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水准范文

道德水准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营销伦理 道德层次 实证研究

一、营销人员个人道德因素

营销人员个人素质的高低深刻地影响企业营销伦理水准。调查表明，营销人员的文化、业务及思想素质高低同企业营销道德水准呈正相关的关系。当他们有正确的义利观，有较强的业务能力时，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制定和实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营销道德标准的提高。反之，便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并促使营销道德处于较低水平，甚至出现违德的局面。

1.道德发展阶段

美国心理学家劳伦斯•柯伯斯（Lawrence Kohlberg）对个人的道德发展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他认为，个人道德发展，与生理发育一样，经历从幼儿到成年人的过程。在成长过程中，他们的道德推理一般要经历由低到高的六个阶段，分别为逃避惩罚阶段、寻求奖赏阶段、良好关系导向阶段、守法阶段、社会契约导向阶段、普遍伦理原则导向阶段。

处在不同的道德认知阶段上的人，对市场规则的认识，以及对营销决策的看法都是不同的，因为不同道德认知水映了不同层次的伦理标准，由此所做出的行为选择是有差别的。这六个阶段的道德认知水平的概括对考察营销人员行为的正确与否提供了理论基础。

2.控制中心

控制中心是指衡量人们相信自己掌握命运程度的个性特征。它分为内在控制和外资控制两种。具有内在控制中心的人，认为他们控制着自己的命运，更可能对其行为后果承担责任，并依据自己的内在是非标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而具有外在控制中心的人则认为他们一生中发生什么事全凭运气和社会，他们不大可能对他们行为的后果负个人责任，更可能依赖外部力量。前者比后者在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之间表现出更大的一致性。

二、实证研究

企业员工的道德水准受诸多因素的影响，那么，什么因素起的影响最大呢？对此，国外学者经过多次调查研究确定上司的行为、同事的行为、本行业的伦理惯例、正式的组织政策和个人的经济状况是影响员工道德水准的可能因素。在调查研究中确定“上司的行为”重要性列第一，即它是影响程度最高的一个因素。而且显著地领先于第二个因素，其次是同事的行为、本行业的伦理惯例。

为了验证此项研究结论在目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是否对于营销人员也同样成立，是否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笔者就此进行了实证研究。

1.研究假设

从已有的研究可知，上司的行为是人们最认可的因素，企业领导者个人经营哲学对营销决策的道德水准起决定作用，同时在最近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同事的行为、本行业的伦理惯例、社会的道德风气和正式组织的政策也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假设。

假设1：上司的行为对员工道德水准的影响程度最大。

假设2：同事是行为、本行业的伦理惯例、正式组织的政策、社会的道德风气四种因素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此外，不同的调查对象对影响员工道德水准因素的看法存在个体差异，同样，一个在创业起步阶段的小公司和一个处于行业龙头地位的大公司之间在认识可能也会存在重大差异。因此，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务、公司规模和发展阶段的企业中，受访者对影响员工道德水准因素的认识存在显著性差异。

2.研究方法

前期我们多次的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进行一系列的探测性调研，发现上述提到的因素之外，竞争对手对员工道德素质的影响也相当重要，因此在正式的问卷调查中我们给出了7种影响因素。

调查范围包括浙江省温州市和杭州市、深圳和广州、福建省福安和厦门、上海市、成都市等。主要调查对象是国内制造和服务性行业的管理人员和员工，他们大部分都是从事营销工作，包括亲临一线的销售人员，基层管理人员和具有营销活动决策能力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这里要说明的是，由于笔者精力和时间所限，以及涉及跨国企业营销伦理决策的问题太多和复杂性，此次研究暂不将其列入调查范围。

我们发放问卷共300份，回收问卷163份，有效问卷126份，回收率为54.3%，有效率为77.3%，数据收集时间为2010年6月至9月。要求被访者对此进行评分，分数越低则表明其影响程度越大。本文利用SPSS13.0软件对有效调查问卷进行了数据统计分析，用到的统计方法主要有描述性统计、均值比较、配对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

3.数据分析

（1）描述性分析

首先要求问卷填写者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对于给出的7种影响营销伦理决策因素按照重要性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分数越低表明此影响程度越高。将排序转化为数值型数据以后，利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在所调查的企业中，上司的行为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营销伦理决策，它的平均分为2.25，被普遍认同为最具影响因素。从而验证了假设1。

我们对样本做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2：

表中括号内的数字为T检验值，不加括号的为两者的均值之差。综合上表统计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影响程度上，上司的行为和本行业的伦理惯例、本行业的伦理惯例和同事的行为、正式组织的政策和竞争对手的策略、社会的道德风气和个人的经济状况虽然评分的均值不同，但是这种均值的差异与0没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别。由此可以把上司的行为、本行业惯例和同事的行为归为一类，视为重要影响因素。同样我们可以把正式组织的政策、竞争对手的策略、社会的道德风气和个人的经济状况视为次要影响因素类，从而验证了假设2不成立。

（2）单因素方差分析

由于方差分析比T检验效率要高，同时T检验仅适用于两两比较，方差分析却不受此限制，因此我们这里选用方差分析来对受访者内部进行检验，即考察人口统计学因素，包括性别、年龄、职务、受教育程度等是否对消费者的道德感知和评价存在影响。考虑到人口统计学因素下的水平太多，如果使用多因素方差分析，反而会使本已简化的问题又复杂了，给企业操作带来不便，所以我们只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得出各F统计值（见表3）。

可以看出，6个分量对于员工道德水准影响因素的认识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在表中，标有星号的数据表明某一员工道德水准影响因素在某一分类变量上存在显著的或非常显著的差异（分别表有*或**号），验证了假设3。然而，根据表3我们还无法判断这种差异究竟是发生在哪个年龄段或哪个企业规模之间。为了找到具体的差别来源，需要做详细的多重比较，结果如表4所示。

表4营销人员道德水准影响因素的分组均值

三、结论

表4中加有下划线的粗体数字表示该组均值与其他某些组的均值有显著性差异，结合表2和表3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从性别来看，男性较之女性更认可竞争对手策略。

2.从年龄来看，30岁以下的营销人员更倾向于对上司行为和同事行为的认可，而对于30岁以上的营销人员来说，他们的排名相对靠后。

3.从学历来看，高中及以下学历的营销人员对于社会风气的排序明显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

4.从职务来看，高层管理者对于上司的行为和竞争对手策略作为影响营销人员因素的认识明显弱于其他群体。

5.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更看重本行业的伦理惯例，小型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对此的排名明显靠后。

道德水准范文第2篇

关键词：群众文化 文化管理 公民道德 道德水平

一、创新群众文化管理，提升公民道德水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

城市文化管理是指城市政府及其文化行政部门依据国家和所属城市的方针、法律、法规，对城市文化事业进行规划、组织、调控和监督的一种行政行为。而公民的道德水准是群众文化管理的重要载体，公民道德水准的高低直接决定我国群众文化管理水平质量的高低，对于我国精神文明建设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创新群众文化管理，提升公民道德水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

二、我国群众文化管理及公民道德水准建设的现状

目前，我国在创新群众文化管理，提高公民道德水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相应的精神文明的要求日益增加，针对这一点，我们组织社区文化、发展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同时国家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注重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准，社会上组织起来的志愿者队伍，在道德践行中收到了实效。

尽管，我国在创新群众文化管理，提高公民道德水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仍存在大量的问题：城市群众文化建设的覆盖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真正的群众建设主体得不到重视；资金筹集渠道单一，投入不足；工作队伍结构不合理，人才匮乏；法律法规不健全，缺乏保障等一系列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创新群众文化管理，提升公民道德水准的新途径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推进，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群众文化管理及社会公民道德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这些成果社会各界有目共睹。但也存在一些群众文化管理滞后，道德方面依然存在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等令人堪忧的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创新群众文化管理，提升公民道德水准，把传统的圣人道德观转变为法治下的道德观，加强外在约束，最根本的还要唤醒公民道德自觉，加强道德自律，使道德意识深入每个人灵魂深处。

3.1创新群众文化管理，提升公民道德水准应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风气

文化事业发展是文化前进的基础，而群众文化活动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载体，责任重大，任重道远。

加大资金投入，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给群众文化活动创造环境，提供足够的硬件设施；培养群众文化专兼职干部队伍，找出群体中的带头人物，使得先进的文化得到传播，不断为社区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要高度重视群众文学艺术的创作，贴近社会生活，紧跟时代步伐，发展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

提升公民的道德水准，创新群众文化管理，应动员全体人民，以身作则，从自身做起，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3.2群众文化管理创新，应着眼于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民族民间文艺与群众文化水融、密不可分。群众文化吸收了民族、民间文化的精髓，包容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形式和精华。今天，许多群众文化活动的优势，都来自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鲜明的民族民间特色，浓郁的地方风味，为群众文化提供了健康的思想内容和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实践证明，群众文化利用当地的民间文艺形式开展活动，最易为群众所接受，最能受到群众的欢迎。广大人民群众通过亲自参与，才艺得到展示，心理得到满足，情绪得到释放，情趣得到提高，这是专业团体无法替代的，这也是民族民间文艺在群众文化活动中最显著的特色和优势。民族民间文艺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凝聚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愿望，传承着民间文化艺术的精髓，其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传统教育，也是群众文化活动最突出的表现形式。

3.3群众文化管理创新，应落脚于对公民道德水准的提升

群众文化对公民道德建设所具有的积极作用，是由文化与道德的内在关系所决定的。群众文化反映道德实践，推动道德进步，道德又为群众文化灌注生气，获得价值的依据和内容，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依托、相互促进，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稳步前进。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群众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因此，当以群众文化活动反映精神文明、道德风尚时，就应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不断创新，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用饱含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内涵的先进文化，引导人民群众自娱和娱人、自育和育人；用时代的、新颖的、进步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先进文化活动形式，吸引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使广大人民群众在群众文化活动中，心智得到启迪，情操得到陶冶，精神得到振奋，思想道德、文化素质得到提高。

四、结论

道德水准范文第3篇

不仅如此，道德原则是会发生变化的。因为，当问题的情境发生了变化后，以前解决问题的方法可能会过时，不再有效，这便需要有新的更为有效的应对方案。如此一来，人们就不会顽固地认为当初的道德原则仍然是正确的，而是会对其加以修正、完善或是放弃。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在过去，人们普遍认为那些试图通过诉讼方式解决邻里之间纠纷的人的行为动机是不好的，并通过各种教化来抑制这种行为方式，从而给世人的印象是，过去人们普遍有一种“厌诉”的心理或文化。在传统的小农社会，人们通常都在固定的范围内生活，人们之间很少有流动，是一种“熟人社会”（费孝通语）。在这种情况下，运用乡规民俗便能较为妥善地解决纠纷问题；相反，通过诉讼方式，不仅耗时耗力，而且基本上没有从事诉讼业务的职业人员。但在现代工商社会，随着交通和通讯的发达，人们之间的流动加大了，处于“陌生人社会”中。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乡规民俗已无法解决大部分纠纷（因为纠纷大多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诉讼便成为一种相对有效的方式，从而导致人们改变了原先的看法，不是“厌诉”，相反，是要“为权利而斗争”［2］。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并不存在绝对的道德原则，所有的道德原则都是地方性的并因此是具体的，是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工具或手段①。一旦当具体的问题发生变化时，相应的道德原则便可能会随之发生一定的变化。即便是“不得杀人”这个看起来似乎不容质疑的道德原则也有一定的条件限定。例如，正义的战争中便允许杀死对手以及通过合法的审判程序后执行死刑犯。因此，手段是否合理，要通过该手段是否适宜地实现了其目的才能作出判断，离开具体情境抽象地谈论道德原则是没有意义的②。这便涉及到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道德的正当性的基础。如果以上讨论是有道理的，即道德从根本上来说不是观念性的而是实践性的结果的话，那么，在笔者看来，道德的正当性来自于它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因此，一个道德原则解决问题的能力愈强，它便愈具正当性。

显然，如果离开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以及问题产生的具体情境，便很难有所谓道德水准的“提升”或“降低”之说。原因在于，如果道德原则适用的前提条件发生了变化，那么通过比较不同情况下的结果来判断道德水准的高低，等于是在用不同的参照系来评价不同的两件事。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人们普遍认为，尽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生活很贫困，但当时人们的道德水准普遍高于现在，似乎物质生活越好反而人们的道德水准越低，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解。之所以那时能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由当时的物质生活状况决定的。其时人们都生活在一个人员不流动的封闭性社区中，彼此非常熟悉，很容易判断谁做了坏事。如果一旦发现某人做了坏事，他便很难再继续生活在这个社区中。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可偷（值钱的动产很少），值钱的东西大多都是公家的（不动产或是机器设备）③。之所以现在风气不正，不是因为人们的道德水准下降了，而是因为人们生存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偷盗者基本上是流动的，很难发现是谁做坏事，以及可偷的东西也更多了。这里的基本逻辑是，若有效比较道德水准的高低，其前提必须保持前后一致；比较的前提发生了变化，其结果就不再有效。

市场经济的逻辑

如果认为是市场经济的运作导致了人们道德水准下降，那么，首先搞清楚市场经济运作的基本逻辑就是回答该问题的前提条件了。什么是市场经济？通常认为，市场经济是与计划经济相比较而言的，并且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经济活动的方式而已。就此而言，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主要是通过分散的信息机制来协调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性活动，而后者则主要是通过中央的指令性经济（command　economy）对生产资料的使用和分配做出统一性安排，而且就资源配置的有效程度来说，前者远胜于后者。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即并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孰优孰劣问题，而是因为客观上存在的信息问题和激励机制。对于计划经济而言，一方面，生产和销售活动需要大量的要素和产品信息，而仅仅依靠中央命令无法有效地收集和处理大量信息问题，从而导致很难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核算；另一方面，计划经济官僚制的组织和管理成本过高，并且由于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人总是作为别人的人从而导致激励不足①。

进一步来说，市场经济之所以不存在上述计划经济的不足之处，主要由于它的价格机制的功能所在。具体而言就是，价格机制在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能够有效地且以非常低的成本发挥三个方面的作用：第一，非常及时快速地传递各种与要素和产品相关的信息，包括不同人们的偏好、资源的可获得性以及生产可能性等方面的信息；第二，能够向人们提供有效的激励，导致人们自行采取最为有效的资源使用方式，因为所有行为的后果都由做出决策的人来承担；第三，收入分配作用，即决定谁得到什么以及得到多少。最为重要的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的、彼此不能割裂的②。

人们往往赞同价格机制的前两种作用，但对第三种即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却时常保持质疑，并且这一点也是人们通常批评市场经济存在缺陷的主要根源之一。毋庸置疑，市场经济可能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但这并不必然发生；更何况这种差距即便有也是相对的，在绝对层面上，所有人都会因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财富增加，从而不同程度地改善生存状况③。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否定了价格机制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功能，便会导致价格机制信息传递和提供激励作用的丧失，最终将造成整个社会财富的极大缩减，而这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即便是试图从结果上缩小贫富差距，也有其他可替代的政策措施，例如通过税收手段进行收入的再分配等，而没有必要事先完全切断价格机制的收入分配功能，否则，必然会产生普遍的和绝对的贫困化。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若要实现上述功能，是有前提条件的，其中至少有三项不可或缺：第一，私有产权的建立，即将资源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分配给具体的个人。没有这一点，交易无从发生，资源没法配置，因为没有人确保自己交换的经济物品是合法的④。同时，私有产权的激励功能促进了资源最为有效的使用；第二，契约自由，即人们有与谁以及如何交易的自由的权利。这一点通过有强制力的允诺（即合同法）而保证了资源总是向最有价值的方向流转；第三，有限政府，即政府必须在其权力范围内依法行使职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制定规则和保障规则的执行，只有当市场体制本身的运作成本过高时才介入⑤。

另外，上述三项前提条件本身就蕴含了这一点，即市场经济体制的运作是有制度成本的，没有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能正常运作的市场经济。因此，这便意味着有很多经济活动通过市场是无法处理或是需要很高的成本才能应对的。但是，许多指责市场经济的人士却常常忘记了这一点，并将市场经济的种种不足归之于其不够完美。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美的东西，完美的东西只存在于理想中。他们总是犯着两种不同的比较方面的错误：一种是将现实中的市场经济与理想中的市场经济相比较；另一种是将现实中的市场经济与理想中的国家干预相比较。正确的比较制度的方法是，在可行的现实制度安排之间进行选择，并且必须存在共同的比较基础。

转型时期中国的道德困境

那么，道德水准与市场经济有关联吗？如果有的话，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很显然，如要真正理解当代中国的道德困境，必须首先搞清楚的问题是，道德作为一种一般性的社会控制制度，其运作的外界制约条件是什么？以及在中国当下语境中，道德的外部环境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试图得出这样一个推断，即究竟是这些因素的变化才导致道德水准有了不同，还是仅仅由于人自身的原因或是市场经济的运作才使得人们的道德品质发生了变化。

之所以将道德看成是一种社会控制制度（非正式制度），只不过是人们通常看法的另一种表述而已。概括地说就是，道德是约束和规范人们行为方式的手段之一①。并且，任何控制制度，如果要得到有效实施和执行，则必须依赖于一定的制裁和惩罚机制。一般而言，道德主要是通过个人自律（内在的）和社会舆论（外在的）两种具体途径来达到制约人行为的目的。而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人们对行为对错的评价标准一致，而这需要有一个道德共同体的存在；二是人们生活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封闭性社区之中，即所谓的“熟人社会”。如果人们对某种行为正确与否的判断不同，人们便可随意按照个人认为正确的方式行为，并且当有人指责其做了错事时，他会很容易地找到各种借口来推脱自己的责任。这是由于没有一个外在的共同行为准则对其产生约束力，从而导致制裁机制从源头上失效。换句话说，人们必须生活在一个同质性很高的社会或社区中，这样以来，对众多行为的看法便容易产生相同的态度，并且因此人们也极易对某一行为正确与否达成共识。与此同时，人们如果不生活在一个流动性不大的小社区之中，那么，当其一旦做了错事，就可以很容易地通过离开这个社区从而逃脱惩罚。如此一来，道德的制裁机制便失去了作用。

与道德不同，法律作为另一种社会控制制度（正式制度）有其本身的运作条件。法律适用对象不仅包括“熟人社会”，也包括“陌生人社会”；其适用范围也更广，不仅包括相对封闭的小型社区，还包括更宽阔的流动社会，用哈耶克的话来说就是“扩展秩序”［3］。这就要求法律是由国家统一制定并靠其垄断性的暴力措施作为实施机制，因为相对于私人或其他组织执法来说，这里存在着制裁的规模经济收益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才与法律（法治国家）紧密相关。因为不仅市场经济的前提即私有产权和契约自由是法律制度的产物，而且市场经济自身同时也是“扩展秩序”的副产品，必然与“扩展秩序”的实施机制即法律的适用相一致。而在当下中国，其所谓的道德困境之所以出现，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正处于社会的全面转型时期，即由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现代的工商社会。农业社会的典型特征是“熟人社会”，人员流动性不大，人们可能一生都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封闭性社区中，并因此同质性很高，从而为道德即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的适用创造了条件。现代工商社会的特点在于其非人格化，一切个性化的特征在很多时候都隐而不现，人员处于高度流动之中，人们的交往基本上是在陌生人之间，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法律这样的社会控制制度，因为这样的条件下适用法律成本更低也更为有效。

不仅如此，当下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也就是说，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存在不少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旧的体制被打破，新的体制尚未最终形成。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渡时期，出现一些不尽人意的现象，出现所谓道德水准下降是必然的，但要搞清楚其中真实的和真正的因果关系。如果因此将道德水准的下降归之于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实际上是犯了两种因果推理上的错误：一种是，尽管这些现象的发生与市场经济相伴随，但这并不是市场经济本身所导致的；另一种是，认为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有着种种不足，这便像指责一个孩童不听话，仅仅因为他／她是孩童一样，毫无逻辑或道理可言。

展望未来：道德市场的可能图景

综上所述可以推断出，当下的中国，适用于传统儒家伦理的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所谓的道德共同体的神话业已破灭，从而导致原有道德体系的崩溃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4］。与此同时，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出现种种不尽人意的现象，甚至在短期内有加剧的可能。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地看待这个问题。所谓“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现代工商社会，完全有可能发展并塑造出另一种道德图景，如果可以将之称为“道德”的话。我们知道，市场经济中的交换是以自愿和平等为基本前提的。一方面，作为意思自治的自愿能够有效地促进自我主体意识的形成，从而为个人解放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以“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马克思语）为特征的市场经济是有史以来最为平等的制度，因为它不看人的出身和其他身份特征，给每个人提供平等和充分的机会，并且拒绝特权［5］。不仅如此，作为“扩展秩序”副产品的市场经济能够有效地促成陌生人之间的分工合作，为重建信任和声誉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6－7］。

另外，人们通常只记住了市场经济中竞争的残酷和无情的一面，却忘记了市场经济的另一面，即它能够促成陌生人甚至是彼此敌对的人之间的合作，靠的就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更为重要的是，在形成共同价值的过程中，市场制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为，交换意味着交换的双方对所交换对象价值的评估是不同的，即交换双方的价值观必须是不同的。如果不同人对同一样东西的评价是一样的，就不会有交易发生的可能。这样以来，交换的过程就是不同价值观协调一致的过程，交换的结果就是在不存在一致的情况下取得一致。并且原则上，通过整个市场的交换，所有参与者都将在边际上达成共同的价值观①。结果就是，人们更可能在更多的问题上达成一致。这是交易带来的间接性的也是更为重要的结果。

不仅如此。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有赖于法治国家的形成，这就为健全法律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动机和动力［8］。毫无疑问地，在当下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作为道德替代机制的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为那些以为市场经济导致人们道德水准下降的指责留下了种种借口。但这是两个并不必然相关的问题，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将所有的原因都归之于市场经济本身或市场经济的不完善，我们应当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笔者相信，随着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这些现象和问题会逐渐减少，但肯定不会完全消失。这是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制度也是在现实中形成和适用的，而不是在理想中供人们去欣赏的。只要是制度，就会有制度运作的成本和代价，“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所有制度都必然会有的不足，如果你愿意将之称为“不足”的话。

结语

道德水准范文第4篇

不仅如此,道德原则是会发生变化的。因为,当问题的情境发生了变化后,以前解决问题的方法可能会过时,不再有效,这便需要有新的更为有效的应对方案。如此一来,人们就不会顽固地认为当初的道德原则仍然是正确的,而是会对其加以修正、完善或是放弃。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在过去,人们普遍认为那些试图通过诉讼方式解决邻里之间纠纷的人的行为动机是不好的,并通过各种教化来抑制这种行为方式,从而给世人的印象是,过去人们普遍有一种“厌诉”的心理或文化。在传统的小农社会,人们通常都在固定的范围内生活,人们之间很少有流动,是一种“熟人社会”(费孝通语)。在这种情况下,运用乡规民俗便能较为妥善地解决纠纷问题;相反,通过诉讼方式,不仅耗时耗力,而且基本上没有从事诉讼业务的职业人员。但在现代工商社会,随着交通和通讯的发达,人们之间的流动加大了,处于“陌生人社会”中。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乡规民俗已无法解决大部分纠纷(因为纠纷大多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诉讼便成为一种相对有效的方式,从而导致人们改变了原先的看法,不是“厌诉”,相反,是要“为权利而斗争”[2]。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并不存在绝对的道德原则,所有的道德原则都是地方性的并因此是具体的,是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工具或手段①。一旦当具体的问题发生变化时,相应的道德原则便可能会随之发生一定的变化。即便是“不得杀人”这个看起来似乎不容质疑的道德原则也有一定的条件限定。例如,正义的战争中便允许杀死对手以及通过合法的审判程序后执行死刑犯。因此,手段是否合理,要通过该手段是否适宜地实现了其目的才能作出判断,离开具体情境抽象地谈论道德原则是没有意义的②。这便涉及到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道德的正当性的基础。如果以上讨论是有道理的,即道德从根本上来说不是观念性的而是实践性的结果的话,那么,在笔者看来,道德的正当性来自于它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因此,一个道德原则解决问题的能力愈强,它便愈具正当性。

显然,如果离开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以及问题产生的具体情境,便很难有所谓道德水准的“提升”或“降低”之说。原因在于,如果道德原则适用的前提条件发生了变化,那么通过比较不同情况下的结果来判断道德水准的高低,等于是在用不同的参照系来评价不同的两件事。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人们普遍认为,尽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生活很贫困,但当时人们的道德水准普遍高于现在,似乎物质生活越好反而人们的道德水准越低,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解。之所以那时能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由当时的物质生活状况决定的。其时人们都生活在一个人员不流动的封闭性社区中,彼此非常熟悉,很容易判断谁做了坏事。如果一旦发现某人做了坏事,他便很难再继续生活在这个社区中。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可偷(值钱的动产很少),值钱的东西大多都是公家的(不动产或是机器设备)③。之所以现在风气不正,不是因为人们的道德水准下降了,而是因为人们生存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偷盗者基本上是流动的,很难发现是谁做坏事,以及可偷的东西也更多了。这里的基本逻辑是,若有效比较道德水准的高低,其前提必须保持前后一致;比较的前提发生了变化,其结果就不再有效。

市场经济的逻辑

如果认为是市场经济的运作导致了人们道德水准下降,那么,首先搞清楚市场经济运作的基本逻辑就是回答该问题的前提条件了。什么是市场经济?通常认为,市场经济是与计划经济相比较而言的,并且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经济活动的方式而已。就此而言,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主要是通过分散的信息机制来协调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性活动,而后者则主要是通过中央的指令性经济(command economy)对生产资料的使用和分配做出统一性安排,而且就资源配置的有效程度来说,前者远胜于后者。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即并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孰优孰劣问题,而是因为客观上存在的信息问题和激励机制。对于计划经济而言,一方面,生产和销售活动需要大量的要素和产品信息,而仅仅依靠中央命令无法有效地收集和处理大量信息问题,从而导致很难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核算;另一方面,计划经济官僚制的组织和管理成本过高,并且由于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人总是作为别人的人从而导致激励不足①。

进一步来说,市场经济之所以不存在上述计划经济的不足之处,主要由于它的价格机制的功能所在。具体而言就是,价格机制在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能够有效地且以非常低的成本发挥三个方面的作用:第一,非常及时快速地传递各种与要素和产品相关的信息,包括不同人们的偏好、资源的可获得性以及生产可能性等方面的信息;第二,能够向人们提供有效的激励,导致人们自行采取最为有效的资源使用方式,因为所有行为的后果都由做出决策的人来承担;第三,收入分配作用,即决定谁得到什么以及得到多少。最为重要的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的、彼此不能割裂的②。

人们往往赞同价格机制的前两种作用,但对第三种即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却时常保持质疑,并且这一点也是人们通常批评市场经济存在缺陷的主要根源之一。毋庸置疑,市场经济可能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但这并不必然发生;更何况这种差距即便有也是相对的,在绝对层面上,所有人都会因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财富增加,从而不同程度地改善生存状况③。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否定了价格机制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功能,便会导致价格机制信息传递和提供激励作用的丧失,最终将造成整个社会财富的极 大缩减,而这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即便是试图从结果上缩小贫富差距,也有其他可替代的政策措施,例如通过税收手段进行收入的再分配等,而没有必要事先完全切断价格机制的收入分配功能,否则,必然会产生普遍的和绝对的贫困化。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若要实现上述功能,是有前提条件的,其中至少有三项不可或缺:第一,私有产权的建立,即将资源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分配给具体的个人。没有这一点,交易无从发生,资源没法配置,因为没有人确保自己交换的经济物品是合法的④。同时,私有产权的激励功能促进了资源最为有效的使用;第二,契约自由,即人们有与谁以及如何交易的自由的权利。这一点通过有强制力的允诺(即合同法)而保证了资源总是向最有价值的方向流转;第三,有限政府,即政府必须在其权力范围内依法行使职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制定规则和保障规则的执行,只有当市场体制本身的运作成本过高时才介入⑤。

另外,上述三项前提条件本身就蕴含了这一点,即市场经济体制的运作是有制度成本的,没有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能正常运作的市场经济。因此,这便意味着有很多经济活动通过市场是无法处理或是需要很高的成本才能应对的。但是,许多指责市场经济的人士却常常忘记了这一点,并将市场经济的种种不足归之于其不够完美。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美的东西,完美的东西只存在于理想中。他们总是犯着两种不同的比较方面的错误:一种是将现实中的市场经济与理想中的市场经济相比较;另一种是将现实中的市场经济与理想中的国家干预相比较。正确的比较制度的方法是,在可行的现实制度安排之间进行选择,并且必须存在共同的比较基础。

转型时期中国的道德困境

那么,道德水准与市场经济有关联吗?如果有的话,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很显然,如要真正理解当代中国的道德困境,必须首先搞清楚的问题是,道德作为一种一般性的社会控制制度,其运作的外界制约条件是什么?以及在中国当下语境中,道德的外部环境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试图得出这样一个推断,即究竟是这些因素的变化才导致道德水准有了不同,还是仅仅由于人自身的原因或是市场经济的运作才使得人们的道德品质发生了变化。

之所以将道德看成是一种社会控制制度(非正式制度),只不过是人们通常看法的另一种表述而已。概括地说就是,道德是约束和规范人们行为方式的手段之一①。并且,任何控制制度,如果要得到有效实施和执行,则必须依赖于一定的制裁和惩罚机制。一般而言,道德主要是通过个人自律(内在的)和社会舆论(外在的)两种具体途径来达到制约人行为的目的。而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人们对行为对错的评价标准一致,而这需要有一个道德共同体的存在;二是人们生活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封闭性社区之中,即所谓的“熟人社会”。如果人们对某种行为正确与否的判断不同,人们便可随意按照个人认为正确的方式行为,并且当有人指责其做了错事时,他会很容易地找到各种借口来推脱自己的责任。这是由于没有一个外在的共同行为准则对其产生约束力,从而导致制裁机制从源头上失效。换句话说,人们必须生活在一个同质性很高的社会或社区中,这样以来,对众多行为的看法便容易产生相同的态度,并且因此人们也极易对某一行为正确与否达成共识。与此同时,人们如果不生活在一个流动性不大的小社区之中,那么,当其一旦做了错事,就可以很容易地通过离开这个社区从而逃脱惩罚。如此一来,道德的制裁机制便失去了作用。

与道德不同,法律作为另一种社会控制制度(正式制度)有其本身的运作条件。法律适用对象不仅包括“熟人社会”,也包括“陌生人社会”;其适用范围也更广,不仅包括相对封闭的小型社区,还包括更宽阔的流动社会,用哈耶克的话来说就是“扩展秩序”[3]。这就要求法律是由国家统一制定并靠其垄断性的暴力措施作为实施机制,因为相对于私人或其他组织执法来说,这里存在着制裁的规模经济收益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才与法律(法治国家)紧密相关。因为不仅市场经济的前提即私有产权和契约自由是法律制度的产物,而且市场经济自身同时也是“扩展秩序”的副产品,必然与“扩展秩序”的实施机制即法律的适用相一致。而在当下中国,其所谓的道德困境之所以出现,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正处于社会的全面转型时期,即由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现代的工商社会。农业社会的典型特征是“熟人社会”,人员流动性不大,人们可能一生都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封闭性社区中,并因此同质性很高,从而为道德即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的适用创造了条件。现代工商社会的特点在于其非人格化,一切个性化的特征在很多时候都隐而不现,人员处于高度流动之中,人们的交往基本上是在陌生人之间,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法律这样的社会控制制度,因为这样的条件下适用法律成本更低也更为有效。

不仅如此,当下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也就是说,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存在不少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旧的体制被打破,新的体制尚未最终形成。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渡时期,出现一些不尽人意的现象,出现所谓道德水准下降是必然的,但要搞清楚其中真实的和真正的因果关系。如果因此将道德水准的下降归之于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实际上是犯了两种因果推理上的错误:一种是,尽管这些现象的发生与市场经济相伴随,但这并不是市场经济本身所导致的;另一种是,认为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有着种种不足,这便像指责一个孩童不听话,仅仅因为他/她是孩童一样,毫无逻辑或道理可言。

展望未来:道德市场的可能图景

综上所述可以推断出,当下的中国,适用于传统儒家伦理的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所谓的道德共同体的神话业已破灭,从而导致原有道德体系的崩溃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4]。与此同时,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出现种种不尽人意的现象,甚至在短期内有加剧的可能。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地看待这个问题。所谓“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现代工商社会,完全有可能发展并塑造出另一种道德图景,如果可以将之称为“道德”的话。我们知道,市场经济中的交换是以自愿和平等为基本前提的。一方面,作为意思自治的自愿能够有效地促进自我主体意识的形成,从而为个人解放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以“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马克思语)为特征的市场经济是有史以来最为平等的制度,因为它不看人的出身和其他身份特征,给每个人提供平等和充分的机会,并且拒绝特权[5]。不仅如此,作为“扩展秩序”副产品的市场经济能够有效地促成陌生人之间的分工合作,为重建信任和声誉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6-7]。

另外,人们通常只记住了市场经济中竞争的残酷和无情的一面,却忘记了市场经济的另一面,即它能够促成陌生人甚至是彼此敌对的人之间的合作,靠的就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更为重要的是,在形成共同价值的过程中,市场制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为,交换意味着交换的双方对所交换对象价值的评估是不同的,即交换双方的价值观必须是不同的。如果不同人对同一样东西的评价是一样的,就不会有交易发生的可能。这样以来,交换的过程就是不同价值观协调一致的过程,交换的结果就是在不存在一致的情况下取得一致。并且原则上,通过整个市场的交换,所有参与者都将在边际上达成共同的价值观①。结果就是,人们更可能在更多的问题上达成一致。这是交易带来的间接性的也是更为重要的结果。

不仅如此。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有赖于法治国家的形成,这就为健全法律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动机和动力[8]。毫无疑问地,在当下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作为道德替代机制的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为那些以为市场经济导致人们道德水准下降的指责留下了种种借口。但这是两个并不必然相关的问题,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将所有的原因都归之于市场经济本身或市场经济的不完善,我们应当用动态的、发展的眼 光来看待这个问题。笔者相信,随着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这些现象和问题会逐渐减少,但肯定不会完全消失。这是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制度也是在现实中形成和适用的,而不是在理想中供人们去欣赏的。只要是制度,就会有制度运作的成本和代价,“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所有制度都必然会有的不足,如果你愿意将之称为“不足”的话。

结语

道德水准范文第5篇

关键词：职业道德;信用体系;职业培训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ccounting personnel occupation ethics compliance and the way to enhance the accounting occupation moral standard is analyzed. The accounting occupation morals promotion, is not only the accounting personnel itself should be aware that, it should be more social, accounting department together,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a good accounting environment, improve the occupation moral standards of accounting personnel.

Key words: occupation moral; credit system; occupation training

中图分类号：F810.6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及我国加入 WTO后国际竞争局势的日益严峻，企业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频繁和激烈。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一些企业通过违规操作会计账目、虚构成本、虚增利润等方式来取得有利局面。与此同时，一些会计人员在利益的诱惑下，违背职业道德，违反职业操守，协助不法企业粉饰账目，欺诈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给社会造成了很大危害，因此应该采取相应的对策来提升会计人员的整体职业道德水准，以建立一个良好的会计环境。

一、 目前会计人员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的状况

会计职业道德是指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对会计职业行为及职业活动的系统要求或明文规定，它是社会道德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职业道德在会计职业行为和会计职业活动中的具体体现。 我国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的内容概括为：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廉洁自律、客观公正、坚持准则、提高技能、参与管理和强化服务等。

据相关统计，截至目前，我国会计专业人才已达到 1 400 万人， 已接近市场饱和状态，但我国会计行业高层次人才所占比例很小，呈现紧缺状态。在整体会计人员水平层次不太高的情况下，会计人员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具体表现为会计人员的整体综合素质不高、 职业技能比较低；许多会计人员的诚实守信意识比较差，容易受利益的诱惑；许多会计人员参与企业管理的意识不强，不考虑企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容易出现过多短期行为等。由于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准比较低，导致许多企业在竞争的过程中采取不法手段，对整个社会的良性竞争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应该追根溯源，分析导致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水准比较低的原因，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二、 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水准低的原因分析

导致我国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水准比较低的原因很多，既有社会体制原因，也有会计人员自身素质原因，因此，应该全面分析原因，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

（一 ）对会计职业道德的培训少 、要求低

从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对于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的培训过程比较简单，培训时间比较短，要求比较低，这就直接导致了会计人员从业时的会计职业道德意识薄弱。

对于会计职业道德的要求，目前只是在教科书中简单的提到， 并没有更多的要求；而在会计类的考试中，只是在会计从业资格中 《会计法规和职业道德》中有要求，在会计类的初级、中级、注册类的考试中，基本上不涉及到会计职业道德的考试内容。 由于我国对于会计人员的职称采取的是以考代评和考评结合的方式，这种导向使会计人员只重视会计理论、 技能和实践的内容， 根本不重视会计职业道德问题。虽然对于会计人员从业资格证在全国各地会计协会也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继续教育培训以及年检等，但很少进行职业道德培训， 对职业道德水准要求也不高，因此导致在职的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水准也不高。

（二）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的成本低

《 会计法 》 第三十九条规定 ： “ 会计人员应当遵守职业道德，提高业务素质。 ”但关于职业道德的基本内容，《会计法》没有做出具体规定。在我国《会计职业道德规范 》 中规定了财政部门、业务主管部门和各单位是会计人员遵守职业道德情况的检查部门，同时也规定了基本的奖惩办法：财政部门、业务主管部门和各单位对会计人员遵守职业道德检查的情况 ，应“作为会计人员晋升 、晋级 、聘任专业职务、 表彰奖励的重要考核依据”；“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的 ， 由所在单位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由会计证发证机关吊销其会计证”等。 虽然在《会计法》和《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中有相应的会计职业道德遵守 、检查、处罚的规定，但相应的检查和处罚的力度都比较小，因此对于会计人员而言，违反会计职业道德的成本比较低，所以对会计人员的威慑程度不高，这也是导致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水准比较低的原因。

（三）会计人员诚信体系不完善

目前在我国对于会计人员诚信方面的规范及评价体系较少， 因此会计人员不遵守诚信的情况屡屡发生。虽然在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中有诚实守信的规定，但由于目前在会计行业中没有推行诚信的监督及评价方法，所以对于很多会计人员的失信情况企业和社会经常没有发现或者发现后没有比较好的惩戒方法，这样导致会计人员在利益的诱惑下，做假账、粉饰报表、虚假申报等行为屡禁不止，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越来越低。

三、 提升我国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水准的对策

由于目前我国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准比较低，因此应该结合实际情况，借鉴先进的经验，提升我国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净化会计行业的整体从业环境。

（一） 在校培训和在职培训相结合，提高培训水平，延长培训时间

为了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遵守程度，应该从两个方面进行职业道德培训。一方面，对于将来从事会计工作的在校会计类大学生而言，强化会计职业道德课程的内容，提高对会计职业道德的要求很有必要，这样在学会计的初期就可以让学生对会计工作的职业道德要求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另一方面，对于已经从业的会计人员，会计主管部门不仅仅是监督检查，更多的是首先抓好对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在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过程中更多的强调职业道德，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严格的考核和检查，并且将考核和检查情况同会计人员以后的职业发展联系起来。在实践中，根据各省的实际情况，会计主管部门应该适当、定期进行会计职业道德培训，延长会计职业道德培训的时间，并结合现实的案例来进行培训。

（二 ）建立会计人员诚信体系 ，实行全国联网查询

要提高会计人员的诚实守信程度，就需要对会计人员的诚实守信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价，建立详细的监督制度和评价体系。具体而言，会计主管部门应结合会计人员从业单位，对每一个会计人员的执业情况进行详细的跟踪，定期不定期地进行检查，根据检查情况对会计人员进行评价，给出会计人员的会计诚信等级，并且将这个等级的高低和会计人员以后的资格考试和职称评定结合起来，使会计人员可以自觉地遵守诚信，客观公正地从事会计工作。同时，为了避免会计人员在跨地区流动时管理方面的漏洞出现，会计部门对于会计人员诚信的评价程度可以通过全国联网查询的方式得到，这样可以杜绝会计人员失信逃避惩罚的侥幸心理出现，强化会计人员从业时遵守职业道德的意识。

（三 ）借鉴国外经验 ，提高违反职业道德的成本，加大惩处力度

美国有一套完整的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体系，由注册会计师协会道德规范、管理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财务经理协会道德法规等构成， 甚至会计学术界、 会计教师的职业道德也在研究之列。我们可借鉴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操作的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加强对会计人员的监管力度。同时对于我国现有的会计法和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中关于会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的处罚方面进行修订，加大对违反会计职业道德的惩处力度，提高不遵守规范的成本。这样，会计人员在完善的规范体系和严格的惩处条件下， 自觉遵守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程度就会提高，会计职业素养也会提升。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企业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遵守的情况会对整个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而目前我国企业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准普遍不高，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很多，如会计法规不健全、培训不完善、会计诚信体系缺失等，因此，应该采取相应的对策来提升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准，以便在国内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

参考文献：

1.彭启芳.略谈会计职业道德［J］.中国农业会计，2012,（11）.

2.张栋青.我国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缺失的原因及对策研究［J］.北方经济，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