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旧纪年(十九)

招待所里的一个月（上）

到招待所

到了张家口，才知道，梁波和我大姐的所在单位是晋察冀边区公安管理处。大门很宽敞，不止一个持枪的士兵站岗，一眼看去就是个大机关。

大男孩通讯员把我交给招待所，就与我告别了，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他朴实憨厚，但又老成稳重、不苟言笑，反映着战争年代、残酷环境造就的品格，令人敬重。关于他的记忆，近些年越来越模糊了，但矮墩墩的大男孩背着一个大大背包的身影有时依然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记得接待我的人很快带我去见大姐。她住在机关的后面，刚生小孩，屋子里一股奶腥味儿。我们都很高兴。她让我看小孩，这是她第二个男孩。第一个男孩夭折了，她曾难过许久。大姐告诉我，要住几天招待所，不能随便走动，她会常常去看我。

招待所是一个小院落，相对有两排房屋，每排都有好多间。是南北向还是东西向，记不起来了。给我安排的是个单间，好像还有一间极小的外屋。木楞的有纸糊的窗子，中间有一块小小的玻璃，可以望见院落里的情况。

负责接待我的是一位高挑的驼背青年，二十大几或三十岁左右，一看就是个读书人，说话很文气、平和，姓赵，单位里的人，包括我大姐，都叫他赵罗锅。在我过去的环境里，用当时的习惯用语就是“旧社会”，这是极为不客气的叫法，只有大佬对奴仆、对贩夫走卒才会这样叫。但是在这里，大家叫的很亲切，不带有一点揶揄的意思。革命根据地与旧社会的区别，好像在这里也使我有了感受。其实，粗犷、率直，较多地用接近社会底层的语言，不只是在工农兵之间，也在知识分子圈子里，是那个特殊革命战争年代的特殊风气。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如果这样称呼有残疾的人，那是既不礼貌又不文明的。

老赵――我是一直这样称呼他的，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个好印象。

他告诉我：这间屋子就你一个人住，一天两餐饭有人送到屋里，饭后有人取走餐具。那时的根据地都是吃两餐：上午九点和下午四点。而在天津、北平，不论穷富，习惯是早中晚三餐。对从敌占区来的人，注意交代这样的细节，也是他的细心之处。他嘱咐，除去上厕所――那时，就是在大城市，大多住宅都没有室内卫生间――不要到院里去；招待所住的人背景很杂，除他之外，不要与旁人交往。他说：会给你找些书来看，你大姐会经常来看你。

写个人材料

是当天，还是次日，老赵拿来一沓纸，16开的纸，让我写材料。在统治区，要求职，通常要递交一张“履历片”。履历片格式划一，在文具店都可以买到。大小好像是小于32开，是名片厚薄的白纸片，红线划出几个格子，有姓名、年龄、籍贯、学历、履历几项。墨笔蝇头小楷，也就能填个百十字。现在是16开的一沓纸，说明要我写的绝不是“履历片”。老赵交代的提纲很仔细，是讲了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还是更长都记不清了。这位赵同志要求我写的大体是：姓名，这一项要写全曾经用过的所有名字；学历，不是只要填个高中毕业、大学肄业之类的几个字，而是要写清楚从小学到最后学历都在哪个学校求学，学校的特点，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事，有哪些知名人物；写履历，即在社会上供职的经历，除了写自己的职务，要写清楚单位的性质，主要活雍椭饕人员；要写全亲戚关系、朋友关系，而且要把他们的情况，如经历、家境、社会地位等等尽可能写的详细一些；要写接触的政治力量以及自己有没有党派关系，等等。总之，越细越好。后来我体会，这当然是用来了解我本人，但同时也是对敌对方的一种调查方法。

不过，叫自传也好，叫个人材料也好，在当时要求写这样的材料无疑是常规。后来在学结、入党申请、整党审干以及数次运动里，自己也不记得写过多少次。不过，好像再也没有像这次老赵要求的这么细致过。

老赵还讲了，材料要求真实。怎么具体讲的已无从回忆，但在记忆里一直刻有他对这点特别强调的印记。后来知道，在根据地、解放区里，不管是什么单位，也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对于写各种自传性的材料，共同的要求是材料真实，要“对党忠诚”。在两党激烈的斗争中，既然选择了共产党，怎么能不对党忠诚！老赵是做敌占区工作的人，对于比较敏感的知识分子，懂得在言语使用上注意不要引起反感。这点倒是还有记忆：要求材料真实，是反复讲了，但“对党忠诚”这样的词儿没有用。

当时，我倒是没有什么顾虑，没有觉得有什么值得掩盖的，于是尽量把想到的，一五一十仔仔细细地写了出来。写了一天，也许是两三天，写的很长。老赵取走后，曾不止一次要求补充一些资料，大多是要求补充一些有关社会关系的情况。

毕生强度最高的读书月

写个人材料，虽然反复写了几次，但流水账的叙述用不了多少时间。

那时不仅没有电视，也没有半导体小收音机。用电子管组装的收音机，是从上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大城市百姓家的。这种电子管组装的收音机，体积小的也有一方尺上下，而且要在屋顶上架起高高的天线才能接听。所以，当时收音机的单位，是用“台”字。好像在这个招待所没有看到过一台收音机。至于可以打发时间的游戏机，那时还没有听说过。

而且，老赵嘱咐了，不要到屋外随便走动。那就是说有的是空闲的时间。对我来说，这倒是绝好的读书机会。

应该说，这位老赵同志，对于给我寻找读物，的确是放在心上的。

最初给我拿来的是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这样一些小册子。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秋冬之际，在天津，已经可以看到封面经过伪装的这些材料。我翻阅过，但没有认真读。现在有了可以安静阅读的条件，倒是原原本本地读了一遍。有的是印证了一些过去的认识，有的是增长了一些新的知识，有的则看不太懂。本来，过去喜欢读书，主要是读文艺性的书籍，是读闲书、读杂书，几乎不看政论性的文字。这次，虽说仍有一些硬着头皮读的意味，但确是认真地读，总的说来，觉得大大地长了学问。

很快，看到了《论持久战》。记得，在梁波尚未离开天津时，曾听他讲述过持久战的思想，但没有读过本文。这次，翻开第一页就把我紧紧地吸引住了。这简直是从未见到过的天人之笔：从一个原点出发，抽丝剥茧，层层展开，层层剖析，然后层层收拢，再回归原点。在展开、收拢的过程里，辨析论证，逻辑严谨，不生硬作态，不强词夺理，但“以弱胜强”的必胜信念，自然而然地征服了读者。什么叫“预见”？小时候听大鼓书，常听说刘伯温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神乎其神。不过小孩也知道这是说大鼓书。现在，1946年，八年抗战刚刚过去，自己亲历了全过程，对照着《论持久战》，白纸黑字，竟然在抗战刚刚开始之时，就作了科学的、明白无误的预见。好像不是这篇著作预见了全过程，而是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就是在这篇著作的“编导”、“指挥”之下上演的历史大剧。佩服、感服、诚服、敬服、折服、宾服……好像找不到一个词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心情。

我从没有把视为神，从没有把他视为一个完人。但是，从他的墨宝、从他的诗词、从他的文章、从他的统帅天才，从星星之火到建立新中国的丰功伟业，在我内心里深刻的崇敬之情，始终如一，从未动摇。而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最初的一块基石，并且始终是最重的、动摇不了的一块基石。

其次是《新民主主义论》，这篇实际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宣言。把管一个历史阶段的政治主张写得清清楚楚，明白易懂，写出了政策形成的脉络，国情分析全面深入，理论论证令人信服。读了这篇论著，我自己觉得懂得了、把握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头脑中印上了一个轮廓。其所以比较快地接受了它，一是之前片段地读过些当时席卷世界的苏联革命理论，二是之前对《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有所了解。

那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际，偶然看到了日伪政权印的一本宣传品――《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那时，这样的书流传极少，像我们这些中学生几乎都不知道有这样的《宣言》存在。想不起是什么力量，也许就是好奇，竟然硬着头皮把它翻了一遍。年青，记忆力强，像《新民主主义论》里所引用的《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段落大体都有印象。这无疑有助于理解共产党大政方针形成的历史脉络。后来发现，许多同志并不了解来龙去脉；好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那么一结合，党的方针路线就不沾不靠、独自地创造出来了。这里插一段故事：1996年11月，大陆代表团踏上宝岛参加第三届两岸金融学术研讨会时曾参观台湾的农民银行，该行介绍中有“耕者有其田”、“减租减息”、“二五减租”、“分半减息”等提法。可是同行的大陆团员，丝毫没有引起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联想，有人竟然觉得对方介绍的是台湾的政策，好像与我们无关。

应该说，我完全接受了《新民主主义论》的主张，认为如果我们胜利了，这将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的政治纲领。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新民主主义论很快淡化了。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曾有好长时间不理解这是为什么。也曾认为自己跟不上形势，并也曾从内心欢呼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决断。但经过从50年代中后期到“”终结这20年的反反复复、坎坎坷坷，经过改革开放，总会不时浮想，如果我们认认真真地遵循“新民主主义”的思路前进，中国振兴的转折是不是会早几十年到来？

说远了，还是回到读书。老赵拿来的几本小册子，很快读完了。他对这么快的阅读速度有些惊讶，于是想了对策：拿来了一套晋察冀边区版四卷本的《选集》，有点得意地说，这足够你看的了。《选集》翻了一遍。其中第一、第二卷翻得比较仔细，那是我过去没有接触过的部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于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前的斗争史，过去从不同渠道也听到过点点滴滴。读了第一、第二卷，则串了起来，有了系统的了解。

在我表示《选集》已经看了一遍之后，老赵又拿砹硕北版的一卷本《选集》和一些其他的著作单行本。这促使我对的著述翻了又翻。应该说，环绕《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这两篇所论证的思想、主张、理论，由于读了相关的篇章，印象更加深了。对于的文风，特别是像他亲自起草的一些社论，如“反摩擦”的社论，纵横捭阖，犀利辛辣，反映出傲视一切的气概，觉得也应像金圣叹那样，读一句“浮一大白”。对于像《矛盾论》那样的篇章，能够把中华传统文化与崭新的世界革命思潮结合在一起，深深敬佩的中华文化功底和素养，而再深感自己在这方面已经望尘莫及的遗憾。

还有一点，应该是在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类似的文章时，有一个观点特别深深地刻印在大脑里。那就是在论述反围剿问题时，强调指挥权必须集中，而且必须集中在一个人的手里。这个论点，当时我就觉得特别实在。在瞬息万变的敌我斗争中，其必要性无可置疑。后来，在实际生活里，往往发觉，甚至在带领几个人逛旅游景点，这也非常必要。就像集体写教材，在确定的条件和目标下，不“集权”到这样的程度，不是陷于无休止的讨论，就是以牺牲质量以求得妥协。不过，当我要用的语录来支持这样的观点时，却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选集》中总也找不到这句话了。一直也没有机会在之前出版的论著里找一找。不过，对于民主和集中这个大论题，我一直认为这是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论点，不应回避，更不应与“民主”对立起来。

提供的的著作没有让我“无法”读完，于是老赵祭出了最后的撒手锏――给我找来了一本《苏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前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在莫斯科出版的。他说，这是一本极好、极重要的书，刚刚有中译本，不是单位图书馆的书，是找个人借来的，不要弄脏了，要好好读，嘱咐了又嘱咐。这本书引导我进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进入苏联建国的曲折、艰苦的历程。我依然看得很快。因为我主要是看“故事”，是寻找历史脉络。没有咀嚼论点，像有名的“四章二节”，讲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部分，就是跳过去了。然而无论如何，是布尔什维克观点强力地、系统地入主我头脑里的思想库，并影响我的思维许多许多年。当然，不只是这本书，加上后来对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学习，我自己认为，是在力求弄清道理的基础上，或者说是在有所分析的基础上接受了布尔什维克观点，而不是盲目地跟风。也许正是这样的基础，使我在上个世纪后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动荡、分裂并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还能比较冷静、全面地分析，而没有跟着“一风吹”的思潮跑。而且，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实验，直到今日，我仍然从内心里怀着崇敬的心情。上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云激荡，不仅有许多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就是在经济理论上也有许多规律可以从中论证，它不应该被忽视。

在提供政治性读物的同时，老赵自始至终都源源不断地给我提供文学书籍。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写的报道文学《震撼世界的十天》像是在招待所里看的，但已经记不太准了。这是一本影响我最大的报道文学之一。我现在还保留一本1961年购买的这本书。更大量的是小说，主要是有关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小说。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恐惧与无畏》等。小说，这是我最喜欢看的。细雨润无声，这对于了解苏联，了解反法西斯战争，那是起了不可代替的心灵感应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