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代经学的若干思考

摘要　经学是指以儒家六经为核心的一套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格追求等，其主要载体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人生哲学。经学形成并定型于汉代，先秦无经学。汉代经学分为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根本区别是历史观、价值观和经学方法论，而非书写方式。汉代经学促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守成主义的形成，重视守成、尊重传统、在守成中开新的文化传统，是随汉代经学的形成而形成的。汉代经学的形成，与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合作传统的形成过程相一致；促成了孔子地位的帝王化、符号化；大大提升了儒学和儒生的地位。

关键词　经学　今文经学　古文经学　谶纬之学　宋学

中图分类号　B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1)11－0001－04

经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研究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等领域的学问，不懂经学不可能真正研究到位。所谓经学，从研究主体的角度讲，是指研究以六经为核心的儒家经典的学问。从研究对象的客观性讲，是指以儒家六经为核心的一套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格追求等，其主要载体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人生哲学。从历史实际看，由于六经中的乐经在汉代已经失传，故汉儒所说的六经实际上只有五经而已。原初意义的经学早在西汉时期已经出现。汉武帝喜欢召见贤良文学之士讨论治国安邦之道，其与董仲舒之间的三次以天人关系为核心的讨论，反映了今文经学的治国安邦之道，以及武帝对今文经学主张的认可。汉武帝还曾跟兄宽讨论学术文化问题，史载：(兄宽)“见上，语经学，上说之。从问《尚书》一篇。擢为中大夫，迁左内史。”(《汉书・兄宽传)这是最早的经学记载。其后，汉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地震频发，为了应对代表“天地之戒”的灾异，宣帝要求“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汉书・宣帝纪》)此处经学二字的内涵，固然与兄宽跟汉武帝所谈的经学不同，但经学受到包括皇帝在内的官僚阶级和士大夫的重视，已是昭然卓著之事。

经学自汉代始。确切地说，经学的形成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略的具体实现，也是其文化载体。武帝立五经博士，是经学形成的标志。皮锡瑞在其《经学历史》中，把经学的出现推定为孔子时代。他说：“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继后是经学流传时代，而汉代则是“经学昌明时代”。皮氏这种见解，显然是由他今文经学家的立场而决定的。经学史家马宗霍在其《中国经学史》的序言中就批评道：“皮锡瑞为《经学历史》，……持论既偏，取材复隘。其以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谓六经皆孔子作，尤一家之私言，通人盖不能无讥焉。”平心而论，马氏评论的用语不无尖刻，但是确有道理。冯友兰在其开创性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将整个中国哲学史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子学时代，从先秦孔子到汉代淮南王；二是经学时代，从西汉董仲舒到清末康有为。学界有人认为冯先生的子学、经学两个阶段论过于笼统，但笔者认为，从本质上看，从汉代到清代的2000年封建社会的学术文化以及价值系统，都受经学范式所制约。可见，冯先生的概括和划分，反映了集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为一身的学者的洞见。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实行以儒术治国的方略，其根本点在于采用儒学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人生哲学来治国安民。根据前文对于经学内涵的理解，经学是指研究以六经为核心的儒家经典的学问，或者说是指以儒家六经为核心的一套理论体系，而无论是作为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还是以儒家六经为核心的一套理论体系，都需要从时代要求和文化精神及其价值的层面进行阐释和建构，也就是说，它是价值主体自觉的、自为的结果，而不是自在的、自发的结果。因此，先秦时期的六经，无论人们将其硬说成孔子手订或者往圣(如周公)亲撰，都没法证明作为一套系统的学问而存在的经学的存在，没法证明作为一个严整的价值系统的经学的存在。即使是汉代文帝、景帝时期所设立的《诗经》博士、《公羊学》博士，这类被人们称为“一经博士”的现象的出现，也还远远没有达到“经学”的程度。经学专家黄开国认为，文帝、景帝时期的所谓“一经博士”，并非经学博士，经学博士是在武帝立五经博士以后才有的。质言之，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之前，儒学对于六经的传播，还没有形成系统的阐释理念和相应的阐释方法，更没有自觉地和建构新型价值系统相联系，因而具有明显文化自觉意识的“经学”理念及其理论体系并不存在。直到武帝设立五经博士，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经学”才真正得以成立。而笔者说经学是以研究六经为“核心”的儒家经典的学问，其意是说，六经之外，其他儒家经典的研究也属经学范畴。例如，《礼记》原本不是经，但毫无疑问它却是经学研究的当然对象，也是经学的重要构成。《十三经》中的《尔雅》、《孝经》、《论语》、《孟子》，以及朱熹从《礼记》中单独抽出加以注释并与《论语》、《孟子》并列于“四书”的《大学》、《中庸》，原本都不是经，更不是六经范畴，但却实实在在地成为经学的重要成分，成为后世研究中国经学史的天然对象。不仅如此，笔者说经学是以儒家六经为核心的一套理论体系，意思是说，汉代以降，学者们在对六经的阐释中，依托六经，在守成中创新，开拓出了新的价值空间，创造了新的阐释方法。董仲舒“《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的经典阐释论，便是明证。董仲舒通过对《公羊春秋》的创造性阐释，彰显了儒家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和中华一体的民族观念，并通过援引阴阳五行思想人儒而更新了儒家思想体系，丰富了其内涵，整合了先秦诸子思想，创建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以三纲五常为追求的新型文化价值体系，从而使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思想，使先秦孔孟儒家的理想成为现实。董仲舒思想及其对汉代社会乃至汉以后整个古代中国的影响，从学术文化的层面看，显然属于经学的范畴。至于宋明时期的程朱陆王，其思想学说发生的理论渊源和价值准则都是儒家经典，而他们学说的开展和实践，正是经学的体现和拓展。即使被不少人认可的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王夫之，其“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基本信念，也不过是经学思维的另类表现而已。道理很简单，不能拘守传统，而要开辟新局，但之所以要开辟新局、能够开辟新局，是六经催责的结果。宏阔地看，奉天、宗经、法圣、崇古、尊君、从道，这些从两汉到清末的基本价值理念，正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思想家们的经学创造成果。因此，说经学是汉代形成并定型的，并非虚言。至于先秦时期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的关于经典的诠释和整理，当然对于汉代经学有深刻的影响，但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学。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客观实际考察，先秦没有经学。

汉代经学就派别而言，分为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区别，并非书写方式的区别那么简单，而是历史观、价值观和经学方法论的根本区别。一般认为，汉代经学可划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个流派，其实并不准确。这种划分，着重于今文、古文两个不同经学派别的共存和互争，而没有从整个汉代经学的宏阔图景着眼，其重要缺陷是忽视了影响深远的谶纬之学的存在及其 经学价值。谶纬之学兴起于西汉哀平时期，广泛流布于东汉一代。谶是用图记或文字之类预测吉凶，纬是对经的解释。纬书直接对应的对象是经，没有经的确立便没有纬的空间。因此，谶纬之学实际上也属于经学的范畴。有汉一代，不仅六经各有纬书，《孝经》也有纬书。《易经》有《易纬》，《易纬》有《乾坤凿度》、《乾凿度》、《稽览图》、《通卦验》等八篇；《尚书》有《尚书纬》，其有《璇玑钤》、《考灵曜》、《刑德放》、《帝命验》等篇；《礼纬》有《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等篇；《孝经纬》有《援神契》、《钩命诀》等篇。作为自汉至清2000年封建社会基本道德纲领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原初的出处便是《礼纬・含文嘉》。可见，谶纬确属经学范畴、经学思潮。但从学派归属和思潮演变的角度看，谶纬很难简单划归古文经学或今文经学，尽管人们往往责难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的穿凿附会是通向谶纬的思想轨道，但今文经学与谶纬之学毕竟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因此，考察汉代经学的不同派别或思潮时，应当正视谶纬之学，并将其与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同等看待。

整个中国经学发展历程就其流派而言，大致表现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之学和宋学。经学史大家周予同早在1928年为皮锡瑞《经学历史》所写的序言中，就明确指出经学可分为三大派，即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学、宋学。“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治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繁琐。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气，其特色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周先生对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宋学各自优缺点的评析，确实深刻。不过，站在新的研究基点上，笔者认为，在周先生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宋学三大派的基础上，如果加上谶纬之学，似乎更为周密。

讨论中国经学，人们往往会谈到汉学、宋学的问题。其实，汉学、宋学问题并不仅仅是学派界限问题，更是治学方法论和文化价值观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汉学看作训诂考证之学，而把宋学看作义理之学，这并不符合经学历史的实际。诚然，宋学偏重义理，汉代古文经学崇尚训诂考证，但汉学并不仅仅停留于训诂考证。恰恰相反，从西汉到东汉，整个经学发展的主流是今文经学。不仅西汉的“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而且东汉实际上也是今文经学占据着主导地位。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开出的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大一统的政治理念、三纲五常的价值体系，都是阐发的义理，而其方法论也是义理而非考据的。如果“汉学”不包括董仲舒之学，那是不可想象的!而董仲舒的汉学如果没有意义的追求和建构，没有义理的支撑，那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其后，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阮元的《国史儒林传序》等，都是沿袭此种见解的。康有为在其《新学伪经考》中尖锐指出：“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亦即古文经学而已。周予同在为《经学历史》所写的序言中也明确指出：“其实他们所谓‘汉学’，是专指东汉古文学，并不包括西汉今文学。”其后，经学研究专家蒋伯潜也指出，西汉诸儒“颇能兼义理、训诂之长”。其实，清代学者陈澧早就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他指出：“汉儒说经，释训诂、明义理，无所偏尚。宋儒讥汉儒讲训诂而不及义理，非也。……汉儒义理之说，醇实精博，盖圣贤之危言大义，往往而在，不可忽也。”陈澧用力最勤且自认其著作中的“精”者是《汉儒通义》，而《汉儒通义》是“采两汉经师义理之说，分类编纂”而成的。奇怪的是，长久以来，把汉学曲解为训诂考证之学的见解，居然积久成习，乃至成了与宋学对举的固定名词，实乃陷入宋儒门户之见的泥淖所致，其偏颇显然应当纠正。故应当郑重指出：汉学是指汉代经学，包括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今文经学重视义理发掘，古文经学重视训诂考证。宋学则是指宋代关于经学的学问，重视义理。汉学、宋学对举的时候，汉学是指汉代古文经学。

先哲云：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就从哪里开始。从历史进程与思想进程相统一的层面审视，汉代经学的形成与汉代社会发展同步，并与儒学成为官学的进程同步，与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和制度化同步，与汉代礼治思想的形成和礼治秩序的形成同步，与名教的形成同步。更为重要的是，汉代经学的发展与汉代新型价值系统的形成同步。当然，这些问题的细致说明需当另文专论。

从文化价值论的层面考察，汉代经学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文化价值。这主要表现为汉代经学促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守成主义的形成。在笔者看来，重视守成，尊重传统，在守成中开新，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之一。而这个特征的形成，是伴随汉代经学的形成而形成的。台湾经学研究专家李威熊指出：“武帝把思想统一在六经大格局的儒家思想范畴里，是要使得全国上下有一正确的思想指标，然后人人依此而行，以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可避免因思想分歧，导致国家丧乱。今平心而论，中华民族能绵延数千年，董仲舒的尊崇六经，归本儒术，功实不可没。所以经学的独尊，在历史文化的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李先生的见解颇为深刻。当然，说董仲舒有功于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可能有所夸大，董仲舒之前的中华民族发展，董仲舒绝无功劳可言；而董仲舒之后的中华民族发展，也不过2000年有余，还谈不上“绵延数千年”。但是，董仲舒的所作所为，对于当时思想统一的完成，对于中华民族价值观念的整合，对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特别是对于中华文化共同理想的形成，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汉代经学的形成，还与政治家与思想家合作传统的形成过程相一致。武帝举贤良对策，宣帝石渠阁会议，章帝白虎观会议，都是典型的皇帝参与学术并利用学术为政治服务的典型。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们，通过与皇帝的讨论，利用行政力量宣传自己的学术主张，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则是学术服务政治、利用政治发展学术的典型。知识分子与政治合作的传统，在汉代已经具备雏形，汉代经学则奠定了传统学术与政治合作的范式。

汉代经学的形成，促成了孔子地位的帝王化、符号化。孔子作为“素王”的地位，是在汉代奠定的，是通过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的努力而实现的。素王孔子的出现，不仅提升了孔子和儒学的地位，更提升了学术文化的地位。汉武帝、汉宣帝、汉章帝等君王，无疑是政治之王、权力之王。孔子作为素王，无疑是学术之王、文化之王。康有为将孔子看作儒教教主，不过是对孔子作为文化帝王的别样表述而已。尽管孔子往后越来越高的地位和头衔是统治者打扮、封赏的，但客观上孔子成了中国文化的代表和象征。而这是与汉代经学的形成密切相关的。

汉代经学的形成，大大提升了儒学和儒生的地位。《管子・小匡》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士农工商四民，士虽然名列第一，但在战国时期不过是表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而已，并没有在全社会落到实处。在汉代经学形成以后，随着仕进制度与经学结合的形成，士真正成为四民中的第一，普天之下的士，都具有通过经学的途径晋身上流的可能，开启了2000年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正统地位的先河。儒家学而优则仕的理想成为现实，并通过制度安排成为激活社会机制的良性通道。

总括而言，汉代经学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给以富有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