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生代农民工的真实生活

梁忠良的上班场所，有点憋屈地附着在一座高大厂房的墙根底下。一排矮小而狭长的铁皮房子，就夹在两座厂房的缝隙间。门前散乱地停着几辆电动三轮车。

2012年5月11日上午，皮肤黝黑的梁忠良穿着深蓝色工作服，别着腰包，从铁皮房子里钻出来。自2003年来到北京，他已经在快递行业干了10年。

10年来，梁忠良从一个公司到另一个公司，从仓管员到派件员，从“跑腿的”到如今“底下有6个兄弟”的小头目。虽然收入比以前多了，但他却从未想过要在北京留下来。更确切地说，是“从未敢想”。

在北京这座特大城市的每个角落，布满了像梁忠良这样的新生代底层农民工。与土地和农事的疏离，“80后”、“90后”的年龄，还有相比父辈所接受过的更多的教育，本应让他们带着理想心高气傲，但当面对这个车水马龙、流光溢彩的都市时，他们却自觉卑微如尘埃。

弃学进京

因为家里穷，梁忠良的学业在15岁初二那年结束。比他大4岁的哥哥则早已弃学多年。

“不想看父亲和哥哥那么辛苦。”梁忠良告诉记者，他当时的成绩并不差，只是想早些出来分担家庭负担。

在家乡打了一年多零工后，2003年夏天，梁忠良跟着哥哥来到北京。从内蒙古东部城市乌兰浩特到北京，兄弟俩坐了19个小时硬座，正式开始了在北京的“南漂”生涯。

尽管只有17岁，但在一个亲戚的帮助下，梁忠良顺利进入了北郊一家大型快递公司，在仓库里搬卸货物。

“童工？那时候哪有人在意这些。”梁忠良说，只是瘦小的身板还在提醒着自己年龄的问题。“货很沉，常常搬不动。”而这个问题，除了他自己，没有人会在意。

他干得比任何一个同事都卖力。“有时候一干就是18个小时，冬天外面很冷，我们却热火朝天。歇下来的时候，衣服里面的汗全结冰了，我也没觉得冷。”梁忠良回忆，第一个月的努力过后，他拿到的工资是1120元。

梁忠良这一干就是7年。7年里，他没有逛过北京的任何景点，也没有正经回家过过一次年。“过年加班工资多一些，火车也挤，所以一般都是人家过完年以后，我再回家一趟。”

在这期间，梁忠良因工作表现好，被升任为一个分站的主管，工资从最初的1000多元，涨到了2800元。

一夜失业

2009年，梁忠良已是所在快递公司驻北京西站的货物主管。而这里，也是他与这家公司分道扬镳之地。

2010年3月的一天，有客户从重庆发来6包手机，每包中有7箱。梁忠良负责在北京西站提货。然而最终送到公司后，负责人却称，对方发来的是7包，现在少了1包，要求梁忠良负责。

尽管最终决定对梁忠良的处罚仅是100元的罚款，但这却激起了他的去意。“不是钱的问题，关键是我没错，为什么要受处罚？”他觉得没意思，向领导提出辞职，正式离开公司。

休息了两个月，梁忠良进入另一家快递公司。最初的工作还是在库房搬卸货物，3个月后他成为班长；7个月后他凭借此前7年的库房操作经验，成为这家快递公司的库房主管；又3个月后，他被派往一个直营厅当经理。

“名头都挺响，实际上就那样。我当经理的时候，那里就我们俩人，都是干活的。最多的时候工资也就4000多块钱。”梁忠良憨笑着解释。

仅一个半月后，因为公司人事变动，他又被调回公司网络部担任片区经理；又一个月后，他回到库房当副经理。

2012年春节，梁忠良依旧选择留在公司里值班。他要调出一个较长的假期来，因为过完年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办——和在安徽的女友会合订婚。

春节后梁忠良离开了8天，他回到北京的时候，是2012年3月的一个凌晨。而这个凌晨再一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领导深夜打电话，说出事了，让我把库房里的东西搬到另一个地方。”梁忠良没弄明白，直到到了公司以后，他才被同事告知：公司倒闭了。

仅仅一个晚上，梁忠良所在的公司人去楼空。他这个“副经理”也净身出户，原先欠着的两个月工资，只拿到一半。

落空的梦

梁忠良和记者坐在门前的水泥墩子上，点燃了一支烟。他指了指眼前的这个小铁皮房：“现在这个公司是个国企底下的，应该会更有保障一些。”

接受记者采访期间，梁忠良接了女朋友打来的电话，两人吵了一架。他的女友在北京顺义区的一家工厂里打工，房子也租在那儿。

原本梁忠良和女友约好今天要回去一趟，但因为领导要来检查而临时取消。

梁忠良从北四环的这个上班点到顺义区的住处，只要一个多小时车程。但是由于梁忠良每天早上6点就要负责接货，他每个星期只能回去一次。

梁忠良不喜欢抱怨工作。对于倒闭了的前东家，他没有怨言。对现在这份每月能拿到4000多块钱的工作，他更是颇为满意。

对于记者提出的关于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等，梁忠良说他之前所遇到的大部分公司都没有，而他和他的同事也不在乎。“我们这一层级的人，就是卖力干活，很多都是临时工。干多少拿多少，没人管这些，也没有哪个单位会管我们这些。”

然而谈及对所在城市生活的满意程度，梁忠良却一口定调：“很不满意。”他吸了一口烟，细数起来：“交通设施好，但是却老堵车；生活水平高，但我们的工资低；房地产发达，但是房子贵。”

“没有安全感。”他又总结了一句。

“想过回老家去吗？”记者问。

“年轻人在那没发展，回去没啥意思。”他漫不经心地回答。

“那想过留在北京吗？”记者又问。“没想过。”他笑了笑，改口说，“不敢想。”

这是几天里，记者接触的10余名新生代农民工几乎一致的回答。

一个“90后”的男孩，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每个月拿着1000元不到的工资。

他告诉记者，留在北京曾经是他的梦想，但在北京待了一阵以后，他明白“这只是一个梦”。

（据《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