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伴我一生的记忆

像参天大树，为我遮风挡雨――这就是父亲，这就是母亲，这就是家。

不幸的人，父母已远走，满怀的爱无处投递；幸运的人，父母健在，羊羔跪乳，乌鸦反哺。在 “情感”版组推出“我的父亲母亲”名人专栏，邀请各领域名家、名人，以他们饱蘸激情的笔触，书写感人至深的父母情。

如果你也有与父亲母亲难以忘怀的情感故事，欢迎来信来电，与大家分享至爱天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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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毛志成，男，生于1940年，汉族，北京人。北京作家协会理事，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全国教师写作中心理事长，全国中小学教育研究委员会会长，中小学素质学会名誉会长。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我与小城告别》《琼楼隐事》《大地的脉搏》等六部，中短篇小说集《乌纱巷春秋》《前夫》等五部，杂文随笔集《毛志成杂文精品选》《毛志成短文自选集》等八部，学术专著《文学智能品质论》等三部。《“饱食者文学”的困惑》获全国报纸副刊奖，《别处死那匹马》获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

父亲的学识――

“不喜文墨，是俗气！”

一个人从记事起，直到年老，能够成为永久回忆的人只有父母。

我已年逾七旬，大约因为年老，对近事往往多忘，而对越是久远的事越回忆得清晰，恍如昨日。

我对父亲的原始记忆，即我对父亲产生了第一印象，是我两三岁的时候。记得父亲那时还是个年轻人，不足30岁。他每天早晨起床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牵着我的手，到他的祖母（我的曾祖母）的房中，把她搀扶起来。继之端上一盆洗脸水，随后送上一碗白开水，并说上几句问候之语。

这件事办完了，便来到他母亲（我祖母）的房中，像对待我曾祖母一样对待我祖母。我祖母起身之后，也要去问候一下她的婆婆（即我父亲的祖母）。我母亲做这样的事必须在我父亲做此事之后的一段时间（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我父亲对我说：“孝顺父母，孝顺长辈，男人率先！”

这可能是我自懂事起对父亲记下的第一句话。我父亲读过书，所以才懂得“率先”这个词。

我父亲因为读过古书，故而有一定的书法功力。因此每到年节，为大半条村的人写春联的事便落到父亲头上。裁纸、研墨、措词等等事加在一起，很累很累，但父亲从不拒绝。

我在私塾读书时，写毛笔字是基本功之一。我的那一点书法基本功，既得力于父亲，也得力于先生。当我五六岁时，为村民写春联的事我父亲就不去做了，由我接班。每户的春联各种条幅很多，包括贴在房门、梯子、灶台、猪圈、马棚、篱巴上的，而且春联的内容都要有针对性。我写多了，很累也很烦，因而有了怨言。父亲打了我一巴掌，喝令我说：“写！一定要认真写！而且写的字一次要比一次好！若是胡乱凑合，马马虎虎，既是对人家的不恭，也有违书生之道！更何况不喜文墨，是俗气！”

若干年后回想起来，我感谢父亲。

我几岁时最有深刻印象的事之一，是听父亲和他友人的闲谈。在父亲结识的友人当中，一种是读过书的人，一种是信佛的人。

我父亲虽然主业是务农，但却是具有理性思维的人，大大有别于一般的农民。他和这些友人聚谈时，无论是谈书中的道理，还是谈佛教的佛理，我都愿意在一边旁听。这对我很有益，至少可以使我懂得不能去做十足的愚人。而且，也大大强化了我的记忆能力和思考能力。

我印象最深的事，是我父亲对读书的极为看重。我三四岁的时候，父亲就逼我认了大量的“字号”。“字号”就是在一寸见方的纸上写出一字，要我去认去读那些字。当“字号”积了一大堆的时候，父亲便随意抽出一个要我去认，如果错了便要挨打。

我4周岁时，由于我村尚无正式的小学校只有一个私塾，我便被父亲送到了那个私塾，先生姓李，他要我读的当然是古书。由于我有认“字号”的基础，读起书来并未感到很难，甚而很有兴趣。

父亲的智慧――

“话是最贵也最贱的东西！”

我的父亲有时是超沉默的人，能够终日无语，很少和人开玩笑。但在需要开口说话或必须讲玩笑之语的时候却异常健谈，而且十分诙谐。他曾对我说：“话是最贵也最贱的东西。人有时离不开说废话，只是为了凑趣。但话之所贵，首先在于有用。”

此外我还见到了他做的有智之事。某次我陪他到集市上卖一车粮，事成之后便到饭馆吃饭。刚要坐下来便看到几个土匪也进了饭馆，由于这伙土匪在一方很有名，我父亲便抢先与之打招呼，所说的话既有假意的亲切感又夹杂着故意式的玩笑，随后又争着付款。接着便对那伙土匪笑着说：“这个饭馆的菜我吃不惯，我要换个饭馆。”我们离开后，父亲对我说：“土匪多疑，对他冷落了他会跟你结仇，你不付钱他更会恨你。可是你跟他坐在一起吃饭，若是警察来了，会认为你是同伙，一起抓起来，这就倒了霉。”

父有智，也是子女之幸。

母亲的善良――

“饿死不丢人，干缺德事才丢人！”

我对母亲的最初记忆，像世上的大多数母亲一样，首先记下的是母亲那温馨的脊背。我伏在母亲的脊背上，母亲在村中走来走去，一边哄着我一边和别人说话。母亲虽然没读过书，但是健谈、直爽，因此人际关系极好。我从记事起记下她的“民间格言”也不少，如“紧走一步赶上穷，慢走一步穷赶上”，“小时越懒，大时越累”，“好心越多，好事越多”，“一心只想算计人，终归定被人算计”等等。我偎在母亲温暖的脊背上时，感到幸福极了。因此我也最怕母亲会死，于是我在母亲的脊背上突然鸣咽起来，喊了一声：“妈，你千万别死！”母亲坦荡地说：“只要孩子活得好好的，大人死了怕什么！孩子是父母之宝，父母老了也不能成为孩子的累赘！”那时母亲才30岁，她居然想到老了之后不要成为儿女的累赘，可敬。

记得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饥饿已经像魔鬼一样把人吓怕了，饿死人的事时而有之。这时，村中大队里仅有的那一点花生种子便异常宝贵。放到谁家最放心呢？这是对一户人家的道德判定。最后，那一堆花生种子便放到我家的一间小房中。虽然上了锁，但房门已经十分残破，而且房门的上半部是用窗纸糊上的，伸手就可以摸到那堆花生种子。抓几把放到锅里煮一煮或炒一炒，不仅可以解饿，而且很香。我回农村老家时，连饥饿过甚的我都想偷吃几粒，但是已经饿得近于卧床的父母宁可吃糠，也未动过抓几把花生的念头。这就使我联想到我几岁时父亲从古书的语句中讲给我的话：“取人不义之物，匪盗也。”

母亲说：“饿死不丢人，饿得去干缺德事才丢人。”

改革开放之后，我陆续出了名，先后当了作家、教授。七十多岁的母亲从老家来到我处小住，见到每日都有人（包括我的读者、学生）来看望我。在母亲面前，我往往要表现出自己的不凡。向在场者滔滔不绝地“讲经论道”，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式。别人走后，母亲不快地说：“你的话太多了，应当多听听别人的话！话太多不叫本事，俗话说喜欢叫的鸟是没肉的！”这不仅是善意的规劝，也是有益的批评。

母亲健康地活到86岁，无疾善终。她的去世，我于悲痛之余也有欣慰处。因为她从患病到去世只有9天，没有忍受太久的痛苦，而且这9天我始终守在她的身边。

她喜欢生活在农村，由我弟弟照看，由我来提供给她高于农村的物质生活所需。她的去世，本村人和外村人参加她葬礼的人太多了，原因中就包括她具有行善济人的天性。

年老父母去世前说过的话，凡是我能记起的，都很像遗嘱或遗训。记得父亲说过：人生应多悔，首在悔己之过。母亲说过：不做亏心事，躺在火葬场里也睡得香。

世上的一切父母，离世之后在另一个世界里也会将另一种遗产或遗债留给子女。我的父母生前既没欠过别人的债，也没欠过子女的债，这是真正的安息。

（责编：辛娅）