诸往”的作用。58遗憾的是，战后国民政府并未采取朱伯康所倡导的政策，更反其道而行之，终致又成经济史一惨痛教训。59

上述三篇文章可谓应时之作，而朱伯康撰写的相关论著尚多，其要旨皆在于提倡以国家的保护性力量推进中国的工业化。60历史在这些论著中扮演了相应的角色。61实际上，在这些论著中，朱伯康常常直接或间接引用李斯特。在那本畅销教材《经济学纲要》中，朱伯康称：“李士特在经济学上之贡献，有不可磨灭之伟大功绩，一切落后民族，新兴民族，或正图独立强盛之民族均不忘其成绩，其学说将永为各民族自求经济独立发展之南针。”他甚至还加了一条“附注”谓：“李士特的经济学，实有裨益于我国，愿大家注意多研究。”62而李斯特能够教给中国经济学家的正是历史之于建国的意义：“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经济学是有国界有祖国的。经济学家各为其民族，各为其祖国奋斗，这不仅是各人应该的责任，而且是历史哲学上的真理。”因此，“各个经济学家各尽其时代与民族之任务，而建立其学理体系，这就是一种历史精神。”惟具备此种历史精神，经济学家们才能“不为目前短暂的利害所动，亦不为某种偏见所惑”63。在这里，经济学家朱伯康与革命青年朱伯康的身影重叠了，将他们联结在一起的是历史，而这历史指向的是现实与未来。

四、结语

1949年，当中国的命运尚处在决战之际，朱伯康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国经济政策之趋势》。这篇文章从两千余年来的封建经济制度谈起，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未能摆脱马尔萨斯（Malthus）揭示过的“可悲景象”，而为了打破这一可悲景象，一要进行生产技术革命，使全国工业化，二要进行社会革命，铲除剥削，三要有计划地推进上述两项经济政策，“对中国传统经济同时进行双重革命，毕其功于一役”64。朱伯康或许看到了共产党的天下已成定局。然而，在1937年抗日战争才刚刚打响时，朱伯康已经开始提出国家应以计划的手段推行工业化，是则他在鼎革之际的前瞻，不过是让革命与建国这两个他生命中的主题以一种新的方式融为一体而已。在新的图景中，德国岁月悄然消失于幕后，但从未真正退场；而在新思想的前台，历史既是被革命的对象，又是昭示革命方向的指南针。对朱伯康个人而言如此，对正在塑造自己的国家来说也一样。

朱伯康在民国时期的思想理路，是中国经济学经由留学生而形成并发展的一个注脚。但这个不那么起眼的注脚，却蕴含着重要的意义。朱伯康本人曾预见到国民政府贸然签订商约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他关于国家推动工业化的主张最终也变成了现实，这些体现了他身为经济学家的价值。但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同样在创造自己的中国经济学而言，朱伯康展示了一种可能性，一种既不同于当时尚未取得霸权的主流经济学，又不同于被苏联改造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一种与历史粘连在一起却直指未来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具有历史的相对性，本能地排斥抽象的说教，将理论与行为放置于它们生成的那个时空中审视，抵制以普世真理为名而只为霸权国家利益张本的学说；但这种经济学同时具有历史的普遍性，它并不将一切传统均视为美德，相反，它具有强烈的发展主义，它所正视的相对性与特殊性只是发展阶段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为特殊的发展手段提供了依据，但它绝不是不发展的理由。65

很显然，创造上述那种经济学的可能性，只在朱伯康留学德国后才存在。当然，去国远乡之前的朱伯康不是一张白纸，他的头脑中既有经济学的概念，也有对于历史的概念，而他留学前的思想同样具有某些“德国性”。当民国时代落幕时，留学之前的朱伯康所浸染其中的那种经济学话语取得了胜利。但在今天看来，这种胜利不是没有代价的。而朱伯康所极力批判的“古典经济学”的内核，在今天寄宿于名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躯壳中，继续在一个存在着发展时间差的世界上为霸权国家的单向去边界化图谋提供着智力支持。或许，这就是在今天重新审视作为思想史的朱伯康民国时期思想的价值。毕竟，历史若要有用，总归是要指向现实与未来的。

注释：

①朱氏生平详见其自撰之《往事杂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邹进文：《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83-102页。

③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00页。

④实际上，美国经济学的早期发展受德国历史学派影响甚大。见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高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8、32页。

⑤严鹏：《德国历史学派与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载于《德国研究》2011年第2期，第40-45页。

⑥德国历史主义经济学的思想资源，对于当下中国建设替代新自由主义教条的经济学，具有重要价值，目前已有的努力见贾根良等：《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⑦⑧⑨12162329313233434449朱伯康：《往事杂忆》，第11-13页，第11页，第16页，第143页，第19-20页，第49-50页，第58页，第56页，第72-74页，第95页，第44页、68页、160页，第98页，第94页。

⑩13陈峰：《民国史学的转折――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1927-1937）》，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4页，第85页。

11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

14朱伯康：《往事杂忆》，第19-20页；陈峰：《民国史学的转折――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1927-1937）》，第47页。

15但据文末标注的时间，《中国社会之分析》完成于1930年12月1日，《现代中国经济的剖析》完成于1930年10月27日。

1718朱伯康：《中国社会之分析》，载于《读书杂志》，1931年第1卷第2期，第16页、25页，第11-12页、29页。

19实际上，朱伯康文中对陶希圣著述的几处引用，是直接将陶的观点视为历史事实或正确结论的。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陶氏之创见即为“士大夫阶级”的历史延续性。见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38-42页。

20朱伯康：《现代中国经济的剖析》，载于《读书杂志》，1931年第1卷第4、5期，第1-26页。

21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李冠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5页。

22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第153页；陈峰：《民国史学的转折――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1927-1937）》，第60页。

24埃里克・S・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18页。

25弗里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对此有详尽阐述，见其著作：《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孟钟捷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马基雅维里主义》，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历史主义的兴起》，陆月宏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

26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87页。

2728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米塞斯回忆录》，黄华侨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第15、128页。

30朱伯康在战时写过一些鼓舞士气的小文章，其中不乏对德意志爱国主义思想的引述与阐发。见朱伯康：《性格与命运》，载于《战时知识》，1939年第2卷第3期，第15页；《论民族气节》，载于《中山公论》，1939年第1卷第3期，第66页。

341943年，在一篇名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文章中，朱伯康称“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的研究对象“为文化全体，不仅成自精神，且亦成自性灵与实体”。朱伯康的用词及话语显示，他显然受到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且朱伯康在同一篇文章中还引用了桑巴特对于方法论的言说：“解释一物之本质时，应注意两点，一应完全，二应确切，其所穷究之对象亦有二面，一为该物内部之结构，二为该物外部之关联。内外二者之研究必求其完全，而后可以了解该物之本质。”朱伯康留学德国后对于方法的认知已经偏离了社会史论战时期的态度。见朱伯康：《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载于《读书通讯》，1943年第70期，第3页。

3538404263朱伯康：《经济学纲要・自序》，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第5-6页，第6页，第9页，第4-6页，第5页。

36Yuichi Shionoya： The Soul of 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Methodological Essays on Schmoller，Weber and Schumpeter，New York： Springer，2005，p.8.

37Wilhelm Hennis： A Science of Man： Max Weber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Wolfgang J. Mommsen and Jürgen Osterhammel edit： Max Weber and his Contemporaries，Allen & Unwin，1987，p.49.

39威廉・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朱绍文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4页；施穆勒：《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季陶达主编：《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46-352页。

41德里克对此评述称：“1920和193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毫不犹豫地使用普遍的发展模式来解读中国社会。”见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时代的中国》，第236页。

454647朱伯康，祝慈寿：《中国经济史纲》，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7页，第8页，第22页。

48事实上，民国时代结束后，经历了更为剧烈的学术转向，朱伯康仍在一篇文章中称赞德国历史学派为“经济史最先研究有成绩的”，并介绍了包括桑巴特理论在内的几种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法。见朱伯康：《经济史中所见社会发展规律――关于古代史分期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观察》，朱伯康：《往事杂忆》，第121-122页。

5051朱伯康：《从静止的中国到动荡的中国：兼论思想、制度与人物》，现代中国出版社1937年版，第82页，第50-52页。

52李斯特的学说见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53当然，从更为宏观的视角看，国家之于工业化的作用具有普遍性，在长期视角下，英国与德国相比也没那么特殊。见：Lars Magnusson： Nation，Stat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The visible hand，New York：Routledge，2009.

54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马寅初：《马寅初全集》第8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第6页。

55朱伯康：《反侵略运动与民族主义的经济建设》，载于《十日文摘》1938年第1卷第6期，第17页。

56实际上，朱伯康认为工业化应为中国经济政策的中心，包括对外商业政策等“只不过为本国工业化政策之一支系而已”，工业化才是目的，其它政策皆“应为此目的而服务”。见朱伯康：《战后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商榷》，载于《经济建设季刊》1943年第2卷第2期，第154-160页。

57朱伯康：《论工业化之途径及其效果》，载于《贵州企业季刊》1943年第1卷第3期，第29-36页。

58朱伯康：《战后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商榷》，载于《经济建设季刊》1943年第2卷第2期，第154-160页。

59朱伯康在文章中以史为鉴，强调应慎签商约，“不可造次轻易订立”：“我国今后无论与任何国家订立商约，不宜只顾及纸面平等或双方互惠，最要者宜顾到本国经济利益及实际可能之影响”，而“如果吾人目光不能预测未来，昧于经济发展之情势，只是接受他国之建议或劝告，则此种商约自以不订为妙，免贻将来无穷之后悔”。要之，“现代通商设领航海条约，内容至为复杂，往往订约之当时认为满意，而后果适得其反者；有隐藏于文字之间之实际利害现在无所感觉，而行之数年或数十年而后发现者；故其危害性甚多”（朱伯康：《战后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商榷》，载于《经济建设季刊》1943年第2卷第2期，第154-160页）。但国民政府在战后迫于美国压力，签订了具有自由贸易性质的商约，结果给中国的民族工业带来毁灭性的冲击，也动摇了政权的统治基础，由此亦证朱伯康之远见。见严鹏：《国民政府由保护主义转向自由贸易的新李斯特主义解读》，载于《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3期，第26-34页。

60在《经济建设论》中，朱伯康于国际贸易的政策建议部分，主张“在不影响中国幼稚工业发展之前提下”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展开自由贸易，但其最终结论仍是“我国需要保护关税”。见朱伯康：《经济建设论》，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第144、162页。

611948年，在一篇名为《未来的银行业》之小文中，朱伯康指出中央银行的职责在于领导全国经济趋于“工业化之途”，而不是“为财政部筹措款项或与民争利”。这篇文章暗讽了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点到了中国近代史上数次金融风潮，最后“愿劝人多谈历史。历史告知吾人一切均有因果关系，循环报应，历历不爽”，尤其希望“谈历史”能使主事者“眼光放远”，“对大关节大方针之决定，不致有错误”。一篇题含“未来”的文章以“历史”结束，颇堪玩味。见朱伯康：《未来的银行业》，载于《银行周报》1948年第32卷第42期，第19-20页。

62朱伯康：《经济学纲要》，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第297-299页。

64朱伯康：《我国经济政策之趋势》，载于《银行周报》1949年第33卷第4期，第17-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