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旧纪年(十三)

初入社会的磨炼（中）

大众照相馆――建立了一生的情谊

从徐州回到天津，距离北京大学招生考试的时间已经没有几天了。没有时间复习功课，没有时间做报考前的其他各项准备工作。更是看到家里已经完全陷入朝不保夕的困境，考大学应该是想也不能想的事情了。但不报考大学，就立即陷入失业状态。在徐州的半年，有点收入只够吃饭，没有给家里寄一分钱，但家里终归少了一个大小伙子的吃饭负担。现在又要在家里赋闲，情何以堪？这样的后果，在离开徐州之际也料想到了，其所以还是决然离开，是觉得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根本看不到前途的环境。

高中要好的同学，都来看我，但都爱莫能助。只有郑树仁叫我到康俊山的大众照相馆帮忙，以解决失业无处可去的困扰。

大众照相馆，是等级最低的照相馆。天津最大的照相馆是历史悠久的鼎章照相馆，坐落于日租界最大的一条街――旭街，有几间装修得很有气派的门面。我小时候有几张像就是在这家照的。要去这家照相馆照相，那是家里要长时间酝酿才能决策的大事。等级次的照相馆，也还有大有小，从临街的门面就可分出高低。至于康俊山的大众照相馆，连临街的门面也没有。它开在距我们中学不远的一个大杂院的内院里。一间坐北的堂屋是照相馆的大堂兼摄影室，暗室是在堂屋旁边的卧室里用三合板隔出来的。至于照相馆的牌子倒是挂在大杂院的大门口。照相馆的老板康俊山，只有小学学历，但对照相业的知识很熟悉。那时他的年龄比我们这帮同学大约要大十岁左右。我知道这家照相馆是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班长打听到这家照相馆价钱最便宜，而且质量也有保证，于是决定把毕业证书照片和编同学录用的照片都包给他了。由于价格便宜，我们同学，包括我在内，不时到他那里冲胶卷、洗照片。所以我与康俊山应该说早有交往。

在我到徐州的这半年里，郑树仁与康俊山交往越来越近。据他说，他在大众照相馆存有一些钱。存有多少我没有打听，用途估计是囤积照相器材，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下，囤积实物是极为普遍的经济行为。由此，他们很快近乎到称兄道弟：郑树仁按照康俊山在康家的排行，叫他“四哥”，而康俊山也从称呼他“郑先生”而直呼其名。郑树仁说，在我没有找到事情做的时候，在大众照相馆那里吃饭，帮帮康俊山做些暗室的事，没有问题。

这样，我开始在大众照相馆帮忙。先是学暗室里的操作如显影、定影、放大、修版等等。慢慢地，在康俊山不在时也偶然给顾客照照相。这样小的照相馆，主要是服务于周围的居民，而它所处的地区主要是中等偏下的阶层，生意不是很多。像揽上我们那个年级的高中毕业照，也算是一笔大的业务。记得有一次日本占领当局发“良民证”，老百姓都要照相，曾着着实实忙了一大阵子：白天照相的人不断，晚上冲洗照片会忙到凌晨。

由于康俊山的一些本家和亲戚是粮行里的人，所以常常听到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推而广之也增长了有关中国行商的知识。康俊山有一次经不住黄金市场的诱惑，通过他的商人本家找门路进入市场。我也陪他去了。那是一两黄金（16两1斤的小两）就可交易的市场，当天买卖，当天平仓。那天的投机，康俊山把好些天照相营业的收入都给赔进去了。好在他立即醒悟，立即收手。但我却开了眼界，过去在小说里读到的交易所、经纪人，现在看到了具体的形象。这些对于我后来学习金融市场的知识极有帮助。

在与康俊山的接触中，我的高中知识对他也有帮助，模糊记得有时帮他学英语、学理化。但具体的过程回想不起来了。倒是有一件使我有所收获而没有引起他感兴趣的事，印象特别深刻。他有一本潘序伦的立信会计教材，可能是他想学会计而没有学进去的一本书。他说，常想编一个会计报表，其利润项为“0”，并让我试一试。我，从未接触过会计，其中像收入、支出、成本、利润还好理解，而对于什么是资产、什么是负债，那是反复苦思冥想才悟出现代会计中这两个基本概念的道理。记得那本教材里最后有一张好几栏的表：有资产负债，有货币收支，有成本利润等等。我根据大众照相馆的状况编了一些数据，但诸多数据相互牵制，我最后编出的数栏大表，其利润没能调整为0，而是2元。他觉得不理想。其实，他这个照相馆并不记账。

康俊山和我，和我的同学频繁交往，恐怕主要是使他的视野在不知不觉中向当时高中生的视野水平趋近。他后来关心政治的内在动力，与视野开阔不无关系。

在大众照相馆吃饭，实际就是与康俊山一家人吃饭。他这一家，有他的母亲，一位非常朴实、和善、不善言谈却真诚关心旁人的老太太；有他的妻子，待人接物识大体，精明内敛的贤内助，我们同学都称呼她“四嫂子”。他们一生有许多孩子，但那时还只有两个小女儿。他有位寡嫂，单独住一间屋子，只是吃饭时过到照相馆这边来，不记得她说过几句话，大多是把饭打回去吃。平时的饭是粗粮的主食和素菜。照相收入显着多了的时候，才可见到一些荤腥。熟悉起来后，特别是在暗室要晚上工作的时候，我也常常在照相馆住。在照相馆，我和康俊山住在有暗室的里间，他的母亲、妻子和孩子则挤在更里面的套间。也就是说，我在照相馆住，康俊山与他的妻子就要“分居”。

由于我经常在大众照相馆，我的要好同学，也经常到这里来找我。

也就是几个月，我与康俊山之间竟然逐渐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关系。这样的关系，经过解放战争、经过新中国成立后风风雨雨的岁月，一直持续到新世纪之初。2001年底，我、郑树仁、李家琦和把他引进中共地下党的刘铁T到医院看望他。他不久去世，这是最后一别。

康俊山的成长背景与我们这些中学生全然不同。他是在靠近天津的乡里长大的。康家是亦农亦商的大家族，他这一分支，无论是农还是商，都不兴旺。他小时候上过几年学，好像也在粮行当过学徒，由于是生长在大城市的近郊，对城里的生活并不陌生，思想也不封闭，能够与我们这些中学生交流。但是，应该说，我一直没有搞清，他并不算高的文化水平，怎么竟然掌握了照相业的基本技能，并能在天津照相馆的行业里挤出一片虽说极小极小但终归是能够谋生、立足的天地。我也一直没有搞清，在照相馆周边的街道上他是怎样建立了自己的“人脉”――在街上，很多人会跟“康掌柜”打招呼；对于三教九流的人物，他也大多都能搭上话。他的生活能力很强，比如，在我母亲决定与我叔父分家而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是他知道应该找什么人可以找到我想租的租金最为便宜的房屋，从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车子和搬家的用具，以及诸如此类。

虽然我解答不了他身上的种种谜团，但在日常的接触里，也包括与他的母亲、他的妻子的日常接触里，深深感到，他是正派人，他的一家是正派人家。“正派”应该怎样界定？我现在也说不太清楚。好像它涵盖不到大善大恶，涵盖不到从政治角度判断的大是大非，而只是世俗人群对世俗行为的标准。比如，不吃喝嫖赌，视为正派；不拍马逢迎，视为正派；待人接物讲信义、不赖账，涉及利害关系时不讲假话，也视为正派，等等。总之，与这样操守的人交往，纵使他帮不了你多大忙，但也不会担心他在你背后使坏。在我进入党的革命根据地后，开始不断接触对“正派”这个概念的批判，批判这个概念没有阶级观点。然而政治上的分野，却始终不能否定这个对人判断的标准：不同的政治分野总是存在的，同时在不同的政治阵营里都有正派的人士存在。而在正派的人士里，既有关心政治并投入政治斗争中去的，也有极力使自己处于政治斗争之外的。好像，不论如何，在一个社会里，这样的人群对社会的稳定都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康俊山往往还透露出“赤子”之心，天真可爱。比如，在前面介绍我的高中同学解崇熙时，提到解崇熙得了那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非常想让他的女朋友照看，可是父母反对，于是我与康俊山两人拜见他的父母，替他说情的那件事，就是个例子。真正处世油滑的人是不会办这种傻乎乎的并极可能落得个费力不讨好的事儿的。

在那时，小商人，对于政治也往往高谈阔论，对于政治弊端，也往往义愤填膺，但身心的精力，情感的喜怒哀乐，主要的还是环绕着他的买卖，他的个人和家庭的生活。不同于普通小商人，康俊山在抗战胜利之后，则日益把自己的情感倾注于政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天津依然在日本的统治之下。第一个冲击，是美军替先行进驻天津。我和他，自发地加入了据说有五十万老百姓的欢迎队伍，他兴奋地把嗓子都喊哑了。我由于在美军登陆天津之前看到了同学骆镇东塞给我的秘密宣传品《为美军在津登陆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没有像他那样兴奋。随后，我去了济南，但没有过几个月，他给我写信，愤慨于美军的狂傲骄横，愤慨于接收大员肆无忌惮地侵吞，把接收变成“劫收”，愤慨于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把贩夫走卒乃至公认的一些社会渣滓都网罗为自己的党员等等，反映了他政治上的选择倾向发生了迅速变化。当我1946年春要离开天津进入根据地的时候，只说要离开天津许久许久，这实际也就说明了去向，并托付他照顾我的母亲和二姐。凭着对他为人的了解，凭着对他政治取向的判断，我的嘱托是可靠的。

天津解放不久，我回天津，找的第一个人就是他。他领我找到了已经搬了家的母亲，并告诉我，在我离开天津以后，他已经加入地下党组织，但由于工作需要，暂时还没有公开身份。我曾猜想，他成为地下党是谁引的路？上世纪50年代“肃反运动”之后，在难得的一次长谈之中才知道这个人竟然是我没有猜想到的刘铁T――在我离开天津以前，刘铁T与他的往来并不很多。

解放后，康俊山一直在天津公安系统工作。我在北京，相距很近，但相聚的机会极少。我与他，在政治运动里都受到不少冲击，一直相互关心。可能是在“”里，在审查的过程里，他只发最低生活费，曾有几年生活极为困难。他的妻子就是在这极为困难的岁月里去世的。

记得在粉碎“”不久，我发过一封信。他简短地回了一封信――他的信通常都是简短的。但奇怪的是，他的回信竟然没有提到一笔四嫂子。我去信问他。不久，他给我回了一封长长的信。这是我收到他的一封长信，也很可能是他写过的唯一的一封长信。信的开头，就告诉我：“你的四嫂子”已经去世几年了！然后详细地回忆了他的妻子在他受审查期间与他共同度过的艰难岁月。他逐年逐月一件事一件事具体地写。我感到，与其说是给我写信，不如说是他在逐年逐月一件事一件事具体地回忆与他相濡以沫――是实实在在相濡以沫――的妻子。他说，你的四嫂子也曾经因为口袋里仅仅剩有几分钱而产生轻生的念头，但她想到孩子，想到她的丈夫，反而坚定了要活下来的决心。他说，她挺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却没有挺到拨云见日的今天――恐怕这正是使他最为心痛之处，是无法弥补的终生遗憾。这是我读过的最令人心痛的信。我总想，要是四嫂子活到“”被打倒，活到改革开放，面对新的形势，面对成长起来的儿女，康俊山虽然也不会忘记政治运动冲击给他、给他的妻子所带来的痛苦，但只不过是回忆，不会总有遗憾撕咬着他的心。这是一篇不逊于历代悼亡名篇的真情悼亡诗，遗憾的是我没有把它保存下来。

上世纪90年代初，康俊山给我寄了一份复印的资料，封面上写着“秉圭老弟存念”（秉圭是我进入华北联合大学以前的原名），有他的签名：“康俊山1992年7月17日”。应该是从《党史资料和研究》里复印下来的，可惜他没有注明出处。同时还寄来一份剪报，是1991年6月22日《天津日报》周末版的特稿《天津解放前地下党斗争故实――硝烟过后四十年五话〈城防图〉》，记述的是天津地下党组织把陈长捷最机密的城防图盗出来交给围城的四野部队的史实。“五老”是指这一史实里的五位功臣――刘铁T、麦璇琨、康俊山、赵岩、王文源。特稿还附有一张非常生动的合影。刘铁T、康俊山是我认识的，其中康俊山的音容笑貌，好像就是我在上世纪40年代中刚刚认识他时的音容笑貌。关于城防图，关于刘铁T怎样把他引进党内，康俊山自己没有跟我仔细讲过。寄来的这份复印材料才使我晓得梗概。复印的资料里有大众照相馆的专节，根据的应是在我1946年离开之后与他建立了地下党联系的刘铁T等同志的观察回忆写的。值得提出的，其中对“四嫂子”有一段记述，佩服、敬重，溢出于字里行间。是女中豪杰，总会给无论是先接近她的人还是后接近她的人，展现其人格里的令人无法忘却的高尚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