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内幕交易罪中内幕人员的范围与分类

内幕交易与证券市场的历史一样久远，是证券市场的“毒瘤”和“顽疾”。内幕人员利用不对等的信息优势，提前买入或者卖出相关股票，从而获取巨额利润（或避免损失），内幕人员就像证券市场上的小偷，将手伸进成千上万股民的钱包①，甚至有人发出“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而且很不规范……可以作弊，可以诈骗”②的感叹。内幕交易行为危害巨大，违背了市场的基本原则，损害了市场的根本基石，打击内幕交易是维护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而在内幕交易的诸多要素之中，“内幕人员”是核心要素之一，本文拟通过比较研究，厘清“内幕人员”的分类与范围，希望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1.内幕人员的范围

《证券法》第74 条将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分为七类：（1）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3）发行人控股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4）由于所任公司职务可以获取公司有关内幕信息的人员；（5）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以及由于法定职责对证券的发行、交易进行管理的其他人员；（6）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服务机构的有关人员；（7）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

根据证券法第74条第（七）项的授权规定，中国证监会可以根据授权扩大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范围。2007年3月中国证监会印发《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试行）》，对证券法第74条第（七）项所规定的其他人员分为5类：（1）发行人、上市公司；（2）发行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3）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参与方及其有关人员；（4）因履行工作职责获取内幕信息的人；（5）本条第（一）项及本项所规定的自然人的配偶。由于《指引》属于部门规章而非行政法规，因此，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在司法实践中不能简单地据此认定上述人员属于内幕信息知清人员。

2012年6月1日生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2 条将“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严格限定在3种情形：（1）利用窃取、骗取、套取、窃听、利诱、刺探或者私下交易等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2）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员，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从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或者泄露内幕信息导致他人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期货交易，相关交易行为明显异常，且无正当理由或者正当信息来源的；（3）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联络、接触，从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或者泄露内幕信息导致他人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期货交易，相关交易行为明显异常，且无正当理由或者正当信息来源的。

此外，中国证监会还在2011年颁布了《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将“上市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接受委托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收购人、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一记涉及上市公司并对上市公司股价有重大影响事项的其他发起方”、“接触到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的行政管理部门的人员”列入应当进行登记的知情人范围。

我国《证券法》对内幕人员的确定有许多不足之处，采用列举式的方式对我国内幕人的范围进行界定，使得内幕人员范围过窄。我国《证券法》主要规定的是公司、其关联人士及证券市场的相关从业人员，而实际上在内幕交易中仍有大量的应属于内幕人员未被包括进来，如利用职务之便窃取内幕信息的非法定内幕人员和通过其他便利条件知悉内幕信息的非法定内幕人员。尽管证券法增加了一个授权性条款“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但是对这些人究竟是哪些人，对其如何认定，参照何种标准认定，均未做出任何解释。我国《证券法》74条规定将有关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服务机构的有关人员列为内幕人员，但却遗漏了这些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等近亲属。如若上述人员公司内幕信息透露给其配偶、父母、子女等近亲属，利用亲属名义变相从事内幕交易，就可以逃脱法律对其从事内幕交易的限制，钻了法律的空子，法律对上述内幕人员的行为就无法约束，其打击内幕交易的实际效果自然也就大打折扣。

2.内幕人员的分类

相比较国际上内幕人员的分法和范围，我国内幕人员的规定存在涵盖面较小、分类标准不一、逻辑不严谨等问题：

（1）从范围上看，缺少知情人员离职前后身份变化问题的规定。尽管我国《公司法》中有公司高管不得在离职后 6 个月内转让所持本公司股份的要求，但对于公司高管利用在职期间内获悉的内幕信息买入公司股份从而获利却缺乏限制。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完全可以利用身份变化问题来抗辩内幕交易的成立。另一方面现行法律缺少内幕信息的转手次数的明确规定。

（2）从分类标准上看，“内幕信息知情人员”以主体身份为标准，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则以获取内幕信息的行为手段或身份为标准，运用两种标准对主体进行分类显然并不科学。

（3）从逻辑上看，分类标准的不一带来了逻辑上的混乱，“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必然包含了“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的应有之义，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交叉的关系。即便是在“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这一类主体之内，也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内幕交易解释第（一）项强调的是获取内幕信息手段的非法，而第（二）、（三）项强调的是与知情人员的关系，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近亲属或其他关系密切人员也可以采取“窃取、骗取、套取、窃听、利诱、刺探或者私下交易”等手段，而上述手段也含有“联络、接触”的意思，三类“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之间也存在着交叉和重叠。

我国有学者提出可以将“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分为公司内幕人员、政府管理内幕人员和市场内幕人员三类③，也有学者提出可以将内幕人员分为传统内部人、推定内部人、泄露信息者和接受信息者、盗用信息者四类。④笔者认为，前一种分法以内幕人员所属行业领域作为区分标准有其简单和易区分的优点，但这种分类不完全等同于公共管理学上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的公认分法，容易造成“公司内幕人员”和“市场内幕人员”概念的混淆，同时考虑“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的问题，可能同样造成逻辑上的交叉与重复。后一种分法借鉴了美国有关内幕人员的分类办法，有一定的完整性和科学性，但通过分析我国内幕人员的范围，笔者更加倾向于借鉴台湾地区的分法将内幕人员分为传统内幕人员、暂时性内幕人员和第三人，其中传统内幕人员相当于证券法第74条第（一）至第（四）项以及“内幕交易指引”第六条第（二）项前三类的人员；暂时性内幕人员相当于证券法第七十四条第（五）、第（六）项以及“内幕交易指引”第六条第（二）项第四类的人员；第三人是指“内幕交易解释”第二条规定的三类“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