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清泉先生

在作协离退休老同志春节联欢会上,得知李清泉先生逝世了。听到这个信息,顿时感到心里一沉。又一位前辈离去,令人感慨时间之无情。

清泉先生上世纪50年代便是《民族文学》的编辑部主任,由于发表李国文的《改选》、宗璞的《红豆》等作品而蒙难。他当年扶植的那些“重放的鲜花”瑰丽夺目之时,他为此付出生命沉重的代价,但其对文学新人竭力的推举,对作品独具慧眼的识见,却为文学界所公认。在没见到他之前,我便听说他下放黑龙江时对业余作者的辅导与点拨;后调《北京文学》任主编,又发现了张洁,并接二连三地推出她的作品。这些中国当代的大作家,都和他最初的披沙拣金的遴选与不遗余力的举荐有关。一些老编辑、老作家和我谈起清泉先生,都有一种肃然起敬之感。而我作为后来者,则是以他为楷模学习编辑工作的,我敬佩其目光的独到,对作品的认真与强烈的责任感。从他的身上,我领会了《人民文学》的编者优秀的传统,对文学的痴情,无畏的精神以及穿越时代的事业心和勤恳劳作、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

我是1981年2月从《诗刊》调到《人民文学》,开始在清泉同志领导下工作的。几乎是同时,他从《北京文学》回到《人民文学》担任副主编。两个月后,我陪同他一起去了一次西沙群岛。半个月时间的近距离接触,让我对老头儿有了熟悉的亲近感。那时的清泉先生是瘦弱的,且极度近视,厚厚的眼镜看上去像个瓶子底儿,侧面看上去似一圈套着一圈的玻璃旋涡。尽管有高度近视镜,可他看文字时依然让纸页几乎贴着镜面,让我想到这样微弱的目光看作品竟那般敏锐、准确和犀利。或许,经验的获得是以丧失为代价的,如同他坎坷的命运。

那次西沙之行,我们是乘中央慰问团的专机抵达的,慰问团的成员是战友歌舞团的演员。清泉先生和我以及《文艺》的王中才则是体验生活的混入者。说心里话,和这样的前辈一起出差,我本应是个拎包者,好好照顾这接近失明的老头儿。可想起来自感惭愧,我把他视为领导,怕有拍马之嫌,心理上便有一种疏离感。好在他除了极度近视之外,身体尚好,我和他是全团仅有的十几个未晕船呕吐的人。也是那个时候知道他爱喝酒,每次吃饭时便陪他喝一点儿。他话不多,我亦不善言词,在他随和的言谈举止之间,我也不再拘谨了。

在西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东岛,海滩铺满几乎有一米厚的失去光泽的螺贝,我拣拾了诸多的奇形怪状的贝壳。可他匍匐在海滩,眼镜几乎贴在上面,仍看不清楚,毫无所得。当我实在拿不了那么多,要扔掉一些的时候,他忙说别扔别扔,要扔掉的都给我。这样我才将形状相同的那部分分出一半给了他。后来回北京,我和他算账的时候,提出所买的那瓶酒每人出一半钱。清泉先生说主要是他喝的,钱由他出,于是我就占了领导的便宜了。其实一瓶酒没几个钱,若同事之间喝酒会不分彼此,可他是领导,请领导喝酒在我的意识里总感觉不对劲儿,所以要明算账、分清楚。事虽如此,但此次西沙之行实际上不经意间已拉近了距离。后来他和我说每期诗歌的篇幅不一定非坚持十页时,我则耍赖似地讲,若诗歌质量不行,一页不要都可以,若质量好,还是要给十页。作为终审的副主编,他是非常信任我这个编辑的,我编的诗他几乎没有枪毙过。

清泉先生终审《人民文学》稿件时,正是刊物最为兴盛的时期,经他和编辑部所有同志的努力,编发了许多有重要影响的作品。他为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对我影响最深的一句话,是稿件的质量第一,绝不照顾,哪怕是只有几行的小诗也不能照顾,因为虽然只有几行,可一印几十万份,那该是多少?他的这句话是我当编辑几十年奉行的准则。正是对作品质量的严格把关,才保证了刊物的水准,才不至于堕落。不管是谁的作品只要不在水准之上,就是不用;而真正的好作品、新人的出类拔萃之作,又不吝版面,连续发表。即使在刊物遭遇经济困难时期,对援助方予以智力支持,也请颇具实力的名作家写文章,这样,既保证了刊物的质量,名家手笔也让对方心仪。偶尔有非发不可的作品,亦大加删改,让其读之过得去。可这样的作品上了版面,也让我心情沉重,似乎有一种犯罪感。

清泉先生后来离开了《人民文学》,去鲁迅文学院当了院长,直至离休。这期间便很少见到他了,偶尔开会或在饭局上见到,我都会言语不多地表达自然的亲切感,或站在他的身后拍一张留作纪念的照片。交流不多,但感到心离得很近。

他离去了。他那双极度近视的眼睛永远闭合了,再也不能张开。可我知道,他是用心看这个世界以及文学作品中再造的世界的,比视力良好的人更能洞察秋毫,更有对心灵的穿透力。他不在了,但他那目光的聪慧、独到,对文学新人的深情注目,对作品质量的真知灼见,却在刊物一代代编辑的识见里留存下来。他是我们将永远怀念的前辈、编辑的楷模、文学的良心。

安息吧,清泉先生!你离去了,你的精神仍旧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