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形象思维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几个问题

摘 要：在形象思维问题上，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存在着许多认识上的混乱。从马克思的关于思维道路的论述看，应该恢复知性分析的“抽象”作为感性与理性之间的中间环节的地位，还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本来面貌。马克思关于人的头脑掌握世界的四种方式的理论和黑格尔的相关论述实际上肯定了形象思维的存在，而且作为普遍的一般思维方式先于理论思维方式。与一切思维都离不开抽象一样，形象思维包括艺术的形象思维也离不开抽象，甚至可以说没有抽象就没有艺术。从世界和大脑的生态复杂性看形象思维，才能正确认识它与想象、思维和直觉的关系，并有助于认识形象思维对于激发和培养创新性思维的重要意义。因此，必须重视对形象思维问题的严肃探讨和深入认识。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抽象；具体；理论思维；艺术掌握；生态复杂性；创新性思维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彭治平的长文《关于“形象思维问题”论争的若干历史情况》[1]（以下简称“彭文”，文中凡征引自该文的文字，都不另注明出处），在清理和辩证一些关于这场论争的历史事实的同时，依然坚持最早批判形象思维论并引发论争的郑季翘的观点。综观文中表达和引述的各种观点可以看出，在形象思维问题上，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存在着许多认识上的混乱，如把理性认识等同于抽象，把理性思维与形象思维相割裂，把想象与逻辑决然对立，把逻辑思维与抽象思维相混同，把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相并列，把形象思维归结为直觉，以及干脆否认形象思维的存在，等等。形象思维论不只是与文艺学密切相关，而首先是牵涉哲学、心理学、思维学和逻辑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正如批判者所再三申言，对形象思维的认识实际上关系着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解和态度。笔者以为，尽管现有的形象思维论中还存在着不少谬误和混乱，但是断言形象思维论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根本对立，未免过于武断。其实，反形象思维论者所阐述并树为是非标杆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未必就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可以说，论争双方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认识，包括对列宁和的相关论述的理解，都存在着不少不可不加以正视的问题。为了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及其与形象思维的关系，从而厘清论争中涉及的理性、抽象、逻辑、想象和直觉等概念及其与形象思维的关系，笔者以为有必要对之进行认真深入的讨论。

一、从马克思的论述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相关内涵

最早向形象思维论发难的郑季翘，是从维护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及其在文艺创作中的指导地位的高度对形象思维论进行批判的，在他看来，形象思维论从根本上就是与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相对立的。在给领导提出必须批判形象思维论的信中，郑季翘说：“在文艺界广泛流行的‘形象思维论’看来属于直觉主义体系，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相符合，有它存在，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普遍适用性，从而也就以突破一点的办法根本否定了整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同时，因为实际上排除理性，所以对我国的文艺创作很不利。”在批判文章中又说，形象思维论“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在《实践论》中对人类认识规律所作的科学阐述是相悖谬的。它不仅涉及文艺创作问题，而且超出文艺领域外，关系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问题”。

既然反形象思维论把问题提到了是否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那么理所当然就应该首先弄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乃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这里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进行全面的阐述，而只能就论争主要涉及的认识中的思维过程和思维方式问题来看看马克思本人的观点。

与那些把认识过程中的思维以抽象为终点的看法不同，马克思把抽象看作思维从感性的整体达到理性的整体这一认识过程的一个中间环节。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论及政治经济学认识世界的思维过程时，指出存在着两条思维道路。第一条道路是从“生动的整体”开始，经过分析“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即从感性的整体到抽象。这乃是17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的思维方法，在这里抽象是思维的终点。他认为，第二条道路即“科学上正确的方法不应该止于抽象，而必须“从抽象上升的具体”，在头脑里再现对象世界的具体整体。他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2]（P.18）

显然，马克思是把认识世界的思维过程分为三个基本环节的，在感性具体与理性具体之间还有一个分析—抽象的环节。通过抽象，得到的只是对于事物的片面的规定性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还需要对抽象的成果加以综合，使之上升为具体的整体，这才算达到了理性的高度。然而，作为这个过程的中间环节的抽象，却长期被人们看作认识的终点，将其等同于理性认识。在文论界，就笔者所知，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王元化在《论知性的分析方法》等文章中就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3]（P.20）鉴于这个中间环节的缺失造成的违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严重后果，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元化在协助周扬起草那个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探讨》的报告时又特别提出了在感性和理性之间恢复被长期遗忘的“知性”的问题，并得到周扬的认同而写进这个报告，以重新树立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道路在认识论中的理论地位，正确认识抽象与理性的关系，还理性以综合具体的本义。[4]（P.440）可惜，由于众所周知的理论风波，这个问题的提出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而被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激烈争论掩盖了。看来，今天仍然有必要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以引起重视。

对于抽象的含义，黑格尔早年写的一篇题为《谁抽象地思维？》的哲学随笔很有启示意义。在这篇随笔里，黑格尔以事实为证，说明在现实生活中进行抽象思维的往往并不是有教养的人，其实抽象地思维就是幼稚地思维。请看黑格尔的例证：“且说一个凶手被押往刑场。在常人看来，他不过是个凶手。太太们也许会说，他还是个强壮的、俏皮的、逗趣的男子呢。那个人却认为这种说法骇人听闻：什么？凶手俏皮？怎么能想入非非，说凶手俏皮呢？你们大概比凶手也好不了多少吧！这是上流社会道德败坏的表现！深通世道人心的牧师也许会这样补充一句。”黑格尔说：“在凶手身上，除了他是凶手这个抽象概念之外，再也看不到任何别的东西，并且拿这个简单的品质抹杀了他身上所有其他的人的本质……，这就叫做抽象思维。”[5]（P.65）正如《黑格尔小传》的作者古留加所说，“黑格尔丝毫并不反对科学的抽象。他不过指出，恰恰世俗的日常的意识才可能是抽象的，也就是片面的”。[5]（P.66）可见，抽象思维作为一种初级的思维，只是一种分析性的获得片面性成果的思维，它还必须经过对多种规定性（这些规定性各自还都是片面的）的综合上升为具体—整体，才能正确地反映对象的真实，从而达到对事物的理性认识。黑格尔的辩证法突破了这种片面的抽象思维而上升到了具体思维的水平，只不过他把思维在头脑中再现的整体当成了事物的本原。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幻觉”颠倒了过来，指出：“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绝不是具体本身产生的过程。”[2]（P.19）无论马克思还是黑格尔，都认为抽象还不就是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