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书启文的嬗变和特征

摘 要：书启文作为一种应用广泛的实用文，很早就成为我国古代文章中的重要文体。这种文体针对性强，个性化色彩鲜明，内容广泛，书写自由，可尽言达情。但从历史上看，它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每个时代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风格。本文主要探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具有的特点。

关键词：书启文 嬗变 特点 意义

书启文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种源远流长的文体样式。关于“书”，明吴纳在《文章辨体序》中说：“按昔臣僚敷奏，朋旧往复，皆总曰‘书’。近世臣僚上言，名为‘表奏’；惟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1]首先说明“书”即书信，是古代书信的总称；其次，古代臣下向皇帝陈言进辞所写的公文与亲戚朋友间往来的私人信件，均称为“书”。因此，古代以“书”名篇的文字，实包括两种文件。为了加以区别，一般把前者称为“上书”或“奏书”，属公牍文的“奏疏”(亦称“奏议”)类；后者则单称“书”，属应用文的“书牍”类。

关于“启”，刘勰在《文心雕龙・奏启》篇曰：“启者，开也。高宗云‘启乃心，沃朕心’，取其义也。孝景讳启，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始云‘启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2]大意为：“启”就是开的意思。殷高宗武丁说：“打开你的心，灌溉我的心”，即取此义。汉景帝名启，为了避讳，所以两汉没有“启”的称谓。到魏国的书信，开始称“启闻”。进陈事实的末了，有的称“谨启”。自晋代以来称“启”盛行，其作用兼有表和奏的功能。可见“启”是用来沟通思想情感、交流情况、传达信息、表达政治态度的一种实用文体。一般将“书”中的短信叫“启”。

古代的“书启”由于书写方式和传递工具等的变化，又有许多别称。因其最早刻写在竹片上，故称为“简”；因曾书写在木板上，故又称为“牍”或“札”(札是牍中薄小者)；书写在绢帛上，称为“帖”；书写在精美的纸片上，称为“笺”。因为古代书信用的木简、绢帛等均为一尺左右，所以又将书信称为“尺牍”、“尺素”、“尺翰”等。古代有鸿雁传书的传说，故又称书信为“鸿”；古代传送信件时要加套封，故又称书信为“函”等。书启文作为我国古代一种应用广泛的重要实用文体，其发展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形成了鲜明的文体特征，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书启文作为一种应用广泛的实用文，很早就成为我国古代文章中的重要文体。从历史上看，它与其它文体一样，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每个时代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风格。

从现存的历史资料看，我国最早的书启文，产生于春秋时期。《左传》中所载《郑子家与赵宣子书》、《巫臣遗子反书》、《子产与范宣子书》等，是我国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一批书启文。汉代的书启文完全脱离了“国书”的性质，成为个人互相交往的工具。汉代的这些书启文，奠定了我国后世书启文发展的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书启文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此时的书启文，在两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一是书信内容和情感内容更加丰富，这时出现的书启，或论政，或论学，或叙交谊，或述情趣，或记旅游，或酬问答，俨然成为一种应用极为广泛的文体。二是在书启文的写作上，藻饰辞采都明显增加，极大地加强了其艺术色彩，使得书启不再单纯是一种社会必需的应用文体，而成为一种文学创作，成为文学之林中一种具有独立审美风格的文学样式。唐宋时期，中国古代书启文臻于全盛，不仅数量多，名家名作多，而且书启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唐宋两代出现了不少有政治、学术价值，又十分亲切感人的书牍作品。像韩愈的《答李翊书》、《答刘正夫书》，白居易的《与元九书》，柳宗元的《与友人论文书》，苏轼的《答谢民师书》，杨万里的《致徐达书》等。由于这些书简都是他们在向朋友、后学谈体会、述遭遇、传经验时写出的，议论中带有浓厚的抒彩，因而又都是上乘的“文艺书简”。明清书启也自有特色，如明代宋臣的《报刘一丈书》，是政治讽刺信；夏完淳的《狱中上母书》是爱国志士的临终遗书，《遗夫人书》是其与妻子的诀别书。晚明公安派作家和小品文作家的通信，评诗论文，也清丽可读。而且明清两代，家书盛行，家书比起一般致师友的书信，更少有拘束，也往往更能透露出作者的细微思想和个性，如郑板桥的家书《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等向来以思想新颖，情真语挚，亲切浅易，不落俗套，富有生活气息而深受人们的喜爱。

综观历代书启可以看出，书启文作为一种常见的应用文体，与一般文体相比，具有鲜明的特点：

第一，书启文具有鲜明的个性化色彩。一般讲，除了那些纯属应酬性的往来信件以外，书启的写作总是具有一定的目的或具体的需要，而且希望在思想感情上与对方有所交流，以引起对方的响应或同情。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从书启中，比较多地看到生活和思想感情的真实。鲁迅曾谈到“文人尺牍”时认为对书启内容的真实性虽然要做具体分析，但较之一般作品来说，“究竟较近于真实。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3]书启能够成为作者“自己的简洁的注释”，即它与其它作品比较起来，更能够直接披露作者的真性情，使人们能够了解到作者更为深入的情况和细微的心曲。这也正是古代书信在了解作者生平、思想的史料价值方面，往往比别人为其撰写的碑传之类要高，而且读起来也更具有亲切之感的缘故。

第二，书启文要根据对象的不同而讲求立言的得体。书启文是一种程式化的文体，是作者与读者在一对一的基础上进行的定向交流，阅读对象具体，行文旨意明确，通常具有特定的格式和一定的写作规范。因此书启在措词以至格式上，要分清上下、尊卑、亲疏等各种关系，讲求行款正确、措辞得体，表义准确。《文心雕龙・奏启》讲到启的写作要求时也说：“必敛饬入规，促其音节，辨要轻清，文而不侈，亦启之大略也。”[4]大意是：启文的写作一定要收敛谨饬得合乎规矩，使音节短促，辨论扼要，文辞轻快，有文采而不浮夸。总之，书信对象的具体性，决定着书信写法、语气和款式的不同，这是书信体作品的一个显著特征。

第三，书启文要尽言达情。《文心雕龙・书记》篇说：“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5]大意是：总体讲，书牍的根本就在于尽言达情，把自己要说的话尽情地倾吐出来，即用言词来抒发内心的积郁情感，显示出自己的文采风范。因此作者应该通过书牍条理清晰、文思畅达地表达自己的性情，从容不迫地抒写自己的情感、怀抱。可见，书启的写作是要把自己的“心声”明白从容地进献或酬答给对方。因此，书启表达出的作者的政治态度、思想观点、情感经历、见闻主张，都真切可信，亲切自然；而且隐讳地表现了作者的个性特长和情趣爱好，显露了作者最真切的思想面貌和内心世界。

第四，内容的广泛性和书写的自由性。书启是人与人之间思想交流的工具，最具实用价值。它的文体形式自由，写作手法灵活，作者可以称心而言，意到笔随，记事、抒情、议论，乃至于写景、记游等，都可随意选用。篇目可长，可短，完全据作者的需要而定。书写范围几乎无所限定，无论是军国大事，讨论学术，评述人物，推举自荐，倾诉个人境遇，以至日常所感所思，皆可入书，其内容可以包罗社会生活、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在所有文体中，书信所容纳的内容是最为广泛多样的。

综上所论，书启文是中国古代散文中的一种重要文体，其发展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作为古代一种独特的应用文体，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文体特征。对我们今天而言，古代的书启文是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它不仅提供了一些真实且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大可以凸现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人情世态，小可以体现一个人的思想、性格，以及在正式传记中所不易了解到的一些细微方面；而且它为现代人的书信文写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从中我们可以学习立言的得体和语言的精妙等。

注释：

[1]吴纳，徐师曾著，于北山，罗根泽校：《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1页。

[2][4][5]周振甫：《译注》，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47页，第373页。

[3]鲁迅：《孔另境编序》，刘运峰编：《鲁迅序跋集》（下卷），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495页。

（陆双祖 兰州 甘肃政法学院人文学院 730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