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静致远 第2期

我一直认为，每个人的书写习惯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带上自己形象的影子，比如我本人走路时右腿总感觉有些不协调，因而我写的字临到右下角行将收笔之际往往处理不好，有时会影响前半个字的规整。我曾试着以此直觉分析熟识的人，大都能找出其形象与字形的联系来。不过，要让这个发现成为所谓“研究成果”，不仅需要科学的论证，还需要大量自己不熟识的人来实证。暂且作罢。

由习字过渡到读解影像一途，纯属命运捉弄，七八年过去，倒也见识和熟识了不少摄影家。 王文澜先生是其中令我敬畏而又在内心深处倍感亲近的一位。他永远那么笑眯眯的，不紧不慢，似乎从来没有见过他火烧火燎的时刻，这点儿与被人催十余遍也未见动静和急切、被单位最大的领导称作从没见过着急的我有些相似。性情的惺惺相惜之余，我更主要的还是一位仰望他的“粉丝”。我见过的出自他镜头中的那些有限的照片也一样，大都带着和合二气，平静安详，不经意间还透着些幽默。虽然我对字体与形象联系的直觉，没能在影像的书写中找到任何实例，但“字如其人”一语中性格因素的体现，在王先生的影像中倒比比皆是，极易找到。初次翻阅的画册，是我刚入行摄影圈所就职的《人民摄影》报出版自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部十年精选集，印象最深者便有王先生在某次人代会上拍到的党的上一代领导集体的几个主要领导人在主席台上的侧身像。用长焦镜头拍到的几位领导人神态各异，在今天看来仍富有平常的生活气息，耐人寻味。此后，有关“两会”之类时政题材的领导人照片看到越来越多，但能让人印象如是深者，很少。用现在新闻记者的流行语讲，这大抵属于王先生在会议现场的“自选动作”吧。我想，为了拍到这样的画面，王先生一定是事先琢磨过很久的，早早就站到了某个正对几位领导人的位置上，然后待人物进入画面开始拍摄。这张曾被命名为《人民的代表》的照片信息量之丰富不言而喻，而这样大胆的表现方式肯定是有些冒着敢为天下先的风险的，且绝非一日之功。我想，经常进大会堂之类地界的王先生一定是眯着眼睛盯着同样主席台好多次，才会选择出手拍出这样奇特角度的照片的。

偶然看到一位前辈的文字，说是王先生总喜欢通过跟别人不一样的角度拍摄，比如别人扎堆从一个方向拍，他经常站在别人的对面或侧面，最终在他供职的媒体上见报的照片还能比别人略胜一筹。这些传奇的讲述在入道尚浅的我等后学看来，已很难实证了。毕竟我入道之日，王先生已是新闻摄影界的领袖好多年了，淡出新闻采访一线是很自然的事情。他正如坊间流传的“老佛爷”称号那样，深居简出，却将一个人人都是摄影家、甚至可称得上中国大腕最多的媒体摄影部管得井井有条。后来，王先生虽然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副主席，经常以领导、嘉宾的身份出现在各种场合，不过在许多场合，我们更多见到的王先生身影并非端坐在主席台上，而是经常躲在不起眼的角落里用一台小数码相机比划着瞄准这些普通的空间――他赖以成名的多用傻瓜相机的作派在数码时代依旧故我，不过肯定比胶片时代顺手多了。他还是那样安静，一如入无人之境，就像他拍自1985年的那个躲在已被拆走的老屋脚落里遛鸟晒太阳的老北京。我们可以预想他大概的画面，但绝对想象不出他快门响处的照片里，透射出的会是什么样的趣味。趣味是王先生照片中的主要特点之一，早年他和兄弟们的同类照片曾被誉为“京味摄影”。他影像中的趣味，有的是直露的，像《如今的姑娘真敢穿》画面左侧那个戴着眼镜的老太太的神情，那种恰如其分的抓取完全可以借用一句流行语来表达“太有才了”；有的则是隐含的，他大部分照片中的趣味是需要你琢磨一番才能品到的。这种趣味很容易使人想到他讲话时的表情，声音不高却抑扬顿错着别人想象不到的俗词与新词组成的趣味语汇。著名的媒体人杨浪先生认为，王先生的照片除了1976年在唐山地震抢险现场拍得的被营救出来的困于地下13天的卢桂兰那幅外，其他的照片基本上都没有激情和冲动。笔者曾得幸看过当年在唐山抗震现场的许多如今已成名成家的摄影师的影像，当时并不显山露水的王文澜作品的影像感觉确实是其中最好的之一，只不过那时候照片中的激情，极可能是他在病痛折磨之后的爆发。

当视觉冲击力成为读图时代最耀眼的名词，当刻意的画面渲染让新闻照片越来越美时，要想在今天的媒体上看到类似王先生的那些安静而耐心寻味的影像已是不易了，逐渐落后的平面媒体犹如是，更遑论那些以直观为要务的互联网媒介呢？笔者臆想，要是王文澜先生如今是他初出茅庐时的年岁，任他有再好的影像感觉，如果天天泡在新闻现场，他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当不好一名合格的记者的。当互联网时代影像的“有没有”比“好不好”更重要时，当市民记者等一系列新的影像新潮出现时，他那种慢三拍的拍法，只适合于为时代留取一些平凡但不被人注意的场景和映像了。

不过，在这样的前提下，他倒可以不考虑发稿等繁杂的事务，把影像当成自己喜欢的一种书段，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静静拍摄。当图像的浮躁味儿在读图时代甚嚣尘上时，这种静静拍摄的态度更加难能可贵。因为静，可以冷眼观世事，因为静，可以三思而后行，因为静，可以调动一切可作参考的因素权衡出更为耐读的影像，因为静，更可以慢工出细活，细细打磨之。如果说王先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照片中的安静与趣味是他生性的本质流露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以后他的不带有任何功利色彩的拍摄应该说是臻于造化之境了，从这些随意的影像中我们看到的是“人书俱老”，看到的是童心未泯。试想，一个成名30年，作为摄影界的领袖式人物也已20余年的知天命年纪的摄影家，又复何求，更何况能将音乐之爱与影像之爱灵妙结合之人？他拍摄自近几年的那种看似随意的影像，再次延续上了他自拿起相机起就开始了的个人的视觉书写历史，记录下的是更富个人视角的有关这个时代的点滴，少了上世纪80年代影像中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式的直观，但多了些阅尽人间的世故。尽管如今当记者的30余岁便叹自己跑不动了，但于摄影家的冷静的记录而言，黄金时代应自知天命始。世事洞明之后，人情练达之间，那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生态度便可以在影像中大行其道而无所顾忌了。于是，王先生也能正儿八经地拍画廊博览会上的那些奇异景致，拍四环路上的游车河了。

有什么样的心态，便会有什么样的影像。那个静静地躲在角落里摆弄相机的高大身影，弄出来的一定是与别人不一样的精细影像。而他的这些零零星星拍得的东西，积累得久了，更会显示出重要的价值。如今他那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照片经常会出现在文化及时尚类的刊物上，想要以影像的眼光去评说过去30多年间的重要事件，媒体的新一代记者们首先想到的也是找他。

毕竟，摄影是讲年头的事儿――这话是王先生自己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