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法波澜再起

萨科齐有时将德法称作“对立的双胞胎”。这一对“双胞胎”对事关欧洲未来的重大问题持有截然不同的立场。

表面上，萨科齐和默克尔有许多共同点。两人都是55岁，都不是来自各自国家的核心政治圈。萨科齐具有匈牙利和犹太血统，并非像很多法国领导人一样毕业于精英大学，在总统大选中他发誓要重振死气沉沉的法国经济。默克尔则成长于共产主义东德，在两德统一之后才开始从政，结果成为了一个以男性、天主教徒为核心的保守派政党的女性、新教徒、中间派领导人。

相同之处还有日益下滑的支持率。政府丑闻和退休金改革风波，使得萨科齐的支持率降至26%。默克尔谋求成为德国总统候选人的愿望受到了党内同仁的反对，尽管她最终在党内斗争中胜出，但这无疑暴露了国内对她处理希腊债务危机的方式和领导能力的失望。

但这两人在更多方面完全格格不入。赢得大选后，戴着劳力士的萨科齐立即在香榭丽舍召开了一场奢华的庆功宴。他在亿万富翁朋友的游艇上度假，还娶了意大利歌手和超模布吕尼。默克尔则嫁给了一位物理学教授。在她成为德国总理之前，顾问们一直劝说她改变男孩发型和乏味的衣着，她却坚持重要的是政策而非形象。

萨科齐精力充沛，在法国被称作“劲量兔子”，总是向其他领导人提出新点子，还常常在正式协议签署之前就宣布自己的成功。谨慎的默克尔，在欧盟圈子里被称作“‘不’夫人”，总是在听取多方面意见之后才做决定。这恰好代表了两国的政治文化。在德国，决策都需要执政联盟各方反复磋商达成一致；而在法国，领导人很快就会作出决策。

友情不在

尽管两国大相径庭，但回顾历史，会发现战后德法经历了漫长的蜜月期。

德法之间的敌意曾是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战后，两国在其他事务上屡有分歧，但政治上的共识使得他们的同盟关系十分牢固。他们坚信，德法之间的妥协有利于整个欧洲的利益。

战后，阿登纳总理和戴高乐总统签订的友好条约，标志着两国捐弃前嫌。紧密的人员联系和共同的历史使命感构成了德法友谊的基础。80年代，在一战最血腥的战场凡尔登，科尔总理和密特朗总统紧紧握手。仅仅几年后，他们就同意统一两国货币。戴高乐曾这样调侃德法关系：德国是马，法国则是骑师。

但随着经历过二战的一代领导人引退，两国的政治共识和使命感也烟消云散了。战争的记忆只存在于历史教科书中，这时，德国已不再甘心为了法国和欧洲牺牲自己的利益。

默克尔的政策正反映了德国对欧洲态度的变化：欧盟中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已经厌倦了欧洲后台老板的角色。经过多年经济改革的阵痛，德国再次兴旺了起来。德国公众并不希望将自己辛苦攒下的钱用来支援危机中的邻国，他们觉得这些国家是咎由自取。

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埃斯堡认为：“所有法国人都同意，德国正在变成一个正常国家。因此不能再事事以‘欧洲利益’的名义要求它了。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没有必要为此担忧。”

失衡的天平

金融危机爆发之初，萨科齐忙碌得就像欧洲的领袖。他在巴黎紧急约见了戈登・布朗；敦促欧洲各国实行经济刺激方案；他嘲笑默克尔的犹豫不决，揶揄道：“法国在行动，德国在思考。”这时，法国位于领先德国的位置。

但在2010年，两国的地位在不知不觉中掉转了。人们将解决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德国身上。德国提出的要求一一得到了满足，例如长期债务危机解决机制、对违规者的制裁，以及不得扩大救助基金规模。与此同时，法国被挤到了边缘位置。

造成权力转移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法国糟糕的公共财政状况更加大了德法的差距。法国的状态更接近于希腊而非德国：一个潜在的问题国家，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国家。

德国的经济贡献和法国的政治保障，构成了战后欧洲的基石，此时却崩塌了。两国新一代的政治家，不但没有在对方的大学里学习过，甚至不会对方的语言，由此难免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德国人不再需要法国人了。

一名法国部长表示：“法国人很难接受这一点。长期以来，我们都习惯于德国人接受我们的想法。现在情况不再了。”一名法国高官就认为：“人们知道是默克尔和萨科齐在领导欧洲，但这个女人比男人要强的多。”

此时，萨科齐重新认识到了德法联盟的价值。法国的欧盟事务部长沃基耶说：“3年前，我们曾以为德法关系并不是不可替代的。现在我们认识到了，我们比以往更加需要彼此。”讽刺的是，法国人感受到这一点时，正是局面不利于他们之时。

李岩根据《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综合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