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保险\女性就业与儿童发展的研究评述

摘　要：工作和家庭双重责任的平衡是每个职业女性都必须面对的难题，这一冲突在婴幼儿的生育和抚养问题上达到顶峰。生育保险制度就是意在缓解这一矛盾的最主要公共政策，它虽然可能在短期内不利于女性就业，但同时也可能通过动态中女性人力资本的连续积累改善其在劳动力市场中表现。而女性产后较长时间的休假可能导致其人力资本的折旧和生产力下降，但是这也可能在长期有利于儿童发展，在现实中的影响则需要通过实证研究进行验证。

关键词：生育保险；女性就业；儿童发展

中图分类号：F84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0)06-0053-06

一、引言

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是人类社会近百年来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它为两性平等创造了经济基础，同时也给社会和家庭生活带来着巨大的改变和挑战。工作和家庭双重责任的平衡成为每个职业女性都必须面对的难题，其答案几乎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而这一冲突在婴幼儿的生育和抚养问题上达到顶峰。倘若普通的家务劳动还可以通过闲暇的减少和家政服务的发展得到解决，那么生育和抚养则是影响女性连续和平等就业的天然障碍。

在生育时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并在最小的孩子进入学龄时重新工作曾经是大多数女性的自然选择(M型的双头就业曾是发达国家女性就业的显著特征)，但长期退出劳动力市场将导致严重的人力资本折旧。也正是因为此，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同时进行生育抚养和市场劳动，当今，大多数职业女性在产后几个月内就迅速恢复了工作。但是同时，过早返回工作导致的母乳停止和非父母照料等问题可能会对婴幼儿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而儿童成长不仅对家庭和个人有重要意义，也关系到整个国家的人口发展。

生育保险制度就是意在缓解这一矛盾的最主要公共政策。它通过提假和收入补偿，保护女性在生育结束后回到原职继续工作的权利，希望能够促进女，性人力资本的连续积累，并有利于母子健康。现行的生育保险制度是否真正帮助女性实现了鱼和熊掌的兼得，它对市场效率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可以为现行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建议，但都有待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分析。我国国内目前还没有此领域的专门规范探讨，而西方学者已经针对其各自不同的生育保险制度，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就旨在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西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和介绍，以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二、生育保险的劳动力市场效应

1　女性劳动供给的经典理论

经典的劳动供给理论认为劳动供给决策是劳动者在收入和闲暇之间进行选择的结果，而影响这一选择的最关键因素就是工资率。工资率的上升对劳动供给同时有正的替代效应和负的收入效应，且随着工资率和总收入的不断提高，替代效应不断减少。而收入效应提高，导致后弯的劳动供给曲线。这一理论对现实中男性的劳动供给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但却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不断上升的女性劳动供给不符。上升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研究发现，这一现象既是生产由家庭转向工厂、第三产业逐渐兴起等宏观经济发展变化的结果，也与家庭结构变化、家用电器普及、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等社会因素相关。同时，这也是女性劳动力的特殊性所导致的。贝克尔创建的家庭经济学及其发展对此进行了专门探讨：一方面，女性在市场劳动和个人闲暇之外，还有很大部分时间用于家务劳动，这是女性劳动力与男性的主要差异，也是导致其替代效应较高的原因；另一方面，女性劳动供给决策可能是家庭内部夫妻双方博弈(合作博弈或非合作博弈)的结果，例如离婚率的上升常带来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上升。

供求双方的共同改变导致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工资和就业状况的变化，这就是生育保险的劳动力市场效应。下面就结合现有文献，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对此进行分析。

2　生育保险的劳动力市场效应：静态均衡

在供给方面，生育保险制度会带来女性劳动供给的增加。一方面，由于很多国家的产假和收入补偿以产前一定的工作时间为条件(例如，美国家庭和生育休假法案要求雇员休假前在同一雇主处工作满12个月，且达到1250个小时)，这使得部分女性为了满足产假资格而在产前增加劳动供给；另一方面，保护工作权利的产假使得更多女性不必在产前辞职，而可以继续工作的预期也可能进一步增加女性产前的劳动供给。

在需求方面，生育保险制度在短期可能带来雇主对女性劳动力的歧视。由于女性雇员在生育期间的休假会导致职位空缺，使该职责的履行处于次优状态，妨碍生产过程的正常运行，企业还不得不寻找和培训短期替代人员，导致不可避免的职位空缺成本。而且与一般的假期不同，产假往往更长，且不能按照雇主认为合适的时间来进行安排。所以，生育保险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对女性劳动力的税收，从而减少雇主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倘若产假由雇主而非社会统筹提供，那么雇主还要承担这一直接支出成本，需求曲线会更大幅度左移。”

上述供求曲线的移动导致了生育保险的劳动力市场效应，结果则主要取决于雇佣双方对生育保险价值的评价和提供成本(如图1)。假设原有均衡位于S。和D信决定的A点，第一，倘若工资完全自由、且女性雇员对生育保险的评价不小于雇主提供生育保险的成本，那么生育保险将导致劳动力供求曲线同时移动到S，和D，均衡点变为E，就业人数不变但是工资下降，且下降幅度等于生育保险的提供成本；第二，倘若工资完全自由、但女性雇员对生育保险的评价小于雇主提供生育保险的成本，那么生育保险将导致劳动力供求曲线同时移动到S，和D，，均衡点变为B，就业人数和工资都有所下降。且工资下降幅度小于生育保险的提供成本；第三，倘若工资完全刚性，那么生育保险将导致劳动力需求曲线左移，同时在原有工资水平下出现女性劳动力的过度供给。

可以看出，生育保险制度在静态中反而可能导致被保护女性群体的工资和就业的下降，不少学者通过DDD(Difference-in-Difference-in-DifferencC)的计量方法验证了上述结论。例如，Gmber(1994)研究了1978年美国反怀孕歧视法案(Pregnancy DiscriminationAct)对不同地区育龄妇女的工资和工作时间的影响，r7，发现了生育保险提供成本向工资的完全转移和对劳动投入的零影响。Yu Cheng Lai和Master(2005)利用台湾生育保险在初期只覆盖部分行业的机会，发现生育保险制度在短期显著减少了女性的就业机会和平均工资率。0qIuhm(1998)运用欧洲的宏观数据对多个不同生育保险制度国家的女性就业人口比和小时工资进行了分析，发现产假保证了女性就业的上升，但是长期的产假也伴随着女性工资的下降。

3　生育保险的劳动力市场效应：动态均衡

上述分析假设了静态的劳动力市场。但是今天，

大多数女性都在产前参加市场劳动，这就导致雇佣双方在长期的动态博弈可能改变静态中的结论。由于显示性偏好表明女性产前的工作关系往往是劳动力市场中雇佣与被雇佣的最佳组合，且产前的工作经历也使得雇员积累了较丰富的公司专项人力资本，这就使得在长期，雇主不得不在下面两种情形之间进行权衡：一是不提供生育津贴，同时承担永久替换员工的成本，例如搜寻成本、培训费用等；二是提供生育保险和承担职位暂时空缺的成本，但是同时得到长期内员工跳槽率下降、维护最佳雇佣关系组合以及持续的专项人力资本积累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等收益。

同时，生育保险在长期也将为女性人力资本的连续积累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激励，这将使得雇主提供生育保险的收益上升，从而提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谈判能力和改善雇主对女性劳动力的歧视。有研究发现产假与女性产后的工资正相关，Waldfogel(1998)发现产假减少了和母亲类似但没有小孩的女性之间的工资差距，Daise和Walte(1991)发现一个职业所要求的专业准备(也即更高的专项人力资本)与产后继续工作和更快回复工作显著正相关。

需要注意的是，在市场完全的情况下，雇主和雇员会根据工作性质，由雇主的成本收益分析以及雇员对生育保险的评价来订立双方的生育保险合同。但是在现实中，由于信息不对称，雇佣双方无法确切得知彼此对生育保险的估价和提供成本，特别是雇主无法确定雇员享受生育保险和生育后回到原职的概率，这就使得乐于提供生育保险的雇主面，临只雇佣到较高概率享受生育保险的雇员的逆向选择困境。而强制和普遍的生育保险则可以帮助乐于提供生育保险的雇主解决逆选择问题。但是对于原本就不乐意提供生育保险的雇主而言，强制提供的生育保险则是次优选择。ClQ并可能在工资不能自由调整时带来女性就业减少，从而导致对市场的扭曲和效率的降低。但是，正如Gruber(1994)所言，这就要求我们首先明确生育保险的主要目标是纠正市场失灵，还是通过在不同群体间的再分配来帮助特定群体。我们认为，生育保险制度的主要目标是保护女性就业和帮助维护母子健康，而在动态中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则是女性产后的微观劳动供给决策对生育保险政策所作出的反应，这正是下一部分要进一步详细分析的。

三、生育保险与女性产后的劳动供给决策

从上述分析可知，实现生育保险在动态中利于女性就业和减少性别歧视这一目标的关键是女性在产后更多地回到原职，从而实现人力资本的连续积累、并得到产前专项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但是，较快返回工作往往使母亲不得不离开刚刚出生的婴幼儿，这可能对儿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所以，生育保险究竟对女性就业和儿童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女性产后的就业决策，下面就对此方面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介绍，

1　生育保险与女性产后劳动供给决策理论分析

女性产后何时恢复工作的决定是在收入约束和亲自照顾新生儿的效用之间进行权衡的结果，而生育保险将改变妈妈们面，临的预算约束，Burgess et al.(2008)针对英国20世纪90年代初的带薪产假政策，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如图2)。

以女性的生育时点为原点，横轴是产后恢复工作的时间，纵轴是产后的收入，保护工作的产假在T。结束，收入补偿在T停止，假设产后恢复工作之后的工资率不变，直到TF退休，那么，在没有生育保险的情况下。女性产后面临的预算约束线是以产后新工作的工资WN为斜率的AB线，而在有生育保险的情况下预算约束变为CDEFG。收入补偿使得后者较前者有一个纯收入效应c。，而EF反映了原工作的工资往往高于产后重新寻找的工作，D点的转折显示在T一之前恢复工作则会使得生育津贴减少。作者用此框架分析了两类女性，个体Ⅱ是对工作有较大偏好的女性，她们在没有生育保险时选择在T，’恢复工作，而在有生育保险则可以延长休假时间到T真。个体2是对在家中照顾新生儿有较大偏好的女性，她们在没有生育保险时选择在T真*恢复工作，而在有生育保险则会缩短休假时间到T。。这说明，生育保险使得女性的恢复工作时间在产假结束的时点集中，有可能延长原本偏好工作的女性在家中照顾新生儿的时间，同时缩短原本偏好家中照顾新生儿的女性的休假时间，使其避免失去原工作和实现更连续的人力资本积累。

上述分析建立在雇佣双方原本没有任何产假安排的假设之上，但是现实中雇主可能对某些雇员原本就提供一定的产假，这时生育保险制度的影响就取决于法定产假与原先协议产假之间的比较。Klerman和Leibowitz(1999)针对美国家庭和生育假期法案中12周的无薪产假对此进行了分析。由于生育后一定时期的休假需求是刚性的(例如6周)，倘若雇主原本提供的假期少于这一时期，雇员会选择放弃原工作而在产后重新寻找工作，对于此部分员工，12周的产假可以保护她们回到原有工作。但是若原有雇主提供的产假就大于产后的最低休息时间，那么12周的产假对女性就业和在家中照顾新生儿的时间影响可能不大。

上述理论分析为我们理解女性产后恢复工作的决策提供了理论框架，但是生育保险究竟对女性就业和儿童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则有待实证研究的检验，下面就对此进行分析。

2　产后返回原雇主与女性人力资本的连续积累

如上所述，生育保险除了能使女性在产后得到较好的精神和身体恢复之外，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生育期间连续的人力资本积累、尤其是回到原职的连续工作来提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有不少实证研究认为产假较好地实现了这一目标。例如，Ruhm(1998)发现产假与产后女性的就业正相关；Baum(2003)发现产假提高了母亲们回到原职的概率(10-17个百分点)；V21Baker和Milligan(2005)则用加拿大多次延长产假的社会实验验证了这一结果，他们的研究发现产假的每次延长都在不同比例上显著减少了女性产前辞职的比例，也增加了休假和回到原职的比例；Burgess et al(2008)发现产假使在产后7个月内返回原工作的女性增加了25％。

针对美国的研究还发现不同长度和类型的产假对女性劳动连续性的影响不同。例如，Woldfogel(1998)发现，相对于提供无薪产假的雇主，女性更容易回到那些提供带薪产假的雇主；Glass和Riley(1998)发现女性更容易回到提供较长期产假的雇主。同时，这些研究还指出，由于美国职业女性在产后回到原雇主的比例原本就较高，而1993年家庭和生育假期法案只有12周的无薪产假，且覆盖面有限，所以其对美国女性产后工作连续性的影响可能不大。

3　产后恢复市场劳动的时间与儿童发展

不少研究都证明，婴幼儿1岁前的生活对其成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母亲在此期间过早返回市场

劳动可能对新生儿的成长造成不利的影响：母亲的全职工作常常伴随着非父母的照料方式，同时也是母乳终止的最重要因素。而母乳和父母对新生儿的亲自照料都被认为对儿童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近期的研究验证了产假对于延长母亲在家中呆的时间、同时减少非父母照料和增加母乳喂养的作用：Baker和Milligan(2005，2008a，2008b)发现加拿大2000年产假的延长增加了母亲呆在家中的时间，使得7-12个月儿童的非父母照料减少了18％。使得孩子1岁之前的母乳时间延长了1个月，同时使纯母乳喂养达到6个月的女性增加了7.7到9.1个百分点。但是，这些研究未能证明这些变化对文中采用的儿童健康指标的影响。作者指出，这可能是所采用的健康指标存在问题，也可能是这些因素对儿童认知的影响有较大滞后性，在儿童更大年龄时才会出现。

需要指出的是，正如不少作者提到的，这类实证研究中普遍存在与产假资格相关的内生性问题，即可能不是由于带薪产假影响了女性的休假活动和进一步的儿童照料行为，而是对产假认可度较高的女性选择了有产假的工作。有文章指出自身的计量模型无法区别这两种可能，而只是发现了二者的强相关。也有作者认为自己基本得到了因果关系，而上述Baker和Milligan的多篇文章则运用了加拿大全国普遍延长法定产假的数据，可能更好地解决这一内生性问题。

四、简评

综上所述，生育保险制度可能在短期内不利于女性就业，但同时也可能通过动态中女性人力资本的连续积累提高其在劳动力市场中表现。而女性产后较长时间的休假可能导致其人力资本的折旧和生产力下降，但是这也可能在长期有利于儿童发展。鱼和熊掌是否不可兼得?现实中，已经有女性开始选择少生育或不生育(尤其在上个世纪的发达国家和地区表现明显，不少地区出现了超低生育率)，抑或退出劳动力市场，例如，James P.Vere(2007)就运用美国的数据发现女性劳动参与率在本世纪开始下降，而生育率开始回升，作者认为这是由于女性认识到她们当中只有极少数真正实现了同时拥有对新生儿的细致照料和自己的事业这一理想，而开始调整其行为的结果。

面对这一困境，让占总人口一半的女性简单地选择其一并不是最优的解答，因为儿童发展所代表的未来和职业女性的市场劳动对社会和其自身的现实意义可能各有其不可替代的。通过生育保险制度来缓解这一矛盾是人类的伟大尝试，但正如Baker和Miligan(2008b)所言，要对产假的效率进行衡量，就必须要对其所有的收益和成本进行全面衡量，这正是当前西方社会学和经济学者们仍在继续进行的研究内容。

而在我国国内，虽然已有不少研究讨论了生育保险制度的重要性，如庄渝霞(2009)分别从宏观队口转变规律、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人口素质的需求)、中观(社会支持网络的变迁、保障女性群体地位、保障企业平等竞争)和微观层面(生育观念的转变、生育的风险性、体现女性的生育价值)阐释了实施生育保险制度势在必行。”也有部分研究探讨了我国女性就业的变化情况，如姚先国和谭岚(2005)，牡凤莲(2008)。但是尚未有研究深入探讨生育保险对女性就业和儿童发展的具体影响。我们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水平的发展，生育保险制度对我国女性就业和人口与儿童发展的影响将逐渐增强，针对我国特殊国情下生育保险制度的研究也必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借鉴西方的已有成果，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运用经济学理论模型和实证方法，对我国生育保险制度在女性就业和儿童发展方面的影响进行具体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协调女性就业与家庭生活、儿童发展之间关系的机制设计，将是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