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启功先生

2005年6月30日启功先生去世后，我曾经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先生一程。一年后，启先生夫妇的灵骨安葬于北京西郊的万安公墓，入土为安。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到万安公墓向先生作最后的告别。先生伉俪墓前竖立着一块巨大的黑色墓碑，其形状与先生生前最喜爱的一方砚石相同。面对墓碑，我相信先生伉俪的灵魂早已化蝶升入天堂。我与先生云天远隔，追思之情，不能自已。先生去世后，我时时拜读先生的手迹、阅读大家纪念先生的文章以寄无限思念之怀。有时我仿佛又坐在先生的面前，聆听他老人家的耳提面命，如沐春风。忽然想到先生已经驾鹤西行，不禁潸然。每每想写点文字纪念先生，无奈笔力愚钝，难以遣词表达心情于万一。

先生生前为北京师范大学拟就的校训为：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作为一位深受爱戴的教育家和成就卓著的学者，先生无愧人师；先生于国家之钟爱，于社会之关切堪称世范。在先生的一生当中，即使身陷坎坷逆境时，他老人家的追求也不曾改变。1957年，先生被提升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在不久后开始的“反右”运动中，先生被北京画院划为“”，一度被迫离开至爱的讲台。在多舛的命途和艰难的境遇面前，先生豁达应对，依旧勤勉学问，耕耘不辍。先生的夫人想不通，先生劝解她说，划成“”又不是杀头，咱们这些“封建余孽”，资产阶级还要革咱们的命呢，何况无产阶级。先生对于一生中所遭遇的类似经历，总是淡漠视之。一次我去拜访先生时，看到先生案头放着张中行先生送来的回忆录，我遂建议先生也写一些回忆的文字。先生摇摇头笑着说，回忆痛苦的事情我可不干。2003年，经历膀胱造瘘手术之后，先生才提出把他知道的事情讲出来，于是有了《口述历史》一书。先生晚年担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一度经常奔波于全国各地的博物馆之间，鉴定文物。长期的劳顿使先生显露出疲惫。我请先生注意身体，先生却沉重地说，看到有些博物馆把珍品当赝品卖了，却买回一些赝品当做宝贝留着，我真着急。趁着还跑得动，我得抓紧时间多走走、多看看。

先生不仅心胸旷达，也十分幽默乐观。先生一位朋友的妻子总是怀疑丈夫“节外生枝”，对其处处设防。对于这两位长者，我也熟悉。一天，我去拜访先生，先生笑着告诉我，昨天他们夫妻二人来先生家做客，妻子指着丈夫对先生说，大哥，有人说他有桃花运，您看他是不是真有桃花运呀？先生答道，我看有。先生没有循规蹈矩地对友人的妻子先否定之后再做一番劝解工作，反而十分肯定地说朋友有桃花运，着实让友人夫妻都感到意外和惊诧。看着他们尴尬的表情，先生故弄玄虚地低声对朋友的妻子说，他要是没有桃花运，怎么能跟你结婚呢？说完自己先笑起来了。先生的幽默使来客忍俊不禁，无端的猜疑随之云消雾散。

先生于晚辈关爱至切。由于先生与我的祖父许德珩同为九三学社社员的缘故，我有幸经常到府上讨教于先生。在先生去世前的20多年中，我到过先生在小乘巷的两间南屋，到过先生在北师大校园东北角的两居室单元楼房新居，我打扰先生最多的地方是被先生称为“浮光掠影楼”的北师大小红楼六栋。无论地位和住房如何变化，先生总是那么和蔼可亲。我与先生谈论的话题多为典故和趣事，说到得意之处，先生总是笑得眯起眼睛。因为有气管炎，这时先生往往要咳嗽几声，有时甚至站起来咳。在听别人讲话时，无论长幼，先生总是一边听一边答应，以示尊敬。有时说，这真好，这真好；有时叹气摇头。当我向先生告辞时，先生总是起身送我到门外。我有冒昧请求，无论于公于私，先生都慷慨应允。1982年我即将从北师大毕业，当时负责物理系毕业生分配者乃在“”中造反起家的所谓“三种人”，其工作方法不为大家所接受。先生闻知后教导我说，“三种人永远是三种人，咱们斗不过他们。但是，他们怕整党。”果然，这位“三种人”在整党运动开始之前匆匆离开北师大出国去了。每当先生指导的研究生完成毕业论文后，先生往往亲自修书请有关学者参加论文答辩会。先生关心青年的成长，对于他们的遭遇力为申诉。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北师大有很多学生被划为“”并被分配到边远地区工作。先生一直挂念着他们。20多年后，北师大党委向先生宣布，当年将他划为“”是错误的，现在予以改正。先生连忙问：“我的问题解决了，那些学生怎么办？”2004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校友会召开理事会，先生身为名誉会长，因受疾病之阻不能亲莅会场。先生对于当前功利浮躁、重官不重学的世风和学风忧心忡忡，呼吁各位校友为扫除颓败的风气，挽救国家出一份力。先生在家中对着录音机讲了30分钟，他老人家谆谆地说，我有校友会的名誉，也有责任。希望与大家共同担起教育青年一代的责任。四个月后，先生即入院治疗，一病不起。

先生对于师长至尊至敬。1990年，先生将其在香港举办书画义卖活动的收入160余万元全部捐给北师大，请求设立奖学助学基金，帮助生活困难的学生。先生不肯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基金会，而是借恩师陈垣先生书斋的名字将基金命名为“励耘奖学助学基金”。白石老人70岁时，有一次向他身边的人问起启功，他说：“那个小孩怎么好久不来了？”先生晚年讲到这件事时说，我现在的年龄已经超过齐先生初次见我时的年龄，回顾我在艺术上无论应得多少分，从齐先生学了没有，即由于先生这一句殷勤的垂问，也使我永远不能不称他老先生是我的一位老师!

先生长往矣。先生勤于治学、仁者厚德、奖掖后人的道德风范为我辈永远景仰。多瞻仰先生一日，胸中多去一分鄙陋。我辈应担当起传承先生精神的责任，以先生为学问导师、立身榜样，将先生的教诲化作润物的春雨。先生曾经说过，咱们这些人的墓碑不应该是石头刻的，而应该是一颗颗铅字垒成的。堆砌先生墓碑的是著作等身的铅字，是工欺造化的书画洒在墓碑上，是无数桃李之辈岁岁年年祭奠先生的深情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