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黄济先生

世界上总是有那么一些人，每当愤世嫉俗之刻，鼻青脸肿之时，心灰意冷之日，只要想想他们的音容，想想他们的笑貌，便渐渐地会心情舒缓起来，觉得人生还是值得留恋，生活总算存在价值，社会毕竟还有温暖。经常的，为着有这样的人，有幸识得这样的人，感谢上帝、和佛祖。这样的人，在长辈中有几位，同辈中有少许，晚辈中有若干，而长辈之中排在第一的，是黄济先生。

人人赞黄先生“好人”：好脾气、好涵养、好风度。在我看来，是缘于他淳朴简单，忠于理想、忠于责任，由于心无旁骛，自然便与人无争、与世无争，得以灵魂高尚，品格纯洁，这便是上善若水的道理吧。

先生可敬

黄先生半生坎坷，尽管从年轻时便追求进步，追求理想，但路却走得并不顺畅，一次次政治运动中备受折磨。诸般逆境中他对中华民族、对祖国、对党的忠诚从未有过动摇，对理想和信仰的追求始终如一。逆境也罢，顺境也罢，永远实事求是，永远勤奋努力。当终于能够名正言顺地安心地从事专业活动之后，著书立说，作育人才，繁忙辛苦，他却从不言苦从不言累，特别地投入，特别地开心。

黄先生在教育哲学领域的贡献，对北师大教育学原理学科的贡献，众所周知，实在也轮不到我来多说。不过现在的青年学者可能未必了解，改革开放之初的教育学是怎样的荒芜，教育哲学更是已经凋敝了几十年。是黄先生这一代学人，筚路蓝缕，付出了大量心血，拨乱反正，开疆拓土，才有了后来教育学的繁荣。

最初认识先生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本科课堂，那时教育哲学刚刚作为选修课重开，我们这些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学生已经是三四年级了吧。其实，对于教育学仍然懵懵懂懂，遑论教育哲学。黄先生一开口，浓浓的胶东口音立刻将一众学生吓跑到教室后面几排――完全听不懂吗。于是，一向不是什么什么好学生的我便在第一排招摇起来。惹得同学笑话：“你装什么装啊。”他们哪里知道，不过是乡音吗，与父母在家中的聒噪一模一样啊。听了些什么于今已经模糊，只是记得无数流派，什么存在主义教育哲学、永恒主义教育哲学，特别有一点印象深刻，无论多么玄妙的流派，在黄先生口中都清楚明白，而且一定要拉到学校里面，拉到课堂中去。还记得讲结构主义，一连列了几个方程式，好像是为了说明知识结构与智力结构关系吧，反正当时觉得这教育哲学还是蛮亲切的，不仅形而上，也有形而下。

黄先生对自己的教学，评价甚苛：“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备了半天的课，学生听着听着就跑了，唉，我这个口音也改不了……”这样的话，我听过，其他许多弟子也都听到过。既非解嘲，更不是抱怨，他是认认真真地自责和遗憾，实实在在地觉得对不住学生。面对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这份坦诚，就觉得包括自己在内的那些扭扭捏捏的私心、耿耿于怀的计较、小鼻子小眼睛的算盘，实在实在是太难看了。

上个世纪90年代，黄先生已经是名重一时的教育哲学博导，麾下弟子成行，著作广为传播，人却谦和依旧。我也成了他门下学生，正在中学做一项课程实验，当然要请他来指点。于是，黄先生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来了，一个人坐在教室后面听我讲课，课后兴致盎然与我讨论一番，又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了。大概是习惯了先生为人行事的风格，我除了高兴便是坦然，并没有觉得怎样。还是后来很多人知道后一再表示惊讶，我才意识到这样的做法已经多么不同寻常。是，没有惊动学校上上下下，没有学生弟子前呼后拥，没有召集有关人等请先生训话……这就是黄先生的风范啊，岂非是“酷毙”！

黄先生是老派人物，留给世人的印象多是斯文儒雅。无论长幼尊卑，永远礼数周到，我所知道的雷霆之怒只有两次。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一个夏天与之偶遇，那时几乎所有人陷入沉默，黄先生却一反常态地朗声发言，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和情感，刹那惊愕后我即时泪奔。另外一次，是我的一个学生，算起来是黄先生的徒孙了，因为参加一项先生主持的课题，与老人渐渐熟悉起来，谈到一些历史纠葛，不知深浅妄自褒贬，引得黄先生拍案大怒：“你小子懂得什么，在这里胡说八道！”学生吓得一头汗水，事后与我说道，“我可知道什么叫做信念了！”

黄先生国学功底深厚，骨子里更是对传统文化有着扯不断的情结。所以在80多岁高龄时率领门下徒子徒孙编写了十卷本的《国学丛书》。我还记得他一再告诉我，“不要总是和中文历史去比，人家有人家传统，我们有我们特色，就是教育学立场，为中小学生而编。”然而，当国学热愈演愈烈之时，他却又一再地告诫我们，“不能过头，要具体分析，不能什么都当作精华。”

黄药师评周伯通，较之对名淡泊，视名虚幻，“心中本来便不存‘名’之一念”，是更高境界。黄先生正是如此，心地坦荡，赤子情怀，于是才有了他的从心所欲不逾矩。黄先生故去后捐出自己的角膜，博得多少人感慨，谓之境界崇高，谓之人品伟大，却好像还是有点不那么准确。行文至此终于想到，其实这在黄先生真是最自然不过了。以他的行事为人，如若没有这样做，那才是奇怪。大概十几年前他便经常地念叨：“也不知道这个年纪人家嫌弃不嫌弃，如果死后我身上有什么还可以用的，都捐出去吧。”关于黄先生那些著名段子，辅导小保姆上大学啦，为工人扛梯子穿马路啦，不相干的人如闻传奇，熟悉他的人则深知，在他而言，当然是必定如此。

先生可亲

黄先生是个仁者，这是几乎所有熟悉他的人一致的评价，只有他自己好像并不知道，也不在意。与人交往，无论对方是学者名流，还是黄口小儿，他都是一般的亲切温和，令人如沐春风。

看望黄先生，总有一些必定上演的小节目。想着他年纪大了去商店总是不方便，于是有时顺便带些水果熟食过去。每次他一定说“又带什么又带什么”“瞎花钱瞎花钱”，一定要再三再四的叮嘱你，“下次不要买了不要买了”。这样还不算完，他还要给你算账：因为是离休，所以工资本来已经挺高，哪年哪次又涨了多少，现在每月工资多少多少，每月实际开销多少多少，结论就是：“我自己的工资都花不完，还要你们买什么，所以我说你以后不要带东西不要带东西……”毕竟年纪大了，几乎如同录音播放。我经常在心里面捣鬼：该说瞎花钱了，该说涨工资了，该报收入开销了……乐不可支。其实我知道，他是体恤我们，在他看来我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恨不得自掏腰包来津贴你呢。

都说父母总把子女当孩子，其实教师也一样，在这方面黄先生算是出类拔萃。我早已经跨过“知天命”的年龄，如今则步入花甲，可是这些对黄先生全无意义。每次在沙发上落座，他便会认真地问你，吃点什么？一边依次将茶几上各色各样的大小盒子、口袋打开：吃块糖吧，山东的高粱饴啊！吃个橘子吧，很甜的。花生好不好？胡桃不好剥这里有夹子……如同对待小孩子般，二十多年从无改变。比较沮丧的是，无论你吃或不吃，也无论你是选择橘子还是花生，接下来他一定会徐徐地询问：“最近在忙些什么啊？到哪里开会？讨论什么问题？有没有写文章？”真是惭愧，懒散平凡如我，哪有那么忙，哪里经得起老人家这样的垂询。其实弟子中聪明出色的多而又多，有个把庸常之辈本来正常。只是，在黄先生眼中心底，大概学生个个可堪造就吧，他便总是这样，关心着你，督促着你，哪怕你已经退休。

也是上世纪90年代，惊闻黄先生胳膊骨折，连忙去探望。自然天南海北，免不了谈到古典诗词――这是黄先生喜欢的话题。我问古人也是南腔北调怎么押韵，先生告诉我有韵书，读私塾时就要背的。我问红楼梦里面的“十三元、十四寒、十五删”啥意思啊？先生说就是韵部啊，“一东二冬三江四之……东同童僮……”抑扬顿挫，同时合目、摇头、击掌，把我乐坏了，“不如您教教我吧。”之后一段时间因故没有再去，不想偶遇同门一姐妹开口便骂：“你说要学什么诗词韵律，黄先生还打着石膏已经开写讲义啦，你小子没影啦……”我的诗词之学终成泡影，先生的《诗词学步》却付梓出版了，据说颇受年轻人欢迎。想起来，歪打正着也算了一件好事吧，不知先生可以为然？

2006年秋季，出差到安徽，在屯溪古镇买到了宣纸，还有一把供题字的素面纸扇。黄先生接过时很高兴的样子但照例说：“瞎花钱瞎花钱”。我急忙打岔：“这么大一面可以写下兰亭序了吧，我到今天也背不下来，不然您写了给我吧。”没想到再去之后，写好了兰亭序的扇子在等着我，密密麻麻，一字不苟，温润流丽。“写得不好，还先练了两次，还是不好……”惭愧，白白做了这么久的学生，该打可是？那时先生身体还硬朗可是眼神腕力都不比从前了，三百多个字，个个小如毛豆，该费了多大的功夫气力！

先生可爱

据说有些人被冠以绿手指美称，因为只要他们一摆弄，花草就茂盛灿烂。黄先生便是个不折不扣的绿手指。记得上世纪90年代巴西木颇时尚，许多人家都供着或大或小的盆栽，我这个不懂园艺的人实在看不出高低，完全就是老玉米吗。最终还是在黄先生家中看到了巴西木盛开的花束，而且一年年开了又开，热闹嚣张。说来也怪，并没有怎么看到他伺候，但种种花草，不管是娇气的杜鹃海棠，还是平常的茉莉绣球，只要在黄先生手下，无不应时怒放，红的红，白的白，香的香，美的美。只是不知道善于养鸟有没有什么说法？见过许多人饲养虎皮鹦鹉，可是只在黄先生那里看到这种花花绿绿的小家伙生蛋、孵子。黄先生小心地指点我看，笼内叽叽喳喳，笼外轻声细气：“在那里，看到吗？那里还有……”

先生年事渐高，摔了一次又一次，作为弟子，自不免担心以及埋怨：“那个小三轮啊，不骑也罢。”想必是听得多了，黄先生根本就不接茬，反而一脸得意地告诉我：“医生表扬我呢，这个年纪，我都没有骨质疏松，不缺钙呵呵。你说为什么，就是咱们胶东人，从小就吃小鱼小虾，不缺钙呵呵。”

黄先生是个富有生活情趣的人，他会兴致勃勃地和你讨论，臭虾酱独特之香，婴宁小翠之娇憨活泼，葬花词与秋窗风雨夕之优美……这个时候，黄先生脸上的笑容，极其动人，极富感染力……

黄先生弥留的最后几日，我在家里翻箱倒柜地找啊找啊，写着兰亭序的扇子，先生一笔娟秀小楷亲书的自传，先生赠的和我嬉皮笑脸顺手牵羊的几祯墨宝，都放到哪里去了？有的找到了，有的却怎么也不见……忽然间一阵心痛，很想很想和先生说，我会好好做人，珍重晚节，因为我要争取日后进天堂，去见您啊，我知道您定然是在那里的，否则，我们要天堂来做什么呢！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